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科技发展规划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科技发展规划范文1
关键词：金融科技；企业金融；投资企业；金融化脱；实向虚；金融投资收益
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迅猛，给金融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变革，受到各个国家政府和机构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金融科技的探索。随着《“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督指导意见》等政策颁布，金融科技产品正式成为国家政策引导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始受到重视，数据治理被视为重要的制度性建设与基础性工作。随着金融科技概念逐渐深入中国，业界涌现了一批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为金融创新服务的科技企业。201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旨在切实做好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指引，引导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正确使用。中国金融科技在经历前几年的野蛮生长后进入了市场调整期，伴随金融科技领域数条监管政策落地，相关细分领域的监管框架逐步完善，行业规范得到进一步提升。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强调充分发挥金融科技赋能作用，推动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其作为首份规范金融科技发展的顶层文件，给予金融科技相当高的政策定位，金融科技发展自此进入健康有序、稳步增长的新时期。在此期间，学术界也给予金融科技广泛关注，不少文献讨论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实体企业层面带来影响与冲击，然而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金融投资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有限，因此本文着重关注这一方面。当前，中国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具有超额利润率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资本逐利动机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脱离原本的主营业务，加入金融投资活动行列，大量的资源脱离实体经济部门逆向流入金融、房地产等虚拟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脱实向虚”问题已不容忽视。但是，学术界目前对导致该问题的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治理措施讨论还比较有限，主要围绕企业层面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杜勇等，2019；李馨子等，2019）。虽然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外部环境对企业金融投资的作用效果（彭俞超等，2018），但是相关研究较少聚焦于金融服务、金融发展等外部影响因素，而且一般站在传统金融服务视角，分析角度相对有限。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融合发展，金融科技之于传统金融领域的巨大冲击也会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带来影响。一方面，金融科技可能通过拓宽投融资渠道、降低财务风险来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预防性储备动机；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也可能通过降低金融投资成本、改善金融投资回报影响了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投机性逐利动机。因此，本文认为从金融科技视角探讨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规避措施是至关重要的。相较于已有文献，本研究主要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当前学术界关于金融科技发展对微观企业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广泛讨论，但关于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金融投资互动关系的相关文献还比较有限，特别是鲜有研究从金融发展角度挖掘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本文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丰富了从微观层面讨论金融科技发展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也从金融科技视角扩展了企业金融化动机及治理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二，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正走在世界的前列，除了要积极把握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机遇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监管防范其可能对中国金融稳定运行带来的冲击，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讨论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正向作用，较少地关注金融科技发展可能存在的负面冲击，本文基于中国特色背景深入讨论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机制以及各类异质性影响，挖掘并厘清中国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与治理逻辑，为政府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缓解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思考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研究；第六部分是结论及建议。
二、理论基础
（一）文献综述
引致“脱实向虚”的金融化问题是由于金融领域在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经济收益等方面影响力上升，众多微观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那么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的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势必会对企业金融投资选择带来影响。已有研究将企业金融投资的动机主要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预防性储备动机，即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降低经营风险，考虑到金融资产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和较低的调整成本，企业会选择进行金融投资，在增强增加企业资产流动性的同时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Soener,2015；KlimanandWilliams,2015；杨松令等，2019；邓路等，2020）；二是投机性逐利动机，即实业利润的持续下降与金融资产收益的爆发增长，使得管理者在面对短期业绩考核压力时，更愿意以牺牲实体经济投资为代价，选择进行金融投资追求短期的高回报。（胡奕明等，2017；彭俞超等，2018；SenandDasgupta,2018；段军山、庄旭东，2021）。因此，本文从企业金融投资动机出发，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基于已有研究理论并结合经济现实来完善本文的假设。
（二）理论分析
从企业预防性储备动机视角而言，金融科技发展可能会抑制企业金融投资，缓解“脱实向虚”问题。金融科技依托其独特的技术优势，能从根本上改善证券登记、交易、清算、结算等环节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ChiuandKoeppl,2019），变革传统的融资与支付方式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Yosepha,2018），并且能缓解传统金融服务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其普惠性质将传统的“长尾”客户纳入服务对象，逐步扩大信贷业务规模（RasheedandSiddiqui,2019），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与可得性。更为丰富的融资渠道与便利的金融服务，可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预防性储备动机，即企业会考虑削减自身的金融投资。此外，金融科技发展还可能有利于缓解企业财务风险，进而抑制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金融科技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资源，能帮助改善投资不足引起的非效率投资，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技术深入应用还有利于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委托代理问题，通过约束管理者以避免企业进行非效率投资。这些非效率投资的减少有助于缓解企业财务风险（夏子航等，2015），可能有助于避免预防性储备动机带来的企业金融投资选择。然而，近年来，在整体经济不景气以及不确定性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日益微妙（黄琼宇等，2021），基于金融渠道的利润积累已逐渐成为企业盈利的主导模式（张成思、张步昙，2016），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也更可能为投机逐利，而非预防性储蓄（彭俞超等，2018；段军山、庄旭东，2021）。基于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视角，金融科技发展则可能会促进企业金融投资，进而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金融投资十分依赖准确而有效的市场信息，而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冲击正逐渐从生产流程上改变传统的金融信息供给格局（丁娜等，2020）。传统的金融信息供应来源于分析师，然而中国的分析师基本供职于拥有多种业务的大型券商，存在较为严重的利益冲突问题（曹胜、朱红军，2011），其所提供的报告有效信息含量低且存在乐观偏差（伍燕然等，2012；许年行等，2012）。而随着金融科技迅速发展，聚焦于金融信息整合与服务投资咨询领域的金融科技平台不断涌现，各类基于海量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自动化研究、智能投顾、量化投资等专业咨询服务也易于获得，金融信息的获取及传播方式得到了革新。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信息的供给，加剧了金融市场信息生产领域与投资咨询的市场竞争，这有助于提高传统分析师的信息质量（HongandKacperczyk,2010；Merkleyetal.,2017），进而使得投资者能够获得更加全面而有效的信息，改善企业金融投资回报，基于投机性逐利动机企业也更愿意选择将资源投放到金融市场获取高回报。而且，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抑制管理层、信息披露等公司违规行为（牟卫卫、刘克富，2021），并且通过克服外部环境恶化、内部治理不善等负面影响，降低股价崩盘的可能性（吴非等，2020），这均有助于金融市场稳定，企业的金融投资风险更小，也会更愿意参与金融投资活动追求短期高额利润。此外，金融科技发展还有助于贷款机构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风险信息处理能力（Heiskanen,2017），进而减少各类风险带来的损失，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易获得的资金、较低廉的成本带来了短期回报的高利润空间，使得更可能触发“凡勃伦效应”，即资金资源由于容易获得而不被珍惜，加剧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企业可能不会选择“物尽其用”地发展主业，特别是在金融投资回报高、金融信息易于获得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将其用以金融投资。基于以上推论，本文认为，一方面，金融科技发展可能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减少财务风险来降低预防性储备动机，进而减少企业金融投资活动，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发展也可能通过改善金融投资回报加剧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促进企业金融投资。对中国企业而言，金融科技发展之于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具有何种冲击还尚未有定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一对研究假说：假说A：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具有抑制作用，缓解了“脱实向虚”问题。假说B：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根据公司注册所在地与金融科技发展的地级市（或直辖市）数据进行匹配，构建了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集。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科学性与可靠性，本文还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一是剔除掉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二是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三是剔除ST、PT公司样本；四是剔除了资不抵债的公司样本，五是对连续变量做上下1%的缩尾处理。其中，金融科技发展数据来自基于金融科技相关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用地区层面数据则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其余用以变量衡量、样本分类的企业层面信息、财务等相关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
（二）变量衡量与说明
