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变革管理论文范文1
关键词：信任机制家族企业泛家族文化
一、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人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社会性群体，而信任是社会黏合的前提。大量的文献研究己充分显示，企业成长受到所处社会的整体信任结构的影响。福山认为，经济活动代表了社会生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同时也和许多规范、规则、道德义务和其他习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社会的样貌。如果缺乏社团意识，人们对于唾手可得的经济机会只能望之兴叹，无法加以利用。萧(haw，R.B.)指出，组织成员间的信任大大提高了变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信任将提高人们抛弃过去实践并赞同新的方法的可能性。信任是一种资源，它以共同资产的形式存在，运用得当则可获得巨大竞争优势。
信誉或信任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任何交换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没有起码的信任就不可能发生交换。即使发生了交换，也会把大量宝贵的资源用于防范风险。没有信任就会产生机会主义，产生交易成本。
家族企业以血缘、亲缘为组织纽带，通过家长权威、亲情主义等传统家族伦理的自发作用，形成的类似家族伦理中的等级结构，借此来规范和协调企业内部各种关系。这就使得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家族企业信任模式的非正式性。家族企业成员之间的交易属于人格化、半人格化交易，没有发展到现代科层组织的非人格化交易，企业缺乏正式信任及其实施机制。企业成员之间的正式契约以及企业正式规章制度不存在或不完善，对人际关系的协调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家族伦理道德在规范人们行为中起了主导作用。
第二，家族企业信任是一种特殊主义信任。在家族企业中，维持组织生存及其效能的重要因素是信任的有限性或者说是对外人的不信任。如雷丁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这是一种体现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即费孝通提出的著名的“差序结构”：一个差序结构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构成的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推出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愈推愈远，愈推愈薄”。
这种信任格局最简单的就是两分法，自己为圆心把所有人都划分为两类：内圈是自己人，外圈是外人。人们对自己人往往绝对信任，对外人则缺乏基本信任。在这种信任模式中，信任资源往往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一旦突破家族、邻里范围，信任资源便严重不足，需要付出更大的交易成本。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的相容困难，缘于家族企业对家族外的外人很难相信。实际上，企业家族化经营是对市场调节能力不强等多种市场不完备因素的一种反应。
二、信任与家族企业的规模扩张
在家族企业初创阶段，家族成员将家族的情感关系渗透到工作中，内部忠诚信任关系和家族伦理约束成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组织资源。家族伦理有效调节内部各种关系，简化了企业监督与激励机制；非正式信任减少了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使企业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各种资源；企业在选择外部交易对象时，也尽量利用信任程度高的私人关系，大大降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竞争的加剧都导致家族企业对技术、规模等的强烈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家族信任机制对家族企业的影响是致命的。
1.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信任逐渐失效
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家族成员的劣根性逐渐萌生，忠诚度递减，彼此维系的亲情日益脆弱。家族主义温柔的面纱终究敌不过金钱与利益，一些小事也可能成为利益冲突的导火线。父子反目、兄弟分家、夫妻离异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温州目前不少家族企业分化瓦解，企业内耗严重，“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衰亡”的现象难以避免。
2.特殊主义信任阻碍了经理阶层管理专家进入企业，妨碍了企业人才结构合理化
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国，“几乎一切超出个体经济范围的有组织的经济实体，都建立在现实的或模仿的宗族化的基础上。”“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而新教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将商业信任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伦理品质的基础上。”韦伯指出，中国人只信赖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其信任行为属于特殊信任，这与基督教文明中人们普遍的信任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家族企业，其信任具有有限性或者说是对外人的不信任。这是一种体现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在家族企业扩张过程中，需要管理协调的层次日益增多，家族成员往往无法胜任专业化管理，企业迫切需要专业管理阶层管理企业。但由于创业家族对“外姓人”的低信任度，严重阻碍了社会人才，特别是高层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随着时间推移，三缘包括亲缘、地缘、血缘关系成了困扰家族企业发展最大的问题。即使在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集团，董事长自己抓营销，也不愿把营销决策的权利交给专家团。
3.家族信任机制能促进“人合”却无法促进“资合”
中国家族企业以血缘、亲情为基础，所发生的关系是一对一的特殊关系。这种以特殊关系建立企业的方式，阻碍了资本最大限度、最大优势的组合,从而在规模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以温州为例，温州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几百亿元的巨额资本，但这些资本却难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大量地集合，而是演变为冲击全国市场的炒楼、炒煤的商业游资，其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三、信任关系的发展与家族企业变革
