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分析论文范文1
合理分组是分组合作学习的重要环节，与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关系到美术教学的整体质量。分组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学生的合作意识，使之形成协作精神。教师应利用科学的方式将学生分为不同的类型，综合考虑其性格、接受能力、学习态度、成绩等，分为A、B、C三类，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进行分组搭配，并保障各组中均有该三类学生，使其能够相互扶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教师对小组进行分析，根据小组成员的特点及长处进行相应的指导。小组成员可以相互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并了解其他成员的想法，这有利于细化成员的各项分工，保障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及质量。教师可以任命手工能力较强或者组织能力良好的学生担任组长，其能够带动小组成员积极参与合作学习，或者很好地组织小组的各项活动。但是组长也需要轮换，才能使得小组成员学习积极性更高，更有责任感，且不会出现内部矛盾。
二、小组竞争
在各小组之间设置合理的竞争，是构建小组评比激励制度的重要方法，能够有效提高小组学习的效果。在该方法的实践过程中需要避免出现个人主义，而重视团体的综合实力能够让学生各方面均有所提升，如语言表达、自律性、色彩表现、创新设计、对学习内容的安排等。各小组成员应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荣誉感，更积极地参加小组学习的各项活动，与其他成员积极讨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为小组合作活动积极思考对策，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在学习《蔬果的剖面》一课时，学生均需要参与该课题的小组学习，对各类蔬菜进行观察与分析，包括颜色、形状、造型等，每位小组成员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任意选择蔬菜进行绘画，或者发挥想象力，采用夸张的方式表现自己想象的蔬菜。成员将完成的作品交给组长，由组长将其贴到指定的位置进行展示，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蔬菜世界。最后进行小组之间的评比，利用这种竞争方式，能够提高小组成员的团结程度，也使得美术课程充满了乐趣，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课题选择
每位学生的性格、接受能力、美术基础、兴趣等差异较大，且各个学校的条件也不同，美术教学的课堂效率及质量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分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及学校的实际情况科学选择课题，合理安排课程内容，这样不仅能够顺利完成教学任务，也能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如，《元宵节里挂彩灯》一课的教学，就可以运用分组合作的学习方法。教师先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小组成员对教材内容进行探讨，并根据各自的优势与特长进行细致的分工，包括研究彩灯的形状、结构、色彩，利用各种工具进行制作、结构拼装等，最后制作成品。在该过程中，教师需要给学生充分的自主权，在关键环节则需要进行一定的点拨、引导，如彩灯的拼装，教师可以教授一些技巧等。学生在分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充分体会到操作的乐趣，提高了学习热情，积极参与活动。教师需要做好活动的组织及指导工作，适当调节课堂气氛，并及时巡查各组的活动情况及学习效果，鼓励学生，及时帮助其克服困难，解答疑问，指点方向，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四、科学评价
科学评价分组学习的效果，能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前一阶段的学习情况，总结经验，分析和反思不足，对于自身小组及其他小组的优势、缺点等有更多的了解，在今后的活动中弥补不足，充分发挥优势。对于小组的评价，需要先制定评价标准，学生美术作品创作的速度、质量、数量、色彩搭配、创新情况，学生对于作品内涵的理解，各小组的合作情况，等等，均可纳入评价机制。对学生的评价要公平、公证、客观，教师不仅需要适当指出其不足之处，更应对于其特点及优势进行说明、鼓励，使其不骄傲、不气馁，在今后的学习中扬长避短，优化学习效率，使教学效果更加显著。
五、结语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2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二、理论构建期（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是于先生研究著述最为丰硕的学术时期，同时也是他在音乐史学（历史研究）与音乐美学（美学评价）研究领域中提出许多重要理论构建的时期。虽然有人说，“音乐学分析”学说1993年的诞生，得益于1992年于先生卸任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以致有了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笔者认为“，音乐学分析”学说的诞生实际上是于先生经过“反思探索期”之后的一种理论必然。
如前所述，《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对“一部不只满足于史料罗列和堆砌的音乐史该如何写”、史学家究竟该怎样用坚实丰厚的理论根基摆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的音乐分析研究的理论思考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根基一样，1990年，于先生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站在音乐美学的理论高度，再次提出了“音乐美学这门学科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音乐作品中究竟有没有‘意义’？进而这‘意义’在音乐作品中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意义’？”的一系列学术追问，同样也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于先生从理论渊源上对近代释义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当时音乐美学的影响、现代哲学释义学的兴起进行了梳理，同时又从当代音乐美学视角对释义学的审视问题进行了辨析。他指出：我们时常感到，对一部作品的理解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面临的作品大量都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在理解、解释这些作品时不能完全脱离产生这些作品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毕竟是存在于“现时”；理解者是不同于作品产生那个时代的另一时代的人，不能不具有历史的限定性……历史上的艺术作品的作者与现今的理解者各自有各自的对意义的判断，各自有各自的“视界”。历史上的视界已摆在那里，而现今的理解者的视界既受自己的历史性的限制，但又具有一种非封闭的开放性和变动性。⑩其实，熟悉于先生学术著述的学界同行都知道，“社会的”、“历史的”、“音乐本体的”，以及“精神内涵的”等一直是于先生“反思探索期”十分关注，并且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中的关键词。正如于先生早在1985年时发表的论文《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内涵比较》中就闪现过类似“音乐学分析”这样的思想与表述一样———“本文只就最能代表这两位大师的思想感情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这两部作品，从它们各自所蕴藏的社会历史内涵的角度，做一些比较性的考察，以此来揭示他们创作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但重要的是，在1990年的《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一文中，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都被置于音乐哲学的理论层面进行了全新的思考。比如，对狄尔泰的“重建”与“重新体验”理论；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及其关于“存在”（Sein）理论；以及对伽达默的“视界融合”（Holizontverschmerzung）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正因如此，于先生才能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究竟如何去分析一部音乐作品？这一直是音乐学中的重要课题”，???以及“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直接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对于一般的音乐听众来说，或许不一定要求深入到这个层次，但是，对于音乐学家来说，却是绝对必须的。它应该是音乐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精神内涵，我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质。”???并在研究方法上，具体地指出“内部的”音乐本体艺术分析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以及艺术批评。有关于此，正如于先生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补充的那样：恩格斯所说的“美学的观点”主要涉及的是构成作品的形式、风格、技法等审美领域里的因素；而“历史的观点”则涉及的主要是构成作品意蕴、内涵领域的因素。???从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及其学术史的视角予以审视，“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诞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音乐领域复兴了我国学术传统中的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抛弃了新时期前二十年的僵化模式和陈旧话语，吸收了释义学、符号学、异质同构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等新的学术思想，补充了音乐的形式造型和审美维度，通过一个分析范例，使一种曾经一度被歪曲，而后又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历史研究方法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它宣告了长期以来在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以及音乐艺术批评实践中，要么只运用“历史的观点”而忽略“美学的观点”，要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功利原因的干扰只运用“美学的观点”强调形式，而忽略“历史的观点”僵化模式与陈旧话语的终结。并且，“无论在技术分析、史学叙事、人文阐释，还是在哲学、美学思辨等方面都较为集中地展现出了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家在对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音乐分析与研究的学术新高度”。???然而，尽管如此，于先生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提出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深化。#p#分页标题#e#
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后的若干年中，于先生又分别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1994）、《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1996）、《对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1998）等论文中不断完善“音乐学分析”的学术思想。同时，他通过在对西方一系列新观念、新理论、新学说的潜心研究后（如1997年发表的《阿尔弗莱德•舒茨的音乐现象学观念》、《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的音乐哲学问题》，以及1999年发表的《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的音乐哲学问题》等），以中国音乐学家的学术立场不断求证“音乐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的理论意义。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于先生曾就“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时重申了他在《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中的学术观点：音乐形式问题是音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音乐曲式结构的研究，对和声结构的研究，对独立旋律相互结合的规律的研究，对各种乐器声音组合的研究……虽然它们都具有某种音乐技法、音乐工艺学的性质，但从广义上讲，它们都属于音乐形式问题的总的范畴，各自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对音乐形式问题，还有一个从更高的层面、更加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在音乐美学的层次上所进行的探讨。???而在谈到“在探讨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时，就不能只就其客体而论客体，而忽视同这个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否则，就难以真正揭示这个客体的本质”，“对音乐形式美的把握既不是最终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总是要得到比从形式美中所得到的感性愉悦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在声音形式背后蕴藏着的情感性的内涵”。
尤其是“当我们把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问题的思考向更深层推进时，在我们面前就会摆着这样一个问题：音乐形式的意义或内涵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着的”时，于先生曾经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已经阐明的观点也得到了再次强调：“在探讨对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作品的理解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坚持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这个理论立场。只强调客体而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或者一味夸大主体的作用而忽视客体的制约，最终都只能导致主客体之间的机械分割和对立。一部交响曲如果没有领悟它的听者，如果没有二者之间的交融和相互作用，这部交响曲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鸣响着的音乐作品，作为理解的根据而客观地存在于这里，听者的审美体验和理解又从哪里来？”???在这篇重要论文中，于先生在谈到关于“音乐中内容—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曾着重指出：“应该承认，过去在我们的音乐美学、音乐历史、音乐批评等领域中，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个问题上，比较缺乏辩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具体讲，就是常常把这二者机械地分割了，过分地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同一的一面。”然而，“就一部音乐作品自身来说，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从更高的层次更宏观的范围来看，社会生活现实是内容，而音乐作品则是以一种独特方式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现实的‘形式’。”???同样地，1996年于先生又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上阐明了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它不仅在为音乐美的本质及其问题的解决方面提供了一种思路和途径，同时也为我们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音乐作品的本体分析、音乐史研究、乃至音乐批评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前提。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是对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立论的补充和完善。而再次强调“不仅音乐形式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且，人们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对其内涵的理解解释，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的论述，则无疑是对“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内涵的丰富与深化。???古往今来，在衡量学者学术价值的天平里，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装着学者的执著和睿知。更重要的，还必须有其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学术关怀。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严格地说，“音乐学分析”是一种中国语境中用于专门研究、分析音乐与音乐作品的理论学说。正如有的同行认为在西方音乐术语中根本没有“音乐学分析”这个词一样。然而，如若我们就此判定该学说及其术语是中国音乐学家的多此一举，则有失公允。在笔者看来，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及其术语的诞生，正是其缔造者基于长期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学家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作为与贡献。诚然，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或说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素来就有着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忠实地”尾随西方，亦步亦趋，兴许能触及某些所谓的学术前沿。