1.企业金融投资。本文主要从企业金融投资出发，探讨金融科技发展是否加剧企业金融化问题，因此将企业金融投资界定为企业进行相应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借鉴段军山、庄旭东（2021）研究的做法，用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所占总资产比率衡量被解释变量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参考杜勇等（2017）对该变量的设计，企业金融资产包括以下6个部分，分别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净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投资性房地产净额。此外，本文还选择用下一期的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所占比率衡量被解释变量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_lag）进行滞后影响估计，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逆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而且，考虑到投资性房地产具有的特殊性，参考胡海峰等（2020）的做法，本文还在原企业金融资产定义的基础上剔除了投资性房地产部分，重新衡量被解释变量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_rej），进行替代变量稳健性检验。
2.金融科技发展当前学术界对地区金融科技发展的衡量还没有统一标准。一般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代理变量衡量地区金融科技发展状况，亦或者自行进行设计直接构建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前者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数字应用中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更多地侧重金融普惠性且基于支付宝使用数据进行测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者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且得到的指标多是整体指标或者省级指标，地级市层面数据基础指标数据有限。本文探讨的是地区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产生的影响，考虑到网络引擎搜索数据是基于众多个体需求的数据，其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而且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能较好地反映发展现状（SiliverstovsandWochner,2018），有助于宏观经济的预测（刘涛雄、徐晓飞，2015；D’AmuriandMarcucci,2017），因此借鉴盛天翔、范从来（2020）、李春涛等（2020）的方法，基于金融科技相关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对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指标进行构建。考虑到本文选择衡量地区金融科技发展的整体基本状况，参考已有研究并结合百度搜索指数的数据可得性①，选择了“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生物识别”7个关于金融科技直接称呼或基础技术的关键词，基于网络爬虫技术爬取了各关键词在地级市（或直辖市）层面的百度搜索指数②，并将同一地级市（或直辖市）层面的所有关键词搜索结果数量加总③，得到的总搜索指数再除以各地级市年末总人口数，用其衡量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进一步地，本文也用金融科技总搜索指数的自然对数值重新衡量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_log）以进行稳健性检验④。此外，为了保证研究结论可靠性，参考邱晗等（2018）、宋敏等（2021）的做法，本文还尝试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Fintech_df）、数字金融使用深度（Fintech_dep）替代原解释变量进行模型估计，做稳健性检验。
3.其他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的研究。本文还引进了如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融资约束（Fc）、托宾q值（Tq）、董事会规模（Board）、董事会结构（Indep）、账面市值比（Bm）、股权集中度（Top）。
（三）模型设计与说明
基于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以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为被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为解释变量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01,,,ititkititkFinratioFintechControl其中，下标i表示各个企业，下标t表示各个年度，Controli,t代表上述所有的控制变量集，ε代表残差项。本文通过引入年度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城市虚拟变量分别控制时间效应、行业效应和地区效应①，此外考虑遗漏变量问题，还进一步控制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进行模型估计。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若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系数显著为负，代表企业金融投资倾向于预防性储备动机，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具有抑制作用，有助于缓解“脱实向虚”问题；若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系数显著为正，则代表企业金融投资倾向于投机性逐利动机，金融科技发展会促使企业进行金融投资，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而且，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了稳健性、内生性讨论。本文进行了更换变量衡量指标、缩小企业样本区间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且考虑遗漏变量问题，分别引入地区层面控制变量进一步控制地区效应，而且还考虑外部治理因素对模型进行检验。此外，为了缓解反向因果、样本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影响，本文还采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并且利用政策冲击构建DID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报告了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的均值为3.30%，最高值达到了38.59%，下一期的企业金融投资变量（Finratio_lag）的均值为3.86%，最高值则达到了41.79%，说明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金融投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Fintech_log、Fintech_df、Fintech_dep）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近些年金融科技发展迅猛，相关问题的探讨十分必要。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显示了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第（1）列报告了基于原始数据的估计，不加入控制变量，也不控制时间效应与行业效应，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估计系数为0.7747，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第（2）列中，在添加了企业财务特征层面与组织管理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组后，此时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估计系数为0.6801，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第（3）列、第（4）列和第（5）列中，逐渐引入时间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与城市虚拟变量，即在第（5）列的模型估计中同时控制了时间效应、行业效应和地区效应，此时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估计系数为0.2178，在5%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地，在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后，如第（6）列所示，模型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估计系数为0.2249，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整体上看，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金融投资之间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高度显著的经济关系。而且，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系数在整个模型估计过程中始终为正，也反映了该估计结果是较为稳健的。综上，金融科技发展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研究假设B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变量衡量指标模型估计。考虑到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可能存在滞后影响，并且被解释变量采用下一期衡量进行滞后项估计，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选择用下一期的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所占比率衡量被解释变量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_lag），替代原被解释变量进行模型估计。表4的第（1）列报告了其估计结果，说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滞后影响显著为正，与前文研究结论保持一致，体现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考虑到投资性房地产具有的特殊性，参考胡海峰等（2020）相关做法，本文在原企业金融资产定义的基础上剔除了投资性房地产部分，重新衡量被解释变量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_rej）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的第（2）列显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该估计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即在更换了企业金融投资的测度方式之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地，本文采用了金融科技总搜索指数的自然对数值重新衡量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_log）以进行替代变量模型估计。表4的第（3）列报告了该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该估计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即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参考邱晗等（2018）、宋敏等（2021）的做法，本文选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子指数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分别对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进行重新衡量，作为原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替代指标（Fintech_df、Fintech_dep）进行模型估计。从表4的第（4）列和第（5）列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即在更换了金融科技发展的测度方式之后，研究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体现了结论的稳健性。
2.缩小企业样本区间模型估计创业板企业上市要求往往更加宽松，但其所受监管更为严格，而且创业板企业保持着较高的研发支出，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对金融投资方面的决策选择与动机可能相较于其他企业有所不同。另外，相较于其他行业，制造业企业对固定资产、研发创新等方面投资较为依赖，其对金融投资选择可能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为了考量特殊样本可能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本文选择创业板、制造业的企业样本数据分别进行模型估计，进一步检验模型结论的稳定性。从表5的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出，得到的结果与上述研究结论相符，说明得到的研究结论较为可靠。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与随之推出的“四万亿投资”政策对中国企业投资造成了持续影响。因此，为了排除特殊事件冲击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选择剔除金融危机发生后三年样本，即基于年份子区间2012—2018年样本进行模型估计，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5的第（3）列所示，与之前的结论保持一致。另外，2015年“千股跌停”的中国股灾也很大程度上会对金融科技的发展与企业的金融投资决策带来冲击。因此，参考唐松等（2020）的做法，本文选剔除2015年的样本企业进行模型估计。从表5的第（4）列可以看出，估计结果与之前的结论保持一致，体现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尝试排除特殊政策冲击的影响。2016年、2017年发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督指导意见》和《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使得金融科技产品正式成为国家政策引导方向，对信息技术之于金融领域的地位带来巨大冲击。因此，为了排除该特殊事件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本文选择剔除2016年、2017年的样本重新进行模型估计。从表5的第（5）列可以看出，得到的结论与前文结果依然保持一致，较好地反映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此外，考虑到上市企业可能存在办公所在地与注册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况，为了避免该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还进一步剔除两者不一致的企业样本进行模型估计，检验结果如表5的第（6）列所示，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3.