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范文1
8月1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报道，京客隆太阳宫店和西坝河店给过期肉更换标签再销售，即“翻包”。
8月2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报道，卜蜂莲花金源店存在生鲜肉“翻包”情况。
一周频曝食品安全事件，其共同特点是问题均由经营者主观造成。此类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关键在于食品生产从源头监管到餐桌消费这一长而宽的链条中存在明显“软肋”。
一、食品安全事件凸显管理缺失
法律法规是确保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铁门。这些年，我国针对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日趋严格，近期“两高”首次对食品安全刑事案件作出司法解释，对食品违法追查更加严厉。纵观这些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关部门对食品违法犯罪的惩处打击力度不够，许多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在舆论漩涡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一）政府规制体系失灵。一是多头管理，规制机构职能交叉相互掣肘。多年以来，我国食品监管采取多龙治水、分段监管的管理体制。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包括了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多个部门；食品安全的监管流程实行分段监管，原材料环节由农业部门监管，生产过程由质检部门监管，市场领域由工商部门监管。此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还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卫生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由于这种体制安排并未对我国现有规制体制作根本性变革，食品安全委员会对卫生部和工商局等监管部门的指导作用、卫生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协调作用大打折扣。食品安全规制是一种公共权力，它由公共部门使用。在权力分配或行使过程中，各职能部门都竭尽所能地争夺权力资源，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例如重复检查、乱收费、乱罚款等等，使厂商不堪重负，造成规制过度的“公地悲剧”。另一方面，多头管理使食品安全只有在所有相关部门、各个环节共担责任并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实施。如果规制权意味着需要承担责任而不是获得利益时，就会出现“谁都管，谁都不管”的现象，导致食品安全规制不足的“反公地悲剧”。二是双重管理，规制机构缺乏独立行使职权的环境。食品安全监管纵横交叉，错综复杂。卫生部门和农业部门从中央到地方都实施分级管理；质检总局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属于垂直管理，其余机构属于分级管理；食品药品管理局中央和省一级属于分级管理，而省一级以下部门则又实行垂直管理。这样一来，在食品质量监管体制上，我国地方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受到上级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而当地政府掌控着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的人事权和财权，对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更强。当食品监管与地方利益出现矛盾时，地方食品监管部门便不能彻底开展工作，从而影响了地方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2.政府规制标准失效早在1962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成立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协调建立了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我国加入WTO后，食品安全标准工作逐步与国际接轨。在食品污染物限量标准方面，我国标准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项目和指标值的符合率超过70%，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规制标准缺失。三鹿奶粉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我国企业标准化的薄弱。如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只涉及62种化学污染物，而联合国有关食物与农业的组织已公布的相关限制标准为2522项，美国多达4000多项，日本则达数万项。此外，我国的监管技术、方法和相关标准体系亟须完善。在监管部门的抽查、检测中，检测项目主要针对的是国家相关标准中允许添加的成分，一旦食品中含有标准里不允许添加的其他物质，抽检时往往检测不到。随着近年来直接用于食品及间接与食品接触的化学物质的日益增多，相应的检验检测方法、对未知物的发现和检测能力更显滞后。
（二）法律规制缺失。《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与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一系列新制度的确立为食品安全法律保护提供依据。但是仍有诸多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内容上的交叉重叠与缺失。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制尚未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种植、养殖等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尚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调整，有的环节还存在交叉。二是制度设计上的实操性。“十倍赔偿”，作为《食品安全法》的亮点之一，其实际威慑、惩治食品违规者的作用有限。立法者意图通过十倍的惩罚性赔偿起到威慑、惩治作用，却没有考虑到此规定的模糊操作性。十倍赔偿的基数是仅指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还是基于违法所得，亦或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在这一点上是不明确的，因此法律的确定性，权威性遭到质疑。
二、国外法律规制及政府规制考察
1、国外食品安全规制考察
（1）欧盟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欧盟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关注食品安全。在“疯牛病”等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针对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欧盟委员会在2000年发表了《食品安全白皮书》，并在其中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食品监管机构负责食品安全问题的议案。2002年，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了178/2002号指令，通过了成立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的议案。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负责整个食品链的监控，根据科学的证据做出风险评估，为政治家制定政策和法规提供信息依据。
（2）美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根据《联邦食品、药物与化妆品法》的规定，食品企业的责任是生产安全和卫生的食品，政府通过市场监管而非强制性的售前检验来管理食品行业。尽管食品安全规制并非以强制性为主，但美国的食品仍堪称世界上最安全的。这与美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多方参与的特点有着莫大的关系。美国通过教育等非强制性风险管理措施来提高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意识。食品安全教育的对象不仅包括消费者，而且包括食品企业。多年来监管者和食品企业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食品存在问题，就要被召回，而且这种召回还是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下由企业自愿执行的。除此之外，美国食品安全规制多方参与的特点还体现在鼓励涉及的行业、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食品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在美国，在制定新法或修改已有法规时，立法机构通常事先公布存在的问题、提出机构建议解决的方案和备选方案。立法机构根据公众提供的信息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制定法律、法规，所有重要的公众评论都要在最后的法律、法规中予以强调。当遇到特别复杂的问题时，就需要向立法机构以外的专家进行咨询，立法机构可以选择召开公开会议或召开咨询委员会会议。公开会议可用于收集公众对某一专题或今后的项目的看法。
（3）日本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日本最初的食品安全监管与我国较为相似，也涉及农业、卫生、环境等多个部门。从2001年开始，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凸显了日本当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条块分割的局限性。针对食品安全规制中存在的问题，日本于2003年通过了《食品安全基本法》。根据该法规定，日本在内阁专门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专门对农林水产省和厚生省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协调。作为两大监管部门，农林水产省和厚生省之间的分工虽然明确，而且有食品安全委员会进行沟通协调，但是，该模式按环节分工还是容易造成各管理部门衔接不好，出现监管的真空地带。尽管日本政府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施以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日本也十分注重引导企业内部食品安全保障系统的建立。日本于1998年开始执行一部新的法律，鼓励与食品有关的企业采用HACCP系统。该法规定，政府为企业提供财政支持。企业可以获得长期低息贷款以改善其设施和设备，而且，符合条件的企业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经过一系列激励机制，目前HACCP等生产规程已经成为日本企业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并普遍为消费者所接受。
2、食品安全模式借鉴。从国际上看，食品安全规制模式上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模式，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独立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来负责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二是以加拿大为代表的模式，由中央政府的某一职能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并且负责协调其他部门来共同监管。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由中央政府各部门按照不同职能共同监管食品安全。美国联邦政府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相应部门一起构成相互制约、综合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对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实行严格的规制。美国进行食品管制的政府机构主要有：人类与健康服务部（DHHS）、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农业部（USDA）、食品安全与监测服务部（FSIS）、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部（APHIS）、环境保护机构（EPA）等几个部门。食物安全机构的责任由地方、州和联邦法律、指南及其他指令规定，而且按产品实行分类规制。有些部门只能规制一种食品，例如牛奶或海鲜；有些部门的权限只限于某个特定的区域；还有的部门只负责一类食物机构，如餐厅或肉类加工厂。食品安全与监测服务部（FSIS）主管肉、家禽蛋制品的安全；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则负责FSIS职责之外的食品掺假、不安全隐患、夸大宣传方面等工作。他们共同组成了美国的食物安全团队，做到了“分工明确、权责并重、疏而不漏”地维护食品安全。我国应在借鉴他国监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改革现有食品监管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划定监管重点，落实监管措施，增强食品规制机构权威，形成一个依法行政、协调高效、权责一致、问责明晰的规制体制。
