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学范文1
（一）信息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信息经济学是对经济活动中信息因素及其影响进行经济分析的经济学，也是对信息及其技术与产业所改变的经济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它的产生与其他经济学一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令人瞩目的信息革命开辟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是信息技术巨大发展及其对生产力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必然结果。信息经济学正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所处的时代具有下述主要特征：
1.信息、知识、智力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2.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日益成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
3.信息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增大。
4.社会经济生活分散化、多样化、小规模化、非群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二）信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信息经济学的历史不算长，从它在20世纪60年代初正式被提出算起，至今只有40年左右的时间，还不到整个经济学发展历史的1/6。
信息经济学有它的“史前”期。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H.Knight)，就已把信息与市场竞争、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风险联系起来，认识到企业为了获取完备的信息必须进行投入的重要性。他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发现了“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注意到各种组织都参与信息活动且有大量投资用于信息活动。
但是，信息经济学一词的提出则是在同一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J.Marschak)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讨论了信息的获得使概率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的分布有差别的问题。以后他又研究了最优信息系统的评价和选择问题。（注：研究这一问题的还有日本学者宫译。）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J.Stigler)（注：他是198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于1961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著名论文，研究了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他提出信息搜寻理论，后来还在1977年指明，应当用不完全信息假设来替代有完全信息的假设，以修正传统的市场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克卢普(F.Machlup)把知识生产的理论研究与其统计调查结合起来，于1962年出版了一本专著《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该书于1966年被译成俄文，1967年出了第3版，1968年又被译成日文，至70年代还先后被译成法、德、意以及西班牙语。（注：该书在我国也即将被译成中文出版。）书内提出知识产业与知识职业问题，并对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生产进行了统计测定。（注：据他测算，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在知识产业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1%。）在美国国内对该书的引用与评论延续了10多年，甚至有学者认为知识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传统的经济及其经济学。1980年至1983年，马克卢普又扩展上述专著，并对美国知识产业的统计测定进行更新，陆续发表《知识：它的生产、分配和经济意义》多卷本著作，其中第一卷为《知识与知识生产》。
从6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出现起，到8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被公认止，这是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对信息的经济学分析或对经济理论中信息的分析，还是对信息经济的研究，在这一时期都有长足的发展。
就前一方面的分析而言，不少经济学家在考察作为经济行为变量的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完备性以及需要支付成本等因素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信息的非对称性对市场运行的影响，导出了种种理论。如阿克洛夫(G.Akerlof)（注：阿克洛夫同斯彭斯、施蒂格利兹一起因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荣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70年提出的“柠檬”（即二手货）理论、斯彭斯(M.Spence)在1973年提出的“信号”理论、赫什雷佛(J.Hirshleifer)在1971年提出的“信息市场”理论、格罗斯曼(S.J.Grossman)和施蒂格利兹(J.E.Stigliz)在1976-1980年提出和补充的市场信息效率与市场效率的“悖论”等等。其中，阿罗(K.J.Arrow)（注：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维克里(W.Vickrey)和莫里斯(J.Mirrlees)（注：两人因从事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研究而同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信息经济理论的贡献也很突出。阿罗把信息同经济行为、经济分析、风险转移联系起来，对信息的特性、成本以及信息在经济中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并于1984年出版了《信息经济学》论文集。[1]维克里在所得税和投标、喊价的研究中解决了在信息分布不对称条件下使掌握较多信息者有效地运用其信息以获取利益并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莫里斯则在维克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委托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
就后一方面即信息经济的研究而言，波拉特(M.V.Porat)在马克卢普对知识产业研究的基础上于1977年完成了《信息经济》(The Information Economy)9卷本内部报告。其中第一卷是他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方法的总结。他把产业分成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第二信息部门（政府和企业的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通过产出与就业两个方面，运用投入产出技术，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注：据他测算，1967年美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在信息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就业人数的45%，而该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则占全国劳动者总收入的55%。）这种方法不仅引起美国商务部的 重视，而且于1981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采纳，用来测算其成员国的信息经济的发展程度。霍肯(P.Hawken)在1983年出版的《下一代经济》一书中对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所含的信息成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即“信息与物质比”作了探索性研究，他认为企业的信息经济就是其产品的“信息与物质比”高的经济。除美国学者外，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增田米二等人也研究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问题。增田米二还认为信息经济学就是研究信息产业及其发展规律的，它是超出传统经济学范围的新经济学。[2]
尽管上述时期不同经济学家的著述从不同角度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不同问题，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和表述也很不一致，但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的地位终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到了公认。例如，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信息经济学和政策》(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国际性学术杂志创刊。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信息经济学教材，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兰伯顿(D.M.Lamberton)于1984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的出现》、《信息经济学与组织》等，系统地介绍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它的影响的扩大，信息经济学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中，信息经济学又有了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如生产力要素理论、边际效益递减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企业治理理论、经济周期性理论等等，不断受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审视，并得以修正和完善；有关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的研究，国际信息贸易与其相关的投资、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以及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急剧增长，并使信息经济学的结构，即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的比重、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比重，发生了应用的、宏观的信息经济学份额迅速扩大的重大变化。
（三）信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国外相比大约晚了20多年。最早是从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研究信息与经济信息等问题起步的。198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安排了《经济信息合理组织及其效益问题研究》，同时国家经济信息系统“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中也安排了《信息经济学及其软件系统》的课题。这两个课题都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3,4,5]1987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信息理论研讨会”、“全国信息经济理论研讨会”，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和进行了组织准备。1989年8月8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同时举行了全国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
在90年代，中国信息经济学会领导了一系列全国性学术活动，对信息经济学各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其主题就有信息系统建设的经济问题[6]、信息产业发展问题、信息市场培育与管理问题、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问题、信息革命对经济与管理的影响问题、信息经济及其管理问题、网络经济及其对经济理论的影响问题，以及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关系问题等等。中国信息经济学会还组织了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如1992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赴美国考察访问，同美国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取得了联系，为后续的合作创造了条件[7]。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团结了一批有志于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包括在高等院校讲授信息经济学的老师和学习信息经济学的学生，推动了许多高等院校信息经济、信息管理的院系建设，促进了各种信息经济学著作与教材的写作和出版。1996年在中国的应用经济学的专业目录中单独列示和介绍了“信息经济学”这一学科。[8]