考虑遗漏变量问题模型。估计尽管本文设置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企业个体效应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遗漏变量问题，但本文认为，经济发达程度、市场化进程与金融发展状况等地区层面因素仍可能对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金融化产生影响，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因此，本文在原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经济发达程度、市场化进程和金融发展水平三个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分别用地区GDP的自然对数值、中国市场化指数和经地区GDP标准化的各省份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进行衡量①。表6的第（1）列、第（2）列和第（3）列报告了分别引入各个地区控制变量后的模型估计结果，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为正，在第（4）列的模型估计中同时控制了所有地区控制变量，研究结论依旧保持稳健。此外，企业金融投资决策除了受公司层面因素的影响，可能还受到外部治理因素的影响，例如分析师关注带来的资本市场压力（杨松令等，2019）。因此本文选择进一步添加治理因素变量或治理因素变量交互项进行稳健性检验，选择对分析师关注度（Analys）这一典型的治理因素加以控制②，并且通过检验交互项回归系数的方法检验其是否影响了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企业金融化。从表6的第（5）列和第（6）列可以看出，在控制分析师关注的治理因素之后，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对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的估计系数依然高度显著为正，体现了原结论的稳健性。此外，相互项的估计系数则不显著，表明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分析师制度对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企业金融化还尚未发挥出显著的治理效应。
（四）内生性讨论
1.动态面板估计（SYS-GMM）本文通过引入动态面板模型并采用SYS-GMM估计，尝试进一步修正遗漏变量、衡量偏误等潜在内生性问题，削弱其对模型估计带来的影响以提高估计效率，检验结论稳健性。表7显示了模型相关检验结果和估计结果。可以看出，AR(1)的检验p值小于0.05，AR(2)的检验p值大于0.05，可以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Hansen检验P值为0.834，说明并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即满足模型有效性。模型估计结果也与原结论保持一致，较好地检验了研究结论稳健性。
2.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为了进一步缓解其他遗漏变量和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检验。本文根据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平均值将样本企业分为处理组（大于平均值）和控制组（小于平均值），配对过程如下：首先，估计logit模型，计算出倾向得分，协变量为上述设定的全部控制变量。然后，按照最邻近匹配的方法，进行了不放回的1:1匹配。最后，基于配对样本进行检验。表7的报告了匹配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①，可以看出原结论依旧显著成立。
3.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尽管百度新闻搜索量级较大，并且是由众多需求个体自发的互联网搜索行为构成，其结果不太可能由企业所驱动，反向因果问题相对较弱，而且本文还进行滞后项估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影响，但是为了进一步削弱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尝试使用传统工具变量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考虑到信息技术应用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础，即与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而且其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不存在直接影响，同时地区信息技术应用是各方面共同作用且长期发展的结果，很难由单个企业进行主导影响，具有较强的外生性，较好地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因此，本文选择地区信息技术应用（Inter）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地区面积标准化的互联网宽带接口数进行衡量并进行两阶段模型估计。从表7可以看出，相关检验显示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问题，而且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符合预期。在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中，基于工具变量估计得到的解释变量（Fintech）系数显著为正，与原结果一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影响，保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定性。
4.双重差分法估计（DID）除了上述方法。本文还进一步尝试用双重差分法削弱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影响。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要提升金融机构科技运用水平，鼓励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打造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信息、资金、产品等全方位金融服务。这是国家首次政府文件中提出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这一中央政策对各地区的金融机构与新兴科技融合发展是一个较好的外生冲击，而且各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同会使得这种冲击存在差异。因此，参考宋敏等（2021）相关做法，引入其作为政策冲击构造DID模型。本文参考钱雪松、方胜（2017）的处理方法，从各地区对这一政策冲击的异质性反应出发构建对照组和处理组，并且借鉴宋敏等（2021）的分组方式，依据研究样本里2015年各地级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数字化程度得分）的中位数进行划分，进一步设置对照组和处理组识别指标Treat。当企业所在的地级市2015年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小于研究样本中所有地级市的中位数时，标识为处理组，即Treat的值取1；当企业所在的地级市2015年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大于研究样本中所有地级市的中位数时，标识为对照组，即Treat的值取0。此外，还设置政策变量Post，政策提出时间为2015年，2016年及以后的样本Post的值取1，其余的值取0。基于以上设定，本文构建了如下的DID模型进行检验，其中，模型中的其他的变量与前文设定一致，控制了时间效应与个体效应进行回归分析。表8的第（1）列和第（2）列报告了DID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不放入控制变量和放入控制变量的模型估计中Treat×Post的系数均高度显著为正，说明受政策冲击较大的地区对企业金融投资的促进程度更大，即金融科技发展能显著提升企业金融投资水平，与预期保持一致。考虑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底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这一要求是针对中国经济出现的“脱实向虚”问题提出的，而且2018年开始的P2P暴雷潮阻碍了金融科技发展与随之而来的监管政策可能会产生冲击。这方面相关政策的推出造成干扰，可能影响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识别效果。为了排除这一因素，本文设置政策干扰虚拟变量（Reform），若2017年及以后的样本变量值取1，其余的值取0，在回归中添加交互项进行检验，从表8的第（3）列可以看出在控制该相关政策冲击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促进作用并未因此而受影响。此外，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参考钱雪松、方胜（2017）、宋敏等（2021）的做法，在回归模型中加入Treat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判断是否满足平行性假定，结果如表8第（4）列所示。可以看出，Treat在与事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Treat×Year2016、Treat×Year2017、Treat×Year2018）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原回归具有一致的逻辑，但在Treat与事前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中，Treat×Year2013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可能是由于在2013年存在相关冲击因素。2013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互联网思维成为影响并改变着传统金融业态形式的冲击力量，银行、券商、基金、保险等传统金融业机构都开始在这一年中谋篇布局，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新浪等互联网巨头都开始涉足金融领域。该交互项的显著可能是2013年中国新一代信息科技与金融领域深度融合发展带来的冲击所致。因此，为了排除这一影响造成结论的不可靠，本文尝试通过剔除2013年这一特殊年份的样本、剔除2013年及以前的年份样本两种方式，进行DID模型估计，并在回归中加入Treat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捕捉事前两组样本在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上是否有显著差异，以重新检验并判断是否满足平行性假定。表8的第（5）列、第（6）列、第（7）列和第（8）列报告了DID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平行性假定检验结果。可以看出，Treat×Pos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且Treat与事前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均不显著异于0，这意味着在政策实施前，两组企业在金融投资水平上的差异并不显著，满足DID的平行性假定，Treat与事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则显著为正，较好地缓解了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影响。
五、进一步研究
（一）企业金融投资动机的再甄别：异质性影响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抑制公司违规行为且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而且增加了金融市场信息的供给与提高了信息的有效性，进而改善了企业金融投资的回报。在当前实体经济低迷、回报率不高的情况下，实体企业更愿意选择从事进行金融投资套利活动，追逐超额的利润，即金融科技发展增强了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进行金融投资。在中国，金融领域对不同实体企业的支持总是存在差异，而且各企业的资源积累与竞争能力也有所不同，因此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大规模企业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与技术积累，拥有先进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水平，具备更强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优势；而企业规模是金融部门自由信贷配置的关键考察要素，相较之下小规模企业较难获取充足的资金资源，优化要素组合的能力较弱，在其他各方面也难具竞争优势。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往往融资环境相对宽松，而且与政府关系密切，各项目资源渠道较丰富；相较之下民营企业则由于传统金融征信体系不完善，存在严重的借贷约束，这会引起产生效率损失进而导致实业投资回报较低。而金融科技发展弥补了传统金融的劣势，信贷配置不再仅仅依赖于固定资产等硬资产抵押，其对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效果更大。因此，若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主要动机倾向于投机性逐利，则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由于自身在实业领域里竞争力较弱、投资回报有限，更容易进行金融投资，而且资金资源获取较为容易，不受限于各类担保抵押，其投机性逐利动机更强，即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应该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大更显著；若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主要动机倾向于预防性储备，则金融科技发展之于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更大融资约束缓解作用会让其无需通过持有金融资产保持流动性，即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应该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小甚至不显著。为了深入挖掘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金融投资的内在联系，进一步甄别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同时观察金融科技发展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样本分类进行检验：第一，将变量企业规模（Size）大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归为大规模企业，小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则为小规模企业；第二，根据企业性质将样本分为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并且，考虑到分组检验的样本数量存在一定差异，本文进行了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以保证差异分析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报告了企业金融投资动机的再甄别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系数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均高度显著为正且更大，而且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所得到的经验p值均在5%水平上显著①，验证了上述差异在统计上的显著性，确保了分样本估计结果可比性与可靠性。该回归结果与主检验回归结果具有一致的逻辑，即企业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投机性逐利，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增强这一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