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论述了1840年～1940年这一百年里，美国企业如何由家族管理演变成现代管理的。他发现，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企业仍然是采取家族经营的小规模企业，这个时期是正式信任严重缺乏的时期，业主宁可挑选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熟悉人充当人。因此,美国社会并非一直就是高信任度的社会。根据祖克尔对同一时期美国的信任模式变化的研究，发现这时由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人口流动、信任的缺失，加剧了企业组织的不稳定，社会对正式信任资本的需求十分强烈。随着专业资格制度的推广、规章和立法的加强、理性化的科层组织的发展，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正式信任机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随着正式信任制度的推广，美国家族企业演变为现代经理式企业。
中国家族企业的信任演化，据笔者的研究，有二条方向：第一，家族企业的家族信任扩展；第二，家族信任体系中，正式信任制度的逐步进入。
1.家族信任扩展
值得指出的是，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是富有弹性的。依照费孝通著名的“差序结构”,“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家里的”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何梦笔和陈吉元共同主持的项目研究也发现，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与适应市场需要而建立的各种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的利益关系,能够耦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文化基因就是泛家族主义。
泛家族主义对家族主义文化的改造在于：对于家族成员的认定不再只是局限具有血亲关系的狭义的家族圈子内，而是扩展到以“五缘文化”为基础来认定，即所谓的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换言之，指以宗族亲戚、邻里乡党、、同行同学和物质媒介等为五根纽带结合成的社会人际关系。一些规模较大的创业家族严格限制家庭和家族成员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用人，导致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的突破，打破了家族的垄断。然而，但这一突破是有限度的，它并不能解决家族企业发展面临的所有问题。
企业对外部资源尤其是外部人力资源归根到底难以形成真正的信任，企业对外部人力资源的使用往往是建立在个人关系、个人友谊的基础之上，没有制度的保证。一旦这种个人关系出现裂痕，对外部人力资源的使用可能便告终止，从而导致家族企业出现不稳定。
2.正式信任制度的建设
历史上，正式信任制度的建设对古典家族企业演变为现代经理式企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大规模的分工合作，离开了正式信任的支持，是不可能扩展到家族、血缘范围以外的。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家族企业将信任完全扩展到家族成员以外，以突破家族制管理模式。
正式信任制度的建设包括企业须在以下几个关键要素上进行重大改革：(1)在经营理念上，改变任人唯亲，以解决家族亲情与企业经营的矛盾；(2)在产权问题上，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3)在决策问题上，要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是企业主导型的，但是政府可以发挥集体企业家的作用。政府决定企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速度。政府应当从整体战略角度培育社会资本，推动非正式信任向正式信任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第一，形成通畅的信息传导机制，使公民、企业、政府的守信状况为公众及时了解，建立经理人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市场竞争对经理人的无形约束，加大经理人的败德成本，最终减少民营企业扩张中的组织费用；第二，建立完善的司法体系与执法体系，有效解决契约中出现的各种纠纷，弱化关系运作等非正式信任；第三，要建立完备的产权制度，设立统一的法律，有效保护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各种财产权；第四，完善专业资格认证制度，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参考文献:
[1](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2](美)萧(haw，R.B.)著王振译:信任的力量.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第25页
[3]李新春:信任、忠诚与家族主义困境.新经济,2005年第5期
[4]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企业变革管理论文范文2
摘要: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企业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企业最大的竞争力源泉，本文从人本管理和建立学习型组织的角度分析了新经济时代环境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战略。 关键词:新经济 人力资源 管理模式 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既从劳动管理的科学方法中吸收了“以物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又从人际关系学说与行为科学学说中吸收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它是在综合上述两种管理思想的基础上，为实现企业目标，谋求人与物和谐结合，使得职(岗)得其人，人适其职(岗)，人尽其能，才尽其用，最终实现企业人力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的管理。它把人既看作是经济人，具有物质方面的需要，又看作是社会人，具有心理与社会方面的需求，而且随着人类生活水平与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这些需要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人力资源管理要及时调整其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以适应这种变化，提高其工作绩效。 新经济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在经济结构、组织、体制和运行上带有新特点的经济，新经济属于知识经济的范畴，是当达国家在高科技革命条件下发生的一次经济调整;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物质基础，而新经济是科技进步的经济重组功能的表现和结果;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新经济的本质特征有四点: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资源知识化、管理人本化。