然而，缺少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恐亦难有作为。对于瓦格纳、肖邦甚至更多的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音乐学家不同的研究视角，必然存在不同的理论诉求及方式、方法。何况，在西方音乐学家眼中或许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更何况，以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1924—）为代表的英美当代音乐学家8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对“二战”以来偏重实证主义传统方法的音乐分析（MusicAnalysis）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对历史文本考证应该与美学阐释和音乐批评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学术主张。???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于先生2009年在一篇重要论文中说过的话，将其摘引于此，与学界诸君共勉：先哲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曾高屋建瓴地说过一句深刻的话，它始终给我从事自己的工作以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力：“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此使我想到，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从长远讲，是否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理论思维来给予支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此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从事音乐学事业的人们的一种历史责任。???或许，有人会认为《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主要是于先生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特殊背景下，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青年学生的一次关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回顾总结，以及对该学科建设基本理念的专题学术讲座。但细心研读，笔者却明显感到此文中于先生对“历史与理论”、“音乐学学科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理论立足点与历史—当代的理论资源”、“社会—历史阐释与音乐本体分析”、“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体验和理解”、“思想与表述”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与他1988年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有着诸多方面的理论联系。然而，历时廿年，于先生原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的很多学术理论思考，在《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得到了更加完整、成熟、清晰、明确的理论概括。它构成了于先生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于先生学术思想和理论构建必须把握的基本前提。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只是对“音乐学分析”一词就事论事，则必然难得于先生学术思想之要领。#p#分页标题#e#
三、理论深化期（2000年以后）
大凡精神内涵丰富的人，自然生命都有异于常人之处。但对于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大器晚成的杰出学者来说，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却正是他们一生持之以恒地在看似“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的苦涩、孤独、寂寞的学术探究之后“终成正果”的时候———杨荫浏先生毕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殚精竭虑，其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出版时已八十高龄；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却又令后生望而生畏的老德文版“花体字”《瓦格纳论音乐》译为中文，并交付出版社出版时，廖辅叔先生也已年逾耄耋；缪天瑞先生为《律学》一书的编写、修订整整耗费半个世纪的时光，甚至期颐之年都还在校定着自己的“文存”；钱仁康先生虽然已年逾耄耋，依然笔耕不辍，并且还在涉及面极为宽广的音乐学术领域中发表论著和学说；即便是过早地离开我们的睿知学者黄翔鹏先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与传统音乐研究虽四十余载，但首次提出先秦“一钟双音”并令海内外为之震服的真知灼见时也已年过半百……“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诚斯言哉！从于先生50年学术生涯的历史发展看，2000年以后的学术著述无疑是他确立学术思想，完善学术体系，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但从其学术成就的角度予以观照，此时期何尝不是于先生重要学术成果的收获季？诚然，于先生此时期也有很多重要，如告诫青年学子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塑造学者精神品质的《心境•方法•学风》；强调音乐哲学对于音乐学研究重要性的《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重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对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意义的《关于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音乐分析学的多元化建构》；等等。但在笔者看来，最能代表于先生在这一个时期中厚积薄发，并且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乃至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两部重要学术力作则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成书于2000年。然而，于先生潜心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学说与主要流派的关注和研究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从80年代初对汉斯立克及其音乐美学观的剖析开始，至随后不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论文便是最好的明证。从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而言，《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无疑是一部填补了中国音乐学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空白的重要专著。但我们如在世界范围内审视这部专著，则恰如音乐美学家张前教授指出的那样：类似这样的著作，即便是在西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像《导论》这样专门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历史发展，并做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概括的学术著作。”???就算是在西方颇具影响的两部音乐美学史专著———1992年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出版的美国音乐学家李普曼（EdwardLippman，1920—2010）的《西方音乐美学史》（AHistoryofWesternMusicalAesthetics），???以及1991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LondonMacmillanPublishersLtd.）出版的意大利音乐学家恩里科•福比尼（EnricoFubini，1935—）的《音乐美学史》（TheHistoryofMusicAes－thetics），???“也只是把20世纪的现代音乐美学作为其中的部分章节，不仅篇幅很少，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概括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而且在论述方法上也多是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有力的学术分析。”???笔者认为，以学科研究进程以及学科学术发展历史为研究支点，对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哲学家及其思想理论展开深入透彻分析、阐释、论证，同时以中国音乐学家特有的学术立场对其展开论述，即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最显著的特征———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并成为他学术著述中特有的理论品格———“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它总是在“论”中带“史”“，史”中有“论”。既不同于很多看似深奥但却缺少历史感的“导论”，更不像某些罗列史料而理论性和思辨性却极度贫乏的“通史”。
以第一章“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确立和演进”为例，于先生对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进行论述时，首先把形式—自律论与它的对立面，即以情感论为核心的他律论音乐哲学从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并且逐一地分析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音乐哲学发展中两种思潮的对立，同时着重论述康德美学中的形式论因素与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渊源关系，并在横向上论述孔德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在音乐理论中的应用，以及对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第五章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时，于先生的分析重点虽然是介绍和论述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迈尔及其音乐中的情感与意义的心理学阐释。然而，在此之前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从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赫尔姆霍尔兹音乐心理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库尔特能量论音乐观、埃伦茨维希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对音乐哲学渗透的论证。笔者以为，这也正是于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理论特色，以及学术魅力的所在———即使是在对某一种学说进行理论梳理和阐述，也总是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和学术评价。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观察、分析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各主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的理论思想；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指出某些理论学说中立意新颖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它们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与谬误也一并揭示。毋庸讳言，在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学术群体中，或说是在一部以西方或西方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中（尤其是音乐哲学类专著），中国学者一般都很少涉及和联系中国音乐学界的学术现实与思想状况，这一点对于于先生来说却截然不同。从“纯”学术的角度，用法国精神学家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的“镜像”（MirrorImage）理论来看，一些同行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属于“他者”与“自我”的学术现象。但笔者更愿意将于先生的这种理论品质视为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学术关怀的高度学术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p#分页标题#e#
如在第二章“现象学原理引入音乐哲学的尝试”第一节“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观”中，于先生首先对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理论渊源进行了论证———实际上追溯到了茵加尔顿的老师———胡塞尔。然后，才针对茵加尔顿的音乐作品与其演奏、感受、乐谱是不是同一的、音乐作品的本体特性问题、存在方式问题、同一性问题等进行论证和阐释。尽管如此，于先生仍客观地指出“：茵加尔顿的音乐哲学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将认识的对象从客体转为了主体，那么，茵加尔顿的‘音乐是意向性对象’的理论实际上正是将音乐艺术的本质最大限度地从人的意识、意向活动，也就是从人这个主体方面去揭示、去描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多年来，我们一向比较着重从音乐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个一般性出发点来阐释音乐现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音乐毕竟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直接产品，是人类意识、精神生活最深层的东西通过乐音体系这个独特手段的物化或外化。意识活动这个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它的地位，我们过去认识、研究、阐述得都不够。茵加尔顿的思想可以从这个方面将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深化一步。”???茵加尔顿“提出有关音乐作品的单层结构以及它同现实世界实在事物之间的疏远关系等等问题，这对于长期存在于我国音乐创作实践、理论研究、音乐评论等领域中的概念化倾向和模仿论的残余影响的克服不会是没有益处的。茵格尔顿提出的关于音乐作品感情品格这种非声音成分的存在以及它同声音成分的契合为一的问题，对于我国目前的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克服汉斯立克纯形式论的影响，改变忽视思想精神内涵、单纯追求形式上标新立异的风尚；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克服将内容与形式机械割裂、忽略对声音形式的塑造和深入研究而侈谈空洞内容的倾向。茵格尔顿提出的有关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活动填充和丰富被构造的对象这个原理，对于发挥和调动演奏者和欣赏者在最后完成建构音乐作品这个整个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潜力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第三章对“释义学及其对音乐哲学的影响和启示”论证中，于先生同样坚持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理解对象和理解者、本来视界和理解者视界、对对象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等等这系列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真正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理论立场，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问题才能最终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能有的同行并不留意，在于先生的著述中，“中国”、“我国”、“我们”等字词使用得非常普遍、频繁。在笔者看来，这样鲜明的文化身份与学界常见的某些行文方式和研究诉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否则，于先生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后记”中也不会说：该书写作“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对西方学术界对音乐本质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清理和反思，使得我们能够在一种审慎和批判的前提下，使这些有关的思想资料为我们所借鉴，从而使我国的音乐理论建设走向更高的层次，达到更高的水平。”???与凝聚了于先生二十多年研究心血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一样，《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虽然成书于2008年，但于先生对肖邦的研究也一样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于先生就发表过一篇题为《肖邦音乐中的民族内容》的论文；1985年又委约为《百科知识》期刊撰写过“肖邦”一文，而2002年《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一文发表时，于先生已年至古稀。有人说，于先生半个世纪挥之不去的“肖邦情结”源于他早年留学波兰。或许，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悲情肖邦》一书的精髓：“悲情”与“悲情内涵阐释”，却是于先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学术思想经过了长时间对肖邦潜心研究后才获得的学术真谛———从1980年的“民族内容”到2002年由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意蕴”，最终认识到“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是“肖邦音乐内涵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进而牢牢地抓住了核心问题中的内核所在———“悲剧—戏剧性”。
