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1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改革
中文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由于其厚重的专业基础、广泛的就业面以及相对固定的社会需求量，成为地方性院校普遍开设的专业。然而，随着许多地方性本科院校开始放弃传统的精英大学发展目标，选择了多学科性、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亟待进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为社会服务，为实践服务，培养中文应用型人才。面对地方本科院校当今的转型发展之路，如何在教学中将必可不少的理论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就成为中文专业教师普遍面临的困境和迫切解决的任务。
一、比较文学本科课程教学现状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纵观现今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陈惇所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校开设的课程也与以往不同。除了讲比较文学原理的课程之外，还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史、跨学科研究等，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1］造成比较文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各学校在具体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大纲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这种多样化又是沿着三个方向在演变:一个方向是继续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它们本来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方向是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某个专题。［1］而对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化、‘文学史化’”。［2］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要轻概论，而重在讲具体案例”［3］。持后一种看法的不只一位学者。有学者因为在本科阶段进行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学完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学习本学科有什么用，比较文学的论文应该怎么写”，所以主张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容重点就不再是对纯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在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学习，包括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怎样去操作等”［4］。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演变的三个方向课程安排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都有不足。全面讲授学科原理的课程易失于枯燥晦涩，专题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较诗学等课程虽长于专精，但有失广博与系统，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课程如“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俄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西戏剧比较”等课程针对性强，但也因为专精，容易失却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
二、比较文学教学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
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之下，既要讲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实例的介绍。学科的基本理论介绍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作为初学者，学生能掌握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历史、学科特征、学科研究范畴等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如果将学贯中西从事高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作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并不现实，因通过大学四年级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一跃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未免不切实际，而几十个课时的教学让学生对比较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和较为开阔的比较视野则是有可能实现的。有学者主张“比较文学课的主要内容则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比较文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包括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动态;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这三块内容中，第一块和第二块是较固定的内容，更多的属学理知识，同时也因比较文学历史较短而容量较小。第三块既是学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实践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教师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课时长短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5］。笔者对此分类非常赞同。实际上，这三块内容较好地将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了一起，一并考虑了本科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高校教师授课的个性化特点，既有相关的概念原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又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例的诠释，精专与文博兼而有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课时有限，内容安排过多并不合适，以上三块内容还是应该择其重点，合理分配比例。简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在设计与选择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将其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区分，本科阶段主要是为了普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自然应当侧重前两块内容，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提高学术水平，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介绍。
