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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经典案例范文1
关键词:风险投资 阶段后移 经济周期 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8-079-03
1946年“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的成立,标志着“风险投资”这一行业呱呱坠地,开始走入公众的视野。从AR&D成功孵化DEC(Digital Equipment Company)至今,经过了60多年的发展,风险投资给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促进作用逐渐被人们熟知。但是,近年来,几乎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风险投资日趋转向企业生命周期后段的倾向。投资阶段越向后移,风险投资就越接近产业投资,愈发失去了它的本色――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和促进高科技成果转化的功能。为此,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很多探索,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本源性的解释。
一、关于风险投资阶段后移问题成因的研究述评
关于风险投资阶段后移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由于各国国情和风险投资行业发展成熟度的不同,各国学者大多基于本国视角分析本国情况,各自提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哈佛大学教授Gompers(1995)研究指出,和监督成本可以影响风险资本投向创业企业的哪个阶段。早期阶段的企业由于历史太短,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风险资本家很难去衡量它的价值,因此要求风险资本家付出更大的成本来仔细考察此企业。
关于信息不对称方面,Amit(1990)认为,创业者的能力对于企业最终和回报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投资者却无法精确衡量其能力,所以,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因此,投资者只愿出到使企业净现值为零的价格去投资,但是这个价格相对较低,使得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项目还掌握在创业者手中,不愿出售。这也解释了Bygrave(1988)所说的风险投资业回报率低的问题。
Black和Gilson(1998)认为,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间风险投资行业的几起几落,基本与IPO市场的运动趋势相匹配,因为风险投资者可以通过将企业包装上市迅速获得高收益。对此,刘曼红(2006)也作出了解释,就风险投资与金融市场之关联来说,重要的也是最为忽视的一点即金融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预期,而这种预期的大小直接影响风险投资的投资及融资规模。以美国为例,80年代初,由于IPO的低市盈率,风险投资的规模剧减。90年代后,高科技企业的IPO屡传捷报,网景、思科、雅虎等科技公司上市后,市值增长数十倍、数百倍。这种成功的预期使得90年代来美国的风险投资规模猛增。
对于美国等风险投资业发展较好的国家也出现投资阶段后移的现象,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投资主体由天使投资者转变为机构投资者,无论是风险资本总额还是单个基金规模均急剧膨胀,太多的资本追逐太少的项目,大量风险资本投向发展前景趋于稳定、风险相对较小的后期阶段。由表1可以清晰地看出,无论是风险基金数还是风险基金规模,无论是风险基金平均筹资额还是风险基金的最大规模,都呈现快速膨胀的趋势。
Murray(1999)1991年调查分析,英国风险投资业开始的10年中最大的失败是风险投资家没有能力支持初创企业使之盈利,尤其是科技背景的企业。小型高科技新兴企业本身风险就很大,另外,因为存在投资约束(任何一笔投资不得超过整个基金的10%),所以,任何一轮的投资都可能得要求大型基金进行联合投资才可以达到投资额。通过数据分析,作者指出,基金规模越大,平均每笔投资额就越大,越不可能投向种子或者初创阶段。近些年来英国和美国基金规模的迅速增长,使得投资阶段越发向后移动。
Heger(2005)认为,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银行业和银行体系非常发达,监管体制非常健全,审慎性很高,这样,提供给中小企业的专项权益资本就有着浓重的银行担保、再融资贷款和麦则恩资本的特征和问题。并且在整个投资过程中,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样很可能排除地方性机构的参与并降低决策的速度并使决策变得刚性。这个联邦政府所主导的快速的过程使得德国不成熟的风险投资行业特别容易遭受国际市场风险投资行业崩溃的影响。所以,德国本身的金融系统的结构、德国政府对于风险投资的态度和政策和德国整个风险投资行业的气氛,使得德国投向早期的风险投资不是那么成功。
Masanobu Tsukagoshi(2008)描述了日本风险投资行业的基本情况:因为日本的风险投资基金大都是银行或公司附属的,采用公司制,并且在其特有的文化氛围下,风险投资经理实行岗位轮换,并且其薪酬不与业绩挂钩,得不到很好的激励,所以日本国内的风险投资家能力较低,属消极投资者,倾向于创业企业的后期阶段。国内学者马(2002)也认为,西欧和日本的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后期的原因是,风险资本的来源主要是银行,银行投资偏重安全性原则,因此普遍投向风险小的后期阶段。
二、从风险投资行业自身特点看“阶段后移”成因
从本源上来看,在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进程中,风险资本投资阶段后移更主要的原因应该说是来自于自身方面的特点。这里,我们主要从经济周期和技术创新两个风险投资特性的视角展开分析。
1.风险投资阶段后移与经济周期的关系。风险投资是由投资方支持技术方,共同创业的过程(成思危,2004)。技术方所拥有的技术通常被称为知识资本,因此风险投资也就是权益性金融资本与知识资本相结合的过程。但是,知识资本是一种虚拟资本,其价值是不确定的,而且要受到市场竞争、技术进步、产业政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开始建立风险企业时,知识资本的价值主要由投资方与技术方协商确定,在风险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要等到风险资本蜕资成功后才能真正确定其真实价值。由此可知,知识资本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信心,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普遍增强,其相互影响就使得风险投资得以蓬勃发展。而在经济衰退时,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减弱,风险投资的发展也会受到较大的影响。风险投资的五个特性之一的“周期性”,就是指风险投资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周期性特征,在经济加速增长时,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风险投资也随之升温,而当经济衰退时,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风险投资业会急剧降温。