近五、六年来，信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三个特点：第一，从信息系统经济问题的研究扩展到信息网络经济问题的研究；第二，从应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理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第三，从单一的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的研究扩展到全方位的多样化的信息经济问题的研究。
二 信息经济学的内容
从信息经济学发展历史出发，结合全球信息化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来确定信息经济学实践研究的具体内容，把它加以归纳和系统化，这比脱离历史与现实，从事“规范研究”，抽象地议论信息经济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要更为科学和更贴近生活。当然，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史还会延续下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信息经济学的内容也将随之扩展和细化。但迄今为止，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完全可由以下三大方面的内容来构筑（注：本文未涉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云，而且还由于现代科学发展已使学科的划分较难用特定的研究对象作标准，边缘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学科之兴起，导致不同学科同时研究相同的对象，只是所用的研究方法各异而已。）
（一）信息的经济研究
1.信息的费用与效用问题
信息与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一样，可以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于生产过程。信息又与劳动产品或服务一样，可以作为产出，满足生产消费或生活消费的需要。信息还可以成为商品，但它是一种特殊商品。与一般商品不同，信息是不可分割的和可以重复使用的。作为商品的信息有使用价值、价值、成本、价格。但信息商品的供求有其固有的特点，供给不仅决定于生产，还与传播有关，需求在满足过程中会诱发新的需求。同时信息商品的成本往往不以该商品的使用程度为转移，而信息商品的价格也有特殊的形成规律，它的高低不仅受成本的影响，而且还与信息商品的效用大小相关。总之，信息商品不同于物质商品的特性，是信息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2.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问题
信息是宝贵的资源，被称为软资源，其作用在于改进管理和决策，使物质和能量之类的硬资源得以更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只是信息本身的集合，后者还扩展到与信息相联系的人财物等资源要素。社会越发展，越需要对信息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和科学的管理。在分配中，要做到在恰当的时候向恰当的对象提供恰当的信息。在管理中，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节约与效率的关系，达到信息共享、支持决策的目的。
3.信息系统或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问题
信息系统、信息网络都是信息资源的组织形式，其建设与运行需要昂贵的经费支持，同时却可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们所产生的间接效益往往远大于直接效益。以尽可能少的费用建立和完善效益尽可能好的信息系统或信息网络，是必须贯彻执行的重要原则。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用于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的资金等投入日益增加，为使这种投入发挥更大的作用，亟需研究对信息系统、信息网络进行费用与效益分析的评价方法和方法论问题。从生产的观点看，信息系统、信息网络能提供信息产品或服务，而从基本建设的观点看，信息系统、信息网络也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产品。这就决定了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远比一般的信息产品的费用效益分析复杂得多，且有质的差别。
4.最优信息系统的实现问题
这里所说的信息系统，与前面作为信息资源组织形式的信息系统不同，是指信息内容的一种集合。企业家要向智囊团征求决策咨询，这时智囊团就成了企业家的信息系统。最优信息系统并不一定是信息量最大的信息集合，而是从中为取得必要信息所支付的总值减去预期成本后能得到的净值为最大的那种信息系统，即所获效用与所需费用之间的差额为最大的系统。寻找最优信息系统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信息搜寻，另一是系统选择。从信息搜寻看，由于信息分布的离散性，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差别在扩大，使信息搜集既有必要也有可能。调查是信息搜寻的一种典型方式。信息越离散，搜寻越有价值。搜寻成本与搜寻次数成反比。搜寻的预期收益等于搜寻的预期成本时的搜寻次数为最优搜寻次数。从系统选择看，在一定环境下对信息系统的某种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与选择者的决策规则、系统所处的环境状态、实际事件出现的概率都有关系，判断和比较信息系统的优劣需以收益与成本相抵后的预期效用为准。对古典的信息搜寻理论和信息系统选择理论进行应用和创新，乃是发展信息经济学的一大课题。
（二）信息经济的研究
1.信息产业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性问题
信息产业的出现是信息技术与信息的产业化的结果，它有不同于农业、非信息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特点。信息产业是为其他产业服务的特殊产业，有“第四产业”之称。信息产业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主导产业或龙头产业，而在发展中国家还只是先导产业或新的经济增长点。它的发展有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特殊规律性，如需遵循风险投资与预期市场增值规律等。它只有在具备明显的自然垄断、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经济差异性特征时，才可能对推动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对信息产业的界定、分类、结构、组织管理、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政策法规，它与非信息产业的关系，以及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都需要信息经济学作深入研究。
2.信息市场及其相关问题
信息市场的出现是信息商品化的结果。信息市场是信息商品的交换场所或交换关系的总和。它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不只是因为信息市场兼具产品（包括服务）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双重身份，更重要的是由于信息市场既是独立的有形的市场，不同于其他市场并为其他市场服务，又是寓于其他市场的无形市场，与其他市场相结合而成为其他市场的要素。信息市场寓于其他市场又高于其他市场，这个特性对金融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非实物化市场提高市场效率来说，尤为重要。随着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随着国内外信息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研究信息市场的培育、发展和管理问题，我国信息市场的逐步开放及其与全球信息市场的衔接问题，已刻不容缓。
3.信息经济的含义、测量与发展规律等问题
信息经济是相对于物质、能量型经济而言的一种后工业化经济，它是经济信息化的产物。凡是与信息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信息经济的范围。信息经济以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为物质基础，以信息产业化与产业信息化为主要特征。在这种经济中，信息活动的作用空前强化，产品内信息和知识的含量激增，信息或知识劳动者的总数与比重超过其他劳动者，信息部门占经济总量的份额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迅速增大。信息经济的规模与效率在现阶段反映一国的现代化程度和竞争力强弱。对信息经济的规模有多种测量方法，其规模要适度，需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物质产品的现实规模相适应。在研究我国信息经济问题的同时，还需研究国际信息经济问题，这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尤为必要。信息经济最终将发展成为信息社会的经济，对这种经济可以有种种称谓，如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等。同时，信息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可能演变为知识经济、智能经济。
4.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中的经济问题
信息基础设施是工业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它的建设与经营会遇到许多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例如，重复建设如何避免和解决，怎样缩短建设周期以减少技术进步不确定性的影响，如何筹措资金、提高投资效益、做到低收费又不亏损，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之间的衔接、协调和管理问题等等。
5.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有关问题
国民经济信息化有技术问题，但主要是经济问题，因为它意味着对企业和产业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提高其素质、生产率和竞争力。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国民经济信息化工作，多次强调要“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使“国民经济信息化的程度显著提高”。我国是在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迎来信息化新使命的，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信息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与此同时，还需要研究信息化内部不同要素、不同环节、不同方面之间种种关系问题。例如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匹配磨合问题，信息采集、加工、传递、应用之间的动态平衡问题，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家庭信息化的合理顺序问题等等。
（三）信息（或信息学）与经济（或经济学）间关系的研究
1.信息的非对称性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问题
信息与经济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经济活动产生信息并伴随着信息流转，而“信息是每一个经济的生命线”，“如果没有可靠的信息，市场就不可能很好地运转”。[9]信息的特性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尤其是信息的非对称性对市场参加者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重大的影响。人掌握了较多信息，而委托人掌握较少信息，两者之间有信息差别，双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对策时就需要有合同等社会契约。这就要解决激励相容或激励一致性的信息机制问题，既使委托人达到利益最大化的自身目的，又使人愿意接受。这种关系解决不好，就可能产生逆向选择或不利选择(adverse selection)，即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利用另一方的信息劣势来获取额外利益，还可能产生道德风险或败德行为(moral hazard)，即签约的一方利用隐蔽的信息损害另一方利益而另一方又由于不掌握对方信息而无法加以确定。这就是著名的委托理论。信息经济学通过信息机制的设计和契约制度的安排，研究市场参加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使人说实话、不偷懒，以防止交易活动中的欺诈行为，弥补市场效率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缺陷。
2.信息在稀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
