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产品设计范文1
网络大讲堂往期各培训课程在卫星网第一频道循环播放，播出时间为每个工作日8：30-17：00。农业部网站（ moa.gov.cn）和中国农业信息网（agri.gov.cn）开设“农科讲堂”专栏，“农广在线”（ngonline.cn）开设“现代农业科技与农耕文化远程大培训”专栏，往期培训课程的网络课件，供在线学习。
《中国台湾休闲农业发展》
台湾的休闲农业经历了20年的孕育期，10年的导入期和10年的发展期，现在已经相当成熟，主要强调资源特色，利用农业资源的丰富性满足人们求新求变的需求，利用农产品的多样性满足人们丰收的喜悦。其特点是多样化、精致化，经营者将农林渔牧生产、农家生活、农渔村文化、田园景观、自然生态纳入，精心设计规划，吸引顾客，还强调休闲农业要“深耕细作”，在市场竞争中始终以自己的特色，形成竞争优势。经营休闲农业者成立了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相互交流举办共同活动，使休闲农业走向精细的专业化分工。
台湾休闲农业全年游客人数约为4913万人，平均每个农场游客人数为45000人。其中旺季每月约589万人，平均每个农场5300人；淡季每月约230万人，平均每个农场2000人。台湾休闲农业全年营运总收益约为 45亿元（台币），平均每个农场全年总营收益为409万元，包括门票收入、餐饮收入、住宿收入、农产品销售收入等。
北京农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所长史亚军在节目中阐述了台湾休闲农业的精神和价值，介绍了台湾休闲农业的模式和经营规划，通过列举大量的休闲农业典型案例深刻分析了台湾休闲农业的经营类型和十大特征，总结了台湾休闲农业取得的成效，最后提出台湾休闲农业对我们发展休闲农业的几点启示。
《农耕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古国。我国的农业文明有着上万年的历史。农业生产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衣食产品，也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色彩缤纷的精神财富。农耕文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是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
农耕文化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体现和反映了传统农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以及中华文明的内涵，它的形成和发展，浸透着历代先贤的血汗，凝聚着民族的智慧。我国农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绵绵不断。从远古时期的刀耕火种到封建社会的男耕女织，农耕文化成为华夏文明的基石和主干，并不断在岁月的积淀中，变得深厚、绵长。农耕文化覆盖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
农耕文化产品设计范文2
退耕还林(草)工程隐含了如下要求: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加快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步伐,提高土地利用率,建设稳产高产农业,发展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安塞县通过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将生态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发展商品型生态农业,支持发展菜、果、畜等优势产业,逐步调整农林牧产业结构比例,增加农业综合效益,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增强,促进了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全面发展。从农业产值结构(图3)分析,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前,种植业和畜牧业是安塞县农村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1998年其产值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69.08%和26.33%。由于林草资源的强制性保护,种植业和牧业产值分别由1998年的2.29@104万元和8.722@103万元降低到2001年的2.124@104万元和3.76@103万元,2001年种植业和牧业产值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64.12%和11.35%。由此可知,退耕初期种植业和草畜业规模都显著缩小。随着退耕还林(草)工程的推进,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显著减少,农民在政府引导下转而以种植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为主,扩大了林果业、棚栽业等高科技含量产业的规模,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明显改变,经济作物种植面不断增加。全县水果产量由1998年的2.99@107kg增加到2009年的6.63@107kg,2009年的果业产值为1.214@104万元,是1998年果业产值的3倍。温室大棚数量由退耕前的不足1000座,发展到2009年的3.084@104座;2009年全县大棚蔬菜总产量1.527@108kg,实现总产值2.06亿元,棚均收入6666元,蔬菜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直呈增长趋势(图4),由1998年的3.6%发展到2009年的43.0%。棚栽业、林果业等的快速发展,不仅增加了农业产值,还带动了工副业如运输业、仓储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2009年的工副业贡献率较1998年增长了14.0%,产业态势明显好转。但是,目前安塞县农产品大多以未加工的初级产品的形式直接出售,农产品加工业未得到有效发展,农产品后续产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安塞县农业正逐步由传统的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生产结构向以植树造林种草为主,强调生态、经济双重效益的生产结构转变。随着农林牧产业结构的调整,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产业的布局也表现出一定的规律。目前,形成了三种农业产业布局模式[13,18-20]:¹以种植大棚蔬菜、瓜类等经济作物为主,并结合城镇需求发展工副业和服务业的/农)副0型)))主要位于城镇或交通主干道周边区域;º充分利用林草资源发展养殖业和林果业的/果)农、草)牧0型)))距城镇或交通主干道较远,区位优势不明显;»农用地一般以梯田和山坡地为主或全部为山坡地,主要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种植粮食作物,开发山地林草资源发展林草畜牧业的/林、草)牧)农0型)))远离城镇或交通主干道,其区位处于劣势。据调查,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前,由于种植业规模大,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少,如今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草)使耕地面积减少,农业劳动强度降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比重越来越低,由1998年的85.83%减少到2009年的64.45%(表1),部分农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扩大了农民增收的途径和渠道,加上退耕补助的发放,农村人均收入有了较大增长,2009年农民人均收入4646元,是1998年的3.1倍(表1)。退耕还林(草)工程,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短期内显著地促进了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加速了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速度,农村经济增长对农业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21],农村水利、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全面推进了农村社会发展。2009年安塞县农村城镇化率为24.9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83万元,农村社会保障得到加强,其覆盖率达到21.40%,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通过以上分析,退耕还林(草)工程的顺利推进对于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正效应,农业资源承载力明显增大,为其后续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农业产业内部结构有进一步优化升级的空间。但由于相关政策对资源开发利用的限制和强制作用,造成了农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相关产业发展缓慢,产业链建设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速度。以草畜业为例,由于退耕还林(草)政策要求封山绿化、禁止放牧,畜牧业规模缩小,原有草畜产业劳动力大量转移,畜牧业产值比重明显下降(图3),出现了牧草资源大量闲置和浪费的现象。据近年来的农户问卷调查资料,在保证草地资源不退化而又不大量浪费的前提下进行舍饲养殖,2005年以来平均每年每公顷人工草地可承载15只羊或3头大家畜(牛、马、驴、骡),天然牧草地可承载5只羊或1头大家畜(牛、马、驴、骡)。根据当年实有牧草地面积和大牲畜与羊的实际数量之比,计算出草地理论最适载畜量(表2),可以得出,2005年实际畜牧量占理论最适承载量的比例最大(42.96%),2008年仅占理论最适承载量的19.36%,因此,安塞县利用草地资源扩大畜牧养殖业规模的空间很大。由于封山禁牧绝对化,人工草地以外的林草资源基本得不到开发利用,舍饲养殖前期成本投入较大等因素,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畜牧业规模较退耕前大幅下降,林草资源后续产业链建设缓慢,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
安塞县自1999年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以来,紧紧围绕棚栽、草畜、林果三大主导产业,制定了多项扶持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和调动农民群众发展主导产业,其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进步,对退耕还林(草)工程的顺利推进和实施效果的巩固,起着积极的响应作用。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发展能有效促进退耕还林(草)工程的顺利推进,是退耕还林(草)成果巩固的有力保障。根据2010年7月安塞县农户问卷调查资料(此次农户调查共涉及安塞县南中北3个区位12个乡镇的51个行政村,共获得调查问卷435份),约90%的退耕农户反映,一旦政府停止补贴,现有基本口粮田产出的粮食难以维持生计,可见,退耕农户对退耕补助到期后的长远生计和经济收益保障问题最为关注,如果退耕农民长期找不到新的收入增长点,那么,林草地复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退耕成果的巩固与可持续性问题归根到底是退耕农民是否会复耕的问题,而农村经济收入是否增长、农民经济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成为退耕还林(草)成果巩固的关键[21-22]。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发展,通过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培育新的替代产业,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民增收对耕地的依赖性减小,从长远上解决了退耕农户的生计与经济收益问题,防止了退耕地复垦现象,保障了退耕还林(草)工程的顺利进行,有效巩固了退耕还林(草)成效。而且,随着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发展,产业链网结构得以延伸,产生了新型生态农业生产模式,从另一个角度巩固了退耕还林(草)成果。例如,随着退耕还林(草)政策的逐年推进,安塞县畜牧业规模明显缩小,而蔬菜大棚的规模不断扩张,现有农家肥已远远不能满足大棚蔬菜的需要,肥料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棚栽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其需求相适应,商品型生态农业山地生态循环模式发展起来,通过在山顶舍饲养殖来解决山腰蔬菜大棚肥料短缺的问题,并配套沼气设施,实现了沼渣还田、沼液施肥、沼气照明做饭的生态循环,不仅解决了蔬菜大棚肥料短缺的问题,还解决了农民的薪柴问题,防止了农民上山砍柴伐薪的现象,有效巩固了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效果。另外,退耕还林(草)过程中,安塞县按照商品型生态农业的理念,始终坚持巩固退耕还林(草)成果与解决退耕农户长远生计相结合,生态改善与农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促进生态改善、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通过加大基本口粮田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强农村能源建设,推进生态移民,全面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调整退耕还林(草)规划,继续安排荒山造林计划,对开发建设项目等占用的退耕还林地采取异地恢复造林措施,发展大棚蔬菜等后续产业等来保证退耕还林(草)工程的顺利推进和成果的有效巩固。
农耕文化产品设计范文3