自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就在繁荣与萧条中交替上升。然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美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率并存的现象却与传统的经济理论和经典的菲利普斯曲线相悖。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首次明确提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新经济”概念,其含义主要是指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新经济的运行表现为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除了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和技术经济专家更多地从技术创新、高技术产业化的角度来看待新经济,他们认为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就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和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信息业的快速增长和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商务的发展,新的电子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高度共享和发掘正在改变以物质资源投入为主要支撑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新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技术现象,产生了信息技术创新和新的融资模式,归结为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是技术―经济的完美结合,而风险投资的内涵恰好与其相一致,所以风险投资是促进新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经济的衰退会促使风险资本在推进创新企业初始上市时,更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从而改变了新经济繁荣后期大量“创新模仿”企业上市的局面(苏延华,2002)。这样,风险资本更倾向于支持有重大创新及良好赢利前景的企业上市,推动IPO制度的健康发展。如表2-1,新经济衰退时,追求短期收益的风险资本损失最大,一年期的风险投资收益下降到了-32.4%,其中种子期的损失最大,收益率降到了-36.3%。而从中长期来看,三年期的投资收益增长到53.9%。特别是初期或种子期的资本收益率增幅最大,达到81.0%。在股市泡沫破灭之后,原有的成功企业不再有很高的利润率及高回报率,风险投资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可能会产生“范式革命”的创新上来。因此,风险资本家会调整投资策略,越来越多地注重中长期收益,更多地投资于创新企业的初期,投资结构进一步趋于平衡,市场的创新机制将重新启动。新经济步入衰退,市场竞争趋缓,产品的生命周期又逐渐延长,企业可以更多地从事下一代技术的研究开发。同时,流向众多网络公司的人力资本又流回或流向基础研究开发的机构,政府会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发的投资力度。那么,同样地,在新经济繁荣时期,大量“创新模仿”企业的创建,企业成长周期缩短,更有利于风险资本快速蜕资,从而推动了风险投资阶段向企业发展的后期移动。
结合上面的分析和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给出的各相关年度数据(由表2到表5)可知,进入新千年是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此时,截至2001年9月30日的VC收益率全线下挫,1年期的风险投资收益损失最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之前风险投资家对网络产业创业企业投资的盲目性,很多网站没有特别突出的创意或者可行性不是很大,也能招来大笔风险投资,充分体现了风险资本投向没有真正创新基础而只有局部改善的企业的风险有多大。截至2003年12月31日,纵向的1年短期收益率和横向的初期或种子期的资本收益率情况都有极大的好转,NVCA主席马克・黑森说1年期的收益率波动会很大,短期收益率的表现良好说明当前被投资企业被寄予厚望,长期收益率表明风险投资行业将会继续给予投资者预期的回报。从整个时间序列上来看,2001年到2008年间的10年期收益率,大体可以代表20世纪90年向企业发展后期的风险资本的收益率,由图2-1可以看出,从2003年开始,无论是投向各个阶段还是全行业的收益率都呈下降趋势,再次印证了风险投资投向后期的增多,收益被摊薄的现象。
因此,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受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比较明显。风险资本市场作为整个资本市场中的一部分,资本市场波动受制于经济环境变化,风险投资的阶段后移也是在整个经济景气程度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理性反应。
2.风险投资阶段后移与创新浪潮的关系。“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他明确指出了创新与发明的区别:“创新”不等于技术发明,只有当技术发明被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才成为“创新”。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由创新引起竞争的过程:“创新―模仿―适应”。
由于在新经济中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定律,即在当今信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功能的增加与完善、信息共享程度的深入、信息共享速度的加快和要素流动速度的加快、要素流动障碍的减少,新技术和新产品不仅不会比旧技术和旧产品的价格高,而且还可能降低。摩尔定律即是一个证明。由此可见,信息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决定了谁掌握了为市场所接受的先进技术,谁就占据了“赢家通吃”的市场垄断地位。