毋庸置疑，从研究方法上看，《悲情肖邦》是于先生继1993年提出“音乐学分析”学说之后的一次理论深化和学术升华。在《悲情肖邦》中，我们看到了其与《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脉相承的“音乐学分析”思想。而对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前人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与吸收，则又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学分析”的学说内涵。它除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爱”，以及在“肖邦的作品里包含着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精神内涵，它能引起人们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从而“悲情”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表现出的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它由个人的文化情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凝聚而成，表达着对祖国、文化和人生最深沉的爱”???以外，更加明确地彰显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开放性的学术特色与理论品格。同时，它也再次反映出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众所周知，肖邦研究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在笔者已知的英文文献中，迄今为止的正式出版物就有多种。如对肖邦手稿、书信整理的研究（Voynich，E.L.edited.Chopin’sLetters.DoverPublications，1988）；对肖邦生平的研究（OrgaAtes.Chopin：HisLifeandTimes.TunbridgeWellsMidasBooks，1978）；对肖邦人格气质及音乐表现的研究（SamsonJin.TheMusicofChopin.LondonBost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85；Weinstock，Herbert.Chopin，theManandHisMusic.NewYorkDaCapoPress，1969）；对肖邦某些作品的演奏研究（AiChia-Huei.Chopin’sConcertoinEMinor，Op.11：AnAnalysisforPerformance.AnnArborMich，1986；KiorpesGeorgeAnthony.ThePer－formanceofOrnamentsintheWorksofChopin.AnnAeborMich，1975）；等等。况且，在中文出版物中，除了不胜枚举的乐谱类出版物以外，我们最常见到的仍然是译著，其次才是由中国音乐学家自己撰写的专著。比如：苏联A.索洛夫磋夫著、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帕斯哈洛夫著、史大正译《肖邦与波兰民间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匈牙利李斯特著、张泽民等译《李斯特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廖乃雄著《钢琴诗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波兰雷吉娜•斯门江卡著、梁全炳/姚曼华译《如何演奏肖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美国詹姆斯•胡内克著、王蓓译《肖邦画传———肖邦的生及其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国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肖邦在巴黎———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生活时代》（新星出版社，2006），美国爱德华•巴克斯特•培理著、钱仁康译《肖邦的叙事曲》（《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钱仁康著《肖邦叙事曲解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冯智全著《肖邦大型作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以及严格地说并不属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音乐随笔杂文类出版物（如曹利群著《肖邦不住17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等等。#p#分页标题#e#
显然，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突破前人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最终揭示连国际上许多肖邦学家都从未涉足的研究领域———悲情与悲情内涵，并非易事！然而于先生却又有独到的见解：就艺术的深刻本质而言，肖邦的音乐同欧洲一切具有深刻内涵的音乐一样，包含着一种深层的人性意蕴。但这种意蕴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对于肖邦的音乐来说，这种意蕴正具体体现在它所蕴含的悲情、悲剧性、直至悲剧—戏剧性之中，而它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潜在的社会—心理原因……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要阐释它的深层内涵，至少要通过两个无法绕开的程序：一是要深入了解作曲家在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情感体验，而对这一切的确切把握只能建立在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也即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体本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历史和美学的结合是最高的批评标准，中国的文艺批评是重视体验的，因此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重视体验的价值，结合历史与审美的维度就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于2008年正式出版后，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为此，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于2009年11月中旬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悲情肖邦》并肖邦专题研讨会”。会上，人们或从多角度表达学习研读《悲情肖邦》的心得；或从多侧面解读“音乐学分析”在此著中的运用与发展。甚至，也有人惊讶地发现，三个月前（即2009年9月）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德国当代音乐学家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Danuser，1946—）的“关联域化理论”竟与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契合……???诚然，表面看来，《悲情肖邦》中带有史学传记特征的四个篇章———“转折（1831年秋）”、“走向成熟（1832—1838）”、“抵达巅峰（1839—1846）”，以及“黯淡孤寂的晚期（1847—1849）”即是“第一个程序”，而对各时期作品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与音乐表现性分析即是“第二个程序”，它们也确实体现着于先生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学术思想。
然而，在于先生综合历史的、美学的、分析的、文化的视野“阐释”的字里行间，除了充满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人的理论意味外，他的一系列独特见解何尝不是对前人研究的超越？！如将肖邦《b小调谐谑曲》视为标志着肖邦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并将其从“突破谐谑曲体裁的传统性质，提升到悲剧—戏剧性境界”、“音乐中强烈的对比和反差造成音乐整体的巨大内在情感张力”、“将音乐推向悲剧—戏剧性顶峰的尾声处理”予以高度概括；在对夜曲体裁渊源关系进行考察以及对《c小调夜曲》分析之后得出的那些既充满厚重“历史感”，同时又凝练、准确的美学阐释“：一场心灵的风暴终于过去了，超脱了痛苦之后似乎变得明朗了的心境，同朦胧的夜色融合在一起，慢慢地消失在静谧之中……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观念来审视，应该说肖邦的这首夜曲不愧为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中西艺术之间在审美理想上毕竟是相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悲情肖邦》中还有很多中国音乐学家不苟同于西方肖邦学家长期以来固有陈旧话语的精辟论断。如在阐释《f小调幻想曲》第124—135小节的音乐内涵时，于先生指出“：有的肖邦学家以这段称之为‘凯旋’的音乐段落为根据，认定整首幻想曲是一首壮丽、充满乐观、胜利情绪的作品，这种论断难以令人苟同……我认为，作为一首‘幻想曲’，这第二个音乐主题同第一个主题群中的那个充满阳光、明朗、憧憬的第二个主题一样，反映了肖邦心境中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对奋起、抗争的一种想象，还远不是凯旋的胜利凯歌。”???又如，在论及《b小调奏鸣曲》末乐章时，于先生指出：“在肖邦所处的30—40年代，奏鸣曲套曲的结构原则和整体构思基本上还是遵循着原来的框架，特别是它的末乐章通常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肖邦的这首奏鸣曲的末乐章却令人惊奇地背离了这个原则……肖邦是一位具有坚实、深厚的传统音乐技法素养的作曲家，这里不存在技术层面上的处理失当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自这部感情‘戏剧’的发展逻辑自身……许多肖邦学家和善于诠释肖邦作品的钢琴演奏大师们，对这个终结乐章的内涵的感悟和理解往往都相当接近……人们在聆听这个乐章时产生的这种视觉想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探寻作曲家在创作这首奏鸣曲时的情感—心理路程中，来揭示这首终曲的内在意蕴。”???再如，在论及肖邦与乔•治桑的关系破裂时，于先生也没有完全赞同西方大多数肖邦学家以往的观点，而是有理有据地从更深层的音乐内涵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于先生的这些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上的见解，无论是在思想性、思辨性，还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理论构建，以及在对第一手资料与史料的占有和运用方面，都绝不会比西方音乐学家的研究逊色。甚至，它们还表明了中国音乐学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第一，中国音乐学家突破了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总是跟在西方人身后“嚼别人嚼过的馍”的学术历史；第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突破性地具有了属于中国音乐学家自己的学术话语；第三，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音乐学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学术贡献。
或许是由于笔者研究课题———“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原因使然，每次阅读于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和《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这两部专著时，脑海里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另一部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它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巨著。它的出版不仅在西方汉学界引起过轰动，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将其看作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是人类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该著自1954至200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以来，先后被多国文字转译……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花了整整50年时光才完成的外国人———英国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当然，从研究对象上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于先生的“西方音乐哲学”和“悲情肖邦”完全属于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学术范畴。但是，如若我们从域外学者做“他国文化”研究这一视角出发，却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而且，在笔者看来，这种相同与相通所给予我们的启发和反思也应该是深刻的。一方面，在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及其高层次的学术成果（出版物）亟待翻译成西方文字，并通过国际化的出版物版权贸易早日“走出去”，在宽广的国际学术舞台上与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同行取长补短、深层交流。#p#分页标题#e#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3
一、明确通识教育理念是有效实施通识教育的前提
