农耕文化范文1
农耕文化是我们国家的普通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农耕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留下的精神瑰宝，是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国家的精神载体。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中茁壮成长起来，也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农耕文化。中国优秀农耕文化的价值和营养一直滋养着我们祖祖辈辈的人民，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民族情感的表达。农耕文化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农耕文化对高等农业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农耕文化具有教化功能、规范功能、熏陶功能、审美功能等四个方面。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农耕文化如何走进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的视野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的校园文化中侧重宣扬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等，体现中国优秀农耕文化的方面很少。因此，在当前的大背景下，将农耕文化积极价值融入到高等农业院校校园文化之中，应该是当前高等农业院校校园文化的必然趋势，也是高等农业院校校园文化的教学内容符合时代要求的体现。对于今天的我们，如何利用好这一优秀文化资源的积极价值，使其对我们的校园文化发挥重要作用，是我们每一所高等农业院校和每一名校园文化工作者应该研究的话课题。
二、用农耕文化积极价值推进高等农业院校校园文化的基本路径
将农耕文化积极价值进行充分的挖掘，并进入深度的融合。笔者认为应该有以下几个基本途径。
1.要把农耕文化与校园文化第一课堂相融合，坚持学以致用。
伟大领袖曾经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高等农业院校校园文化，是当代大学生开展校园文化与中国优秀农耕文化教育融合的主阵地。在课程设计的各个阶段，我们应该注重将农耕文化的优秀内容融合到课程、讲课、考核等等各环节。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需要时刻注意将我们社会主义最优秀的文化，与我们国家农耕文化积极价值相结合，培养当代大学生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出发，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自觉的把弘扬农耕文化积极价值植入自己的行动之中，通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优秀的农耕文化来指引自己的实际行动。
2.要把农耕文化教育与提升师资队伍素养相融合，坚持与时创新。
文化需要我们的传承，更需要我们不断创新。中国优秀农耕文化的精髓，要得到继承和发扬，需要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去努力，去融合，去创新。这个创新必须是建立在继承我们原有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的创新，它需要我们融合传统与现代、异国与我国、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精华。也就是说，在对待农耕文化积极价值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把农耕文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在弘扬农耕文化的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观点来改造和解释农耕文化的内涵，有力推进农耕文化向现代价值的转变。这一过程会在转变过程中，穿上时代的新彩外衣，拥有新的时代气息。另一方面，努力把农耕文化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进行开创性的有机融合。通过中西融合，来自觉推动借鉴国外文化创新我们的农耕文化。因此，在高等农业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有一个开放的视野，博大的胸怀，通过对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同时融合其他优秀文化的成果，进行开创性的创新，使广大学生吸收更为充分的思想养分。同时，教师是将农耕文化与高等农业院校校园文化融合的桥梁，也是开展融合的关键。教师的水平和知识素养，直接决定着教育效果良好与否。教师的教课也会直接影响着学生的道德水平、文化修养等。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增强教师对农耕文化积极价值传播的时代感、紧迫感以及责任感。
3.要把农耕文化与大学生的第二课堂相融合，坚持批判与继承结合。
农耕文化范文2
［关键词］通识教育；农耕文化；传承保护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农耕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毫无疑问，农耕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但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兴起，农耕文化的一些表现形态常常被贴上“落后”“愚昧”的标签，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中对利益的重视，很多优秀的农耕文化形式面临着后继无人，逐渐走向衰亡的尴尬局面。在通识教育的大背景下，作为文化传播和研究的重要载体和组织机构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农林院校，必须改变原有的农耕文化传承研究的学者模式，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广大青年学子可以认知和学习的人文素养知识，培养大学生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的意识。
1农耕文化的界定及研究情况
1.1农耕文化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
随着农业文明社会的形成，农耕文化便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相关政权的更迭，还是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的哲学思想，无不体现着农业和农耕的社会影响力和内在的文化基因。从农耕文化的特征研究来看，彭金山教授总结出农耕文化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哲学意蕴，这也进一步体现出了农耕文化在生产、生活、政治、道德、文化方面的精神特质。从规定性研究来看，张永丽教授对农耕文化的界定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农耕文化，则是指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即小农意识，包括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维方式等。广义的传统农耕文化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典章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的总和。从农耕文化的地域性研究看，其中的农耕文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汉民族的中原农业文明研究，还将视野放宽至青藏高原的农牧文明、西南的梯田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东北的狩猎文化、江南的圩田文化、蚕文化与茶文化等,这可以说是将农耕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的体现，同时也说明农耕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基于以上的研究，笔者认为，农耕文化应是一种以农业生产为重要载体的系列活动，包含了相关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关系、文化教育等内容的意识形态性文化。
1.2农耕文化研究的成果丰富
农耕文化的研究离不开文化学者的努力。从研究思路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结合一定的文学和文字功底进行学理性的归纳和研究；另从事相关的田野调查，对现有保存的农耕文化遗迹及文化形式进行记录和保存，以便其他学者进行农耕文化价值发掘和发展研究。从研究成果来看，2015-2017年，CNKI收录的关于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研究论文1004篇，国家图书馆收录的相关图书23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20余项，可谓成果颇丰。从研究内容看，涉及不同地区农耕文化的表现形态、文化内涵、社会价值意义等方面，涉及的学科领域有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以及艺术学等多学科领域。从这些研究的成果来看，农耕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