三、法律规制及政府规制体系的构建
（一）完善食品安全法规
1、完善法律法规。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尽快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快的与国际接轨、借鉴国外先进成熟的经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
2、完善标准体系。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应当尽量与国际化接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各行业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国家、行业食品标准体系，地方人大也应该尽快出台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作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重要补充；
3、完善自律机制。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自律机制，政府监管部门可以扶持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行业监管，促使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非政府组织通过与食品行业的科研合作，能够科学的制定食品安全检测的标准，有利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自律机制，同时还应当尽快建（下转第95页）（上接第92页）立食品安全的信用体系，促使食品行业形成诚信的大环境。
（二）完善政府规制体制
1、改革现行规制模式。政府规制不仅要重视经济性规制（准入规制与价格规制），而且更要重视社会规制（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的规制），以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应借鉴国际标准，制定统一、完善的技术标准和检验体系，引导企业行为，纠正信息不对称。目前，我国乳制品产品标准的指标设置与国际标准基本相同，但数量、门类、品种以及技术指标规定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国外的食品添加物标准大都采用“包含法”，只允许其中含有某些添加物，且规定了明确的含量。而我国的标准是“排除法”，明确的是不允许出现的添加物。随着新的化学添加物的不断涌现，规定了某种有害物质的添加，可能遗漏了其他多种物质的添加。因此，要调整规制思路，树立标准超前意识，标准先行，实施动态管理，从而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
2、强化外部监管机制。从理论上讲，政府作为规制者应以遵循社会总的经济福利最大化为行为基准。但在实际中，政府规制者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规制者也往往成为受规制者的俘虏，使政府规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制定有利于己的管制政策，形成“猫鼠共存”的监管模式。而单纯加强政府监管，只不过抬高了受规制者拉拢腐蚀政府监管部门的成本，可能会陷入“事故频发—加强监管—监管制度严苛—监管环境更加封闭—事故隐患更加难以暴露—出现更加严重的事故”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提高政府规制活动的透明度，强化公民、媒体等社会各界对规制机构的监督，设立食品监督员制度，由社会人士担任监督员，发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以防止和纠正规制机构不作为或违法行政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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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范文2
关键词：食品安全、三聚氰胺、乳制品
一、由案例引发的思考
有笑话说，中国的消费者，通过各种食品安全事件补上了化学课。2008年我国奶制品龙头企业三鹿公司生产的“三鹿奶粉”，经检测含有工业用化合物三聚氰胺。自2008年6月河南镇平县第一例住院婴儿小涛住院确诊至同年12月底，全国已有近30万名婴幼儿为毒奶粉所伤害，严重者肾、尿管、膀胱里生满结石，出现肾功能衰竭并伴有积水。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消息，三鹿集团等22家企业愿对近30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赔偿，同时共同出资建立医疗赔偿基金。12月19日三鹿集团借款9．02亿元付给全国奶协，用于支付患病婴幼儿的治疗和赔偿费用。
而在今年央视“3·15”晚会上，再次爆出“瘦肉精”案例。“瘦肉精”，就是最近几年中消费者最为熟悉的一个化学名词。“瘦肉精”是包括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等一类兴奋剂的俗名，大多数人原本一辈子也不会与它们打交道，但如今，人们常常怀疑自己每天通过餐桌上的肉类，把这些兴奋剂吃进了肚子。央视记者调查揭示，河南孟州等地添加“瘦肉精”养殖的有毒生猪，顺利卖到双汇集团旗下公司双汇集团济源公司。节目播出后，“双汇瘦肉精事件”立即发酵成为广受关注的食品安全事件，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的是：如果连著名品牌的肉制品安全都无法保证，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肉制品都不够安全?据悉，国务院联合检查小组针对河南“瘦肉精”事件的最终调查报告，将在本周内公布。截至3月25日，国务院联合检查组宣布基本查清河南“瘦肉精”事件中违禁“瘦肉精”的使用来源情况，已发现3个自2007年以来一直制造“瘦肉精”的窝点。河南省政府3月28日通报，截至目前，全省共抽检存栏生猪31万头，确认瘦肉精阳性生猪134头，抓获非法加工生产瘦肉精的重要犯罪嫌疑人2名，并捣毁犯罪窝点，对72人采取了强制措施，排查出添加瘦肉精的猪饲料5．7吨。目前监察部门对53名公职人员进行了调查取证，已移送司法机关12人。事实上，“瘦肉精”中毒事件在最近几年中频繁出现。2006年，上海发生大规模的“猪肉精”中毒事件，一批来自浙江海盐的生猪，致使数百人中毒入院接受治疗。2009年广州也发生了导致数十人中毒的“瘦肉精”中毒事件。每一次中毒发生后，相关部门总是全力检查，随后誓言加强监管，但生猪养殖中添加“瘦肉精”，却照样作为行业“潜规则”继续存在。此案，再次唤起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食品应该无毒无害，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人通过摄入食品，使人体和自然环境形成物质交流，完成人体的新陈代谢，维持人的存在和发展。卫生、安全、营养是食品必备的要素。但近年来各种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中国大陆地区，官方的年度统计每年有2万~4万人的食物中毒病例。但专家指出，实际情况是每年应至少是20万~40万人的食物中毒病例。而食物中毒也只是缺陷食品致人损害类型中的一种。按医学的分类，食品致人损害包括食物中毒在内的食源性疾患、意外伤害、营养不良、致癌等损害类型。在产品日益复杂化的同时，消费者却难以对所有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设计、性能等做到清楚的认识。这就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呈现出一种消费者对生产者、销售者充分依赖的不平衡状态，而一些制造商为赚取高额利润，往往粗制滥造产品，这不但造成了物资的浪费，而且因产品的缺陷给使用者、消费者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失的事件时有发生。我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建立起步较晚，1993年2月22日通过的《产品质量法》是我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上的一个里程碑，其立法宗旨是保护消费者不受危险或不具安全性商品的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害，该法和《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他有关条例一起构成了我国产品责任法律体系。
二、对我国食品免检制的反思
（一）食品免检制出现的缘由
食品免检制其实是免检制在食品行业里的衍生。对食品免检制的思考，还要看免检制本身。免检制本身，在历史上跟市场经济刚开始的时候政府评优以及有政府背景的社会评优制度的衰落是密切相关的。在市场经济刚开始的时候，消费者需要关于食品的信息，而企业在市场经济刚开始的时候，也需要政府老助推他。所以，无论是来自于企业还是来自于消费者都有这样的需求，而政府为了使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品能更好、更优的和世界其他企业、产品进行竞争，也有扶持企业的考虑。因此，早先就有政府评优以及有政府背景的社会评优。但是，评优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增加企业的负担、弄虚作假、花钱买优等。出现这些问题以后，国务院于1999年明令停止了评优。只是停止评优并没有将需求消灭。政府依然努力的扶持比较优秀或者比较好的企业和产品。因此，跟评优制度相比，换汤不换药的一种新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免检制度就出现了。免检制度实际上隐含着政府扶优扶强、引导消费的初衷。
（二）食品免检制的危害
食品免检制违背了分散复合的风险治理体系要求。风险治理不是政府本身能够承担的，它需要政府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来共同承担。有很多人批评说，免检制实际上就是所有监管都放给了企业，政府是不作为，放松了自己的监管职责，其实不然。一方面，免检制导致了免检企业放松了自我监管，本来在分散复合的治理体系中应该承担一份力量的企业本身放松了；另一方面，免检产品也好，免检企业也好，这些称呼都带有广告的效应，带有政府在那里给企业或产品做广告的效应，所以，免检产品一旦出现问题，公众舆论都会指责政府，或者说更多会指向政府。这两个相结合，政府无形当中变成了自己统揽一切。
三、对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制完善
（一）食品召回制度
食品召回，是食品生产者、经营者依法定程序，对其生产或经营的不安全食品以换货、退货、补充或修正说明等方式，及时消除或减少食品安全危害的行为。召回，既是食品法律规定的行政责任，也是食品生产者作为潜在加害人对广大消费者承担的民事责任。食品生产经营者一方，必须保证食品的安全，没有保证食品安全，就违反了义务。这一义务既是行政法上对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义务，也是对广大消费者的义务。投入市场的食品不安全，可能是生产经营者在投入市场之前已知其不安全，因利益驱动，抱有侥幸心理，甚至漠视消费者安全而投入市场，也可能是在投入市场之前没有发现不安全的因素，投入市场之后发现甚至是因已经造成一定损害而发现，无论何种情况，都违反了对消费者和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义务，故应承担召回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召回的意义在于防患未然，体现生产经营者为保障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和提高政府监督效能。就防患未然而言，有些类似的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的方式。但消除危险和召回有本质区别，召回是阻断可能发生的危害，是将食品这一市场流通物从市场撤回，而消除危险则是发生在相邻关系中当事人一方给另一方造成的危害，同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但两者的关系不同，前者是相邻关系问题，后者是消费保护问题。召回在其他产品销售中也存在，如对生产销售的汽车、电器发现质量隐患后采取的召回措施。因此，召回是产品责任的一种独立方式，是新生的民事责任方式。（二）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