（二）投机性逐利动机的再检验：风险承担的交互项分析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意味着企业偏离行业集中战略的可能性越大，也代表着企业更愿意冒高风险。相关研究也表明，较高水平的企业风险承担往往使用更为激进的短期债务期限结构，而且伴随着较高的债务融资，财务风险十分大（Faccioetal.,2011；李文贵、余明桂，2012）。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承担水平高的企业本身就会偏好于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套利活动，而且在当前实体经济低迷、回报率偏低情况下，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更需要追求金融市场的短期高额回报，即加剧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根据前文的推论与检验，企业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更加倾向于投机性逐利，即金融科技发展促使企业更加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因此，如果投机性逐利动机是成立的，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越高的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的促进作用就应该越大，即风险承担会增大金融科技发展加剧企业金融化的程度。为了再次验证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识别风险承担对金融科技发展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的调节作用，本文在主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调节变量企业风险承担（Risk_sd、Risk_rg）进行交互项检验，控制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进行估计对于引入的企业风险承担变量，已有研究所使用的指标主要包括盈利波动性、股票回报波动性、负债比率等，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较大且本文侧重于企业经营选择方面的探讨，本文参考何瑛等（2019）、庄旭东、段军山（2022）的研究选择用企业的盈利波动性衡量企业风险承担变量，并借鉴其测度方法进行计算。此外，模型中其他相关变量的设定与前文设定保持一致。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一般为3年，本文选择以每三年（T-1,T,T+1）为一个观测时段。上述式子中，t代表在观测时段内的年度，取值1至3，X则代表某行业内企业的总数量，k代表该行业的第k家企业。Adj_Roa为企业相应年度经行业年度平均值调整得到的息税前利润（EBIT）与当年末资产总额（ASSET）的比率，然后进一步滚动计算企业在每一观测时段内Adj_Roa的标准差和极差，即为用以衡量调节变量企业风险承担（Risk_sd、Risk_rg），其数值越大，说明企业经营风险更高。表10报告了企业金融投资动机的再检验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引入两种衡量风险承担变量与原解释变量所构成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越高的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大，投机性逐利动机被再次验证。该回归结果与主检验回归结果依然具有一致的逻辑，即企业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投机性逐利，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增强这一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
（三）影响渠道探索：基于金融投资回报的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认为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主要动机倾向于投机性逐利，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则改善了企业金融投资的回报，进而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企业金融化问题。本文尝试讨论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投资回报的作用，进一步地检验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渠道，从以下两个方面衡量中介变量金融投资回报。第一，考虑到企业无论进行实体投资还是偏好金融投资，其最终目的均为获得回报，即为了提高营业利润，本文借鉴宋军、陆旸（2015）研究的思路，通过从企业收益中剥离出金融收益并计算金融收益占比对金融投资回报进行衡量。考虑到企业进行金融投资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在利润表中往往表现为净收益，投资过程中的费用己经扣除了，即使没有扣除往往相应的费用也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对传统财务报表下的营业利润（Oper_p）计算公式进行调整分析：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投资收益)实体收益+金融收益因此，本文认为，从利润表的角度，可以用金融收益占营业利润的比例，考察企业金融投资回报的水平，金融收益金融收益占比营业利润此外，基于上述定义考虑，若金融收益占比大于1，则说明实体收益为负，企业势必会放弃实体投资；若金融收益占比小于0，则说明金融收益为负，企业势必会放弃金融投资。从理性人角度出发，企业的实体收益或金融收益应该均为正，即金融收益占比应在[0,1]范围内波动。因此，本文进一步选择对范围外的异常值样本进行剔除再进行考察。第二，本文还参考胡聪慧等（2015）、杜勇等（2017）的做法，用企业资产规模对金融投资收益额作标准化处理衡量金融投资回报，其计算公式为：(Finroa)100%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金融投资收益总资产根据上述分析与定义，借鉴唐松等（2020）、宋敏等（2021）采用的影响机制检验方法，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模型（9）和模型（10），构建以金融投资回报（Finrop、Finroa）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组，以探索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渠道，模型中的其他相关变量与前文设定一致报告了金融科技发展影响渠道的检验结果。从表1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金融投资回报在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金融投资之间存在中介效应，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提升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脱实向虚”问题。这也再一次验证了金融科技发展的金融投资收益改善作用与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投机性逐利动机。
六、结论及建议
科技发展规划范文2
人类的技术预测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二战期间其应用逐渐广泛，战后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重视对未来科技的研究，尤其是在军事和航天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科技发展的重心从军用方面向民用部门转移，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领域变化加快、复杂性增大，传统预测方法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技术预测研究陷于低谷；直到20世纪末，在全球创新需求愈发强劲，以及新的预测方法和形式的带动下，技术预测研究又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技术预测的重要性，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韩国等国家都在积极开展技术预测和关键技术选择等前瞻性研究。如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自1991年以来每隔2年就要一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对未来国家关键技术进行预测和选择；日本科学技术厅从1971年开始大约每隔5年进行一次技术预测调查。而我国的技术预测研究活动起步较晚，虽然还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发展也非常迅速，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有技术预测与国家关键技术选择研究组的《从预见到选择：技术预测的理论与实践》，国家技术前瞻研究组的《中国技术前瞻报告》等。在技术预测方法的研究上，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未来技术研究所（JointResearchCentreInstituteforProspectiveTechnologicalStudies，JRC－IPTS）分别在2004年、2006年、2008年、2011年召开了四届FTA（Future－OrientedTechnologyAnalysis，面向未来的技术分析）研讨会，用FTA来涵盖包括技术预测、技术情报、技术评价、技术预见等各类面向未来的技术分析方法和实践，极大地推进了技术预测相关研究的发展。由于FTA涉及许多与未来技术有关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因此拥有众多的技术预测方法，一些作者根据各自的理解，试着对现有的技术预测方法进行梳理或分类，如Slocum、Martino和Yoon等。
2技术预测与学科建设
2.1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的基础，学科建设水平决定着高校的办学水平，决定着高校知识创新能力、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学科重点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的选择及建设、学科人才队伍建设、科研项目的申请及完成等是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作为学科人才的科研工作者在开展科研工作时，申请科研项目是科研的基础，科技创新是科研的关键。目前，高校在进行学科重点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的选择时，一般是采用召集学科专家进行讨论的方法，也即德尔菲法。科研工作者在进行科研项目申报和科技创新时，往往是通过个人的学术知识理解和运用及专业思考来开展的。显然，这些进行研究方向选择、项目申报、科技创新等所采用的方法带有较大的主观性，缺乏对当前研究现状的全面了解，也比较缺乏判断和决策的客观性，同时也存在着重分析轻预测的缺陷。工程类学科知识直接涉及相关的工程技术，因此工程类学科的建设更加需要紧密结合当下的最新工程技术现状，紧跟本学科工程技术的发展趋势来协调推进学科的发展。因此，高校或科研工作者在开展学科（重点）研究方向选择、科研项目申报、科技创新等工程类学科建设工作时，很有必要通过分析与预测本学科领域的技术来全面、客观了解某一个学科领域内的科技现状及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以此增加进行学科（重点）研究方向选择时判断和决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提高项目申报和科研创新的针对性和成功率。而这些工作的开展都将大大地促进学科的快速发展，有效地提高学科建设水平。
2.2技术预测应用于学科建设的现状
有关将技术预测直接应用于学科建设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尚少见。但在学科建设过程中，间接采用技术预测方法及成果的案例却不少，这主要体现在世界各国各级政府部门所制定的科技发展规划上。如前所述，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开展技术预测和关键技术选择等前瞻性研究，而其研究成果主要就是用于帮助政府部门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或指引科研导向的指导性纲领；同时，高校的学科建设往往是紧密结合政府部门的这些规划或指导性文件来进行的。因此，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是间接采用技术预测方法及成果。但必须注意的是，政府部门所开展的技术预测活动往往是比较宏观的，也即技术预见；而具体到高校学科建设的层面，相对而言是比较具体的，再到科研工作者个人的层面，就更加具体和细化。因此，即便有了政府部门的指导性文件，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时也很有必要开展更为具体的技术预测，以协助和指导学科的发展。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试图采用一些客观分析或预测的方法来协助学科建设。如赵坤等提出通过科学预测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来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但并未见有具体的应用；张婷对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了可视化的梳理和描述，试图演示科学传播领域研究前沿的动态变化过程与发展趋势，为技术预测和学科发展提供借鉴；侯剑华对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文献数据进行了可视化图谱分析，梳理出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7个研究热点和15个具体的前沿研究方向，构建了中国工商管理学科体系，并将工商管理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进行国内外比较，预测出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黄晓颖和张文超以高校学科建设为背景，先后提出了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决策支持系统解决方案，研究与实现了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高校学科建设决策支持系统；于江运用信息可视化技术对我国基础学科领域发展状况作了分析，揭示学科发展状态、识别研究热点、发现学科交叉，为学科发展趋势的预测提供参考，从而指导科研人员选题，帮助有关部门制定学科发展规划；尹仁芳采用文献研究法、文献计量学、SWOT分析法及专家访谈法，明确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发展思路、发展目标、未来重点研究领域、主要任务、具体保障措施及实施计划。