在信息不充分、不完备的条件下，特别是因信息非对称而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条件下，市场机制配置社会稀缺资源的效率往往不高。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同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通常不如混合的经济体制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的效率与不同的信息结构有关。信息结构有垂直的或纵向的、水平的或横向的、纵横混合的三种不同形式。混合的信息结构又有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纵向的多于横向的，另一种是横向的多于纵向的。除这些形式外，由于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还出现了纵横交叉有结点的网络式信息结构。在一定的信息结构下，通过信息的集中或分散的最佳结合，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反映信息发挥作用的程度的信息效率是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资源配置中既要发挥价格体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重视信息因素、网络作用、 行政干预、政策法规等外来的影响。
3.信息技术的经济评价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
信息技术的选择和采用，有一个经济比较和经济评价的问题，这需要运用费用效益分析等技术经济方法。由于信息技术更新换代快，采用先进的技术往往有较大的风险，不一定是最经济的。在新的集成化信息技术不断涌现的条件下，这种经济评价就更趋复杂化。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有强大的驱动和促进作用。无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还是对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应用。当信息技术的应用与信息资源相结合时，在经济发展中，提高利用信息捕捉机遇的能力以搞活经济；提高快速反映市场需求的能力以实现敏捷生产；提高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以充分发挥智慧的作用；调整产品、企业、产业的结构，使之不断升级，并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相适应，以达到经济增长逐步优化的目的；这些必将更为明显。在研究这些实际问题时，还应研究借助信息减少技术不确定性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问题。
4.信息学与经济学的相互交叉和结合问题
无论是狭义的信息论还是广义的信息科学，日益被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信息学的原理与方法，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信息学方法是一种抽象思维与经验处理相统一的方法，它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产生了成效。尤其是其中信息模型及其识别方法，成效尤为明显。例如，它促进了经济学加强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均衡分析到非均衡分析、从微观与宏观的分析相脱节到微观与宏观的分析相沟通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经济学的原理与分析方法，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原则与费用效益分析方法，运用于信息研究，也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它加速了信息学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信息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一种跨学科的联合。信息经济学同经济信息学一样，含有信息学与经济学按不同方式相互渗透、融合的成分。
三 信息经济学的分类
（一）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按其研究的性质，可分为理论信息经济学和应用信息经济学。
理论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信息及其特性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与相互关系的影响，旨在借助信息以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包括市场的、技术的、政策的以及其他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信息与经济间关系的研究成了理论信息经济学的重点领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会起到如下几个作用：一是分析经济发展的成因，特别是信息（包括知识）作为经济中重要投入要素的作用，这种作用具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趋势；二是了解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程度以及披露方式对市场有效运转的重要作用，信息失灵必然导致市场失灵；三是加深认识，越是复杂的经济活动（如金融、环保等）越要依赖于信息，信息对这类活动的作用在增大，缺乏信息，缺乏必要的信息处理能力，都会影响这类活动的效率，甚至导向失败；四是有助于揭示信息分布的非对称性对激励机制、商业谈判、制度安排的影响，借以减少风险成本，并使管理更有效。
应用信息经济学是从研究信息产业（包括知识产业）和信息职业（包括知识职业）开始的。它主要研究信息产品（包括服务）、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以及信息化等方面的经济问题。在信息革命推动下，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应用信息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信息经济的研究成了应用信息经济学的重点领域。这种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可以认识和掌握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律，通过发展信息产业来提升和优化经济结构，以达到改造传统经济和发展新经济的目的。其次，有利于加速发展生产力，促进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早日到来，为人类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演进奠定经济基础。
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的区分是相对的。作了这样区分，并不等于说，理论信息经济学不讲应用，应用信息经济学没有理论。事实上，理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正在走进现实生活，如委托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制度设计中；应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也在不断形成各种理论。如信息产业理论、信息市场理论、信息经济理论等。信息经济学的这一分类只是说明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和问题各有不同而已，但它们的研究内容都可归结为信息及其产业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后果。
（二）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按其研究的层次或范围，还可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从微观经济学中分化、独立出来的。由于信息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中只是一个常数，以往的经济学家们把它看作像空气和阳光一样，认为信息总是充分的、完备的，得到它不需要任何成本，对它的特性和作用也缺乏认识，他们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导出了一系列经济理论的结论。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日益发达，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信息在经济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它常常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而且是有成本的，其分布还是不对称的。因此，经济学的信息假设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学原有的一些结论也需加以改变。经济学家们从信息的研究中认识到市场是有缺陷的，也会失灵。从这个意义上说，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经济学一种新的透视或分析方法。
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信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及其后果，它与理论信息经济学有重叠之处。但是，微观信息经济学还对信息进行经济学研究。由于在经济学中对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有两种不同的理解。除微观研究个量问题而宏观研究总量问题这种理解外，还有一种理解认为微观是研究企业问题的，而宏观是研究企业层次以上的国家和世界问题的。根据这种理解，在应用信息经济学中也有与企业问题相关的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所以，不能把微观信息经济学完全等同于理论信息经济学。
宏观信息经济学至今还没有足够的依据能被视为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信息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影响很复杂，目前研究还不多。但是，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以及信息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等这类研究，却日益增加。宏观信息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国家和世界的信息产业、信息贸易等经济问题。信息经济的研究是宏观信息经济学的重点领域。所以，宏观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有重叠之处。然而，宏观信息经济学不研究企业范围的信息经济问题，因此，它与应用信息经济学还是有区别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不同分类的关系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信息经济学两种分类方法的异同，从中看到，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微观信息经济学之间，应用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互有交叉，既有相互重合的部分又有不重合的部分。从我们列举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三大方面13个问题，还可以看出，无论是信息的经济研究，还是信息经济的研究，或者信息与经济间关系的研究，每个部分都兼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内容。这些研究内容与不同分类的关系，可绘制图1以示意：
四 信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信息经济学同信息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它们的子学科的关系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信息与经济的交叉、边缘学科。因此，信息学与经济学共同构成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信息学以信息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信息的本质与运动规律的研究，达到扩展人类的信息功能特别是智力功能的目的。信息学在信息的概念、描述、测度以及信息的传递、再生、认知等方面，为信息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还用信息的分析综合方法给信息经济学以锐利的工具。反过来，信息经济学为信息学架起了与经济学相沟通的桥梁，为信息学研究信息及其施效问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信息经济学与经济信息学密切相关，两者有更多的交叉与重合。尽管后者目前不如前者发展，且属于信息学的范畴，但就其研究对象经济信息而言，比信息学更接近于信息经济学。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市场信息等经济信息，但也涉及技术信息等非经济信息。
附图
图1 信息经济学及其不同分类的关系图
