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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的优化过程中，管理目标对管理行为以及管理策略的制定发挥着指导作用。从美术学院课堂管理目标方面来看，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的课堂管理理念，将推动学生发展作为课堂管理工作的重要出发点;二是实现课堂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利用秩序、制度、规则以及情感教育中确保课堂的和谐性与有序性。另外，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管理活动，让学生能够积极配合课堂管理实践，并在课堂管理工作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体会到更多的成就感。
二、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的运行
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实践工作中，教师一是要重视创建良好的课堂环境，从而为课堂氛围的优化以及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创建基础。良好课堂氛围的创设要求教师能够对学生的心理需求作出了解，并通过尊重学生、推动学生价值的实现来对学生的心理需求进行满足。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对学生开展观察并与学生开展充分沟通，从而使学生感受到教师对自身的关心、理解、信任以及尊重。同时教师需要对学生的人际关系进行干预，从而确保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与课堂教学氛围，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当重视课堂规范的制定与落实，从而指导学生的课堂行为，以便维持良好的课堂纪律;二是对教学策略作出优化，为教学成效的提升构建基础。教学策略的制定是为教学目标的实现以及学生素质的发展服务的，因此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教师应当针对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特点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这要求教师能够对不同学生所具有的学习经验、学习能力作出了解，并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知能力与能力差异作出了解，同时在教学策略的制定中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参与，如教师可以出具包含多种教学策略的教学方案供学生选择，或者让学生来开展教学过程中设计，教师则通过对学生设计的教学过程方案作出优选来实施课堂教学，这对于提高学生在课堂管理中的参与性和配合度具有着重要意义;三是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实践工作中，教师要重视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与自我管理能力。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到开展课堂管理的重要性，从而使学生能够重视课堂管理工作，并通过数字自我管理意识来配合课堂管理工作的实施。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强化自身的自控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从而让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得到强化，而这种能力的强化无论是对于眼下美术学院课堂管理成效的提升还是对于学生的终身发展都具有着重要意义。
三、美术学院课堂成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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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和分析，我们发现，相对于传统教学形式，多媒体教学具有以下优势：
1.1直观、生动地呈现教学内容
与传统教学相比，多媒体教学在以图像、视频、音频表现教学内容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例如：在“差异化战略”这一知识点的讲解中，同样以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发展史作为案例，以“口头讲解+板书”的传统教学形式加以讲授，学生对于西南航空只经营短途航线的战略印象深刻，对于空姐“T恤+热裤”的着装方式表示惊奇，但对于西南航空以机组为单位的高效率、高强度运作，则由于缺乏直观感受，只留下泛泛的印象；采用多媒体手段，播放相关视频，学生会看到机长跑步清运垃圾、空姐协助机械师更换飞机轮胎等镜头，从而对这种成员之间因为目标高度一致而形成的默契、紧张、高效、忽略身份差别的团队运作产生鲜明的印象。
1.2快速、大量、准确地传递信息
多媒体课件可以迅速地展现大段文字，对于反映企业、事件背景的材料，要将等量的信息传递到学生的大脑中，多媒体课件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学生的阅读速度，口述取决于教师的发音速度，板书则取决于教师的书写速度。通常情况下，阅读速度>发音速度>书写速度。并且，从准确、无歧义地传递信息的角度来看，多媒体课件=工整的板书>清晰洪亮的发音>相对潦草的板书>含混的发音。由此可见，在准确而迅速地传递较大量信息方面，多媒体教学手段优于传统教学手段，因而对于等量的信息，多媒体教学所需时间较少，在同等课时内，多媒体教学所能传递的信息量更大；即多媒体课件在信息传输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从而有助于在保证学生充分吸收的前提下，增加课堂讲授的知识量。
2多媒体教学中的问题
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多媒体教学也呈现出如下问题：
2.1学生笔记方面的困扰
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记录笔记的速度一般高于教师板书的速度，因而教师写完一段板书，学生即完成相应的笔记，两者基本同步。多媒体教学中，由于多媒体课件可以瞬间呈现大量信息，这种同步性被打破，课堂上经常出现教师对知识点的讲解已经完成，学生犹自奋笔疾书，赶记笔记的场面。此时，教师如果直接将课件更新到后续章节，学生就只能留下残缺的课堂笔记，如果等待学生抄完笔记，则会浪费较多时间，如果为了避免这种两难选择，将课件交付学生，学生又会对电子课件产生依赖，从而完全不记笔记。学生在课堂笔记方面过度的忙碌和闲暇，都不利于他们集中注意力听讲和思考，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
2.2教室布局带来的影响
南通大学的教室，按照黑板和多媒体投影屏幕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无多媒体、投影屏幕居中、投影屏幕居于一侧。在三种布局中，第一种以文字向学生传递信息的功能完全由板书承担。在第二种布局中，黑板通常是一整块，当投影屏幕放下后，投影屏幕居于正中位置，黑板未被遮蔽的剩余面积被分为两块，这两块残余的黑板面积偏小，承载板书的能力大大减弱，只能起少量辅助作用。第三种布局中，整个黑板通常是由分为两组的四块黑板组成，每组的两块黑板均可沿垂直导轨上下移动，居于黑板一侧的投影屏幕放下后，会遮蔽两组黑板中的一组；在这种布局中，未被遮蔽的一组黑板，即使用于传统教学形式下的板书承载，亦堪使用。第二和第三种布局条件下，都可以开展多媒体教学，但在使用多媒体课件的同时，板书的表达能力有较大差距，在目前的多媒体教学中，教师在制作课件时，未将这方面的差异考虑进去，因而通常是制作一个课件，在所有多媒体教室中都使用这一课件。这种做法，只考虑到授课的内容，而对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较少顾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佳教学效果的获得。
2.3多媒体教学时的照明环境影响
多媒体教学通常使用投影仪播放课件，投影的原理类似于电影播放，要求较为黯淡的光线环境。因此，在上课时，学生为了更好地观看投影屏幕，常常关闭教室内的大部分电灯，拉上前排或全部窗帘，营造出昏暗的教学环境，对于投影设备老化，投影效果较差的教室，尤其如此。这种昏暗的环境，固然有利于多媒体课件的播放，但却使教室环境变得如同电影院，与教学上对“窗明几净”的要求则大异其趣。黯淡的照明条件，不仅不利于学生精神的振奋和注意力的集中，同时使板书成为鸡肋。
2.4教学中存在“为多媒体而多媒体”的倾向
管理学原理课程中的某些授课内容，以传统的形式和多媒体的形式都可以很好地展现，但由于多媒体授课形式的普及，不少教师倾向于将全部授课内容都搬上多媒体课件，因而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课件制作。例如，决策树的绘制，以传统形式在黑板上当场画出决策树，其直观性和动态性并不逊于动画形式，绘制过程也并不繁琐，教师绘图所花的时间与学生记录基本同步，从各方面来看，效果都与多媒体形式旗鼓相当，而备课效率则更高。除备课效率外，“为多媒体而多媒体”的更大问题在于，当教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将全部教学内容搬上多媒体课件之后，授课的内容和流程便趋于固化，随堂发挥的灵感受到限制。与板书可以依据灵感“随时为变”的特性不同，多媒体课件不大可能在教学现场临时更改，稍纵即逝的灵感可以带来内容风格迥异的板书，却难以撼动高度程式化的课件。对“大而全”的多媒体课件的路径依赖的形成，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完全弃用粉笔，转向键盘和鼠标。至此，课堂进程完全取决于事先的设计，成为数年不变的“固定套路”。这一趋势，对于教师改进其教学技巧是不利的。
3关于改进多媒体教学的对策与建议
3.1正确认识教学目的与教学手段的关系
在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日益认识到，在《管理学原理》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多媒体教学形式与传统教学形式并非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可以共存与融合。实际上，无论多媒体教学形式还是传统教学形式，均为教学的可选手段，而非目标。《管理学原理》教学的目标在于使学生掌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常用方法，了解各种流派的源流、思想、观点和方法，并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设计解决方案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手段的选取应服务于这一目标，即何种手段能够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则选用之，否则，替换之。
3.2依据授课需要对课程内容的展示形式加以选择
在授课内容方面，可以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需要以影音资料或动画、图片形式呈现的内容，第二类是涉及企业或事件背景的大篇幅文字内容，第三类是适合较为简短的文字加上口头讲述呈现的内容。第一类中的影音资料只可能以多媒体教学手段呈现，在这里，多媒体服务于教学目标的优越性最为明显，是当然的首选教学手段；动画和图片的展示方面，则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会消耗较多精力，如果其效果优于传统板书，则应采取，如效果相当，则可以考虑优先使用板书。对于第二类内容，多媒体传递信息的效率显著占优，理应成为首选，但鉴于学生笔记方面的困难，教师应事先向学生说明，课件上哪些内容是需要记录的，哪些内容是供当堂阅读的，对于那些对相关材料感兴趣的学生，则可以授以材料出处，供其课后详细了解。第三类内容可在多媒体或传统教学手段中任选，但在目前多媒体教学对课堂照明条件的要求尚未得到改进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更多地选用传统教学形式，这不仅有利于课堂氛围的营造，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在授课进程中临时掺入稍纵即逝的灵感。
3.3按照实际情况灵活调节课时比例
在教学中，鼓励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使用并不等同于追求彻底的“多媒体化”。多媒体教学形式和传统教学形式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宜作简单的预设，无论是从教学管理的规制方面，还是教师本人对教学手段的选用方面，都是如此。高校教师的授课习惯、授课风格、计算机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个体差异，其教学手段的选择偏好应得到尊重。就多媒体教学和传统教学的比例关系而言，至少存在以下影响因素：首先，个体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教授同一课程的两个教师之间，一个较多地选用多媒体形式，另一个则偏重传统形式，对于此类现象，应当视为正常，而不必强求一致。其次，同一教师，对多媒体技术的熟悉程度和应用能力，也存在着与时俱进的现象。大学教师由于其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要，常常会接触到各类工具软件，如SPSS、MATLAB、EXCEL、PHOTOSHOP、GIS等，在掌握和使用这些工具的过程中，其计算机操作水平渐趋熟练，对于多媒体设备的使用和多媒体课件的制作，都有明显促进作用。这种技能方面的进步，通常会导致其使用多媒体教学形式的课时比率上升，因此，长期来看，同一个教师在多媒体教学和传统教学形式的选用比例上，并非一成不变，对于这一变化，应该顺其自然，而非作出硬性规定。第三，在熟练掌握多媒体课件制作技术和多媒体设备使用技能的前提下，教师也有可能因其教学中的摸索，有意识地调整多媒体教学形式与传统教学形式的比例。这一自主调节，通常与多媒体技术掌握程度无关，而是出于优化教学效果的目的，对此应持欢迎态度。
3.4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改进及维护
如前文所述，教室的布局和多媒体设施的特性，对于多媒体教学形式的开展及教学效果的达成有较大影响，因此，为改进多媒体教学的效果，有必要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改进和维护加以关注，我们对此方面有如下建议：
1）对于那些讲台和多媒体控制台相分离的多媒体教室加以改造，使之合一，以便消除因多媒体控制台偏居一隅而造成的师生交流障碍。
2）投影屏幕和黑板的布局，以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形式（即投影屏幕居于黑板一侧）为最佳，对传统教室进行多媒体改造时，应优先考虑使用这一形式；对于那些目前为第二种形式（即投影屏幕居于黑板中央）布局的教室，应逐步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第三种形式。
3）今后建设新的多媒体教室或对现有多媒体教室投影设备进行更新时，可以考虑尝试以大屏幕平板彩电替代现有投影系统。以平板彩电作为课件的输出设备，可以在正常的照明条件下开展多媒体教学，从而消除多媒体教学形式对昏暗的照明条件的需求，使教室回复到窗明几净的教学氛围中。目前大屏幕平板彩电的价格略显昂贵；但是，由于彩电的使用寿命远高于投影仪，其长期使用成本则大致与投影仪相当。随着大屏幕平板彩电的普及，在未来若干年中，其价格应该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考虑逐步替换现有投影系统。
4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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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在教学过程中起到组织和引导的作用。初中学生对上历史课以及历史知识的学习持一种枯燥、乏味的心态，课堂上学生能够及时获取反馈信息，前提在于教师在课堂上的组织以及适时适度的引导，多媒体手段就在教师组织和引导的过程中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创设一些情景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使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地成为知识的接受者和思维者。如在讲授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一课时，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一目时，学生由于没有深入了解世界历史的知识，很多学生会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林则徐虎门销烟引起的，面对这样的质疑，在组织本课时，播放电影《林则徐》中的几个镜头：官兵吸食鸦片，战斗力削弱；政府白银外流，出现银荒；人们吸食鸦片，造成家破人亡。利用媒体展示文字、图片，使学生认识到鸦片给中国人民身体和物质上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可以引入文字，英国在1840年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号称世界工厂，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英国为了开辟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市场，而并非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虎门销烟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而林则徐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二、从简单接受、观赏到主动参与、操作