(二)坚持课堂讲授与讨论结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因为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来决定。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中需同时采用讲授与讨论两种方法。对于那些理论性强的名词术语、概念、学派观点应由教师进行细致分析与解释，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师一言堂、满堂灌，教师应适时地举些例证或者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方法尝试着进行分析，以期养成研究的习惯与思维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论效果，最好由教师提前布置好题目让学生准备，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效。比如在比较文学中关于“形象学研究”讲授时，笔者发现同学们往往对“他者形象”特别是隐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难度，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老师对相关概念进行讲授之后，以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们亲自阅读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课堂中分析讨论“作者是如何塑造异国异族形象”“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让学生们在讨论中体会和理解“形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理论中培养实践能力。
(三)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换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6］。因此，比较文学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本科课程教学时必须坚持其“跨”的特点，要跨越单一的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达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谓跨界融合的第一层意思是跨对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学内容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又要做好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当然，文学作为学科的出发点，其内容所占比例应相对高于文化现象的讲授比例。在文学类关于中西方诗歌异同的研究与讲授中，除了要对诗歌这一文体在中西方的差异进行分析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导致中西方诗歌差异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层意思是跨学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区别，又要及时吸收这些学科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成果。一般来说，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晚于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此时的学生已有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外国文学史知识，这样在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教师既不是炒冷饭，重复介绍，又可以充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层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国的比较文学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都应该立足于本民族，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出发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也只有在对别国文学、文化的观照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学与文化。这一点正如学者严绍璗所说:“一旦把这种跨文化的立场变成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发觉自己对从前拥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和东亚文学的各种知识产生了不少躁动不安的情绪，即时常怀疑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的真实性价值。”［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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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J］．世界文学评论，2007(1):235．
［3］梅启波．中国比较文学课程与教学的困境与对策［J］．语文知识，2010(3):62．
［4］袁盛财．关于普通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1):22－23．
［5］韦建国，吴孝成．试论比较文学教学中的具有实践功能的可操作性———关于21世纪高校文学课教学改革的思考(之四)［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2(2):51－52．
［6］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2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
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3
关键词：陈寅恪；比较文学；比较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40-02
“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比较文学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1］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是陈寅恪针对清华大学1932年夏考国文科目有对对子一事向委托人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写的一封信。信中洋洋洒洒五千古白话主要讨论的是比较语言学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比较文学甚至发展至一般比较研究的法则。上述一段话则是被比较文学研究者封为经典论断而揣摩深重、评论不一而足。
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是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大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囿于时代以及个人学科兴趣、研究方向的限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详细地系统性的论著，但是由于多方涉猎，不可避免会于众多书信、论文中提及自身对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一种归纳与慨叹，多为宏观方面的文化研究，寥寥数语却字字珠玑。这些极富启发意义的探幽烛微，成为如今比较文学学科在比较诗学、影响研究、文类学、译介学等范畴的研究借力点与生长点，生成了丰富的学科探究成果。《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就是在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范畴上的典型例证。