199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的初衷是建立一种利益机制，鼓励消费者对小额损害行使索赔权，维护市场秩序。此规定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时间证明仅增加一倍赔偿更显不足。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这一规定与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的区别是：（1）明显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力度。即消费者保护法规定增加价款一倍的赔偿额，食品安全法规定赔偿损失外的价款十倍的赔偿金；（2）是否限于欺诈不同。消费者保护法限于经营者的欺诈行为，食品安全法规定不限于欺诈，对生产者，只要生产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对销售者，限于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据可适用十倍的惩罚性赔偿。价款十倍的赔偿，不能简单地称为“损一罚十”。依《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涉及的损害有两种，一是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生产者或销售者应赔偿损失。其损失不包括购买不符合安全标准产品所支付的价款。二是价款损失。前一种损失，是十倍赔偿之外的损失，不是计算十倍赔偿的基准。后一种损失，才是计算十倍赔偿的基准。因此，损一罚十，如指后一种损失是对的。损一罚十容易引起误解，不准确，应称“价款十倍的赔偿”。（3）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与食品经营者的连带责任、食品代言人与食品经营者的连带责任。《食品安全法》进一步规定了经营者一方对消费者的连带责任，主要体现在增加了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品代言人分别与食品经营者的连带责任。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范文3
内容提要: 产品代言连带责任是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缺陷产品，对消费者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依据产品侵权责任规则，应当与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共同承担的侵权连带责任。产品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是过错责任原则，须具备构成共同侵权责任的基本要件，依照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承担赔偿责任。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已经于2009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法第55 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这一规定，社会各界反映比较热烈，形成尖锐的对立意见。这个规定实际上不能仅仅局限于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而是应当举一反三，适用于所有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本文试图从食品代言连带责任出发，全面论述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有关 法律 问题。
一、对《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不同意见
对《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对立意见，分为正方和反方两种意见。
坚决反对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规定的，以冯小刚为代表。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表示：关于食品安全明星代言连带责任，很多演艺明星都有意见。如果明星要承担连带责任，那电视台是否负责？新闻媒体是否负责？国家质检等部门是否能负连带责任？为什么单单明星来负连带责任？这个规定是片面的、不公正的。如果要明星负责，那所有的质检部门应该负连带责任。[1]
坚决拥护这一规定的集中体现为网友的意见。很多网友在网上发表意见，认为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规定不错，甚至还以“决不饶恕”的说法表示自己的态度。他们认为，消费者就是因为崇拜、信任某个明星，而间接对其所代言的产品产生信任，而去购买商品。既然艺人的形象促使消费者实施了购买行为，那么艺人就没有理由说自己和产品质量没关系。名人偶像对大众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追随者利“粉丝”们相信他们的偶像，对比同类商品，他们更信赖名人代言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名人代言的广告方式受到 企业 的青睐，名人们也由此赚得巨大的收入，甚至远远超过他们演艺事业的所得。每一个公民（包括名人在内）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对等，名人明星代言产品在获取巨额代言费的同时，也必须为可能出现的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问题等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承担责任。[2]
法学专家对此保持冷静，提出的意见比较稳妥。例如，姚辉教授认为，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承担，要看制造商与明星代言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故意。具体来说有两种情况。其一，制造商与明星代言人相互串通。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与明星代言人实则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二者的主观状态均属于直接故意。其二，制造商与明星代言人虽然没有相互串通，但明星代言人明知制造商生产了质量存在缺陷的产品而仍然为该产品进行代言。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的主观状态属直接故意，明星代言人的主观状态属间接故意。毫无疑问，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认定他们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3]
法律已经规定食品代言连带责任并且有关法律已开始实施，这是客观现实，对其进行讨论发表不同意见是可以的，但质疑其权威性，甚至反对、阻止其施行，则是不可以的。笔者承认，《食品安全法》对这一责任规定确实过严，但是，法律规定的责任过严也有过严的好处。尽管很多学者也主张最好规定为“承担相应责任”，似乎这样更为缓和、更为稳妥，[4]但是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的就是连带责任，在没有修改法律之前没有改变的余地。对此，笔者的看法如下。第一，规定为“相应责任”反而不好，因为不知道与什么相应、如何相应，在法律适用上更不好解释，也无法准确掌握，会出现各有各的理解的弊病。第二，明确规定食品代言连带责任，是很严格的责任，但依照连带责任的严格要求，食品代言连带责任必须符合侵权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因而并不会伤害没有构成连带责任的食品代言人，只有构成共同侵权的食品代言行为的代言人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样，更有利于划清侵权与非侵权的界限，保护正当的产品代言行为，制裁非法的产品代言行为。因此，笔者将积极评价《食品安全法》第55条，并建议将此规定推而广之，扩展为产品代言连带责任。
二、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
食品代言乃至于产品代言，代言人实际上就是给食品或者产品做广告。做广告的人对于推荐的食品或者产品有缺陷并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究竟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长期以来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问题。存在的问题确实如网友所言，产品代言人只管代言、只管收钱，对于代言的产品质量如何、是否存在缺陷、能否造成损害，一概不管，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后果是，代言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不承担责任，成为市场 经济 中的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主体。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正常的。《食品安全法》率先规定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究竟是依据何种法律基础承担呢？笔者认为，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一）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并非基于合同责任而发生
产品代言行为确实产生于合同，但并非基于产品代言合同而发生产品代言连带责任。
诚然，产品代言是一种合同关系，是产品代言人与广告商以及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之间订立的广告代言合同。该合同对上述当事人的代言行为进行法律约束，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其并不能约束合同当事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合同的债权相对性原则的效力使然。即使债权相对性原则有所突破，[5]也无法突破到这样的程度。当代言的缺陷产品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时，该合同关系无法解决这样的赔偿要求。
当然，也可以考虑另一个合同关系，即产品代言人依附于买卖合同关系的产品经营者，依据产品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同关系，解决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索赔问题。制造或者销售具有不合理危险的产品，造成合同债权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的，债权人主张违约责任，可以依据加害给付责任规则请求赔偿。加害给付亦称积极侵害债权，是德国学者创造的概念，指债务人履行给付不合债务本质，除发生债务不履行的损害之外，更发生履行利益之外的损害，债务人应当承担履行利益之外固有利益损害赔偿的违约责任制度。[6]在合同责任中，加害给付与实际违约是一种特殊关系，构成责任竞合，其基本区别，在于履行合同所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约定，即瑕疵履行，并且因此而给债权人造成合同利益以外的固有利益损失，而不是一般的实际违约。因此，加害给付责任就是实际违约责任中的特殊责任，只不过由于加害给付责任所具有的涉及固有利益损失的特殊性，才作为单独的一个合同责任进行研究。产品代言人代言缺陷产品，如果明知产品有缺陷，仍然为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进行宣传，造成损害，依据加害给付责任规则承担违约责任，似乎有道理。但问题在于：一方面是产品代言人本身并不是产品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无法依据该合同关系承担合同责任；另一方面，加害给付责任无法保护产品买卖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产品使用人受到损害的权利。因此，以加害给付责任作为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也并不充分。
可见，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并不是基于合同而发生的民事责任。
（二）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是产品侵权责任
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应当依据产品侵权责任规则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基础。
产品侵权责任，是指由于存在缺陷的产品造成他人人身、财产的损害，而应由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7]按照《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42条和第43条规定，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对于造成损害的产品使用人负有损害赔偿责任，受害人可以请求生产者承担责任，也可以请求销售者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销售者如果对于产品缺陷的产生没有过错，并且能够指明缺陷产品的来源或者生产者的，销售者在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可以向缺陷产品生产者追偿；产品生产者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如果能够证明销售者对于产品缺陷的产生有过错的，则可以向其追偿。可是，按照产品侵权责任的规则要求，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是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产品代言人既不是产品生产者，也不是产品销售者，完全按照产品侵权责任规则确定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理由好像也不充分。