[关键词]耕地保护；体制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082 — 02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0%，排名世界第126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耕地将承载着越来越大的压力。2010年11月1日的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亿，比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的12.658亿多出0.739亿，平均每年增加约740万人。未来10年，我国的人口数量还将继续增加，根据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5亿，2033年将达到人口峰值15亿左右。同时，由于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灾毁等原因，我国的耕地数量由2000年的19.24亿亩下降到2010年的18.26亿亩。可见，人地矛盾加剧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如何妥善处理好保障经济发展和保护耕地资源的关系，是事关我国科学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也是亟待研究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加强我国耕地保护的重要性
耕地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护耕地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一）耕地保护事关和谐社会建设。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无粮则乱”，“粮食安全”之于一个国家具有最根本的意义，是一个国家稳定社会政治局面，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也是发展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伴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出现各种新的社会问题，由于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益问题上处理不当，从而导致部分失地农民因不满情绪而上访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在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充分保障农民的耕地财产权益，对于稳定国家和社会大局，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耕地保护事关农民的生存与发展。能否“提高农民收入，维持粮价基本稳定，保障中低收入国民基本生活”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对我国政府提出的严峻考验。这一系列考验能否顺利通过均与耕地保护存在必然联系。农民依赖耕地，通过农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耕地上承载着农民自身所拥有的经济权利和利益。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地矛盾不断加剧，耕地作为一种财产，其内在的巨大价值不断凸显。可以说失去耕地就意味着农民受教育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住房权等与生存和发展的相关权利缺失，深刻影响着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
（三）耕地保护有利于生态安全。随着我国小康社会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食品安全的要求逐步提高，特别是“三聚氰胺”事件后，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明显提高。人们能够吃上无毒、无害、绿色营养的食品才算实现了小康社会。耕地作为出产农产品的基础，其质量优劣直接与土壤生物多样性和以土壤为载体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有着密切的关系。质量较高的耕地土壤微生物区系健全，土壤动物数量众多，适宜多种植物生长，并可有效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保护耕地，实现土壤生物的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二、我国耕地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现状
（一）耕地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我国耕地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并且人口过快增长，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快增长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发展不相适应，加剧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和就业难等问题；现有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贫困造成耕地资源环境恶化，耕地资源环境恶化又加剧贫困，最终对耕地资源保护产生严重的制约。耕地质量下降和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耕地减少、土地负担指数上升和耕地失衡等耕地资源危机。目前我国的土地和草原“三化”（退化、沙化、盐渍化）面积持续扩大，自然湖泊数量和湖泊总面积持续减少。由于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致使大量农业遗传资源损失，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全国因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造成农业经济损失。长江流域的60%泥沙来自中上游开垦的坡地，仅四川、重庆每年流入长江的泥沙达到5.33亿吨。水土流失导致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减少耕地100多万亩，损失的肥力相当于4500万吨化肥。全国扶贫计划所确定的贫困县中，约有80%属于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二）耕地环境污染加剧、质量不断下降。我国粮食问题非常突出，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400千克，离发达国家每人800千克还有很大距离，一些贫困地区，粮食供应很不充分。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食品污染问题日趋严重，据最近资料报道，全世界每年患癌症的500万人中，有50%左右与食品污染有关。其中，农药是我国农产品污染的重要来源，主要农产品的农药残留超标率高达20%；化肥的大量施用，使农作物硝酸盐含量超标，导致胃癌和食道癌发病率增加。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释放到环境中的激素类物质种类和含量急剧上升，大部分饲料含有激素、抗生素等有害人类健康的物质，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后，引起早熟、肥胖等疾病，对人类健康构成极大威胁。
（三）耕地保护体制不顺。由于耕地保护、建设与管理缺乏有效统一的法律依据，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诸如多头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和《环境保护法》，土地、农业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都具有耕地保护管理与监督的职能职责。三部门依据不同法律在各自所属领域开展耕地保护、管理与监督工作，但出现了职能交叉与职能空白的领域，形成各部门都有责任，又都职责不明，相互协调难，工作不能形成合力的局面。
三、创新我国耕地保护体制与政策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宣传，形成全社会的责任意识与全员参与耕地保护的良好态势。受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耕地减少趋势不可逆转，而且减少速度在短期内也较难得到大幅度减缓。鉴于此，必须在全社会形成耕地质量与耕地数量同等重要的共识，树立“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最大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将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任务上升为影响全局发展的战略性任务来对待和执行。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使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不仅是全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更与每个人的生活切实相关，是所有社会人的责任与义务。
（二）建立、健全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的法律、法规。近年来，湖南、天津、辽宁、江西和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了耕地质量管理条例或办法，以立法的形式规范质量保护、建设与管理行为，为明确各部门职能和规范耕地质量保护、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法制保障。目前，国家层面上关于耕地质量保护、建设与管理的立法工作尚处于在起步阶段，相关部门应借鉴国内外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的先进经验，加强调研，积极协调，尽快完成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立法工作。明确农民作为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的主体地位，明确各部门在耕地质量保护、建设与管理中的地位与角色，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投入保障制度和等级认证制度、质量占补平衡制度，把耕地质量保护纳入法治化的管理轨道。
（三）理顺耕地质量管理体制。首先，尊重和保障农民作为耕地质量建设和养护的主体地位。《农业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已明确了农民在耕地质量建设与养护中的主体地位。在基本农田建设及农业综合开发过程中，规划设计、建设项目确定、工程建设、工程监督、建后管护等，应通过村规民约等制度设计，让农民全过程参与，在参与中增加收入、享受建设成果，同时重建农民耕地质量建设与管护的责任意识。其次，强化地方各级政府耕地质量责任主体。《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确定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基本农田保护中的责任主体地位，并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作为政府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下一步体制改革，应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耕地质量保护的责任主体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大辖区内统筹协调力度，认真履行分类指导、组织实施的职责。最后，明确农业部门的耕地质量管理主导地位。《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和《环境保护法》等规定了土地、农业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耕地保护管理与监督的职能、职责，形成了耕地质量管理职能职权的交叉，应尽快通过耕地质量建设保护与管理的立法，明确耕地质量管理的主管部门。考虑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指导农民合理用地、养地，以及在基本农田建设方面的优势，建议明确农业部门耕地质量管理的主导地位。
（四）加大耕地保护执法检查与管理。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强土地执法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土地执法动态巡查责任制，加强土地违法的检查、处理力度。各有关部门要在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和联合执法机制。国土资源部门要会同监察机关等有关部门不定期地开展用地情况的执法检查，重点查处非法批地、未批先用、“以租”、非法出让土地、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以及领导干部违规干预、插手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等行为。上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强对市、县土地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提出纠正或整改意见，重大问题要直接调查并依法做出处理，对典型案件要公开立案查处。进一步规范案件管辖和办理程序，创新办案方式，建立国土资源与监察、公安、司法等机关的办案协作机制和案件移送制度。此外，还应当赋予土地执法部门更强的行政执法权力，使其执法不受人为因素特别是地方领导的干涉。
〔参 考 文 献〕
〔1〕杨瑞文，赵士熙.农业可持续发展概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2〕吴群，等.中国耕地保护的体制与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3〕刘俊.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创新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2.