笔者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其在课堂上的能动性最大化来培养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中国现代史《改革开放》一课时，笔者采用了多媒体网络教室的教学形式，通过多媒体网络把师生、生生相互连接起来，便于师生、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过程中教师是一个课堂的协调者，把大把的时间交给学生来探讨，在多媒体课件中采用视频的形式回放历史片段，让学生深入了解改革开始三十多年来的变化，同时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查阅除了课本之外近年来的情况，让学生动手、动脑，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也激发了学生求知的热情，大多数学生查阅效果很好，不仅对于历史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对于学生的计算机水平和能力也是一个考验和提高。在学习检测环节，学生可以自习点击屏幕上的题目进行作答，在完成本节课主体知识的学习之后还给学生设置了一个质疑的过程，“留言板”的交流功能就在于此，学生可以联机提问和教师进行沟通、交流，这对于更多学生能通过计算机网络参与进来，对所学知识进行记忆和质疑有巨大的帮助。每个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自己的学习活动。事实证明，在发挥学生主体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中，要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应从授课类型和教材内容实际出发，设计的问题和思考内容通过多媒体展示，真正地调动课堂气氛，让学生松弛有度地充分享受多媒体资源带来的益处，教师的教自然地转化为学生的学。
三、辅助资源高效、简洁
传统教学手段有其需要克服的缺点，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本人发现多媒体自身突出的优点在教学操作过程中和传统教学相结合，就会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够表达其他教学手段难或者无法表达的教学内容，本人认为使用多媒体教学有以下几方面优点。
（一）有利于推行新的教学模式
新课程理念倡导新的学习方式：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去利用网络去交流，合作探究，从而掌握新知，提高能力。
（二）有利于发展学生能力，拓展知识面
学生在自主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更多地会接触到课本中或课堂上没能看到或者提及的知识，这种方法解决了学生被动学习的局面，同时对原始资料、文字分析、阅读，能帮助学生思维提升和能力的拓展。
（三）有利于课堂成为学生掌握知识的阵地
学生在媒体手段运用的过程中，在课堂上占据主体和中心地位，是课堂的主体和主宰，教师成为课堂的一个引领和组织者，这就要求教师在能够驾驭组织课堂的基础上，更要拥有先进的理念、跨学科知识，便于在课堂上来正确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
（四）有利于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多媒体的各种信息手段可以同时调动学生视、听、说等多种感官，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体系，在激发学生对历史学科兴趣的基础上使他们对历史学习充满求知欲，更好地吸收新的历史知识。
（五）有利于课堂教学过程的优化
教师在备课时精心选材，合理剪裁设计，科学穿插，以求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同时在课堂流程设计上进行周密的逻辑思考，这样学生可以多渠道地和计算机交流、沟通，并通过它的运行，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进程的主动选择和控制。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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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教期刊；编辑美学；必要性；基本原则；内容；美学体系
幼教期刊是积累、传播幼儿教育知识的物质载体。幼教期刊的编辑工作，作为一种人类自身的意识行为，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一种创造性劳动。幼教期刊的编辑不论是有无意识，也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在按照一定的审美趋向进行期刊的策划、编排。虽然现阶段并没有“幼教期刊编辑美学”这一专有名词，但随着我国报刊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研究幼教期刊编辑美学的要求也会越来越迫切。
一、构建幼教期刊编辑美学的必要性
（一）幼教期刊编辑美学是幼教期刊自身发展的要求
我国古代较早时期的书册大都是以竹简为主要的载体，这种形式是以造纸业没有出现为前提的，主要是出于实用和经济的考虑。东汉时期随着造纸术的发明，纸质的书册开始出现，其是以线装书为主要的载体形式，虽然表面看来较竹简的形式美观，但仍旧是以合乎实用为主要的目的，这个时期还不能说就具备了一定的美学理论。随着现代期刊编辑事业的产生和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对享受美的追求，审美意义对于期刊编辑的影响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对于期刊整个出版过程的美学追求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二）幼教期刊编辑美学是完善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
美学是研究人类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一门科学，它对各门艺术理论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1]但美学理论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体系，它需要现实的能够具体表现审美标准的客观事物来对美学理论进行阐释，因而出现了涉及各种艺术门类的美学分支。幼教期刊编辑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可以扩展美学的理论体系，对于美学系统的总体建设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三）幼教期刊编辑美学是读者和作者对于期刊发展的要求
幼教期刊的读者虽然范围较小，主要是幼教工作者、幼儿家长以及一些对此方面感兴趣的读者，但是他们对于幼教期刊的要求并不会因此而降低。而另一个方面，幼教期刊对读者的美学影响则是深远的，将由读者带给他们的教育对象——幼儿。同时，对于幼教期刊形式美、科学美和装帧美的要求，也会因为其他类型期刊编辑美学的提高而有所要求。因此，构建幼教期刊编辑美学体系，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和作者。
二、幼教期刊编辑美学的基本原则
幼教期刊的编辑过程需要遵循一定的活动原则，编辑美学也是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指导幼教期刊编辑活动审美行为的准则，我们暂且称之为幼教期刊编辑美学原则。
（一）文字语言的简约明了
《文心雕龙》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同样可作为幼教期刊文章语言的审美特征。通常期刊对所登载的文章有一定的字数要求，这样做是为了较为经济地利用有限的版面，尽可能容纳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这就要求在期刊编辑的过程中，对于所审查的对象要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尽量删掉多余、重复和无用的内容。当然在运用此项原则进行编辑时，不能因为简约的需要而将稿件内容割裂开来，我们所倡导的简约原则是在保证文章内容的连贯一致基础上的。
（二）总体内容的充实丰富学术期刊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读者展开该学术领域的研究前沿、实践脉络和发展方向，阐明事物、现象或者问题的本质，运用清楚、完整的语言进行充分的表达。因此，幼教期刊在编辑过程中要做到对于编辑对象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力求达到深度和广度上的目的。要将这一原则贯彻始终，就要进行切实有效的选题，表达的内容要具有说服力，材料具体翔实，文章重点突出，版面优化。
（三）创新发展的个性凸显
幼教期刊的发展，同样需要求变创新，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形势做出一定的变化。随着幼教改革的不断深入，幼教期刊也应当以正确恰当的变化手段，使期刊在不同时期的局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但又不至于破坏整体上的一致性。创新发展意味着期刊内容和形式上的多种变化，以求版面和整体具有动态的、立体的美感；个性凸显则意味着保持幼教期刊的独特品质，不因多变的形式而丧失其最本质的幼教特征和幼教情怀。
（四）期刊整体的和谐一致
国家一直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将和谐一词用在幼教期刊编辑美学当中，能够使得期刊编辑的各个方面按照一定的规律和秩序排列组合或者相互运动，从而产生出较为完美的配合。幼教期刊编辑美学活动中所讲的和谐一致原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形式的变化与内容的要求相互协调一致；二是局部与整体之间在表现特点、布局机构和比例关系等方面相互协调一致。[2]和谐一致原则的应用，使得幼教期刊呈现出主次分明、图文相宜的效果，能更好地发挥其传授知识于人的作用。
三、幼教期刊编辑美学的内容
幼教期刊编辑美学体现了编辑人员对于期刊美的追求，具体表现在版面设计的形式美、期刊内容的科学美、学术论文的结构美和刊物装帧的技术美。[3]幼教期刊要体现幼教事业的特点，与幼教的学术定位、内容和风格相吻合，就要形成刊物独特的、个性化的版式和封面设计风格，让人们在众多学术刊物中能够快速找到，并感染到幼教的气息。版面设计的形式美，主要体现在充满生机和幼教气息的视觉感受，让人一眼就有“想看、喜欢看”的美感享受。期刊内容的科学美，主要体现在所刊登的学术论文蕴含的科学性上。论文内容要求客观、科学和完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学术论文的结构美，则要求所登载的论文要结构合理，内容详尽，格式正确，真正能够体现出学术论文所应具有的外在格式要求。而刊物装帧的技术美，则更多体现了匠心独运的对美的追求，通过一定的装帧技术，使期刊更好地凸显出文章内容和编排上的编辑美感。不论用哪种手段和表现形式装帧期刊，都应以期刊内容为设计的依托和灵感的源泉。幼教期刊编辑美学，要求在期刊编辑的过程中不仅要达到文章内容上的科学美感，还要在形式和装帧技术上力求达到美学的要求，这不仅仅是期刊自身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读者和作者对于现代幼教期刊编辑的更高要求。
四、幼教期刊编辑美学的研究方法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幼教期刊编辑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审美观为基础来认识编辑工作的，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编辑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幼教期刊编辑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具体现实，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变为抽象的一般原理，并继续指导着幼教期刊编辑美学的实际进程。
（二）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逻辑的方法要求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揭示某一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历史的方法是从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研究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脱离了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就可能不能够认清事物发展的前后联系，就会变得孤立，而没有逻辑方法的运用，历史的就只能还是历史的，没有任何的发展变化可言。因此，对于幼教期刊编辑美学的方法研究，要坚持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相结合，从现实和历史两个角度看待事物发展的规律，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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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有一些知识领域对它进行研究。但是,专门研究艺术的科学———艺术学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产生。而艺术学在我国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则是近几年的事。90年代中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增列了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与美术学、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电影电视学、艺术设计学等并列)。在此前后,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相继建立了艺术学系。由于学科初创,我国的艺术学研究面临着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怎样形成的?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怎样从事自己的研究?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我们的艺术研究才能具有坚实的基础,保持纯正的品位,并从自发走向自觉。 我们欣喜地看到,如今依然困扰着艺术学研究者、或者在实际操作上令人含混不清的这些问题,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由我国著名的老一辈美学家、现年94岁高龄的马采先生作了确切而明晰的回答。我国最早关注艺术学独立运动的学者是宗白华。1925年他从德国留学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旋即更名为中央大学),1926~1928年他作过艺术学系列讲座,并写有两份相当完备的艺术学讲稿。不过,这些讲稿在他生前未能发表,90年代才收进《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马采于40年代初期写了6篇艺术学散论,其中带有纲领性的第1篇于1941年发表于《新建设》第2卷第9期。这6篇论文都收入马采的《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这6篇论文迄今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它们表明马采不愧为我国艺术学研究的先驱者。 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形成的原因、过程直接制约着它在相关学科中的定位、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及艺术学的产生,人们都会提到德国学者德苏瓦尔于1906年出版的名著《美学与一般艺术学》。这本著作中译本收入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译本和它所依据的英译本都很不妥当地把书名译成《美学与艺术理论》。殊不知对于德苏瓦尔来说,“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不仅是一个书名,而且是他高高擎起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他开展了艺术学对美学的独立运动。在他的这部著作出版的同一年,他创办了与他的著作同名的刊物《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该刊现更名为《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年刊》。作为国际上权威的美学刊物,它反映了德国20世纪美学发展的历程。1913年,他又在柏林主持召开了题为“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的第一届国际美学会议。翌年,出版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会议报告》。德苏瓦尔认为,传统美学研究两组问题:审美价值和艺术活动。由于这两者的区别,现有必要把艺术活动单独归入艺术学的门下。尽管对德苏瓦尔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尽管美学仍然继续研究艺术活动,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艺术学是作为美学的一部分从美学中独立出来的,而最初主张艺术学独立并从事艺术学研究的,正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批美学家。马采艺术学散论之一的标题《从美学到一般艺术学》就表明他洞察国际上这股学术潮流的发展,并极力主张艺术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过去以为美学的研究领域,包括一切美的对象,并不限于艺术,即凡是能够给予我们美的感受的自然物以至人类的行为,无一不在研究之列。”“因此,就是美学者自己,也不得不提出限制研究对象范围的要求,主张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学,应该获得独立。”(马采《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第1页。下文凡引述该书的,只注页码)。在这方面,马采的观点和宗白华的观点相吻合。宗白华在20年到:“艺术学本为美学之一,不过,其方法和内容,美学有时不能代表之,故近年乃有艺术学独立之运动,代表之者为德之MaxDessoir(马克斯•德苏瓦尔———引者注),著有专书,名Aesthetikandallgemeinekunstinseeschaft(《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引者注),颇为著名。”