学者在解释产品代言连带责任适用产品侵权责任规则的理由时提出，对于产品缺陷而导致的损害，代言行为相对于产品生产者的行为而言具有间接性，属于间接侵害行为。学者引用德国学者拉伦茨的观点，所谓间接侵害行为，是指行为自身引起高度抽象的危险，加上隔着远距离其他情事之介入，导致他人权利受侵；而直接侵害行为是指依照社会的见解，在一个行为外部历程中，于时空上直接地引发的侵害。直接侵害行为与间接侵害行为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引起了某种抽象的损害发生的危险，前者在损害的发生上具有直接的促成原因力。[8]
笔者并非完全赞同产品代言行为的间接侵害行为性质的说法，但产品代言行为须与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行为相结合，才能够发生致人损害的后果，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在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事实中，产品代言行为依附于缺陷产品的生产经营行为，最起码是致他人损害的助成原因，并非没有直接的原因力。因此，适用产品侵权责任法律规则，才能够建立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才是确定其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正因为产品代言行为对于缺陷产品造成损害的行为发生助成原因，那么，确定产品代言人承担产品侵权责任，就是有道理的，只是必须确定产品代言人究竟是依附于产品生产者，还是依附于产品销售者。这正是《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责任的含义所在，即产品代言行为必须与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侵害行为相结合，才能够成立产品侵权责任，不存在单独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
（三）小结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确定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并没有其他法律根据。因此，笔者赞同产品代言人连带责任采用产品侵权责任规则作为其法律基础，进而探究其归责原则、责任构成和责任形态等问题，以保证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保护人民健康。
三、《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产品代言的侵权责任形态为连带责任的正确性
（一）对产品代言连带责任性质的不同主张
产品代言人承担侵权责任，究竟应当是承担何种侵权责任形态？对此，立法已经明确为连带责任，但在学理讨论上尚有以下几种不同见解。
1.相应责任说
有学者认为，代言明星若明知或应知食品广告虚假仍然为之代言，则与广告主形成了共同侵权中的共同加害行为之帮助行为。共同加害行为要求必须具备三个构成要件：主体须为两人或两人以上；行为须具有共同性即具备意思联络或者行为关联；损害结果须具有同一性。因此，要求代言虚假食品广告的明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9]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讨论《食品安全法》的过程中，有些法律专家也认为应当规定为弹性的“相应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但是，立法者没有采纳这些意见。
笔者认为，相应责任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相应责任应当有多种责任形态可供选择。没有选择的相应责任，不是一种法律明确的责任形态。因此，规定为相应责任反而不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施行。而在事实上，既然承认产品代言责任的基础是共同侵权行为，那就应当是连带责任，而不是相应责任，这是不言自明的规则。
2.按份责任说
有学者认为，产品代言应当承担按份责任，理由是共同侵权的成立应该以主观上的共同过错为要件，没有主观关联的行为人之间不成立共同侵权，各自承担份额责任。根据《食品安全法》草案的立法精神，代言人责任与生产经营者责任之间宜为按份责任关系。[10]
笔者认为，这种意见也不准确。在侵权责任法领域，数个当事人承担按份责任的基础，在于数个行为人的行为对于同一个损害的发生，都构成原因，都具有原因力，但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也不具有客观的关联共同，因而成立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简言之，承担按份责任，须不构成共同侵权，且须数人的行为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中，既然构成共同侵权，也就不存在承担按份责任的法律基础，承担按份责任也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
3.补充责任说
产品代言是否有存在承担补充责任的可能？对此，应当首先考虑承担补充责任的事实依据和法律基础。承担补充责任的客观基础，是不同的行为造成同一个损害事实，受害人同时产生两个损害赔偿请求权，依据公共政策的考量，准许受害人首先行使顺位在先的请求权，在其请求权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完全实现时，再行使顺位在后的请求权，以补充直接加害人的赔偿不足。[11]在产品代言责任中，存在前一个客观事实，即损害是由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的行为以及产品代言行为造成，且系同一个损害，受害人对于前者和后者都享有请求权。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这种责任为补充责任，而是明定为连带责任。因此，确定产品代言责任为补充责任，则缺少法律基础。
4.不真正连带责任说
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中，如果笼统规定产品代言人与产品生产经营者承担，则有可能形成不真正连带责任。在产品侵权责任，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的侵权责任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尽管在承担风险责任的层面，只要产品存在缺陷，就可以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但在最终责任层面，产品生产者承担最终责任须产品存在缺陷；而产品销售者承担最终责任则须有过错。如果产品代言人参与其中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将与产品生产者、产品销售者一起构成三个主体的不真正连带责任。这样选择，有违产品代言行为助成产品生产者或者助成产品销售者的客观事实，有违产品代言行为只能依附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一方造成损害的客观事实，可见于此不存在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客观基础。因此，产品代言人不存在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可能性。
（二）产品代言连带责任是共同侵权连带责任
笔者赞同姚辉教授的主张。[12]依笔者所见，当一个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时候，必须首先具备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包括：第一，必须存在两个以上的侵权行为人，该人是其中之一；第二，每一个侵权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对于损害的发生都必须具有原因力；第三，各个共同加害人应当具有主观上或者客观上的关联共同。产品代言责任符合这样的要求。
首先，产品代言人与谁承担连带责任？是产品生产者或产品销售者。因此符合两个以上侵权行为人的要求。《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为食品生产经营者是对的，但产品代言人不能与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一起构成由三个主体承担的连带责任。
其次，产品代言行为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原因力。尽管产品代言行为不具有直接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但却是造成损害的助成原因，具有相当的原因力，与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行为构成损害的共同原因，因而承担连带责任顺理成章。产品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是与产品生产者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是与产品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于损害的发生才具有共同原因力。
再次，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存在承担共同侵权的关联共同。在事实上，广告代言行为作为主观关联共同的共同侵权虽较为少见，但确实存在。产品代言人明知代言的产品存在致人损害的缺陷，却故意为其进行代言，希望或者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的，构成主观关联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毫无问题。如果产品代言人并不明知而是应知，由于存在疏忽或者懈怠，可能构成客观关联共同，也可以成立共同侵权，当然也存在连带责任的基础。
（三）对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概念界定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法》将产品代言责任规定为连带责任确有道理，产品代言人承担的责任性质为产品侵权责任。产品代言行为应当依附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行为，产品代言人应当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产品代言连带责任，是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缺陷产品，对消费者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依据产品侵权责任规则，应当与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共同承担的侵权连带责任。
四、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归责原则与责任构成
（一）产品代言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确定产品代言连带责任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既然产品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产品代言责任是附属于产品侵权责任的连带责任，因此也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从事代言的名人来说不符合法律正义，而且会限制行为选择的自由，因此，采取过错责任原则似乎更为适宜。[13]
诚然，产品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也并不是一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例如，在产品侵权责任中确定销售者的最终责任，并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产品质量法》第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产品代言中，产品代言行为并非直接造成损害，因此，具有过错的产品代言行为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基于公平、正义的民法基本理念，应当确定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必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代言人有过错的，才能够与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构成共同侵权，才承担连带责任。