农耕文化产品设计范文4
赵站长，您好!作为我国土壤肥料专家与奋斗在土地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您是如何与土地结下不解之缘的?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心中一直有个大的梦想――要改变农业的现状，提高生产效率，让劳动变得“更简单”“更卓有成效”。
1983年，我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正式开始了现代农业梦想的奋斗之路。职业生涯的第一站是家乡的延庆农场。初到农场，所有人对我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为了不让大家失望，奋力把许多学校里不曾接触的东西都学会了，除了在自己擅长的种植领域告诉同事们如何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如何栽培，如何施肥、如何提高产量等，还在自己原来并不懂的畜牧养殖和工业管理领域等进行了不断地尝试。五年下来，不仅学会了养鱼、修灌溉水渠等，还曾为打开农场产品的销售渠道，到各地去跑过业务。埋首不觉时光逝，我在农场一待便是5年。我深知，科技兴农这项民生大计，绝不是简简单单的“纸上谈兵”就能实现，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技术投入的沉淀。为此，1998年，我参与完成北京市基本农田划定工作之后，便来到了更贴近基层的北京市土肥工作站，担任肥料室主任。
那时候，正赶上北京农业结构大调整，提出了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的现代都市型农业。我凭借着长期的农村基层技术推广经验认为，必须对农业技术推广理念进行创新，打破传统的行业观念，要试验、示范并推广有利于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实用型土肥技术。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将计划付诸实施了。在北京顺义区大孙各庄和通州县开展红提、大桃、葡萄反季节栽培(即冬季温室栽培)技术实验研究，尽管受到传统行业观念的巨大阻力，但我始终没有停下来过，只因心中坚信，这项技术必将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带来一片新天地。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三年的实验研究，红提、大桃、葡萄反季节栽培技术终于在北京研究成功并在京郊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紧接着，我又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出了圣诞玫瑰葡萄栽培技术，使北京地区栽培的葡萄在圣诞期间还可采摘上市，并延续到第二年一月份，为北京采摘农业和观光农业增加了丰富的内涵，并结束了北方地区冬季不能生产红提葡萄的历史。
从1998年到2003年，我先后主持或参与了京郊粮田提高化肥利用率研究与示范，粮、菜、经、饲等多类型作物营养诊断施肥技术研究，设施菜田土壤连作障碍修复技术、蔬菜水果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观赏植物水培技术和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等近20项重点土肥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了增效、增产、增收的显著效果，特别是中草药生产、果树药材间作林下经济生产技术、水肥一体设备，以及研究开发的粮食、牧草、蔬菜，果树、药材、花卉等作物几十种专用肥料，为京郊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发展低碳农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为了继续大力开展土肥技术研究、示范、推广以及土肥科技管理等各项工作，我担任站长后，继续带领全站科技人员更新土肥技术观念，强化土肥工作职能，围绕北京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大方针，加快土肥科技创新的步伐。很快，一大批利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实用型土肥科技成果和实用型技术相继问世。此外，我继续完善曾经在担任肥料室主任时提出的“测、配、产、供、施”一条龙的综合技术，进一步扩大了以“站企结合”为基础的五种新型农化服务机制与模式，取得了卓著的成效。
自担任站长以来，我怀着对土肥工作的热爱和高度的责任意识，与时俱进，带领大家不仅加速土肥技术创新，更加强了技术服务与管理理念、机制、方法创新，加速了土肥技术成果转化与落地效应，对提高和保护耕地质量、促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基础建设、推进北京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建设生态农业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能取得这样的骄人成就源于每个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对他们的贡献我一直心怀感激，因为是他们让我曾经最简单的梦想实现了，那就是让劳动变得“更简单”“更卓有成效”。
人们越来越关注地球的生命，我们也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越来越少的耕地资源、城市日益壮大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这样的矛盾呈现，在这样的矛盾下我们该如何认识我国的耕地形势?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和条件。进入21世纪，人口激增对耕地需求的增加与耕地数量的逐年减少，形成了矛盾对峙的态势。要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耕地资源在数量上得到保证，同时必须在质量上有所保证，只有具备一定质量的数量才是可靠的保障。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粮农组织(FAO)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土地面积为18.29亿h左右，人均耕地0.37h；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21亿h，人均耕地0.08h，只占世界人均耕地的1／4。新形势下，我国耕地保护的必要条件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而充分条件是保持并提高耕地质量等级。只有统筹数量与质量管理，耕地保护的国策才能全面、正确地落到实处。按照中央关于“确保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的总体要求，必须紧紧围绕“加强基本农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一主题，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工作。
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耕地保护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但是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存在诸多问题。耕地质量是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和核心，近7年来的中央1号文件反复强调要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提升耕地质量。但在耕地质量保护建设与管理方面，虽有不少突破，但仍有很多地方的领导和群众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法律依据不足。关于耕地数量的保护，我国已有诸如《土地管理法》，《耕地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对于耕地质量的保护、建设与管理却尚无一部专门法律法规，由于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与保障，造成耕地质量保护、建设与管理
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致使耕地占补质量平衡难以实现，耕地质量管护投入政策不稳定，保护和建设耕地质量缺乏奖惩措施等等。
其次，耕地质量管理体制不顺。由于耕地质量保护、建设与管理缺乏有效统一的法律依据，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诸如多头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和《环境保护法》，土地、农业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都具有耕地保护管理与监督的职能职责。三部门依据不同法律在各自所属领域开展耕地保护、管理与监督工作，但出现了职能交叉与职能空白的领域，形成各部门都有责任，又都职责不明，造成相互协调难，资源、政策、工作整合与聚焦力度远远不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均赋予了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在耕地质量管理与建设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但没有同时赋予农业部门对破坏耕地质量行为的处罚权。同时，受多种因素影响，农业主管部门难以掌握耕地质量管理与建设的资源，现实是事权与财权的严重分离，难以履行分散在各部法律中赋予农业主管部门的职责。
再次，机制不健全。耕地质量保护、建设与管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相应机制建设上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低下，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作为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主体的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不高；二是尚未形成全社会参与耕地质量建设的激励机制；三是政府关于耕地质量保护、建设与管理的投入随意性大，未形成长期规划与长效投入等政策保障机制；四是由于我国尚未颁布耕地质量保护、建设与管理的专门性法规，相关监督检查机制不健全。
最后，耕地质量保护建设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撑。耕地质量建设缺乏有效技术手段。目前我国耕地存在肥力不均衡、中低产田比例大、污染加重、土壤沙化、水土流失严重及抗灾能力减退等多种问题，各级技术部门开展了大量技术攻关工作，但仍有诸如土壤肥力减退、土传病害加剧、次生盐渍化扩大等大量技术难题亟待解决。另外，我国目前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土地利用和改良培肥技术基本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出来的，许多技术已经不大适应当前农户分散经营而且高投入高产出高强度利用的特点。
耕地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应通过多种途径充分调动和激励社会各界参与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的积极性，保护耕地质量。
问：随着北京城市发展脚步的加快，土地呈逐年递减的发展趋势，于是解决耕地质量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您提出要建立一个都市型现代农业，那么如何实现愿景?要经历哪些阻碍?请您为我们解析一下。谢谢!