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的关系是一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同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不能截然分 割，但是信息经济学决不是简单地运用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而是以一种新的透视角度对后者进行重新认识，并加以发展，同时还根据信息经济的实践，为经济学增添新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学的变革，例如，更新市场理论中的“理想竞争”、“普遍均衡”等陈旧观念，考虑影响经济理论的新因素，如国际贸易理论中跨国数据流的巨大作用等。信息经济学需为经济学从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确立自己的地位作出应有的贡献。信息经济学同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存在着更紧密的关系。数量经济学为信息经济学提供数量分析和经济计量方法，技术经济学则为信息经济学提供费用效益分析方法。这对推动信息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信息经济学同不确定性经济学、经济对策论（或经济博弈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信息经济学和不确定性经济学都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因素。但信息经济学不是研究人们在经济行为中如何适应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而是研究如何缩小或排除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问题。如果说，不确定性经济学的研究具有被动的性质，那么应当说，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具有主动的性质。信息经济学和经济对策论都研究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但经济对策论研究的是一群经济人在对策互动的情况下其决策结果可能会怎么样的问题，而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则是倒过来，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先预计应有什么样的结果，再据此要求制定何种游戏规则，使其结果对大家都为最好，以兼顾公平与效率，并强调具有激励作用的机制设计的重要性。
信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管理学是研究人类管理活动的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它对信息经济学的实用化起着重大作用。信息经济学只有通过管理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应用信息经济学的发展需要管理学的参与和帮助。信息系统、信息网络、信息资源、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等问题的研究，都应延伸到管理问题。从这一点看，信息经济学还与管理学有较多的交叉。信息经济学各部分的研究>！
（二）信息经济学同其相邻学科或隶属学科的关系
信息经济学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积极为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节约和开发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组织机构的作用服务。随着经济领域信息活动的细化，以及对这些细化部分所作经济研究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与信息经济学相毗邻的其他经济学子学科。这些子学科对信息经济学来说，一方面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与信息经济学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定的隶属关系。
关于上述子学科，从信息内容的扩展来看，它们有广告经济学、情报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等；从信息过程的阶段区别来看，它们又有通信经济学、传媒经济学、计算机经济学、软件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从信息的生产、分配活动的广义扩展来看，它们还有研究与开发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
这是经济学领域内一个互有联系的庞大学科群。它们由于各自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不尽相同，总的看处于一种不平衡发展状态。有些子学科如情报经济学等比信息经济学更成熟些，有些子学科如软件经济学等比信息经济学还不成熟，有些子学科如教育经济学等其成熟程度与信息经济学比较接近。上述子学科可以说是信息经济学的姊妹学科，但也有把它们看作是信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的，这时信息经济学就不是狭义的信息经济学而变成广义的信息经济学了。
收稿日期：2002-03-18
【参考文献】
[1] ［美］肯尼思.阿罗.信息经济学[M].何宝玉，等.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日］增田米二.情报经济学[M].日本：日本产业能率短期大学出版社，1976.
[3] 乌家培.经济信息与信息经济[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4] 张守一.信息经济学[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5] 张远.信息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6] 乌家培.新兴的经济信息系统建设[M].北京：计划出版社，1991.
[7] 乌家培.信息与经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信息经济学范文2
1.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2.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
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参考文献:
1、乌家培.信息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7(8)
2、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1.
3、黄奕林.信息经济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动态,1998.1
5、乌家培:《论信息革命对经济学的影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0
6、俞晓军:《信息革命与企业组织变革》,《中国工业经济》,1996.6。
信息经济学范文3
关键词：会计信息失真；信息经济学；不对称信息理
中图分类号：F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财务丑闻，尤其是会计账目造假事件的不断曝光，人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信任度几乎降至冰点。针对这种现象，本文将运用信息经济学的不对称信息原理，从会计信息失真所产生的更深层面进行分析，为其建立更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提供依据。
一、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信息经济学思考
关于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研究，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最富有生气和魅力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亦是当代经济学研究中较为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不对称信息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活动主体对有关信息的了解度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较不利的地位。其存在的根源不仅与市场参与者一方所拥有的商品信息有关，还与其获利能力息息相关。在市场交易中，当参与者一方无法观测到对方的行为或观测成本较高时，交易双方就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而会计信息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正是如此。下面，就结合具体的信息经济学原理来分析。
1.“委托理论”与“契约理论”
“委托理论”产生于上世纪的30年代。从法律上看，人总是因为代表着委托人的利益而受雇于后者，这是其最初发展。而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在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同时，也追寻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和目标差异的主观意图，为人的行为背离委托人的利益提供了客观可能。委托理论的核心任务就是研究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这就涉及到“契约理论”。
“契约”实质上是一种协议或合同，通常会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人以行动效用最大化为原则选择具体的操作行动；二是人履行合同后，所获收益大于或等于某个预定收益额；三是合同被人执行后，委托人的收益应实现最大化。这个过程正是契约双方不断地进行博弈的过程。可见，如何利用“契约理论”来减少委托关系产生的利益冲突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资本市场中，公司或企业的会计信息制造者，理所当然地成为资本市场上众多投资者关于本公司会计信息的默认人，而投资者，恰处于委托人的地位。这种没有经过正式合同的签约——即自然形成的委托关系，尤其在资本市场信用体系机制建立不完善的状态下，必然为上述提到的会计造假行为和可能导致的错误决策，埋下深深的隐患。当一方（委托方）的权利十足，而义务不确定时，其必然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一面。即使双方是自愿找寻并签订契约的，一方在不违约的前提下，依旧会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或决策。可见，这种存在的委托关系使得会计造假行为存在客观可能。
2.“逆向选择理论”与“道德风险理论”
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的不对称可以从两个角度划分，一是不对称发生的时间，二是不对称信息的内容。从不对称发生的时间看，不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分别称为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研究这种事前不对称信息的博弈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研究事后不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前者是指市场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进而导致市场效率低下。后者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两种结果在财务领域中将会导致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和决策者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尤其在会计信息批漏的环节上，会计信息造假者将“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体现的淋漓尽致。下述的“仕途发展”和“经济利益”可窥见一斑。
第一，仕途发展。用非正常的手段，获得个人仕途快速发展是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会计从业人员等相关造假者的一个重要诱因。同时当前的行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即“数字说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仕途发展”。这种充满急功近利又简便易行的短期行为常常利用会计报告做文章：通过粉饰经营业绩，虚增会计利润，调整会计支出等方式，以获取个人仕途发展和谋求经济利益。尤其在监管不到位、惩处没力度的情况下，这些行为还将会愈演愈烈。
第二，经济利益。在许多机构投资者来看，股票的发行类似于“圈钱”行为。然而， 发行股票是要受到我国诸多法律法规的约束。根据我国经济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企业必须至少连续三个会计年度保持赢利。对于经济效益不好的有些企业，为了达到上市的目的，便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会计盈利操作，虚假财务信息随之产生并呈泛滥之势。
可见，“仕途发展”和“经济利益”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会计信息造假存在主观可能。
二、对会计信息失真所倡导的激励机制
对于委托人来说，只有使人行动效用最大化，才有可能获得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收益。要使人采取效用最大化行为，必须对人进行有效的刺激：如果做真实账目与虚假账目的成本相当，基于信用的考虑，多数人会选择做真账；若做假账成本大于做真账成本时，基于收益的考虑，多数人会选择做真账。基于此，提出下面几点激励机制：
1.加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块重要基石。从某种程度上说，市场经济也是契约经济，而契约经济的基础和前提就是信用问题。因此，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信用经济。经济学家阿罗曾强调，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的特征之一是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信赖关系足以强烈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即使进行欺骗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也不会实行欺诈。