正反馈机制①、闭锁机制②和路径依赖现象③会阻止技术的创新,原因在于传统市场机制刺激大量技术创新出现,这些新技术随即进行激烈的竞争,在一些特殊因素的作用下某种技术逐渐成为主流。这时主流技术在占领市场的过程中形成了正反馈机制,并在高速扩展中演化为新经济,规模收益在巨大的需求弹性的作用下将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比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的持续高涨。但是,当主流技术及其生产方式在“闭锁”机制的作用下成为垄断技术,别的任何方案都无法取代它时,正反馈机制就转变为扼杀竞争和阻止其他技术创新的直接原因,这时,经济的整体创新能力就会下降④。
风险资本在成功企业的扩张期的过度投资,进一步奠定了新经济的“赢家通吃”的市场垄断模式。新经济市场中所能存在的就是某种主流技术以及与主流技术存在互补相容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其他任何与主流技术相冲突或相竞争的创新很难投入市场,因为他们获得的种子资本很少,因而创新受到了遏制。同时,市场竞争的压力也要求缩短产品的技术生命周期。所以,由于较大的技术革新比小范围的改善所需要的时间较长,风险也大,结果导致基础或长期研究开发强度不够,投资不足,影响了下一代技术的深入研究,抑制了私营企业对新一代技术投资的积极性。风险资本的投资阶段后移可以看作市场进入熊波特的“创新模仿”阶段的外在表现,表现为技术的局部改善而非原创性创新导致普遍的资本收益率开始下降,投资者信心受挫。
因此可以说,风险投资行业是伴随着资本和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而发展的,探讨风险投资阶段后移的原因也需要从“创新”这个视角来分析。从现实情况来看,与20世纪80年代创新模式不同是,90年代的各种技术创新的速度虽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但这些创新80%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并且各种创新与市场中的产品有强烈的替代关系(Schreyer, 2000)。这说明新经济的创新模式正在形成“闭锁”,新的技术范式并没有出现的迹象。1999年―2001年三个高新技术的“焦点部门”,即计算机及设备、电子和通信服务利润下滑了40%,而这三个产业也是风险投资在那段时间的“焦点行业”,但其盈利或发展空间已很小,新千年风险投资泡沫破裂或许可以由此解释。时至今日,根据NVCA给出的数据显示,在新千年IT产业泡沫破灭以后,虽然投向IT服务的风险资本数和交易数在经历了剧烈下跌后有所回升,但回升幅度不大,IT行业无重大创新的现状与风险投资的精神相悖,所以风险投资家多投向创业企业后期去进行虚拟化的资本运作,使得风投行业集聚了大量泡沫并破裂,并且泡沫破裂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使得越来越少的风险资本去支持处于早期的创业企业。但是投向生物科技的风险资本数和交易数却稳步上升,使得生物科技产业在2008年已成为继软件业之后集聚风险资本数最多的产业。从图2可以看出,从总体风险资金规模上来看,软件行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同时,风险投资行业在2000年达到顶峰并泡沫破裂以后,软件行业遭受损失最大,其次是IT行业,而生物科技总体上保持了上升趋势,基本未受到风险投资业泡沫破裂的影响。从图3投资案例数来看,投向生物科技的交易数量更是稳步上升,大有超越软件行业的势头。
从风险投资的内在增值需求角度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如果科学技术出现新的重大突破,经济增长再度显现出强劲的势头,技术创新项目的增长空间再度出现时,风险投资行业的投资行为,必然会重新得到回归,其固有的功能也自然会再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现今美国风险投资目标行业发生的悄然变化,可能预示着下一个风险投资的增长点。
从上述对经济周期和技术创新两个风险投资特性的分析来看,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渐复苏和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的兴起,全球范围内的风险投资阶段后移问题将会有一定程度的好转,这从欧美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发展与风险投资目标的耦合度上得到印证。当然,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资金紧缺以及待振兴发展或者说供风险投资选择的行业较多,风险投资阶段后移问题的矫正可能需要较长的一段时期。
[本文为上海市政府重大咨询招标课题(自主创新与国际风险投资结合问题研究,2008-A-08)的部分成果。]
注释:
①苏延华.美国新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5)。
①正反馈机制指的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着一种相互助长的力量,它会强化和放大原有的发展趋势,形成无法逆转的必然性。正反馈机制的表现是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②当一种技术成为主流时,别的方案,即使客观上确实更胜一筹,也无法取代之。
③当一种发展模式成为主流时,别的个体都会采取这种模式。
④雷达,刘元春.新经济市场失灵与纳斯达克效应――美国新经济周期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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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经典案例范文2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城市转型；新特征；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2-0066-10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驱动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国际性大都市、后工业化城市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有着广泛的实践。当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全新的特征和趋势，并在科技融合、空间融合、产业融合与社会融合四个方面对城市转型发展形成驱动作用。本文拟围绕文化创意产业驱动城市转型的作用机制，并结合一些国内外案例进行讨论。
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特征
当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特别是文化与科技领域的快速融合，使得过去以艺术与文化主导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革。文化创意产业的重心越来越由“文化”向“创意”转移，从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消费模式到跨界融合，再到全球生产网络的浮现和深化，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生产方式与商业模式的变革