答：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是融生产、生活、生态、示范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农业系统，目标是形成优良生态、优美景观、优势产业、优质产品。持续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是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重要功能之一。而这种“持续满足”，是以具备一定可持续利用的耕地资源作保证的。地少人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尽管中央做出了“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决定，但耕地仍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而且减少速度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减缓。耕地减少除经济建设占地外，还有风化、沙化、水土流失、盐渍化等自然因素以及社会经济活动因素。
据国土资源部公布200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比1996年净减少1.24亿亩。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和北京市统计局统计，1979－2007年，北京市耕地平均每年递减10.1万亩：2000－2007年，平均每年递减20万亩左右。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10年北京市耕地保有量为339万亩，到2020年为322万亩。
由此可见，在我国、特别是在北京，耕地资源逐年减少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树立起通过提高耕地质量，弥补耕地资源的不足，实现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观念。结合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实际需要，提高耕地质量应重点做好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创新观念。地少人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尽管中央做出了“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决定，但耕地仍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而且减少速度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减缓，而且减少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在我国、特别是在耕地资源短缺的北京等城市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必须树立起以提高耕地质量弥补耕地数量不足的观念。
其次，要破解障碍。体系方面。由于土肥体系建设时间较晚，再加上土肥工作更多是基础性的、内在性的，作用显现时间较长，使土肥体系常常被边缘化，在历次机构改革和调整中土肥系统多作为被改革和调整的对象，土肥工作的开展仍受到体系不全的制约。职能方面。土壤普查是各级土肥部门建立伊始的基本职能，之后尽管又增加了很多职能，但人员编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造成土肥工作队伍相对薄弱，给土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影响。法律方面。目前，我国虽然制定实施了《土地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但还缺乏一部专门用于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的法律，或者说，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在有关法律规定中职责、任务、目标、保障措施等等还不是很健全，还急需加强。
再次，要加大行政推动和政策引导。提高耕地质量，已成为我国应对耕地资源紧缺且日益减少，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最为有效的措施。但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基础性、公益性工作，需要政府、企业、农民(公民)以及社会的全方位参与，并形成合力。而如何激发全社会和农民的参与意识，首先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对农民应用利于提高耕地质量的技术，如商品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种植绿肥等给予资金补贴，进行强有力的行政推动和政策引导。
最后，要加强技术创新和推广。提高耕地质量向广大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十壤肥料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没有更多的经验，没有现成模式。唯一的选择就是创新和集成配套土肥技术，创新技术推广模式和方式方法，促进耕地质量的提高。北京市土肥工作站在总结已有的土肥技术成果的同时，通过创新技术推广模式，形成了适用于北京地区提高耕地质量技术，希望能为其他地区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提供一些借鉴作用。
问：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常住人口接近两千万，外来和流动人口超过一千万，如此之多的人口为这个城市带来无限活力，也给北京这个城市的粮食、蔬菜、水果等基础供给以及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奋斗在北京农业生产一线的您，如何从工作上应对这种挑战?
答：北京作为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市之一，众多的人口给北京经济发展带来无限活力的同时，也给北京的粮食、蔬菜、果品等基础供给以及生态环境带来巨大挑战。如何充分发挥北京郊区有限耕地的作用，兼顾城市生态
环境，实现郊区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新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我坚持带领工作站全体人员，围绕职责与职能、基础工作与长远规划、机制与方法创新以及惠农工程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
从思想着手树立科学发展观。化肥是提高农作物产量最为有效的措施之一，因此，不少农民无节制地增加化肥投入，然而收效甚微。针对这一问题，我带领土肥工作站研究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根据土壤特性，针对不同作物、品种的需肥规律来提供不同的施肥配方。该技术推广后，破解了依靠大量增施化肥提高农作物产量的难题，在保护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和发展低碳农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专家赞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试验示范和生产实际调查表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与常规施肥相比，肥料利用率提高7.5％以上：2006年至2010年，北京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1730.17万亩，累计节省化肥投入(折合纯养分)5.41万吨，相当减少CO2排放19.97万吨，节本增收14.35亿元：农作物累计增产77.58万吨。
长期施用有机肥用地与养地相结合，是中国传统农业五千年繁衍不衰的根本原因。然而，传统有机肥因积造和使用费时、费力、费工，京郊农民已经很少使用，而化肥的超量施用，更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土壤肥力下降，土壤生态环境恶化。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土肥站争取财政支持启动了有机肥培肥地力示范工程。通过连续两年实施有机肥培肥地力示范工程地区的取样测定，露地菜田、保护地菜田和粮田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别提高1.12g／kg、1.79g／kg、1.95g／kg。有机肥培肥地力在维护生态环境、改善农产品品质、资源化和无害化利用农业生产垃圾等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测土配方施肥工程和有机肥培肥地力示范工程的实施和取得的良好效果，也为北京市制定和实施《北京现代农业基础建设与综合开发规划》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决策依据。
通过多年的工作实践与积累，我对土肥工作在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清晰深刻的认识。首先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内涵与要求，我认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是以首都社会经济建设整体发展为蓝图，以首都功能定位为依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现展理念为指导，以政策支持为引导，以科技服务为支撑，以现代产业体系和经营形式为手段，以现代新型农民为主体，积极开发生产、生态、生活、示范等多种功能，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终实现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以确保农业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北京都市农业更应具有其独特的品质与优势，更需要在发展高效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休闲农业和科技农业上狠下功夫。以优良生态、优美景观、优势产业、优质产品为目标，走精品、高端、高效、生态、安全、绿色、有机之路，铸造生态品牌、绿色品牌、特色品牌和国际品牌。做为农业基础的基础土肥工作必须准确理解把握和紧紧围绕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更高目标与更高要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特别要加强现代土肥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思路方法内容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关键技术产品创新、推广服务模式方式创新，不仅要切实解决好关键点、热点、重点问题，更要解决好普遍难点问题，为不断提升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水平、生态景观服务水平、食品安全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农业产业升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做出更大贡献。在工作上特别要注重调查研究，注重科学规划，注重总结提高，注重继承发展与创新，注重协作攻关，注重对外宣传与交流，注重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
问：据了解北京市土肥站有过两分两合，对其发展有不小的影响，而现在已成为北京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的举足轻重的单位，也可以说是一个团结、和谐、奋进的土肥，有着光明未来的土肥，您有什么秘诀或者可供大家共享的经验与成果?