(《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511页)。 一门学科只有确定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它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才不会被其他学科所代替。顾名思义,艺术学就是研究艺术的科学。那么,凡是对艺术的研究,是不是都可以称作为艺术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理解德苏瓦尔的一般艺术学的概念。 一般艺术学是相对于特殊艺术学而言的。“特殊艺术学就是研究关于艺术个别的本质、创作、欣赏、美的效果、起源、发展、作用和种类的原理和事实的科学”(第8页)。它们是音乐学、戏剧学、诗学、美术学等,其中有些已具悠久的历史。关于一般艺术学的对象,马采作了一个相当精到的说明:“一般艺术学就是研究那些关于艺术一般的本质、创作、鉴赏、美的效果、起源、发展、创作和种类的原理和事实的科学。特殊艺术学的知识,即各种艺术史和各种艺术学所提供的资料,虽然不断被参考被利用,但一般艺术学的研究决不是对戏剧、音乐等特殊现象的直接的探讨,也不是对宋代绘画或顾恺之等某一时代某一作家的具体作品的解剖分析,而是以艺术一般的抽象的概念作为对象作理论的考察”(第9页)。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学就是这里的一般艺术学。显然,远非对艺术的一切研究都可以称作艺术学,只有对整个艺术现象的综合研究才配的上艺术学这个名称。马采具体研究了艺术、艺术家、艺术活动(创作与观照)、艺术美的类型、艺术源流(发生与发展)等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他提出“创作与鉴赏正是艺术理论不可分割的两面。没有不被创作的艺术,也没有不被鉴赏的艺术。鉴赏便是创作,创作便是鉴赏”的见解(第695页),曾得到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人的赞赏。 艺术学和美学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除艺术学外,美学对艺术最为关注。美学和艺术学都研究艺术,那么,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它们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同。马采缓引了格罗塞在《艺术学研究》中的有关论述:“艺术学为了最后认识艺术的特质,必须采取和旧的艺术哲学完全不同的方法。”“艺术的真正科学的认识,只是从对艺术的实际感情产生出来。因此不论是创作者或鉴赏者,只有能够认识艺术的人,才能真正感受艺术”(第17页)。艺术学研究既要反对“集满堆庞杂的资料”,又要反对“设计其冒险的空中楼阁”(第7页)。马采强调指出“还有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这在当时是美学,同时也是艺术学———之所以能永葆其不朽的青春,而布瓦洛之所以不堪莱辛之一击,就是因为前者是以艺术的事实为基础的归纳的理论,而后者却只不过是演绎的空中楼阁而已”(第18页)。这些使我们想起德苏瓦尔的观点,他在《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中既不满意哲学美学“自上而下的”方法,又不满意心理学美学“自下而上的”方法。他主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所谓“自外向内的美学”,“即以相同的分量去艺术地感觉和科学地思考”(德苏瓦尔《美学与艺术理论》第6页),从分析具体艺术出发,走向艺术哲学的高度。例如,被日本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事典》称为“艺术学之祖”的德国艺术学家费德勒在分析同时代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形式理论。他把自己的理论看作为一种实践美学,他的理论首先面向艺术家,对20世纪初期西方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产生很大影响。我们认为,美学研究各种审美价值(包括艺术)的普通规律,艺术学研究作为审美价值的艺术价值的特殊规律。这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美学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艺术,其研究带有哲学意味,美学研究比较思辨、抽象。#p#分页标题#e# 而艺术学研究艺术时,只是在某一方面或某种程度上涉及美学范围,具有不自觉的美学性质,艺术学研究比较实证、具体,它比美学更加关注艺术实践。马采为艺术学作了准确的定位:艺术学是“联系美学和其他特殊艺术学的一门科学”(第2页),“艺术学到了艺术哲学,便最后进入到本来的美学的领域了。艺术哲学在艺术学中是最接近美学的,即受美学影响最深的科学”(第18页)。 半个多世纪以前,马采就对艺术学的独立坚信不移:“目下正在发展过程中的这门新兴科学,难免不受一些眼光短浅、思想保守的人的非议和反对。但只就方法论方面说,这门科学独立的必要性却是毫无疑义的。”(第1页)在大力倡导人文素质教育的今天,在兄弟院校已经建立了艺术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的逼人形势下,在艺术学研究中曾着先鞭的中山大学是否有新的举措和动作,我们且拭目以待。
美学原理论文范文6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二、理论构建期（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是于先生研究著述最为丰硕的学术时期，同时也是他在音乐史学（历史研究）与音乐美学（美学评价）研究领域中提出许多重要理论构建的时期。虽然有人说，“音乐学分析”学说1993年的诞生，得益于1992年于先生卸任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以致有了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笔者认为“，音乐学分析”学说的诞生实际上是于先生经过“反思探索期”之后的一种理论必然。
如前所述，《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对“一部不只满足于史料罗列和堆砌的音乐史该如何写”、史学家究竟该怎样用坚实丰厚的理论根基摆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的音乐分析研究的理论思考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根基一样，1990年，于先生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站在音乐美学的理论高度，再次提出了“音乐美学这门学科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音乐作品中究竟有没有‘意义’？进而这‘意义’在音乐作品中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意义’？”的一系列学术追问，同样也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于先生从理论渊源上对近代释义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当时音乐美学的影响、现代哲学释义学的兴起进行了梳理，同时又从当代音乐美学视角对释义学的审视问题进行了辨析。他指出：我们时常感到，对一部作品的理解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面临的作品大量都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在理解、解释这些作品时不能完全脱离产生这些作品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毕竟是存在于“现时”；理解者是不同于作品产生那个时代的另一时代的人，不能不具有历史的限定性……历史上的艺术作品的作者与现今的理解者各自有各自的对意义的判断，各自有各自的“视界”。历史上的视界已摆在那里，而现今的理解者的视界既受自己的历史性的限制，但又具有一种非封闭的开放性和变动性。⑩其实，熟悉于先生学术著述的学界同行都知道，“社会的”、“历史的”、“音乐本体的”，以及“精神内涵的”等一直是于先生“反思探索期”十分关注，并且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中的关键词。正如于先生早在1985年时发表的论文《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内涵比较》中就闪现过类似“音乐学分析”这样的思想与表述一样———“本文只就最能代表这两位大师的思想感情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这两部作品，从它们各自所蕴藏的社会历史内涵的角度，做一些比较性的考察，以此来揭示他们创作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但重要的是，在1990年的《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一文中，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都被置于音乐哲学的理论层面进行了全新的思考。比如，对狄尔泰的“重建”与“重新体验”理论；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及其关于“存在”（Sein）理论；以及对伽达默的“视界融合”（Holizontverschmerzung）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正因如此，于先生才能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究竟如何去分析一部音乐作品？这一直是音乐学中的重要课题”，???以及“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直接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对于一般的音乐听众来说，或许不一定要求深入到这个层次，但是，对于音乐学家来说，却是绝对必须的。它应该是音乐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精神内涵，我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质。”???并在研究方法上，具体地指出“内部的”音乐本体艺术分析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以及艺术批评。有关于此，正如于先生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补充的那样：恩格斯所说的“美学的观点”主要涉及的是构成作品的形式、风格、技法等审美领域里的因素；而“历史的观点”则涉及的主要是构成作品意蕴、内涵领域的因素。???从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及其学术史的视角予以审视，“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诞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音乐领域复兴了我国学术传统中的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抛弃了新时期前二十年的僵化模式和陈旧话语，吸收了释义学、符号学、异质同构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等新的学术思想，补充了音乐的形式造型和审美维度，通过一个分析范例，使一种曾经一度被歪曲，而后又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历史研究方法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它宣告了长期以来在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以及音乐艺术批评实践中，要么只运用“历史的观点”而忽略“美学的观点”，要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功利原因的干扰只运用“美学的观点”强调形式，而忽略“历史的观点”僵化模式与陈旧话语的终结。并且，“无论在技术分析、史学叙事、人文阐释，还是在哲学、美学思辨等方面都较为集中地展现出了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家在对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音乐分析与研究的学术新高度”。???然而，尽管如此，于先生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提出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深化。#p#分页标题#e#
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后的若干年中，于先生又分别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1994）、《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1996）、《对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1998）等论文中不断完善“音乐学分析”的学术思想。同时，他通过在对西方一系列新观念、新理论、新学说的潜心研究后（如1997年发表的《阿尔弗莱德•舒茨的音乐现象学观念》、《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的音乐哲学问题》，以及1999年发表的《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的音乐哲学问题》等），以中国音乐学家的学术立场不断求证“音乐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的理论意义。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于先生曾就“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时重申了他在《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中的学术观点：音乐形式问题是音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音乐曲式结构的研究，对和声结构的研究，对独立旋律相互结合的规律的研究，对各种乐器声音组合的研究……虽然它们都具有某种音乐技法、音乐工艺学的性质，但从广义上讲，它们都属于音乐形式问题的总的范畴，各自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对音乐形式问题，还有一个从更高的层面、更加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在音乐美学的层次上所进行的探讨。???而在谈到“在探讨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时，就不能只就其客体而论客体，而忽视同这个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否则，就难以真正揭示这个客体的本质”，“对音乐形式美的把握既不是最终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总是要得到比从形式美中所得到的感性愉悦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在声音形式背后蕴藏着的情感性的内涵”。
尤其是“当我们把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问题的思考向更深层推进时，在我们面前就会摆着这样一个问题：音乐形式的意义或内涵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着的”时，于先生曾经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已经阐明的观点也得到了再次强调：“在探讨对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作品的理解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坚持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这个理论立场。只强调客体而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或者一味夸大主体的作用而忽视客体的制约，最终都只能导致主客体之间的机械分割和对立。一部交响曲如果没有领悟它的听者，如果没有二者之间的交融和相互作用，这部交响曲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鸣响着的音乐作品，作为理解的根据而客观地存在于这里，听者的审美体验和理解又从哪里来？”???在这篇重要论文中，于先生在谈到关于“音乐中内容—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曾着重指出：“应该承认，过去在我们的音乐美学、音乐历史、音乐批评等领域中，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个问题上，比较缺乏辩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具体讲，就是常常把这二者机械地分割了，过分地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同一的一面。”然而，“就一部音乐作品自身来说，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从更高的层次更宏观的范围来看，社会生活现实是内容，而音乐作品则是以一种独特方式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现实的‘形式’。”???同样地，1996年于先生又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上阐明了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它不仅在为音乐美的本质及其问题的解决方面提供了一种思路和途径，同时也为我们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音乐作品的本体分析、音乐史研究、乃至音乐批评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前提。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是对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立论的补充和完善。而再次强调“不仅音乐形式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且，人们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对其内涵的理解解释，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的论述，则无疑是对“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内涵的丰富与深化。???古往今来，在衡量学者学术价值的天平里，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装着学者的执著和睿知。更重要的，还必须有其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学术关怀。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严格地说，“音乐学分析”是一种中国语境中用于专门研究、分析音乐与音乐作品的理论学说。正如有的同行认为在西方音乐术语中根本没有“音乐学分析”这个词一样。然而，如若我们就此判定该学说及其术语是中国音乐学家的多此一举，则有失公允。在笔者看来，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及其术语的诞生，正是其缔造者基于长期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学家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作为与贡献。诚然，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或说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素来就有着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忠实地”尾随西方，亦步亦趋，兴许能触及某些所谓的学术前沿。
