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思维论文范文1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刘卫平的治学理念与人生格言，而他也是以实际行动履行的。1978年，刘卫平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1987年，河南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1993年7月，晋升为哲学副教授；1998年，晋升为哲学教授；2001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
刘卫平自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要进行哲学的教学与研究，需要掌握各种学科知识，形成完善合理的知识结构，进一步而言，跨学科的知识构建对克服思维局限、增强思维拓展能力和进行创新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卫平正是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思维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偶然的一次机会(院领导要他主讲一门新课――思维方式与方法)，使刘卫平对思维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把重点转向了创造性思维领域的研究。思维科学研究是哲学认识论研究的深化，二者具有内在的深刻联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思维科学仍属于哲学认识论的范畴，但仅从哲学认识论层面运用认识论理论来研究是不全面、不科学的。人的思维活动被公认为“黑箱”之谜，研究人员若无跨学科知识储备，则成效甚微。刘卫平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习过有关的“老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与“新三论”(即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突变论)等新兴课程知识，为他的思维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并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多的重要成果。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创思维学科，刘卫平属于我国较早从事思维科学及其创新思维研究活动的学者之一，主持和参加“思维创新的认识论研究”、“民营企业家创新心智模式比较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6项；主持“青少年创新思维教育理论与方法”等省级规划研究课题6项：出版了《创造性思维结构论》《创新思维》《青少年创新思维及其教育》等8部学术著作。其中，《创造性思维结构论》是我国第一部首次从认识论高度，结合社会学、系统科学、信息论、自组织论等多学科科学原理对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进行了跨学科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受到国内思维科学研究界同仁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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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维科学范畴的提出
思维科学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先提出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首次提出了“思维科学”概念,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思维科学范畴,为思维科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指明了正确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早倡导要建立思维科学。他在《关于思维科学》中指出:“思维科学只研究思维的规律和方法,不研究思维的内容,内容是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事。”
二、唯物辩证法是思维科学的根本思想方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思维方法”概念:“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了的。……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自然科学由材料搜集阶段进入材料分析阶段,科研工作者以唯物辩证思维方法为指导对自然科学材料进行整理,充分运用了分析和综合、逻辑和历史、归纳和演绎等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突破了以经验归纳法为主要思想方法的研究传统,思维不断从感性上升为理性,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本质和规律,带来了科学思想全面的飞跃。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自然过程,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他还进一步指出:“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最后他提出必须正确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须相互联系着的。不应该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三、思维创新不能脱离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解决社会发展规律,解决科学思维方法的科学,它能为思维创新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帮助思维创新的主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登上科学高峰,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一定的哲学知识、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是进行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必备条件。时代在不断发展,科技在不断进步,但大量事实证明了一个不变的真理:要想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大的成就,就必须靠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否则就会误入歧途,甚至会走向伪科学的泥潭。因此,我们要进行思维创新,就必须掌握必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科研工作者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就能正确认识包罗万象的自然现象和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为不断地推动思维创新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保证思维创新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科学研究固然受未知欲和好奇心的驱使,但一项重大科研课题的选定往往要更多地考虑到国家、人民和社会的需要。进行思维创新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地把自己的科研工作、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与人民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自觉面向国家现代化建设、面向市场经济、面向广大人民需求,把科技攻关的方向和重点,放在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上来,加速科技进步的思维创新研究。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人类造福,又能为人类造孽。它在努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意外地带来了许多灾难,比方说生态问题的产生: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大工业生产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诚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丧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i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靠科学技术本身是难以做到的。要想保证科学技术运用的正确方向,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事业,就必须充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作用,建立、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和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为思维创新提供良好的人文氛围和充满生机活力的运行体制。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是思维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要推进思维创新,实现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坚持“百发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宽松学术环境;提倡探索,尊重探索,鼓励探索,形成既尊重研究者的学术自由,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又有积极的、健康的争鸣和批评的良好学术氛围。
无论是人文环境的营造,还是良好运行机制的健全,都无法脱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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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上，立足于中医学自身的思维规律，探讨了中医学未来的发展，指出中医学发展必须在保持传统思维特色的基础上，改革现有中医思维方式，建立现代中医思维体系。
【关键词】 中医学 思维方式 中医学发展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纽带。但随着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现代医学医疗手段的进步，尤其是诊疗技术的日益提高，使传统中医药受到严峻的挑战。如何发扬中医药学，使之融入时展的洪流，并走向世界，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是广大中医药同仁和所有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林立，各有千秋，在此笔者略抒几点建议，与同道探讨。
1 立足中医自身思维
李政道博士说: “生命是宏观的，但20 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用微观层次的规律不能解释宏观现象。两个层次之间的差异是由自组织机制造成的”［1］。中医与西医一样，正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但中医药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2］。