2农耕文化研究成果转变为通识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高校作为文化和知识传播的重要机构，必须承担起对农耕文化传承的责任，从科学的角度去解读、传播农耕文化，而通识教育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2.1通识教育为农耕文化的大学传播提供了课程支持
2014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身心、良好的审美情趣”等方面，要求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中华文化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国际视野，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此背景下，通过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将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引入到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中，将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哲学观、道德观以及与农耕相关的农业生产、农耕民俗及民间文学带入到大学课堂不失为一种增强传统文化自信，提升大学生民族自豪感的有效途径。
2.2高校农耕文化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有利于农耕文化的传承
在研究农耕文化的学者中，大部分为高校的教师，尤其在具有学科优势的农林院校尤其如此。这些研究者在从事农耕文化研究的同时，也承担了高校的教学任务，教学和科研的双重身份无疑对农耕文化转变为人文素养课程具有先天的优势。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将最新的关于农耕文化的研究成果引入课程教学，帮助学生科学地认识农耕文化，培养对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进而培养更多的农耕文化的传承者。
3农耕文化转变为通识教育课程的意义
3.1促进科研反哺教学，实现科教互补
钱伟长院士对大学科研和教学关系的评价是“大学必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高墙，教学没有科研做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前文已经提及高校教师具有的双重身份，将农耕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带入人文素养课堂，在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也能够让当代大学生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所在；同时借助大学生社会来源广的优势，不断更新对农耕文化的研究内容和知识体系，起到很好的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的作用。
3.2实现相关社科研究成果的转化，发挥社会文化价值
在现阶段的科技成果转化主要是向生产力转化方面的评价，诸如技术转让、成果的经济效益转化等方面，而忽视了作为全社会人文素养提升重要支撑的人文社科类成果的转化。从社科研究的特殊性及高校职能的方面来看，社科研究的成果向人文素养课程内容的转化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的。农耕文化研究中提炼出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观、历史积累下的优秀的农耕知识、绚丽多彩的农耕民俗以及具有朴素的道德教育的民间文学都对提升公民的传统文化素养、重新接纳认识中国农耕文化、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教育意义。
4大学通识教育对农耕文化传承的途径探索
根据农耕文化研究现状，可以将农耕文化研究的成果归纳为系统性的农耕文化的价值研究、农耕文化中重要的社会/文化/历史价值观点的阐发以及具有文化遗产性质的农耕传统的整理等三种主要形式，将农耕文化纳入到通识教育的人文素养课程建设就需要结合这三种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调整，将理论知识的学习同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而实现对农耕文化的现代传承。
4.1完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增设农耕文化相关课程
通识教育的一个目标就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水平，具备一定的中华文化的底蕴。农耕文化的研究虽然需要系统的社会学、哲学以及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支撑，但是正因其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研究方法多样，可以全方面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结合系统的农耕文化研究成果开设体系完整的相关选修课程，或者将原有的具有专业特点又涉及农耕文化内容的专业课程普化为各专业均可接受的公选类课程。例如浙江大学的《茶文化与茶健康》、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民俗》就是将农耕文化中具有的体系性成果以独立课程的形式展现出来；同样在全国较多高校开设中文专业课程《民间文学》（包含农耕文化色彩的传说、歌谣等），在部分院校也逐渐转变为全校范围的公选课。推而广之，可以将农耕文化中其他相关的研究内容，例如中国传统农耕制度、中医药栽培历史、中国传统农作物历史、传统农耕习俗、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等设置为具有人文素养性质的课程。以系统的课堂知识和专业教材的形式将农耕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保护和传承。
4.2丰富原有教学内容，更新相关知识体系
中国具有悠久的农耕历史，农耕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历史、政治、哲学以及文学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现代大学中的相关课程，诸如《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传统/古代哲学》《中国园林艺术》《大学语文》《中国古代文学》等均包含有农耕文化的相关内容，可设置与之相关的课程章节，对农耕文化中传统的哲学观点、艺术理论、文学表达进行较为充分介绍，丰富学生的文化视野，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以《中国文化概论》为例，其中涉及中国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农耕社会组织构成以及朴素的世界观，可以结合最新的农耕文化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现有课堂教学内容，启发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科学认识农耕文化历史意义，激发学生对农耕文化学习和传承的热情。
4.3加强第二课堂建设，引入农耕文化实践教育
第二课堂是在正常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之外，在学校的支持和教师的引导下，通过有组织的课外集体活动对受教育对象施加影响的教学活动。第二课堂是对第一课堂的重要补充，是全面提升学生素养、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实现通识教育的重要手段。由于农耕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很多内容是具有实践性质，要充分利用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实践能力，让学生感受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思考其文化价值，具体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实施途径：首先，开设关于农耕文化的专题性讲座，通过相关学者的系统介绍和广泛的互动交流，帮助学生科学认识农耕文化的历史意义，引导学生讨论农耕文化的当代社会文化价值；其次，将大学生吸收到农耕文化研究的团队中来，支持从事农耕文化研究的教师指导本科生开展科研训练，指导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收集整理农耕文化的相关资料，培养学生进行相关文化研究的兴趣，鼓励学生开展具有创新性的思考和分析；最后，结合农耕文化研究中的实践性成果举办农耕制度、方式、民俗、文学等方面的主题实践活动，让更多的不同专业的学生切身体验农耕文化的魅力，自觉传承优秀的农耕文化传统。
5结语
农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高校通识课程的设置能够让更多大学生认识和感受到中国农耕文化具有的历史价值和当代社会意义，提升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树立中国传统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对中国农耕文化的传承热情。
[参考文献]
[1]彭金山.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对现代农业之意义[J].西北民族研究,2011(01).
[2]张永丽,孙群雯.我国西部地区农耕文化现代价值的探讨[J].科学•经济•社会,2013(04).