在许多文化创意产业的讨论中，都习惯性假设艺术和文化为主导的中小企业是这个产业的核心部门，比如艺术大师的工作室、作坊、小规模个性化定制（小工艺生产者）等等，而似乎忘记了苹果、迪士尼、时代华纳、WPP的存在。事实上，在后者面前，前者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份额在统计学上看，几乎微不足道。在广告、电影、电视和视频、软件、建筑和产品设计等拉动文化创意产业增长的关键部门中，无论在生产、组织、消费、商业模式上，与传统意义上文化和艺术主导的产业部门相比较，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文化创意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轫之初，就是对于发达国家进入“后福特主义”时期弹性专业化与“按需生产”的回应，这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脱胎于早期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逻辑起点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的起点和背景是市场化和工业化，而西方创意产业发展的历史场景是后工业化和信息化。这种对文化创意产业认知的历史逻辑差异，在早期阶段并不明显。但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的狂飙推进，基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支撑的网络平台，正在持续并强化生产网络、社会网络、市场网络与消费网络的通达性、及时性和同步性，这都对早期文化创意产业以生产者（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特别是创意者为核心、信息不对称的商业化模式产生颠覆性冲击。封闭化、集中化、等级化、权威化正在被开放、分享、平等、共赢、共生的理念和运行方式所取代（详见表1）。
这就意味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不依赖于某个地区是否有充分的文化资源以及在此种所谓资源优势基础上的产品开发，相反更有赖于是否以用户为核心、有效整合网络资源形成用户增值服务并快速传播。戴勇在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文化传播产业商业模式研究中，针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路径：（1）以集成化管理为目标，实现文化产品价值网络优化的商业模式创新；（2）以产品、服务与物联网融合为目标，实现完整文化传播解决方案的商业模式创新；（3）以客户个性化满足为目标，实现深度文化传播的商业模式创新。可见，开放、集成、融合、互动、参与、分享等才是当前以及未来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词。
（二）基于信息技术的无边界融合
当前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有高知识性、高附加值、强融合性特征。文化创意产业与信息技术、数字传播技术等的广泛应用密切相关，越来越呈现出高知识性、智能化的趋势。从传统产业中分离出来的文化创意产业部门，往往也都处于技术创新和研发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成熟分离后形成的是一种高附加值的产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文化创意产品的附加值比例也要明显高于其他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本身就是经济、文化、技术等跨界融合的产物，具有高度的渗透性、融合性和辐射力，为发展关联性的新兴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属性以及边界虚拟化特征，非常适合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网络通信不断跨展为基础的数字内容经济中发展。
任何能够进行数字化处理的东西，都能定制，就意味着数字化的不断深入和生产过程中设计研发的持续投入。正如乔尔・科特金指出的：“当今的信息产业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技术产业，而是信息技术与文化内容的交融、汇合，数字内容产业打破了原有文化艺术固有的边界，横跨通讯、网络、媒体、娱乐等各行各业，实现了‘跨界域’的融合重铸。”
与此同时，数字内容经济的大发展，不仅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各个环节融入科技因素使其产业链更具科技创新能力，更使得文化创意产业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网络平台上与其他产业形态交织互融，“一方面，各行各业可以通过与创意资本要素的融合提升自身附加值，……另一方面，创意资本要素可以‘一项创意，多次投入’，获得倍增效应，大大提高其价值增值力”。无论是传统的汽车产业、房地产业还是百货商业、餐饮、旅游等服务业领域，在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跨界融合互动后均延伸出新的产业形态，甚至在特定的、城市空间形成特定的、大范围的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因而，当前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正在呈现出一种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业态扩展，未来这种基于文化创意内涵的知识溢出、无边界的产权交易创造的可能不仅仅是新的产业形态，甚至将催生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
（三）全球生产网络的浮现与深化
文化创意产业的本质是跨界的创新经济，其产生和成长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产业网络的全球结构。全球生产网络不仅表现在生产的国际化分工和服务贸易国际分包领域，在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先进制造领域以及构筑新贸易壁垒，后发国家加速经济转型与结构升级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全球生产网络在深化发展的同时，向更广泛和更高级的产业领域扩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生产网络正在浮现并深入扩张。
以全球影视产业为例，首先，在电影产品生产和制作上，国内像怀柔、横店等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制作产业集聚区，正在以其设备、技术、人才、成本、政策支持等积极参与到全球电影离岸制作业务中，加速全球电影产业的国际分工与网络搭建。