农耕文化产品设计范文5
1949年以来,我国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提高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之一。由于农业资源在深度开发和广度开发两方面均取得长足的进步,使得我国粮食生产的增长远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特别是1978年以来,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使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作为主要标志之一的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保证了我国以占全世界9%的耕地(以实际面积计)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
1•1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概况
1•1•1耕地资源概况以土地详查数据(反映1996年10月末的状况)计[1],全国耕地面积1•3×108hm2,其中水田0•29×108hm2,占22•0%;望天田0•04×108hm2,占3•4%;水浇地0•22×108hm2,占16•7%;旱地0•74×108hm2,占56•8%;菜地0•02×108hm2,占1•1%。可以看出,质量相对较好,有灌溉设施的耕地(水田、水浇地、菜地)仅占39•9%,其余超过60%的耕地均受到各种限制因素制约,质量相对较差,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如坡度在15度以上耕地有0•19×108hm2,占总耕地面积的14•8%,其中更有0•06×108hm2分布在25度以上,完全不适宜用作耕地。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耕地障碍因素包括18项:即水土流失、干旱缺水、耕层浅薄、排水不畅、盐碱化、沙化、沙漏、过粘、过酸、砾石、土壤污染、白浆土、砂姜。其中比例较大的障碍因素有水土流失型0•454×108hm2,占耕地总面积34•3%,干旱缺水型0•425×108hm2,占32•0%;耕层浅薄型0•26×108hm2,占19•6%;过酸型0•09×108hm2,占6•8%;沙漏型0•074×108hm2,占5•6%;渍涝型0•068×108hm2,占5•1%;盐碱型0•063×108hm2,占4•7%;沙化型0•026×108hm2,占2•0%;潜育型0•029×108hm2,占2•2%。扣除同一耕地受诸因素多重限制引起的面积重复计算,受主要障碍因素限制的耕地占总耕地的63•5%。由此说明,我国耕地资源的质量不高,严重影响了作物生产能力。
1•1•2后备耕地资源概况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反映1996年10月末状况),目前可供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即未利用土地中的荒草地、沼泽地、盐碱地和水域用地中的苇地和滩涂)为0•62×108hm2,其中荒草地0•48×108hm2,占76•8%,盐碱地0•09×108hm2,占14•7%;沼泽地0•04×108hm2,占6•9%;滩涂0•008×108hm2,占1•2%,苇地0•002×108hm2,占0•3%。这些后备土地资源主要分布在坡陡土薄的山地、干旱缺水的西部或低湿渍涝的洼地,大多存在引起水土流失、盐碱、沙化等威胁。按生态适宜性评价,约可开垦面积最多不超过0•066×108hm2,约占10•7%。其中可垦荒草地585×104hm2,占荒草地面积的12•3%;可垦盐碱地22×104hm2,占盐碱地的2•4%;可垦沼泽地22•65×104hm2,占沼泽地的5•3%;可垦苇地7•21×104hm2,占苇地的34•1%。可垦滩涂24•67×104hm2,占滩涂的32•0%。根据全国农业区划办公室1991年至1993年主持的“四低”、“四荒”调查,表明我国可开垦的后备耕地为0•095×108hm2,由于这一调查时间较早,此后又有一定开垦面积,所以可认为全国大致有0•067×108hm2左右的可垦后备资源[2]。
1•1•3农业水资源利用概况在农业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止1995年,全国建成各类水库84775座,总库容4797×108m3,其中大型水库387座,库容3493×108m3,中型水库2593座,库容719×108m3。全国已拥有大、中、小型固定机电排灌站49•57×104处,装机容量2106×104kW,排灌机械保有量6824×104kW,拥有机电井356×104眼,装机容量2900×104kW。666•67hm2以上灌区5562个,其中3•3×104hm2以上74处,2×104hm2~3•3×104hm299处,控制灌溉面积0•225×108hm2,全国有效灌溉面积0•504×108hm2。以1995年末计,全国农业用水(包括种植业、林牧业灌溉用水、农村人畜饮用水)量达到4265×108m3,占当年全国总用水量的81•0%。灌溉用水量3928×108m3,占92•1%,灌溉面积0•50×108hm2。其中种植业灌溉用水量3760×108m3,占农业总用水量的88•2%,灌溉定额为7845m3/hm2,实际灌溉面积0•48×108hm2,林牧业灌溉用水168×108m3,占农业总用水量的3•9%,灌溉定额为9840m3/hm2,灌溉面积0•017×108hm2。
1•1•4粮食生产能力概况199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4666•17×108kg,约是1949年的3•6倍。其中水稻、小麦、玉米三者占粮食总产量的85•6%(水稻占39•7%、小麦占21•9%、玉米24•0%),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相比,这一比重增加了5•0%,其中水稻比重下降了4•0%,小麦和玉米比重则分别增加了4•6%和4•4%。表明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的构成有了明显变化。首先是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比重增加,杂粮、薯类和豆类所占比重下降;其次是由于杂交品种玉米和地膜覆盖玉米的推广,单产和播种面积增长均较快,并对全国粮食产量的增长起到很大作用;小麦主要由于单产增加,使产量提高;两者的增长幅度快于水稻,使后者的比重相对降低,在粮食总产量中,灌溉水生产粮食约占粮食总产的73%,比1980年增加8%,灌溉水生产效率为1•04kg/m3,比1980年增加0•33kg/m3。
1•1•5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贡献率分析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和政策创新;二是科技进步;三是物质和劳动投入。制度和政策对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起到关键性作用,其贡献率可以超过其他要素,但由于它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不属于时间上的连续变量,一旦经过转型期进入新制度稳定期后则可看作一个相对稳定的生产要素,对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贡献不够显著,而且一些政策要素往往转化为改变其他生产要素的条件,所以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生产函数分析中,可以仅把物质、劳动投入和科技进步作为变量。在构建模型过程中发现物质投入项内肥料投入费用、机械投入费用及其他投入(灌溉、农药)费用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相关性较好。为此在构建1986年~1995年期间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贡献率分析模型中,以肥料投入费用、机械投入费用、其他(灌溉、农药等)投入费用、劳动力投入费用、科技进步投入作为投入要素,通过这些要素的年均增长状况与水稻、小麦、玉米等3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平均增长状况,计算要素贡献率,即以生产函数模型揭示各投入要素对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相对贡献份额。在选择粮食作物的年均增长状况时,一般采用产量或产值作为度量值。如以产量为度量值,其缺点是难以反映粮食品质差异,尤其是近年来高产低质品种出现积压,粮食生产的技术创新重点已由提高产量转为改善品质,因而科技进步因素难以在产量分析中得到充分反映。采用产值作为度量值可以部分弥补这一缺点,但需要把产值统一折算到初始年的不变价格,这点是可以做到的。为此把重点放在粮食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与投入要素增长关系的分析上,据此计算各投入要素的贡献率。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对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贡献率均居各项之首,其中水稻和玉米的科技进步投入贡献率均大于50%,处于绝对重要地位。水稻、水麦的劳动投入贡献率是负值,其原因是生产规模缩小,单位劳动投入下降。
2近期(2010年前)农业资源变化趋势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必然会给我国农业资源带来更大压力。今后,特别是到下个世纪前期,农业资源状况的变化趋势将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
2•1耕地资源变化趋势分析耕地资源变化取决于占用耕地和新增耕地两方面因素的彼此消长状况,以及由于农业基本建设引起耕地内部的变化。
2•1•1减少耕地的可能性减少耕地主要包括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和生态退耕所减少的耕地。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主要是由于新增居民点(城市、建制镇、集镇、农民住宅)、工矿企业、公路、铁路、水利工程等建设用地[3]。根据全国48个二级农业生态区分析汇总,从1997年到2010年期间新增居民点面积可能达到240•6×104hm2,其中需要占用耕地129•6×104hm2,其他建设占用耕地约154•7×104hm2,合计占用耕地284•3×104hm2。其中需要占用水田66•72×104hm2,水浇地43•18×104hm2,旱地174•42×104hm2。平均每年占用耕地20•31×104hm2,可低于1986年至1995年之间50×104hm2的水平。生态退耕指对25度以上陡坡耕地采取退耕措施。我国现有0•06×108hm2耕地位于25度以上的陡坡(其中有相当部分辟为梯地,但具体数量尚无准确数据)。根据48个二级生态区的现有人均耕地数量、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预测到2010年全国可能退耕18•35×104hm2。建设占用与生态退耕合计使全国耕地减少302•67×104hm2,其中水田66•72×104hm2,水浇地43•18×104hm2,旱地192•77×104hm2。