产品代言人具有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当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产品代言人只具有过失，且不是共同过失，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呢？笔者认为，客观关联共同并不排斥产品代言人的过失，并非要求其须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具有共同故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法第185条规定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理由认为：“查民律草案第950条理由谓数人共同为侵害行为，致加损害于他人时（即意思及结果均共同），各有赔偿其损害全部之责任。至造意人及帮助人，应视为共同加害人，始足以保护被害人之利益。其因数人之侵权行为，生共同之损害时（即结果共同）亦然。”这里采纳的立场主要是意思联络说，但作为特殊情况，行为关联共同者也认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前者为意思联络即主观上的关联共同，后者为客观上的关联共同，各行为既无意思联络，又无关联共同者，非共同侵权行为。[14] 我国 台湾 地区“司法院”1977年6月1日(66)院台参字第0578号令例变字第1号认为，民法上之共同侵权行为，与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构成要件并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权行为人间不以有意思联络为必要，数人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苟各行为人之过失行为均为其所生损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谓行为关联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权行为。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78年台上字第1737号判决书重申了这一立场。[15]因此，构成客观上的关联共同，各个行为人具有各自的过错，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均具有共同原因的，也认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产品代言人具有过失，其行为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行为具有共同原因，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就成立客观关联共同。
因此，在产品代言侵权责任中，尽管是产品侵权责任应当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对于产品代言人的责任确定，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产品代言人没有过错的，不承担连带责任。
（二）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
构成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其基本构成要件应当符合产品侵权责任的要求，同时应当具备下面各项要件。不具备这些要件的，就不构成产品代言连带责任。
1.行为主体为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
按照《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要求，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主体是“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其中包括三种主体，一是社会团体，二是其他组织，三是个人。很多学者在文章中断言该条规定的是“名人代言”，是不正确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主体并非只有名人，凡是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产品的上述三种主体，都能够成为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主体。例如，前几年推荐假冒伪劣牙膏的所谓“牙防组”，就是作为侵权主体的其他组织。由此，冯小刚等提出关于电视台、新闻媒体、国家质检等部门为什么不承担连带责任[16]的指责，是不成立的。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就包括这些主体，并非没有电视台、质监部门等。代言人只是其中之一，为产品代言服务的其他社会团体、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也都是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主体。在本文中使用“产品代言人”的概念，就是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产品的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
2.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缺陷产品
按照《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构成产品代言连带责任，须具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的要件。这是对违法行为要件的要求。具体掌握上，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第一，代言的广告为虚假广告。一般认为，虚假广告就是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广告，它的虚假性主要表现是消息虚假、品质虚假、功能虚假、价格虚假、证明材料虚假。[17]这样的界定过于宽泛，不符合产品代言连带责任构成要件的要求。结合《食品安全法》第55条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关于“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要求，所谓虚假广告，必须是产品宣传的虚假，并且该产品的虚假足以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其他消息虚假、功能虚假以及价格虚假，都不能构成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虚假广告，只有产品品质的虚假才能构成。同时，虚假广告中推荐的须为产品，推荐服务的广告不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构成范围之内。
第二，在代言的产品中，须具备缺陷的要件。《食品安全法》第55条没有明确规定缺陷要件。那么，是不是推荐的食品或者其他产品就勿须具备缺陷的要件呢？依我所见，对于虚假广告所推荐的产品，尽管在条文中没有规定须具备缺陷要件，但在“虚假广告”的表述中，已经有了谴责性的要求，即广告本身为虚假，虚假就是产品质量有问题。按照产品侵权责任的要求，构成产品侵权责任须具备“缺陷”的要件。对此，《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42条和第43条在规定产品侵权责任的要件中，都规定了“产品存在缺陷”的要求，并且《产品质量法》第46条还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据此可以确定，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构成中的产品，须具备缺陷要件，即“产品存在缺陷”。广告推荐的产品如果不具备缺陷，也就不构成虚假广告，因而也就不存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对于缺陷的掌握，应当按照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警示说明缺陷[18]及跟踪观察缺陷[19]的要求掌握。
3.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在产品侵权责任中，损害是指使用缺陷产品所导致的死亡、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以及其他重大损失。[20]在通常理解中，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中的损害，主要是指人身损害，例如三鹿奶粉事件造成的就是人身损害事实。但是，在《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中，并没有特别规定损害限于人身损害，而是表述为“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应当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不能仅仅理解为人身损害。这一规定，刚好与产品侵权责任对于损害事实的前述要求相吻合，因而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
应当如何理解消费者的概念呢？首先，消费者并非缺陷产品的购买者即买卖关系的债权人。如果仅仅将消费者理解为产品的购买人，就会使债权人之外的其他产品使用人的损害无法保护。其次，也不能理解为购买产品消费的人，因为消费是一个不够严格的概念，无法准确界定。再次，也不单指产品的使用人，因为不是产品使用人造成损害，也应当承担产品侵权责任。依照侵权法的规则，凡是被缺陷产品造成损害的人都是受害人。《食品安全法》第55条之所以规定为“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是因为缺陷食品造成损害的一般限于食品使用人，没有食用食品的人很难造成损害。但是，在其他产品损害的场合，就有可能造成没有消费、使用该产品的人的损害，例如产品爆炸伤及他人。
在这一要件中，还包括因果关系的要件，即产品代言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如果人们对名人代言产生很大程度的信赖，他的代言行为实际就对人们购买产品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没有他们代言时，人们可能会选择其他产品，这样产品的销售会萎缩，由此造成的消费者的损害也会被限缩在一个很小大范围内。从此意义上说，代言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原因之一。[21]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构成中，因果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生产或者销售缺陷产品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应当适用相当因果关系学说和规则确定；第二方面，产品代言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即由于代言行为导致消费者对该缺陷产品的信赖并且由此造成损害，是代言行为与缺陷产品的生产行为或者销售行为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组合起来的原因行为，对损害事实的发生产生了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联系。因此，看起来好像代言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具有实质的原因力，而在实际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原因力，产品代言行为相当于共同侵权行为的帮助行为。
4.产品代言的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者个人须有过错
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中，故意或者过失应当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代言人与缺陷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具有意思联络。所谓意思联络，是指数人对于违法行为有通谋或共同认识[22]产品代言人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通谋，或者对于造成损害有共同认识，代言人为普通的共同加害人，当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比较罕见，但还是有可能的。这种故意是最为严重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过错。
第二，明知代言的产品有缺陷有可能造成损害，行为人仍然予以代言，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这样的主观心理状态尽管与前一种故意有所不同，但仍然是对明知的损害后果予以放任，属于间接故意。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形可能比前一种为多见，但仍然不会很多。
第三，应当知道代言的产品有缺陷有可能会造成损害，基于疏忽或者懈怠而仍然予以代言。这是对于损害发生的过失心理状态。对于代言的缺陷产品造成损害具有过失的代言行为，也具有过错，符合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
5.代言人的过错与缺陷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之间须有共同关联性
要构成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产品代言人仅仅具有过错要件尚不足以确定成立连带责任，还须其过错与缺陷产品造成损害具有共同关联性。所谓共同关联性，即数人的行为共同构成违法行为的原因或条件，因而发生同一损害。共同关联性分为主观的共同关联性与客观的共同关联性。主观的共同关联性是指数人对于违法行为有通谋或共同认识，对于各行为所致损害，均应负连带责任。客观的共同关联性，为数人所为违法行为致生同一损害者，纵然行为人相互间无意思联络，仍应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这种类型的共同加害行为，其共同关联性乃在于数人所为不法侵害他人权利之行为，在客观上为被害人因此所生损害的共同原因。[23]在前述产品代言人具备第一种和第二种过错形式即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时，构成主观的共同关联性，成立主观的共同侵权责任；在第三种过错形式即过失时，构成客观的共同关联性，成立客观的共同侵权责任。
五、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具体承担