对于陈寅恪在比较文学理论上的贡献，各家评论不一，对于文首一段，学界纷争的论点有二：
一、“比较”：一种比较观念纲举目张式的梳理，还是一种学科自觉的油然生发
早在90年代，无论是钱文忠［2］、桑兵［3］还是刘建明［4］等几位先生对于陈寅恪先生在学术探讨上进行了梳理，尤其是《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对于陈先生的研究方法归结为“比较”二字。无论是史学范畴、还是语言范畴，比较的确贯穿陈先生的研究始终。陈先生不是单纯的比，而且是有根据地、有背景地比。但这种梳理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一种学术观而看待。
近些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从本文文首一段可以看为“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解和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5］，举出的理由是指陈先生强调在比较之外的“流传的路径、影响的范围以及发生的变异”，并认为“这一理解与作为学科存在的比较文学的主张是基本一致”。
不可否认的是，同吴宓一样，陈寅恪先生确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这一点的理由不容赘述。本文私自认为肖先生的想法仅基于《与》书这句而得出论断多少有些刻意拔高。
梵·第根、基亚等人在反驳克罗齐等人时，对比较文学的攻击有这样的说法：“比较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特征，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研究，而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他们的观点，以及现在所说丰富成为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6］的“四个跨越”的定义来看，陈寅恪在这里仅仅是“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与“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间的一个起步性的过渡。
（一）不应该断章取义。前文“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后文“比较研究方法之义既如此，故今日中国必先将国文文法之‘格义’观念，摧陷廓淸……”等皆为从语言比较的角度来探究“格义”的问题，所谓“比较文学”仅仅是恰举周边事物而类比相似的思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其目的是为了吸收，而吸收必须以我为主体”这一作为“进一步发挥与补充”的观点说明了，陈先生跨越着的只是从“是”到“不是”的一小步，同时还是围绕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目的”。如此功利化的命题，鲜明地昭示着中国比较文学起步阶段所留下的的深刻烙印。他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提出真正的比较文学的实质，这是不完整的学科自觉。因而虽然“这里仅仅是陈先生比较文学观的萌芽，因为它没有提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肖先生的这一观点多少是给自己的一点补充，但以此判定陈先生在将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这个层面，与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这个层面上，跨越了一大步，这是存在商榷。
（三）肖先生略写的陈寅恪在有缺陷的思想指导下认为“比较文学除了研究跨越性的文学现象外，还可以研究非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这就与比较文学的本质不符合的”的认识，以及对于其局限性受到法国影像学派和自身传统学术观念考证倾向的原因分析，恰恰是明确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我想强调的是，陈先生只是在中国比较文学含义发展和学科建立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但并非标志着其学科的自觉。历史地看问题是没有错的，但是切实地思考“度”，不盲目地推崇与妖魔化，有一个含义的限定也是比较重要的。
二、孔子与歌德：影响研究的合法性与平行研究的可行性
陈先生把“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看成是“穿凿附会”、没有“历史演变和系统异同”观念的产物。孙彩霞由此先生斩钉截铁地认为，“在可比性问题上，陈先生强调影响研究的合法性，而否认平行研究”［7］。肖四新先生则根据陈先生实证研究的崇尚认为，陈寅恪“注重的是那些有事实联系的文学关系的研究，而对平行比较则抱高度的警惕与不信任”［5］。在这之后，肖四新还从中引申出对于“阐发研究”的看法，认为上述引文前后文中所谓的“格义”阐发法是一种误导，阐发会导致“穿凿傅会之恶习”。
在这里本文认为，现在之所以有这种观点，不排除是美国学派的平行比较日趋完善对于当下比较文学者的一种评价，是对历史为胜利者书写的证明。
而究其本身思潮产生发展的原因而言，一方面，在影响研究上有着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他“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8］，这固是非常值得欣赏的一面。作为考察史学与佛学名家，陈先生大多从佛教对文学影响入手，比如《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比如《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文章来看就是绝好的证明。而其中把握到的规律，恰好是属于比较文学中最为核心的基础的具体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其实陈寅恪所处的时代恰好是法国比较文学影响学派盛行的年代，包括吴宓等人对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界的传授都依托在重考证轻平行的时代和宗派倾向。这是具有学术研究的时代性。
本文认为，陈寅恪先生实际上并不反对所谓“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的本身，平行研究在陈先生这里有着潜在的可行性。一者，他所反对的“平行研究”是反对缺乏融合度的随意搭配，反对“阐发研究”中不考虑外国理论体系是否适用中国实际应用情况，不论具体语言思想成长环境是否适宜，就不加分析地进行穿凿附会。二来，实际上他也会用“平行研究”的思路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如《论再生缘》中论西洋小说的精密而中国小说在结构上的显著缺憾，则是最为明显的平行研究思维方法而形成的文类学上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学人如果不经系统训练达到高度自律，对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具有历史研究和系统异同之观念，配对配的毫无相关，仍然难免重蹈清代经学和近代古史研究穿凿附会的覆辙。因而，浅尝辄止地看陈先生的论著只会一知半解，甚至错意以致南辕北辙。
三、还原本真，如何观陈之比较观
从陈先生本身对于比较和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来看，本文认为，其实他一直处在所谓的比较文学学科建制或者说是学科自觉的“蒙昧”时代。
一个学科的建制是建立在明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拥有深厚的理论构架、清晰的概念梳厘、学科概念的实际运用、一定数量的学科著作与学术实践等重要条件必备的基础上的。并不同于自然科学一样有着客观的依据，人文学科尤为需要这种概念上“人为的”“主观的”划分。