然而，缺少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恐亦难有作为。对于瓦格纳、肖邦甚至更多的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音乐学家不同的研究视角，必然存在不同的理论诉求及方式、方法。何况，在西方音乐学家眼中或许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更何况，以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1924—）为代表的英美当代音乐学家8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对“二战”以来偏重实证主义传统方法的音乐分析（MusicAnalysis）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对历史文本考证应该与美学阐释和音乐批评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学术主张。???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于先生2009年在一篇重要论文中说过的话，将其摘引于此，与学界诸君共勉：先哲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曾高屋建瓴地说过一句深刻的话，它始终给我从事自己的工作以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力：“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此使我想到，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从长远讲，是否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理论思维来给予支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此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从事音乐学事业的人们的一种历史责任。???或许，有人会认为《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主要是于先生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特殊背景下，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青年学生的一次关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回顾总结，以及对该学科建设基本理念的专题学术讲座。但细心研读，笔者却明显感到此文中于先生对“历史与理论”、“音乐学学科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理论立足点与历史—当代的理论资源”、“社会—历史阐释与音乐本体分析”、“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体验和理解”、“思想与表述”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与他1988年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有着诸多方面的理论联系。然而，历时廿年，于先生原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的很多学术理论思考，在《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得到了更加完整、成熟、清晰、明确的理论概括。它构成了于先生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于先生学术思想和理论构建必须把握的基本前提。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只是对“音乐学分析”一词就事论事，则必然难得于先生学术思想之要领。#p#分页标题#e#
三、理论深化期（2000年以后）
大凡精神内涵丰富的人，自然生命都有异于常人之处。但对于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大器晚成的杰出学者来说，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却正是他们一生持之以恒地在看似“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的苦涩、孤独、寂寞的学术探究之后“终成正果”的时候———杨荫浏先生毕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殚精竭虑，其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出版时已八十高龄；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却又令后生望而生畏的老德文版“花体字”《瓦格纳论音乐》译为中文，并交付出版社出版时，廖辅叔先生也已年逾耄耋；缪天瑞先生为《律学》一书的编写、修订整整耗费半个世纪的时光，甚至期颐之年都还在校定着自己的“文存”；钱仁康先生虽然已年逾耄耋，依然笔耕不辍，并且还在涉及面极为宽广的音乐学术领域中发表论著和学说；即便是过早地离开我们的睿知学者黄翔鹏先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与传统音乐研究虽四十余载，但首次提出先秦“一钟双音”并令海内外为之震服的真知灼见时也已年过半百……“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诚斯言哉！从于先生50年学术生涯的历史发展看，2000年以后的学术著述无疑是他确立学术思想，完善学术体系，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但从其学术成就的角度予以观照，此时期何尝不是于先生重要学术成果的收获季？诚然，于先生此时期也有很多重要，如告诫青年学子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塑造学者精神品质的《心境•方法•学风》；强调音乐哲学对于音乐学研究重要性的《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重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对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意义的《关于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音乐分析学的多元化建构》；等等。但在笔者看来，最能代表于先生在这一个时期中厚积薄发，并且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乃至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两部重要学术力作则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成书于2000年。然而，于先生潜心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学说与主要流派的关注和研究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从80年代初对汉斯立克及其音乐美学观的剖析开始，至随后不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论文便是最好的明证。从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而言，《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无疑是一部填补了中国音乐学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空白的重要专著。但我们如在世界范围内审视这部专著，则恰如音乐美学家张前教授指出的那样：类似这样的著作，即便是在西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像《导论》这样专门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历史发展，并做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概括的学术著作。”???就算是在西方颇具影响的两部音乐美学史专著———1992年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出版的美国音乐学家李普曼（EdwardLippman，1920—2010）的《西方音乐美学史》（AHistoryofWesternMusicalAesthetics），???以及1991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LondonMacmillanPublishersLtd.）出版的意大利音乐学家恩里科•福比尼（EnricoFubini，1935—）的《音乐美学史》（TheHistoryofMusicAes－thetics），???“也只是把20世纪的现代音乐美学作为其中的部分章节，不仅篇幅很少，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概括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而且在论述方法上也多是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有力的学术分析。”???笔者认为，以学科研究进程以及学科学术发展历史为研究支点，对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哲学家及其思想理论展开深入透彻分析、阐释、论证，同时以中国音乐学家特有的学术立场对其展开论述，即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最显著的特征———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并成为他学术著述中特有的理论品格———“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它总是在“论”中带“史”“，史”中有“论”。既不同于很多看似深奥但却缺少历史感的“导论”，更不像某些罗列史料而理论性和思辨性却极度贫乏的“通史”。
以第一章“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确立和演进”为例，于先生对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进行论述时，首先把形式—自律论与它的对立面，即以情感论为核心的他律论音乐哲学从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并且逐一地分析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音乐哲学发展中两种思潮的对立，同时着重论述康德美学中的形式论因素与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渊源关系，并在横向上论述孔德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在音乐理论中的应用，以及对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第五章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时，于先生的分析重点虽然是介绍和论述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迈尔及其音乐中的情感与意义的心理学阐释。然而，在此之前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从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赫尔姆霍尔兹音乐心理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库尔特能量论音乐观、埃伦茨维希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对音乐哲学渗透的论证。笔者以为，这也正是于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理论特色，以及学术魅力的所在———即使是在对某一种学说进行理论梳理和阐述，也总是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和学术评价。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观察、分析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各主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的理论思想；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指出某些理论学说中立意新颖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它们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与谬误也一并揭示。毋庸讳言，在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学术群体中，或说是在一部以西方或西方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中（尤其是音乐哲学类专著），中国学者一般都很少涉及和联系中国音乐学界的学术现实与思想状况，这一点对于于先生来说却截然不同。从“纯”学术的角度，用法国精神学家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的“镜像”（MirrorImage）理论来看，一些同行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属于“他者”与“自我”的学术现象。但笔者更愿意将于先生的这种理论品质视为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学术关怀的高度学术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p#分页标题#e#