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87条规定的连带债务规则：“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 法律 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为了进一步明确侵权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并且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关于连带责任规则的误解，《权责任法》（二次审议稿）第15条和第16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受害人有权要求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承担全部责任。”“连带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后，根据各自过错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过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这两个条文规定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应同样如此。需要区别的是，任何连带责任，基于主观关联共同和客观关联共同的不同，在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则上也有所不同。故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具体规则应当包括如下几点。
（一）主观关联共同构成的连带责任规则
产品代言人具有故意，构成主观关联共同的共同侵权责任的，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则如下。
首先，产品代言人应当承担风险责任，即作为连带责任之一，受害人有权请求其产品代言人自己或者与其他连带责任人一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即使受害人起诉产品代言人一人承担连带责任，其也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其次，产品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最终责任，是按照份额分担的责任，即在全体连带责任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中，须确定产品代言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究竟是多少，最终承担的就是这个份额。对此，应当按照产品代言人的过错程度和代言行为对于损害发生的原因力进行比较，确定产品代言人应当承担的最终责任份额。产品代言人依照该份额对受害人最终负责。在美国侵权法上，这个责任份额称为比较责任。[24]
再次，如果产品代言人承担的风险责任超过了其应当承担的最终责任份额，对其超出的部分，有权对没有承担最终责任或者承担最终责任不足的连带责任人请求追偿。
（二）客观关联共同构成的连带责任规则
产品代言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仅存在过失，并不存在故意的，不构成主观关联共同，而构成客观关联共同。尽管客观关联共同也成立产品侵权责任的共同侵权，但在承担连带责任时，在规则上应当有所区别。
美国侵权法认为，这种共同侵权连带责任是单向连带责任，即在连带责任人中，一部分连带责任人对全部损失应当连带负责，另一部分连带责任人只对自己责任份额单独负责的连带责任。其规则是：“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共同侵权行为构成一不可分损害的法律原因，每个被分配等于或者超过法律规定界限比例比较责任的被告负连带责任，每个被分配少于法律规定界限比例比较责任的被告负单独责任。”25这一规则的含义是，如果连带责任人之一应当承担的比较责任份额较高，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比例界限，就有理由对全部损害承担风险责任，对全部损失负责；但连带责任人之一应当承担的比较责任份额较低，少于法律规定的界限比例，则仅对自己的责任份额负责，不承担对全部损失的连带责任。
在德国，新近提出“整理衡量与单独衡量相结合”的作法，所谓单独衡量即单个致害人最多应须给付的数量就是通过其份额与被害人的份额进行比较所得出的数量。这种新的 计算 方式使用整体衡量决定被害人总共能够请求多少利益，单独衡量决定了单个致害人最多必须给付多少利益。[26]
借鉴这样的做法，确定客观关联共同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应当是单向连带责任，即产品代言人只具有过失，其代言行为在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原因中只起次要的助成原因，最终责任份额不应当超过2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承担风险责任层面，受害人向产品代言人主张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则有失公平，因此，客观关联共同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规则应有以下改变。
首先，在受害人主张风险责任承担时，对于主要的产品侵权责任的连带责任人可以主张承担全部责任，对此不应当有所限制，即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作为主要的侵权人，应当对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其次，在受害人主张风险责任承担时，请求产品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则应限于其应当承担的最终责任份额，超出自己责任份额部分的风险责任，法院不应支持，即美国侵权法所称“每个被分配少于法律规定界限比例比较责任的被告负单独责任”。
再次，主要的连带责任人承担了超出其最终责任份额的，对于没有承担责任的产品代言人有权进行追偿。追偿的限额是产品代言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即比较责任份额。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范文4
【关键词】食品安全 法律体系 法律责任 监督管理机制 立法
食品是维系人们生存和身体健康的重要物质，食品安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存发展紧密相联。近年来我国爆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如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三鹿奶粉等事件，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国内食品的信心，扰乱了市场的健康运行，同时也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缺陷与不足。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规定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指“由于实施了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出现了不属违法、违约的某些法律事实而使责任主体应当承担的不利的法律后果”。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都有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所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规定的违法行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例，涉及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主要有：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本法所禁止生产经营的产品，事故单位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未进行处置、报告的违法行为；违反食品进出口管理行为；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举办者的违法行为；违法从事食品运输活动的行为；食品检验机构、食品检验人员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在广告中对食品质量作虚假宣传的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违反食品安全的行为。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规定的法律责任形式。法律责任形式具体包括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目前，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作为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企业生产经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总的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到目前为止，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主导，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构成的体系。条文规定数量较多，调整和规范的事项也较多。然而，法律体系依然不健全，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食品安全执法活动中难以从源头上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者。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不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虽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即消费者享有了解、获悉其购买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企业往往受利益的驱使，对消费者隐瞒某些对其生产经营不利的信息。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某些生产、经营者会因担心其形象受影响而采取措施阻止信息。
二、食品安全知识普及程度不够，普通公众的维权意识淡薄。食品安全知识普及的程度不够，公众对食品质量认证标志等基本知识了解不够，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危害性及严重后果认识不够，大多数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形成维护权益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此外，即使权益受到侵害，他们也不知道该用何种方式、通过何种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三、缺乏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的责任追究机制。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不完善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的责任追究机制。由于监督管理体制上存在多头监管、职责不明等缺陷，由此经常会发生监管失职、执法不力的情况。
执法部门权责不清，运作效率低。我国食品监督管理形成了多个部门监管的体制。目前我国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机构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农业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等。按照有关规定，这些机构均可以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管理。正因为各部门权限与职责不清，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各部门可能会相互推诿，找借口置身事外。在执法时，难以合作形成合力，运作效率低下。
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够完整与详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例，其中第八十四条、八十五条、八十六条、九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的罚款金额为“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这样的规定会导致在实际的执法活动中，执法人员有较大的自由裁决空间，处罚的自由裁量度太大。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其法律规定，“无论金额大小，只要制假、售假均属有罪，处以25万美元以上1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并处以5年以上的监禁”。另外，韩国也规定对制作、销售劣质食品的犯罪，所处的刑罚是最高10年监禁，罚款2亿韩元。同其他国家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规定不够完整与详细，惩治力度不够。