目前，我国大多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实施通识教育时普遍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是在价值层面上以工具理性指导人才培养，忽略了大学本身的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在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中与下游的高等职业教育相似，“以就业为导向”、“一切为了就业”成了人才培养唯一的指导思想，就业率成了高悬在高校领导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以至于大四成了就业年和“空巢”年，学生为了就业无心学习，到处找场子、通路子。在教学方面，通识教育则让位于职业技能教育，通识教育仅仅是专业教育的补充，是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的附加部分。二是在课程设置方面，首先是公共必修课程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侧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上重视，实质上没有得到重视；其次是课程教学急功近利，学生学习心态浮躁；再次是通识课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学生只求学分、不讲学习效果；四是专业理论课负担过重，学生无法安心于通识学习。三是在师资队伍方面，教师缺少一定的文化底蕴。由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近年来都面临一个快速发展期，学校连年扩招，规模急剧扩大，对教师队伍资源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高素质教师的补充远远不能跟上学生数量的增加。再加上这些学校引进人才首先考虑的是急需的专业人才，而不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学校高水平的人文专业教师紧缺，加剧了教师队伍学科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所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可能象国内一流的本科高校那样积聚起一批能开设高质量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师力量。四是在操作层面上，通识课程建设不到位，教学管理不严格，教学内容没有主要方位，教学方式单调，使通识教育课程不能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存在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学校对实施通识教育的本质和理念认识缺位，对通识教育在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通识教育原意是教导人要接受全面的、完整的教育，加强学生的人文修养和人格的完善。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从而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培养出一个完全完整的人。通识教育的成形在美国，它是美国大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适应性的产物。1945年7月，哈佛大学颁布了著名的“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强调，通过通识教育应该帮助人们“有效地思考、交流思想，做出适当的判断并区别不同的价值观念”。158国内著名学者李曼丽博士则认为：“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17根据以上论述，大学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是关注作为整体性的人的教育，是使每一个人都能接受适于自身需要与特点的教育，是求得每一个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教育。通识教育所追求的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大学的使命，因此，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通识教育的主要内核。通识教育的理念和目标符合我国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也与国家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要求相一致，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相吻合。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基本情况与20世纪30-4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十分类似。在人才培养方面，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面临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及学生就业竞争的巨大压力，究竟是全面“育人”，还是功利性地“制器”，这是摆在新建本科院校面前需要正确抉择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其实，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前提是高素质，然后才是应用型。一个大学生走上社会以后，只有人格健康、文化修养好、科学素养强，再加上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通识教育可以避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因专业结构单一、专业划分过细、专业功利性过强的现状，培养适应性和社会责任感强的人才。因此，新建本科院校要真正理解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以先进的通识教育理念引领人才培养全过程，不仅要重视“制器”，更要重视“育人”；要在组织实施大学通识教育的过程中，建设具有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通识课程体系，以专业教育为根、通识教育为本，将通识教育融入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整体改革之中。
二、课程建设和改革是发展通识教育的核心
应用型人才的素质规格必须有严格的课程体系来支撑。目前，大多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都由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通选课）组成。由于历史的原因，公共必修课程中占主要比例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英语、计算机和公共体育（一般要占40个学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大学英语是培养大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这些课程是无法承担通识教育任务和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公共选修课程则是天女散花式地多而杂，数量有数百门之多，课程内容没有深度，课程间没有内在联系，形不成有效支撑专业教育的课程方向，教学要求不严，导致很多学生混学分。很明显，目前所实行的公共选修课方案实际上未能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核心是通识课程体系的建立，建立核心课程体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也是美国和国内高水平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曾相继学习哈佛大学的经验，推出了自己的核心课程体系。但问题是，作为一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其办学理念和办学定位有自身的特殊性，以教学为主、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决定了这类学校不能盲目照搬哈佛和国内一流高校的做法。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根深蒂固的学习习惯也不一定能完全适应哈佛大学的做法。相比之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麻省理工学院的自然科学通识课程不似哈佛芝加哥的自然科学课程多为所谓“非专业的科学课”，而是与专业紧密结合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较有特色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对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要求较高，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至少8门其质量份量和严格性很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而且规定至少3门必须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如历史、哲学、文学等。基于上述案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建立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时要重视以下几点：一是核心课程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人文类课程是人类文化精华的主要载体，人文精神是养育大学生健全人格最核心的心理营养。在以理工类专业为主的一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理工类专业基础课程中的科学素养已基本满足学生发展需要，应更加关注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因此，通识教育要以人文社会学科课程为主线，精选包括传统文化（如四书）、伦理学、文学、外国经典、中外历史、哲学等课程，通过这种知识教育、道德教育、伦理教育、生命教育等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这类课程特别要渗透中华文化传统，使通识教育内容本土化。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动力接连不断的源泉。文化传统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有了它，一个民族在遇到难以应付的历史环境的挑战的时候，就有可能激发民族活力，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使民族获得新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其特有的道德理想、人生态度、价值追求、思维方式在今天仍有不容忽视的教育价值。二是要改革现有公共必修课程体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由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原因，目前的公共必修课框架还不可能有大的变动，但其教学内容可以整合，如思想道德课程可以与传统伦理教育相结合，融入中国传统道德元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与介绍西方经典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大学语文可以从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行课程改革；大学英语课程，它应不仅是一门语言课，不仅是为了学生考级，我们要通过大学英语对学生进行国外先进文化和精神遗产的教育。即使是大学体育课程，也可以体现通识教育的内涵。传统体育课程的目标过于关注人的生物学意义，侧重身体需求和生理需要，而忽略了学生作为“人”的心灵渴望。现代大学体育完全可以渗透“精神、道德、人格”教育，使体育课同样充满人文情怀。三是要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互融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相互支撑的课程教学体系，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看，通识教育能使学生获得将来社会生活适应过程中除专业知识和能力外所需要的知识素质和能力，专业教育则满足学生在就业岗位中的职业要求。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在知识领域上的适度宽广，强调的是横向上的知识面和基本技能；专业教育则是对学生某些专业领域知识和能力的深度要求，主要强调纵向上的理解。作为学生，能以人文和更宽广的科学视野思考和处理专业问题，或能从精深的专业角度来观察、适应社会的变迁，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修养。学校的专业教师，要在专业教育中渗透通识教育的理念、精神，把历代科学家和专家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人文情怀、顽强精神，以及自然规律中的美学原则等渗透到教学中。另一方面，不同专业学生的专业教育要与不同的通识课程相匹配，例如，培养建筑工程师，要学会造房子，就要学习专业课“结构力学”；房子要造得美观，就要学习美学；造的房子质量要好，不会成为“楼歪歪”，则应该学习伦理学。因此，美学与伦理学应是建筑类和艺术类学生必修的通识课程。四是重视公共选修课程建设和管理。目前大部分实行学分制管理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都有公共选修课课程模块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补充。但这类课程多而杂，课程开设随意性大，管理混乱；师资基本以青年教师为主，开课质量不高；学生对选修该类课程积极性不高，听课不认真，考核不严格。因此，学校要对公共选修课进行整体规划和建设，并在建设经费上给予扶持；要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对现有的公共选修课进行疏理，要按大类整合，如人史类、艺术类、科技类、经管类等，以便于学生根据个人需求及专业特点进行选择；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优秀网络课程资源，以“网络课程+辅导教师”的形式充实到公共选修课体系中；要重视通识课程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强对通识课程的教学管理和课程评价，提高师生对通识教育的自觉意识。五是开设通识教育系列讲座。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通识教育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开设专家讲坛、系列讲座，对不同专业或不同需要的学生进行相关的通识教育。每位专家教授在自己熟悉的专业或相近领域内精心准备若干讲座，学校可建立精品讲座专家库或网站，学生根据不同专业需求选择相应的讲座接受教育，经教学管理部门考核后承认一定的学分。
三、严格要求和教学方法改革是通识教育成败的关键
学习国外通识教育经验不能仅停留在形式上，象通识教育概念引入、通识教育课程的分类、通识课程学分的认定等。其实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实施的精华在于它的严格的教学方式及对学生严格的训练要求。尽管美国各类大学的核心课程各具风格和特色，反映了这些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历史传统，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严格的质量要求和严肃的课程管理机制。如美国南部杜克大学2008年秋学期的一门通选课“人口贸易的过去与现在”，这一课程是教师小组共同主持的一个研讨性课程，旨在通过历史研究去真实地揭露移民工作者的移民与强迫劳动产生之间的关系。课程在研讨的前十周，学生每周要阅读所有规定的资料，每周的阅读任务是150页左右，同时还要调查他们自己的研究主题；研讨的最后三周是做论文并对其他同学的研究论文进行批判。在整个研讨过程中，学生需要完成两种论文，第一种论文是针对每周的讨论主题，在阅读后对问题进行解释；第二种论文是自己的一篇研究论文，要求篇幅在15页到25页之间，学生要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运用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分析某一种人口贸易现象。两种论文都要被打分，在研究论文交流的过程中，学生要作研讨的主持人。所以，学习国外经验，最值得参考借鉴的是他们为实现通识教育目标而构建起来的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教学制度设计。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刚刚起步，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通识教育经验时不能只重形式、不重实质，只看重通选课程的数量、不注重课程的质量。学校要根据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特点，结合专业教育，精选少量“核心”课程，明确课程目标和精选课程内容；要挑选最好的老师或配备最好的教学团队进行通识教学；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来为通识教育的实施提供管理制度的保障，要制定严格的课程执行计划，加强课程教学各环节的衔接，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教学训练，实行严肃的多样化的课程评价标准；人文类课程要为学生提供一定量的阅读和进行充分的课堂讨论，并向学生提供全面细致的学业指导。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是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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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华美学精神；体系研究；述评
一、中华美学精神研究背景
我国美学研究已有百年历史。百年中，中国美学研究主要脉络如下：20世纪初，以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用西方美学标准研究中国文学艺术；20世纪30、40年代，以朱光潜、宗白华为代表，开始在美学研究中融入中国传统美学的内容；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美学研究的理论依据；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全面开放，美学研究开始出现民族化倾向，以吴冠中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家从艺术角度弘扬民族之美的探索，掀起长达数十年的关于什么是美的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和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全国高等学校美学分会成立。朱光潜教授在首届全国美学学会上做了关于美学和美学史研究问题的讲话。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探讨了审美教育、中西方美术史研究方法等问题。21世纪初，我国出现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2003年，袁济喜在《论宗白华的魏晋美学解读》一文中指出：“宗白华在‘五四’时期对魏晋美学的解读，体现出他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美学的体验与研究，重构中华美学精神的识见。”［1］1993年美学与文艺研究丛刊出版；1996年《美学与艺术学研究》创刊；21世纪初，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推出了“三大出版工程”。这些文献代表了当代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的水平，但未对“中华美学精神”“中国美学精神”“中国传统美学”“中国经典美学”进行具体、明晰的界定。［2］2013年11月，在曲阜参观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014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中华美学精神的概念，掀起了对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新高潮。
二、中华美学精神研究概况
