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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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1

文字与文献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改变了人类此前只能依靠口耳相传来总结人类社会经验的行为。有了文字,人类的思想交流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因而拓展了相互了解的广度和深度。甲骨文作为成熟的汉文系统,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因此,有史可考,有物可证的汉文文献的历史也可以从甲骨文算起。其后,记录汉字的载体经历了金石、简帛、纸等。当然,纸介文献携带方便,生产成本低廉,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一直延续至今。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以各种物质媒介为载体的汉文文献统称为汉籍,尤其指的中国现代以前的各类文言文献。华夏文明悠久的历史使得从古至今不断积累的汉籍数量不可胜数;华夏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使得汉籍的分布地域不断扩散,为其他民族所珍视,现已遍布五大洲,也就是说除了国内所藏或流通的汉籍之外,国外也存在着汉文文献,即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的内涵有三,第一,指我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述;第二,指域外抄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第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此外,近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除了第一类汉籍之外,其他三类汉籍都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因而称其为“再生汉籍”。根据调查,域外汉籍(含“再生汉籍”)的总量相当庞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学者全寅初教授在《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就著录了汉籍12500多种;北京大学严绍T先生整理18000多种日本所藏汉文文献,著成《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当然,当地实际所藏数量还要远大于此。

总体看来,域外汉籍在全球的分布大体集中两大地区,一是东亚汉文化圈内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二是英、法、德、俄、美、加等欧美国家。此外,就是少量分布的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

汉籍进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历史已十分悠久,且历经千年而未曾中断。武王灭商后,箕子避难朝鲜就曾携带文献入境。《旧唐书・高丽传》曰:“俗爱旧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水》、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足见汉籍在朝鲜流布之广,影响之深。三世纪时,百济学者王仁携带汉籍进入日本。九世纪时,日本学者藤原佐世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共收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计17209卷,可见其时传入日本汉籍数目之大。《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载“锡光为交趾,任延为九真太守……建立学校,导之经义”。可见三国时已有儒家典籍在越南传播。而且这些国家或陆地相连,或隔海相望,汉籍的传播路线并不复杂。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2

中国首部“一带一路”学术专著

今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被称为“中国首部‘一带一路’学术专著”。该书由上海市委党校发展研究院邹磊主编。全书以“导论”为主要提纲,分为第一章“地缘、贸易与信仰: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再思考”;第二章“新旧之间:理解中国与中东的‘现代丝绸之路’”;第三章“经略海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谋划”;第四章“点面结合: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推进举措”;第五章“任重道远: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风险与因应”。

从理论研究的视角说,本书首先将“一带一路”与古代的丝绸之路进行了比较,又与中国―――中东“现代丝绸之路”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诸多需要深入思考的“一带一路”的历史、战略、举措问题:如何理解新时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性、时代性和战略性,尤其是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谋划的重大意义。“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性,在于通过“一带一路”进一步推动西部开发与向西开放,长远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理想愿景是,扭转长期以来经济重心沿海化、东西部发展和海陆开放严重失衡的现状,实现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海陆地缘平衡,构筑东西互济、海陆统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中国国内市场和亚欧大市场的协同联动,建立起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等、共享、共赢的新型经济循环。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主题图书巅峰之作

从公元前2世纪张骞西域凿空到公元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漫长岁月里,穿越广袤的草原、沙漠和海洋,欧亚之间长期活跃着一条以丝绸贸易而得名、由不同货物、原料、港口、城市、驿站、思想、文化、宗教和民族结成的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信仰之路,在近代西方兴起之前,这曾是全球最重要的地缘经济组合和宗教文化纽带。