2•1•2新增耕地的可能性新增耕地主要包括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土地整理和土地复垦所能增加的耕地。如前所述,后备土地资源数量较大,但考虑到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真正适宜开垦的比例不大,根据48个二级农业生态区汇总,至2010年全国约可开垦耕地209•26×104hm2,其中可辟为水田43•21×104hm2,水浇地48•93×104hm2,旱地117•12×104hm2。土地整理指通过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治,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复垦指对工矿废弃地的重新开发。根据48个二级农业生态区现有人均居住用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均土地占有量,估算到2010年全国通过整理与复垦可得到耕地28•53×104hm2,其中水田18×104hm2,水浇地10•53×104hm2。上述三方面合计可增加耕地237•79×104hm2,其中水田61•21×104hm2,水浇地59•47×104hm2,旱地117•12×104hm2。
2•1•3耕地内部变化趋势通过农业基本建设,至2010年,全国可望把望天田改造为水田面积约161•95×104hm2,旱地改造为水浇地面积24•98×104hm2,合计增加灌溉面积186•94×104hm2。
2•1•4结论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到2010年,全国耕地总量尚难以平衡,增减相抵后,耕地面积净减少64•88×104hm2,全国耕地总量下降为1•29×108hm2,但其中水田增加到0•30×108hm2,望天田减少到0•027×108hm2,水浇地增加到0•22×108hm2,旱地减少到0•73×108hm2,菜地持平。由此认为在数量下降的同时质量将有所提高。
2•2农业水资源变化趋势分析
2•2•1农业需水分析预计到2010年,全国农业用水总量为4379×108m3,比1995年增加2•7%,其中灌溉用水量4022×108m3(种植业灌溉用水量3816×108m3,林牧业灌溉用水量206×108m3),比1995年增加了2•5%,占农业用水总量的91•8%,与1995年大致持平。由于推广节水农业,种植业灌溉定额可能降至7275m3/hm2,林牧业灌溉定额可能降至6750m3/hm2,全国灌溉面积可达到0•56×108hm2,比1995年增加了11•8%,其中种植业灌溉面积0•524×108hm2,比1995年增加9•3%,林牧业灌溉面积0•031×108hm2,比1995年增加78•9%。
2•2•2解决农业用水的投入分析解决农业用水需求的投入主要包括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根据解决农业用水投资估算(1995年不变价,下同),到2010年在开源工程方面需增加供水量191×108m3,总投资约512×108元,年平均投资25•6×108元,在节水工程方面,节水能力655•8×108m3需要投资1226•3×108元,年平均投资61•3×108元。两者合计总投资1738•3×108元,年均86•9×108元。由此可以纯增灌溉面积0•059×108hm2(其中种植业灌溉面积纯增450×104hm2,林牧业灌溉面积纯增134•73×104hm2,并使其中喷滴灌面积从现在的0•008×108hm2增加到0•1×108hm2)。从1949年以来,特别是从1991年~1995年水利投入趋势分析,这一投入水平应是可以达到的。
2•2•3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分析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资金的产业流向逐渐开始由“以农养工”转向“以工哺农”。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国家势必加强对粮食生产的资金投入,特别在农业科技开发和水利设施建设方面。同时随着化肥、机械等物质投入水平不断提高,其边际产出已呈现下降,而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为主体的农业新技术投入的相对回报率已呈现上升势头,这将促进社会增加在这些方面的投入,使之逐渐成为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主要部分。根据分析,若以产值计,水稻生产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可达90%以上,小麦生产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可达50%以上,玉米生产的科技进步贡献可达70%以上。
2•2•4粮食生产能力发展趋势由于耕地质量有所提高、数量下降不多;包括水利建设在内的农业基本建设水平可以上到一个新的台阶;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将起到更大作用;所以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在2010年完全可以在目前水平上得到显著的提高。以粮食产量计,经48个二级农业生态区汇总,全国届时可达到5973•83×108kg,其中水稻2128•48×108kg,小麦1429•54×108kg,玉米1622•49×108kg。灌溉水生产效率可提高到1•36kg/m3,比1995年增加0•32kg/m3。
3对策
中国农业资源的粮食生产能力始终是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关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对策很多,本文主要从农业资源开发利用角度对保证实现潜在粮食生产能力提出一些思路。
3•1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完善公共物品投入的约束机制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已由70年代的1元~2元/工日提高到目前的10元~30元/工日),粮食生产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迅速丧失,而耕地资源短缺的问题却日益突出,粮食生产已由综合比较优势转化为综合比较劣势。目前我国主要粮食大米、小麦和玉米的国内平均批发价格已分别高于国际市场的27%、48%和55%。这种价格差距无疑会给我国粮食生产发展带来强大的外部压力。这种压力随着我国进入WTO会越来越大。粮食是一种特殊的战略物资,粮食短缺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政治问题。从国家安全考虑,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不能依赖于国际粮食市场。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为了把粮食自给率和生产能力控制在安全水准之上,必须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入,特别是农业科技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强化农业科技和基础设施投入是耕地资源相对较贫乏国家抵御国际粮食市场压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手段。在粮食生产中,按照投入物品的收益范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私人物品,它们的收益范围仅限于直接投入的农田,收益完全可以体现在农户的粮食收入中,如化肥、机械和农药等。另一类属于公共物品,它们的收益范围为一个村庄、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对于某个农户(村庄或地区)而言,这类物品的收益外部性极大,如农业科技和基础设施等。激励(或约束)这两类物品投入的机制是不相同的。就私人物品而言,只要解决好农产品的税收、价格调控和收益产权界定等问题,就会形成相应的激励机制。总的来说,我国近十几年来的农业政策调控和制度创新(如粮食保护价和土地承包制等)都较好地解决了农户私人物品投入的激励机制问题。1986年~1995年期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小麦和玉米单产的农户投入费用分别增加了46•5%、30•7%和34•5%。这是保证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逐步上升和大灾之年粮食生产仍不出现大幅度减产的关键所在。但由于农业本身是一种弱势产业,我国许多地区粮食生产又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优势,从短期和局部利益来看,存在着种粮不如买粮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对粮食生产给予公共物品投入是一种国家安全投资、国家安全又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物品,所以,在粮食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常不太愿意向农业生产的公共物品给予更多的投入。虽然“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作为制止粮食生产下滑的约束机制,对粮食生产的土地投入和产量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当地本身利益出发,在执行这个政策过程中,他们更愿意选择行政干预的手段实行粮食强制性定购,以此约束粮食生产的下滑趋势;而非选择用增加对农业公共物品投入方式来缓解粮食供给瓶颈。这是近年来农业生产公共物品投入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1986年~1994年期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平均增长率为3•07%,其中对农业生产起直接影响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技3项费用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40%和-6•11%,尽管农业科技和基础设施投入作用有滞后性,但是,近10a来基础设施投入增长幅度减小和科技费用支出呈负增长对粮食生产发展肯定已经起到负面影响。在农业生产公共物品投入收益外部性较大的情况下,通过立法保证有关农业支出规模是解决国家财政对农业支出不足的有效方法。事实上我国《农业法》中已明文规定“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由于执法约束过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农业投入法规并没有有效执行,近年来,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呈比例增长不明显,具有十分显著的波动性。为此必须加大“农业法”对各级政府农业支出的约束力度,根据我国国情,对政府财政支出应实行双重(同级立法部门和上级政府)监督制度。必要时,农业支出,特别是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技3项费用支出可以实行逐级包干制。在“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中,加入农业生产公共物品投入的有效约束机制。