在中国知网以中华美学精神为篇名搜索。至2020年12月，共获得文献189篇。其中期刊论文102篇，博硕士论文3篇，报纸文章84篇。期刊论文作者来自高校的文章有72篇，来自社会科学院等相关研究机构的文章有19篇。从基金来源看，国家基金项目14项，部级项目5项，省市级项目19项。中华美学精神平台相对较高，主要有《文艺研究》《艺术百家》《社会科学辑刊》《艺术评论》《民族艺术》《民族艺术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等重要学术期刊，《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汇报》《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报》等报纸。此外，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等也是近年来中华美学理论成果的重要平台。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体系。已有成果集中在理论来源及特质、理论体系构建及原则、理论研究意义及指导实践的个案研究等方面。
（一）理论来源及特质
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论来源及特质。学者从思维、文化、价值观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肖朗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着手，认为中华美学精神的精髓存在于民族文化中天人合一、阴阳交合、立象尽意的美学论。［3］仲呈祥从民族思维方式的角度论证了中华美学精神是民族思维和民族学理标识。［4］李怀亮以传统文化为立足点，论证了儒、释、道各自对应的美学精神，认为三者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本源。其中，儒家文化强调秩序，道家文化最富创意，佛教文化最具悲悯意识。［5］张利群认为，中华美学以中华美学核心价值为基础，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审美风范与美学传统，塑造了中华美学精神的魂魄。［6］笠原仲二以人为出发点，论证中国人美、丑意识或者美、丑观念的本质是以人类的生命状态如何为核心的。［7］97祁志祥认为中国人对于美的思考存在于“味、道、心、文、适性”五大范畴中。［8］毛国宣以人为基本出发点，从文字结构的角度提出汉字造字充分体现了中华美学精神中以人为主体的观念与意识。［9］上述观点对于学界更加深入探讨中华美学精神这个理论命题具有启示意义。
（二）体系构建及研究的基本原则
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研究的原则。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仲呈祥等认为，应该在发掘、传承、弘扬的基础上，发展和提升中华美学；应该从发展民族文化的战略高度，推动中华美学精神的引领作用。［10］尤西林从方法论角度提出，对中华美学精神不能囿限于美学史研究，而要在实践领域激活逝去的审美意识。［11］仲呈祥立足于现当代艺术现象，从实践的角度指出，当代艺术包括电影、戏曲出现了很多以丑为美的东西，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必须用中华美学精神指导当代艺术的实践。［12］高建平从时代性的角度强调中华美学精神研究要结合当今时代特征。［13］中华美学精神提出后，关于其理论构建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学者从研究结构、现代转化、文化意识等方面做了探讨。李若飞认为中华美学精神的范畴在历时结构上是一个知识积累、意义丰富和创新的谱系；在共时结构上是一个从艺术实践凝练到抽象的哲学范畴的往复系统。［14］彭立勋认为，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是构建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内容，要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对古典美学和文论进行挖掘和创造性转化，使之更能体现中华美学精神。［15］潘国好主张通过文化系统意识、文化特征意识、文化演进意识系统地认知中华美学精神。［16］高建平认为要结合当代审美和文学艺术的实际来研究中华美学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及现代转化。［13］
（三）指导实践的研究
关于中华美学精神指导实践的研究。学者从价值观、学科建设、美育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肖罗从价值观的高度指出，中华美学精神是当今时代的“道”和“魂”，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融注在文艺创作中。［17］丁振海认为中华美学精神的精髓在于强调以艺术的载体和审美的方式彰显思想的、道德的力量。［18］张金尧主张运用中华美学精神内蕴指导学科建设。［2］刘三平立足实践，探讨了戏曲艺术中和之美的审美形态，认为戏曲作为重要的传统艺术应在美学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完善、发展。［19］吴爱邦从指导高校美育的角度认为，高校美育应该从教育实践方面入手，在中华美学精神的语境下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20］
（四）理论研究的意义
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有何意义。学者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艺术创作的民族性、对现当代艺术的主动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金雅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角度认为，中华美学精神在保持民族的独立性，加强人的精神建设，涵育人的灵魂境界，挖掘民族美学资源，强化民族美学学理方面具有重要引领意义，为当下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从根本上指明了方向。［21］王离湘从艺术的民族性角度探讨了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怎样以中华美学精神作为理论指南，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健康持续发展。［22］李心峰强调在中华美学精神指导下创作的作品对民族精神的影响，认为中华美学精神、自成一脉的中国艺术精神，要在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让中国精神以充沛的正能量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23］刘成纪认为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国传统的国家精神，也是认知天下和不断反顾自身的基本起点。［24］金雅从艺术批评的角度认为，中华美学精神为中国艺术的发掘传承、开拓创新，以及在中西化合、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丰富推进当代批评实践，提供了价值向度。［25］
三、中华美学精神研究存在的不足及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成果较丰硕，发表平台相对较高。整体上看，研究的理论性较强，但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性及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明显不足，尚未形成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研究不足
1．研究偏理论性、宏观性。个案实践研究相对匮乏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研究成果集中在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论探讨方面，偏理论性，偏宏观，但实践层面的研究不足，缺乏对中华美学精神指导具体个案的实践研究。当今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多样性，只有在对中华美学精神进行宏观理论构架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详实的指导案例个案的研究，突出个案的特色和重点，才能使研究结果具有针对性，具有时代价值。
2．理论研究体系尚需完善。目前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论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理论水准。笔者认为，虽然中华审美精神源于历史，但不能局限于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只有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才能体现其在现代研究中的意义。今后的研究，需要更多地结合个案关注审美的现代转化，使理论和实践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重点关注如何实现中华美学精神的现代性转化。
3．研究支持平台不足现有研究成果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为国家基金项目成果，这表明相关的研究平台严重不足。面对文化全球一体化以及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大量以丑为美、混淆视听的文化现象的现状，国家应提供更多的研究支持平台，把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提到国家的层面，加大对中华美学精神研究的支持力度，推动相关理论及实践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二）研究展望综合以上研究现状
后续相关研究可以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开展具体、详实的中华美学精神指导实践个案的研究，使中华美学精神成为当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古为今用，对中华美学精神指导具体案例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引导社会发展。建议学界结合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具体现象，探讨中华美学精神指导实践或指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方式、方法。第二，深化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论体系研究。目前的研究虽涉及理论来源及特质、研究原则、理论体系构建以及指导实践的个案研究、理论研究意义等方面，但很大一部分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解读，尚未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未来的研究可以立足中华美学精神命题的提出、现有观点以及相关的知识框架所涉及的问题和范畴，对中华美学精神理论进行梳理和研究，通过分析当前已有理论，探讨中华美学精神哪些属于传承，哪些是新内容的融入，哪些是全新的观点、理论，以达到对中华美学精神全面、深入的阐释和理解。第三，拓展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视角。现有研究多从学者的视角展开，从普通民众或传统文化传承人的视角进行的研究较少。作为中华美学精神弘扬与传承的主体实施者或受益者，普通民众或传统文化传承人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解、认识和参与意愿，是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保障。
四、结语
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经历由浅到深，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反复印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关注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社会的转化。只有将其转化成当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中华美学精神才能引导社会发展，展现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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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法围绕本专业近几届毕业生及实习生存在的问题及对学生培养的意见和建议，共召开了2次座谈会。2011年5月23日，在光明初级中学召开了上海市黄浦区部分体育骨干教师座谈会，主要有来自大同中学、光明中学、市南中学、尚文中学、市八初级中学、光明初级中学及商贸旅游学校等校的骨干教师。同年5月29日，在上师大徐汇校区体化楼310会议室召开了上海市部分体育教研组长、教研员座谈会，出席人员为七宝中学、市二中学、上海市实验学校、莘庄中学、汾阳中学、一师附小等校的体育教研组长及徐汇区、黄浦区、原卢湾区、静安区、杨浦区等区的体育教研员。
2.问卷调查法针对上师大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问卷设计后，请有关体育教育方面的专家进行了效度检验，表明此问卷效度颇高。问卷发放对象为上海师范大学体教专业2012届留在上海工作的毕业生，共发放问卷70份，回收69份，回收率为98。6%;其中有效问卷67份，有效率为95。7%。采用重测法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重测时间与第一次问卷时间相隔10d，将2次问卷结果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相关系数为0。87，表明此份问卷信度较高。
3.数理统计法对问卷调查结果在EXCEL统计软件中进行百分比统计。
二、结果与分析
1.本专业学生存在问题及上海市中小学的要求
1.1生源质量在下降，教学技能需加强近些年上海生源的减少导致学校可选择的体育生不足，生源质量亦下降较大。不少学生是因学习成绩较差高考前临改体而“误”入此行的，只能称其为体育积极分子。这些学生进入了体教专业后，因为身体素质较差、体育基础较弱，发展空间不大。由此出现教学技能较差状况，尤其是在教案书写、吹哨、口令、讲解、示范、队列队形及队伍调动等方面。中小学要求在平时教学中及教育实习前能加强教学技能方面的学习与培训。
1.2运动技能多不足，培养方案要突出学生的运动技能较差、专项能力不突出，失去了上师大多能一专的优势。尤其是体操方面技能较差。中小学希望能恢复上师大多能一专的传统，重视术科教学，并严格把好考核关。培养方案中的术科、学科比例有些失衡(3∶7)，术科比例偏低，未能突出运动技能类课程。公共必修课及教育类课程的比例偏高，选修课中学科类课程偏高。中小学希望增加术科比例，与学科调整为5∶5较为合适。
1.3大中小学相脱节，各级学校应对接大学与中小学教学相脱节，对二期课改理念、体育与健身课程标准、中小学教学内容等了解较少。同时，对中小学的教材教法了解不多、分析不够。中小学要求加强教材教法及中考项目的教学，大学不仅要重视教的环节，还要创设学的环节，并希望多到中小学观摩、学习与交流。
1.4实习形式不完善，毕业论文待改观本专业的实践环节主要包括教育实习及毕业论文两个方面。目前的分散实习形式存在一定弊端，原来的集中实习值得借鉴。中小学希望集中实习与分散实习相互结合，并加强高校教师、基层教师的指导及联系。此外，实习的时间要提前并要有反复，以使学生的专业技能进一步改进提高。学生的论文基础比较薄弱、科研能力有待加强，对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够、体育科研方法掌握不足。中小学要求加强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撰写。此外，本专业学生还存在着诸如职业认同感不强、主动学习意识较弱、男生阳刚之气不足等其他方面的问题。
2.本专业课程存在问题的反馈
学校在上海工作的毕业生对本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归结为三类，即课程总体、必修课程及选修课程。课程总体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课程设置缺乏本校特色、课程整体结构不太合理、课程设置与中小学脱节、忽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必修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公共必修课的比例过大、专业必修课个别作用微、专业必修课术科学时少;选修课程总体上存在的问题为选修课门类少且学科多、选修课术科少且项目缺，限定选修的主要问题是限定选修的专项课时少、限定选修缺乏第二专项，任意选修的主要问题是任意选修术科少学科多、任意选修缺乏新兴项目。本专业2012届留沪毕业生对课程问题的看法如下。
2.1对课程总体的看法(表1)从表1选择同意及比较同意的人数可以看出:在课程总体存在的问题方面，约68%的同学认为课程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近54%的同学认为课程设置缺乏本校特色，约46%～48%的同学认为课程整体结构不太合理、课程设置与中小学脱节。
2.2对必修课程的看法(表2)从表2选择同意及比较同意的人数可以看出:在必修课程存在的问题方面，约67%的同学认为专业必修课术科学时少;约58%的同学认为公共必修课的比例过大;过半的同学认为专业必修课个别作用微弱，用处不大，例如体育概论与体育史2门课。
2.3对选修课程的看法(表3)从表3选择同意及比较同意的人数可以看出:在选修课程存在的问题方面，近54%的同学认为选修课术科少且项目不全，近48%的同学认为选修课门类少且学科偏多;近63%的同学认为限定选修的专项课时少(仅108学时)，近57%的同学认为限定选修缺乏第二专项，这些都无法满足中小学教学、训练的需要，尤其是目前上海的高中正在实施体育专项化教学，要求大学实行项目的专业化教学，差距还很大，甚至连基本的课时都保证不了;约58%～60%的同学认为任意选修术科少学科多、缺乏新兴项目。相比山东师范大学及福建师范大学体教专业的培养方案，他们的专项课时多且有第二专项，任意选修课术科的门数亦远多于上师大本专业。
3.本专业培养模式改革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俗语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述问题的形成既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亦有社会环境的原因。所以，本专业学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不宜一蹴而就，可先在几个可做的点上有所突破，再由点到面、全面铺开。经过慎重考虑、多方讨论，拟先采取以下几项具体措施。