农耕文化范文3
关键词：农旅融合；传统农耕；民族文化；商业开发；活态传承
截至目前，贵州境内尚存一定数量、规模不等的传统农耕活态存留区。在后工业时代，活态传承的传统农耕体现极高的资源禀赋和旅游开发价值，是促进贵州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实现贵州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保障。
1 传统农耕与民族文化的内生关系
总体上，传统农耕是构建民族文化的基因库。贵州的传统农耕，目前仅存山地耕牧型以及丘陵稻作农耕型两大类。其中山地耕牧型传统农耕存留区的分布相对零散，且每一片区占地面积相对较小，主要农作物为玉米、荞麦、高粱以及洋芋等旱地作物，牧养的牲畜则以山羊与肉牛为主。整体上，贵州的传统农耕还是以稻作农耕为主。不同的农耕类型孕育不同的民族文化。例如，同样是苗族，地处贵州西部山地牧耕型传统农耕区的苗族支系，无论是在饮食文化、建筑文化还是歌舞文化方面，都与地处黔东南丘陵稻作农耕型传统农耕区的苗族支系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
1.1 作为民族文化孕育基础的传统农耕
传统农耕体系形成本身，即是民族文化的孕育过程。世代相传的传统农耕与民族文化是合二为一的。一个区域的传统农耕影响和形塑该地民族文化特色。在贵州的黔东南地区，两大主要少数民族苗族和侗族的建筑文化都体现传统稻作农耕需求。例如黔东南州常见的苗族传统建筑吊脚楼，中层用来住人，最上层用来储存粮食谷物，最下层则用来堆放农耕器具等杂物，也用来关养耕牛以及其它能提供粪肥的鸡鸭猪鹅等家禽牲畜，一切都与传统农耕相关。稻田养鱼在贵州黔东南州的农耕存留区也极为常见，这直接影响和形塑了该地区有关鱼类的独特饮食文化。节庆文化也与传统稻作农耕合二为一，一些常见的民族节日，要么是耕作前以祈求风调雨顺为主题的，要么是收成后以庆祝丰收为主题的。
1.2 作为民族文化传承根基的传统农耕
扎根于传统农耕的民族文化一旦形成，两者之间便构成一体两面关系。既然民族文化孕育并成型于传统农耕，那就意味着，这个基础一变，民族文化也将随之改变。以贵州为例，因为贫穷，这些年来众多农村青壮年都奔赴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打工，他们不熟悉甚至已经完全不知田间劳作为何物。如此一来，围绕传统农耕的各类民俗节庆文化也走向衰落。至于有些常年跟随打工父母在外成长的少数民族小孩而言，甚至连自己民族的语言也难以表达，自己民族的歌舞文化也无能力传承。生计模式的转变，导致原先构建于传统农耕基础上的民族文化遭遇传承环境破裂，形成不可忽视的传承困境。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代际传承链条的断裂。
2 传统农耕的价值分析
传统农耕具备极高的旅游开发价值。根据旅游资源学，传统农耕首先是一种旅游吸引物。旅游吸引物的稀缺性越强，其资源开发价值越高。到目前为止，贵州境内现存的传统农耕存留区不仅在数量上比较可观，资源禀赋也相对较高。其中最能体现稀缺性或资源利用价值的，莫过于传统农耕的活态传承。例如，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毛石镇是一个传统农耕留存完好的典型区域。作为黔北山区乡镇，毛石镇传统农耕文明的存留现状体现为表现形式的活态化，传承内容的完整化，传承载体的规模化以及景象展现的典型化，这“四化”自然地体现在当地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生态中。
3 农旅融合对贵州传统农耕的保护机制分析
3.1 依托价值观照激发活态传承
在农旅融合语境下，对传统农耕的价值观照，就是乡村旅游者以外人的身份，在其言行中体现出对传统农耕的尊重与向往，从而让农村的主人深刻认识传统农耕的内在价值。本质上，价值观照有助于提升传统农耕存留区原住民的文化自信。外来旅游者对当地传统的深切认同，直接促成了传统农耕的活态传承。所谓传统农耕的活态传承，就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农事劳作仍在应季呈现，传统的农村生活仍在真实展现，传统的农村生态依旧处于一种自然延续状态。乡村旅游者的价值观照行为又是如何促进传统农耕的活态传承的呢？首先，乡村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的尊重、好奇、关注与向往等行为，让当地农民认识到传统农耕在本质上扮演了旅游吸引物的角色。其次，在吸引乡村旅游者关注的前提下，因为旅游者们停留时间延长，便产生了能直接或间接为农民创造经济效益的消费环节，此类经济收益即为农旅融合的过程收益。最后，因为农旅融合过程收益的存在，改变了传统农耕只能产生结果收益的状态，极大地促发了农民参与旅游业的积极性，进而积极维护传统农耕作为旅游吸引物的地位，在实际行动层面即表现为对传统农耕的活态传承。
3.2 依靠过程收益支撑活态传承
乡村旅游者的价值观照行为好比是传统农耕活态传承的促动装置，而要做到可持续的活态传承，自然离不开一个持续性的激发因素——过程收益的创造与获取。传统的农业生产，只能在农作物得以收成的最后阶段才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实际效益，而且在作物生长过程中还需要不断的投入劳力、肥料等成本。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除了无法产生任何经济收益，还可能因为自然灾害或人为失误而导致最终收益无从索取。即使在作物成长期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收成之后销路不畅甚至没有销路，也同样会形成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如果说传统农耕在传承过程中并不能给当地农民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该地传统农耕活态传承也只是残阳余晖，一旦现在尚有劳动能力的老一辈都无法继续从事传统农耕活动，它也就随之消逝了。要形成传统农耕可持续活态传承局面，只有一条途径——不断地创造过程收益。传统农耕存留区的农旅融合，其实质是将传统农耕作为旅游吸引物，通过策划丰富多彩的参与性、体验性旅游活动项目，有效延长乡村旅游者的停留时间，积极促进乡村旅游者的各种在地消费，创造形式多样的过程收益。
3.3 依据主客共享践行活态传承
主，指当地农民。客，指乡村旅游者，共享的对象是空间。无论是生产共享，抑或生活共享，还是生态共享，都是发生于某一具体空间的行为，因此可以形象地概括为空间共享。主客共享过程能有效延长旅游者的停留时间。其结果是，乡村旅游者开展更多消费，农民群体获得更多经济收益。而正是经济收益的增加，也就是资源变现的实现，让农民朋友充分认识到平时习以为常的传统农耕生活及乡村环境，居然也可以转化成可观的经济收益，因此又转而珍视传统。实质上，是主客共享过程中乡村旅游者不断的价值观照行为提升了农民群体的文化自信，不再视传统农耕如弃履，不再忽视传统农业生产、农耕生活及农村生态的内在价值。再次，主客共享的具体方式是什么？具体而言，乡村旅游中的主客共享，既是旅游者对农业生产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参与，也是他们对农村生活的积极体验，也是对农村生态的切身感悟。
4 农旅融合对贵州民族文化传承的促动机制分析
4.1 促发民族文化的主动保护
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既有主动保护和被动保护之分，也有积极保护和消极保护的区别。虽说目前贵州尚存一定数量高禀赋的传统村落，但同时也有大量的民族村寨呈现明显的文化衰败现象。例如在贵州的黔东南，固然还有为数不少的传统民族村落，也保留有成片的稻田，但也充斥着民族文化已经衰败的村落。有的侗族村落，整村的房屋都是当代的砖混结构，若无鼓楼矗立于寨中，外人根本无从辨认它是否为一个侗族村寨。好在这几年贵州乡村旅游发展势头喜人，从事乡村旅游接待的民族村寨已经从旅游者的价值观照行为中重拾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以前的民族文化传承，只是一种自发的传承。自发的传承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当传承环境发生变化时，传承行为也极易随之停滞。贵州有17个世居的少数民族，在生计模式单一的历史中，每个民族的世代繁衍都有赖于脚下的这片土地。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多的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常年在外谋生，早已失去固守传统的环境，传承民族文化也成为一种奢谈。基于工具理性视角，旅游开发的作用，是将当地的资源优势尽可能多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只有使当地民众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创收潜力，才可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保护旅游业赖以发展的宝贵资源。
4.2 促成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