其次，在电影发行与衍生商品消费市场领域，国内院线市场的快速成长，不仅是对中国电影市场爆发式增长的回应，更是全球电影市场和电影商业网络持续织网与深化的过程，全球性的新技术和新概念在织网扩张的同时甚至藉由商娱空间的建设而影响当代中国城市商业空间、社会空间与新型消费文化的产生。
第三，在全球电影产业的元概念叙事的发声和传播领域，从欧美的奥斯卡、戛纳、柏林再到远东的台湾、东京、海参崴甚至上海，不同层级不同分类的电影节（叙事事件），实质上构筑了全球电影产业的话语体系，甚至引导电影产品发展方向，当然其本身也是全球电影产业最直接的竞技场。
第四，在电影产业的资本市场领域，整合全球资本越来越成为电影产业重要的融资环节，特别是新兴国家资本的介入，国内外私募基金参与到中国影视产业的投资中，对全球电影产业的价值链、产业链、商品链布局影响深刻。总体而言，就全球电影产业而言，无论是以大投资、大制作和大营销为基础的高概念电影，还是以小投资、小制作和小众营销为分众电影，或是以微/零投资、个性化制作和网络营销基础的微电影，都需要通过全球性的、专业化的制作团队、发行营销、投资、院线市场和后期衍生产品开发，才能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并实现充分盈利。
文化创意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浮现，与传统的计算机产业、汽车产业或是航空产业的国际分工不同，其浮现和产生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网络的全球结构，文化创意产业的本质是创新经济，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从一开始还暗含着全球创新/创意网络的成分。
二、文化创意产业驱动城市转型
从整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演进的时序来看，近十年来中国通过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进入工业化中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逐步向工业化后期的过渡。虽然中国的一些大都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在经济转型上获得较大跨越，但总体而言，中国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经济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的代差。从驱动城市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上看，文化创意产业与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尤其在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下，低能耗、低污染的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文化创意产业不仅自身的发展恰好可以与城市转型有机结合，同时与先进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跨界融合发展，将在更深的层次上强化城市的创新驱动力，加速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全面转型发展。（见图1）
（一）科技融合：助力城市创新体系构建
文化创意产业从质态上来说是直接体现创新型经济特质的产业门类，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中对知识、技术、文化集成度最高的产业形态，对城市发展方式转换、空间功能转换、空间布局调整、产业区价值链升级和经济发展创新都有积极的贡献，是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创新驱动力。它不但可以促进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更有助于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对城市创新力的培育和提升大有裨益，有助于形成经济、社会和生态协同发展和交互推动的良性循环。
文化创意产业与科技创新创业之间非常容易形成共生成长机理，在产业发展层面，形成融合生长、集群扩展的新态势。尤其是在当前数字技术狂飙突进、数字内容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通过与科技、服务等各种领域的融合与渗透，使得文化创意的创造性在各领域激活产生创新行为与创新组织，新创意、新概念、新组合、新商业模式将会使得城市的各个产业领域充满生机活力。以智能手机领域为例，谷歌开发了安卓系统，而依托安卓所构建出的巨大的智能应用生态系统，则是来自数以百万计的创意设计团队和企业，他们与安卓融合所开发出的大量功能应用产品，既构筑了安卓系统的创新生态，同时为相关领域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文化创意产业在与新兴技术的市场应用、产品化、产业化结合过程中，一方面容易加速技术的商业化和数字内容化，张洁就认为文化产业从三个角度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一是向制造业品牌和营销环节渗透、二是向制造业生产环节延伸、三是向制造业的研发和设计环节渗透”；另一方面两者结合的过程也容易引发文化创意产业的新业态，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度依赖文化资源开发的一般路径。从“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型，是国际大都市转型发展的战略性路径。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掘、运用好这些城市已经积蕴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哪里来？不仅仅是原来的“城市记忆”和文化资源，更重要的是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消费市场的资本化运营机制及营造的创新文化氛围和创新社会网络（资本）。以深圳为例，城市的历史非常短，曾经被称为“文化沙漠”。但依托于高新技术的动漫、网络游戏、数字内容产品等方面的强劲发展，崛起了一批创意设计、动漫游戏、新媒体、高端印刷等文化科技型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高新技术企业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文化创意产业也为高新技术产业在新的领域衍生出更多的新生业态。
此外，文化创意产业的科技融合还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趋势，这对当前的创新型城市建设尤为重要。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城市创新体系的建设，关键始终在于创新网络的搭建。长期以来，科技创业和技术商业化过程一直面临诸多的障碍，导致创新和创业的周期被拉长，其关键原因在于创新创业的生态网络不健全，缺乏有效的跨界创新服务经济来支持。实质上，新兴技术平台的产生来自不懈的研发攻关努力，而新兴技术平台的应用和集成则需要更多的创意经济部门来丰富和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的科技融合过程，恰恰是一个技术商业化的生态建设过程，一个跨界搭建创新经济系统、编制社会网络、强化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过程。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科技融合，不仅可以帮助城市获得持续创新和持续繁荣发展的动力，更重要的在于帮助城市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创造具有累积性、持续性、创新性的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