中国的比较文学在起步阶段带有鲜明的外来文化吸收性和学科成长目的性。朱自清提出要在“参考外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下“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陈先生所在的时代给予了他一个学科建立过程的客观舞台。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所专长的史学领域与文学有着深远的渊源。所谓古代文史不分家，将二者均放置在“比较”这幅眼睛观察下，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诞生之初的年代作为了中国在此学科“元著作”而存在，有着概念的文史含混交杂。类似的，他所擅长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所导致的必然的比较化的研究视角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意义同样如此。因而，我们在看陈先生的比较观时，应当注意研究先辈们的切实学术出发点，认真考虑他们所站立的舞台，尤其是“元”字号，即为学科初始阶段的人物学术探究尤其应该如此。不应该因为其地位而一味生拉硬扯，为自身学科“拉大旗作虎皮”。还原本真，才是观陈先生比较观的正确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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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4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惇、 刘象愚着《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着,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着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着(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着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着,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着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5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需要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参与
在多元文化交流的今天，如果还将文学研究局限在某一国家的文学研究，已经难以适应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从全球化语境的角度来看，当今国际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已经上升到跨地域、跨文化、跨语言的层面，并且这也是未来文学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势。从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发展情况来看，很多研究还存在表面的研究上，泛论比较多，对于中西方原有的古典文献研究不够深入。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深入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较少，因为要深入研究外国文学，就要有较高的语言功底要求，这就限制了很多研究者的深入研究。如果只是通过阅读译本来进行外国文学研究或者比较文学研究，研究效果难免会大打折扣。因为对于文学翻译来说，虽然大部分译者努力想要表达出作者的原意，但受到跨文化和跨语境等因素的限制，再加上译者自身的用语习惯、文化、教育背景等，都会导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掺入自身感情。所以，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阅读译本就失去了一手资料的优势。这种现象也就促使研究者开始逐步把研究点放在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学科定位上。
对于比较文学来说，如果只是把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放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一学科的范围内，就很难将比较文学本身应研究的跨文化跨语言等综合性内容的优势显示出来。因此，国内已经有学者提出要把比较文学的灵魂还给比较文学，从学科定位上给予比较文学肯定，让比较文学真正体现出跨学科的一般特征。并且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不应该完全认定比较文学究竟属于中国文学研究还是外国文学研究，因为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定位就应当属于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方面。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拥有较高的外语水平，但从语言来说，如果深入掌握某一门外语的难度是很大的。不仅仅是日常的听说读写，而是要深入研究文本，研究某一个句子、短语或是词组的含义。当今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已经呈现出一个比较良好的态势，也已经从最初的普及阶段走向了提高阶段。在这种研究的新时期，更需要外语研究者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参与进来。
二、学科建设中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需要互相交融
全球化语境已经在很多场合被人们提到，尤其在文学研究领域，全球化语境更是人们所需要关注的问题。对于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来说，如何加强二者的学科建设，提高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水平成文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问题。从外国文学的学科定位来说，高校中的外国文学往往会放在外语院系中加强学科建设，具体课程一般都有语言教学、语言学及语言学理论三方面。但从目前外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的主要趋势来看，更具有生命力的学科建设方法就是进一步打破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之间的阻隔，让二者互相交融发展。比较文学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具有跨文化的连通性，通过比较文学可以进一步开阔研究视野，从而将我国原有的外国文学研究推到新的发展阶段。而外国文学的研究中加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也可以促进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考虑到全球化背景，国际学术界希望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国外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外国文学研究，如果我国学者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对已经有研究成果的东西继续研究，而又没有新的研究角度，这样的研究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国际学界也提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们，在研究外国文学时，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为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视角。