发展乡村旅游应遵循市场运作规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供需协同规律。乡村旅游的供需协同，是指乡村旅游者有什么合理的消费需求，乡村旅游接待方就应该合理的满足其需求。经过几十年的旅游发展，旅游者们已经很难满足于简单的观光活动，尤其是走进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希望看到活态展示的民族文化，决不满足于博物馆那样的静态展示。为了满足其需求，一些已经濒临失传的歌舞文化与手工技艺等民族文化元素也得以回到代际传承的正轨上。可以说，正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及乡村旅游者审美要求的提高促成了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在此我们以歌舞文化为例，说明农旅融合对传统歌舞文化活态传承的促进作用。我们在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的茂兰喀斯特自然保护区开展乡村调查，发现该区域的大部分村寨因青壮年平时都在外打工，已有多年无法举办大型传统节庆活动。活态传承，首先得构建传承梯队，而要构建代际传承梯队，又需要老中青群体都生活在民族文化诞生与传承的故土上，否则就只能面临传统民族文化逐渐失传的结局。正是旅游业的介入，给传统农耕存留区的一切传统要素创造了变现的途径。例如外来旅游者需要欣赏歌舞表演，也希望参与歌舞活动，甚至有小众的专业群体长期蹲点采风，这一切都给传统歌舞文化活态传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4.3 促进民族文化的良性变迁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需要对时代变迁作出积极响应，否则会逐渐消亡。民族文化在其传承过程中都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当变迁后的文化与之前的文化并未形成断裂关系，而是可以从中找寻到清晰的传承脉络，这种变化称为民族文化的良性变迁。固守传统绝非文化传承的真谛。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通过世世代代的良性变迁才得以传承至今。实践证明，体现三产融合的农旅融合能极大促进民族文化的良性变迁，从而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构建起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能力。例如，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它也曾经为贫困所困扰，也曾经遭遇传统文化代际传承乏力的困境。正是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才使得传统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生态具备资源变现机会，才使广大年轻人愿意接回苗族文化代际传承的接力棒，民族传统文化也得以重生。只有生活条件改善，才有心境理性思考民族文化的良性变迁路径，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传承。
5 结语
农耕文化范文4
关键词：农耕文化；景观设计；应该手法
改善人居环境，满足现代人对环境的需求，是景观设计师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这一问题，可追溯到我们的自身文化根源——农耕文化，而如何使农耕文化底蕴与现代景观设计相融合，［1］可以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景观设计手法来体现，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5种应用手法。
1借镜
借镜，不是原样照搬，是将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适宜元素符号、人物、图像等，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参考、汲取，从而起到突出主题的作用。［3］农耕文化中的二十四节气，是中华儿女几千年来进行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的结晶，是构成农耕文化的重要元素。在景观设计中，可通过铺装这一设计要素，利用地面浮雕和铺装形式结合，将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夏至”“谷雨”等节气名称，以文字雕刻的方式体现在铺装材质上，或将节气谚语雕刻在景观柱上。在景观设计中，将农耕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以雕塑的形式体现出来，以人物雕塑为中心，营造宽敞的休闲广场，并配置休憩设施，供人们参观、敬仰。这样既可以营造主题性的景观空间，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又使得传统农耕文化实现更广泛的传播。
2保留
保留，是保留农耕文化中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生活中的物质要素及活动等。结合景观场景，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造设计，可进行一定程度的删减和增加，从而提升景观文化内涵，突出地域特色。在景观设计中，可保留原场地中的特色场景，如传统民居、传统村落布局形式、生产农田等。在此基础上对琐碎的细节杂物可适当删减，对于突出主题的元素可进行一定程度的强化，从而更加体现场景的文化主题。如传统村落中的戏台、宗族祠堂等建筑。通过现有的保留建筑，结合与建筑性质相关的祭祀、节庆等民间习俗活动，删除不相关的细节部分，突出地域文化。结合场地保留建筑功能，提供相应的景观空间。如在民俗文化主题的景观设计中，提供祭祀、节庆等活动场地和观演空间，举行传统的民俗活动，再现当时的劳动情景，提升景观的文化内涵。
3重现
重现是以景观的方式，重新设计或布局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物体或场景，使其历史原貌呈现。在重现的过程中，通过艺术、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等手法，因地制宜地提取和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元素，达到与原始物体或场景相近或相似的状态。为创造出历史韵味，再现历史文化原样，可结合技术和艺术的手法，挖掘、提炼历史文化细节，以达到重现历史场所的韵味，从而唤起人们对农耕文明的记忆和遐想。如景观中的传统建筑、设施及场所，了解其功能及构造，通过重现的表达方法，利用现代技术与艺术手段，对其进行保护和重构。
4提炼
提炼，指为强调景观地域及文化特色，从传统农耕文化的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中，选取或挖掘农耕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元素符号。如在农业景观设计中，在农耕文化中的农耕农具、农业场所、活动中，提炼出与当地文化特色相关的要素，赋予其景观的观赏或互动功能，利用景观的形式体现出来。如景观小品、道路铺装、植物、建筑等。在景观设计中，可利用农耕劳作的工具与设计要素相结合。如利用传统的农耕劳作器具磨盘作为道路铺装材料，与草地结合，这既可体现现代景观设计的生态性，又增添景观的趣味性，丰富设计素材。
5象征
象征，是用具体的景观实体，如雕塑，景墙，植物或诸多元素组成的景观空间，来代表农耕文化中的意境或思想内涵。前者是后者意义的载体，是后者精神的呈现，两者所蕴含的内容相似，但表现形式和方法完全不同。象征的表达手法是人们观赏景观实体时，激发联想，利用农业景观设计中的现代景观小品、构筑物等表达农耕文化，从而产生精神场所与观赏者之间的共鸣。在民俗文化主题的景观设计中，可以赋予戏台、宗祠等建筑点景、休憩等功能。在景观植物设计中，可根据农作物、经济类作物等生长习性、形态特征，进行植物造景；在满足园林绿化功能的基础上，使人们参与进去。在果实成熟时节，组织采摘活动，增强景观的参与性；并根据不同节气进行农作物的轮番种植，做到四季有景可观。将农耕器具与景观小品、服务设施相结合，如保留传统的按压式取水器，人们在使用的同时，能更好地融入环境中，体会劳动的艰辛。
6结语
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越来越多景观世界设计手法类似。农耕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手法，可通过文化与景观结合的方式，突出现代景观设计的文化主题、地域特征，提升景观文化内涵，丰富景观设计素材，增强景观的休闲娱乐性和参与性，满足人们对景观环境的体验式需求。景观作为传承农耕文化的载体，推动着农耕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袁雪雯.农耕文化在现代中国景观设计中的价值和影响［D］.江南大学，2008.
［2］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43-44.
农耕文化范文5
关键词：传统优秀农耕文化；高校思政教育；意义；困境；路径
国务院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拟从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困境和路径三个层面来探讨如何让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更好地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效果。
1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记忆与情感纽带。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可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还可丰富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增加高校思政教育的吸引力，有助于高校老师高效开展思政教育工作。