3技术预测应用于工程类学科建设的构思
通过以上对于技术预测及其在学科建设中的有关应用现状的介绍和分析，可见将技术预测应用于高校工程类学科建设中具有可操作性，是切实可行的。围绕学科建设的几个主要方面，利用技术预测的方法和结果，用于学科发展和建设决策的基本思路和途径。具体而言，可从学科信息分析、学科技术预测、学科建设决策3个方面递进进行。
3.1学科信息分析
对于高校工程类学科而言，其学科信息主要与本学科所涉及的科学与技术领域知识有关，科学知识主要记载在科技图书和论文中，技术知识主要记载在专利文献中。学科的建设需要紧跟实际，而图书记载的往往是比较成熟的知识体系，无法反映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因此，在学科信息的选择上，往往选择能够比较快地披露最新科技信息的论文和专利作为信息源。进行学科信息分析，主要就是结合分析本科学领域的科技论文和专利文献。在分析的方法上，可采用目前比较先进的信息可视化方法，运用知识图谱方法对科技论文信息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展示，运用专利地图方法对专利信息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展示；最后将两种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和归并，形成最终的学科领域科技分析结果。
3.2学科技术预测
在对学科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后，便可在其基础上进行学科技术预测。预测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学科信息分析的结果，通过知识图谱和专利地图，掌握学科领域的技术现状，进而预测技术发展趋势。具体而言，学科技术预测可从3个方面进行：一是通过分析学科领域的科技总体和区域发展状况、主要科研机构和人员研发动向等，预测学科领域的技术活跃程度；二是通过分析学科领域的研发周期和技术生命周期等，预测学科领域的技术将进入哪一个具体的生命周期阶段；三是通过分析学科领域的科技研究重点、核心、热点、前沿、空白区域等，预测学科领域的技术发展重心、演化趋势、潜在机会等。
3.3学科建设决策
在进行客观的学科技术预测后，便可利用有关技术预测结果进行学科发展和建设决策。围绕学科建设的几个主要方面，利用学科技术预测的相关结果，分别有针对性地协助进行科学、客观的决策。具体而言，在学科（重点）研究方向的选择上，可借鉴学科领域技术活跃程度和技术生命周期的预测，初步确定学科领域比较有发展前景的若干研究方向；再结合学科领域技术发展重心（研究重点、核心）和演化趋势的预测（研究热点、前沿），进一步确定学科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在学科研究项目的申报和科技创新上，同样可以借鉴学科领域技术演化趋势（研究热点、前沿）和潜在机会（技术空白区域）的预测，申报关于学科领域热点和前沿问题的研究项目，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完成有关科研项目，提升学科水平。
4结语
科技发展规划范文3
关键词：沙特阿拉伯；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经济格局
1沙特阿拉伯R&D投入研究
沙特阿拉伯在科技发展方面，非常重视对现有科学技术的提升和改造，同时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瞄准前沿技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升本国科技发展整体水平。2019年R&D投入占GDP的百分比为0.7%，约49亿美元，与2009年的0.1%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近几年来数据缓慢下降，如图1所示。
2沙特阿拉伯科技论文分类研究
SCI中共收录沙特阿拉伯共发表的科技期刊论文130391篇。按研究方向分，最多的是化学类21523篇，其次是工程类18040篇，第三是物理学方向13612篇，此外材料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类别数量也较多。沙特阿拉伯科技论文数量如图2所示。沙特阿拉伯科技论文按研究方向分类数量如表2所示。基于科睿唯安高被引学者统计，沙特阿拉伯2019年有82名学者上榜，高被引论文2716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方向为化学、农业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机构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KAU），高被引数38篇。被引用最多的学者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KAU）的客座教授VINODKG，他同时担任石油与矿产大学达赫兰分校化学系系主任、副校长，他在2019高被引文排行榜中排名第22，这也说明沙特对化学工业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3沙特阿拉伯专利申请研究
截至2018年，沙特阿拉伯共有专利35448件，其中居民申请量8747件，海外申请量26701件。沙特阿拉伯专利申请数如图3所示。从专利申请量可以看出，沙特阿拉伯的专利大部分是由国外申请，居民申请专利量虽然也在逐年增长，但增长幅度低于非居民及国外申请量。沙特阿拉伯每千亿美元GDP居民申请量如图4所示。专利主要分布在采矿技术、化学催化剂技术、烃油裂化、高分子化合物等方面。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专利拥有量最多，在全世界共拥有3952件专利，排名第二的是法赫德国王石油与矿产大学，拥有1568件专利。
4沙特阿拉伯在线教育投入方面的探究
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既推动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政治现代化；又提高国民素质、促进国民政治意识的觉醒。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投入。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不断攀升，沙特财政收入随之增加，沙特王室也不断加强对教育领域的投入，从而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育部在全国各地兴建学校，教育同时也是培养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以及普通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劳动力如果受教育时间增加11年，该国的GDP就会相应增长9%。沙特在教育领域的投入一直都居于世界前列，2019年公布的财政预算中，教育支出达1930亿里亚尔，折合249亿美元，占年预算的17.4%。除大学外，教育部也加大了对职业学校的投资，建立皇家职业学校的资金达400万美元，仅实验车间的设备价值就达300万美元。除此之外还开设了包括软件、汽车、电子、通讯等专业课程，极大地振兴了沙特阿拉伯的实业。对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使沙特受教育人数有了显著提升。科学与教育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石油以及其他产业的进步，还使受教育人数迅猛增长。教育不仅为沙特阿拉伯提供了一批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还改变了民众的思想，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提高了统治阶级的知识水平，提升了其对现代化的适应性，在客观上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教育入学率如表4所示。
5沙特阿拉伯科技创新投入方面的研究
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方面沙特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增加资金投入以及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区、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等。自2017年以来积极发展制造业，出口产品以化学品、塑料制品、基础金属制品和电器机械设备为主。沙特阿拉伯萨比克公司1991年就在首都利雅得启动“国家研究发展中心”，随后又相继在朱拜勒、休斯顿、印度、尼德兰建立了四个辅助发展研究中心。为致力于对石油催化技术的研究，成立了科研设计公司，其后加大同法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丁烷技术工程，在11个国家中建立了19个石油分公司，大大提高了企业效益，拓展了海外市场。这些举措都有力地促进了沙特石油生产技术现代化。除石油工业外，钢铁产业、有色金属产业和建材产业也都发展迅速。沙特科技的发展在推动石油产业进步的同时，也使交通、通讯设施等先进的西方工业化技术进入沙特，修筑了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学校、医院、发电厂、灌溉系统以及城市供水设施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通过创立农业示范区等提高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加快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实行农业补助和无息农业贷款，鼓励农业方面的民间投资，提高农业机械化，使农业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到达国际水准。科技进步为沙特实现多元化经济，摆脱对石油经济过渡依赖提供了新动力。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沙特推进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推动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沙特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规划“2030年愿景”，主要目标是使政府收入多元化，摆脱对石油经济的过渡依赖，使石油行业实现上下游并举，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的石化工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发展钢铁、电解铝、水泥、海水淡化、电力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非石油产业。②实施私有化战略，积极引进外国资本。面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的困境，沙特更加重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积极实施私有化战略和引进外国资本。2015-11，沙特民航总局（GACA）宣布，在沙特航空公司已实现私营化运作的基础上，沙特将全面实现机场及相关服务运行私营化，沙特的机场、空管和航信服务计划在2020年前实现私有化。③大力发展包括太阳能、核能等在内的新能源。伴随“后石油时代”的到来，沙特政府日益重视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这也是“2030年愿景”的一个重要目标。目前，沙特正积极筹建太阳能发电站和核电站，以减少国内的石油发电需求，从而释放出数十万桶原油用于出口。
6结束语
科技发展规划范文4
一、推进绿色发展，响应生态文明建设号召
推动橡胶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体现。农业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橡胶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必须加快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推动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良好条件。推动橡胶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民对绿色优质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对美好风光、绿色生活更加向往。推动橡胶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快推进农业由增长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更好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需求。推动橡胶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是全面推进生态宜居的必然选择。生态宜居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推动橡胶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要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加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农业产业体系，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农业减排固碳，让绿水青山成为农业发展的骄傲，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重要支撑。
二、聚焦绿色发展，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链
科技发展规划范文5
［关键词］生态文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
1生态文明视角下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涵
1.1生态文明内涵
生态文明是20世纪中叶基于生态危机濒发的背景在高度发达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新概念。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无限度的生产使不可再生资源急遽损耗，煤和石油面临枯竭，森林、草场快速萎缩，生产发展呈现不可持续状态;“三废”排放对生态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污染，大气、土壤、水体无一幸免，如今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平衡被严重破坏，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不可控制的后果。这一切使得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日趋险恶，日益走向毁灭的生态危机边缘。简而言之，生态文明就是在对工业文明成果、理念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等同的重要性，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下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的文明状态。
1.2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内涵