目前，在我国一些外国文学研究中，例如：对德国文学的研究中，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在当今欧洲文化的背景下，国际上的德国文学研究早已不仅仅局限在国别文学的范畴内，而是更加强调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从知识结构本身出发，不仅仅是德国文学研究者，对于所有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来说，更应该有意识地增强本国文学功底，以此为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中国思路。在教育学界，很多大学教师也认为在外国文学课程中加入比较文学的内容，更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尤其在我国的高考模式下，很多学生虽然可以很好地应对考试，但实际上却非常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缺乏人文素质。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引入比较文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从而让让他们在未来的文学研究过程中，在研究外国文学时可以更好对比中国文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往往过于注重对语言本身的教学，而忽视了语言背后文化的教育。无论是外国文学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其本质上都是文学的研究，而文学的根本在于文化。缺乏文化素养的文学研究是失去灵魂的研究。
三、在互识与互补中推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发展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o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出现这种良好局面的原因不仅仅是外国文学研究队伍自身的活力，也离不开相关学科的互动作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始终存在一种互识与互补的关系，甚至有些学者提出“比较文学就是外国文学”的理论。笔者虽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但也确实能从这种说法中获得启发，因为从长远的研究目标看来，二者确实是在互相交融、补充中发展的。
比较文学的理论革新方面给予了外国文学很多启发，同样也拓展了外国文学的研究视野，推动了外国文学的研究。从近年来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动关系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比较文学已经开始稳步发展，在众多成果中，无论是中外文学比较研究还是翻译研究，抑或是中西文论比较研究、文学与宗教研究等多种领域，比较文学始终与外国文学和跨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国内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中外文学比较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占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大半。而到21世纪初期，中外文学的双向研究著作则明显开始增多。很多比较文学的研究者都有外国文学的学术背景，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翻译在文化中的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者的研究点往往不在于翻译的一般过程，而是更加注重不同的文化环境对翻译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文化层面的研究。针对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果没有外国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积淀，是很难进行深入研究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仍旧在不断发展，其中也存在不少薄弱之处。但从总体上看，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原因有很多，而双向的良性互动始终是根本原因。
四、结语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6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策略；专业性
从美国学者韦勒克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到现在，比较文学是否存在危机仍然是我国比较文学学者争论的热点，比较文学起源于法国，主要代表人是巴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和基亚等。之后，美国将其发展壮大，从局限的渊源学研究、形象学研究扩散到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其代表人物有韦勒克、雷马克和奥尔德里奇等。后来，我国学者提出了“双向阐释法”“异同比较法”“模子寻根法”等具有我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但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我国比较文学学者不应该拾人牙慧，应致力于寻找解决比较文学危机的新方法，以发展壮大我国的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是真的存在危机还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危”与“机”并存？
艾金伯勒在其著名的带有论战性著作《比较不是理由》中，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及其争论做了一个回顾，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观点，主张把各民族文学看作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看作相互依赖的整体，以世界文学的总体观点看待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把比较文学看作是能促进人们相互理解、有利于人类团结进步的事业”[1]。以一种开阔的研究胸怀，拓展和丰富了比较文学跨越性的范围，设想了理想的比较文学前景。并指出了比较文学中存在着狭隘的地方主义、沙文主义、政治干扰等问题，进而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观点，批评了法国学派忽视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文学的内在规律的倾向，进而对美国与法国学派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勾勒出更为广阔和更注意文学性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规划。艾金伯勒在危机的呼喊中提出了理想比较文学的愿景，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此外，美国学者勃洛克的论文《比较文学的新动向》可看作美国学派对论战所作的总结，一方面他肯定了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局限性：机械的研究影响和渊源、事实关系及文学作品之间所谓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使得比较文学在方法和方法论见解方面变成了一潭死水，致使比较文学无法从当代充满活力和富有创造性的冲动中得到裨益，从而使比较文学危机不断。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同时应用分析方法和关系方法从文本出发。勃洛克认为，危机不等于灾难，我们应该意识到危机，甚至自愿接受这一危机，从而产生一种创造的努力。在他看来“当前比较文学需要更多的是伟大的榜样，而不是抽象的方法论公式。灵活性、努力的多样性，甚至彻底的主观性都是不可缺的条件”[2]。比较文学定义的纷争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比较文学很广泛，不应该用一个明确的定义给它设限。当前比较文学应对危机的策略不应该在理论上兜圈子，而是应该付出行动，创作出优秀的实践上而非仅仅是理论上的作品，从而给广大的学生树立榜样，使他们可以更好地去研究比较文学。