对此，我们建议在Internet上建立一个信用系统数据库。它包括全国的企业及公司从成立至今的信用情况，任何人可以随时上网进行查询。从而，使得企业为了自身声誉及社会形象，综合各方面的利益考虑，更容易做出正确的行动。最终，使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得以健全和完善。
2.加强企业内部信用体系的建设
加强企业内部信用体系的建设，首先要求：企业家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国内外企业的成败荣辱都证明了一个普遍的规律，即凡是企业主要负责人有理想、有道德、情操高尚、重视信誉、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风气就正，企业必定兴旺；相反，必然是歪风盛行，诚信缺失，人心涣散，企业的前途令人堪忧。
其次是建立现代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企业只有迅速建立和完善一套现代化的信用管理制度，才能在较快的时间内改善企业信用管理状况，解决目前信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一个完善的现代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信用管理政策，客户信用管理制度，信用额度审批原则及程序，建立信用管理部门等。
再次是应用先进的企业管理技术和方法。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如客户信息管理技术，信用分析技术，应收账款管理技术等。企业遵守信用，可能会造成短期利益的流失，但却可以换来社会对企业的信任和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
3.加强对会计从业人员的统一管理和持续培训
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会计管理部门，负责会计人员的管理、培训、协作与监督等。每个公司有权聘任不同的会计人员，但每个会计人员的归属、后续管理、持续培训等都由全国统一的会计部门负责。每个会计人员可以彼此监督举报，对于违规者，应终身取消其会计从业资格。对于其评价管理应实行业绩奖励和相应的惩罚。此外，在设计激励机制时，据信息经济学原理，应注意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委托人必须使人得到总效用；二是委托人必须使人劳动的边际产值等于边际成本。事实上，激励机制不可能完全解决非对称信息产生的各种市场失灵问题，但却有可能使得社会资源配置达到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
综上，我们应明确市场中的委托关系，运用激励机制，减小“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同时，使社会成员为了长远利益，传播真实的会计信息，最终，使得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
[2]刘峰.会计准则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3]埃瑞克·G·非吕博顿，鲁道夫·瑞切将.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4]妥艳贞.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观点述评.兰州学刊，2004.
信息经济学范文4
关键词：高等教育；案例教学；信息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4-0130-02
一、案例教学的主要特征
案例教学方法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哈佛商学院，是其在MBA教学活动中运用的一种教学手段和教学思想。案例教学是指教师引导学生，针对现实问题，运用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和讨论，得出结论及最终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这一教学方法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能够对所学课程的理论知识获得直观的印象，并帮助学生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案例分析过程中学生通过讨论和分析，不仅锻炼了学生的逻辑分析、推理论证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有许多优点，案例教学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几方面。
1.目的性突出。案例教学主要的目的是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学生通过阅读、思考和讨论案例，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师在选择案例时应选择与我们生活和社会实际联系紧密的现实问题，这样学生就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够进行深入的分析，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从案例的分析中掌握所学课程的知识点。
2.案例的复杂性。案例教学使用的综合案例比一般的课堂举例复杂并且与课程各部分内容联系纵多，所以案例的分析、解决过程也较为复杂。因此学生在进行案例分析时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理论知识，而且需要具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这样案例教学就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可以锻炼提高学生的思考、反应和语言表达能力。
3.思维的启发性。案例教学法分析问题时重点过程是学生得出结论的思考和讨论过程。因此案例教学法的目的在于注重培养和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能够形成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4.案例的真实性。教师在选择案例时应选择现实的问题，这样综合案例的真实性就决定了案例教学的真实性，学生就可以通过案例的讨论和思考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解决现实问题。
5.案例教学的实践性。学生通过课堂上参与综合案例的阅读、分析和讨论，可以接触到许多社会实际问题，而这正是在校学生所缺乏的，这样，通过综合案例的分析，使学生可以多了解一些社会经济问题，获得更多实践经验。
二、《信息经济学》课程案例教学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及人类对物质资源有限性的认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要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信息经济学是信息不对称研究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是研究决策各方的行为发生相互影响时存在着的非对称信息问题，将信息看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将信息的不完全、信息分布的不均衡纳入经济理论的框架，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一系列有关问题，从而为经济生活提供更切合实际的理论观点、方法和政策建议。因此，该课程为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中的理论大多是较为抽象的理论，学生理解起来比较难。如果教学中教师仅讲授理论知识，这样的教学活动就会枯燥乏味，学生的学习兴趣就很难调动。因此，教师在《信息经济学》课程中应运用案例教学的方法，通过综合案例分析，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案例的阅读、思考，并通过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实现共同学习。同时教师在课程教学中运用综合案例这一媒介，可以让学生接触一些社会的实际问题，这样学生就更愿意参与到课程的学习中来，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能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案例教学在《信息经济学》教学中的组织步骤
在《信息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根据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案例教学活动，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合适的综合案例。《信息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与教学时间，选择适宜的相关案例。案例可通过课件或文字资料的形式呈现给学生。案例可以选择国外经典的综合案例，也可以是国内的典型综合案例。
2.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根据综合案例的性质，课堂中可以选择分组的方式组织讨论，如可以按就近原则将学生分成几组，在进行分组时应根据以往学生的学习表现，将每组至少分到一位课堂表现比较活跃的学生，这样才可以使讨论环节能够顺利进行。这一环节是案例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学生通过讨论能够了解现实的问题，并通过同学之间的交流获得新的启发，既增加了学生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热情，又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在讨论过程中，教师也应适当地引导学生，使讨论按照预计的方向进行。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把握好讨论时间，按照教学大纲合理安排理论讲解和综合案例时间。
3.各组学生总结。各组学生经过讨论后，教师应安排每小组一位学生进行总结发言，另外的学生补充讨论得出观点或回答教师和其他学生的问题。
4.教师总结。最后，教师对各组学生的表现进行总结。总结时根据各组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语音表达能力以及观点创新等各方面表现进行评价，并对表现较好的学生提出表扬，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热情；同时，教师还要针对学生在讨论过程中没有分析或分析不够的经济学理论进行重点讲解。当然，案例教学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案例研究的结果是归纳式，其分析结论不能任意推广；讨论式案例教学一般会占用很多的课时，这会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教学时间产生了挤压，影响到正常教学进度的完成。因此，在信息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应正确处理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关系。
四、《信息经济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难度比较大的经济学理论课程，因此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我们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案例的选取是关键。教师课前对综合案例的选择尤为重要，综合案例应该是既能融合课程中一些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又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好的案例。在授课过程中，综合案例的选择应围绕课程的教学目的，尽可能地选择能够满足教学要求的案例，这样才能通过案例激发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评价，使学生能够较好地掌握课程的重点、难点问题，并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从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案例选择对教师的要求比较高，就需要教师在平时注意收集尽可能多的符合要求的案例。并且案例应根据教学中的不同部分，选择难易适中的案例，这样教师才能把握好教学进度，按时完成教学任务。第二，由于课时有限，案例教学比重不能太大，课堂教学中理论教学还是主要方面，理论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用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去判断分析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只是辅助学生加强对理论的理解。因此，对于穿插式案例教学，可以贯穿于整个理论教学中，而讨论式案例教学则不宜过多。第三，案例教学不同于传统教学方式，因此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注意角色转换。案例教学主要的目的是启发学生思维，注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对案例本身进行讲解和总结，还应该引导学生向正确的学习方向进行讨论，及时指出学生在综合案例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总之，在《信息经济学》的授课过程中，教师应选择和现实生活联系紧密，新鲜有趣的综合案例进行理论教学的辅助教学，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课堂与学生的互动，使学生提高学习《信息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对《信息经济学》课程理论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张丽华.管理案例教学法[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2]冯玉厚.案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J].河南农业，2011，（10）.