创新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首创的概念，最初用于经济领域，随后被泛化，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创新才能带来发展。其形式有五种:引进新产品;采用新方法;打开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供给来源;执行新组织。显然，根据以上思想，可以把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内涵分成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科技创新。熊彼特的创新带来发展的观点同样适用于科技领域。因循守旧，只能重复过去，陷入落后的巢臼;只有探寻科学真理、认清时代所需、积极发明创造，才能使科技不断进步、推陈出新，符合时代要求和人类认知主观能动需要。二是驱动发展。科技创新是方法，驱动发展才是目标。科技创新带来科学真理的揭示必然引起人类认识世界的更加深入、客观;技术方法的改进对人类改造世界带来更为强大的力量。科技创新驱动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人类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在生态文明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时，科技创新同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助推器。三是战略眼光。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是一个从现在走向未知将来的过程。在国际上，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都还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如果不把眼光放得长远，不赶超式发展，这种差距会越拉越大。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生态技术和生态管理、公民生态意识都已相当成熟。思想决定行动，也要立足长远，前瞻布局，做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部署工作。
2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历程
2.1早期科技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意识缺失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集中精力搞国防和经济建设，环境保护未引起足够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把国防建设作为了一个重要抓手，“两弹一星”就是这一时期最主要成就。但生态环境并未得到重视，尤其是“”期间，思想走向极端，20世纪70年代初，在批判西方的环境公害是不治之症的时候，环境污染和破坏正在我国急剧地发展和蔓延着，但当时的我们并无察觉，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当时“左”路线的理论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改革开放之初，发展市场经济成为科技发展的主要方向。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国情决定经济发展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走向了腾飞，巨大的经济效益背后是无数的资源消耗和“三废”的产生对环境的严重破坏。相当多的农村地区，抓住政策漏洞实行掠夺式经营，加上土地征用轻养，基础设施失于修缮，“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造成资源的无尽掠夺和生态平衡失调。
2.2当今科技支撑我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保护发展事业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参加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之后，生态保护意识在我国就悄然萌芽。1983年，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上更是将环境保护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确立了环境保护在我国的重要地位。之后，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各种规划中，生态环境因素成为重要考量依据。“863计划”中把生物技术、航天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海洋技术领域作为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重点，突显“生态”转向。1986年3月通过的863计划的姊妹计划———1988年国家批准的火炬计划，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转变。火炬计划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以富民强国需求为导向，统筹兼顾、集成资源、深入发动和组织动员高新技术产业化力量，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业国际竞争能力。“攀登计划”“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等也都体现了充分的生态环境保护力度。2006年2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正式颁布。其中指出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在其中所确定的11个重点领域中，前五个分别是能源、水、矿产资源、环境、农业和制造业，这都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内容。在68个优先主题中，也突出了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重建的重要性。
3生态文明视角下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途径
科技发展是导致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但生态文明建设又不能离开科技力量的支撑，生态文明的发展呼唤科技的生态化转向。这已是人类的共识，是历史的选择。在历经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将成为新科技革命的标志，对生态问题和环境保护的关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支点。生态文明视角下推进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提高公民的科学意识和生态意识，营造科技创新驱动生态建设的社会氛围
一是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公民是国家的细胞，公民科学素养的整体提高，才能营造科技创新驱动生态建设的社会氛围，才能决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但目前为止，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整体仍比较低。公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导致科学素质总体偏低;公民素质严重不平衡，低素质人群比重偏大，亟待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二是提高公民生态意识。全民生态意识尚未树立，生态保护认识水平亟待提高。以对待生活垃圾为例，城市垃圾处理不当是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垃圾不分类也使可循环利用资源被白白浪费。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厦门等全国八座城市被建设部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但2019年之后，试点还在“试点”，垃圾依然“分不清”。只有加大宣传环境保护力度、形成全国上下对环境保护必要性、紧迫性的统一认识，树立起生态责任意识、才能真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3.2深化生态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一是加大改革力度。科技体制要面向科技生态化的发展方向，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深化改革观念，推进改革进程。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提出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要求，并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改革。企业是面向市场的主体，也是产生经济效益的主体，企业的生态化转向是市场的需求，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必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是深化科研机构改革。科研院所从政府全面计划、投入式向独立面对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市场运行机制转化，这改变了科技与经济不直接兼容的局面。产学研一体化趋势，使科研院所同样需要面向市场，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杠杆和市场调节的作用，掌握科研前沿方向、加强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产业化的能力。深化科研机构改革，让产业转型发展的巨大作用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3.3加大能源、生态科技、环境等重点领域的研究
一是依靠科技创新。以提高节能减耗水平、形成生态技术的自主开发能力，加大能源、生态科技、环境等重点领域的研究。依靠科技创新，构建我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与环境保育发展体系。提高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流域环境质量、城市环境质量、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修复、保护能力。二是加大基础条件投入。把握人类生存及发展的更多真理、规律，推进生态文明进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尽快完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以加强法制保障力量;辅以相关经济政策出台，以支持、激励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借鉴生态科技先进国家的管理经验、技术设计，引进消化再创新，增强科技实力。
4结论
生态化科技发展水平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发达国家先反思先发展，率先发起生态化科技研究，生态科技发展水平已领跑世界。为保护自身利益和防止别国生态污染蔓延，这些国家还设置绿色壁垒，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和发展的更加严峻的考验。无论从国际形势还是从我国自身发展需要，科技生态化都应是我国未来发展方向。科技创新立足点是“以人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科技创新的方向就是生态文明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九洲出版社，2007:147－149.
［2］张来武.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M］．北京:中国软科学，2011.
［3］曲格平.我们需要一场变革［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4］万钢.高举火炬旗帜，实践科学发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新局面———在纪念国家火炬计划实施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中国高新区，2009(1)．
［5］刘湘溶.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张增一.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标准定位的思考与建议［J］．新华文摘，2005(1)．
［7］张瑞颖.试点14年，垃圾分类仍“分不清”［N/OL］．江南都市报.［2018－03－27］．
科技发展规划范文6
关键词:药学;学科;科研绩效
2015年10月5日，中国本土科学家屠呦呦先生喜获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实现了国人多年夙愿，一时间各大媒体热议，尤其是屠呦呦先生的所谓“三无”身份以及未发表SCI论文等特征，更引起了对国内科研评价体系的广泛讨论。屠呦呦先生获奖究竟折射出我国现行科研评价体系的哪些问题？尤其是在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人民对于健康的需求逐渐增大，我国创新药物研发逐步发展，开设药学类专业本科院校的增多以及医院药学在整个医疗服务链条中的作用日趋显著的背景下，如何能够客观准确地对药学学科的科研业绩进行认定及评价，以提高该学科的科研效率及整体水平，提高科研的投入产出效果等问题己成为高校、科研院所、医院主要思考的问题。
1药学研究及药学学科
1.1药学研究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初期，就已经产生了最原始的药物。药物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以及在与疾病和大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步萌芽而产生发展的，在中国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国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千金方》《本草纲目》等有关药物的著作均对我国药物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近百年来，随着西方药学的传入以及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其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医药知识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外，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制药工业的产生，带动了药学教育和药学科研的发展。近代我国关于药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当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中药的药理和化学的研究，药品的生产以仿制和制剂加工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医药科技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使我国在药物创新、新技术、新品种的研究与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甚至在某些重要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尤其是在“十五”———“十二五”期间，在医药行业规划的指引下，更是取得了系列瞩目的科技成果。
1.2药学学科