3.1培养目标多能一专，秉承传统适时创新从以往经验看，上师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最大特点在于“多能一专”，即在掌握多项运动技能的基础上，还有一门拿得出手的专项。这也正是上师大与上海体院、华东师大体教专业抗衡甚或超出的特色所有、资本所在。然而，近些年来，由于主导思想的失衡，渐渐模糊了体育的本质属性———技艺性，逐步迷失了自己的最大优势———多能一专，慢慢走向了文化主导、理论主导、学科主导的并不完全适合体教专业特色的办学模式与课程设置，使毕业生的特点也发生了不小的退变。正如大同中学的一位老校友所言，现在上师大的学生专业基础薄了、专项能力弱了、专业特色少了。多能一专———这正是本专业的传统优势与精髓所在，也是历届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之源，培养目标应该彰显这一特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多能一专的亦有了更多更新的含义。多能的“能”并不仅仅指运动技能，更多的是指体育教学技能，包括理论技能与实践技能两类，理论技能包括教学设计技能、教案书写技能及看、评课技能，实践技能包括项目运动技能及课堂教学技能，每一种又包含更为具体的技能。一专的“专”亦不仅仅指专项，而是指在这些教学技能中要有自己最拿得出手、最具竞争力的一两项技能。多能还有更宽泛的意义，还指外语能力、计算机能力、科研能力等等多种当前体育教师必须具备的能力。所以，培养目标在秉承传统、多能一专的基础上，还要与时俱进、适时创新。
3.2选修课增术科门类，专项课加学时学分目前，本专业培养方案的6门学科类限定选修课(音乐与体育教学、体育游戏、人体测量学、体育统计学、运动训练学、医务监督与健身处方)，每门2个学分，共占去12个学分，这意味着每门都是必修课而非选修课，学生并没有选择余地。而专项技术类选修课只占8个学分，且大专项(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武术六选一)仅108学时6个学分，小专项(健美操、乒乓球、羽毛球、体育舞蹈四选一)仅36学时2学分，明显偏少。所以，应从学科类限定选修课中释放出一定的学分到专项技术类中，以增加大专项及小专项的学时学分，拟将大专项增至216学时、12学分(共3个学期、每学期72学时、4学分)，小专项加至72学时、4学分(共2个学期、每学期36学时、2学分)，不足的部分学分可从任意选修课(目前为16个学分)中略加释放。在本专业培养方案目前的10门任意选修课(奥林匹克运动、体育课件制作、体育美学、体育英语Ⅰ、体育英语Ⅱ、体育市场营销学、常用运动负荷实验、营养学、体育产业经营管理、公共关系学)中，皆为理论性偏强的课程，而实践类、实用性、术科化的课程几乎没有，应该在这一环节增设实践类课程，鼓励广大术科教师开课。拟先增加教师形体训练、艺术体操、花样跳绳、棒垒球、高尔夫球、板球6门术科课程，以弥补这方面的空白;以后根据基层中小学需要，再增新课。
3.3教学技能切实提高，实践环节不断加强提高学生的教学技能，首先要加强课堂教学，不仅要在《学校体育学》与《体育教材教法》两门学科中加强教学设计、教案书写、教材分析、教法学法等方面的理论教学，更要在各门术科中加强这些要素的实践教学，如在各专项选修课中加强学生教案书写能力的培养，尤其是教案要按照上海市二期课改“体育与健身”课时计划的规范格式书写等。除教师外，还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如做好术科课后回忆笔记、写好学科课外作业等。在加强课堂教学的基础上，还要多进行教学技能方面的比赛，如教案比赛、说课比赛、技能测试等，以切实提高学生的教学技能。在实践环节的教育实习方面，首先要加强学生的见习环节，为适应学院“4+0”模式下的办学需要，拟在奉贤校区建立6个实习基地，中学4个(奉贤中学、弘文学校、阳光外国语学校、柘林学校)，小学2个(南桥小学、奉贤区教育学院附小)。采用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让大二、大三甚或大一的学生深入中小学进行教育见习，以了解基层所需、发现自己所缺，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针对性。在毕业论文方面，主要强化论文选题、撰写、答辩三环节的监督控制，加强教师指导与学生配合两方面的制度建设等。
3.4俱乐部促课外锻炼，督导组保教学质量在目前术科课时尚显不足的情况下，加强体育俱乐部建设使其成为课堂的延伸，是促进学生专业技能提高的有效方式，也是促进学生课外锻炼自觉性的良好举措。不过俱乐部要加强教师指导与政策引导，需要与院学生工作组一起做这项工作。退休教师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是学院的宝贵人力资源。以他(她)们为主体成立教学督导小组、以恢复体育学院教学督导的优良传统，是保障本专业教学质量的绝佳途径。教学质量是本科教学的生命线，唯有高质量的教学才会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唯有高质量的毕业生才能经得起用人单位的最终检验。
3.5请进来专家上讲台，走出去师生下基层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法，加强与本市中、小学的联系，是解决大学与中小学体育教育脱节问题的良方。拟请基层一些高水平的专家(体育教研员、教研组长、骨干教师等)走上大学讲台，为本专业学生教授中小学最鲜活的案例、最实用的方法、最需要的人才等;同时，教师、学生也需要经常走出去，看看市级、区级、校级的公开课。
3.6紧扣体育课标中考，渐进修订大纲内容应该有效利用各门术科的有限课时，教授中小学最需要的内容。二期课改“上海市中小学体育与健身课程标准”的教学内容及体育中考的项目，应该是本专业各门术科的精教内容。具体有:(1)课程标准教学内容:队列队形与基本体操，体操(垫上运动、杠上运动等)，篮球，武术，游泳，田径，体育舞蹈等;(2)体育中考项目:篮球、排球、足球三选一，双杆、单杠、垫上、横箱四选一，男1000m(女800m)、200m游泳二选一，男引体向上(女仰卧起坐)、1min跳绳、25m游泳、实心球、50m、立定跳远六选一。各门术科的专业必修课应以上述内容为基准，重新修订教学大纲内容。可先选几门术科作为试点，若效果颇佳再逐渐推开。
三、结论
(1)上师大体育教育专业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本地中小学的要求有:生源质量在下降、教学技能需加强、运动技能多不足、培养方案要突出、大中小学相脱节、各级学校应对接，实习形式不完善、毕业论文待改观。
(2)上师大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课程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缺乏本校特色，专业必修课术科学时少、公共必修课的比例过大，限定选修的专项课时少且缺乏第二专项，任意选修术科少学科多且缺乏新兴项目。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6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呈现出包容性发展的趋势，西方茶文化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迅速传播到中国，中国的茶文化也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大发展趋势迅速走向世界，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在中西茶文化碰撞、交汇、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中西方茶文化各自的深刻内涵以及相互差异，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并直接对茶文化的翻译问题产生了显著影响。基于这一背景，在现阶段对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及翻译进行科学分析，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并将非常有助于中国茶文化影响力的继续扩大、提升。
关键词：
中西方；茶文化；内涵；翻译
中国是茶叶大国，是茶叶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在茶叶长途跋涉传播到西方国家后，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西方也逐渐形成了与中国茶文化截然不同、独具特色的茶文化内涵与体系，并主要通过饮茶习惯、饮茶方式、饮茶礼仪等表现出来，让茶叶这一古老的中国饮品在西方土地上焕发出异域风情。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西方茶文化的客观现状，对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对茶文化的翻译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希望对相关人士有所启示。
1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分析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茶文化生根发芽的地方，有着深厚的茶文化积淀，茶文化也显著地影响着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的行为礼仪、性格品质，可以说，中国茶文化是中国人的一个鲜明标签和深刻烙印。西方虽然接触茶叶、茶文化的时间和中国相比少得多，但近代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和中国乃至东方国家有显著区分的茶文化体系。早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英国在强大的生产力、军事实力的支撑下，战胜了西班牙战队进而获得了海上霸权，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历史征程。从那时开始，英国和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物质、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也是在这一时期，官方色彩鲜明的东印度公司首次将东方茶叶带入了英国，并作为商品销售。这种珍贵的东方树叶，当时由于在英国数量稀缺而价值不菲，主要作为药品和养生饮品而存在，流传于英国皇家贵族当中，并很快获得了越来越多英国人的喜爱。因此，英国的茶叶供应量逐渐增加，开始越来越多地影响到英国的中下层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民间人士的喜爱，成为英国人休闲、社交中使用到的重要饮品。随后，随着英国的不断扩张，英国的茶叶供应量越来越多，逐渐在英国人当中得以普及，英国人和茶叶产生了不可分割的情感，这种英国茶文化也开始逐渐渗透到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当中，产生越来越深刻的文化基础。由于西方国家和中国在文化差异、民族背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显著区别于中国的茶文化内涵，并逐渐形成完善的西方茶文化体系。茶文化在西方国家从萌芽逐渐走向成熟，散发出强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和中国的农耕文明不同，在西方国家的文化领域中，茶文化更多扮演的是一种开放的、优雅的角色。西方人对于茶叶饮品的感受，不仅在于味觉，更在于品茶过程中的自我精神实现和与他人的精神交流，茶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内涵变得非常集中而深刻，这和西方国家商业文明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也表现出西方人对茶叶的深刻喜爱和情有独钟。在此基础上，西方茶文化的内涵逐渐扩散而细化，英国形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饮茶这一极具文化氛围的活动已经成为了英国人乃至西方人生活、工作、社交、休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英国的茶文化专注于文化“点”魅力的绽放，那么中国茶文化则更加倾向于从千年历史中缓缓走来的极具民族文化积淀的茶文化普遍影响及成熟形式的展现。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千年历史的塑造，已经和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完美融合，极具中华文化魅力与特色，成为中国的标志性文化载体与文化形式。在中国人眼中，茶文化的内涵是广泛而深刻的，涉及到茶叶的种植、采摘、制作、饮用、茶具选择、茶室布置、茶服搭配、茶事活动等与茶叶相关的方方面面，并完全上升到精神层面。茶文化的内涵之于中国人，兼具了形式美、内容美、精神美，在饮茶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上，中国人都乐在其中，并自觉实现了肢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交融。中国茶文化的内涵之庞大、含义之深刻、形式之优美、影响之深远，是只言片语难以描述的，它已经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当中。
2中西方茶文化的翻译建议
中西方茶文化相连相通，又显著区别，基于这一基本现状，在中西方茶文化的翻译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茶文化方面认知的异同，依据基本的翻译工作原则，采取灵活性的、生动性的翻译策略，使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可以更好地通过译文感受到对方茶文化的魅力，产生对对方茶文化的科学认知。在此主要探讨中国茶文化的英译问题。
2.1茶名的翻译策略
在茶文化翻译中，茶叶名字的翻译，可以说是茶文化翻译的基础工作，是重中之重的内容。一直以来，茶名的翻译所面临的问题是准确性和联系性的问题，即在中国茶文化中相关关联的茶名，经过英文翻译后，完全看不出其联系性。在长期的茶名英译实践当中，发现采取音译、意译灵活结合的方式，所取得的翻译效果是最佳的。对于一些独立性较强、特征鲜明的茶叶品种，其名称可以采用普通话直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即直接应用普通话的拼音进行翻译，当然某些茶叶采用方言音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取得的效果也比较好。如龙井茶直译的结果就是longjingtea，采用的是普通话直译的方式，而白毫茶、乌龙茶则采用方言直译的方式，翻译的结果分别是pekoe、oolong。对于一些茶名形象性强的茶叶品种，其名称可以采用意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可以使外国友人产生更加直观、深刻的印象，如红茶的意译结果为blacktea，中国珠茶的意译结果为gunpowertea，这样的翻译方式可以使外国友人在初次接触茶名时即产生形象性的记忆。此外，不少茶叶名称也采取了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如祁门红茶的翻译结果为qimenblacktea，乌龙粗茶的翻译结果为oolongcrudetea，红枣龙眼茶的翻译结果为reddateslongantea,音译和意译结合并灵活使用的翻译策略，使得中国种类繁多的茶名的翻译方式更加立体化、丰富化，更加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
2.2专业术语的翻译策略
在中国茶文化中，与茶相关的各个方面的专业术语不胜枚举，如何对茶文化专业术语进行科学、准确翻译，使外国友人通过对茶文化术语翻译结果的听、读，可以了解茶文化术语的内涵，是一大难题，也是茶文化专业术语翻译效果好坏的一个直观评价标准。对于茶文化专业术语的英译，必须坚持专业性、准确性、针对性相统一的原则，既尊重中国茶文化中专业术语的完整内涵，又最大限度地降低西方人的理解压力。对于专业术语的翻译，采用的方式更加偏向于英语的表达方式，较少应用音译，如采茶的英译结果是plucking，杀青的英译结果是firing，茶毫的英译结果是tippy，这样的翻译方式显得更加正式、专业，更加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体现出对中国茶文化专业术语英译的严谨性与准确性。对于茶文化中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专业术语的翻译，尤其要注意展现中国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避免翻译的生涩、乏味，如对茶具“脱胎填白”的翻译，采用““sweet-white”eggshellchi－na”更加合理，更加能体现出瓷器茶具薄而脆的器质特征，并隐约传达出其中蕴含的中国瓷器文化之美。
2.3中国茶文化之美的体现
中国茶文化翻译过程中茶文化美学和魅力的体现，一直是翻译工作者研究的一大课题，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表达方式中，完整或者尽可能传达中国茶文化之美，着实是一件困难而需要不断摸索的事情。在茶文化英译过程中体现中国茶文化之美学意蕴，必须采取科学的策略，将中国茶文化之美植入到英语单词、短语和句子当中，最终中国茶文化之美“英语化”，更好地传达给对中国茶文化不了解的西方人。具体来说，茶文化英译过程中中国茶文化之美的体现，重点在于文字的通联与语境的塑造。何为文字的通联，即用英语单词、英语短语描绘中国茶文化术语，通过对翻译技巧的运用和对翻译结果的筛选，结合西方人的语感方式，实现中国茶文化术语的文字之美与英语单词之美的联通，将中国茶文化中唯美的描绘方式更加完善而不失原味地用英语表述出来。如“成窑五彩小盖钟”的英译为alittlecoveredteacupofChengHuaenamelldeporcelain，这一英译结果完美地将原词中的“五彩”、“小”等元素表现了出来，并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英译案例。何为语境的塑造，即在通篇的翻译过程中，采用自始至终的表现美学的翻译手法，将中国茶文化之美严丝合缝地植入进入，创造一种以英文为载体的中国茶文化美学氛围和美学基调，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友人对中国茶文化以及特殊茶文化内涵的理解，将更加容易，更加水到渠成。
2.4中国茶文化之规范性的体现
中国茶文化是极具规范性的，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茶文化的规范性都确定无疑，因而在茶文化的英译过程中，必须尊重中国茶文化的规范性，以规范而严谨的方式进行翻译，以免在茶文化英译的过程中使中国茶文化失真，甚至使西方人对中国茶文化产生误解、曲解。在英译过程中遵循中国茶文化的规范性，尤其要注意中国茶文化中特定名字、特定概念表述的一直性，这就需要翻译行业内部形成较为完善的茶文化翻译标准，翻译工作者都按照这一标准对相关的词语、概念、术语进行翻译，避免表述不一造成茶文化英译失准、失真。此外，在茶学科技论文中，更加需要重视中国茶文化之规范性，采用高度严谨、规范的翻译策略，一方面，茶学科技论文的标题应当避免使用缩略词，容易造成跨专业读者的理解困难和概念表述的偏差，与论文标题的严谨性形成冲突；另一方面，茶学科技论文的正文在茶文化的表述中更加重视表述的准确性、正式性，而非茶文化美学意蕴的传达，这一点和普通的茶文化英译有显著差别。
3结语