如在第二章“现象学原理引入音乐哲学的尝试”第一节“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观”中，于先生首先对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理论渊源进行了论证———实际上追溯到了茵加尔顿的老师———胡塞尔。然后，才针对茵加尔顿的音乐作品与其演奏、感受、乐谱是不是同一的、音乐作品的本体特性问题、存在方式问题、同一性问题等进行论证和阐释。尽管如此，于先生仍客观地指出“：茵加尔顿的音乐哲学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将认识的对象从客体转为了主体，那么，茵加尔顿的‘音乐是意向性对象’的理论实际上正是将音乐艺术的本质最大限度地从人的意识、意向活动，也就是从人这个主体方面去揭示、去描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多年来，我们一向比较着重从音乐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个一般性出发点来阐释音乐现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音乐毕竟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直接产品，是人类意识、精神生活最深层的东西通过乐音体系这个独特手段的物化或外化。意识活动这个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它的地位，我们过去认识、研究、阐述得都不够。茵加尔顿的思想可以从这个方面将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深化一步。”???茵加尔顿“提出有关音乐作品的单层结构以及它同现实世界实在事物之间的疏远关系等等问题，这对于长期存在于我国音乐创作实践、理论研究、音乐评论等领域中的概念化倾向和模仿论的残余影响的克服不会是没有益处的。茵格尔顿提出的关于音乐作品感情品格这种非声音成分的存在以及它同声音成分的契合为一的问题，对于我国目前的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克服汉斯立克纯形式论的影响，改变忽视思想精神内涵、单纯追求形式上标新立异的风尚；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克服将内容与形式机械割裂、忽略对声音形式的塑造和深入研究而侈谈空洞内容的倾向。茵格尔顿提出的有关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活动填充和丰富被构造的对象这个原理，对于发挥和调动演奏者和欣赏者在最后完成建构音乐作品这个整个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潜力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第三章对“释义学及其对音乐哲学的影响和启示”论证中，于先生同样坚持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理解对象和理解者、本来视界和理解者视界、对对象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等等这系列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真正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理论立场，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问题才能最终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能有的同行并不留意，在于先生的著述中，“中国”、“我国”、“我们”等字词使用得非常普遍、频繁。在笔者看来，这样鲜明的文化身份与学界常见的某些行文方式和研究诉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否则，于先生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后记”中也不会说：该书写作“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对西方学术界对音乐本质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清理和反思，使得我们能够在一种审慎和批判的前提下，使这些有关的思想资料为我们所借鉴，从而使我国的音乐理论建设走向更高的层次，达到更高的水平。”???与凝聚了于先生二十多年研究心血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一样，《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虽然成书于2008年，但于先生对肖邦的研究也一样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于先生就发表过一篇题为《肖邦音乐中的民族内容》的论文；1985年又委约为《百科知识》期刊撰写过“肖邦”一文，而2002年《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一文发表时，于先生已年至古稀。有人说，于先生半个世纪挥之不去的“肖邦情结”源于他早年留学波兰。或许，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悲情肖邦》一书的精髓：“悲情”与“悲情内涵阐释”，却是于先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学术思想经过了长时间对肖邦潜心研究后才获得的学术真谛———从1980年的“民族内容”到2002年由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意蕴”，最终认识到“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是“肖邦音乐内涵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进而牢牢地抓住了核心问题中的内核所在———“悲剧—戏剧性”。
毋庸置疑，从研究方法上看，《悲情肖邦》是于先生继1993年提出“音乐学分析”学说之后的一次理论深化和学术升华。在《悲情肖邦》中，我们看到了其与《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脉相承的“音乐学分析”思想。而对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前人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与吸收，则又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学分析”的学说内涵。它除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爱”，以及在“肖邦的作品里包含着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精神内涵，它能引起人们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从而“悲情”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表现出的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它由个人的文化情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凝聚而成，表达着对祖国、文化和人生最深沉的爱”???以外，更加明确地彰显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开放性的学术特色与理论品格。同时，它也再次反映出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众所周知，肖邦研究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在笔者已知的英文文献中，迄今为止的正式出版物就有多种。如对肖邦手稿、书信整理的研究（Voynich，E.L.edited.Chopin’sLetters.DoverPublications，1988）；对肖邦生平的研究（OrgaAtes.Chopin：HisLifeandTimes.TunbridgeWellsMidasBooks，1978）；对肖邦人格气质及音乐表现的研究（SamsonJin.TheMusicofChopin.LondonBost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85；Weinstock，Herbert.Chopin，theManandHisMusic.NewYorkDaCapoPress，1969）；对肖邦某些作品的演奏研究（AiChia-Huei.Chopin’sConcertoinEMinor，Op.11：AnAnalysisforPerformance.AnnArborMich，1986；KiorpesGeorgeAnthony.ThePer－formanceofOrnamentsintheWorksofChopin.AnnAeborMich，1975）；等等。况且，在中文出版物中，除了不胜枚举的乐谱类出版物以外，我们最常见到的仍然是译著，其次才是由中国音乐学家自己撰写的专著。比如：苏联A.索洛夫磋夫著、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帕斯哈洛夫著、史大正译《肖邦与波兰民间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匈牙利李斯特著、张泽民等译《李斯特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廖乃雄著《钢琴诗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波兰雷吉娜•斯门江卡著、梁全炳/姚曼华译《如何演奏肖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美国詹姆斯•胡内克著、王蓓译《肖邦画传———肖邦的生及其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国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肖邦在巴黎———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生活时代》（新星出版社，2006），美国爱德华•巴克斯特•培理著、钱仁康译《肖邦的叙事曲》（《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钱仁康著《肖邦叙事曲解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冯智全著《肖邦大型作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以及严格地说并不属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音乐随笔杂文类出版物（如曹利群著《肖邦不住17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等等。#p#分页标题#e#
显然，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突破前人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最终揭示连国际上许多肖邦学家都从未涉足的研究领域———悲情与悲情内涵，并非易事！然而于先生却又有独到的见解：就艺术的深刻本质而言，肖邦的音乐同欧洲一切具有深刻内涵的音乐一样，包含着一种深层的人性意蕴。但这种意蕴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对于肖邦的音乐来说，这种意蕴正具体体现在它所蕴含的悲情、悲剧性、直至悲剧—戏剧性之中，而它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潜在的社会—心理原因……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要阐释它的深层内涵，至少要通过两个无法绕开的程序：一是要深入了解作曲家在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情感体验，而对这一切的确切把握只能建立在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也即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体本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历史和美学的结合是最高的批评标准，中国的文艺批评是重视体验的，因此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重视体验的价值，结合历史与审美的维度就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于2008年正式出版后，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为此，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于2009年11月中旬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悲情肖邦》并肖邦专题研讨会”。会上，人们或从多角度表达学习研读《悲情肖邦》的心得；或从多侧面解读“音乐学分析”在此著中的运用与发展。甚至，也有人惊讶地发现，三个月前（即2009年9月）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德国当代音乐学家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Danuser，1946—）的“关联域化理论”竟与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契合……???诚然，表面看来，《悲情肖邦》中带有史学传记特征的四个篇章———“转折（1831年秋）”、“走向成熟（1832—1838）”、“抵达巅峰（1839—1846）”，以及“黯淡孤寂的晚期（1847—1849）”即是“第一个程序”，而对各时期作品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与音乐表现性分析即是“第二个程序”，它们也确实体现着于先生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学术思想。
然而，在于先生综合历史的、美学的、分析的、文化的视野“阐释”的字里行间，除了充满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人的理论意味外，他的一系列独特见解何尝不是对前人研究的超越？！如将肖邦《b小调谐谑曲》视为标志着肖邦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并将其从“突破谐谑曲体裁的传统性质，提升到悲剧—戏剧性境界”、“音乐中强烈的对比和反差造成音乐整体的巨大内在情感张力”、“将音乐推向悲剧—戏剧性顶峰的尾声处理”予以高度概括；在对夜曲体裁渊源关系进行考察以及对《c小调夜曲》分析之后得出的那些既充满厚重“历史感”，同时又凝练、准确的美学阐释“：一场心灵的风暴终于过去了，超脱了痛苦之后似乎变得明朗了的心境，同朦胧的夜色融合在一起，慢慢地消失在静谧之中……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观念来审视，应该说肖邦的这首夜曲不愧为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中西艺术之间在审美理想上毕竟是相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悲情肖邦》中还有很多中国音乐学家不苟同于西方肖邦学家长期以来固有陈旧话语的精辟论断。如在阐释《f小调幻想曲》第124—135小节的音乐内涵时，于先生指出“：有的肖邦学家以这段称之为‘凯旋’的音乐段落为根据，认定整首幻想曲是一首壮丽、充满乐观、胜利情绪的作品，这种论断难以令人苟同……我认为，作为一首‘幻想曲’，这第二个音乐主题同第一个主题群中的那个充满阳光、明朗、憧憬的第二个主题一样，反映了肖邦心境中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对奋起、抗争的一种想象，还远不是凯旋的胜利凯歌。”???又如，在论及《b小调奏鸣曲》末乐章时，于先生指出：“在肖邦所处的30—40年代，奏鸣曲套曲的结构原则和整体构思基本上还是遵循着原来的框架，特别是它的末乐章通常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肖邦的这首奏鸣曲的末乐章却令人惊奇地背离了这个原则……肖邦是一位具有坚实、深厚的传统音乐技法素养的作曲家，这里不存在技术层面上的处理失当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自这部感情‘戏剧’的发展逻辑自身……许多肖邦学家和善于诠释肖邦作品的钢琴演奏大师们，对这个终结乐章的内涵的感悟和理解往往都相当接近……人们在聆听这个乐章时产生的这种视觉想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探寻作曲家在创作这首奏鸣曲时的情感—心理路程中，来揭示这首终曲的内在意蕴。”???再如，在论及肖邦与乔•治桑的关系破裂时，于先生也没有完全赞同西方大多数肖邦学家以往的观点，而是有理有据地从更深层的音乐内涵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于先生的这些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上的见解，无论是在思想性、思辨性，还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理论构建，以及在对第一手资料与史料的占有和运用方面，都绝不会比西方音乐学家的研究逊色。甚至，它们还表明了中国音乐学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第一，中国音乐学家突破了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总是跟在西方人身后“嚼别人嚼过的馍”的学术历史；第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突破性地具有了属于中国音乐学家自己的学术话语；第三，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音乐学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学术贡献。
或许是由于笔者研究课题———“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原因使然，每次阅读于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和《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这两部专著时，脑海里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另一部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它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巨著。它的出版不仅在西方汉学界引起过轰动，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将其看作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是人类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该著自1954至200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以来，先后被多国文字转译……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花了整整50年时光才完成的外国人———英国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当然，从研究对象上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于先生的“西方音乐哲学”和“悲情肖邦”完全属于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学术范畴。但是，如若我们从域外学者做“他国文化”研究这一视角出发，却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而且，在笔者看来，这种相同与相通所给予我们的启发和反思也应该是深刻的。一方面，在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及其高层次的学术成果（出版物）亟待翻译成西方文字，并通过国际化的出版物版权贸易早日“走出去”，在宽广的国际学术舞台上与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同行取长补短、深层交流。#p#分页标题#e#
美学原理论文范文7
关键词：建筑；风水；文化；学术史