就整个世界而言，新经济时代已经开始，一个新的战略管理时代已经到来。只有进行思想观念的彻底转变，才能进行战略范式的转变，才能制定出新经济条件下适合本企业的战略。我国企业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出适应新经济环境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而“人本管理”和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方向。 一、树立“人本管理”的指导思想 科学管理的起点和目标是人，其中心任务是如何尽可能地开发人的智慧，高水平地开发和运用人力资源，提高企业的绩效。应该承认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力，对企业家而言，如果能把人视为企业生存发展的第一资本，并将人的智慧和内在潜力看作是企业渊源流长的资源，才可谓领悟了科学管理的真谛。 在知识经济社会里，作为该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主要生产要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本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弱，知识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知识将代替资本、资源成为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知识经济还提出新的生产过程的概念，知识产品是以知识投人为主，其产品中的知识含量逐步提高，并且知识能被反复的使用，在其使用过程中不消耗其价值，产出报酬可以递增发展。所以，知识经济是一种低物耗、低能耗、高效率的经济，知识经济将变革资源经济的生产观念。进人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时代)以来，资金的筹集已可扩大到世界范围，因此紧缺资源已不再是资金，而人才成为今后真正的紧缺资源。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日益被提到突出地位，开发人力资源已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国策与企业的首要战略。 “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关键在于激发员工的潜在能力，激发员工的潜在能力关键在于建立多种多样的激励措施，其中物质激励是基础，精神激励是根本。 在激励机制中，设置目标是一个关键环节，目标设置必须能满足员工个人的需要，否则达不到满意的激励程度。引导员工为实现目标共同努力，把目标管理的压力转变成广大职工的工作动力。做到让职工完成任务有信心、有动力、有目标、有报酬。 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企业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是职工工作信心的助推器，好的领导班子是企业发展的坚强堡垒，是压倒一切邪气的有力保障，如果班子出现分裂，将在职工中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各种歪风邪气必将趁虚而人，蚁穴溃大堤。 员工的工作动机就是:为了获取物质报酬，这是人的天性，在人力资源激励上，物质激励应占主导地位，严格考核工效挂钩，严格报酬兑现到人。严禁打雷不下雨，结帐不及时。工作上的不平衡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
企业变革管理论文范文3
关键词：企业战略,变革,启示
“战略变革”包含两种形式的变革：一是企业组织的重大的结构性变革；另一种是企业战略的变革。前者是构成西方战略变革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英国曼彻斯特管理学院教授伯恩斯(Burnes，2000)认为，组织理论也就是变革理论。在大量关于组织变革的研究文献中，也有涉及企业战略变革的内容，但它处于依附的从属地位。这与战略管理的产生时期较晚有关。随着人们对战略管理的逐步重视，以及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连续性和难以预测性的增加，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关注亦与日俱增，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目前，此理论正在深入发展。而国内管理学界对它却较少关注，大多聚集于企业组织变革。然而，国内企业因复杂多变的环境而被迫实施企业战略变革的紧迫性亟需此理论的“智力支持”。因此，本文首先对此理论加以述评，然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对我国企业的战略管理的相关启示。
一、企业战略变革理论述评
我们分别从经理人员的角色与行为、战略弹性、企业战略变革过程、企业战略变革障碍等四个方面展开。
1．经理人员的角色与行为
企业战略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效的组织与领导，企业各级经理人员理所当然地要履行这份职责。Prahalad&Doz(1987)通过对20世纪70、80年代跨国公司战略问题的研究，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最主要任务是管理战略变革。美国学者Gioia&Chittipeddi(1991)利用单一主体的“讲道理”(sensemaking)和不同主体间的“给道理”(sensegiving)两个概念，通过对一所大型公立大学的战略变革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新框架以帮助理解战略变革开始阶段的不同特征，并用这种阐释法来说明高层管理者或团队活动是战略变革发起过程有效性的关键。瑞典学者Bohman&Lindfors(1998)分析了企业的战略结构和战略行动者(strategicactors)认知结构的相互间关系，并结合对1990～1995年瑞典经济衰退期间10个企业集团战略变革的纵向研究，鉴别了两种驱动力量。他们所说的“战略行动者”就是指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通过对其的战略意识体系和战略形势本质的分析，考察了理论结构、现实结构和企业组织的政治形势的内在相互作用，得出了“战略行动者的学习过程和行为对于经济萧条时期的企业战略变革是必要的”的结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Eisenhardt和麦肯锡咨询公司Brown(1998)通过对全球计算机行业12家典型企业的调研，并结合复杂性理论、时间节奏理论、进化论等多种学科知识，提出了在激烈变革与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的新竞争战略——“边缘竞争”。她俩对公司高级官员、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与负责管理多个业务部门和多条产品线的业务整合人员的职能作了总结和归纳。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成立的“麦肯锡真正改革协作组”的研究(1995)表明：一批新型的中层经理人员是公司在变革(包括企业战略变革)方面表现杰出的原因。Floyd&Lane(2000)从社会交流和角色的角度，而不是战略过程分析中常用的有限理性或政治性决策的视角，把战略更新(strategicrenewal)定义为伴随着提升、供给、使用新的知识和创新行为以促进组织核心竞争力或产品市场范围变革的演进过程。他们把这个过程分成三个子过程：竞争力的定义、部署、修正过程。在每一个阶段，高、中、低三个层次的经理人员在他们的时间范围与当前战略的关系、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信息要求、情感特征等方面各不相同，由此导致了经理人员个体的不同战略角色(strategicrole)间和经理人员之间的战略角色的冲突。美国学者Markoczy(2001)从界定一致性(consensus)的多方面性出发，构建了一个一致性形成的概念，并把它应用于战略变革的背景下，结合对三家经历不同战略变革的公司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在战略变革的早期阶段，一致性的基础场所不是在高层管理团队(topmanagementteams)，而是在其它利益集团，尤其是在那些赞成和支持战略变革的利益集团。