1.1 教育方面 根据目前中医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设想如下。第一，完善知识结构，科学设置课程。遵从中医学理论体系，改变现有知识结构，科学设置中医课程。中医学体系是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中医学文化、哲学思想和医疗技能。第二，调整中西医课程比重。中医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也应以中医课程为主，把中医知识结构中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其余可安排为选修课，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由西医思维定势转变为中医思维。第三，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积极开设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或讲座， 学习和掌握有关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古代哲学、古代文学、琴棋书画等知识。中医教师授课除了传授中医的基础知识外， 还应将中医的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认识论、方法论等理论特色贯穿于始终。第四，加强中医经典著作学习。第五，提高学生中医临床实践技能。
1.2 科研方面 首先，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中医思维方式进行科学研究。目前，无论是中医基础研究还是临床研究，大多采用现代医学的实验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运用现代医学思维方式，主要从微观角度寻找中医理论的客观依据，验证中医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就忽略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从而偏离了中医思维，最终导致中医研究西医化，研究成果西医化，不能真正应用于中医临床。比如，从1958年开始阴虚证、阳虚证的研究至今，仍然没有建立一种被中西医界都认可的证候模型，更没有从微观上得到公认的、作为某证诊断辨证的 “金指标”，中医基础研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这可能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其次，应着重采用具中医特色的临床实践研究，通过临床实践的验证，不断地校正相关的理论和认识思路。中医实践思维应贯穿于中医科学研究的始终。中医学自古就重视人体实验， 临床医学是中医学的核心， 理论升华来源于临床， 新药开发来源于临床， 所以人体实验应当是未来中医研究的重要手段。再次，从哲学方法角度对中医理论进行研究。中医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其影响包含着许多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整体观为其主线。它不同于西方医学，不具备西方还原论的基础，因此不适合用还原法对其进行研究，只能考虑运用中医自身的方法来研究，这就离不开对中医方法论的研究。现代的人们大多致力于中医生命现象的研究，如组织、结构、细胞、分子、基因等微观物质结构，忽略了中医思想方法的研究。
1.3 临床方面 运用中医思维诊治疾病。以中医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完成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现今，中医临床中采用的主要是西医思维方式，运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种方法，表面上用的还是中医治疗，实际上已经偏离了中医的传统思维，偏向了现代医学的还原思维，最终导致临床诊疗西医化，影响了中医的临床疗效。应积极培养中医师运用中医临床思维的能力，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对疾病进行诊治。
2 变革创新，构建现代中医思维
2.1 建立现代中医系统论思维 现代医学模式已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现代的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甚至有人提出现代的医学模式应当是生物-自然-社会-心理的医学模式。医学的性质已不再仅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种科学。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必须转变原有的医学思维方式。中医学现代化是中医发展的趋势，如何使中医学既顺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又不背离中医学自身的轨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继承、发扬自身优势和特色基础上，勇于创新，建立现代中医系统论思维。
中医学从其诞生就 “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8］因此，传统中医思维方式，本质上属于一种系统论思维，只不过那时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现代科学的介入，是一种朴素的系统论思维。传统中医思维与现代系统论思维存在时代差距。现代系统论思维是以还原论思维为基础，在对还原论思维的批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吸收了还原论思维的合理因素，用全新的内容弥补了还原论思维的缺陷，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医学的系统论思维没有经过还原论思维的发展阶段，缺乏对人的还原研究的必要基础，虽然没有陷入还原论思维的局限，但是也没有得到还原研究的支持，难以冲破整体论思维的束缚，因此，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虽然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不清楚，达不到现代系统科学的精确、严格程度。因此很难被现代人接受，从而限制了中医学的发展。
从传统中医的朴素系统论思维， 转变为现代系统科学思维方式， 是中医现代化的需要。运用现代系统的思维方式， 在宏观层次实现中医现代化。中医宏观层次现代化，就是运用现代系统科学思维方式， 采用电脑技术， 在临床模拟实验中， 对传统中医整理、重组，使其达到现代系统科学思维方法水准能进行逻辑实证的判决性实验的宏观中医学。这有利于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及宏微观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中医。
2.2 发展系统分析方法 把整体研究与分解研究统一起来，全面认识和处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是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现代系统论的系统分析方法实现了这种发展。中医学由于其自身思维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医学的发展，更应建立中医系统分析方法。所谓系统分析，是把研究对象作为系统，按照系统观点，立足于整体，在不分解整体的前提下，对系统的环境、结构、功能及其各个部分、方面、要素、关系进行分析，全面揭示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找到有效地调节整体和整体内各部分的机制和规律。它的特点是：不分解系统整体，保持系统整体的完整性；对系统整体及其各部分的属性、功能、特征、关系等进行分析，认清细节；获得的是透视式的全面认识，整体是完整的，细节是清楚的。
中医学没有发展西医学那样的分解研究，但发展了 “在思维中” 把人的疾病的属性、功能、特征的各个部分、方面、要素、关系进行分析的研究，而且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例如，“辨证” 是对证候的分析，从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不同系列进行，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分为67门、1739种病候。事实证明，中医学发展了自己的分析研究，说中医学没有分析研究的论点不符合实际。
中医理论体系与现代科学体系的最大差距，在于它不是建立在还原思维基础上。因而中医理论在上述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还必须吸收先进的分析思维方式，为中医理论发展的控制因素中注入新的基因，即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寻找中医理论在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指导下，对人体整体功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人体不同层次的对立统一关系把握的实验科学依据，进一步完善其辩证逻辑体系。这是中医理论既要发展又要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必须抉择的道路——整体思维、辨证思维控制下的分析思维。如此才能促进中医的繁荣与发展。
中医学还应该在系统论思想指导下进行还原分析。因为真正的系统分析需要还原方法提供的信息积累，以及初始条件计算参数的有益提示，更重要的是系统的研究策略远离不开还原分析研究的内涵。［12］这样分析后的科学综合整体是清晰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分析前的原初的模糊整体。建立在系统科学基础之上的这种新型思维方式与古代朴素的整体思维方式有共同之处，但它并不仅仅停留在概念的判断、推理阶段，而是运用模型来模拟、检验推理，扩展、深化人们的认识；它也不是在尚未搞清楚研究对象整体的各组成部分、细节的基础上，凭借想象、思辨、猜测去探求复杂现象的奥秘，对整体做出模糊的、混沌的描述，而是对部分和整体作严谨细密的考察之后，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把握事物。因而，它是一种更严谨、更精细的整体思维方式［13］。
3 实践中发展中医思维
从中医学的发展史来看，其理论的每一次发展与飞跃，都是以临床实践的需要为动力而引发的。历代医著都是医理和临床紧密结合的产物，中医学的理论大家也必然是临床大师。中医理论与中医临床学科也没有截然的学科界限，它们之间的联系很难割裂开来，中医理论源于临床，临床实践是中医理论发展的重要依据。
第一，加强实践教学的环节。实践教学是医学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中医教育中显得尤为突出，中医学作为一门经验医学，是几千年中华民族与疾病抗争的经验总结，我们今天学习和继承这一传统医学，就是要遵循中医实践思维的特点。实践教学是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而设定的教学环节。医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医学人才。因此，研究实践教学，加强实践教学是十分重要的。中医院校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除了课堂上学好理论课之外，还应走进中医临床，及早接触中医的诊疗过程。让年轻的 “中医人” 有机会实践中医，感悟中医，强化中医独特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中医产生学习的兴趣。
第二，重视临床实践，使理论创新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中医学对人体与疾病的研究皆以临床需要为前提，离开了临床，中医学理论便失去了实用价值。因此，中医学理论的现代研究，必须以为中医临床服务为前提，以阐释和发展中医学基本理论为目标，注意做到 “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要通过中医学的现代研究，不断总结中医诊治疾病的规律，提高运用中医诊疗方法诊断疾病的能力和治疗疾病的疗效，不断开拓中医中药的临床应用领域。2003 年春夏之交的中西医结合抗击 “非典” 以及辨证论治、因人调理在航天医学中的应用，即体现了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 “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 及 “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的研修项目选拔” 也充分体现了加强中医临床工作的重要性。
可见，实践不但贯穿于中医理论的始终、体现于该理论的各个知识层面，而且是中医理论的必然归宿。正因为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全过程及其必然指归都是建立在实践这个坚实牢固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学习、研究中医理论时，必须以实践作为切入点，将其中所论述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否则非但不能深刻地理解中医相关理论，也不能将中医理论的研究落到实处，这样的研究最终也只能束之高阁而失去应有的价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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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思维论文范文4