关于“丝绸之路”,历来是图书出版的重要题材,笔者曾看到有关“丝绸之路”的好几种图书,其中有历史类的、也有文学类的;著作者既有国内的历史学家,也有国外的汉学家。去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被称为“学界公认的研究丝绸之路的权威之作”―――刘迎胜所著的《丝绸之路》。在有关此书的推广宣传中,有的评论这本《丝绸之路》为“丝绸之路主题图书巅峰之作!曾强势入围2014‘中国好书’榜单!”的确,为完成《丝绸之路》这本学术著作的写作,作者曾三次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与“游牧/阿勒泰丝绸之路”这些实地考察,积累了丰富、直观的第一手历史材料。

《丝绸之路》分为两卷,上卷为“草原丝绸之路”,下卷为“海上丝绸之路”。在上卷“草原丝绸之路”中,作者介绍了草原丝路的肇端,丝织业的产生原因,草原丝路上的原始文化,波斯帝国和马背上的帝国―――匈奴历史,以及草原丝路东西贯通由来过程,草原丝路沿线民族大迁移、融合,胡汉时代的科技文化的交流,西亚宗教如摩尼教、祆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华的情况,还有成吉思汗时代、明清时代民族文化和宗教的交流。在下卷“海上丝绸之路”中,分为“海上丝路的黎明”“印度洋上的丝路”“空前的中外文化交流”“马可・波罗时代”“海上丝路的鼎盛时代”“欧洲人东来”这样几个问题,读者可以看到中国最初的造船业、航海术,早期中印文化交流情况,外来的番货、作物和宗教进入中国这些历史知识,重温了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外文化、贸易的交流,以及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过程,了解了欧洲殖民主义对东方的扩张,以及东西方欧学和汉学的交流……

《丝绸之路》全书以时间为经,以文明交流为纬,全面系统阐述了两条丝绸之路的发端、发展过程,详细介绍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民族、文明类型及其相互交流的历史状况,展示了数千年来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文明碰撞与融合的宏大历史场景,分析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

富有新意的《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

近十多年来,随着安伽、史君等粟特首领墓葬在中原出土和大量汉文墓志的新刊,来华粟特人及其历史文化成为丝绸之路研究中的热点。去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作者荣新江所著的《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一书。

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丝绸之路的繁华往昔,大唐与西域的文明交织,是后人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更是无数历史想象的渊薮。翻阅《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作者在第一编“粟特人的迁徙与聚落”中,考察了粟特人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生活、流寓、迁徙情况;第二编“粟特商队与祆祠”,对历史界关于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粟特队商首领等争论问题进行了辨析,厘清了一些历史脉络;第三编“入华粟特人的多元文化”中,这粟特人的多元文化主要体现在墓葬物品、石棺屏风的图像、壁画上的菩萨联珠纹、壁画上的胡风(猎豹、杂服)等文化形式中。在写作此书中,作者立足本土,兼具国际视野,在掌握的尽可能丰富的史料特别是墓志资料的基础上,力图以陈寅恪所倡导的历史研究的“通识”方法,对前所不详的粟特文明,做出了富有新意的探索。

颠覆历史认知的《游牧民的世界史》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3

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理应得到重视。“比较文学”是指对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最初是为反对孤立地研究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而出现的,因此研究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自然就成为最早出现的比较文学类型,继影响研究之后出现的另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类型是“平行研究”。它克服了影响研究的局限,打破了“二元”关系的限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季羡林指出:“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要与国外进行比较研究,还要与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学交流的最重要手段是翻译。比较文学不是简单的跨国文学的比较,而是不同民族和族群文学之间的跨语言比较,也就是跨文化对话。跨文化和跨语言的语义转换,更多是一种持续不断、代代接力的解读和翻译实践活动。比较文学离不开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同样也离不开比较文学研究。因此,离开比较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无法深入开展本民族文学个性价值和社会意义探索。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的基础,比较文学打破民族文学狭隘的范畴,使民族文学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史学研究,而非是纯粹的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诞生于上个世纪末,而译介学的产生则晚得多,大约起始于本世纪的三十年代。而真正取得重要的地位,则已经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了。比较文学意识始终深藏于文学翻译和跨民族文学借鉴活动中,深藏于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跨民族的文学比较和批评中。我们更多地注意蒙古文学所接受的汉族文学影响的考证和研究,而很少去探讨游牧民族文学传统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很少讨论蒙古文学在接受外来文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特征。翻译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的这一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比较文学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趋势,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中心论”的破灭和东西(包括中西)比较文学的崛起。