食品安全立法技术薄弱，预防性监督难以实现。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的技术支撑体系不完善，受制于科技发展水平，相关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检测设备都还比较落后。另外，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对在水果、蔬菜等允许的农药残留量的规定也远远低于国际食品法典规定的农药残留标准。由于立法技术薄弱，相应的食品安全检验设备与检验技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致使食品安全的预防性监督难以实现。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构想
实践表明，一个健全和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保障食品安全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健全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今后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使保障食品安全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是“以食品安全基本法为龙头，其他具体法律相配合，辅以食品安全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多种层次的法律法规体系”。具体措施如完善有关对农产品种植等源头管理的规定，制定有关对新产品投放市场的审查及其跟踪观测的规定，增加对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提供原材料者的处罚措施等。最终使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覆盖食品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消费等各个环节。
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健全信息披露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食品安全的具体信息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然而，信息公布仅仅由相关部门披露还远远不够。因此，要健全信息披露机制，还应加强与之相关的各项制度建设。
二、普及食品安全教育，增强公众维权意识。普及食品安全教育，应加强与食品安全相关知识，比如食品质量认证标志、食品添加剂认定标准等的宣传。具体可以通过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介宣传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法律知识。
三、建立食品安全责任追究机制。一方面，对相关人员在监管、执法中不力的，应追究其责任，有利于相关法律法规真正发挥其在保障食品安全中的实效，也有利于执法人员强化监督和执法意识，使法律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对在食品安全事故中起协助作用的社团、其他组织或个人也应追究相应的责任。
理清各执法部门的权限与职责，加强执法合作，形成执法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条规定明确了食品安全分段监管的体制，即国务院质量监督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督管理；国务院工商行政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督管理；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实行分段监管体制，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权限与职责，有利于调动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加强他们之间的执法合作，形成执法合力，进而达到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监督的目的。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范文5
[关键词]食品安全 法律体系 立法 监督管理
一、法律制度对于我国食品安全的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其安全性对人类的健康又更重要。因此，如何合理利用法律保证食品的安全，是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爆发了许多食品安全方面的事故，如特伦苏事件、王老吉添加事件、食品安全标准与奶制品等事件。大大影响了国人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也暴露了我们的食品安全方面的欠缺与不足。
二、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食品安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却仍然存在某些方面的问题，比如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总的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不详细。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包括《食品卫生法》、《保健食品管理办法》、《保健食品标识规定》、《保健食品批准证书》、《进口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等20多部。已经初步建立了以《食品安全法》为主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但配套的法律、法规仍需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例，其中第八十四条、八十五条、八十六条、九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的罚款金额为“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该规定会导致在实际的执法活动中，执法人员有较大的自由裁决空间，处罚的自由裁量度过大。
（2）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不完善。
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虽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受利益的驱使，企业往往对消费者隐瞒某些对其生产经营不利的信息。（2）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大多数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形成维护权益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公众对食品质量认证标志等基本知识了解不够，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危害性及严重后果认识不够。（3）责任追究机制。由于监督管理体制上存在多头监管、职责不明等缺陷，由此经常会发生监管失职、执法不力的情况。
（3）执法部门运作效率低。
我们国食品卫生安全监管主体单位有：卫生部、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农业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等，各监管部门之间信息不共享。某一执法活动涉及其他部门时，其他相关部门会因为怕受牵连或利益受损，也会害怕引起重复执法的嫌疑而退缩，不参加联合执法。
三、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完善的主要建议
健全和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为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的作用是尤为重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为提高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应加强的工作。
（1）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建设。
首先，完善和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科学界定《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农产品质量管理条例》等等法律和法规之间的关系，要以我国实际情况树立起以《食品卫生法》为根本核心，其他法律法规为框架的合理有效的法律体系。其次，建立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目前，应重点解决管理权过于分散的问题，完善食品的监督和问责制度，使其工作中做到有法可必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完善食品安全监管的保障机制。
（2）理清各执法部门的权限与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条明确规定食品安全分段监管的体制，其进一步明确划分了各相关部门的职责权限，有利于各部门的联合执法，从而进一步达到对食品的有效监督管理
（3）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八十五条、八十六条明文规定对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生产经营者做出“没收违法所得”。但事实上很难确定“违法所得”的具体数额，应对此作出修改和进一步的完善。
（4）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应重点加强以下几面的工作：第一，完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修订工作；第二，提高采标步伐，加强标准创新工作机制；第三，从食品卫生安全标准的提高和的完善来确保我国食品卫生安全法律体系的不断成熟和规范。
（5）人民群众参与监管。
首先，建设各行业行会。应鼓励食品企业和相关人员建立行业协会；其次，提高全民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意识。应该严抓行业协会的资格评估和食品安全宣传。
四、结语
当前，我国食品市场的秩序混乱，局面没有彻底扭转，各种违法行为十分严重，特别是重大食品卫生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整顿和规范食品市场秩序势在必行，一方面要保持高压态势，持续开展专项活动，另一方面加强社会道德和诚信度的建设。只有让违法经营者及时得到法律制裁，才能避免由制度漏洞和执法缺失造成的遗憾，从而才能建立起一个稳定发展的法治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参考文献：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范文6
关键词：食品安全标准 法律责任体系 多元规制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越来越高，然而，毒奶粉、假燕窝、假鱼翅事件层出不穷，甚至连最普通的馒头都成了威胁生命的“罪魁祸首”。纵观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不难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食品安全标准的混乱、交叉造成的，加之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完善和食品安全规制体制的缺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加快统一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发展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是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三大法宝。
本文以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为线索，结合我国《食品安全法》、《刑法》等重要法律规范，对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统一、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重构以及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以期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一、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引出的问题