中西方在文化背景、民族性格、历史进程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再加上中西方茶文化萌芽和发展的时期不同，导致了中西方茶文化的显著差异。基于此，对中西方茶文化内涵的科学理解、正确认识，是做好中西方茶文化互译尤其是中国茶文化英译的前提。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唯有尊重原意、尊重美学、尊重不同语种表达方式的翻译策略，才是最佳的，才是最能被人们所接受的，相关的翻译工作者在茶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也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作者：董理 单位：河南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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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分析论文范文7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形成中国文化特色的元典之一，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研究易学与文学关系的成果非常丰富，同时出现了梳理、反思这些成果的综述若干篇，如张善文的《〈周易〉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综述》［1］144－157和黄黎星的《观其会通、探其精微———关于〈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思考》［2］等。在易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存在两种范式，即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与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 首先，二者研究对象不同。前者是选择重大文学理论问题的宏观研究，后者则是围绕作家的作品、批评及文学思想而展开微观的个案研究。其次，理论基础不同。前者的理论基础是《周易》本身，后者的理论基础则是作家阐释易学的相关著作。第三，研究方法不同。前者是追根溯源的，是从《周易》出发，寻找其对于文学影响的痕迹;后者则是将作家本人的易学著作与其文学著作看成一种平行类比的关系，分析二者之间一致的趋势以及相互关系。 一、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易学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其中文道观、言象意、阴阳辩证、通变、美学思想等是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一)文道观 《周易》在六经中最具形上性，在宗经的文学观之下，讨论文学的形上之道，自然很难离开《周易》。《文心雕龙•原道》受到《周易》非常大的影响。祖保泉的《〈文心雕龙•原道〉臆札》认为，刘勰在《周易》的基础上建立了文道观，他的道是儒家的，《原道》从理论体系的建立到语词运用，都受到《周易》的影响。［3］王运熙的《〈文心雕龙•原道〉的思想倾向》、王小盾的《〈文心雕龙〉和〈周易〉的关系》都认为《原道》的“道”和《周易》的“道”主要用法相同。［4－5］李奇云的《影响范式研究:〈周易〉与〈文心雕龙〉》运用统计方法定量测定《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周易》对《文心雕龙》影响最大的在《原道》篇。”［6］《周易》如何具体影响《原道篇》，周勋初的《〈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认为《原道篇》的道，与《易》中的道涵义相同，是指事物的本质和规律。［7］ 范文澜先生认为刘勰是经学古文学派，周勋初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刘勰受到汉易与王弼易学的双重影响，其“文”、“道”关系论也受到易学两大流派的影响。黄高宪的《〈周易〉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影响》则认为:《原道》与《周易》的“道”相同之处在于:《易传》的解易理论对“原道”的影响，包括《易传》的“观物取象”说、“八卦生成”说、“三才”说、“乾坤，《易》之门户”说等。［8］王少良的《〈易传〉及魏晋玄学的文艺本原论》认为除了《文心雕龙》之外，《易传》还对其他的文学本源论产生影响，他认为古代文论中的文道观是在《易传》及魏晋玄学的启发下而获得的周密阐述。［9］黄黎星在《易学与中国传统文艺观》一书中认为《周易》之道是文学起源论与本质观的最重要的思维原点，［10］他还在《〈周易〉对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影响》、《刘熙载〈艺概〉中的援〈易〉立说》二文中对欧阳修、刘熙载的文道观从易学的角度做了解读，［11－12］他认为欧阳修“重道以充文”的思想来源于《大畜》卦。［11］范中胜的《〈周易〉与欧阳修的文道观》则在黄黎星文章的基础上，更全面地讨论了欧阳修文道观的思想来源，认为《乾•文言》的“修辞立其诚”，《大畜》卦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贲卦》的文质关系论是欧阳修文道观的思想来源。［13］ (二)言、象、意 《周易》言、象、意的思想经过王弼《周易略例》的进一步阐释，对意象理论、典型理论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1．意象 易象与意象本自相通，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说:“《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胡雪岗在《试论“意象”》中说:“‘意象’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中。”［14］朱良志的《象———中国艺术论的基元》则认为中国古代艺术表达的途径是用语言来创造象，而这种重“象”与“易象传统”有很大关系。［15］王振复也说:“中华意象美学智慧的源头在《周易》。”［16］168易象如何影响意象?敏泽的《中国古典意象论》认为《周易•系辞》的意思就是:言、意所不能完全表达的，可由“象”来表达，就是说，“象”比“言”、“意”更具有表现力。［17］《周易》提出的言、象、意的关系有两个影响:一是由小见大，由具体表现一般的原则;二是“象”所具有的象征性特征，使得易象通于诗的比兴。党圣元在《谈“易象”》、《象•实象•假象》等文中认为:《周易》的“易象”及“取象”说、“言”“意”关系说对文学形象理论产生影响，他认为易象有“形象”与“象征”两个特点。他说:“当我们把易象的这些特点与诗歌的‘比兴’……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我国古代形象理论“溯其源头，实始于‘易象’及《易传》之‘取象’。”［18－19］吴廷玉在《易象与意象》中探讨了从易象到意象的三个阶段:(1)由《系辞》发端，后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所讨论的象、言、意的关系，为审美意象说的建立奠定哲学基础。(2)《系辞》“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创作经验总结，以及司马迁沟通《诗》、《骚》与《易》的批评实践，揭示出意象营构的规律与模式。(3)王充、刘勰对易象之象所做的语义转换，“意象”这一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便最终生成。［20］贺天忠在《“意象”说: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诗学理论》中认为意象说的理论经历两次大的理论建构和三次自身的理论提升。其中《周易》“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说，构成了意象说的理论基础，王弼的言、象、意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意象说的理论基础。［21］#p#分页标题#e# 2．典型 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龙》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包含了“个别蕴含了普遍，或具体显示了概念的特性”。［22］卓支中则把这种典型理论的源头从刘勰追溯到《周易》。他在《立象尽意以小见大———〈周易〉中形象与典型思想试探》中认为《比兴篇》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之论来于《周易》，这正是“典型性”理论的胚胎。［23］马白在《论〈易传〉的美学思想》中也说:“《易传》‘类’的思想，开后世艺术概括论、人物塑造论的先河。”这种思想“对小说、戏剧中的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做出了方法论的指导”。［24］陈桐生的《〈史记〉与〈周易〉六论》分析了司马迁的典型理论与易学的关系。他认为:《易传》“名小旨大”的思想，是中国最早的典型理论。司马迁运用这种典型化理论去批评屈原，同时是他史传创作的指导原则。［25］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对《离骚》的评价化用了《系辞》之语，认为《离骚》以芳草美人比拟主人公志行高洁，并寄寓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主题，文约辞微，文小指大，言近旨远，这实际上就是典型化理论。 (三)阴阳辩证 叶朗认为《易传》与《老子》是中国辩证法传统的两个源头，“同样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辩证法传统的两个源头”。《易传》的辩证思想从四个方面影响古典美学:阴阳刚柔的美的两大类型的统一、文艺发展中的通变思想、“知几其神”的审美标准与理想、“修辞立诚”的诗品与人品的统一。［26］78《周易》阴阳辩证思想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辩证思维、艺术风格、理论范畴等三个角度展开的。 1．辩证思维 蒋树勇的《中国古代艺术辩证法思想的哲学传统》认为《易经》中的‘变易’与‘不变’是中国哲学智慧的光芒，影响了姚鼐的阳刚、阴柔之美，刘勰、叶燮的变与不变的通变观。［27］《文心雕龙》充满辩证智慧的文学思想与《周易》密切相关。缪俊杰的《略论〈文心雕龙〉中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刘勰关于“神与物”、“体与性”、“通一与变”、“情与采”、“动与静”、“夸张与含蓄”、“以少总多”、“文约辞简”等关系的阐述，都受到《易经》影响，充满了辩证智慧。［28］马白的《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认为刘勰运用《周易》“分而为二”的思想，分析文学现象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对立统一内容的命题;运用《周易》“变动不居”的思想，考察文学发展的轮廓通变;运用《周易》“类族辨物”的思想，辨别了事物的异同，建立完整的文体论。［29］宗小荣的《通变成文极数定象———从〈周易〉的辩证思想谈我国诗歌形式的发展变化规律》认为从诗骚到二、三、四、五、六、七等杂言，以及古诗、律诗、绝句、乐府等诗体，诗、词、曲、赋等文学样式的变异演化，其原因就在于文学内部的阴阳对立、刚柔相推和奇偶相生、量变到质变的矛盾运动，这些都可用《周易》的辩证思维来解释。［30］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对立变化创新思想中的美学意义》指出《周易》朴素辩证思想与“寓和谐于对立”、美的相对性、美的创新等美学思想密切相关。［31］仪平策《“中和”范式•“阴阳两仪”•“一两”思维》一文则从《周易》的辩证思维出发，探讨了中国美学以“中和”为境界的思想源头。［32］ 2．阴阳风格论 易学的阴阳、刚柔之分，对于文学风格的划分产生影响。陈永标在《试论阳刚阴柔之美》中说:“阳刚阴柔之美，最早出现于殷周之际的《周易》。”“真正以阴阳刚柔去阐发外在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变化的是《易传》。”［33］李小成《周易的阴阳之道对古代文学风格主流形成的影响》认为《周易》对文学风格的深刻影响表现于:阳刚之气与“风骨”，阴柔之美与“平淡”的艺术追求。［34］风格的二分法与《周易》阴阳思想有关，《周易》崇尚刚健的思想对“风骨”论产生影响。如朱良志认为《周易》具有崇阳抑阴的思维倾向。［35］王振复也认为《周易》推崇的刚健生命力，而这种刚健生命力衍生出刘勰的“风骨”说。［16］150杨凤琴《风骨论及其思想渊源》认为《周易》崇尚刚健博大的力量，正是风骨论的深厚底蕴。［36］ 3．艺术范畴 成中英认为有中国、西方、印度三类辩证法，中国特色的辩证法是来自于《易经》的“阴阳辩证法”。《周易》阴阳辩证法是诸多创作论范畴辩证统一的思想来源。邓军海的文章《〈艺概〉风格论的阴阳辩证精神》就以此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艺概》中的柔与刚、圆与方、沈与快、婉与直、密与疏等范畴。［37］王小盾在《〈文心雕龙〉和〈周易〉的关系》中认为《风骨》和《隐秀》是阳刚阴柔风格二分论的滥觞形态。［5］在《〈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中他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说法，认为《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包括十个范畴。其中作为美学理想的范畴有“风骨”和“隐秀”，作为基本风格类型的范畴有《体性》八体。其中“隐秀”、“风骨”相当于阴、阳二仪，“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则分别对应于“乾”、“坤”、“震”、“艮”等八卦，刘勰构建风格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来于《周易》，是以八卦序列为其模型。［38］ (四)通变思想 《周易》的通变思想对于文学发展观，尤其是《文心雕龙•通变篇》产生很大影响。马茂元《说〈通变〉》、刘文忠《〈文心雕龙〉儒家的渊源关系》、张国庆《略谈〈文心雕龙〉中的“通变”》等文均认为《系辞传》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刘勰“通变”观的思想源头。［39－41］学者大多从《周易》的角度去挖掘刘勰“通变”原意。穆克宏的《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认为刘勰的“通”为继承，“变”为创新。［42］他的观点受到不少学者反对。蔡钟翔不同意穆文观点，在《释“通变”》中他从《易传》及王弼易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通变”包括文学创作论中的通变以及文学发展论中的通变。《易传》具有“反本”以及事物螺旋上升的思想，刘勰的通变与《易传》相通，所以“‘通变’既包含了‘反本’……又可以与复古相通”。所以“通”不仅有继承意，还应该包括复古。［43］童庆炳的《〈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本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穷”、“变”、“通”、“久”顺序来阐明《通变篇》中“会通适变”的内涵，他提出了“运动”说，认为“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通”是会通古典作品的纵向运动，刘勰是想把文学放到运动变化中来考察。［44］詹福瑞在《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第四章“文变”部分，对文学通变观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文心雕龙•通变》有四种解释:复古说、继承革新说、会通适变说和变新说。他对《周易》中的“变”、“通”、“通变”、“通其变”、“变通”、“变而通之”进行分析后，得出三个结论:“通”有通晓、贯通和通达之意;“通变”和“通其变”都有通与变化之意;“变通”指事物因变化而通达。“通变”与“变通”反映了《易经》作用的两个方面，通于变化和因变而通。他说:“‘通变’这一概念的内涵的核心是是趋时而变。所谓‘通变’即如《系辞》所说的‘通其变’，也就是通于文章的变化……又有文章因变而得通达永久的意思。”［45］232他认为通非但不包含继承的意思，而且恰恰相反。郭维森的《〈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陈良运的《周易与中国文学》、李平的《〈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等均对易变思想对于文学发展观的影响作了系统的梳理。他们认为《周易》还影响到了《毛诗序》、《诗谱序》、《文选序》、《诗式》、《诗源辩体》、《原诗》等著作以及袁枚、袁宏道、屈大均等人的文学通变观。［46－48］黄黎星在《易学与中国传统文艺观》的第四章对此问题作了总结。他认为易学的“变”除了“穷则变”、“变则通”等语之外，还有“生生之谓易”、“易一字而含三义”等。这些“变”的思想对于文艺思想都有不同的影响，他总结为六点:①变动不居:《易》学的观念性影响;②生生不已:文艺发展的生命力;③与时偕行:文因时变的认识;④变以求通:变化发展的要义;⑤变易不易:变化中的辩证法;⑥革故鼎新:新陈代谢的规律。［10］118－151#p#分页标题#e# (五)美学思想 宗白华是较早阐释《周易》美学思想的学者，他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以《贲》、《离》为例，分析了《易经》包含的丰富美学思想。他认为《贲》卦主旨是文与质关系，《离》卦则有四层意思:附丽与美丽的统一，虚实结合，对称、对偶、对比的美感，通透的美。［49］20世纪80年代两部重要的美学史著作，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与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均关注到《周易》。前书认为，《周易》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范畴的影响，作者以“文”、“象”与“意”、“阳刚”与“阴柔”等范畴为例，分析他们对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于思想体系的影响。如《周易》中人与自然的统一、阴阳的平衡统一与运动、辩证法等都是艺术创造的理论基础。［50］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认为《易传》的美学思想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象”这一范畴，以及围绕此范畴而提出的“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的命题。［26］73王振复的《周易的美学智慧》与刘纲纪的《周易美学》是20世纪90年代相继出版的《周易》美学的两部专著。与其在《中国美学史》中所述一致，他把《周易》对美学史的影响归结为系统与范畴两大类。他同时重视《周易》在当代中国美学建构中的作用。在《易学与当代美学的重建》一文中，他认为在当代美学的重建中“易学处于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地位”，需要在《周易》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他认为《周易》肯定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统一的思想使得中国美学独具特色。［51］《周易的美学智慧》则聚焦到《周易》诸如“气”的一些元范畴，以及这些元范畴在美学史上的影响。［16］除了专著之外，还有一些论文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周易》美学问题。如郑谦的《从〈周易〉看我国传统美学的萌芽》，就从“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滥觞、“以象喻理”———对文学特征的自发掌握、“称名小，取类大”———初露艺术概括的端倪、意内言外———诗词寄托说之所本、“物相杂为文”与“贞夫一”———艺术辩证法的最初启示、阴阳刚柔说———风格美论的先声等六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美学的源头。