1.1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特别重视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2017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传统优秀农耕文化的务实与和谐等特点决定在其乡村振兴中能促进科技、社会与经济等的可持续发展。高校是传承文化的圣地，高校学生中有不少来自农村或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如果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有计划地了解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将有助于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农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等，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2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在费孝通看来，文化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累积”[1]。传统农耕文化底蕴深厚、流传久远，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哲理，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指明了方向。如《齐民要术》“种谷”篇记载：“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汉代班固的《汉书·货殖列传》曰：“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这些阐明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观都体现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此外，传统农耕文化蕴藏和谐思想对大学生成长极具启示意义。东晋陶渊明描绘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自然美景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孟浩然描画的宜居美景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些“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智慧不仅让我们感受传统农耕文化旺盛的生命气息，还启示我们要保护好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正如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中国文化体现了人类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的和无所不容的哲学[2]。这些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意蕴深远，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必将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
1.3丰富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传统优秀农耕文化作为中国农村文化独有的历史记忆和思想表达，其诸多理念是中华民族亿万民众在劳作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对人与自然间规律的总结与反思[3,4]。高校教师要不断挖掘探索其中蕴含的深刻内涵并融入思政教育中，比如，日往月来艰苦单纯的农耕生活支撑起农民生命的全部，造就了农民“施恩报恩”等品行，这启迪学生要感恩戴德。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中守望相助、向上向善等中国农民农家生活的道德智慧对学生学会建立人与人间互助修睦的人际关系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2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困境与挑战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农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外来文化浪潮对当代大学生传承农耕文明特色的人文传统及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冲击，传统思政教育的弊端削弱了大学生对中国传统优秀农耕文化的认同。
2.1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击。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是我们世代祖先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认识自身和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汇集。近代随着科技进步和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传统农业不断向现代农业转变，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市场体系加速发展，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地、水资源等遭遇大量的侵蚀与污染，乡土建筑在快速消失，农村人口外流向城市的现象愈演愈烈，集体化时代的合作精神正在逐渐消失，农耕文明在发生基础性动摇，现代都市文化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农村空心化使农村文化逐渐处于被边缘化境地，中华传统农耕文化面临着自身价值的合法性危机与承载主体后继乏人的困境。正如孟德拉斯所说，“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5]。虽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现代化，但是中华民族在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的守望相助、克勤克俭的人文传统与价值观念逐渐势微，也对大学生传承优秀农耕文化造成冲击。
2.2外来文化浪潮的冲击。全球化经济发展促使各国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加之大多数大学生喜欢追求新鲜事物，外来文化见缝插针地宣传、匠心独具地包装，虽拓宽了中国大学生对地域文化差异认知的视野，但同时也侵蚀了不够成熟、盲目信从的大学生的思想，使其不重视母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正确传承农耕文明特色的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外来文化通过竭力扩张其文化产品兜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以改变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助长大学生张扬个性，使其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观念，弱化了其对中国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认同。
2.3传统思政教育的弊端。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为我国思政教育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然而，有大学生存在“不愿学、不勤学、不真学、不深学和不善学”的现象[6]，这折射出传统思政教育的弊端。在教育内容上，传统思政教育是以“政治”为主，没有更多地把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内容融入到课堂教学内容中拓展高校思政理论教育的内涵，导致过多传授知识与技能而忽视价值理念等育人本质的内容。在教育方法上，传统思政教育是以班级为单位的说教式教学，教育者以不利于被教育者接受的缺乏灵活性的“独白”方式授课。这导致高校思政教育缺乏人文精神，只重服务社会，没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高校教育出现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3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