西方学者们用认识心理学、社会学、复杂性科学等多学科的视角考察了经理人员在企业战略变革中的角色与行为。他们的研究领域已经从单一的高层管理者扩大到了高、中、低三个层次的管理者，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战略变革全体经理层的参与性。由于不同层次的管理者角色的多样性和战略变革过程不同阶段的职能要求的权变性，他们间的组合模型是多变的。沃尔贝达和巴登富勒(1998)对此作了综述。但是，他们的讨论重点基本落脚在职能上，而对于隐藏在职能背后的内源性能力驱动因素：管理人员的战略思维(strategicthinking)能力和战略行动(strategicacting)能力较少涉及。而这两种能力的强弱与驾驭成功倾向型的战略变革息息相关。另外，企业战略变革的另一重要群体：员工，尤其是作为企业成功要素的重要载体——关键性员工，没有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
2．战略弹性
弹性(flexibility)在变革管理学中是一个重要概念。Prahalad&Doz(1987)在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跨国公司的战略研究中，对战略弹性(strategicflexibility)作了阐述。他们认为“战略弹性不主张长期的较大幅度变动，而是主张持续调整和精确微调”，而且“战略弹性要求有相当程度的多义性和多样性”(普拉哈拉德，2001)。曾因对组织弹性和战略变革的创新研究而获得“安索夫战略管理奖”的荷兰学者Volberda与合作者Rutges(1999)把弹性(组织弹性)定义为“一个组织拥有的若干现实和潜在管理者能力的程度，管理者据此可以加快提高管理控制能力和改进组织控制力的速度”。在此基础上，他们把弹性分成三种类型：操作弹性、结构弹性、战略弹性，每种弹性的区别在于内部弹性，即迅速适应环境要求的管理能力，以及外部弹性，即管理层影响环境的能力。这里的战略弹性是一种与组织目标或环境相联系的管理者的非常规性操纵能力。当组织处于难以预测的复杂的动态环境中且必须迅速作出反应时，战略弹性是必需的。当然它需要非常规的技术、有机的结构和创新的文化的综合性组织支撑。他们提出组织的学习过程对战略弹性的形成是重要的。芬兰学者Tienari&Tainio(1999)对组织变革中的弹性作了分析，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分析战略弹性，但由于战略和组织的有机联系，他们对组织弹性的研究结果对战略弹性还是有启发的。通过对组织的“弹性与刚性结构”的四种类型的分析，他们提出组织弹性的传统认识是有局限的，没有认识到它是高层管理者以循序渐进的执行程序来重组企业的快速决定。
综上所述，战略弹性作为企业战略变革中的学习机制，其顺利执行与否和变革绩效密切相关。但是，战略弹性的构成要素、具体形成机理，尤其是组织弹性和战略弹性的关系，在已有的战略弹性研究文献中尚不多见，但恰恰是这些问题对于战略弹性和企业战略变革的关系意义重大。
3．企业战略变革过程
关于战略变革过程有两种情况：一是过程的类型及性质；二是过程的具体内容。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种情况。
Prahalad和Doz(1987)在对20世纪70、80年代的跨国公司战略问题的研究中区别了两种战略变革的过程：一种是公司危机引发的“迅速”、“剧烈”的变革过程，另一种是公司主动引发的缓慢的变革过程。后者是战略变革的基本过程，前者是后者的极端情况。他们通过考虑影响战略质量的因素，认为剧烈变革过程其效果不及缓慢变革过程。英国战略管理学教授Johnson和Scholes(1993)对此问题的观点是，总体而言，组织中的战略变革是渐进式的，偶尔会出现一些转型式变革。他们之所以认为战略变革的主导过程是渐进式过程，是因为战略变革主要是基于企业已有的行事方式或惯例所形成的“影响路径”或“影响环”上的一个社会系统而进行的。沃尔贝达和巴登富勒(1998)在对大型多业务企业如何在变革力量和稳定力量之间的冲突中寻求平衡的战略更新的文献综述中提出，从时间机制而言，学术界认为，战略更新有两个过程：一个是非连续的间断性革命变化过程；另一个是缓慢进化过程。荷兰学者BobdeWit和Meyer(1998)通过对大量直接或间接性战略变革的文献的整理发现，理论界有两个观点：一是非连续性变革视角的革命式(revolutionary)过程观点；二是连续性变革角度的演进式(evolutionary)过程观点，两派观点各执一词。
关于企业战略变革的具体过程，Prahalad和Doz(1987)认为，几乎所有成功的战略转变都发端于一个关键的任命程序。然后，新任执行官对各级经理人员的认知过程施加影响。随后的变革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战略和认知产生多样性；第二阶段，系列的决策和执行权力的微调；第三阶段，由于战略变革获得合法性地位而紧随的战略再定位。
总的来说，企业战略变革过程的主流观点认为，渐进式变革过程是主导过程。这一理论观点在战略管理案例中能得到相应的印证。但是，研究者们不大关注渐进式战略变革的具体实施方式、渐进式变革与剧变式变革的关系、变革过程的设计的成本收益权衡及风险防范等问题。
4．企业战略变革的障碍
随着企业组织结构的转型、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的重组、企业内外部利益格局的调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更新，可以这么说，成功的企业战略变革过程也是成功排除变革障碍的过程。Prahalad和Doz(1987)在对跨国公司和战略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管理层认识和行动上的滞后是战略变革的重大障碍。造成认识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组织分裂、同质性管理体系在异质性经营领域的推广和过去成功经验的重复。引起行动滞后的主要原因是权力重新配置导致的各级管理层分裂。另外，不能有效地使用构成管理基础设施的管理工具也是主要障碍之一。Johnson和Scholes(1993)认为，阻碍企业战略变革的因素包括日常惯例、控制系统、组织结构、标识、权力、依赖性关系。
由上可见，管理学家们着重从认知、权力与组织政治、惯例等角度分析战略变革方面的障碍。但他们的分析大多局限在管理层范围之内，很少涉及员工、股东等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和对管理层的权力制衡有重要意义的公司治理机构。
二、启示
虽然我国企业所处的特殊环境决定了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相关理论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使用，但是，它对开拓国内企业管理者的视野，培养战略思维能力，提高战略行动能力还是有借鉴意义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加入WTO导致的竞争规则国际化，国内企业的战略管理逻辑正逐渐从“机会主义型”和“关系主义型”转变为“市场主义型”和“公平主义型”，战略管理在企业成长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可以这么说，一个不重视、不精通战略管理的企业是难以长大的。企业战略变革作为实施企业战略的重要环节必须受到重视。具体而言，西方企业战略变革理论和实践对我国企业战略管理有以下启示：