一、文化接受视阈中的蒙古族翻译文学

文学史是作家、著作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史,既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艺术接受活动是调节欣赏者整个审美经验对作品的“空白”结构中以想象性补充、充实的过程,是一种融注了欣赏者感知、想象、理解、感悟等多种心理因素的一种艺术形象再创造活动。文学接受史其实就是打破以往那种以作品为主要固定视角,从读者接受视角重新解读文学。接受是研究的前提条件,而研究是接受的继续与深化。接受理论是研究接受成果的理论。每个读者的天资、经历和修养的不同,作品就会对每个人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因此,文学的历史就不仅是作家和作品史,而是作品的效果史。

读者既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又是一种历史的能动创造力量,文学活动中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维,而是居于整个文学活动的中心,是文学审美价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读者艺术接受过程是一个融理入情、情理统一的过程,是在这种情理交融过程中完成对文本意义的探究。文学接受离不开当时文化语境,有什么样的文化语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接受。文化语境的变迁影响文学接受活动。文化语境是指表现艺术萌芽发展的特殊时期种种思想活动普遍性的思想审美趣味与艺术活动等。文化环境为文学接受创造了条件,文学接受深化和促进文化环境。历史发展决定着文化形式的变迁,文化变迁成为文化影响的发生及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即接受外在文化中起到决定性因素。

即使翻译文学存在的文化语境与接受主体改变,原著的内容信息也不会改变。读者欣赏蒙古翻译文学的同时也把它当作文学研究对象。因为读者把翻译文学与本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不仅从中提取营养,还能了解认识到民族文明、民俗习惯、审美意识、思维特征、哲学、道德、生活境况等,从而增加民族间的理解,促进文化交流。

文学的本质在于它具有审美价值。文学欣赏不仅是审美活动,又是特殊的艺术创造活动。读者的鉴赏活动就是将自己置于艺术家的位置,在心中再造那个表现品,这是一种与艺术家的创造性直觉达成一致的活动。叙述主体与接受者的关系除了表意手段和表意内容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对话关系。鲁迅最先提出创作与读者的关系。文学阅读过程是一个“暗隐的读者”引导下发挥能动作用的过程。这也是说“暗隐的读者”的现实化过程,是一个实际的读者在文本控制下创造性的选择过程。所以接受美学是以读者为核心的文学观。艺术(包括戏剧)就是要传递和交流人类的共同经验和感受,而这依赖于艺术家和接受者之间形成的共同感。“可接受性”是接受者对放送者潜在的接受价值的判断,具有复杂多变的歧义性。

文学接受活动是建立在读者的阅读、阐释与审美再创造的基础上的。译作对他文化的他族而言是跨文化文学接受。他民族读者阅读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的作品接受影响是文学交流最重要的关键。因为文学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所以对各民族间任何文学交流对交流的主体来说,还是对交流关系的接受者来说,不仅都是文化积淀,还是文学交流的必然前提条件。文学鉴赏是文学批评的基础,文学批评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认为:“批评不是感知的情感,而是情感的感知”。译作的影响是从读者所得到的审美接受与其他文学创作活动中产生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读者读中国现代文学蒙古语译介之后获得的审美接受是指满足接受主体精神所需,给予他们情感震撼与教育娱乐作用。从译作中获得什么样的审美感受源于主体。文学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所以民族间任何文学交流对交流的主体来说,通过文化积淀文学才能进行文化交流。所以文化积淀是文学交流的必然过程,也是文学交流的必然前提和条件。接受和批判研究翻译文学是民族间文化交流的表现。通过翻译能够开展民族间文学交流并能产生民族间文学影响,从而文学之间比较研究也能得到发展。跨文化研究,特别是西方、东方、自我与他族不同性质的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从危机到转变阶段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历史性重大转折。接受研究是接受历史语境、现实语境、文化语境研究。接受者接受他族文化接受的本质是译作的接受。接受者接受的是文化通过积淀的译作。解读过程就只能是一个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过程,一个作者去无限接近文本原意的过程。萨特认为:“创作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