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教育学，是与20世纪同时降临到中国的，说其是“降临”而不是“诞生”，只因为教育学由国外“引进”，并非国内自生。①20世纪是中国教育学学科从初建到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由最初的翻译介绍国外教育学说，到寻求国外教育学说与中国教育实际的结合点创建中国本土的教育学，一百多年以来，教育学在中国经历了几度内含着中断的转换，至今已初具了以人类的教育存在为共同研究领域的、且具有内在关联的教育学科群，形成了一支有活力和潜力的研究队伍，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为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而且在当前教育变革的背景下，教育改革与实践发展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教育基本理论建设也从教育研究者的心理情结走向内在使命。而作为方法的批判性思维，也成为了教育基本理论建设的重要工具。
哲学上的批判本质上是对“更好可能”的开放式追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所提出的对事物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前进过程。哲学批判有关“反”或“非” 的立场，通常建立在人们“质疑”既有事态价值品质的基础上，并集中表现为不同学说或观点之间的一种“辩证讨论”。②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康德指出，批判式理性的职责和使命，是对理性本身的召唤，“这正是对理性的号召，叫它重新负起它最艰巨的任务，认识自己这个任务，并且要它建立一所法庭，来保证理性合法的要求而驳回一切无根据的僭妄”。③所以在康德看来，批判思维其实有三重含义：一是它是理性主体的使命，主体具有批判的职责和义务;二是对所有事物都应该运用自身的理性来加以审查;三是理性本身的自我批判，为自己建立一个“法庭”。④而从教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具有批判理性，运用批判性思维，在批判认识中进行创新和发展，也是教育学研究者的使命，更是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批判理性的存在，不仅使我们能够去重新思考教育学的既成理论话语，反思教育学研究方法和发展路径，同时也为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创新提供了支持。“什么时候少了批判思维，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理论发展的静止与平庸。”⑤可以说，教育学研究中如果没有批判性思维，就不可能有教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创新，更难以有教育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一、批判性思维在教育基本理论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批判性思维之所以能对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有所作用，从根本上来讲是源于教育与教育学发展以及教育研究过程对批判这一工具的内在需要。而且因为 “有价值的领域就有批判的必要”，教育学作为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体，批判性思维的存在必然重要;另外，教育和教育研究作为关于价值的实践与理论本身也内在地蕴含着对批判思维的需要。
作为并非本土发展形成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我国的教育基本理论自一开始就带着先天的不足，比如学科立场问题、学科独立性问题、教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等都是不甚明确的，而且这些先天的不足也并未随着教育学在本土的成长发展而逐渐弥补，反而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而批判思维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使人从理性的角度对各种文化形态、理论体系进行质疑从而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客观的角度，不盲目崇拜某种文化、学术话语，也不盲从某种理论和研究模式。而在教育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批判性思维能够对既存的教育思想进行扬弃性的选择，保留和发展其中有价值、有意义的部分，而否弃阻碍其发展的部分。因而，作为研究教育中基本矛盾、基本规律的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者，有责任对现有的教育及教育理论进行批判，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以及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
(一)批判思维能够促进研究者对教育理论本土文化传统的反思与继承
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肇始于西方，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我国就没有教育思想。相反，教育思想在我国一产生，经过短时间的发展就很快达到了顶峰。从孔子和诸子百家的教育思想到《学记》，我国的教育思想已明确地提出了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功能、师生关系、教师素养、德育等教育基本理论的内容，比同时期的西方教育思想更为完善和明晰，为我国古代教育活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实践上的指导。但是由于我国古代典籍重视直觉体悟多于严谨的逻辑体系，没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多是以直观经验为依据，把事物联系起来作出综合性分析，虽有着深厚的生活和实践的根基，但它却是非逻辑非体系性的，因而没有形成严谨而清晰的理论体系。但这也并不能否认那些传统教育理论对我国几千年来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教育学是在一定的文化和传统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它的发展，难以离开传统的文化语境而自成体系，有着鲜明的传统文化色彩。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彰显中华文明的意义重大，而建立本土化的教育学体系，形成中国化的教育基本理论，也是教育研究者的历史责任，因而更应该加强文化自觉意识，在正确认识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教育传统的基础上，正视教育历史和本土的教育传统，不能全盘否认也不能盲目复古，要对其进行批判性地反思和继承，在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原则的基础上促进教育学理论的内生发展，推动本土化教育学理论的建设。
(二)批判思维能够使研究者对外来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教育和教育学理论从无到有，不断发展，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创造了条件。但自一出生就带着西方色彩的我国当今教育学理论，尊崇西方话语的同时却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学术话语权，一直跟在西方的教育学研究后面亦步亦趋，没有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少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研究，拿来主义成为了一种自觉的无意识行为，因而也就未能从根本上对西方有所超越，走在西方教育研究的前面。正如一些学者所批评的：“教育学研究中实际奉行着一种西方标准，用西方话语来套解中国教育似乎成了一种惯例。”⑥西方的教育学研究者往往是在大面积、长时间的教育实验中总结出研究成果，形成教育思想，再推广施行教育改革，从而促进教育的发展，而我国很多研究者或者将时间花费在无意义的重复研究上，或者将西方的这些研究结果拿来就用，不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不考虑文化的差异，不管到底适不适合我国的教育发展，缺少对我国现实教育语境和本土教育问题的深入思考。教育理论的形成总是与一定的价值观念相联系，因而不同主体的教育理论也不尽相同。而批判性思维能够使我们以谨慎和怀疑的态度面对西方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中寻求与外来教育理论的结合点，提高教育学发展的自觉意识，从而正确处理借鉴吸收和内生发展的关系，保持教育学学科的自主性，同时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实践的发展。
(三)批判思维能够促进教育学理论体系的自我革新
批判是一个以自身为中心不断向外探索、向内自省的过程。教育学学科的形成并不是先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术语和逻辑系统，从而自然发展成完整的学科体系的。自赫尔巴特试图建立科学的教育学以来，教育学便是依附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而存在的，而随着教育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科理论融入到教育学中来。教育学理论对其他学科的依附性也成为了教育学学科立场独立性的隐忧。就我国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瞿葆奎先生提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以来，我国的教育学学科建设问题开始成为教育研究者的题中之意，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对教育学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和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到了新世纪，问题中心实践取向的研究逐渐占了主要部分，而关于教育学学科自身建设和基本理论的研究却逐渐减少，而这也正成为我国教育学学科发展缓慢的原因。在当前，我国教育学学科的学科性和独立性还未得到明确的肯定，作为学科的教育学，其研究的基本范畴、逻辑起点、基本概念等都还比较模糊，甚至有的教育研究者本身也否定了作为学科的教育学的存在。在概念混乱、术语庞杂的情况下，只有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在批判的过程中建立严谨的学科体系，把教育学的概念和范畴置于一定的关系和结构中，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辩证理论体系，才能更深刻、更全面、更正确地揭示其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才能更有成效地促进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从而促进教育研究和教育活动的长远健康发展。
二、教育基本理论的批判性
教育基本理论是教育学研究者依据教育学理和逻辑规则，经高度抽象概括而获得的相对稳定的、关于教育活动和教育发展的一般的、基本的教育认识、主张和思想观点。理论所具有的批判性是其功能以及生命力的重要表征，也是促进其自身发展的动力之一，缺乏批判性的理论是难以发挥其功能而且难以持续发展的。教育基本理论是研究教育中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的学科，贯穿整个教育学体系的始终，也是各个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基础，具有其他分支学科不可替代的关键的、基础的地位，具有统观全局的哲学性格，它对教育实践和其他教育学科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和普遍性的指导作用，因而具有根本上、方向上的批判性。作为应对教育实践和整个教育科学发挥导向作用的教育基本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对现实中形形色色的教育实际和其他各种教育思想与理论经常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审视。
(一)对教育实践的批判