（二）空间响应：创造多样性的城市空间形态
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提出，就是由城市空间更新、城市功能复兴的转型升级行动所衍生的，是与城市为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直接对应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响应，使其在现代城市的转型发展中具有较强的系统引导功能。从本质上看，城市既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源地，也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地。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空间更新的互动、互融与互促，成为当今城市转型发展的一个较为显性的特征。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没有哪个产业像文化创意产业这样依赖城市的空间和资源，也没有哪个产业像文化创意产业这样，能够为城市空间的更新和转型带来如此强大的推动力。如同厉无畏所指出：“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旧区改造的有机结合，可以避免城市文脉的中断，不仅能够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而且通过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洋、经典与流行的交叉融会，为城市增添了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文化景观，不仅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使城市更具魅力，给人以城市的繁华感、文化底蕴的厚重感和时代的生机感。”
从我国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演进历程来看，伴随着城市传统空间加快“退二进三”以及新空间的快速拓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业态快速升级，作为其生长的载体园区也在趋向多样化，并形成了内涵质态的代际发展特征。到目前为止，国内城市已经发展出三代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园区形态（见表2）。对城市空间价值的发掘和服务功能的提升，呈现出梯次强化的趋势。
早期的第一代、第二代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多数是对旧有厂房/区、楼宇进行置换，通过设计、展演、市集和办公功能的发挥，打造集创意设计、影音娱乐、动漫游戏和传媒艺术等各类主题的空间形态，引导创新主体企业和人才相对集聚，“软化”同区域或相邻地界的工业制造厂区的“硬度”。应该说，这些空间响应的努力，为“后福特主义城市”注入更多的创新元素，营造了具有包容性的人文空间，促进城市形成网络化的创新平台，满足和催生更多的个性化生产与消费的需求，并强化城市对先进要素的集聚力、整合力。
如果说前两代的园区比较注重的是空间改造与开发，那么第三代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则更加注重运用科技手段、信息网络来促进创意社群与创意生态的营造。园区不仅仅是工作、生活、消费、休闲的空间，还要在相应领域创意生态体的形成和创意社群集聚的过程中，提供系统的功能，实现从园区化、街区化到“社区化”的演进。王慧敏认为，“3.0集聚区表达了一种创意性的生活方式，多元的咖吧文化、活跃的创意社群、频繁的创意活动构成集聚区的主体单元，创意成为区域内一种普及性、开发式的、大众普遍参与的活动，创意人才的市民化、城市居民的创意化成为发展趋势，形成了园区、商区、社区‘三区’联动的格局”。
如果说在产业的融合与演化上，文化创意产业侧重于创意与概念的领引，帮助其他产业寻找新兴市场和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发展带动产业升级与提供持续发展潜力。那么在空间的营造与演绎上，文化创意产业以其独特的生产・消费双重社会网络，通过无边界的产业融合与空间融合，在为城市带来多样化的经济形态同时，“构建多层次的社会网络体系，形成有效的外循环，促进创意要素的跨界融合，促进园区服务功能的社会化，为城市创造新的产业业态”，塑造更广泛意义上的创意社会空间，促进创意城市的生成。
（三）产业融合：创造多元城市经济形态
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人的创新力及所表现出来的系统化的价值引领，但文化创意产业的无边界性，又会对所有的产业进行渗透和融合。文化创意产业以新兴的业态、组织方式与科技、金融和消费体验的结合，培育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城市多元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创新，为城市的转型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业引领和产业优化的复合动力。
城市发展取决于所集聚的资源或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主要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文化、知识六大要素。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发展阶段，创意、创新、知识、人才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城市经济发展的逻辑发生重要的转变，从传统工业文明的线性开发逻辑转变到后工业时代以“弹性化生产”、“跨界”、“专业分众”等主要特征的产业多元性成长逻辑，文化创意产业本身的多样性、跨界性，就在丰富城市的经济形态。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跨界特性，又对各个产业与空间的渗透与影响，有助于城市多样化经济体系的培育，增加城市多元经济的弹性，减轻产业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