在作家完成创作活动后,文学活动就进入到作品的传播、消费和接受阶段。艺术鉴赏就是精神产品的消费过程。文学消费则是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印刷、出版等传播媒介得到广泛运用的条件下,在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以来,人们对它的消费、阅读和欣赏。蒙古族翻译史是蒙古民族认识其他民族文化艺术,吸收其营养并被他影响的历史。蒙古文学对他民族文学的接受和改编,不仅仅是被动地浅薄地接受,而是根据自己的民族审美情趣和文学传统来进行文化选择和协调整合的过程。文学接受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文化语境。接受史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以各时期接受者对该作品的审美反映、理性思考进行创造性借用为主要研究,探究审美观、价值观的发展变化及其深层原因。

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蒙古语译介的必要性

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文学译介到其他民族中间,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同时,以他人的眼光认识自己,借此提高自己的文化。不同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活动是永远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没有外来影响的单纯文学是不存在的。文学交流不是单向、直接、简单、普通的交流活动,而是具有明确的目的与倾向。

因为文学交流不单只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提高自我的交流。所以,民族文学交流永远是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中继续存在。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因素,民族文化心理永远是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因此,把他族文学唯独放在本民族文化环境中,以本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来研究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蒙汉文学交流史的跨文化特性,为蒙汉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蒙汉对话范式的建立和区分,实际上包含着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所以比较文学不管研究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还是研究各国、各民族间任何能够比较的文学问题,将蒙汉文学置于文化交流进程中,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进行比较,对认识民族文学本质特征,乃至认识文学本质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研究当代蒙汉文学交流,对蒙古族翻译文学史研究、民族文学关系史研究都有重要价值。该领域的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课题,理应成为当今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将蒙古族翻译文学当成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着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影响,梳理基本脉络,勾勒其发展轨迹,是目前急需着手开展的课题。该研究与蒙古族现当代翻译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比较文学研究、蒙古族文学理论批评都有密切的关系。

蒙汉文学比较研究从主题学、媒介学、形象学、比较诗学到文学思潮和文学活动的比较,已积累十分丰富的资源。比较文学的基本宗旨是促进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影响研究则是进一步探讨被接受的“异域”文学的影响,即侧重对域外文学的借鉴、模仿,以及素材源泉等事实联系的梳理,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上。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4

关键词:梁启超;历史观;影响因素

梁启超是二十世纪初新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以其历史思想的独特性,奠定了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基础,使中国的历史学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因此研究梁启超的历史观与影响其形成的各个因素对于了解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的基本情况意义重大。

一、梁启超的历史观

梁启超批判封建旧史学为帝王“作谱牒”的传统,认为其不能究民族国家盛衰存亡之理,主张新史学应以“民统”代替“君统”,以促进民族精神的振兴,主张“三世六别”的进化论历史形态观,提出智力因素和英雄在历史创造中的特殊作用,看到了地理环境对文明生成的作用。梁的历史观在当时是变革和改造旧史学的先进武器,又是营造新史学理论的支柱。那么影响其历史观形成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本文将从多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影响梁启超历史观形成的因素