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和发展能够起到整体性上的引导和批判作用。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的行动，而对现行教育实践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是对影响教育实践人的教育理论和思想的批判。作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对象之一，教育学的两大基本矛盾——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与人发展的关系一直贯穿教育发展的始终。而教育理论的形成和教育的改革发展也必须要考虑好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的关系。但是在近年来的基础教育中过于重视升学考试而对人的全面发展有所忽略的情况下，“教育本身失去了它在本意上培养下一代使之更好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手段而反过来操纵了下一代，人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被教育所操纵，教育的人异化了其本来面目，被教育所操纵”。⑦教育本体功能的弱化影响着教育效果的实现，确实需要通过改革来挽救，但是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以及一些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中，却也存在对于上述现象的矫枉过正现象，过度追求教学中学生的主体性和学习过程的探究性，而对知识学习有所轻视。而事实上这两种情况就都是偏离了教育原本的目的，不利于个体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在对教育实践的批判中，具有全面的场域认知能力，有一个通观全局和放眼未来的视角，能够将心比心地彻底地与实践工作者进行换位思考。因为只有同一主体的理论才能指导他的实践，所以要尽可能地将理论的构建与具体的实践相联系，在教育研究过程中发挥其批判功能，紧紧围绕教育的两大基本矛盾，维护好教育本真之意，从而更好的促进教育实践的发展。
(二)对教育基本理论自身的批判
由于近年来教育学学科发展迅速，出现了很多分支学科，教育学学科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随着这些分支学科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教育学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研究零碎，各个学科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研究教育问题，失去了教育学学科的整体性。而作为基本性、整体性的学科的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育基本理论是贯穿整个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是最为基础的研究，对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具有方向上的引导性和批判性。学科的分化和扩展是一个学科进步的前提，但进步的结果则必然是学科的综合化和统整化。教育基本理论应加强自身建设，站在通观全局的角度，发挥其批判功能，使得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者能够在研究的过程中处理好学科领域的固守与拓展，学科的分化与综合的关系;还要加强对教育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探索，寻求教育学理论创生发展新的生命点，如教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教育研究思维方法的变革等都能够使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产生新的活力，不断引领教育学研究走向更深层次的本质。另外，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者还要加强理论自觉意识，对现有理论的合理性与真实性进行判断，在批判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教育基本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三、对批判性思维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关系的理性审思
批判性思维作为重要的哲学思维方式，对教育基本理论体系的建设以及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过程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批判性思维作用的发挥也必须是建立在正确的合理的批判的基础上。
(一)批判并非否定一切
我国的教育基本理论体系尚处在不完善阶段，基本上都是借鉴国外而来，在借鉴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拿来主义”以及与其相对的否定一切的现象。批判性思维是建立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是辩证的。因而，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国外的理论或者本土的理论，而应该要注意在批判的基础上促进国外的理论与本土的理论和谐共生。
(二)批判并非目的
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批判的存在，是为了革故鼎新，也是为了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更好地发展，而批判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为了批判的批判，反而会使得原有的理论支离破碎，混乱不堪，并不能达到研究的真正目的。
批判性思维是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思维形式，对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批判性思维是教育基本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使中国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能够走上自己的路，保持其独立性和主体性、开创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发挥其整体作用的内在基础。
科研思维论文范文5
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趋势，主要看文学艺术对象是否提供可能性，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是否提供必要性，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否提供可行性。
(一)文艺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与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
研究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始终受制于研究对象，它是对象的“类似物”，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观方面与客体保持相互联系”[①]。因此，依据研究对象及其特征，才能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文学。
文学是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的附庸，是一个独立实体，还是一个系统，这在人类认识的不同历史阶段，认识是不同的。在古希腊美学和文学思想的萌芽时期，把文学和美当作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黑格尔，始终把文学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环节；中世纪神学则把文学作为维护宗教统治的工具；当今，文学被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按照现代系统观，宇宙万事万物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文学也不例外。与自然系统相比，它是由人“根据一定的原理”创造的“所谓立体性地统一起来的一个整体”[②]。当属人工系统。作为人工系统，它既是人与自然结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又是与社会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双向联系的开放系统、动态系统，它所具有的要素、结构层次、功能远比自然系统丰富和复杂。系统原则揭示，文学内部的各个要素(作家、作品、读者；生活、创作、欣赏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统，又与其他各子系统发生联系，构成一个综合化的大系统。不仅如此，它还置于艺术文化背景之中，与其他门类的艺术构成艺术文化系统。文学要存在、发展，又必须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关系，不断互相传递信息，进行系统的反馈运动，来实现自身的反馈调节运动。因此，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网络复合系统。
实际上，文学系统的内部要素、结构、功能远比这丰富复杂。即便如此，也可略见一斑。文学对象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为建构多样、综合、一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文艺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以文学的“某个部分、方面、侧面、层次、因素、阶段”[③]。为研究对象，就创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为对象的文艺社会学方法；以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语义学、结构主义方法；以作家、读者为对象的文艺心理学方法；以文学活动流程为对象的信息论方法；以文学功能为对象的价值学方法等等，不胜枚举。前苏联学者布什明在探讨文学研究方法时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学则承认用与对象的本质相适应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从文学的各个方面来研究文学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苏联著名学者卡冈对这一问题更是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认为，艺术是一个由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统，而它又置于整个艺术文化的大系统之中，依据它们各自的结构层次及相互关系，形成了许多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新学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图[⑤]。文学艺术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说：“对于今天的艺术——所有的艺术来说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这里没有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流派，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一分析虽有所偏颇，但却预示着文学艺术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历史趋势的来临。在当今，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综合展开研究的趋势，正是当代科学日趋分化和整体化的一种表现，是“寓于多”时代的要求。企图以“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将一去不复返。有望建树的学者，总是不遗余力去寻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知识旧体系的更替，新体系的建立”[⑥]。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现状的回顾和反思
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形成多样化的态势，既是对文学艺术本体观念变革的产物，又是对文艺学研究方法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有必要从历时和共时、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考察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和现状，在新的审视点上进行必要的反思。为此，我们将从4个坐标系上进行粗略考察。
1、中西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扬弃