1．管理者要对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变化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敏锐的反应。就企业战略变革的诱因而言，有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强制性变革和内部情况变动造成的诱致性变革。管理者较易注意前者，但对后者也不能忽视。
2．建立一个由高、中、低管理和关键员工组成的战略管理团队，对战略变革实施综合、系统管理。尤其要注重中层管理者和关键员工的角色和作用。中层管理者承上启下的有机联动性和关键员工对战略执行绩效的第一线真实感受和认识，是正确发起和实施战略变革不可或缺的要素。
3．培育战略学习机制，提高企业战略的转换能力。企业战略作为连接企业组织和环境的纽带，通过环境、组织和战略三者间的反馈式互动而成为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方向性装置”。战略学习机制在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组织学习是以组织为基本单位的知识创新过程，所以要充分重视各种形式的企业知识创新活动，使企业在实施战略变革时不会感到“积重难返”。
4．合理、谨慎地设计企业战略的变革过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企业战略的变革要经历发起、制定方案、贯彻执行(其间伴随着绩效评估)等阶段，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深入调研、认真制定和扎实推行，不能凭借“长官意志”而武断拍板，一蹴而就。
企业变革管理论文范文4
关键词：会计准则变革；企业投资行为；资本经营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1007708
一、引言
2006年我国新会计准则（CAS）的颁布与实施，顺应了国际会计准则（IFRS）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趋势，随着新会计准则在企业中的应用，由会计准则变革带来的影响效应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热点。
会计准则变革效应是指会计准则变革所引起的效果和反应，会计准则变革不仅对财务报告和资本市场具有直接效应，还对企业契约、企业经营、企业投资、宏观经济和社会等具有间接效应与外部效应。因此，会计准则变革会对企业的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资本经营在现代企业的经营方式中占据重要地位，资本经营的有效性为企业其他经营方式（如商品经营、资产经营和产品经营等）的运作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投资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重要执行活动，更是企业经营方式的主要表现。在企业的资本经营中，投资是实现资本增值的首要理财行为，也是衡量资本经营的重要显性指标。会计为企业的资本经营决策和投资决策提供了信息基础，由会计准则变革引起的会计信息变化必然会对企业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虽然Biddle 和 Hilary等从信息质量角度出发，研究并检验了在新会计准则背景下，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可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但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安永（EY）曾于2007年指出，“新会计准则的影响不仅限于财务报告，还会波及经营战略、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其他方面”；普华永道（PwC）也于2010年提出，“新准则带来的理念和冲击必然会给公司的经营理念、经营管理和决策行为带来挑战”。可见，会计准则变革会从更深层次影响企业的经营方式和投资行为，那么会计准则变革如何从理念和行动上影响企业的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在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之间进行传导的？结合我国新会计准则中会计理念的转变，本文基于资本经营视角构建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路径，对会计准则变革的投资效应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以进一步规范企业的投资行为。
二、文献综述
1.企业投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概况
投资一直是财务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也是公司理财中的主要内容。早期投资行为研究主要以经济学为基础，研究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以MM理论为代表，早期企业投资行为理论多建立在经济学的完美假设基础之上，认为企业投资只与资金的使用成本、利率和投资机会等有关，与融资方式和治理机制无关[5]。
随着管理学和行为学的成熟与发展，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开始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尤其是信息不对称理论、有效市场假说和非理理论的提出，向早期投资行为理论中的投资与融资、治理的无关论提出了挑战。Akerlof最先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提出了融资约束理论，认为投资与融资之间存在相关性；Jensen 和 Meckling以及Myers 和 Majluf先后对此进行验证，发现融资约束容易引起企业投资不足；Fazzari等[9]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概念，引起了学者们对融资约束下投资行为的广泛关注； Donaldson 和 Stone[10]较早提出当存在冲突问题时，公司治理机制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La Porta 等以及刘昌国的研究证明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抑制损害投资效率的非理。
近年来，会计准则变革效应研究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扩展，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Verdi[13]以及李青原[14]等从会计准则变革事件出发，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可以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此外，还有学者从其他方面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检验，认为税收制度、产业政策、资本市场、市场竞争、政治关联和股利分配等也会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