3•2优化配置农业资源,调整粮食生产格局
我国地域辽阔,粮食生产赖以发展的农业资源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异,必须根据不同地域的农业资源特点,分析区域内部农业资源组合关系和区域之间农业资源协同关系,以优化配置农业资源为目标,调整全国粮食生产格局。根据对全国12个一级农业生产区和48个二级农业生态区的研究,认为在一级农业生态区的层次上,在粮食生产方面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1)东北农业生态区:本区农业资源组合条件好,特别是水土资源组合条件好,要素投入效益高,对粮食增产作用明显。应通过加强水利排灌工程建设,增加水稻和豆类作物,使之成为我国未来主要的粮食生产区域。
(2)黄淮海农业生态区:本区农业资源组合条件较差,水资源紧缺,应依靠节水灌溉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挖掘增产潜力,增加耗水少的玉米(作为饲料作物),提高小麦单产,继续保持我国主要粮食生产基地的地位。
(3)长江中下游农业生态区:本区光热资源较丰沛,水资源充裕,土地肥沃,开发历史悠久,发展粮食生产的农业资源条件优越。应保持原有地位,但应调整粮食内部结构,增加玉米比重,大力发展饲料粮作物,扩大优质稻米生产规模。
(4)江南农业生态区:本区地形主要是丘陵山地,但多为缓丘低山与山丘间盆地谷地相间分布,光热水与土地资源组合条件尚好,在盆地谷地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如能依托区内经济实力,提高水资源开发水平,增加水利设施的可供水量,则增产潜力较大。
(5)华南农业生态区:本区光热水资源丰沛,组合良好,但平地资源较为贫乏,坡耕地所占比重较高。由于本区经济发达,以工补农的能力强,今后应加大投入,提高基本农田的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复种指数,以弥补陡坡耕地退耕和经济建设占用耕地所减少的产量。
(6)内蒙古高原及长城沿线农业生态区:本区热量不足,水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较差。主要应以提高现有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灌溉面积为重点,通过农业基本建设,改造适宜继续耕作的农田,不再外延扩张,并逐渐退出陡坡耕地,保证粮食生产的外部环境。
(7)黄土高原农业生态区:本区土地资源质量差,水资源贫乏,组合不佳,水土流失严重,但光热资源较为充裕,部分地区农业资源组合良好。今后应通过水土保持和提高水资源开发水平,发展粮食生产,并重点在汾渭平原和渭北陇东旱塬建设生产基地。
(8)四川盆地农业生态区:本区是我国传统的粮食生产区域,开发历史悠久,粮食生产水平较高,今后主要应提高水稻单产,扩大饲料粮(玉米)的生产规模,以适应该区肉类生产基地的需要。
(9)云贵高原农业生态区:本区耕地资源贫乏,光热资源差异明显,水资源利用难度大,粮食生产的农业资源条件差。只能依靠改田改土,建设基本农田,以自给为目标;在光热资源较差的地区,需依靠地膜覆盖技术及培育生育期短的新品种。
(10)横断山农业生态区:本区山高谷深,地形破碎,水资源不易开发,粮食生产的农业资源条件很差,主要措施是陡坡退耕还林,搞好水土保持,建设旱涝保收的基本农田。
(11)西北农业生态区:光热资源丰沛,水资源短缺,土地资源数量大而质量差,总体组合较差。粮食生产集中在绿洲内,由于灌溉得到保证,粮食生产水平较高。但也存在春季用水紧张现象,为此应适当控制春季集中灌水的小麦比例,增加饲料玉米面积。(12)青藏高原农业生态区:本区气温低,辐射强,水资源短缺,粮食适种面积小,但仍有一定增产潜力,应以建设水浇地和提高肥力为重点,辅以适度开发宜垦后备土地资源(青北高原盆地和一江两河谷地)。
3•3确定粮食生产科技主攻领域
由于耕地后备资源短缺和城市化过程需消耗相当数量耕地资源,未来我国发展传统粮食作物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单产。1978年~1995年期间,我国粮食单产有较大提高,如果说前期靠制度创新,那么后期主要靠农户私人物品投入。农户物质投入(除劳动以外的投入)在稻谷、小麦和玉米生产中的贡献率分别为222•8%、83•5%和75•4%,而今后粮食单产增长的支撑点应放在农业科技进步上。未来我国粮食生产科技的主攻领域是加快育种科研与良种更换工作,推广科学施肥技术和发展符合国情的农业机械技术。
(1)加快育种科研与良种更换工作。建国以来,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共选育出5000多个品种或组合,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3~5次品种更换,每次更换使产量提高10%~30%,在促进粮食增产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新品种更换速度很慢,通常需要7年~8年,自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作物品种改良出现了“滑坡”现象,具有突破性的品种很少,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粮食增产的要求,特别在当前出现粮食结构性过剩的形势下,优质粮食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任务。为此,要加大重点优质粮食新品种培育的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应用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新技术和新方法,特别是优先发展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形成产业化的生产技术,如单倍体育种技术等。当前应根据目前分离得到的植物基因种类,改良现有品种和培育抗病抗虫抗除莠剂及肥效反应显著的品种;要健全粮食种子市场体系、完善育种成果推广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保护知识产权,为国内外种子公司创造一个合适的育种环境,使育种科研成果走向商品化和产业化;应激励社会力量投向育种科研领域,让社会需求直接引导育种方向,避免片面追求产量忽视质量的倾向。应力争今后良种的更换速度提高到5a左右1次,到2010年良种更换2次~3次。
(2)推广科学施肥技术。近十几年来,我国化肥使用量已有长足增长,1988年~1995年期间,增加了86•1%(年均增长率7•1%)。化肥一直是我国粮食增产的关键因素之一,1986年~1995年期间,化肥对稻谷、小麦、玉米增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76•6%、41•8%和41•7%,但近年来化肥过度使用也出现不少负面影响,一方面出现报酬递减趋势,另一方面不少地区由于化肥过量使用(主要是氮肥)导致化肥污染,除山西、黑龙江、、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外,其他省和自治区的化肥使用量都超过发达国家防止化肥污染的安全上限(225kg/hm2),长江中下游江湖水质与农业污染也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在数量较大的情况下,目前化肥利用率只有30%~35%,而发达国家要超过60%,加上氮磷钾肥比例不协调,化肥增产效应下降,而生产成本却在上升。为此,政府要加强对化肥产品结构的调控,逐步减少不稳定、易挥发的碳酸氢氨等肥种的数量,扩大磷、钾肥和混合化肥的生产,在宏观上改变化肥供给结构不合理状况。各级政府应利用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因地因季因品种指导农民合理施肥。从长远看,可以逐步通过农业服务产业化推行施肥专业化,即由专业化公司负责施肥指导工作,以有效提高化肥利用率。
(3)发展符合国情的农业机械技术。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粮食生产经营又相当分散,提高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较为困难,粮食生产与非农产业、经济作物相比,劳动投入的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都要低得多。据调查我国1995年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每个劳动工作日平均净收益为18•59元,而水果、蔬菜生产分别为29•97元和31•69元,一些非农产业的净收益还要更高。在巨大的收益差距驱动下,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转移出来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要使粮食单产水平持续增长,用机械替代劳力是必然趋势,也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重要指标。1986年~1995年期间,机械投入增加对稻谷、小麦和玉米产量增长贡献分别为51•8%、20•4%和13•1%也说明了这一趋势。随着粮食生产劳动投入进一步减少和粮食生产向精细化迈进,农村对农业机械需求的数量和品种将会提出新的要求,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现有农机科研力量,开发新产品适应新形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种农业机械和土情、苗情监测仪器,以及与节水农业相配套灌溉设备。