在西欧，从古希腊时期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又称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和培根创立的形而下学的逻辑归纳法。其次还有历史归纳法、社会学方法、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学方法。这些方法虽有消长、斗争，但总是能够延续下来，至今仍被运用，故称为传统方法。
在中国，由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和经验，并同伦理道德挂钩”[⑦]。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经验主义的现象描述法、伦理道德的社会学方法。
上述传统方法的长处是：
第一，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强调从哲学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重视哲学对文学的指导作用。加之它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律，论证严密，思辨性强，有助于建立文学的知识体系。
第二，注重文学艺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哲学、社会、历史、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传统方法经过无数文艺理论家的继承和发扬，不仅为后人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逻辑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绎法与归纳法的论证程序、原则、方法等，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从上述三方面看，传统方法开辟了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的道路，为今后从宏观上，从整体上认识文学做了充分的必要准备。但是随着一个个“多元时代”(普里戈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是一个既有决定论现象，又有随机性现象；既有可逆现象，又有不可逆现象的多元时代。)的到来[⑧]。上述传统方法并不能涵盖如此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暴露出明显的不足。
第一，传统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测性、假设性，缺乏科学性。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的致命弱点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哲学的附庸，用某种先验的哲学观点和体系解释文学艺术，一旦两者不符，便将文艺削足适履。同时它所遵循的逻辑论证原则是从一般推出个别，一旦大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这种方法有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印度学者N·K·简恩说：“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方法已过时，运用这种方法，人们推测出一般陈述(假说)，并据此演绎出许多陈述。倘若每个演绎出来的陈述都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它就支持了假说。倘若情况并不是如此，则暴露出这个假说的局限性。”[⑨]
事实也是如此。从科学认识史上看，中世纪基本研究方法是演绎法，一切以圣经、教父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出发点和归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运用观测实验的科学方法，了托勒密地心说，而建立了日心说；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塞尔维和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了传统观念[⑩]。从文艺学研究史看，培根以科学实践观和归纳法把“美学由玄学思辨的领域转到科学领域”，“对审美现象进行心理分析”[11]。而黑格尔运用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导出了文学“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的错误结论。所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存在着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而中国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法，虽能从感性经验入手，以“极精炼而又隽永的语言点出关键”，其中也不乏“极明亮的思想火花”，但是它是一种猜测的、笼统的、直观的方法，缺乏思辨色彩，因此猜测性、假设性更大。归纳法较之演绎法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但归纳法的产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一，甚至抹杀二者的差异”[12]。因此不免流于经验，缺乏理性、科学性。
第二，归纳分析和综合分离。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互相提供前提的思维方法。归纳是演绎的基础，为演绎提供根据，而演绎又为归纳指明方向，提供前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哲学观点的分歧，历史上产生的演绎法和归纳法，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各执一端。文艺学研究领域中形而上学方法与形而下学方法的论争，就是认识史上这两种方法争论的反映。黑格尔在《美学》绪论中对此有过总结。他说：“谈到科学研究的方式，我们就走到两个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个方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只围绕着实际的艺术作品的外表进行活动，把它们造成目录，摆在艺术史里，或是对现存作品提出一些见解或理论，为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提供一些普泛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单就美进行思考，只谈些一般原则而不涉及艺术作品的特质，这样就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美的哲学”[13]。黑格尔从主观到实践上，都力图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哲学观上的唯心主义，未能科学地解决二者的真实关系，自己的研究不免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学思辨上来。
第三，以部分研究代替系统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单打一的方法，基本上就文学的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某一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且还误以为穷尽了对文学规律的认识，这样就以单项、线性、平面式的研究代替了多项、立体、网络式的研究，比如哲学思辨法以本体论研究代替美学研究；社会学方法以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以心理分析取代社会批评。这样，传统研究方法就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文学的自然质、功能质和系统质，无助于全面认识文学。
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利与弊的分析，是以系统方法为参照物，以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为目的去透视的结果，其中该扬之处，继承发扬光大；该弃之处，舍弃弥补改造。
2、西欧当代文艺学研究多元方法林立
到19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心理学、文化学长足的进步，西方文艺学研究方法学派林立、纷繁复杂。其名目之多、时间推移之快、重点转移之频，都是前所未有的。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精神分析、科学美学、语义分析、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原型批评、接受美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上述方法，无论其存在时间的长短，都有其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从某种角度看，还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但同时也应看到，它们有自己适宜的国情、范围，必然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对此也应科学地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多元方法的合理因素是：
第一，开展多角度的研究。传统研究方法把文学艺术作为一个静态的封闭实体进行研究，确认它的不可分性，因此至多研究它与社会、与哲学的联系，与科学的差异。而多元方法则分解文学实体，从社会、作家、作品、读者各个不同层次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即便像作品这样一个层面，也要继续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出现了语义、符号、结构、形式、阐释等研究方法。这不能不承认多元方法打破了传统方法拘泥一格的模式，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扩展了新的观察视点，树立了新的阐述目标，为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地研究文学和开辟新的天地做了必要的准备。
第二，各学科相互渗透，各种方法互相借鉴。西方研究者虽然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研究方法的正确性、有效性，但是为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又不能不自觉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各学科之间是互有借鉴和渗透的。比如心理分析导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发端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三论”是外来学科的方法的移植。由此可见，多元方法在各学科相互渗透，借鉴方面是有成效的。
第三，从某一角度的深入研究。从总体上看，多元方法林立、并存；从局部上看，各派对立、排斥，都想以自己的优势取代别的方法，因此迫使各派在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深入开拓。比如结构主义历经俄国的形式主义、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从雅各布森的“音素、语素、词、句等组合关系入手”[14]。研究文学，到罗兰·巴特建立的“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的研究模式，再到热奈特的4种主要叙述类型的研究[15]。步步进展，层层深入，开拓了从语言方法研究文学的空间。应该承认，在某角度的深入研究上，多元方法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以往的文学研究。
尽管多元方法有其历史的功绩，但由于它们大多以西方不同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因而有其不可弥补的缺陷。卡冈在评价不同的科学对艺术的研究时说：“迄今仍然是非系统的、杂乱无章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嫉妒的竞争中，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漠不关心的‘和平共处’中。”[16]这就是说，多元方法往往是各自独立、各走极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现今科学知识发展的水准上依靠系统研究的原则”对文学“展开综合研究”。这项任务，西方研究者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历史地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者的身上。
3、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改造创新