企业投资行为在国内外均有大量研究，是财务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企业投资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融资与投资行为、治理与投资行为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主题。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属于研究前沿，但现有研究成果还是略显缺乏。然而，企业投资行为的一些主要影响因素，如融资环境、治理环境、准则变革和资本市场等多与企业经营有关，也是企业资本经营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都对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与可借鉴性参考。
2.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进展
虽然会计准则变革的经济后果研究是近年来会计领域的研究热点，但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仍尚显缺乏，并且研究视角也主要集中在检验财务报告信息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方面。Verdi[13]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研究发现，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会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张敦力和李琳[15]从检验准则变革的融资效用出发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的提高具有融资效用，并会引发企业投资效用；李青原[14]基于外部审计监督视角研究发现，高质量会计信息能通过改善契约与监督，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并实证检验了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负相关关系；张纯和吕伟[16]基于外部监督视角研究发现，信息披露水平提高和信息中介的发展可以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此外，从应用角度出发，部分学者还运用财务分析或数理分析证明了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Chen等[17]运用资产收益率（ROA）差异法实证检验了IFRS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外部效应； Zhang[18]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运用数理分析法论证了会计准则变革可以影响企业实际投资决策。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研究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分别从IFRS、CAS（2006）实施一段时期后才逐渐开始，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确实存在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需要通过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如融资环境、监督环境和财务管理等）在二者之间进行传导，所以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有时滞效应。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属于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已有成果比较缺乏，无论从理论价值还是应用价值来看，这一主题都很值得深入研究，也是准则变革效应未来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3.基于资本经营视角的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现状
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尚属该领域的研究前沿，现有成果比较有限，所以从资本经营视角出发，研究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文献就更显不足。但从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准则变革、资本经营与企业投资行为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Scott[19]发现会计准则变革会影响管理层激励契约和企业借款条约等，使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发生改变，并通过企业的净收益变化予以反应；吕长江和巩娜[20]认为会计准则变革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修改其股权激励方案；吕长江和张海平[21]进一步指出股权激励机制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张敦力和李琳[15]认为新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稳健性通过引起管理者报酬契约变化影响企业现有投资项目和未来投资项目，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姜英兵[22]基于内部管理视角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可以抑制管理者不良盈余操纵动机和非效率投资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顾水彬[23]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实证检验了会计准则变革能够缓解委托冲突，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张先治和于悦[24]基于经营理念视角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中与企业投资有关的会计处理变动会引起管理者投资理念与投资决策的转变。
从已有相关研究来看，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与管理者有关，会计准则变革通过调整契约机制来改变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而管理者在企业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经营又对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会计准则变革、企业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传导效应。已有研究成果虽然已经发现了会计准则变革效应会在薪酬契约的作用下，促进管理者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但并没有基于资本经营视角系统地探索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综上，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从会计准则变革对管理者理念的影响出发，基于资本经营视角，构建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路径，并对此进行深入剖析。