(4)确保农业基础建设资金。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中低产田的改造。我国现有耕地2/3是中低产田,每公顷粮食产量比同等条件下的高产田要低2250kg~3000kg。其次,如前所述我国目前还有约0•67×108hm2左右宜垦后备土地资源以及数千万公顷可用于整理复垦的土地资源,未来这些土地的逐步开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偿城市化对耕地的占用,使耕地资源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占补平衡,维持未来粮食生产的土地投入规模。无论是中低产田改造,还是土地整理复垦与宜农荒地开垦,从技术角度来说,目前完全能够做到,瓶颈主要来自资金不足。据前述农田改造和新增耕地规模,按农业部在各地试点的单位面积费用粗略推算,到2010年,全国中低田的改造费用共需143•85×108元,土地整理复垦费用299•6×108元,宜耕后备资源开垦费用261•78×108元,合计约705•23×108元。加上农业用水投资,则到2010年累计投入要达到2443•53×108元;为达到这样的投资额度,首先需要国家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保证年平均增长3•5%以上,还需要通过增加耕地征用费和土地复垦基金,以及宜耕土地开发使用出让费等渠道,解决资金问题。
3•4积极应对加入WTO所带来的影响
一般认为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农业这样的弱势行业而言,将受到较大影响。原因是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农村制度建设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特别是在近10a来粮食生产成本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使粮食价格随之上扬,大米、小麦、玉米、大豆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比国际市场高10%~70%,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没有比较优势。在加入WTO后,经过一定的过度期,将实行单一税制度,并且按WTO的要求将削减关税,开放外贸经营权,允许对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制,这样国际市场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由于价格低于国内市场,所以进口将增加,对国内市场形成一定的冲击,进而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应该看到,上述问题确实是我国加入WTO后将要面临的挑战,会使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资源配置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充分暴露出来,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压力,但同时也能促进我国的农业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结构优化和调整,为提高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提供了机遇。
农耕文化产品设计范文6
>> 全国优质耕地只占两成用生物方式让土地“重生”？ 河流让都市重生 让爱情舒适重生 信念，让梦想重生 AlphaGo让华佗重生 重生 用艺术助孩子重生 尊重生物的野性 冬季,精油让肌肤重生 李发成：让美丽重生 『死亡计划让我重生 补缺DLL 让软件重生 母爱，让两个“儿子”重生 重生之王妃是只鸟 用良知的尖刀剔骨重生 用爱感化 破“网”重生 Sun的两次重生 如何让死去的品牌重生？（三） 如何让死去的品牌重生？（二） 如何让死去的品牌重生？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经济法律 > 全国优质耕地只占两成用生物方式让土地“重生”? 全国优质耕地只占两成用生物方式让土地“重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宋雪莲")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查哈阳农场盐碱地改良基地
“为什么我们吃到嘴里的东西再也没有了小时候的味道？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是纯自然的东西更少了。”善耕原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善耕原”）董事长宋彦耕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2月14日，一场关于“粮食安全发展战略暨土壤改良”的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高铁生在会上表示，中国适合耕种的土地正不断被各种各样的工业项目、开发项目所蚕食，处于不断减少的局面。
面对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和消费者日益增强的健康饮食理念，我们能用生物方式安全有效地让土地“重生”吗？
优质耕地只有两成
高铁生说，粮食生产和其他产业不同，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目前，中国的水资源相当于国际上平均水平的1/2都不到，土地资源更是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
据悉，从中国耕地面积看，我国只有1/8的土地可以用作耕地，耕地面积比印度少7亿多亩，比美国少10亿多亩。
“我们的土地因为国家粮食安全压力的原因，不能像欧美那样搞休耕，使得土壤结构恶化，同时，这些土地使用了全世界1/3左右的化肥，亩均使用量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0倍，由于有机肥投入不足，化肥使用不平衡，造成耕地退化，保水保肥的能力下降。” 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巡视员胡恒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如果按照产量划分，目前，我国的高产田不超过30%，70%以上是中低产田。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如今，全国优质耕地只占21%，土壤有机质低于0.5%的耕地约占10%。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已降到1%，明显低于欧美国家2.5%～4%的水平。东北黑土地带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刚开垦时的8%～10%已降为目前的1%～5%;中国缺钾耕地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56%，50%以上的耕地微量元素缺乏，70%～80%的耕地养分不足，20%～30%的耕地氮养分过量。2000年，西北、华北地区大面积频繁出现沙尘暴与耕地的理化性状恶化、团粒结构破坏有很大关系。
“同时，全国还有3.5亿亩土地不同程度地被污染，重污染有5000万亩，有一部分土地不能再耕种了。” 胡恒洋说。
化肥农药零增长方案实施
胡恒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土地安全有两个方面，除了要保证18亿余亩的耕地不管将来城市化、工业化怎么发展都不能被破坏以外，提高耕地等级和土地产出率也尤为重要。
此前，国家发改委已经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了《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就是到2020年，整合现在财政、国土、农业、水利等等的资金，建设8亿亩高标准的农田。以期达到土地平整，土壤肥沃，设施完善。”胡恒洋说，“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农业生态环境治理试点办法，一部分土地退出耕区。对建设8亿亩高标准农田我们也进行了规划，大概在八个方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其中包括土壤改良，通过使用农家肥种植绿肥，推广保护性耕种，治理盐碱土地和重金属污染土地，使土壤pH值保持在5.5～7.5左右。国家目前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补助标准是每亩1500元，建设8亿亩所需要的资金就是1.2万亿。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微生物资源与利用研究所副主任孙建光坦言，化肥不是说不能用，农业部的绿色生产标准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将化肥的常规用量减掉一半，“这是一个使用原则，其他的靠有机的、生物的肥料来供应，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的土壤得到逐渐净化，生产出来真正又好吃又健康的东西。”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耕地红线不仅是数量也是质量问题。耕地数量不仅不能减少，耕地的质量也一定要提高上去。”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何才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要通过土壤改良的办法来实现这个目标。
目前，农业部正在制定提升耕地质量行动的实施方案。“提升耕地质量，我们要做到‘改、培、保、控’。”何才文说，“所谓的改就是改良土壤，重点就是针对耕地土壤的障碍因素，治理水土的侵蚀，改良它的酸化和盐质化，改变它的耕种方式，达到我们改良土壤的目的。”
据悉，为使化肥和农药减量，农业部还制定了化肥农药零增长实施方案。“我们国家的化肥利用率只有33%，和发达国家50%相比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们现在要力争到2020年实现化肥的零增长目标，我们有一些措施，包括改变使用方式，使用高效的有机肥等等。”何才文说。
土壤修复的企业机会
“农业环境污染很重要的两个来源，一是畜禽养殖产生的粪污，一个是每年8亿多吨的秸秆。” 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副司长邱启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真正解决它们关键的出路就是综合利用，为秸秆和畜禽粪便找到一个很好的出路，使它变成资源。”
据邱启文介绍，环境保护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国人大也正在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而去年出台的《畜禽污染防治条例》已经明确规定，今后有机肥的补贴不能低于化肥的补贴要求。
“国家鼓励使用有机肥，但是在市场中，最主要的是企业的运作模式、成本、经济效益、使用的成果、农户的接受程度等等，这些都是检验产品和技术最关键的因素。”邱启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