“学科”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①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化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社会学等。②“教学科目”的简称，也称“科目”。教学中按逻辑程序组织的一定知识和技能范围的单位。也有学者认为“学科”的内涵无非就是“学问的分支”“学界或学术的组织”以及“教学的科目”，只是不同论述的侧重点不同[2]。本文所讨论的药学学科更侧重于“学问的分支”。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核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范围划分的依据即2011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划分，药学学科（代码1007）属于医学学科（代码10）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药学一级学科下划分为药物化学（代码100701）、药剂学（代码100702）、生药学（代码100703）、药物分析学（代码100704）、微生物与生化药学（代码100705）、药理学（代码100706）六个二级学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大科学”[3]研究模式的产生，新兴学科的渗入以及药学各分支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现代药学学科已经成为了以化学、医学、生命科学等相关学科为基础的、新兴学科（如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化学生物学、信息学等）不断渗入的多学科理论技术交叉融合推动的综合性学科[4]。
2药学学科科研绩效评价
2.1科研绩效评价的概念
科研绩效评价是在一定科研目标的基础上，运用科学、规范的评价方法，对一定时期的科研投入、产出和结果进行定量及定性的分析，作出真实、客观、公正的综合性评判[5]。评价的结果不但直接关系到科学研究的导向，还关系到科研管理的各项决策以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性等等。早在20世纪中期，许多西方国家就开始了对科学研究活动进行评估的尝试，而我国学者对此开展的研究较晚，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我国的科研评价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97年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科技评估工作走向了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我国学者关于科研绩效评价的研究对象多以高校，科研机构和医院为主，研究内容多为评价的方法、模型、指标体系，同时也有学者开展了针对于一定学科的学科科研绩效评价的研究[6]，即缩小了科研绩效评价的评价范围，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了某一学科专属的科研活动上面，这与美国著名科学计量学家Rona-ldN.Kostoff[7]的研究是一致的，他认为科研评价的指标选取必需考虑学科的因素，抛开学科进行的科研评价是没有重要意义的。
2.2药学学科科研绩效评价
药学学科的科研绩效评价的发展与国家的科技发展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在“计划”科技项目的“大锅饭”时代科技工作者和科研机构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限，对科研业绩进行评价意义不大。198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全国主要科技力量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经济建设服务”后，我国的医药科技结构发生了巨变、科研机构进行了转制、医药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也促进了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提升，科研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2016年的《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工信部联规〔2016〕350号）中更将“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放在了任务首位，同时也提出要推动创新升级和加强研发支持。医药的创新离不开科学研究，重大医药科技成果的产生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么如何客观评价科研人员的成果以使优秀的科研人员脱颖而出；如何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以发挥他们的专长和兴趣扎实开展长期有效的科研活动而不是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地完成工作任务；如何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以促进团队发展和鼓励合作；如何促进药学学科的发展和医药科技的创新以达到国家战略发展和产业发展的要求是药学学科科研绩效评价需要研究的问题。
3关于药学学科科研绩效评价的思考
虽然我们已经把科研绩效评价的范围集中在了“学科”的范畴，但要对药学科研工作者的科研业绩做出尽可能客观准确的评估和评价，构建相对完备的药学学科科研绩效评价体系，还需要考虑到行业的因素，不能够一概而论。
3.1高校药学学科的科研绩效评价要考虑到“育人”的因素
高校作为我国医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我国医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但是其与科研院所、医药企业的最大不同在于高校在开展科学研究之时以及产出科研成果之后，还要丰富原有学科或者与其它学科交叉融合创建新学科，把知识条理化、规范化以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中实现知识创新的价值。也就是说高校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首先要完成其核心职能人才培养，其次还要完成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能。因此，在建立高校药学学科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时，必须要考虑到高校的职能。
3.2医院药学学科科研绩效评价要考虑到医院“服务”的功能
随着医院药学工作模式的转变，部分大型综合医院开始设立独立的实验室或研究所来进行药学研究，但医院开展药学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临床服务，即将研究成果转化到临床，最终提升临床服务水平。因此，在这些实验室和研究所中更多的是具有双重身份的医务人员，一方面他们是一个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更需要他们构建一个科研平台，帮助临床医师更科学地进行研究。因此，在建立医院药学学科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时，必须要考虑医院的第一线工作“服务于病人”是医院工作的根本的因素。
3.3公共科研机构的药学学科科研绩效评价要符合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划
公共科研机构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承担载体，作为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基地。尤其诸如中科院等科研院所更是我国战略科技力量的集中地，承担着国家的重大科研任务有的甚至是国防任务和军工任务，其在管理（绩效）上必须符合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划，其发展受国家科学发展战略的影响很大，因此，在建立公共机构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时，必须要考虑到国家政策的因素。
参考文献
[1]田丽娟.中国现代药学史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2006.
[2]陆军,宋筱平,陆叔云.关于学科、学科建设等相关概念的讨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25(6):13-15.
[3]栾永福,孙蓉.大科学研究模式背景下药学学科发展方向的思考[J].评价思路与方法,2013,30(5):257-260.
[4]柴逸峰.我国药学学科发展:现状与展望[C].第五届全国药学服务与研究学术论坛论文集,2013.
[5]戚涌,李千目.科学研究绩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1.
[6]杨秦,李文林,房玉玲,徐晨辰.高等院校学科科研绩效评价研究———以中医外科学为例[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4,38(1):59-62.
科技发展规划范文7
关键词：地域文化;现代科技馆;特色科技馆
1科技馆的沿革
科学技术馆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养的社会科技教育设施。科技馆主要是通过常设和短期展览，以观众参与、体验、互动性的展品及辅助性展示手段，鼓励观众亲自动手进行探究与实施，以激发科学兴趣，启迪科学观念为目的，对公众进行科普教育。科技馆不仅传播科学知识，更加重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科技馆是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生事物。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科技的日益重视，科技馆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科技馆是现代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形象的体现和重要展示窗口。科技馆理论上的发展，必须在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基础的上汲取养分。作为一个地方科技馆承担着一个地方的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重任，科技馆要服务地方社会的发展，就需要融入当地的地域文化，让科技馆不仅成为学科学的摇篮，更应成为宣传普及当地科学文化的主阵地。
2地域文化的内涵
在我国，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地域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科学的社会价值最大地表现为它的人文性。科学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改变着社会的面貌与观念，另一方面也改变科学自身的形象以及公众对它的看法。科学普及必须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将使科学技术真正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做出贡献。每个城市的科技馆都应该设有能够体现地域性的科技展品，展示其独特的科技文化。“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通过科技馆展示科技的平台，把地方代表性的科技向公众进行展示。当人们在平时生活中没有进行关注的地方科技文化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时，所带来的震撼常常足以触动他们的心灵，会激励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重新审视并了解当地的科技文化，这也是科技馆功能延展性的体现。
3地域文化与科技馆建设
3.1地域文化是特色科技馆的源泉
对于现代科技馆特别是基层科技馆来说，不结合自身实际，一味的追求大大而同，千馆一面的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虽然科技馆大多数展品具有互通性和流动性，但是作为地方性科技馆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展品数量、质量与大馆还是无法相比，如果一味地照搬大馆建设模式，不仅导致资源的浪费，还会阻碍地方科技馆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多元化科技馆的发展也正在日益加强，这就进一步要求地方科技馆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广西科技馆展示了一些结合广西科技与地方特色的展品。在体现广西科技发展现状的同时，展现了广西本土的地方特色。对广西经济和支柱产业、自然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等科学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观众领略广西原生态地域文化，感受广西科技文化。福建科技馆依据其独特的丘陵生态资源和丰富的海洋文化，以及其古代科技和制作工艺，当今科技发展等，将福建地理专题展区分为特色生态、富饶资源、领先科技等三个部分，展示了福建地域特色。同时利用福建数字科技馆平台，进一步展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实现科技馆与观众的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3.2科技馆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地域文化是特定地区历史的沉淀。由区域历史沉淀而来的地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们的生活。地域文化通过本地区的建筑、方言、饮食、礼仪、信仰等形式表现出来。但在信息化的21世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趋势，出现了千城一面、千里同俗的现象。在这种文化趋同的大环境中，保留地方特色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必须加强地域文化的研究，从而找到该地区特有的文化内涵。地域文化的载体可以有很多种，而科技馆的展陈是其中重要载体之一。科技馆从其外部建筑、周围环境、内部展陈、科普活动等多个方面来体现当地历史科技文化。在西方，科技馆将展陈与当地区域文化有机结合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瑞士伯尔尼历史博物馆的爱因斯坦展，通过大量历史文物、记录片、互动展品等形式，向观众展示爱因斯坦的一生，以及爱因斯坦生活的历史背景、崇尚的理念、取得的科学成就。芬兰黑里卡科学中心通过营造独特的地域环境，来展现地域文化。科学中心本身融入城市环境，突出科技馆的主题，展现具有独特个性的地域景观文化。在入口的庭院内有许多形状各异的石头，这些石头实际上芬兰各省地下岩床的样品，能够让观众直观的感受各省的地质文化。
3.3科技馆传播地域文化的主要形式
每个地区都有自身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科学文化、科技人才，这些科学元素与地域文化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笔者认为，适合科技馆传播的地域文化有三个方面。
3.3.1地域的科学技术发展史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凡是科技的发展必定产生重大的社会变革，而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又必定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地域的科学技术史是值得挖掘和传播的，它反映本地域的人民在不同时期不断进行科学探索的历程，具有鲜明的地域民族特点。
3.3.2地域的高新科技成就
科技馆宜加强与当地高新科技研究院所、企业、高校等部门的密切合作，充分反映本地域人民奋力追赶新科技革命潮流，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努力加强科技创新，加快科技进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强大动力的精神风采。
3.3.3地域的人文科学精神