［52］刁生虎的《〈周易〉: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源头》认为:《周易》所奠定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隐喻象征、直觉体悟等思维方式开启了中国美学的东方传统，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源头活水。［53］蒋凡、张小平的《〈周易〉对古典美学和文论批评的影响》简要地概括了《周易》对古典美学和文论发展的十大影响，如阴阳之道、观物取象、中和之美、言意之辩、贲饰尚素等。［54］ 还有一些论文以微观的视角探讨《周易》的美学思想，这其中《贲》卦尤其受到学者的重视，相关的论文有很多，诸如张慧的《贲饰尚素:论贲卦的审美内涵》、［55］傅志前的《贲卦美学初探》、［56］王煜《〈周易•贲卦〉对中国美学的沾溉》［57］等。周行易的《〈易经〉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比较》是一篇角度新颖的文章。该文比较了《易经》数学美学和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分析了他们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影响。作者认为“参差变化美”是《易经》数学美学体系的总体特征，体现出一种变化与流动的艺术精神，导致了中国文艺“寓变化于整齐”美学原则的形成，成为中国文艺讲求参差错综美的一个观念源头。［58］ 二、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 平行类比的研究方法，是萧驰在关于王夫之的诗学与易学研究中首先明确提出的。和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不同，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主要从作者本人的易学著作及其思想出发，研究其对自身文学创作诸方面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正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扬雄的易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太玄》、《法言》等著作中，张涛的《汉赋与易学》联系他的易学思想分析扬雄赋的一些创作特点。［59］阮籍对易学深有研究，著有《通易论》。钱志熙从《通易论》出发来探讨《咏怀诗》。钱著认为，从主题来说，《通易论》“蕴含着阮籍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的真实感受”，其中“天地一终”、“人物憔悴”的一段话“可作《咏怀》诗基本主题的概括”。另外，《周易》“天人之际”的思维模式对《咏怀》的意象创造、表达对象等均有影响。［60］148－151 王勃精通易理，著有《八卦卜大演论》，王木青的《论王勃的周易美学思想》即联系此论阐述王勃的太极美学思想，如太极之美的生生不息、阴阳合德、辐射之美等等。［61］查正贤的《试论王勃的易学时命观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从王勃易学“时不可以苟遇，命不可以终穷”的时命观入手，探讨它给王勃文学创作所带来的影响。这种时命观不但直接成为其创作主题，而且还渗入到其文章的肌理中，影响着文中的情感流程及艺术感染力。［62］李凯的《范仲淹与〈易〉学》论述范仲淹的易学思想，并且联系其易学分析了范仲淹律赋的一些创作特点。［63］李文炳的《试论欧阳修及其作品与〈易经〉的关系》分析了欧阳修的易学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并且分析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易学思想。［64］黄黎星的《〈周易〉对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影响》、［65］《〈周易〉“乾坤易简”说对古代文论的影响》［66］二文分析欧阳修的“文道关系”论、“简易为文”说、“穷而后工”说等所受其易学思想的影响。作者认为《大畜卦》与欧阳修的文道观有关，《周易》的忧患意识则影响了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笔者《从“困极而后亨”到“诗穷而后工”》一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拙文认为《易童子问》解释《困》卦时提出了“困极而后亨”的命题，可能才是“诗穷而后工”的思想渊源。［67］ 张善文的《论以易理为核心的“邵康节体”诗歌》与王利民的《〈伊川击壤集〉与先天象数学》都联系邵雍的先天易学来探讨其诗歌特点，他们认为邵雍哲理诗是其易学义理的申言，其中包含邵雍象数易学、先天易学的思想。［68－69］拙文《“以易释史”———邵雍咏史诗的一大特征》是从其易学思想出发，来探讨邵雍咏史诗的一些特征的。［70］#p#分页标题#e# 在宋代易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苏轼是最受关注的一位。冷成金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如《试论“三苏”蜀学的思想特征》、［71］《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72］《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等。［73］他从宇宙生成论、存在论、情本论、事功论等角度分析《东坡易传》的哲学思想，认为苏轼是一个“情本体”的哲人和诗人，其易学思想是文艺思想的基础，而文艺思想又是哲学思想的重要实践形式。随后作者以《东坡易传》“情本论”为核心分析了苏轼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金生扬的《〈苏氏易传〉研究》是第一部专门研究《苏氏易传》的专著。该书考辨《苏氏易传》的作者，分析其经学成就、思想特色，还探讨了《苏氏易传》与其文学思想的联系，特别强调了《苏氏易传》“无思无为”的易学思想与苏轼自然为文的文学思想的关系。作者说:“《苏氏易传》又是苏轼对其文艺思想的总结提炼，其中处处闪现出他在文艺上所表现出的熠熠光彩。”［74］ 谢建忠的《苏轼〈东坡易传〉考论》认为《东坡易传》中哲学观念对其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制约和影响，他在考辨了《易传》的作者、系年后，论述了《易传》中刚柔动静的辩证哲学思想对他文学思想的影响。作者认为《东坡易传》的“至柔胜物，柔外刚中”的宇宙观、人生观深刻地制约着苏轼的文艺观，如苏轼的“随物赋形”论、“自然成文”论等。［75］阮堂明在《论苏轼对“水”的诗意表现与美学阐发》中以苏轼《易传》“水”为中心，论及苏轼的人格与文艺观。宇宙万物之形成、万物生生化化的运动、万物“独化”自生的存在属性，以及自然主义的人性论等，苏轼皆借水阐发和说明。然后作者由水的“随物赋形”论到苏轼的随遇而安;从水的“柔外刚中”来看苏轼的人格精神，进而根据“随物赋形”来比喻文艺创作特征和规律。［76］马兴祥的《苏轼的“因物赋形”论》特别强调了“因物赋形”的性质是“柔外”与“刚中”的完美统一。［77］ 张煜在文章《〈东坡易传〉与苏轼的诗文创作》中认为苏轼易学具有心学化的倾向，而且有三教融合的色彩。作者拈出“诚”与“自然”的哲学范畴，讨论它们对苏轼创作的影响。［78］而杨遇青《“志气如神”与“以神行智”———论〈东坡易传〉中“神”的观念》则拈出东坡易学关于“神”的一系列范畴，他认为苏轼易学“神”的概念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就是“入神”、“凝神”、“无心”的观念。［79］刘文元在《从〈东坡易传〉看苏轼〈前赤壁赋〉之“无穷”观》一文是从《东坡易传》思想出发，来理解《前赤壁赋》中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还有很多学者选择从易学到文人品格这样的研究路径，认为《东坡易传》中的易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正是东坡人格的文化底蕴。［80］ 如耿亮之的《苏轼易学与其人格》，［81］杨庆波、李秀原的《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理想人格》，［82］齐磊、刘兴明的《苏轼人格气象的易学解读》［83］等。拙文《随与健:苏轼易学影响下的人格理想与文艺理想》抓住《东坡易传》中的《乾》、《随》二卦，认为其中的“生生不息”与“因物赋形”的思想是苏轼“刚中柔外”人格理想以及“刚健含婀娜”文艺理想的渊源。［84］陈书录在《吴伟业诗歌创作与〈周易〉的“一与多”》中，分析吴伟业所受到黄道周易学思想的影响，继而梳理了《周易》“一与多”的思想在吴伟业诗歌中的表现，如人与人、物与物或人与物、物与人的组合方式;色彩在“一”与“多”自然景物描写中的对比关系;“一”与“多”的关系在其诗歌结构中以及《圆圆曲》中的表现。［85］陈柏华的《从〈明夷待访录〉之命题看〈周易〉对黄宗羲的影响》认为黄宗羲仿效《周易》借托“明夷”寄寓情怀，《周易》朴素辩证的发展史观对黄宗羲产生影响，并且他的书中还吸取了《周易》治国济民思想，构建治世之法。［86］ 萧驰的王夫之诗学与易学的研究，既有方法论的启示，又有具体的操作实践。他对王夫之的“现量说”与“情景”理论做了新的思想溯源。他认为“现量说”是“直接承自《周易》的宇宙哲学背景”，宇宙在王夫之看来“存在于一絪缊生化、流动洋溢、无始无终的动态之中”，诗是人采自宇宙大化的一片光影，现量是在流动洋溢的宇宙“取景”时的不加追叙、不假思量、不参虚妄。［87］13萧驰认为王夫之的“情景交融”理论与其“乾坤并建”的易学方法论是相平行的。他说:“在船山诗学的‘话语宇宙’中，其‘本体宇宙论’的‘乾坤并建’的原则表现为‘情景并建’的原则和方法。”［87］80萧驰将王夫之易学与诗学看成一种平行关系，存在精神一致之处，他把这种研究叫做“平行类比”的研究。他说:“这样做的好处也许是更贴近船山本身思路的发展，和更少的揣测性。”［87］94 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与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一是着重理论，一种重视创作，一偏宏观，一偏微观，二者恰好构成了互补，共同推进易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8
(一)制度管理要求较多，人文关怀较少
随着各地青少年宫的规模扩大，年轻教师与青少年宫管理层的距离有所拉大，管理方面自上而下的要求和规定比较多，关心了解新教师思想动态的对话交流相对不足。新教师的苦恼、思想波动，往往只能靠新教师自我消解。同时，传统的理念认为，新教师应该更加严格地遵守规章，甚至会从严格的层面上升到比较苛求的层面。这些都不利于新教师的健康成长。
(二)以老教师的文化形态来影响同化青年教师
年轻人本该有体现自己年龄特点的文化形态。然而目前各地青少年宫并没有较多关注这一问题，而是强调融合适应，过早地消磨年轻人的创新精神，教学行为仿效施行，生活态度归于平庸。假若机械地套用师徒结对，让一些仅具年龄大、教龄长特点的“师”来带新教师，会客观上强化一些消极观念与行为。
(三)过早强调教学竞争
目前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宫面向青年教师的教学竞赛比较多，有教学设计比赛、说课比赛、上课比赛、论文比赛、案例比赛等。以往比赛的参赛对象往往是具有1年以上工作经历，35周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最近几年，有些青少年宫把新入职的教师也列入参赛对象。这样，分散在相对成熟的教师群中的职初期教师，很早就开始了与同事的教学竞争。这样的开局会使新教师的个人成长路径出现偏移，心理体验走向孤独焦虑，同时会更看重功利性的成果，许多本该深入理解的教育理念，来不及细细体会便已惯熟了传统的“步势”，这会影响其对教育教学本质的理解。
(四)过程管理较为欠缺，相关规定落实不够到位
调研发现，全省大部分青少年宫中无专门师资培训机构，无专人专责对相关规定进行落实、监督、反馈、考核，部分青少年宫虽有《新教师职责》《新教师的师徒结对》等相关规定，其中对教师备课、上课、听课、写论文案例、读书反思等都有要求，但并不能都落到实处。因此，部分新教师因缺乏具体实在的管理，不安心工作，不求上进，对备课、听课等事项敷衍了事。更有甚者，认为科研、学习等是多出来的事情，因此在听各类科研、教研的讲座，参加各类学习活动时，部分新教师或批改作业，或制作教具，或做些教务，干着自己认为重要的事。
二、完善青少年宫职初期教师教育的策略
(一)细化职初期教师教育的实施方式
1．实行双导师制。
校外教育因其特殊性，教师既要具备与项目相关的较高的专业能力，又要具备开展项目的培训教学能力和活动策划、组织能力。因此，对职初期教师的培养应兼顾这两方面能力的发展。可采用“借脑”和“杂交”的方式，聘请宫内相同项目的专业老师担任其专业导师，同时聘请青少年宫内或宫外的教学、活动方面的骨干教师担任其教学或活动导师。
2．以实践为导向进行培训。
实践体验性是校外教育的重要特点。校外教育是一种实践体验教育，强调实践活动与直接体验，实践是培养青少年能力的基础，体验是孩子获得真实感受、形成认识、转化为行为的原动力。与校外教育特点相一致的青少年宫职初期教师培训也应基于实践。同时，教师教育说到底是一种基于实践的情景化的教师精神与教育智慧的传递。这个特点也决定了青少年宫教师的发展需在教育实践中进行，且培训内容要以实践为导向，结合兴趣培训课堂，结合活动现场展开，使培训课堂和活动现场成为新教师学习的主要场所。
3．专人专责为职初期教师教育培养做保障。
建立一支具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是青少年宫教育改革和事业发展的根本大计。而职初期教师更是青少年宫的新鲜血液，是青少年宫最蓬勃的力量，是事业发展的希望。在校外教育事业发展迅猛的今天，为确保职初期教师快速成长，各青少年宫需要有专人负责，对新教师教育的运行提供保障，负责计划、调控、评估、制度编订、材料整理等多项日常管理工作。
(二)健全与深化管理及评价机制
1．构建学分管理考核机制。
学分是学习者完成某科目的学习所获得的分值单位，是记录学习者学习经历和学习成果的一种方式。学分制可满足不同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多样化的发展需要，满足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自主选择需求。对职初期教师的教育培养可采用学分管理考核机制，充分调动教师参加培训与研修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发挥教师的个性化特点，增强其自主学习的能力。各青少年宫可把职初期教师的学习任务转换成学分的形式。每个新教师可根据学分管理考核表修学分，“多劳多得”，每年完成一定学分的学习。对需要加强研修的部分，可适当增加权重，以突出针对性。
2．实施以教师自我反思评价为主的评价机制。
教师评价是影响教师成长的重要因素，构建职初期教师评价机制应以促进教师自主发展为目的。在以发展为目标的教师评价制度中，必须关注被评价者(职初期教师)在评价过程中的作用，让教师自我反思性评价成为新教师自我改变的起点。因此，可以适当减少外在的评价，如新教师教学竞争可适当降温、放慢节奏，让新教师明确适应教学岗位、活动辅导岗位的第一步是对校外活动理念、内容和形式的理解，形成基本的教育教学技能，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避免直趋功利结果的简单做法。
(三)丰富“师徒结对制度”的内涵
师徒结对是一种传统的教师培养方法，实践证明，它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师培养途径。它缩短了由大学生到新教师的角色过渡期，促进了新教师教育教学技能的形成。但在开展过程中，也出现流于形式的倾向。因此，导师要提升自身的指导能力;青少年宫要有管理部门专人介入师徒结对过程，加强过程管理;对带徒要有反馈、评优、激励等机制。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以下尝试:
1．导师深入徒弟兴趣培训课堂或活动现场，加强诊断。
导师首先要深入徒弟的兴趣培训或主题活动的现场，进行高度个别化的灵活指导，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二是系统观察，建立及时有效的反馈。三是诊断行为，澄清教育教学问题的症结所在。由导师帮助寻找解决问题的关键，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教育教学困境的具体操作性办法。四是教师为本，注重教育教学过程的自我反思。在诊断过程中，对于教育教学问题的分析、判断及最终解决，导师并不能代替，只有新教师自己感悟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2．增加师徒间的教学对话。
对话哲理源远流长，比如孔子、苏格拉底都采用对话的形式来教学，成效显著，意义非凡。教学对话一般是导师或专家与所带新教师之间的坦诚的漫谈讨论。因此，对话既是一种引导职初期教师和导师思考教育本质的理念，又是一种教师培训的有效手段。导师与新教师的教育对话是一种智慧碰撞，是一种民主自由的争鸣，是现实教育教学问题分析与解决途径的获得。教学对话一般以半天为一个时段。对话地点一般选择在能让人放松，有着宽松、自由、平等氛围的地方。对话内容可以是针对一个主题，一堂有争议的兴趣培训课，一场主题活动，一本专著或一篇文稿，一个观点说法等等;也可以将相互关联的几个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学习讨论。
3．导师带领徒弟读书交流。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我们生来是软弱的，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无助的，需要礼仪;我们生来是愚蠢的，需要理解;我们在诞生时所缺乏的，而在我们长大成人时需要的，这些都可以在读书中获得。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而精神的缺陷，也可以通过读书来修正。”读书与教学相得益彰，导师可以带领新教师读三类书籍:一是项目专业类书籍。青少年宫教师在专业上往往精湛于校内教师，但只有不断修炼自己的专业，才能突出自己的专业优势。二是教育类书籍。青少年宫教师中有一部分是从专业院校毕业，未修过教育学和心理学专业课程，因此，有必要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著作，工作中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时通过阅读就能豁然开朗。三是旁观涉猎的书籍。无论政治、社会、哲学、美学、地理、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都可以阅读，丰厚底蕴，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
(四)拓宽自主发展的途径，增加专业伙伴的交流
1．撰写教育教学日记，增强分析思考能力。
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如果教师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他的教学水平将受到限制。而反思能力的获得也需要训练，撰写教育教学日记则是训练和提高职初期教师反思能力的有效途径。新教师将教学实践中的认识与感受、经验与困惑进行真实地记录，这个过程能促进自己做、读、思、写的有效整合，促进自己对原有的认知与思考进行梳理。新教师撰写教育教学日记，除了记录教育教学事件，还要能发现问题，并进行思考分析，寻求理论依据，和同伴加强交流，从而解决问题，提升认知，最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见解、想法。
2．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同伴交流的多样化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