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像纽约、东京等以全球高端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为特征的全球城市陷入困境，相反倚赖多元化经济体系的慕尼黑则表现出众，显示出强劲的持续繁荣能力。这也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反思：如何避免单一经济形态的线性发展路径？特别是近年来曾经风靡一时的城市中央商务区CBD建设纷纷面临产业空心化与空间两极化的问题，产业融合与多样化产业形态的谋划成为如何破题的关键所在。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内涵与形态最具多样性、开放性的产业，正在城市多样化经济体系形成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凭借文化创意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融合，产生新设计、新产品，与服务产业的碰撞，产生新的营销模式和商业模式，从而产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型产业组织体系。
在制造业领域，由于“退二进三”运动，城区的制造业几乎全部撤离。然而随着文化创意产业与制造业在多个环节的结合，以新型“弹性生产”、“个性定制”为特征的新兴文化创意工业业态将重返城区，“轻型生产”将成为城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生产业领域，生产业的产出是中间服务，文化创意产业同生产业的融合将有效提高生产业的效率，增加中间生产投入的附加价值，延长产品服务过程的价值链。特别是在金融产业领域，文化创意产业的介入将扩展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功能。以北京为例，早在2007年北京市就建立了贷款贴息工作机制和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信息平台，促进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的对接，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分行推出“版权信托+收益权质押担保”的文化企业贷款融资模式，并积极与北京首创投资担保等担保机构合作。而在深圳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资本化运营更是其重要特色。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作为一个交易服务平台类企业，打造包括文化产权交易平台、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文化企业孵化平台、文化产权登记托管平台。这样的专业化资本运作平台上，再辅以新兴技术的应用与集成，文化创意产业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地生长起来，从而带动生产部门的多元化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跨界后所具有的高增值力，这主要表现为创意赋予商品观念价值，新经济的演进规律表明，商品市场价值中观念价值所占比重越大，其附加值就越高。知识经济时代，技术交流与扩散的速度大大加快，商品日益丰富并趋向同质化，于是商品中“精神性”的观念价值所占比重就越来越大。因此，当创意产业向传统产业门类渗透时，便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向高增值产业升级。事实上，在生活业领域，无论在实体空间还是在虚拟空间，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都带来颠覆性的商业价值。电子商务对实体商业空间的冲击，以及消费领域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对生活业既带来极大的挑战，又带来极大的刺激。生活业空间越来越向个性化、体验式、文化分众型消费文化靠拢，同时移动互联等虚拟空间功能应用的叠加，使得文化创意产业对生活业的引导、整合、分化功能被越来越放大。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与各类产业的融合碰撞，城市经济形态将不再单一、不再割裂、不再对立，在有助于形成城市经济优化连续生态的同时，文化创意产业还带来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共生网络，从而使得城市经济在获得丰富性同时，形成持续繁荣和共赢分享的能力。
（四）社会融合：创造多样性的城市社会阶层
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性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与渗透，为“创意城市”提供了长效的动力机制，也为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城市培育出了一个新的“创意阶层”，使发达国家的城市、大都市区从原来的制造中心、经济中心变身为创意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孵化和集聚更多的创意企业，在丰富经济形态的同时，也为城市的社会阶层结构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70年，服务阶层首次超过劳工阶层，1999年劳工阶层、服务阶层和创意阶层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分别是25%、43%、30%。这种社会结构的演变来源于生产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并扩展到整个社会，不仅影响到社会中所有的其他企业形式，而且通过竞争、效仿和渗透，重构企业之间、国家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
2011年，英国的创意产业共有89.7万个从业人员。此外，还有60.1万个在其他非创意企业从事创意性工作的人员。伦敦作为英国创意产业最集中的城市，2010年创意产业共有42.9万个从业人员，以及其他行业内22.9万个从事创意类工作的岗位。伦敦仍然是全球金融中心，但已经有65.7万个从事创意类工作的人员，占伦敦劳动力总数的14%。深圳自2003年以来文化创意产业以年均近25%的速度发展，2012年突破1100亿元，占GDP比重达9%。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网络内容、数字电视、数字音乐、文化旅游、高端印刷等均占全国较大份额。深圳的文化创意企业总数量达4万多家，从业人员90万人。数量日益聚集的创意阶层，越来越成为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优化城市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
多样化的产业体系与弹性专精的创新网络，之所以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具备较强的抵御能力，其关键不仅在于扁平分工和弹性网络，更在于富有丰富性的社会网络以及社会资本所呈现出的应对变化的适应性。据2008年度的《台北市文化创意产业指标调查成果报告》介绍，台北市每5家企业，就有2家从事文创产业相关的事业；每10位工作者就有1位从事文创产业的工作。另外，在全台湾每10家文创产业，就有3家设立在台北市；且文创产业总营业额中，台北市约占全台湾的60%。即使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冲击下，台北市的文创产业发展，依然逆势上扬，优于总体产业成长率。台北“文创之都”发展与抗风险的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这些创意企业的创造力和由此生成的“文创阶层”。