要保存、延续一个地域的文化，使之成为有个性、有魅力、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城市，除了要重视保护其历史文化、文物外，还要重视传承与尊重科技人才，发扬他们的科学精神。深度发掘许多包含科学精神的故事，通过故事线的形式，将展览的各个展品、展项连接起来，使整个展馆的各个展区相互融合。4结语当前，中国科协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和科普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新一代科技馆体系建设将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纳入规划之中。科技馆特色建设应大力弘扬地域先进文化，综合发掘地域文化资源，切实发挥当地自身优势，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丁明磊,陈宝明．建设中国特色科技创新智库体系的思路与建议[J].科技管理研究,2016(5):10-13．
[2]王伟苗,童传贵.贵州科技智库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决策咨询,2017(4):12-14,70．
科技发展规划范文8
[关键词]哈尔滨市；农业科技进步；农村居民收入；影响作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农业发展较好，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适合种植多种名贵药材、农作物、珍贵树种，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近年来，哈尔滨市大力发展农业科技，通过增加财政拨款，促进各项农业科技的研究，致力于改变农业生产模式，提高农业生产力，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为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方向，有必要对哈尔滨市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作用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坚定科技致富道路，为相关政策的调整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1哈尔滨市农业科技发展现状
哈尔滨市是黑龙江省会，位于我国东北平原地区，受地形、气候、人类活动等多方面影响，其土壤类型较多且以黑土为主。黑土的土壤养分含量高，适合大多数农作物生长，但由于地处东北部，哈尔滨市冬季漫长，气候较为寒冷，最低气温可达-35℃左右。哈尔滨市动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作为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当地农业经济和食品加工业较为发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在农业科技进步的带动下，截至2016年末，哈尔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039万千瓦，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约为78.3万公顷，产业化生产基地面积约为116.7万公顷，产业化经营农户为94.8万户。全市拥有农业龙头企业95家，销售总收入380亿元。在绿色农业科技发展方面，全市绿色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约为84.7万公顷，拥有503个绿色食品标识和175个有机食品标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哈尔滨市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农业科技进步在近40年的农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哈尔滨市农业科技体制逐渐健全，与生产实际的联系性越来越紧密，并通过与教育事业发展相结合，提高农民整体文化素质水平，使农村居民对农业科技的接受程度不断提升[1]。
2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作用
2.1对农村居民生产力的影响
哈尔滨市农业科技进步给农村居民收入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表现在对农村居民生产力影响方面。在农业科技发展的带动下，农民知识技能水平不断提升，能够在实际生产活动中运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种植技术，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生产效率倍增，以往一个家庭持续一个月也无法完成的生产任务，现在只需要一个人、一台机器就能在几天内完成。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是农业科技转化的重要体现，包括大、中、小型拖拉机、收割机、排灌柴油机等的应用，解放了大量农村生产力，使农民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非农生产活动，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效益的双重增加，使当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升[2]。
2.2对农村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
目前我国十分重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业产业是哈尔滨市的支柱型产业，其发展变化对当地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有直接影响。而农业产业转型目标的顺利实现，还要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中各大要素的流向和流量，从而使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良性调整，如在农业生产中，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推动当地农业产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农业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则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推动力，让更多的农业企业和个体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共同推动农业产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以此形成的规模效应和产业化效应为地方农业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2.3对农产品产量的影响
在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下，农产品价格的增长较为稳定，要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就要从提高农产品产量方面着手，特别是在国有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单位土地产出必须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国内粮食供应需求和农业经济发展需求。在此方面，各种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技术的发展使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得到显著提升，不仅为农民增收提供了保障，也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利用农业科技的重要性。因此，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越来越注重融入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资源利用率得到显著提升，有利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带动农民收入提升。
3把握农业科技进步机遇，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3.1持续增加农业科技研发资金投入
基于哈尔滨市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应继续加大在农业科研方面的投入力度。农业科技研发具有公益性、区域性特点，政府部门应承担其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主要责任，并积极构建多元化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机制。以政府为主导，吸引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农业科技研发投资，利用社会上的资金、资源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保证农业科技研发资金的持续性投入。应保证农业科技研发资金投入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积极改善科研条件，设立专项资金，引进农业发展必要的新品种和新技术。
3.2完善农业科技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
农业科技的发展和成果转化离不开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下，政策变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因素。为鼓励农村地区的科技发展，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惠民政策，对积极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户进行财政补贴。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发展的扶持政策体系，从宏观角度进行规划，发挥制度法规的引导作用，促进农业科技研发成果的深度应用，通过建立农业科技管理制度、保障制度，让广大农民更加放心地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免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围绕市场需求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实现农业科研技术与市场的良好对接。
3.3构建农业科技应用推广体系
为充分发挥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村居民增收的作用，必须尽快构建完整的农业科技应用推广体系，由政府主管部门、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先进农户肩负农业科技推广的责任。让农业科技应用推广体系与农业科研体系相互适应，形成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如农业生态区科研机构的主要研究任务是从生态学角度分析和解决困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依照生物学规律、自然灾害规律，开展长期研究工作，相关监测信息；科研机构要与政府主管部门、生产企业、个体农户保持良好沟通，积极为其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对农业生产活动做出科学指导。此外，应通过明确划分各方主体责任，减少职能重叠的现象，从而避免资源浪费，提高农业科技应用推广效率和成效。同时应积极培养农业科技推广人才，深入生产基地、农田开展技术指导工作，优化服务质量。针对农业科技的推广模式，需要展开针对性的优化，在此过程中，根据当地以及农民的实际发展情况，确定当地产业的发展优势，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农业科技技术的推广，形成一个推广组织，这种方式能够提升农业科技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建立农业生产示范基地，针对农民展示其中的种植技术以及经营方式，使农民能够真实感受到农业科技的重要性。农民在此过程中通过观察以及学习等方式，将农业科技应用在自己的农业种植中，这种方式能够将农业科技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另外，还可以建立农业科技示范户，先在部分农户中应用农业科技技术，采用“一户带户”的推广模式，这种推广方式是目前最直接、最有效的推广方式之一，能够针对新技术、新品种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这种方式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3.4提升农业科技的发展水平
（1）农业科技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科技水平与居民收入成正比，科技水平越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就越高。在提升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的过程中，需要对整个科研体系进行优化整合，建立国家科研体系以及地方科研体系。国家科研体系在实际建设的过程中，主要资金来源为中央，重点对高科技的农业技术展开研究，将科研项目的关键性以及全局性充分发挥出来；地方科研体系主要针对区域性以及经济区域设置等技术展开研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展开实验，在此过程中根据性质以及类别的不同展开划分，与实际生产生活相互结合，其中包括生物学规律研究以及自然灾害规律研究等，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化肥、农产品加工等技术进行完善，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另外，还要提升国家科研机构与地方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促进资源的相互整合，这种方式能够将二者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确定科研体系中各个权力、职责划分的有效性。（2）提升科研创新以及成果转化的力度，创新是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主要条件，同时也是提升农民收入的支撑。首先，确定科学立项，对市场状态展开充分调查，根据当地农业的地基情况，确定相应的科学立项，并根据发展对其进行调整，保证研究成果能够与市场发展情况相互吻合，实现农业科技水平提升的良性循环；其次，保证农业科技水平的前瞻性、实效性以及基础性，重视对农业科技技术水平创新的重视程度，使其具备一定的预见性。（3）提升创新技术的应用效果，其中主要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等离子技术等，将以上技术转化为创新生产力能够大大提升技术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能够提高成果转化力度，最终达到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的目的。
4结论
通过哈尔滨市农业科技进步给农村居民收入带来的影响可以看出，农业科技进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带动农村居民增收。因此，通过采取有效的农业科技管理方法，积极促进农业科技发展，并为农民引入先进科技成果提供保障，可以促进农业科技研发成果的转换，带动地方农业经济的整体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王雅芹,王震.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分析[J].农业经济,2018(7):7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