中国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是世界上起源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化之一，具有别具一格的地域特色。然而，当前中国传统优秀农耕文化面临香火中断的危机。高校思政教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高校教育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高校思政教育要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利用社会实践研修的补充作用，优化教育传播设计。
3.1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课堂讲授时教师要在分析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征与网络习惯的基础上，采取符合当代大学生喜好、“接地气”的有效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将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创造性转化为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与现有思政课的教学体系有机连接。通过课堂教学让大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发展及成就，并深刻理解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风俗信仰、伦理道德等方面内容，从传统民间文学、手艺传承中领悟农村文化风采，从有特色的传统农耕文化中汲取营养，激发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此外，高校还要开展听(讲座)、查(文献调查)、看(影视片)、讲(讨论、演说)、写(论文、报告)等形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挖掘传统优秀农耕文化的道德教育资源，深化民族大团结大进步的教育，不断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褒扬善行义举、贬斥失德失范，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进行诚信教育，强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引导大学生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节约。
3.2利用社会实践研修。社会实践是课堂理论教学的有效补充。马歇尔·萨林斯[7]曾说：“文化在探寻如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新出来。”要鼓励学生积极交流与展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自成体系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生活习俗，如江南圩田文化、西南梯田文化、蚕文化与茶文化、东北狩猎文化、北方游牧文化等，通过生动有趣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不仅理解生物之间相生相克原理，还对带有较强生态环境特点的地域农耕文化加深印象，激发其爱国热情。众所周知，重农国家的人都有敬天地、敬自然的敬畏心，高校可借助中华原始农耕文化的踪影开展感恩教育，有条件的高校可组织学生观摩当地村民祭山拜地、丰收庆典、祈年求雨、开犁开镰，参与唢呐、秧歌、戏剧、舞龙、舞狮等活动，在活动中让学生明白农耕文化景观具有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这两种不同的要素和特征，要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历程中汲取教训[8]。要利用社会实践研修，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发展农业要防止重走资本主义农业破坏式发展老路，要让学生学会对大自然和他人充满感恩，正确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善待自然给我们的资源。
农耕文化范文6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原生态文化热
原生态文化，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文化发展中不能绕过的一个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后期，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了大型实景歌舞《印象•刘三姐》，它以桂林的真山真水为舞台，让当地农民尽情欢歌曼舞，向广大游客推出了一部带着浓郁泥土气息的实景舞台艺术，被评论为“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表演。2000年后，张艺谋另一作品《丽江•印象》在云南丽江的表演也获得成功，首次将地方民间歌舞推向市场。受其影响，一时间，许多民间歌舞、戏曲以此为模式，摒弃人工舞台，摆脱传统意义上的艺术表演规则，将艺术表演复原为展现生活本身。这些艺术表演成功进入电视和荧屏，和千家万户见面，给人们带来了自然清新的感受。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将那些还原生活，具有原汁原味乡村风格的音乐歌舞称为原生态艺术。
新世纪伊始的原生态艺术热，有两场演出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必须要提及。一是2004年，杨丽萍在上海首演获得巨大成功的《云南印象》。整台歌舞主要表现的是云南的民族文化，演员主要来自民间，许多是直接从田间地头走来的，是道道地地的少数民族村民，他们所表演和演唱的，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从舞台布景，到演员的服装服饰，到演员的造型，到演员用以表演的乐器，到演员演唱的音乐歌舞，都是对乡村文化的直接复制，给人土得掉渣的感觉。从《云南印象》开始，这种区别于专业演员表演的艺术被称为原生态歌舞，获得了艺术界的普遍认同。二是在2006年，中央电视台顺应潮流与民意，在“第十二届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作为中国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部分的民歌的“原生态唱法”被给予和美声、通俗、民族唱法并列的地位，正式列入艺术序列。随着中央台的现场直播，原生态在中华大地流行开来，由原生态歌舞，扩展到原生态艺术、原生态文化，进而，再扩展到生活中的各方面，出现了原生态旅游、原生态饮食、原生态服饰、原生态住宅……原生态由文化和艺术中的一个词汇，变为一个彻底大众化的词汇。
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与文化都表现出严重的一体化倾向。然而，文化的一体化却并非人们所乐于接受的，衡量文化发展繁荣的标准并非一体化，而是多元化、多样化——正如生物的多样性维系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前提保证。为重建本土文化，延续传统，抵抗现代化所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同时也为增强文化自信心和自觉意识，人们开始抢救、保护、重视本土原生态文化。另一方面，对现代人而言，在习惯了享受的、奢侈的、占有的、征服的现代生活方式之后，农耕时代早中期孕育的原生态文化代表了人类的一种古老的、古朴的、简约的、自然的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多元化生活的视角和可能性。于是，作为根植于本土，根植于本土文化生境和历史传统的原生态文化，便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人们关注，形成原生态文化热。
二、原生态文化是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人与自然的界限还极其模糊，还处在“物我不分”、“万物齐一”的蒙昧阶段，对于自然怀着深深的恐惧和盲目的膜拜，这个时期建构的文化是极其简单粗糙的，属于人类原始文化阶段。这个阶段创造的文化，在当下生活中已然不存在，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原生态文化。进入农耕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心智的进步，出现了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思想者，如巫师、歌者、预言家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由盲从变为顺应，人类不再盲目地依赖自然，直接从自然中获取资源，而是学会顺应自然，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在自然中进行再生产，创造属于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据此，我们可以将原生态文化视为农耕时代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悠久朴拙的农耕文明，是原生态文化繁衍滋生的丰厚土壤。农耕社会的特征，在很大方面限定和决定了原生态文化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归纳为五点。