(一)家学渊源

梁启超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祖父梁维清是新会县教谕(相当于今教育局长);父亲梁宝瑛是乡间私塾先生,母亲虽不是名门闺秀但却知书达理,是梁启超的启蒙教师,浓厚的文化气息使得梁启超“自幼熟读儒家经史典籍,国学根柢甚深”。他四五岁就在祖父及母膝下受《四书》、《诗经》,其“学问根柢,立身藩篱,一铢一黍”,皆得之于家传。除经学之外,梁家对史学也很重视,“每日刻以《史记》、《纲鉴易知录》”。梁启超成人之后,“《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而《汉书》《古文辞类纂》《语》《书目答问》等书也已熟读。家学渊源对梁启超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梁启超的家乡在新会的南端,距其十里远的崖山是南宋抗元英雄陆秀夫、张士杰奋战到底、蹈海自尽之处,他们的动人事迹代代相传,梁的祖父时常为儿孙们讲述南宋遗事,民族兴亡感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很早就影响到了梁启超,这使得他的史学思想里总有探究民族振兴的因素。

(二)师承交流

1890年梁启超开始受学于康有为,次年入学康的万木草堂。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活为梁启超打下了一生治学与事业的基础。康有为学识渊博,重视史学、实学、经学和西学,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教给了梁启超进步的学术思想和比较科学的治学方法,培养了其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梁启超的“三世六别”的进化论历史形态观就是在康有为的“三世说”的基础上提出的。此外,梁启超与同时代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视历史。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史学,历朝历代都修史、修志,古人以史为鉴,用历史指导实践。梁启超所受的传统教育使他受古代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很深,这点从梁启超的史学著作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此外,梁启超身边的学术氛围十分浓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日本他都有一大批志同道合并能与时代同步的学术朋友,如韩文举、蒋智由、章太炎、严复、黄遵宪等,他们对梁启超的学术观点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中西方的交流

“三世六别”进化论历史形态观的提出除了以康有为的“三世说”为基础之外,还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人文科学,其功能在“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进化论的思想由西方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知识分子们逐渐认识到了中西方的差距,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史学和经济学。梁启超认识康有为之前,入京会试落第途经上海的时候,读了《瀛环志略》和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方书籍之后,就不由得“心好之”,激发了对西方文化最初的兴趣。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努力学习语言,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书籍。因此中西方的交流对梁启超历史观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四)政治理想

梁启超在中国积极地倡导君主立宪,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与国家思想,建立了中国式的近代国家理论。西方的民主政治使他看到了国民的重要性,这与中国一家一姓之国的封建传统历史截然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历史就像是一部政治史,服务对象是帝王将相和士大夫,梁启超对旧史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抨击,说它迷恋权力,“死人本位”,传播范围狭窄,只为贵族服务。他重新界定了史学的性质,认为史学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的学问”,史学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他提出新史学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国民,这就受他一直鼓吹的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了,政治理想对其历史观的影响可见一斑。

(五)时代背景

梁启超的政治理想影响了他的历史观,而当时的时代背景又影响到了他的政治理想,要想进一步的把握梁启超的历史观,还要追溯到社会大环境中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状况下,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最后,国家内部混乱不堪,外部又有西方列强的侵略,一系列的民族自救运动业已失败,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急需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提出了英雄史观,其定义的英雄是“以己身为牺牲,以图人民利益者”,在当时,社会的变革和民族的救亡图存都离不开英雄人物的的奋勇现身。此外,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也使得知识分子们对其完全失去信心,梁启超否定旧史学为帝王作传的传统,也是对统治阶级的否定和示威。

(六)学科交叉方面

梁启超还看到了地理环境对文明生成的作用,他引用了欧洲学者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通过对中美地理环境的比较来说明地理对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虽然有些片面,但还是有很多的合理成分在内的,这种学科交叉的影响对历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学渊源,康有为的史学思想以及学术间的互动,对西方进化论的吸收,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治理想,内忧外患急需变革的时代背景,地理与历史的学科交叉都是梁启超的历史观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 吴廷嘉、沈大德:《梁启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

[2] 荣挺进、滕新才:《梁启超讲历史上、下》,新华出版社2005年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

[4] 杨念群:《孙中山梁启超历史观比较论》,《近代史研究》1988年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5

当学界目光着重投向中国历史货币的钱币学层面,对历史货币中外关系也常着眼于传统的西北丝绸之路时,笔者偶然涉及历史货币,确立了“中国地方历史货币外来因素”的学术方向,从而有幸以不同视角观察世界历史货币文化。