[3]章辉，赵静，沈赏.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的运用[J].教育探索，2011，（10）.
[4]马蕾.市场营销学课程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探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
[5]闫仁河.论法学案例教学法若干问题[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
信息经济学范文5
Abstract： Information economics in foreign prod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In China， after the introduction， the information economic is booming in the past decad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eaning of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roducing，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e process， and the abroad and domestic development course， this paper aslo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and influence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ics for information economy social development.
关键词： 信息经济学；信息经济；国内外；发展
Key words： information economics；information economy；at home and abroad；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3-0131-03
1 信息经济学的含义和产生背景
1.1 信息经济学的含义 信息是由信息源发出的，经过传递而被人们接收、感知并且利用的信号和消息的总称。信息无处不在，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信息经济学是研究信息的价值、生产、流通和利用的科学，是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信息因素和影响的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而产生，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它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到今天的蓬勃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信息理论和科学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应用，是信息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学科，是有关非对称信息下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其中，非对称信息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从本质上讲，信息经济学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上的应用，不仅是博弈论的分支，很多理论也是在研究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发展起来的。博弈论研究的是给定信息结构后可能的均衡结果，而信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最优的契约安排。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产业经济学，通过分析信息的价值、生产、流通、利用，以及信息活动规律和影响，与经济产业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与每个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对于信息化社会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经营方式也有重大影响。
1.2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背景 信息经济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而产生，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成为重要的资源，取代了以物质和能源为主导地位的农业和工业社会，随着信息经济活动的日益扩大，逐步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市场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风险加大，信息的作用日益明显。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经济信息化的趋势，也是信息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客观原因。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也是经济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对于传统的经济学，已经无法解释出现的经济状况的原因。古典经济学假想的理想状态，是市场完全竞争下的一种效率最大化的状态，不存在资源浪费问题，人们的经济活动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事实上市场是局部的不完全竞争的，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信息也是不对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是达不到的。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忽视了信息的作用，已经无法指导和支撑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于是信息经济学应运而生。
2 信息经济学在国外的发展历程
2.1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初步形成 信息经济的启蒙思想可追溯到1918年，美国经济学巨匠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在《资本的性质》一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构成财富的主要来源。
1921年弗兰克·耐特（F. H. Knight）《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的出版，使信息经济思想以较为完整的形式出现。他发现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发现各种组织的经济活动中都参与信息活动，并对于不确定性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这些思想对于后来信息经济学科的形成，有启发作用。
在此后的四十年左右，博弈理论有了迅速的发展，并成为以后信息经济学理论的形成的基础。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发表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标志这博弈理论的开始，他们创立了预期效用理论，这主要是合作博弈论的发展。由于市场中买卖双方的人数一般是有限的，因此在有限人数下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人们之间的行为是直接影响的，一个独立的人或者一方要受另一个人或者另一方的影响，而他的行动又会反过来影响其他人。因此如何进行个人最优选择就是博弈论要研究的问题。初始研究的博弈论一般是合作博弈，也就是说人们行为相互作用的时候，当事人是不是达成了一个对各方有约束力的协议，从而约束各方遵守这个协议。合作博弈发展到鼎盛时期，标志比如纳什和夏普里分别于1950和1953年提出“讨价还价”模型。
50年代，非合作博弈论开始创立，纳什、泽尔腾和海萨尼的贡献也主要在非合作博弈方面。非合作博弈主要是说各方未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各方是非合作的，每方都选择对自己最优的决策，也就是个人最优决策问题。纳什发表的两篇非合作博弈的文章，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塔克在1950年定义了“囚徒困境”，都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60年代后，泽尔腾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了动态分析，提出了“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即动态博弈。海萨尼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到博弈论的研究。后来，博弈论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博弈理论的研究和分析方法，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申农（Claude E Shannon）在1948年创立了信息论，维纳（N.Wiener）又将其拓展为通讯系统控制论，为信息经济学产生提供了技术理论基础。随着信息科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和渗透，1959年，关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J.Marschak）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提出最优信息系统理论，正式提出信息经济学一词，标志着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他讨论了信息的获得使概率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的分布有差别的问题，以及最优信息系统的评价和选择问题。信息经济学的最早的理论文献，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C.J.Stigler）于1961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他首次提出了信息的经济问题。他指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他还研究了信息的成本与价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活要素的影响。此后他在信息经济领域继续探索，这些探索性的成果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2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发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信息经济产业的发展，美国等一些西欧国家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继马尔萨克提出最优信息系统理论后，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麦克道诺创立了以信息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信息经济学”。赫伯特·西蒙（H. A. Sunon）、肯尼思·阿罗（K. Arrow）等经济学家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的完全信息提出质疑。
到七十年代，学者们从经济实践中还发现，市场活动的行为各方拥有的信息不仅仅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对称和不均匀的，这会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导致市场失灵。从此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并且兴起。肯尼思·阿罗所涉及的社会选择论、一般均衡论、不确定经济学等领域中尤为着重于个人决策、信息与组织的研究，并在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后来他将主要研究成果编成《信息经济学》论文集出版，揭示了信息优、劣势的各方在资源配置中所处的有利和不利地位。1970年，阿克洛夫（G. Akerlof）在研究了二手车市场的失灵，提出了“柠檬”理论，研究了信息不对称下，劣品驱逐良品的状况， 即“逆向选择”。