风水是依据向阳、风向、交通等条件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从而促进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统一的学问。其范围涵盖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哲学和美学等诸多方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风水文化是人们通过对自然规律进行总结的同时又按某种需要加入一些想象而形成的，它的出现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风水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是使自然环境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在使用功能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它与建筑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核心理念即在于追求人居环境的最理想状态。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上迄先秦，下至近世，在建筑规划、人居环境等方面对中国乃至汉文化圈的其他东亚国家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深深植根于社会民俗之中。
1当代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概览
自近代列强叩关以降，随着西方科学体系的冲击，加之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对各种传统文化一度妄自菲薄，盲目以西学全盘替代本土学术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大多把风水乃至中医等传统文化视为“迷信”“巫术”，完全无视风水在中国传统建筑学、景观学和规划学中特有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工业文明的一些弊病日渐明显，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引起了发达国家有识之士的普遍反思。伴随着量子物理、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开始由近代的机械宇宙观向强调宇宙整体性、联系性的有机自然观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与新科学观的相通之处引起了物理学家玻尔、卡普拉等学者的重视[1]。中国传统风水文化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文化也开始被一些欧美学者所关注，尹弘基的《韩国堪舆研究———风水的文化与自然之关系》（1976）[2]、利蒲的《中国地理学》（1979）、米切尔的《大地精神》（1975）、罗斯贝奇的《风水：中国的布置艺术》（1984）、斯肯尔的《风水的大地生活方式》（1982）等等都是其中的力作[3]。中国建筑风水文化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国内学术界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了“文化热”，欧美日韩等国研究风水的学术思潮也开始影响中国，这些国内外因素促使我国学者重新审视风水在传统建筑文化中的价值。天津大学的王其亨教授、北京大学的于希贤教授、东南大学的研究生何晓欣等学者首开先河，他们从建筑、历史、地理、生态环保等不同侧面对风水文化进行了初步探索。进入上世纪90年代，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渐趋成熟，分学科的细致研究和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同时展开。1990年于希贤先生从地理学视角对风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科学的探究[2]。1994年韩增禄先生从文化心理角度分析了东华门特殊门钉数目的成因是明朝初建紫禁城时出于风水学择吉避凶的考量[4]。1992年王其亨先生主编的论文集《风水理论研究》出版，其学术成果几乎遍及了后来风水文化研究涉及的所有学科。1995年何晓欣、罗隽的《风水史》也从历史、天文、地理、建筑、民俗等多个维度对风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综合性研究。本世纪的头十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后迎来了将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与之相伴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也一波胜过一波，由此引发了全民的“风水热”，与建筑风水文化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风水文化研究除了在分学科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化细化外，还出现了比早期探索更为系统的综合性研究，甚至出现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相结合的趋势。于希贤先生的专著《人居环境与风水》和《现代住宅风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由于风水学的“过热”，一些完全从市场功利出发迎合民众迷信心理的作品将风水研究引向非理性的歧途。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加大，炒房热日趋降温，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回归科学和理性的学术性探索的趋势也在逐渐增强。尤其是一些研究易学和风水的著名专家响应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除肯定建筑风水文化的经济价值外，又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不同领域对其做了更深入全面的学术探讨。于希贤先生在《风水的核心价值观》（2016）一文中认为传承城市文脉，建设有中国个性特色的新城市是风水的核心价值观，而《周易》则是风水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5]。唐明邦教授在《风水文化的久远魅力和当今价值》（2016）一文中指出风水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不但可以发挥经济效益，更能产生促进社区安定、工作顺利、人际和谐的社会效益[6]。易学专家胡焱照在其论文《易学风水文化与生态文明》（2016）中，从“三才”之道、天人合一、主动作为这三个易学风水文化视角，分别阐发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7]。我国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包罗万象，涉及到当今诸多学科领域，以下试从哲学内涵、科学原理、历史文化、建筑美学四个不同维度对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的当代学术史作一番梳理和总结。
2对建筑风水文化哲学内涵的探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学者展开了对建筑风水文化哲学内涵的探索。王复昆认为“道”、“气”、阴阳、五行、八卦等传统哲学范畴构成了风水理论的基本要素；他肯定了天道人道相通、反映事物的普遍联系这一风水理论的积极因素；同时也指出了传统风水学难以彻底排除迷信的思维局限性[8]89-105。韩增禄先生在1996年发表的《中国建筑的文化内涵》一文中把传统建筑风水文化的哲学内涵归纳为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崇尚和谐、趋吉避凶、唯变所适五个方面，并列举了不少典型实例予以佐证[9]。于希贤在其2010年出版的专著《人居环境与风水》中，从中西学术系统比较的视域，指出风水的理论基础包括易经、五行生克、天人感应、建筑规划的尚中思想和“天、地、生、人系统有机循环观”等多方面的传统哲学思想，与西方建筑文化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体系[10]。中国传统建筑风水文化也如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皆是如此。风水中的阴阳观念包含着对立统一思想的萌芽，五行与天人合一观念体现了一种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朴素辩证思维。与局限于传统话语和思维范式的古代学者议论风水不同，我国当代学者已深受唯物辩证法的熏陶，他们敏锐地发现了传统风水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并以现代哲学话语予以新的阐释和充分肯定。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在生产力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客观差距，以及在历史传承中流派演变带来的牵强附会，使得传统风水文化在蕴含合理性内核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一层迷信的外衣。
3从自然科学视角对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
在当代建筑风水文化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注重探索其包含的科学性、合理性因素，努力探究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力求对风水这一传统文化从科学、理性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上世纪90年代初，徐苏斌在其论文《风水中的心理场因素》中研究了风水的心理空间，他认为传统建筑的风水文化中包含了符合心理学规律的合理因素；并发现风水学中的“气”与物理学的地磁场、量子场具有相似性[8]107-116。史箴认为古代堪舆家的建筑规划和选址活动对指南针的发明和磁偏角的发现做出了贡献，因此传统风水术具有科技史的研究价值[8]214-231。韩增禄在2002年发表的论文《建筑与养生》中，发现传统风水文化在建筑的自然方位、环境的水土质量、住宅的气流状况等方面的认识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并揭示了其中包含的科学原理[11]。鄢泽兵、万艳华（2003）认为风水文化在理论上强调人与自然相互对应，和谐共处，这与现代生态学的思想是相通的；风水文化在“实践中注重对微观生态要素进行考察和对居住地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估，从而选择适宜的居住场所，并加强居住地自然环境保护”[12]。古代社会并不存在近现代社会较为严谨的专业及学科划分，科学技术等许多人类活动是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混杂在一起的。我国当代学者将科技因素从纷繁芜杂的传统风水文化中剥离出来，对于深化和拓展我国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并取得了一定成就。而我国学者对风水文化蕴含的养生学、生态学等科学元素的挖掘，也有助于促进当代科技朝着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
4从历史文化维度对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
历史文化维度的研究是当代建筑风水文化研究成果最丰富的一部分。王其亨教授1986年发表的《清代陵寝地宫金井考》是当代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中首篇公开发表的论文，除了从建筑学角度考察地宫金井在选址、设计、施工中包含的科学性，他还揭示了地宫金井体现的风水文化因素[13]。上世纪80年代末，何晓欣较系统地研究了“风水的历史发展及其在东南地区两大流派的理论特点”[14]。同时，她分别从村落、城市、宗教建筑等方面展开，具体分析风水对东南方域传统建筑的影响；并就“风水为什么在中国长期流行以及现代建筑如何吸收借鉴风水中的有益成分等问题展开了研讨”[15]。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教授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发现在建筑选址中，西方文化表现出对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偏好，而中国文化偏好隐藏与遮蔽性结构。他通过考察中国与欧洲文化定型时期的地理环境差异，指出中国文化定型时期的生态经验对风水文化中的景观吉凶意识和理想景观模式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俞孔坚教授尤其强调我国商周时期，周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状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深层文化心理构成了传统风水文化的原始观念[16]。于希贤教授（2010）在其著作《人居环境与风水》中，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了洛阳、咸阳、西安、南京、北京、昆明、苏州等历史文化名城建筑规划中蕴含的风水文化元素，并且以风水文化视角考察了华盛顿、维也纳、莫斯科等国外历史名城的城市设计[17]。林臻辽（2014）通过对睡虎地秦简《日书·相宅篇》的研究，发现战国至秦时期的相宅术已经确立了后世风水术的基本取向与原则，“与后世阳宅理论有着直接的源流关系”[18]。风水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深入到中华民俗文化的很多方面，其中不乏合理性因素，但也夹杂了不少主观附会、以讹传讹的内容。对传统建筑风水文化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梳理，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风水这一文化现象得以产生和变迁的客观历史条件，认清其社会根源，从而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这种传统文化，既不牵强附会将其神化，堕入迷信；也不对其全盘否定，陷入。
5从美学视角对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
史箴是较早发现建筑风水文化美学价值的学者。在《山水画论与风水过从管窥———兼析山水画缘起》一文中，史箴分析论证了山水画及其创作理论同风水密切相关的史实，指出与风水地理相关的古代景观地理图实际是传统山水画的先声；并认为重新审视具有显著美学价值的风水理论与实践，对于深化认识中国山水文化具有重要学术意义[8]198-212。万艳华（1997）发现传统建筑风水文化遵循五个基本美学原则：山水相依，刚柔相济；均衡对称，和谐统一；天人感应，喝形象征；曲屈生动，回顾有情；形势兼备，以势驭形。同时，万艳华认为作为我国古代关于城市、建筑基址选择与规划设计的环境艺术，风水文化具备四项美学特征：即创作对象的自然性、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象征性和地域性[19]。孟涛、郝赤彪（2006）则认为传统建筑风水文化具有对称美、和谐美、象征美、人文美四方面显著特征[20]。庄馨雨认为传统风水在建筑美学上体现出“自然和谐、比拟象征、曲屈生动、均匀对称”四个主要特征[21]。从上述学者的研究我们不难认识到风水文化的建筑美学特征是中华民族追求天人和谐、阴阳平衡、道法自然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在展现。
6总结和展望
美学原理论文范文8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是与整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眼花缭乱的转型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和建设的“泥泞的坦途”中，董学文先生是一位颇具特色、颇不寻常的学者。他充满着独特的理论个性，其理论其思想寂寞而精彩，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时代脉搏共振，却又始终存在观察的距离和批判的张力。他用心血与生命去书写他的这个时代，他又用他的赤诚、单纯、质朴和热烈的信仰，执着得近乎偏执地去守护那个美好的“麦田”，那份越是远离越是渴望的理想。在他的学术生命中，在他的理论耕耘中，始终“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勇气和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带着清醒的学派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以一种始终如一的理论定力和鲜明的理论指向，实践着对理想形态的文学理论的追求”[1]。 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与思想解放 学界在回望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历史变迁时，常常会强调文学“主体性”问题以及文学“审美”问题等对于突破之前“文艺—政治”理论模式的革命和解放意义。这固然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更早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理论突破却并不是由此开始的，甚至可以说，这些理论的出现本身就是前期文学理论变革的一个继承或者变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之后，人们面对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如何反思“”中的问题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大课题。更进一步说，如何认识“”中人性的泯灭与集体的疯狂，认识人性的多面性、丰富性，认识人的多样性需要和欲望的正当性等问题，也逐渐被学界所关注。 但是“，”的理论遗产显然已经没有话语力量来阐述这些复杂问题，而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并没有一种宽松的环境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讨论。