前苏联从19世纪的俄国开始，传统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历史方法。到20世纪初，由“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诗歌语言研究会”兴起的形式主义方法曾一度相当活跃。但不久，由于它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出现了将形式绝对化的倾向，而遭到了过分严厉的批判。之后，前苏联研究方法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是出于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原理，从而导致文学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17]。因而从50年代中期起，前苏联开始着手纠正这方面的问题。50年代被称为回顾和反思(或“解冻”)时期，主要是清算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从60年代开始，前苏联把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在组织上设立专门机构，出版专门刊物；在实践上大量介绍各种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尤·鲍列夫、卡冈、赫拉普钦柯、斯托洛维奇、叶果罗夫、马尔科夫、彼得罗夫等人，致力于新方法的研究，并著有专著。至此，在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庸俗社会学得到彻底清算，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并存，并把研究方法推向新的阶段。
前苏联在文学研究方法上历经的曲折、反复以至于最后达到繁荣，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强调对各种方法的兼收并蓄。前苏联政治生活的变迁、文学本身的变化、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自然科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在文学艺术和研究方法上的“大一统”和单打一局面，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的开放的时期”，对传统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兼收并蓄。这种做法反映了前苏联学术界研究学风的宽容、研究思维方式的辩证。一般而言，在研究中某种方法兴起确立之后，易排斥其他方法，一种思潮流行时，又容易否定过去，割断历史。鉴于历史教训，前苏联在进行方法论研究时，这种片面、对立、极端的倾向较少发生。因此在清算庸俗社会学时，并没有抛弃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强调内部研究时，也不否定外部研究；在吸收外来研究方法时，又不妄自菲薄；在坚持传统时，又不盲目自尊；在运用美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不放弃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这就保证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次，注意对各种研究方法的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各种方法都有它适应的国情、对象和范围，当它被移植或吸收时，必须根据自己民族的情况加以改造。前苏联学术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各种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比如风靡整个欧洲的接受美学到了前苏联，则被改造为“历史功能”研究。历史功能研究强调“分析一部作品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它在作者生前的时代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到它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在未来的时代所起的作用”。“用巴赫金的术语表示，历史功能阐释就是‘对应关系’的研究”，包括“作者同前辈的对话、作者同当代读者的对话、作者同未来时代读者的对话”。[18]从历史功能研究所强调的研究重点和三种对应关系类型看，它注重作品对读者的作用，这就把文学研究的重点从文本转移到读者身上，这与接受美学极其相似。但是它又克服了接受美学的某些片面性，把作家、作品、读者联系起来，更强调作品在当时、当下、未来三维空间中历史地、辩证地发挥作用。与接受美学相比，它们之间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更具历史性、辩证性。
此外，像结构主义这样的研究方法，前苏联学术界既充分肯定它是“深入研究艺术篇章的手段之一”，能起到“为研究工作者开辟广阔天地”的重要作用[19]。同时又严格地将结构分析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并给予新的解释。所有这一切表明，前苏联在引进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一方面兼收并蓄，一方面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再次，敢于创新，勇于开辟一条新路。
前苏联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新的应用领域的铺开；二是综合研究的兴起。从前者看，主要是表现在类型研究，历史功能研究、阐释和评价的方法产生及各种方法的应用上；从后者看，主要是从“综合角度，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来全面评定一部作品或一个文艺现象的外在作用和内在价值”[20]。
前苏联文学研究在挣脱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羁绊，开创了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之后，及时认识到开展综合研究的必要性。20世纪60年代末，前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艺术创作综合研究专门委员会，70年代初提出“综合考察和系统研究方法相符合”的思想，许多著名学者转向综合研究，并致力于应用。像鲍列夫和斯塔菲茨卡亚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指明了归纳综合的趋势。卡冈的《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系统方法》、《作为系统的艺术文化》等文章，则是综合研究的结晶。在综合研究中，他们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坚持历史的逻辑方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多种方法的运用、补充、渗透。只有这样，才“不会变为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和折衷主义，而只会成为对作品实行全面分析的因素”[21]。
前苏联对文艺学综合研究的主张、做法及成果，无疑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4、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变革的趋势。
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趋于单一。“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方法涌入，但迫于战争、动荡，未能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独断论、机械论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领域狭窄，思维方式保守，方法单一。具体表现为：就研究的内容看，注重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忽略文学的艺术美学特性的研究；就思维方式看，是单向、平面、线性定性的机械论、还原论；就思维角度看，是单一、静止和封闭的；就思维空间看，只有当下，而无历史的、时代的、当代的，只有中国，而无外国；就思维模式看，“一内容二形式，鉴定式的结论，调查式的评述”。文学研究上述问题，一直到1983、1984年开展“方法论”的讨论，才有所认识、有所纠正。
1984年，我国兴起的方法论讨论热潮，已经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表现为：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多元、批评方法的多元、批评实践总体结构的多元”[22]。随着各种各样方法的介绍和应用的尝试，目前“综合态势，已显露端倪”。但是这种综合仍然处于不自觉的交织糅合，而不是自觉的、融会贯通的、整体化的综合，还没有出现有影响、有见地的专著。与前苏联70年代相比，我们的方法论研究还需告别“告知、尝试”阶段，走向综合、整体化的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抹煞1984年的方法论讨论的历史功绩。应该看到它是对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机械论、独断论影响的产物；是我们民族方法论自觉意识的觉醒，它必将促进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
总之，从历时和纵的方面看，中外传统方法的扬和弃；从共时和横的角度看，西方多元方法的利与弊，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经验，我国当代研究方法发展趋势，都说明必须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的体系。
(三)文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可以理解为“人们按一定的方式、规则、程序输入和输出信息的思维活动形式”[23]。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4]
从人类认识史看，主要经历了原始、农业、分析和综合4个时代；人的认识对象中心由模糊的表象世界——实物中心——系统中心——元系统中心；人的思维方式由原始思维——以实物为中心思维——系统思维——元系统思维。
在人类的幼年时代，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根本无法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相信一切出于“神之手”。在认识对象上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都是以混沌模糊的表象呈现于世。因此原始思维是一种“以‘集体表象’为基础”“无逻辑特征”的形象思维，古代神话就体现了这种思维特征。
从奴隶社会到整个中世纪的农业时代，人类主要思维方式是“以实物为中心”[25]。在农业时代，由于“人们与自然界之间的交换活动仍然停留在实体交换水平”[26]。许多门类的科学知识尚未形成，科学认识的方法停留在直接观察上，认识论的模式是“以实物为中心”，即只局限于相互孤立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实物和现象上，去探求它们的质。前苏联学者库兹明在分析这一时代的思维特征时指出：“在这个阶段，认识是从现象上，即还是从外表上来看待对象的，认识还没有揭示出对象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没有揭示对象受它所属的那个系统的制约性和对象的质的过程”。这就是说，“以实物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具有直观、笼统、猜测、感性、孤立的特点。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表现为把文学作为一个实体，只从外部(自然现象或哲学)探讨文学的某些特征，因而文学一直是自然哲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庸。
从农业时代到分析时代，其中有一个过渡，即前分析时代(14～16世纪)；分析时代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交换活动中心已由实物转向能量，科学长足进步，科学研究则分门别类，研究方法由观察改为科学实验，思维对象自然仍以实物为主，但已不作为实体，而能够进行解剖分析；思维方式则主要是形而上学。这种思维的优点是“对事物研究细致、具体、严密，在科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缺点是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点，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与机械决定论。