二十世纪的七十到八十年代，是西方信息经济学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经济学家在微观理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代表人物比如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杰克·赫什雷佛（Jack Hirshleifer）提出信息市场理论，1973年迈克尔·斯宾基（A. Michael Spence）提出信号理论，包括信号显示和信号传递等。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z）等提出信息效率与市场效率的“悖论”，还研究了信号甄别模型。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信息经济学逐渐进入主流经济学而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1996年，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和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委托理论和模型。莫里斯抓住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这一前提，指出委托人需要面对来自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维克瑞提出了维克瑞拍卖法，又称第二投标法。他们还研究了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机制的建立。此后，委托理论也有了持续的发展，形成了包括不利选择与道德模型、市场信号模型、团队理论、拍卖招标理论以及最优税制理论和信息资源的配置等理论。
2001年，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等研究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运作机制，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奠基石。2002年，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分别进行了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以及各种市场机制的研究。2005年，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等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2007年，埃里克·马斯金（Eric S.Maskin）等人提出和发展了机制设计理论，有助于各国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和政策手段。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不断加剧，传统经济学不断受到信息经济学的审视并得以修正。
2.3 宏观信息经济学的发展 最早研究宏观信息经济学的学者是马克卢普（F.Machlup）。1962年，他发表了《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的完整概念。他对美国的知识产业还进行了统计测算，标志着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信息商品的经济规律相比较，宏观信息经济学派把研究落脚点放在信息产业引起的宏观经济的变化和社会变迁上。在继承了马克卢普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77年，波拉特在其著作《信息经济》中，提出了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将产业划分为两种信息部门，并且对其结构和规模分别进行详细的测算和分析，为信息产业结构的测算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方法。他的四产业法，把信息经济列入第四产业，研究了社会的信息化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以信息部门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运行机制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由于信息经济学科一开始就显示了它在经济中的作用，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把“不确定性与信息经济学”列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此外，澳大利亚还出现了信息经济学的教材。受到欧美国家信息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日本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兴起。1976年，日本学者增田米二在《信息经济学》中阐述了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指出信息时代的特征和产业结构将产生根本的变革，侧重对信息系统的费用和效益问题进行研究。1983年，荷兰创办了国际性学术杂志《信息经济学与政策》，这是一份专门刊登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服务以及信息政策的专业性期刊，从此信息经济学有了自己的论坛。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制定了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也抛出类似的宽带信息网络计划，后来日本又相继制定E-JAPAN、I-JAPAN计划等。
3 信息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
随着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信息经济学也开始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对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起步。几十年来，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对象、方法到国民经济信息经济成分的测算，信息产业运行机制以及信息市场商品价格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198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安排了《经济信急合理组织及其效益问题研究》。在国家信息科学与应用研究所的组织下，1987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信息理论研讨会”、“全国信息经济理论研讨会”，1989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信息经济学会，同时举行了全国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1992年，《信息经济与技术》杂志在国内外发行。
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学者积极探索信息经济学领域，并取得了大量成果。比如徐开明、林德金、葛伟民的、张远、乌家培等。1995年，由谢康编著的《微观信息经济学》是国内第一本介绍委托理论的书籍。而在1996年张维迎编著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则详细介绍了委托理论，并把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在经济中的应用联系起来。在1996年，应用经济学专业目录中，把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单独列出。
1995年起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举办了十几次国民经济信息化论坛，讨论信息经济理论与实践。1997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召开“全国信息经济与管理研讨会”对信息社会的经济和信息经济管理的诸多特点展开讨论，并介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维克里教授的第二投标法以及在政府信息和政策选择中的应用。
进入21世纪以后，乌家培、张守一、娄策群、陈禹、马费成等专家分别从不同方面对信息经济学研究角度和内容进行了划分。乌家培系统地考察了信息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对信息化的科学概念做了正本清源的历史考证。他认为网络经济将发展成为信息社会的经济形态，与以往的经济形态不同，它将以智能化网络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并使信息成为同物质、能量并列甚至更为重要的资源。
4 信息经济学的发展热点
在我国以信息经济学理论成果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的同时，也诱导着信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向应用性和实用性方面转化，目前应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信息商品与信息市场、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政策法规、信息资源配置、信息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等。很多学者关注信息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政策问题和管理问题、信息技术及其对信息服务业发展的支撑作用问题等。靖继鹏、马费成和娄策群研究了信息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分析了信息的产值结构，还研究了信息产业的政策法规。由于信息资源的配置一直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而网络信息资源在当今世界无处不在，因此信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从信息系统扩展到信息网络。靖继鹏在比较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传统信息资源管理差异的基础上，概括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王健、黄磊研究了网络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网络经济的安全问题，对于信息经济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探索。近年来，宏观信息经济学发展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即粘性信息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粘性摩擦时的消费者行为特征、通胀与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
信息经济学也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制度变迁、激励机制等。张春霖、翟林瑜、以及张维迎等，都应用了信息经济的理论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信息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多个领域的研究上也被广泛应用。
对于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现状，经济活动参与的各方无法在确定条件下做出自己的最优决策，在张维迎的研究基础上，学者们继续进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研究。马费成和靖继鹏合编《信息经济分析》，在书中大篇幅地探讨了不确定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问题。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不断深化，也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并应用于实践。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形成，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大，各国之间联系紧密，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信息经济学也将拓展到国际领域，研究世界信息经济产业的发展和效率、国际信息资源的配置和效率，以及各国经济对于信息的依赖程度、信息经济的比较等内容。
信息经济的规模和效率日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增强国家竞争力，并为提高生产率和市场效率，节约资源等方面服务，会有更广阔的前景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王明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与研究成果[J].中国信息界，2011（10）.
[2]肖勇.对信息经济学的不同解读[J].图书馆和信息服务，2008（4）.
[3]乌家培.海纳百川，探索不止，紧扣时代[J].中国信息界，2010（10）.
[4]彭兴韵.粘性信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1（12）.
[5]屈莉莉，陈燕，李剑锋.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评述[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31）.
[6]肖勇.中国信息经济学二十年研究综述[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03）.
[7]娄策群，徐水尚.我国信息经济学研究综述[J].现代情报，2006（07）.
[8]乌家培.信息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9]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0]马费成，靖继鹏.信息经济分析[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11]谢康.国外信息经济学研究[J].科学决策，2004（4）：41－45.
[1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4.