三、资本经营视角下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路径
会计准则变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25]，其目的是通过强制（如内容、结构和框架等）变化，使被变革者被动接受会计准则变革。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当被变革者在重新选择可依赖路径后，会主动接受和适应会计准则变革，并在新准则制度环境下尽快寻求新的均衡并保持稳定。受上文安永和普华永道实际经验的启示，我们从企业内部管理实践出发，拟选择资本经营视角，结合会计准则变革中的会计理念变化，构建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路径，从深层挖掘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效应。
本文基于资本经营视角构建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思路为：新会计准则体现的会计理念转变，会在企业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等主要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引导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和投资理念转变，从而促进企业经营方式由商品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转变，并进一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发生变化，如图1所示。
1会计准则变革和会计理念转变的驱动与融合
会计准则变革与会计理念之间存在着两次驱动与融合：一是新会计准则制定时，制定者的会计理念与会计准则变革之间的驱动与融合；二是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企业会计行为与新的会计理念之间的驱动与融合。
第一，制定者的会计理念转变驱动了会计准则变革。新会计准则反映了制定者的新意识形态，即制定者新的会计理念被融合在会计准则制定之中。从2006年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具体变化（包括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可以看出，新会计准则主要体现了三种会计理念的转变：一是由“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的转变。如新会计准则中的财务报告目标明确提出，要满足信息使用者（尤其是投资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决策有用性需求，并已将这种理念贯彻在相关的具体准则之中。二是由“历史成本观”向“公允价值观”的转变。如新会计准则对投资者投入的存货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一些相关初始投资成本、投资性房地产、合并中涉及的有关资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等都引入了“公允价值”这一新计量属性。三是由“利润表观”向“资产负债表观”的转变。新会计准则规定“所得税”由采用“利润表法”改为采用“资产负债表法”，直接体现了向“资产负债表观”的转变，并且在其他一些与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的具体要求中也都体现了这一变化。
第二，会计准则的具体变化，尤其是具体会计准则的变化（包括修订已有的会计准则，增加新的会计准则等）对企业的会计行为具有强制性影响力。新会计准则通过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等程序变化，强制性要求企业会计行为必须依据新准则的具体要求进行形式上的改变，目的是使企业的会计行为发生预期性转变。在会计实务中，企业的会计行为变化和新会计理念的形成也存在着一种相互驱动与融合，即企业的会计人员和相关管理者对会计准则变革有一个反应和适应过程，即由变革中的“响应式”向变革后的“自适应”调整，使企业在新会计准则下尽快寻找适应路径，接受新会计理念，有效控制会计准则变革给企业带来的负面效应，合理利用会计准则变革的正面效应，促使企业经营稳定发展。
总之，在制定者会计理念和会计准则变革之间，以及在准则变革后企业会计行为和会计理念之间的两次驱动融合之下，会计准则变革体现的会计理念变化被直接传递到企业经营和管理理念之中，从而为促进企业经营方式转变奠定了基础。
2会计准则变革和企业资本经营型经营方式的实现
在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下，会计理念和会计行为的变化最终要以会计信息改变的形式体现，会计信息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包括外部利益相关者和内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信息基础，并且企业经营决策受到利益相关者的重要影响，所以在利益相关者决策行为发生变化的作用下，会计准则变革会使企业的经营方式发生改变。
Jensen 和 Meckling提出，企业通过一系列契约体现利益关系。会计准则变革根本目的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降低信息不对称，财务报告信息的使用者多是企业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由会计准则变革引起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变化以改变契约的形式影响企业行为。其中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决策变化，对企业资本经营具有决定性影响：一是企业所有者，尤其是大股东的决策变化对企业资本经营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为了保护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企业经营目标必须与企业所有者的目标保持一致，即实现企业资本的保值增值，这正是企业资本经营的基本目标。二是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经营决策具有决定权，新会计理念下的会计信息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实现基于价值的管理（VBM），管理者的薪酬契约和激励契约等会根据VBM的目标重新设计与签订，这会引起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和管理理念发生变化，亦即向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核心目标进行调整，这同样与企业资本经营的根本目标相一致。可见，会计准则变革引起的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变化，会共同促进企业从一般的商品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转变。