所谓“还原”原意为简化、简缩、缩小。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张把复杂的对象分解为简单部分，从简单部分特性的已知来把握对象整体，主张以低级运动形式解释和说明高级运动形式，进而说明世界的图景。这是一种解剖式和分解法，排除一切偶然性和变量，抓住一条线索追踪来源，探寻因果联系的单项、平面、线性思维。
机械决定论又称拉普拉斯决定论。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已经决定的，无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只要找到一个宇宙方程，了解宇宙的起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就可以用力学的方程给予明确的描述，给予绝对的正确预言。[27]这种思维是一种直线因果的思维定势。
分析时代的形而上学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是：从研究对象看，它把文学当成一个独立实体并加以分解，孤立地进行某方面的考察；从研究内容看，已涉猎了较多方面，如文学与社会、文学特性、心理因素、形式因素等等，但分门别类地进行孤立研究，尚不能联系起来；从思维特征看，是单项、平面、线性因果的。应指出，我国文学研究中所流行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如果从思维根源上看，则与形而上学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还比它走得更远。
由于分析时代科学知识的积累，人们不仅发现了各门科学的具体规律，而且还发现了各门学科间相互联系以及相互联系所产生的一般规律，这就扩大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大多数科学都经历了一个把关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观念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比如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学说对于深入系统研究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遗传学对于深入研究生物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物理学，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对于化学……这些理论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确立了彻底唯物主义的系统性思想……科学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以“系统中心”代替“实物中心”。[28]
“系统中心”以“构成现象系统的‘种类’为中心，而个别现象和对象这时则表现为总体的构成部分，表现为它的因素、成分”。对象的系统性则要求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地观察事物，系统思维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要求把文学作为一个系统，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多元方法便是系统思维的必然产物。
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人们“所研究的现实被看成是多中心的、超系统的统一体，一种复杂现象的综合”。人们认识的内容不再是实物或系统，而是“复杂的对象——综合的多系统的现象及其全部各种层次的和多侧度的关系”[29]。即元系统。元系统要求人的思维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特征。实际上，目前“综合考察、综合研究、综合创造、综合发展、综合规划和综合管理等等，已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方式”。[30]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就是元系统思维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发展水平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必然趋势。可是与这种必然要求和趋势相比，我国当今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农业和分析时代，呈现出“封闭、求同、单向、直观、超稳定、亚节奏”的特点。[31]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则是公式化、程式化、概念化。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立足现在，我们再不能固守传统格局、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奋起直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来一个彻底革命，以迎接文学综合时代的到来。
[①]黑格尔语。转引自〔苏〕鲍列夫《美学》，第1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②][日]增成隆士：《美学应该追求体系吗？》，转引自《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册，第14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③][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④][苏]布什明：《文艺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⑤]此图载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8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⑥][苏]鲍列夫：《美学》，第1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⑦]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⑧]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⑨][印度]简恩：《科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基础现代模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⑩]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12～1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第202～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2]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6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3]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79
[14]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5]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7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17][苏]柯静采夫：《文艺学中的庸俗社会学》，《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18]吴远迈：《苏联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向》，《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19][苏]鲍列夫：《美学》，第532～53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0]高利敏：《当代苏联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新观念的发展》，《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1][苏]鲍列夫：《美学》，第52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2]滕云：《批评的主体意识、多元态势与综合态势》，《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3]陈晓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新华文摘》，1985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
[25][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2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6]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5
[27]《大科学的群体论》，《望》，1986年第3期
[28][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9][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科研思维论文范文6
1维果茨基主要心理学理论
1.1 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是维果茨基有关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维果茨基很早就意识到人的实践活动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从20年代起他就试图将活动概念运用于心理学。维果茨基依据马克思的活动观，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深入分析后指出，人的心理是在人的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的活动之所以对心理的发展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与人的活动性质有关，人的活动是通过各种工具和手段来进行的。因此，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重视活动对心理的重要作用的同时，维果茨基强调活动与意识的统一，并把意识作为活动理论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在维果茨基看来，意识“应当看成是人的整个生命活动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需要具体研究和分析的心理事实”[1。意识不是与世隔绝、脱离活动的内部封闭系统，而是以活动作为它的客观表现的。所以可以通过活动对意识进行客观研究，把意识的事实加以物化，转换成客观的语言，转换成客观存在的东西。根据马克思的活动观，意识是人在活动开始时关于活动的映象，它是客观认识现实的反映，同时又对人的活动进程起着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由此，维果茨基认为“意识是行为结构问题2，。意识以未来行为结果的映象形式参与到行为的结构之中，从而使人的行为具有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的特点。
30年代维果茨基开始分析研究情绪动机问题，并发现活动正是通过情绪动机决定心理、决定意识。在《思维和言语》—书的最后他写道:“思想尚不是最高级……思想本身不是从其他思想中产生的，而是来自我们意识的动机领域……思想背后是情感和意志倾向，只有它才能解答思维分析中的最后一个'为什么’”。维果茨基在后期的著作中还探讨了活动和意识的衔接问题。如果从前他在证明童年早期儿童的活动决定其思维的形成，那么现在他试图证明外部活动(游戏)怎样决定心理发展(“建立最近发展区如何成为主导活动的，在这里维果茨基特别强调游戏的情绪情感问题。
1.2 工具理论
工具理论是维果茨基社会文化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这个理论最初不是来自对心理现象本身的研究，而是产生于对劳动活动的分析。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劳动活动中首先分析出它的工具性特征，劳动过程以工具为中介。据此维果茨基决定从类推法出发分析心理过程。他设想：能否在人的心理过程中找到以特殊的心理工具为中介的成分呢？结果他在培根“既不能单靠手，也不能单靠脑，手脑只有靠它们使用的工具才更完全”[4的名言中获得了间接证明。
根据维果茨基的思想，在人的心理过程中应该区分出两种水平:第一种一自然所赋予的智能;第二种一工具和辅助手段武装的智能。同样似乎应该把实践活动也分为两种水平:第一种一“纯粹的手”，第二种一“工具和辅助手段武装的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还是在人的心理范围内正是第二种的工具水平具有决定意义。在心理现象领域维果茨基把第一种水平称为“自然”的过程，把第二种水平则称为“文化”的心理过程。“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以特殊的心理工具和辅助手段为中介的“自然”的发展过程。