因此，学界主要从“回归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通过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来达到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温故知新中去比较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巨大的偏差与失误，而不是从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批判，因而出现新一轮“马克思热”。通过这种新的解读，来解放被窒息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阐释效力，而西方的“主体性”理论、“审美”理论，显然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 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和现实要求中，董学文先生及其同一代的学人，走上了理论的舞台。他们在与时代的互动下，开启了关于中国新时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反思与建构。以“重读马克思”的方式来反对僵化的文论格局，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董先生等一代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的理论选择。这种选择是针对之前现实社会与文化中存在着的某种“离开”马克思（这里指离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精神与方法）的现象而提出，它试图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和生命力。 新时期伊始，文学创作与理论相互发现、相互应和。文学打着“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重新起步，以《伤痕》、《班主任》为开端的“伤痕文学”，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开始恢复。与文学创作并行的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从最初批判“”的“三突出”谬论，转向突破根基牢固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文学观念x，恢复现实主义真实性文学观，使文学自身特征和规律得到重视。在这里，文艺的“真实性”问题、文艺的“形象思维”问题，便不只是两个简单的理论命题，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精神非常有力的理论抓手，承担的是文艺思想解放的爆破口的使命。这里的思想资源自然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新解读与阐释，虽然这一过程并不长，但其中蕴含着老中青学者在那样一个历史破冰过程的所有艰辛与激动。 作为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董学文先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大潮的涌动，早在1978年他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入阐发来考察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发表了论文《文艺就是要真实地反映现实》（《解放军报》，1978），随后又相继发表了《恩格斯怎样看待文艺的真实性》（《中国社会科学》，1981）、《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文学知识》，1981）等重要论文，并不断从多个角度，诸如悲剧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方面，继续深挖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思想，陆续发表《也谈形象思维》（《北京大学学报》，1979）、《谈谈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光明日报》，1979）、《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北京大学学报》，1981）、《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学问题》（《美学向导》，1982）等一系列文章，为长期僵化的“左”的文论话语注入了新鲜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成分。 “拨乱反正”总归要回到时代的理论建设中。 因之“，重读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当然不能单单是回到书本，也不能是简单地复述马克思的原话，而是要有当代性，要背负时代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视界历史地融合在一起。“重读马克思”，是要找寻更切实的理论起点、入口和方法，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误，以新的科学和实践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回到马克思”，则是要像马克思那样超越“材料的堆积”阶段，循着科学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表述这一问题的“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原创性意味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所谓“回到”和“重读”马克思的本义所在。因此，正是遵循这种发展逻辑，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很快就打开了一片新的理论天地。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说，他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p#分页标题#e# 在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深入细读过程中，董先生获得了许多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意味的观念、范畴和命题。这突出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形态、方法的描述中，体现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社会政治经济为逻辑起点的研究范式的变革中，体现在他提出、加以深入探讨并在国内形成重要影响的“艺术生产论”、“马克思考察艺术规律的方法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关系”等具体范畴和命题中。这些文章，后来于1983年结集成《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这是中国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提出的理论命题并没有失效，而是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生根发芽了，甚至其中的很多阐释到今日也并没有被突破。 而正是由于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而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董学文先生的理论探索随着中国社会新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行，却又始终拥有自己的“问题式”。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追求创新和突破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焦虑，追求新变和拓展成了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诸如，学界常说的所谓“文学观念年”、“文艺方法论年”等，似乎一年一个主题，各种思潮和方法，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但对我国学界而言好像都是“新”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无论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的还是来自南美等第三世界的，都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给。董学文先生也深刻感受到这一焦虑并且同样在这样的时代中努力参与翻译、传播、消化、吸收、创造的文化生产过程，他先后翻译和编写了多部西方美学、文论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x。仔细考察他所编译的西方著作就会发现，他这里不是“饥不择食”地随意展开，而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论建构的宗旨，这也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为实现新的理论建构做准备。因此，在这一译介国外理论的大潮中，他的目光始终比较集中于世界各国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理解和建设上，无论其是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其是科学主义的还是人文主义的，有了一个基本的主旨和红线，所有的思想的营养都是可以也是应该加以吸收的。 而这一主旨和逻辑红线，恰恰是那样一个“嗜新成症”的时代所缺乏的必要的清醒的“拿来”的态度。 二、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建构 “回归马克思”也好，译介国外的理论也罢，其本身都是在积蓄力量，本身还不构成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董学文先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是为了阐释不断变化的文艺现实和时代提出的理论命题。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科学地寻求和选择自身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口，这是根本的东西。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开始成为理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这个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董学文先生。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是最早也最积极地对“当代形态”文艺理论建构本身进行呼吁和理论探求的学者之一；其二，他通过切实的学术研究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进程的真正展开。进行符合中国当代现实文艺与社会需要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这是董先生文艺思想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这个时代向广大文艺理论学者提出的时代命题。董先生是其中认真从理论上予以思考，并真正付诸理论实践的人。1987年，他较早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2]，希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要从“经典形态”走向“当代形态”。随后，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引发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董先生不断地在丰富和深化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y。随后这些思考被进一步地系统化，便形成了他的重要的理论著作《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该书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进行历史反思和“当代形态”的具体建设。在这部书中，他初步探讨了“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当代形态的理论依据”，以及包括“主旨论”、“生产论”、“直觉论”、“文本论”等在内的七个“当代形态的微观展现”。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本著作的作者，把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3]。这部书，成为第一部直接探讨这一具有时代挑战性命题的重要著述，成为此后很多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理论著述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该著作的价值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它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的理论思考方面，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的基本的体系框架、逻辑起点与方法论选择、基本命题及其表达、核心概念与范畴等重要问题，在这里还没有全面地展开。 “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把它落实在真正的理论实践中又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呢？董学文先生一直在探索，时隔十年，他从文学理论的畅想与丰富积累中进行了切实的理论实践，并在实践中日益明确自己的理想的文学理论形态，推出另一部力作《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这部著作，基于我国百年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深入揭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成就、性质特征、价值与生命力，揭示了它所遭遇到的严峻挑战和现实难题，细密梳理、深入辨析了当今世界各种文艺和社会思潮及其影响，清晰阐释了“当代形态”文艺学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论证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明确提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综合”的时代，认为这个“综合”也是一种创造，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著作本身就是一次“综合创新”的实验与结晶。#p#分页标题#e# 该书主要从以下几条线索“综合”各种思想资源，实现了新的理论的创生：一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二是以建构“当代形态”文艺学为明确目标，实现对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三是充分吸收西方美学和文艺学资源，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四是全面的文艺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百年文艺发展的历史过程，寻找建构的思想资源以及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借鉴；五是展开对文艺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反思，为创立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在此前提下，作者通过对文艺本体论、审美的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文学的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等一些重大的文艺学基本问题的系统论述和对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21世纪文学走向的展望，具体化了关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蓝图，终于使得学界的理论畅想变为一次实实在在的理论实践。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该著作“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4]。 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该著作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倾向，它不但是董学文先生文艺理论的一个未来发展维度，也是中国新世纪文学理论学科的一个基本命题：这就是该著作的清醒的科学意识和对科学形态文艺学的追求。或者说，这其中所呈现出的“当代形态”与“科学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一点确乎明显地有别于“过去形态”的中国文艺学。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极富科学精神和理论反思意识，譬如对于“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关系的辨析，对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作为“当代形态文艺学”逻辑起点的理论阐释，对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原理基础上以“综合创新”作为方法论的判断，都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处产生的思想风暴的产物。