一、试读乾隆宝藏学术价值

本文试图从外来因素角度解读中国地方历史货币,探寻乾隆宝藏诞生蕴含的学术价值。

(一)地方与中央币制统一的里程碑

清代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央政府在颁行的“乾隆宝藏”银钱引发地方与中央币制互动。世所公认,地方货币从正式造币就是中国货币的一部分。历史铁证驳斥了民族分裂分子声称有自己独立货币的谬论。

(二)东西方货币文化交汇与形制一统的滥觞:

本文初次把地方历史货币与世界历史货币文化相联系,固专以绝大篇幅揭示东西方货币文化的历史命运。

金属币是人类使用最久流传最广的货币形式。就货币载体、钱币的形制而言,世界历史货币分为东西方两大体系。今天仍在使用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硬币的形制,均脱胎于以打制工艺制造、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货币体系。以浇铸为造币工艺、中国为主体的东方货币体系,在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下改用西方造币工艺,导致了世界货币的形制最终走向一统。

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世界货币的历史进入了新时代,即从之前东西方货币文化的交融转变为交汇与形制一统。

通往南亚次大陆的西南丝绸之路,无疑是历史上沟通中国与世界的另一条重要通道。由于南亚次大陆兼具陆路与海上双重地理优势,因此决定了它不仅在早期欧亚间交流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更在于当欧洲人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行与东方中国为主的新的世界贸易时,还起到了难得的历史作用,使一向与南亚货币既具历史渊源又联系紧密的地方货币有可能成为促成东西方货币文化关系发生质变的媒介之一。

乾隆宝藏是地理大发现以来中国中央政府首次正式采用西方造币工艺制造行用的地方官钱,而且开创了以西方工艺制造的宝藏系列官钱;又因其所处不同以往的历史时代,流经的白银已经属于美洲白银主导的世界货币循环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诞生就成为东西方货币文化交汇与形制一统的滥觞。

已经处于世界货币文化新时代的乾隆宝藏,开启了东西方货币文化交汇与形制一统的历史进程,及至清代晚期和民国年间,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形制的变化已不是简单的制钱(即铜钱)被机制币所替代,而是东方货币文化的浇铸工艺退出历史,全面展开了与以打制工艺为代表的西方货币文化的对接,世界货币文化最终实现了形制趋向一统的历史转型。中国若要融入国际大家庭,货币的形制必定要与世界接轨。

东西方两大货币文化的历史命运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全球化历史趋势的必然和保障。

二、相关问题

(一)东西方两大货币文化的历史命运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全球化历史大趋势的必然和保障,其中重要因素包括:欧洲发现美洲,洲际贸易空前扩大,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中国被迫融入世界。

(二)东西方货币文化从交融到交汇与形制一统

1、交融:从古代到欧洲发现美洲前。东西方货币文化各自独立并行发展,相互间仅限于不触及文化主体的互动――交融,丰富多姿的丝绸之路货币为其表现。

2、交汇与形制一统:从1492年地理大发现到1933年民国政府“废两改元”。美洲白银开创了世界货币历史新时代,东西方货币文化从各自独立转为交汇与形制一统,而东方货币文化主体的中国开始改用西方打制技术造币。与此同时,浇铸造币工艺自然退出历史。它发端于乾隆宝藏诞生,结束于中国铜钱、银锭退出流通。④以浇铸工艺退出历史为标志,东西方货币文化交汇与形制一统的历史转型最终完成。乾隆宝藏诞生是东西方货币文化交汇与形制一统的历史交汇点,即东方货币文化的浇铸造币工艺开始退出的历史坐标。

(三)乾隆宝藏与东西方货币文化交汇与形制一统的关系及理由

1、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起,欧洲人逐渐成为新世界的主宰。他们携带美洲白银,展开了以中国、印度为主要对象的全球贸易。他们还进行海外殖民掠夺,贩卖奴隶,占有了更多的世界资源与劳动力。