那么“心理工具”和心理机能两种水平的假设对心理学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心理学家根据心理的不同特性，如理解性、随意性等将所有的心理机能分为高级和低级两种，这种划分本身就是心理科学的重要成果。但随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即高级和低级机能彼此处于什么关系之中，是什么确保高级心理机能具有诸如随意性、自觉性等这样一些特殊的品质，对此联想主义、行为主义和理解心理学都没有明确的答复。而维果茨基的假设，为理解高级和简单心理机能间关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这就使他把低级、简单心理机能同自然过程的阶段结合起来，而把高级的心理机能同中介、“文化”、心理过程的阶段结合起来，这种新方法既可以解释高级和简单心理机能的质的区别（高级心理机能以工具为中介）又可以解释它们间的联系(高级机能在低级机能基础上产生）最后，通过“心理工具”还能够说明高级心理机能的特点(如随意性）。
1.3 思维和言语理论
思维和言语问题是心理学中极为复杂的问题，也是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思维和言语紧密交织在一起。某些心理学家如华生把思维简单地归结为内部言语。在华生看来，思维遵循的路线是:大声言语一低声言语一内部言语。但20世纪初维尔茨堡学派的研究表明，思维与言语大不相同。因此在这个领域存在两种观点:完全等同或完全割裂，由于这两种观点的片面性因而又导致了大量的折衷理论的产生。
维果茨基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思维和言语问题方面的种种观点。他在《思维和言语》一书中，依据苛勒对类人猿的智能发展的研究和他本人进行的概念形成的实验，对思维和言语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他认为思维和言语具有不同的遗传根源，思维的进步和言语的进步并不是并行的，两者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发展系列，这两个系列之间的联系并无明显界缘，又如两个交叉的圆圈，而且无论在种系发展和个体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思维发展的语言前阶段和语言发展的智能前阶段。如儿童在能有效运用语言之前就表现出对复杂问题具有相应的认知能力，从生物进化来看，黑猩猩在解决某些问题时也会使用工具，并通过迂回的途径去达到目标，表现出一定的智能行为来，这就是思维发展的语言前阶段。又如婴儿的呀呀儿语，只是表达一种情感和愿望，与思维并没有联系。黑猩猩有相当好的发音，但只是一种情绪的迸发，在功能上与智能没有联系。这就是语言发展的智能前阶段。因此，他强调思维和言语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由其史前阶段准备起来的。
维果茨基的学说十分富有创造性，为解决思维和言语的关系这一理论难题提供了一种辩证的方法，至今对心理语言学和西方学术界都有深刻的影响。
1.4教学与发展理论
维果茨基对人的心理发展问题的深入探索，引导他最终进入了儿童智力发展与学校教学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有关教学与发展关系的问题也因而成为维果茨基研究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在该研究领域中，维果茨基取得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成就。
维果茨基曾把日常概念和科学概念的问题同教学和发展问题密切地联系起来，在研究中他发现科学概念的发展比自发概念的发展更快。分析这一事实使他得出结论:掌握日常概念的程度反映了儿童现有发展水平，掌握科学概念的程度则反映了儿童最近发展区。“但是如果科学概念……能发展儿童未曾经历过的发展区域的话，如果掌握科学概念能超越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儿童相应的条件尚未成熟的区域内进行，那时我们开始理解解科学概念的教学确实对儿童智力发展有着巨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只有走在发展前面的教学才是好的。它能激发和引起处于最近发展区中成熟阶段的一系列功能”。
因此，最近发展区说明儿童在独立活动中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与借教师的帮助所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之间的差异。这种观点在当时来说是革命性的，因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教学应当尾随发展，巩固通过教学已获得的东西。跑在儿童发展前面的教学似乎是不可能的，它不能教儿童自身尚未完全成熟的东西。儿童发展的水平好像自然而然是由儿童能够独立做什么决定的。运用横断法分析儿童的发展，原则上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如果运用维果茨基的历史发生法就能够揭示出儿童智力发展的潜在水平一儿童最近发展区。
引入“最近发展区”的概念是维果茨基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重大贡献。采用最近发展区概念在实践上能够直接运用于解决儿童智力发展的诊断问题，它既可以测试儿童智力发展的现有水平，又可以测试儿童智力发展的潜在水平。
1.5关于心理学的方法论
方法论问题是维果茨基心理学理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无论是苏俄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清楚地意识到，维果茨基之所以能在心理学研究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在研究中采用了辩证的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更新了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维果茨基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20年代维果茨基率先提出有可能建立新心理学的方法论的构想，并明确主张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然而维果茨基对其他所谓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建设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简单化地用于心理学研究的作法表示遗憾。维果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探索的只是建立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的方法，而非寻找解决心理学问题的具体办法。譬如，维果茨基把历史主义原则引入心理学中，从种族发生、个体发生和病理学(追踪研究心理机能解体的疾病过程)三方面分析研究高级心理机能的形成，这是维果茨基把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具体运用于心理学研究中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维果茨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出方法论原则的三种层次：(1)作为所有科学一般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论原则；（2)具体科学一心理学的方法论原则；（3)心理学特殊部门（如儿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等)较为独特的方法论原则[7。作为整个科学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一般方法论，可视为决定论原则、系统性原则、发展性原则、质量互变原则等。作为心理学的具体方法可表述为心理机能文化历史起源的理论。作为建立在文化历史理论基础之上的更为具体的方法论的形式表现为高级心理机能系统的动态的定位理论等。按照维果茨基的意见，所有方法论的分析层次都应当彼此紧密地相互配合，方可建构心理科学方法论的整个大厦。这些思想使维果茨基成为苏俄心理学方法论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
维果茨基心理学理论除上述外，还包括内化说、心理系统概念、文艺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儿童缺陷学等方面的理论。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故不在此专门论述。
2对维果茨基的简要评价
2.1维果茨基对心理科学的重要贡献
维果茨基在他38岁正值创造高峰时期不幸因病逝世。为此苏俄著名心理学家M.r.雅罗舍夫斯基认为，“假若弗洛伊德在这个年龄死亡，那么科学就不知道精神分析;假若巴甫洛夫在这个年龄去世，那么科学就不知道条件反射”。然而维果茨基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世人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为现代心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首先，维果茨基是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十月革命后，苏联心理学家明确提出要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而这种心理学在世界心理学史上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要建立这样的心理学其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几年的艰难探索，维果茨基终于找到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具体途径，那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现代心理学的哲学基础，以实践作为现代心理学的基石。
其次，维果茨基首次提出关于高级心理机能历史起源的理论，并且在研究高级心理机能时提出了新的解释原则。同时维果茨基也揭示了符号在思维形成和发展中的具体作用，深入研究了言语思维的类型学等。此外，维果茨基倡导不仅研究思维中文化间的差异，而且还要研究思维中的历史变化，研究在同一范围内在不同程度上有联系的和具有不同社会文化因素的人们的思维。维果茨基的理论是对意识的文化历史决定的研究的重要贡献。
最后，维果茨基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创新和突破。维果茨基反对传统心理学的一切实验方法，他认为传统心理学的一切方法都是按照S—R的公式来设计的，最多也不过是从实验的结果进行一些推测性的所谓心理分析。他所提出的“双重刺激法”可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研究高级心理机能的本质，因此具有独创性。维果茨基曾用这种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思维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十分丰富的和有价值的科学成果。
2.2维果茨基心理学理论的主要局限
尽管维果茨基对心理科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和高度的评价，但这并非说明维果茨基理论就是尽善尽美的。由于维果茨基短暂的一生充满紧张的探索，不断提出新的思想，急于构建自己的理论，更由于他英年早逝，未能像冯特、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一样到晚年有足够的时间对其早期理论作进一步的修改、补充与完善，因此维果茨基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如有些术语的使用缺乏准确性，有的假设未能实验证明，有的理论不够完善。概言之，维果茨基理论之不足主要有：
首先，文化历史理论狭隘地理解历史主义原则，带有抽象社会学观点的色彩。在人的心理的历史发展当中，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一个因素，即发明内部工具、符号、实现某种心理机能的手段。其实，人的心理生活和意识的历史发展是复杂多样的，它随着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而发展，依存于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一定时代的物质生活，对于历史发展的这种复杂多样性，文化历史理论既没有阐明，也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甚至都不把它当作一个研究课题，因而它对历史原则的理解是狭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