作者不是在一种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是不但有深入的理论思考、系统的逻辑安排，更是有着异常清醒的反思意识，力图使所建构起来的“当代形态文艺学”能够达到科学的高度，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文艺科学的本来面目。这也直接开启了董学文先生在新世纪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科学性的反思和科学学派文学理论建设的努力。 三、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与科学学派的建构 “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宏伟事业。它没有完成时，一切都处于正在进行时。 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设迎来了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新时期以后的二十几年时间，西方近两个世纪的各种哲学与文艺思想一股脑地被引入中国；本土的古典文艺理论以及现代文艺理论传统，也获得深入研究与拓展，这些都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综合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深化，也进一步催生了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迫切心态。更为重要的是，一批与新时期文学理论一同成长，作为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建设者和参与者的学者更加成熟，进入学术研究的高峰期。我觉得，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可以与1980年代的激情澎湃相媲美的黄金时期。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新世纪伊始，国内学界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的讨论开始初露端倪。董学文先生别开生面的《文学原理》教材的问世，进一步引发国内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本质、文学价值等问题外，还包括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与教材结构、文学理论的方法与文学知识的关系、文学理论的学科特点和性质、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文学理论与文学现实的关系、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等等。《文学原理》一书，是作者基于对当前文学现实和理论现状的问题意识和推进性研究态度，针对新问题、新情况所做出新的阐释，是一部呈现出理论“当代性”的著作。著者贯穿于全书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接着说”，即不拘于陈说，不把研究变成他人理论的大拼盘，而是带着问题意识，质疑、清除那些陈词滥调，分析研究创作与理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实现对难题的深入开掘，讲求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对真问题的发见与阐释，乃是理论的创造与生长点。该《文学原理》对许多文学基本问题，都能再深入一步探讨，抽丝剥茧式逐层追问“为什么”、“怎么样”，着重分析这些基本观点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阐释效力，实现宏观与微观互动式研究，从而使一些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获得了清澈澄明的解答。 我始终认为，理论研究需要个性和风格，有“属我”的创造，方能有生命力。这部《原理》处处透射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光辉，它以开放的心态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艺思想，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话语的表述。这种表述不止于简单转述界说，而是针对新现实新问题的创造性运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机的转化和科学的提升。这种融合之后的创新，根本上改变了学界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为他人话语“跑马场”、“观点加例子”、缺乏主体性的弊病。我曾经讲过“：可以说，这是一部站在现代学术前沿，密切结合文学现实，创造性吸收前人理论成果，具有‘自己说’与‘说自己’特色、原创性很强的‘综合创新’之著，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5]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部书，它确乎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的代表作，同时它所引发的关于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反思研究，也在随后取得了丰富的果实，开拓出一个新的文学理论的生长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文学理论遭遇到的时代难题与现实挑战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尤其是各种视觉图像艺术的迅速普及和无所不在，以及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的迅速扩张，极大地冲击并深刻地型塑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p#分页标题#e# 文学的未来命运如何？文学研究还有必要吗？文学研究如果还能存在下去，那应探讨些什么问题？文学或文学理论是否需要“扩容”、“越界”？“扩”些什么？“越”向哪里？学界关于这一讨论十分热烈。但是从总体上看，或者过于纠缠于大时代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强调文学理论应该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是以大而空的“战略转移”为目标，提出各种各样的“转向论”。例如，有人提出“走向大文化”，以此来为文学理论的困境解围。可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沦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6]从这样的哲学或理论的精神实质来看，文学理论学科在新世纪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固然可以从文学的边缘化中找到根据，但是，学科内部知识的断裂和整合应当还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立足于时代的现实与审美文化语境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反思，对文学理论学科性质、功能、对象、研究方法和发展规律作本体性考察，研究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何为”，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性质等根本问题，就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性难题。 董学文先生一方面很早就敏锐地感受到这一时代问题，世纪之交前后就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做具有“元理论”性质的系统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研究成果，既有基于对文学理论遭遇的现实挑战的分析研究，也有更高的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根本思考x。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这也是董先生关于“当代形态文艺理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必然会有的逻辑发展。2004年，他出版了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所谓的“文学理论学”，也就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它不是企图对文学作品做出另一种解释，而是要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规则和运作方式加以理解”[7]。“文学理论学”这一概念表明，它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思性认识，是以思想本身作为反思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从哲学上讲，就是一种“元理论”，即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理论的性质、特征、形成与发展规律。这里，作为具有“元理论”性质的“文学理论学”，是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一种科学的探究与内在性反思。 《文学理论学导论》所讨论的内容，是新颖独特而富有理论穿透力的。譬如，对“科学”概念的新解以及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阐释，对“文学理论”命名以及学科位置的解答，对“文学理论主体”范畴的引入以及文学理论的价值主观性与知识客观性关系的辩证分析，以及在文学理论的“生成动力”、“理论引力”和“亚理论”等概念的基础之上，对“理论的生成与转化”内在机制的深入讨论，都是别开生面，高屋建瓴，远不是热闹的就事论事，或者茫然失措、四处“转向”的研究所能比拟的。 从而，学界评价该书是“移动思维，别有洞天”。可以这样说“，在文学理论研究面临转型，理论资源需要重新整合，理论生态迫切需要改善的背景下，《导论》的问世是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型。它形成的是一种关于解释的解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论探索的勇气和有气魄的真正的理论超越性。在‘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内，文学理论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都可以找到较为彻底的解决途径”[8]。正是在董先生的影响下，一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理论“科学学派”，在最近十年逐渐形成了。“科学学派”的形成，反过来又将以更大的力量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良性发展x。 从思考的结果处看“，文学理论学”学科是董先生关于文学理论的“元理论”性质的反思，呈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但实际上，董先生并非只是进行形而上的玄虚的思考，他始终将自己的思考不断地与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相呼应，在二者的互动中把握理论实质。同时，他还努力将这种“元理论”性质的思考真正转化为一种面对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和中国复杂文学理论现实的一种阐释、反思与判断能力，一种在“破”与“立”的辩证张力中实现对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建构力量。 换言之，他以构建起的“文学理论学”去检查、辨析、判断、审思中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变化，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历史财富。譬如，他据此形成了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的新思路新理解，从根本上改变常见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思想史等无所不包的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模式，强调应该写出“文学理论”的历史，应该突出其理论性质，挖掘其中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有价值的“细胞核”y。在《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中，他也尝试以这种“元理论”的思想成果去解读和评判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等具体的外国文学理论主张及其得失。再如，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始终强调其立场、观点、方法的三位统一，强调其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意义，强调以马克思式的思考方式去面对历史和现实材料z。 既然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为其理论研究之鹄，董学文先生格外强调对于百年现代中国所形成的文学理论传统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现实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贯穿其中的理论判断力同样源自他的“文学理论学”研究。 他曾回溯到20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以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型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成长、变化的历史语境中，深化自己关于文学基本问题和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本体性反思，尤其是从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课程与教材建设的历史图景中，在逻辑与历史的融合视野下，把握文学理论学科的性质、特点以及演化规律。同时，他以“文学理论学”的思考来反观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教材对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构的真正意义{。此后，他集中力量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价值倾向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在我看来，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董学文先生对于“文学理论学”研究的具体运用和相关思考的进一步深化。#p#分页标题#e# 这里，董先生对于在当前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主张和倾向做了重点的分析解剖，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与批评，进而深入讨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以及“文学作为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审美意识形式”问题|；其二是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反思与批评x，牵涉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本体”、“实践”的理解问题，也有关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评价问题；既有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论”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两种理论嫁接形成的“实践存在论”作为美学范式是否可能的问题；既有对中国当代美学演化路径的分析问题，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判断问题。总体来看，这些论争对中国美学、文艺学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些论争对于争论双方来说，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思考的面向，促使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更加深入和精准。并且，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常见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非科学态度，把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拉到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来，在科学性的维度上思考各种理论和思想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这也是我们超越这些争论本身所能看到的学科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理论不是不可衡量的纯粹主观的东西，不是私产，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回声。因而，它具有相对客观性的衡量标准，而且只有在“理论家共同体”中，各种理论与思想的真理性也才会得到敞亮，否则，所有的思考都只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意见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希望在学术上真正实行“百家争鸣”，这是美学和文艺学健康发展的必需的理论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