2、因美洲白银大量涌入,晚明以来中国内地白银货币地位大为提高,也使流向的白银货币大增[向不产银,但素有用银传统,货币(银锭)历来以赏赐、商贸等方式或因宗教、军政等事务而自内地输入],乃至影响波及极为偏远的尼泊尔。尼泊尔和都超乎以往地迫切需要货币(迫切程度大大出乎世人所料)。尼泊尔从印度莫卧儿皇帝处取得铸币权,于1560年开始造币。从那时起,尼泊尔与保持了一场长达两百余年的不平等货币贸易(尼泊尔以银钱套购银锭的钱银交易)。这导致了来自内地的白银长期大量外泄,甚至最终引发廓尔喀侵藏。乾隆宝藏是在战事平定之后为杜绝尼币侵藏而于1793年颁行的,而从此才正式有了自己制造的货币。

乾隆宝藏的诞生与当时世界经贸大背景紧密相关,流经的白银已经属于美洲白银主导的世界货币循环的组成部分。

3、乾隆宝藏是地理大发现以来中国中央政府首次正式采用西方造币工艺制造行用的地方官钱,并且开创了以西方工艺造币的系列官钱――宝藏币。它们是东西方货币文化交汇与形制一统的早期表现,出现在特定边远地区,以手工打制技术造币。及至清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以西方造币技术取代传统浇铸工艺造币的大规模造币转型,乃是这种变革的集中体现和高峰。这是东西方货币文化交汇与形制一统晚期,逐渐全面采用机制造币技术造币是其主要特点。

汉代西域于阗古国虽然隶属汉廷,其货币汉二体钱(和阗马钱)也采用西方打制技术,但因其处于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历史时代,那时东西方货币文化的互动关系仅限于交融,与乾隆宝藏不可同日而语。它们恰好成为不同时代的代表。

4、在清代初期的新疆,叶尔羌、准噶尔蒙古汗国发行了区域性货币。它们虽已处于地理大发现以后,也以西方技术造币,但是这些区域性货币既与旧时该地区蒙古汗国货币相承,又均为西方货币文化体系中伊斯兰货币文化影响的余脉,且因时过境迁,西北通道早已失却了往日丝绸之路国际影响的风华,因此它们不过是以往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遗绪。此外,这些地方政权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其货币不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地方官钱(浇铸工艺向来与中央及其地方官钱铸造相伴随);而乾隆二十四年(1759)朝廷在新疆地方开铸的乾隆通宝等红铜官钱,仍以浇铸工艺铸造。各种因素显示,该地区相关货币的历史作用显然与乾隆宝藏不同。

综上所述,我们断定乾隆宝藏的诞生与东西方货币文化的历史命运有重要关系,并且是东西方货币文化交汇与形制一统的滥觞。

(四)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确立了欧美的世界主导地位,也决定了西方货币文化的打制技术成为新的世界造币技术的必然选择。古代西方造币以手工为主,工业革命以来转用机械制造。西方打制技术比东方浇铸技术更便于货币的工业生产。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6

关键词:文化交流;历史;反向影响

会出现日本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的情况与中国向日本学习近代经验的情况可以从两次重要的历史变革进行了解。分别是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这两次变革是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方向转变的主要因素。大化改新是日本在唐朝吸收了我国先进文化理念后,从而建立具有其特色的封建制度;明治维新则是日本在吸收了西方先进经验之后,迈进资本主义强国的契机。而这两次变革,则是本文需要围绕的主心骨。

一 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从春秋时期诞生了儒家思想之后,中国就一直将儒家思想奉为治国治家之道,并且在秦朝的时候,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因此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纷纷向中国朝贡,以此获得学习先进的文化理念的机会。而日本也是其中之一,在这种影响下,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的改革,也就是大化改新。日本进行大化改新是在公元645年,从而建立了天皇制度。并且在建立了新政权后的一段时间,将从中国归来的一些有志之士封为了国博士或是政治顾问,这是完全效仿于当时的中国,而又有自我特色的一次改革。该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致力于对日本国内的改革,并没有向国外发展侵略的一次变革。