巴登斯贝格曾设想能通过发展比较文学来“为新的人文主义做准备”，比较文学对研究者的要求比较高，它需要研究者具备聪明的头脑、机智的态度，并拥有博大的胸怀及博学的知识，它最终会将人们引向团结、同情与爱。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比较文学应加强学科基本理论建设，争取成为比较文学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后的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中国学派。纵观国内：中国比较文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复兴以来，一直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各大高校招收比较文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数量也在增长，而在本科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大学更是不断增加，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也成为国内一级学会之一。此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实绩也日益丰富。目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经费日渐充实，建制不断拓展，学生就业前景也很好。由此看来，“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成就在美国，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将以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勃兴和理论向文学实践的复归为主要特征，那么，它的主要成就会不会在中国呢？”[3]乐黛云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将是中国比较文学的说法，或许是可以实现的。目前很多学者已经宣称自己就是中国学派，有学者的著述也阐明了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张隆溪先生曾指出，“学派往往只是一种历史的总结，一般都是文学史家在后来追认的，哪一个学派都不能靠自我标榜就可以建立，也不会因为自己宣布成立了学派就能获得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强调：“一个学派的确立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的代表性经典并因此形成了某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承认。”[4]要想获得学术界认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拿出高水平，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来，以实现所谓的中国学派。我们必须先发展完善比较文学，而后再建立一个学派。若想壮大中国比较文学，当务之急应从学校、教师、学生入手，以改善教学方式为主，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同样，培养比较文学的后继者是壮大比较文学的重中之重。黎皓智教授说过，“比较文学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学科，自我更新的周期很快。欲想改变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滞后状态，应该寄希望于青年学子。青年人的思维最活跃，如刘勰在30多岁写成了《文心雕龙》，王国维30岁出头完成了《人间词话》，鲁迅在26岁时写成《摩罗诗力说》”[5]。王向远教授认为：“中国比较文学以其开阔的胸襟与宏大的视野，超越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局限，以东西方文化融合，文化视阈与文学研究融合，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融合的方式，形成了‘跨文化诗学’这一新的学术形态与特色，也使世界比较文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6]比较文学应主张多中心、多视角来看待问题，提倡各种理论主张和视域的融合，以此来开拓思维空间。因此，各大高校应从自身的中国文化教养的实际出发，培养学生认真读书，切实思考，脚踏实地来从事研究的精神，而不是去堕入空洞的“学派”概念之中，用死板的定义禁锢发散的思维。
二各高校在建立比较文学专业的同时，还应该加强课程的更新与改革，紧跟时代的步伐
王向远教授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上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充实与更新；李伟昉教授提出了比较文学教材内容的改革与更新；王鹏教授提出了国内比较文学教材中存在的逻辑问题。学术研究需要个性，在教学的过程中教材应不断更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通过在学术研讨会上的交流，老师们可以发现问题，更新授课内容与方式，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比较文学，进而促进比较文学更好地发展。若想壮大比较文学还应当从高校入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作为一门学问学科出现。“在1929年到1931年之间，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新批评派的大师瑞恰慈（IvorArmstrongRichards）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开设了‘比较文学’课。假如不算鲁迅1911年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到的《比较文章史》，那么，这是‘比较文学’的名目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当时清华大学瞿孟生（P.D.Jomeron）老师还根据瑞恰慈的观点和讲稿写成《比较文学》一书，主要是对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7]当时，“比较文学专题”是文学专题课中很重要的一门。除吴宓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温德（R.Winter）开设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陈寅恪的“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外，还有“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翻译术”等课程。清华大学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学生，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篇》的出版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盛，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由此可见，为了使学生能够学贯中西，学校对学生知识积累和外语能力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针对比较文学界对于学科界限、学科定义等理论上的持续争论，不如暂时抛却对于这些理论的探讨，致力于教学方面的改进，多加积累学生的文学素养，钱钟书曾强调指出：“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8]而不是去争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孰优孰劣，比较文学是寻求对话，非区分孰优孰劣，非优胜劣汰。任何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发挥其专长。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指出，比较文学研究的处境是岌岌可危的，韦勒克的报告可能有些偏激。