农夫山泉作为作为国内著名的饮用水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相当可观。从2013年3月15日开始，有消费者发现其公司购买的多瓶未开封农夫山泉（380ml）饮用天然水中出现很多黑色不明物。该消费者与农夫山泉联系，农夫山泉坚称产品合格，且未解答其黑色不明物究竟是何物。[1] 4月9日，有业内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农夫山泉瓶装水的生产标准不如自来水，“农夫山泉质量不如自来水”的新闻不胫而走，一场由农夫山泉引发的关于瓶装水的标准之争爆发，并持续引起关注。
根据调查发现，农夫山泉所所用的标准低于国标和广东省地方标准，但广东省质监部门表示，其对农夫山泉瓶装饮用天然水的监督抽查，依据的是国家强制标准和广东省地方标准，近两年的监督抽查并没有不合格情况出现。梳理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不难发现，我国瓶装饮用水标准繁杂混乱。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现在实行以国家标准为核心、其他标准为补充的食品标准体系。在瓶装饮用水细分市场上，只有纯净水和矿泉水有国标可执行，而此次爆出标准问题的“饮用天然水”则没有单独的国家标准，各生产企业执行的是地方标准或自己制定的企业标准，而目前仅地方标准就有十余种。[2]冗杂的标准使得饮用水行业所适用的标准参差不齐，加之执标不严的问题，更是造成了现在的混乱局面。
然而，农夫山泉“标准门”暴露出来的饮用水标准问题并不是一个行业个案。食品标准乱象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食品安全标准亟须清理整合；二是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亟待完善；三是食品安全规制体制存在缺陷。这些问题为食品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二、尽快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还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对食品安全标准缺少统一规范。虽然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标准作出了专章和系统规定。但是现行的食品安全标准仍然缺乏统一性和技术性要求，要制定出台符合统一性要求、技术性要求的食品安全标准不是一朝一夕的易事，骤然废止现行的各类食品安全标准显然会引发巨大的混乱。[3]其次，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因经济利益的影响而变得更杂乱和不合理，对这部分的标准要加快对其清理、整合的步伐。最后，政府的对其投入力度不足，使得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制度与清理工作难以开展。
（一）政府要加大对食品安全标准整合统一工作的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尤其在推进信息公开和加强教育宣传方面，政府要给与大力支持，改善企业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让广大群众参与到保障食品安全监督链条中来，维护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推动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二）注重参照现行的国际标准和发达国家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标准，及时清理、整合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标准，对于个别重要标准和部分指标的缺失，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组织专家学者研讨，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借鉴国际先进的食品安全标准，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来。将我国现行的、科学的且己经形成食品行业一直认可的标准作为食品安全的法律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随着食品行业的进步而不断修善和提高食品安全标准，保证其实效性和科学性，形成食品安全标准周期性修改的制度。
（三）充分考虑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制定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严厉杜绝企业为自身设定不符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食品安全标准的现象，提升食品安全标准的实用性、科学性。
三、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
近年来食品监管正面临着“系统性失灵”的困窘。从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将此窘境一现无余。我国《食品安全法》对法律责任体系作出了规定，主要包括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体系与监管主体的法律责任体系。尽管在此种体系中，明确了一些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行政及民事刑事的问责。然而具体的责任规范仍未能体现总则的要求，如市场主体违法成本低、追究机制不健全、部分市场主体爱打“球”“有孔必钻”道德责任难以实现等。加之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过于复杂，各自的职责分工不够明确，责任承担也难以符合快速、严厉、清晰问责的要求。因此，对目前责任体系的突破已成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步骤。
首先，可以从民事、刑法、行政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加大市场主体的违法成本。在民事方面，要强化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人的民事责任、补偿受害人损失，修正惩罚性赔偿数额之确定标准，提高惩罚性赔偿数额，允许消费者主张赔偿其律师费用。目前《刑法》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刑事责任的规定，存在着规制面狭窄、罪责不适应的问题。建议以‘规制面广、罪刑相当’为指导方针，修改刑法现行规定，实现刑事规制在食品相关产品、行业、环节的全面覆盖，降低入刑标准，并调整刑罚配置。[4]在行政方面，引入行政拘留制度和企业法人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行政责任的双罚制；增加行政制裁手段等，完善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体系。
其次，将道德责任法律化，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对市场主体和监管主体明确提出“最大限度地保障食品安全，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的要求。使市场主体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对安全的保障责任；关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自主地探索建立切实有效的风险监测和预防体系，避免风险的发生。对市场主体可以是经济利益的激励可以是其他利益的激励；对监管主体的激励则应该是政治激励。
最后，明确监管主体的职责分工，完善问责机制。一方面要在现有的执法资源基础上进行整合，建立一个专职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对其他部门的相关执法资源进行调配以充实和完善其执法能力，真正建立一个综合的监管管理机构，使责任分配更加明确，问责指明对象。[5]另一方面，食品安全领域的问责法规与条例要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进行有效补充与完善。政府部门通过教育舆论宣传等让社会公众了解问责制度，加大问责法律条例的普及力度，通过良好的问责环境的来促进市场主体加强自律。
四、探究发展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已经形成政府规制主体、市场规制主体和第三部门主体的三元的结构和格局，但三元主体没有形成有效整合，食品安全规制处于规制主体分散化和规制资源浪费化状态，没有形成功能互补、力量互动和机制协调的多元规制模式。而此次农夫山泉的标准门事件，多标乱象横生就可看出规制主体的太过分散化，而且地方政府的监管规制也不到位。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则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的多元规制模式，它是以行政性规制为主导、第三部门规制为基础、市场规制为主体，合理配置食品安全规制的权力，建构功能互补、力量互动和机制协调的多元食品安全规制模式。要尽快建立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
（一）完善以《食品安全法》为中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的立法制度。
首先要将食品安全治理的多元主体纳入法律框架内，以法律形式明确各主体的参与方式、地位和范围等内容，以律形式保障其合法性，规范其监管行为。其次，消除各项法律之间的独立性和部门色彩，加强各主体间在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功能的藕合，实现协同运作。[6]最后，完善食品安全各环节相关法律法规，使多元参与主体，特别是第三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等非政府主体参与治理过程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外，主要开展针对与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清除工作，对与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部门规章相冲突的地方法规制度要及时予以修订或废止，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际需要及时制定并实施与食品安全法相关的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和制度，加快补充和完善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食品安全监管配套法规、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7]
（二）建立监督机制，保障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功能的藕合。
充分利用立法和司法监督、政府内部行政监督、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手段构建一个完整的、立体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和问责机制，促使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主体充分发挥作用，保证食品安全监管始终处于“阳光”下，实现功能藕合，保障公共利益。[8]
五、结语
食品安全是一个从农田到餐桌，关系到食品的种植（养殖）、加工制作、储销售直到餐桌的食品产业链条。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最终产品的安全性。通过采取统一食品安全标准，打破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发展多元的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等一系列措施，以期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使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君. 农夫山泉“标准门”说明什么[N].光明日报，2013 ，4（07）.
[2] 廉颖婷. 近 7 成人呼吁主管部门终结瓶装水标准乱象[N].法制日报，2013，5（04）.
[3] 季任天.论中国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标准[J].中国计量出版社，2009，4.
[4] 程姝.建议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N]， 团结报，2013，3（07）.
[5] 解志勇，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重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的法治化[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04）.
[6] 张晓丽.我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责任机制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25-36
[7]颜美雪.论我国食品监管制度的完善[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3
[8]徐敏薇.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主体功能耦合机制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2，7（07）[/20
作者简介：
陈学勤（1993―），本科，研究方向：经济法基础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