大化改新是开启了日本向世界迈进的一个敲门砖,虽然日本在通过大化改新建立了新的政权,但是在对于外交上,就完全像是初生婴儿一般毫无建树。因此,在中国隋朝灭亡之后,唐朝在先人的基础上,国力更加的强大。而日本也在公元630年,派出了第一批的“留唐使者”,并且在其后的260多年间,日本曾多次的派遣使者来华取经。这不仅是在外交上扩大了与中国的交流,也扩大了文化交流。

根据日本来中国派遣使者的目的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630~702年,在一阶段日本受到了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大化改新,建立了天皇制度,但是在通过白村江的战役之后,了解到了自身国力的不足,因此积极的改善本国与中国唐朝之间的关系,对内进行中央集权的建设,对外加强外交的政策;第二阶段是在公元717~778年,该阶段是日本与中国唐朝最为繁荣和平的一个阶段,而日本也乘着该阶段的和平,大量的吸收中国唐朝文化,双方之间相互交流文化;第三个阶段是公元779~894年,由于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吸收了大量的唐朝文化,日本也慢慢的建立起来属于自己的国内文化。

二 历史上中日对外界文化的吸收对比

在经过了岁月的变迁,中国和日本都受到了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慢慢的在朝近代化进程前进。但是当时腐败的清政府的世界观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华夷观念,还沉醉在天朝大国的幻想中。因此不仅导致了中国的国力下降,连对外交流的能力也慢慢的淡化了。而当时的日本也是处在幕府的后期,接受到了来自于派遣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所提出的思想,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深深的感到自身的弱小,在该种情况下,日本又发动了一次改革,该次改革是完全的近代化改革,彻底的将日本晋升成为了亚洲强国。明治维新是将幕府的毒瘤彻底的拔除,在根本上建立的一种改革制度。

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留学日本之后了解到了改革的重要性,回国后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的帮助下虽然发动了一次百日维新,但是其骨子里还是存在着自傲的负面因子,联合的都是大财主大资本家,完全没有融入到社会群众中。并且只是在原本的清朝教条制度上稍作修改,所以导致了该次改革的失败。但是中国在这次变法中虽然失败了,但是改革的因子已经慢慢的深入到了一些有志之士的骨血中。

三 历史上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反向影响

如果说在唐朝时期,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那么随着历史的变迁,在清朝末期,就是中国向日本学习先进的文化经验。在上文也有所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跃然成为恶劣亚洲强国。而中国在此时,也迫切需要思想近代化,开始学习在古代时,日本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一样,派遣“遣日使”以及大量的留学生。但是当时的中国缺乏像日本的灵活性,因此在吸收知识,从而进入近代化的时间比日本要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①日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比中国要早十年;②成立国立大学的时间比中国早了25年;③货币的制度比中国早了64年。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一种逆转的态势,由中国向日本进行学习,根据有关文献可以了解到,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存在着古代自民族中心主义。其主要有四种特征:①从自身的民族标准来判断其他民族;②拥有优于他族的信念;③对他族一无所知;④对他族抱持着敌意。

文化与历史本就是影响着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和历史也必将要被一个国家所继承和传承。日本文化之所以会在近代时期对中国造成反向影响,使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一个逆转,主要是一个国家对于自身以及对于他国的认识不够。只有正确的对两国的历史进行记忆和了解,才能够帮助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朝发展的角度,才能够真正实现文化交流的意义。综上所述,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历史文化,指导着现阶段的我们要谨记历史教训,认清自己与他人,在吸收外来文化信息的同时,肯定自己肯定他人,才能够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的传承与发扬。

参考文献

[1] 刘银红.隋唐时期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J].图书与情报.2009 08(03) 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