无论是注重外部实证影响的法国学派，还是注重内部美学鉴赏的美国学派，还有强调意识形态立场与“历史诗学”的苏联学派，以及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跨文化诗学，所有这些都是从某一方面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进行有益的补充，不断丰富比较文学学科的内容，改进学科的方法。“比较文学的‘危’与‘机’并存。”[9]因此，中国比较文学应该致力于实践创新而不是高谈理论，老一代的学者在学科引入之初照搬外国理论无可厚非，但如果现在再继续如此就显得盲目而无创见了。对于比较文学究竟是什么以及该怎样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论证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学界的这种争论给比较文学的学生带来了困惑，曹顺庆曾指出：“‘跨文化研究’（跨越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10]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教学中就应该突出中国文学如何把西方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自身的特质。”[11]有学者提出了第四种比较文学观：“将比较方法与比较观念分开，指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只是一种基于民族本位情绪的比较文学观念，并不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所以，我们不妨把方法问题悬置，只要是从中国当代文化出发思考问题、贴近事实，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可能会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12]事实上，无所谓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方法，只要它符合中国的实际，处于中国的语境之中，可以恰切地表达中国的文学现实，就可以为中国的经验所分享，能够成为中国的方法。我们不应该围绕着外来理论绕圈子，我们应当明白，我国的比较文学理论、诗学理论、批评理论，都是从西方整体移植过来的，那么，这样的理论首先就缺少了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中的批评术语，面对这样的理论，学生们自然会困惑难解。当前亟须开展的除了要溯本清源，理清民族文化遗产，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对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整理外，更要注重比较文学课程的建设，还学生一个明朗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课，其存在的理由就是能让学生从中受益，因此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论文、教材至关重要。比较文学专业应该集中其教学资源，并改变高校比较文学教师相对缺乏的现状。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聘用具备一定专业基础的比较文学教师，致力于培养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生的专业性是中国应对危机的策略之一。
三如今，比较文学被各个学科利用，作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区分“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以免丧失了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
有的比较文学的教授们让学生阅读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等各种学科，比较文学界“最热烈的讨论是理论，而不是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自然会很容易迷失方向，不知道“究竟该比什么，怎么比”[13]。比较思维的理念、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被人文社会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者所共同使用，其理念与方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文与社会学科中不同专业领域的共享资源。国内各高校纷纷成立比较文学专业，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学校却是打着比较文学专业的旗号设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学与文化”“西方文学与文化”等，如果是沿着这样“文化化”的路子，那么，这个学科或许真的就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比较文学可以休矣。更有甚者，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中开设大量无关文学的专业，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变成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女性主义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正如苏源熙所言：“比较文学并非是自己历史上的主人公。”[14]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个整体，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并不是要我们否定文学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是在教学的过程，是否应该强调文学的中心性，立足于文学；对于本科生是否更应该讲授比较文学的实例专题，而不是在理论上不停地绕圈子，本科时基础打得不牢，研究生阶段又如何更好地掌握比较文学这个“高级研究”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实践上的检验，一直围着理论兜圈子，又如何检验理论是否适合呢？比较文学的老师肩负重任，要想培养出优秀的比较文学学生，首先，老师应该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巴斯奈特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数人一开始做的并不是比较文学，然而他们最终都从不同的起点，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旅行到比较文学”[15]中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心理学，甚至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老师成为了比较文学专业的老师，这样各有侧重点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未必是真正的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只是打着比较文学的旗号从事着别的领域，这样肯定会使比较文学慢慢退出自己的领域，造成无所不包的泛文化现象。比较文学研究为不同领域工作的人文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比较文学的危机”确实是“危”和“机”并存，应该抓住“机”，拣选专业出身的教师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文学精神，使学生成为比较文学专业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知道分子”，在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基础上还要发挥学生们的胆识与灵活性，在人文科学研究这种主观性很强的“软性”学科中，拥有彻底的主观性，并敢于充分发挥个人的想象力，这将有益于创作出比较文学界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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