（1）自然性。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农业耕作发生之后，人类粘着于土地之上，人类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建立起来，能够自觉地按照自然的方式来取得生存资源，自觉地按照自然的方式来建立人类的生活，自觉地在自然中建构意义体系；二是农耕文明是顺应自然的一种文化创造和实践，作为农耕时代一种生活方式的原生态文化，其本真形态，始终表现为对于自然的适应；三是农耕文明是融入土地中的一种文明形式，自然是其存在的全部背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原生态文化，必然是与自然相融合的，表现出对于自然的皈依、顺应、祈祷。
（2）乡土性，或者称为农耕性。农业耕作是一种以体力为主，以自然生态作为对象的手工劳动方式。在农耕社会中，人们粘着于土地上，通过手工劳动的方式，利用自然中的动植物来实现再生产，从而获得物质资料，由此实现生活与社会的延续与发展。形成于农耕经济生活的原生态文化，表达了农耕时代人与自然的深刻关系，反映人类利用耕作改造自然、创造生活的最初努力，是一曲关于乡土和劳动的赞美诗。
（3）民间性。民间性是从乡土性而来的。农耕发生于乡土，农民则生活于乡村，原生态文化其实就是农耕时生、融合于土地中的、乡村的、自然的民间生活形态，是乡间群体共同的生活方式，是活在农耕社会中，活在乡村民间的古老文化。
（4）稳定传承性。农耕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其社会发展的节奏是缓慢的、平衡的。农耕社会的稳定性保证了原生态文化的稳定传承，只要农耕社会的农耕特征不改变，原生态文化就有其存在的坚实的基础。
（5）地域性。也可以看作是民族性。在农耕社会中，往往是具有相同血缘联系的人群聚居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内，或者是由于生计方式的一致性而让人们聚居在一起，而这些聚居在一个共同地域中，而且其生计方式、获食模式相一致的人群，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就会凝聚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族群或者民族。原生态文化正是地域的身份符号，是族群的身份符号。
三、返璞归真：原生态文化的价值导向
原生态文化成为一种时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中国特色的典型体现，既反映出现代化快速推进中人们文化上的一种迷茫感、迷失感——对于以西方化、一体化为主流形态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质疑、困惑、忧虑，自然引发人们的文化反思，而原生态艺术的展现、展演，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正视传统、回溯既往的可能性。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以机械生产、化工生产为主的工业生产方式是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而原生态文化的经济基础则是农耕，由此实现生活与社会的延续与发展。农耕文明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自给自足的文明形态，而工业文明则是超越自然规律的、征服型、掠夺型的文明形态。在工业文明阶段，借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的欲望无限膨胀，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资源，由此导致了遍及全球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正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借位，正是生态危机的发生，我们才有必要重视审视和反思当下的发展模式，才应该对我们曾经经历的生活方式进行重新评价。#p#分页标题#e#
作为农耕时代早中期一种古朴的、拙直的、简约的、自然的生活方式，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的征服的、攫取的、享受的、奢侈的生活方式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正是原生态文化最大的价值与意义，向我们指示了一条返璞归真的路径和可能性。这里并不是说要我们退回到农耕时代的朴拙中，而是从农耕时代朴素自然的生活方式中获得启示和引导，从而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我们可以将原生态文化作为建设现代新型社会的一种思想资源，一方面，从原生态文化和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中去获得一些对于发展有效益的理念与经验，学习农耕时代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智慧与方法，努力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将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原生态文化和原生态生活直接作为一种发展的资源，开发原生态文化的资源价值，直接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服务，由此促进、带动原生态文化地区人民生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将原生态文化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并且置于农耕的背景下来认知，其意义表现在下面方面。
一是原生态文化是我们存在和发展的巨大背景，是我们不能割舍的传统。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农耕传统，应该和必然成为我们发展的巨大动力，现代社会是在传统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农耕时代古老的、古朴的生活方式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尽心的保护。
二是原生态文化是在农耕的经济方式中形成的文化，是一种亲自然的文化，其价值、理念和实践形式都表现出对自然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和适应，与现代文化将人置于自然之相反，原生态文化始终将人置于自然之中，对自然的这种谦卑和敬畏，在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已经到了极限的现代，在人类已经具备毁灭自然的工业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警示意义，或者说，原生态文化亲自然的价值理念，是现代人自我救赎的思想源泉。现代文化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其文化形态呈现为坚硬的钢铁、凝固的水泥、有强大腐蚀力的化工原料、巨大的厂房、高耸的摩天大楼、网络状的公路、功能强大的超级市场、快捷的信息系统等，现代人于自然之中，独立创造了一个人工自然生态系统，与自然处在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在现代都市中，人们生活于人工创造的生态系统中，并不明显的感觉到自然时序的变化，更未感觉到对自然土地的必然的依赖，仿佛可以超越自然而生存生活。而在原生态社会中，人们生产、生活的一切依靠，都直接来源于自然，与自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人们生活于自然中，时时刻刻感觉着自然的变化，心中充满着对自然的敬畏与膜拜，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形态，都打上自然的深深的底色。原生态文化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自然本色，对于生活于都市而隔绝了自然的现代人，是一种巨大的吸引。返璞归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时尚和人们的价值理想，就在于人们渴望对于现代文化的超越。
农耕文化范文7
（一）分布区域不同
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最为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蒙古高原生长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种禾本和豆科优良牧草，培育了牛、马、山羊、绵羊、骆驼五畜为主的家畜。游牧技术发达，可通过家畜配比来提高草场利用率；缺乏高大山体，则依靠长距离迁徙的“走敖特尔”来追寻食物与躲避自然灾害；生产组织多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区在文化上更是大放异彩，因没有阻隔交通与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这块大草原上建立类似农耕政权的有效管理组织，如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明时的北元等，他们都曾在此登台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们挥师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营，又是他们班师回乡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既是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形成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又通过互市或军事介入，与南方的农耕政权发生物质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藏西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四、结语