三、文化创意产业驱动城市转型的实践启示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肩负着对中国城市整体转型的战略引领作用。我们要探索“中国路径”过程，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城市转型多层次联动起来，助推城市空间、社会与产业的整体转型发展。
（一）树立“文化生态观”：从“文化资源”到“文化生态”
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演化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生态系统，需要一个多样性、包容性强的“文化生态”环境。从“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生态”，要摒弃就文化资源和禀赋来看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单一视角，塑造促进文化多样性生长繁荣的社会环境，是文化土壤的“再整理”和“新播种”。
积极推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与本土文化外向化发展，在多元对话、认知沟通的基础上形成共识、理解差异。2010年的“欧洲文化之都”德国鲁尔，之所以能实现从“煤都”到文化之都的转型，与生活在这里的来自全世界140个国家和民族的居民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大批来自波兰、匈牙利的移民，移民的文化差异大，生活方式不同，但鲁尔区则把城市的多元文化特征作为资源要素加以开发利用，创造出了一个包容性的文化环境，让整个地区充满创意的活力。
与此同时，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兼容并包”。根据西班牙电信巨头Telefonica Digital的最新《创业生态系统报告》，在全球排名前20位城市创业生态系统中，排名靠前的城市，辍学后创业的比例都很高，如硅谷辍学者与研究生（硕士、博士）的比例为1：2.5，特拉维夫为1：2.33。从中不难看出，只有更怀的包容，才能形成更具广泛性的城市文化活力与创新氛围，带动社会整体性的文化复兴。
此外，还要鼓励人们通过创造性工作去创造财富，努力保护创意人才的知识、思想等作为产品的价值，多维借鉴文化生产的商业化经验，积极培育本土文化的商业化能力，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公共政策、文化传统、教育体系等多方面形成合力，逐步营造涵容内外部文化创意要素、包容文化多样性成长、适宜多形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都市文化生态。
（二）树立“文化规划观”：从“规划文化”到“文化规划”
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历史过程的累积和积淀，还在于持续不断成长和对话。要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关键在于文化土壤的改善和文化生态的建设，这需要政府积极营造和民众的广泛参与。树立“文化规划观”，是要将文化的思维和思考从以往的部门化限定中解放出来，让文化的对话、思辨自由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发展、转型的全过程。
以台北为例，立足多元文化元素和创意活力，台北面向未来十年提出了一整套的“文创之都”战略，其中包括：台北亚太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领导品牌城市”建设、推动建立“台北市文化建设发展基金”、营造文化消费环境推动台北市文化观光发展、整合资源提升文化艺术节庆质量及影响力、动员民众共同参与等五个方面。其主要目的是透过都市更新再生，将更多元、更具活力的创意让市民共享，是另一种都市更新和转型计划的形态。
以文化为中心的角度来考虑和制定各类城市公共性规划与公共政策，把文化资源置于创新转型实践的中心来整合、培植城市的各种资源。在实践中，不能简单地将文化资源、要素、资本作为补充性动力投入到推进城市转型的规划工作中。特别是在不改变既有的城市规划逻辑下，实践中往往会变成“规划文化”，从以“文化”为中心考虑“发展”转变为以“发展”为中心干预“文化”，这就容易使得“文化规划”沦为“添油战术”下的牺牲品，更会带来昙花一现、不可持续的文化创意产品，不能成为城市转型的助推动力，反而成为未来城市转型的障碍。
因此，一定要从文化创意产业自身持续发展作为出发点，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城市转型多元化、多层次联动起来。在产业规划与政策引导层面，以文化的视角，制定和出台引导和升级各类产业发展的文化战略，扩展文化创意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内容范畴，培育和促进各产业领域中文化相关的生产、技术、市场环节成熟化、产业化，带动城市产业发展的转型与创新。同时强化文化与城市商业空间、消费空间、社会空间的融合，以文化内容助推城市空间、产业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转型发展，营造创意城市空间。
（三）树立“文化创造观”：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尽管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近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总地来看具有核心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不多，仍以追随、复制国外尤其是欧美的技术为主，主要表现为内容原创与技术更新不足，贴牌生产（OEM）较多，自主品牌（OBM）不强，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与贸易网络中，仍然处在低端或末梢，不具备话语权和控制力。如《功夫熊猫》、《人猿泰山》在我国深圳制作完成，但深圳的企业只赚取道微薄的加工费。文化创意产业的这种运行模式，无疑又陷入以往的“中国制造”困境中，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要求是不相符的。
沿用“创异（创造差异化产品，获得市场生存可能，元创意的早期形态）――创益（通过产品创造市场效益获得盈利）――创艺（融合新技术创造新技艺或者创造新模式）――创义（创造新知识、新认同、新价值，元创意的最终表现）”四个层级来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生产网络（见图2）。目前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大多是沿用对自身文化资源开发（创异）――适应国际市场规则（创益）――融合新技术（创艺）――谋求成为国际文化消费主流产品（创义）的发展逻辑，这种思考逻辑在实践中走的很艰难，特别是在最后环节，在国际上难以形成共鸣、共识、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