[13]谢康，陈禹.知识经济的测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4]J.Marschak.. Economic Comparability of Information System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9，1968：337-374.
[15]Arrow Kenneth. The role of securities in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isk bearing[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4：91-96.
信息经济学范文6
AIDC的2003年ASP市场调研和预测报告中，预测未来的全球ASP市场增长将放缓。但是在IT系统的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两大块市场中，基于业务的ASP市场增长速度超过48％，而IT系统的外包市场涨幅只有18％，而目前IT系统外包市场22亿美元，业务流程的外包市场只有11亿美元，可见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整体ASP市场放缓的主要原因。但是基于业务的ASP市场快速增长和未来强大的生命力是勿庸置疑的。 从商品诞生以来，如何东西都有两种方式获得：自己生产/租用。信息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也是租用和自己购买建立两种方式交互领跑的。60/70年代,Ibm的大型主机动就数百万美元,很少有企业能够承受如此之高的费用。IBM采用的策略就是租用方式，而以后的各类IT系统的外包租用市场也日益壮大。作为业务流程外包的最早形式可能是企业会计职能的外包，由此诞生诸多的会计事务所和财务公司。
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由于主要作用范围在企业内部各个职能部门，涉及的信息又是企业核心的机密，多数企业选择自己建设信息系统。但是今天HP,IBM.EDS，Accenture频频结下数十亿美元的IT外包大单，说明现在的环境变化了，而企业对待信息系统的态度也在悄悄的改变。更有作为跨企业的信息系统，如协同商务、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等系统是选择自建还是ASP方式的外包租用呢？
我们空口无凭，还是用最根本的经济来说话，对比一下两种不同的信息系统实现方式的经济学上差异。
一、成本结构
信息产品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生产集中于 “原始拷贝成本”。一旦第一套软件被生产出来，生产另一套软件的成本就微乎其微。当第一份信息被生产出来，多拷贝一份的成本几乎为零。信息的生产成本很高，但是复制成本很低。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信息产品生产的固定成本高、复制的可变成本低。这种成本结构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你生产得越多，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信息生产的固定成本的绝大部分是沉没成本。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现在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几乎都已经建设了自己的信息系统，企业一旦建好了自己的信息系统，就意味着那套系统已经完完全全地属于企业所有了，不可能再复制一套相同的系统。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每一个企业都在努力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的人力、物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此高额的投入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不合算的。
二、规模效益与单位成本
信息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网络效应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正反馈。正反馈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引起极端的结果。如果更多的人使用网景浏览器上网的话，制作网页的人就会更多地照顾使用网景浏览器上网的人，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人使用网景浏览器，因为用别的浏览器会有许多站点看不了。
网络遵循一个规则，这就是梅特卡夫法则：如果一个网络中有n个人，那么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正比，这样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与n×（n－1）成正比。对于信息系统而言，网络效应也同样起作用。同样一套系统使用者越多，它的效益越大，形成规模和集群效应。而随着系统网络效用加大，系统的单位性价比也就越高，最后信息系统本身的成本在整个业务运营中将几乎可以忽视。然而，现在大多数企业的信息系统都是自己建设，不同的信息系统都采用了不同的硬件设备，使用不同的技术标准，这就使得各个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得非常困难，成为了一个个信息孤岛。信息系统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体现不出，信息系统的成本在企业的业务运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随着计算机技术及其应用的日益成熟，许多信息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了商品。“当一种通用的功能性需求普遍存在于顾客或客户（尤其是某一特定行业的公司）中，并且可靠的、高质量的服务可以在市场中以竞争性的价格被广泛获取时，就可以将该种产品或服务当成是一种商品。”信息技术及系统的商品化的转变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并明确了它们的非战略性或应用性地位。在价格和服务质量方面的相互竞争，使外包商通常能达到成本最小化所必须的规模，而且许多信息系统职能的非战略性地位也允许它们被外包出去。
三、转移成本和用户锁定
转移成本衡量了顾客对某一位供应商的锁定程度。当企业决定投入多少搜寻新顾客和如何对已有顾客进行定价的时候，它必须能够衡量顾客的转移成本。当从一种品牌的技术转移到另一种品牌的成本非常高时，用户就面临锁定。转移成本和锁定在信息系统中是很普遍的，在信息系统的使用和出售中，充分地预见到转移成本和锁定非常关键。信息系统是一个高投入的项目，一个信息系统的投入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这么高的成本投入意味着企业如果要更换自己的信息系统，那将是一笔很高昂的转移成本，事实上，企业一旦自己建设信息系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锁定。当企业被锁定后才发现原来建设自己的信息系统耗资如此之巨大。准备退出的时候，将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选择退出就意味着高昂的转移成本，而选择继续建设同样也会消耗大量的资源。
四、追加投入和IT黑洞
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信息系统，企业在建立了自己的信息系统后，由于客户需求的变化，必须不断地对自身的信息系统进行调整，还必须根据自己的生产情况不断地对信息系统进行改进。在这个生产柔性化的时代，这种改进必将随着客户需求变化的加快而越来越频繁。技术的不断进步，软、硬件产品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甚至一两年内就更新换代，使得企业的信息系统迅速贬值，并且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在要求企业必须对信息系统进行不断的升级，而信息系统的升级也使得企业必须不断地为这个系统投入更大的成本，这似乎越来越像一个黑洞蚕食着企业的资源，制约着企业的发展。组织总是持续处于一种拥有充足的不断老化的设备和人员技术，而缺乏关键性的前沿技术和硬件设施的状态。
外包提供了这样一种途径：即组织可以减少与战略导向不相适宜的人力资源及设备资源，同时可以用最新的资源满足组织的最新需求。外包租用方式由于平台维护由专业的厂商进行，平台的维护和设备追加只在服务器端进行。成本可以在众多的用户所摊薄。
五、信息不对称与博弈
企业建设信息系统时候，企业和信息厂商处于博弈，而且是信息不完整情况下的单一博弈过程。企业对信息系统的理解相对很少，这必将导致博弈结果的不平衡，企业永远是输家。而解决方案有两种，引入第三方形成多方博弈态势或者重复博弈。第一种方案就是引入监理、信息系统咨询商参与企业信息化建设中。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的信息化建设市场和监管机构还很不规范，监理更多是表象上的，而且目前多集中在电子政务等政府招标工程。监理公司的中立还存在很大疑问。而第二种方案就是允许企业选择合适的建设伙伴，可以低成本或无成本的退出。但是目前企业信息化市场，企业不可能通过重复博弈来使自己建设信息系统的风险减小，因为企业购买信息系统只可能是一个一次博弈的过程，绝不可能是重复博弈。由此可见，企业通过购买的方式建立信息系统的风险是非常大的。而ASP外包租用方式，使得企业可以以很低成本进行重复博弈，而达到最终的双赢均衡。
从以上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轻易得出结论“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信息系统选择ASP方式实现比自建要更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