农耕文化范文8
关键词：黑龙江；农耕用具；生产；经济
1黑龙江农耕用具文化发展历史
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人定居于此，当时的主要农耕器具是刀耕火种。刀耕火种是新石器时代留下来的耕种方式，先是用石斧，后来用铁斧砍掉地面上的树木、枯根、草木，经过数天晒干后用火焚烧。被火烧过的土地会变得松软，用树木灰烬作为肥料，播种后就不再施肥，但是只能种1a，而后换地播种，这样的播种方式很不实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得到了农民的一致认可，不需要农民手动翻土，只需拉好缰绳，控制好牛的前进方向。但是铁犁牛耕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直至西汉时期才被广泛使用。铁犁牛耕作为农耕用具动力和耕作方式的一次革命，对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的发展影响至深。汉朝官府垄断铁器经营，也限制了农民对铁犁牛耕的使用，当时一头牛的价格相当于一百石粮食，所以大部分农民也没有实力使用铁犁牛耕，多数还是以锄头等工具作为主要农耕用具。锄头是我国劳动人民农耕劳作中使用的一种工具，在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使用简易锄头，随着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到来，锄头的演变也多种多样[1]。汉朝以前，人们用石头锄耕作农作物，到了汉朝以后，由于石头做的锄头不结实，所以把石锄头改成了铁锄头，耐用性就大幅度提高了。到了清代晚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耕作效率也大幅度提高。此后，中国农耕进入了成熟阶段。到了21世纪，农耕用具的发展越来越现代化、科技化，已经从手动耕作变成机械耕作，农耕技术实现了质的飞跃。
2农耕用具的改良对黑龙江农业经济的影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黑龙江省率先完成了由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向农业转型，主要变化是工具从木头、石头发展为铁器、金属，耕种方式由原始的刀耕火种转变成铁犁牛耕。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战乱年代，粮食问题成为主要问题，在战争的推动下，农耕用具得到发展，铁器和牛耕得到普及，各种农耕器具和耕种方法不断改良[2]。当时，主要以户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冶炼铁器和青铜制造等手工业迅速出现，铁制农具和牛耕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普遍推广,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农田水利设施和农业产量大大提高，货币也顺势出现，成为农业交易的主要形式。秦汉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时代，为以后中国2000多年的农业经济打下了夯实基础。秦王朝以农业开发为重点，农耕经济作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力，但是当时的农耕生产方式单一，基本只能解决温饱，所以农民开疆拓土进行农业生产，以保证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当地的百姓。秦朝设立专门机构，把土地给贫民耕种，派官吏管理农田，有组织、有纪律地开发农业，使当时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汉朝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汉朝的农业发展更为专业，官府设置农仓，用来屯收获的粮食。每年都要上报，同时交由官仓存储，官仓在农作物价格低的时候，高价买进，在农作物价格高的时候，低价卖出。汉朝重农抑商的思想政策，使当时的百姓家家种田，生活富裕，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加快了农耕用具的发展。铁器代替了石器，牛犁代替了人，耕作方式得以改变，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时黑龙江省的农业发展几乎与中原地区持平，粮食产量增长，农田增多，农耕发展进入了繁荣时期。呈现出“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马街尾，群羊塞道”的壮观兴盛景象[3]。清朝晚期开始大力发展农业，工商业的发展推动农业的发展，兴办农业教育，大力培养农业人才，创办农业学堂成为一项国策。农业科开设农具、害虫等14门课程，推动农业学堂和教育的快速发展，根据当地农闲情况，灵活地开展教育。农民学习耕种知识，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同时，为了改良传统农耕技术，引进农作物品种与新型农具，黑龙江省还开办了省级农事试验场，农耕用具与农业发展越来越现代化。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促进现代农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留传统农耕的精华，吸取现代农耕的先进技术，实现传统农耕与现代农耕相结合。黑龙江省是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每年生产出我国近1/10的粮食。因此，粮食安全问题也显得尤为重要，必须严格保护耕地资源和淡水资源，保证耕地数量不减少的同时，保证耕地质量不断提高[4]。
3农耕用具发展与改良的现实意义
黑龙江的农业发展经历了战乱与稳定的周期性，也经历了王朝的盛衰更替和短期的国家分裂，但是黑龙江省的农耕经济依然循序发展，农耕文明没有中止。短期的战乱与分裂，加强了农耕文化的坚韧性与凝聚力。随着农耕用具的发展，由原始时期的石斧、刀耕火种和铁犁牛耕等用具到现在的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技术、无人机播种技术和机械化操作技术，农耕用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耕种技术越来越专业，农耕用具越来越现代化、科技化。做到了把先进的农耕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减轻农民耕种压力，减少劳动力，并且可以使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翻倍增加，实现农耕技术一体化，使农业生产效率、农业产品质量和农民收入都不断提高[5]。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把“三农”问题放在治国安邦的首要位置，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生产规划道路、指明方向。国家大力支持粮食生产，加大粮食主要生产区的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实现粮食主要生产区、粮食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有机统一，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要大力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整体发展和竞争力。要实现以科技为主要支撑点的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实现所说的：“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参考文献:
[1]李伊波,樊志民.从汉代牛耕画像石分布看西汉铁犁牛耕的推广因素[J].农业考古,2018(1)：224-227.
[2]马释宇.秦汉时期内蒙古农牧业研究[D].北方农业学报,2017,45(3):128-134.
[3]李恒全,李天石.铁农具和牛耕导致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说质疑[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4):1-6.
[4]颜玉怀.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经营思想及其对现代农业的启示[D].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3(1):6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