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与实施，在满足利益相关者对财务报告信息决策有用性需求的同时，更能促进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由商品经营向资本经营转变，即以资本保值增值为基本目标，以资本流动、收购、重组、参股和控股等为主要经营手段[26]。在企业资本经营中，投资是企业实现资本增值的主要理财行为，也是衡量企业资本经营的重要显性指标，所以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会引起企业投资行为发生重要变化。
3企业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的转变
从企业管理层次和经营过程来看，会计准则变革引起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转变，要通过企业对资本经营战略、资本经营管理和资本经营运作等进行顺次调整，逐步完成。资本经营型企业的特点是围绕资本保值增值进行经营，把资本收益作为管理核心[26]，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产权制度下，资本经营方式更能体现基于价值管理的现代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协调所有者、经营者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以资本经营为主导的企业经营战略指导下，企业财务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资本增值，而投资行为的目标则是围绕资本增值最大化，以较经济的资金投入和较低的投资风险获取投资收益。从企业管理层次和投资过程来看，企业投资也要对投资战略行为、投资管理行为和投资执行行为进行逐层调整，协助企业实现资本经营目标，三种投资行为之间的协同关系着企业投资和资本经营的有效性。在资本经营理念和资本经营方式的影响下，企业投资行为的变化最终将以投资结果的形式表现：一是控制盲目扩张型投资，使投资规模合理化，重视投资效率。二是优化投资结构，降低投资风险，追求长期投资效益，避免投资短视行为。三是增加投资收益，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实现投资价值。
综上所述，基于资本经营视角分析，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体现在准则变革及其经济后果的后续效应之中，这种影响对企业经营来说更加深入、更为长远。在以资本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的现代企业运作中，会计准则变革将引导企业投资行为向以资本增值为核心发生转变。并且这种影响的传导会在企业会计周期和经营周期中周而复始，使会计准则变革的投资效应在企业内部不断加深，促进企业资本经营顺利实现。
四、资本经营视角下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具体影响路径
从管理学角度看，企业管理具有层次性，根据管理层级可以由高到低分为治理层（高层管理）、管理层（中层管理）和作业层（基层管理）[27]。企业经营计划和投资计划的顺利进行，依靠管理者对不同层次的管理活动逐层推进，协调完成。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特征以及本文的逻辑关系，构建资本经营视角下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具体影响路径，如图2所示。
1会计准则变革、资本经营战略和企业投资战略行为
会计准则变革会引起会计理念、会计行为和会计信息等变化[28]，其中会计信息是利益相关者和企业高层管理者进行战略决策的信息基础，并且企业资本经营战略受利益相关者（包括外部监督者和内部管理者等）决策变化的影响，所以会计准则变革通过影响资本经营战略而引导企业投资战略行为发生改变。
通过一系列契约形式体现利益关系的企业，会受契约变化的重要影响。在企业经营中，企业战略（包括资本经营战略和投资战略）由高层管理者制定，受公司治理层的制约，尤其是来自大股东的监督与控制。新会计准则体现的会计理念转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后果会影响高层管理者的战略决策。新会计准则中强调的“决策有用观”，可以使财务报告的外部使用者，尤其是大股东和债权人等根据新会计准则背景下的会计信息更准确地进行重新判断，并向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出资（如投资和借款等）方向调整，从而引起资本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和重新配置。这将使得管理者在制定经营战略和投资战略时，必须考虑出资者，尤其是投资者的利益，促使企业经营方式进一步向资本经营型转变，企业资本经营战略要确定以资本保值增值为核心目标，并且企业投资战略中追求的投资收益最大化也要以资本增值为基本，以利于促进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利益的目标趋同。
从财务指标看，企业资本经营核心目标的指标为资本收益率（ROE），即企业净收益与企业净资产（或资本）之比[26]，而企业投资核心目标的指标为投资报酬率（ROI）和总资产报酬率（ROA）。ROI主要反映企业新增投资的盈利情况，ROA则可以代表企业历史投资的盈利水平，当企业净资产规模、投资总额和总资产规模既定时，提高收益水平（净收益或总收益）是增加ROE、ROI和ROA的有效途径。这进一步说明在企业资本经营中，企业投资战略目标必须确立为以资本增值为根本目的的投资收益最大化。并且企业投资战略行为也要结合企业经营战略目标和投资战略目标进行调整，如根据企业资本经营战略的不同类型（包括扩张型资本经营、收缩型资本经营和重组型资本经营等）采取适当的投资战略，如扩张型投资战略（包括垂直扩张型投资战略、水平扩张型投资战略等）、稳健型投资战略（联合型投资战略等）、多元化投资战略、专业化投资战略和开发型投资战略等。此外，新会计准则的相关政策改变（如确认和计量等）会引起ROE、ROI和ROA等数值的变化，从而影响企业资本经营战略的制定，以及对投资战略行为的调整。
2会计准则变革、资本经营管理和企业投资管理行为
会计信息同样是企业中层管理者的重要决策基础，由会计准则变革引起会计行为和会计信息的变化还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经营管理和投资管理行为。
第一，财务信息是企业资本经营管理的信息基础，企业资本经营管理包括资本经营计划、资本经营组织与指挥、资本经营协调与控制和资本经营考评等管理内容[26]，其中资本经营计划和资本经营考评与会计信息的关系尤为密切。而且企业投资管理也涉及投资计划、投资组织与指挥、投资协调与控制和投资评价等多种管理活动，作为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内容，投资管理与会计行为和会计信息更是密不可分。因此，由会计准则变革引起的会计信息变化，会在上述管理过程中影响管理者决策，并改变企业资本经营管理与投资管理行为。
第二，会计准则变革体现的会计理念转变和会计政策改变，促使企业资本经营管理和投资管理关注资本的良性循环，以及资本和资产（或投资）的结构优化。新会计准则提出的“所得税”由“利润表法”改为“资产负债表法”，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具体要求体现的“资产负债表观”，使企业在制定资本经营计划时，从以往的只关注利润表信息，向注重资产负债表中的相关信息发生转变，企业在资本经营管理和投资管理中要兼顾资本和资产（或投资）的配置与运作及其之间的相互协调，使之同保护所有者利益的目标相一致，坚持企业的可持续经营与发展。
第三，从财务指标看，企业资本经营管理核心指标ROE与投资管理核心指标ROA直接相关，二者关系如下文公式所示。企业要实现资本经营目标――提高ROE，既要做好投资管理，如优化资产结构，提高ROA或资产盈利能力，也要搞好资本运作，促进资本结构的优化[26]。新会计准则的相关政策改变（如确认和计量等）同样也会引起如下公式中相关数值的变化，进而影响企业资本经营管理和投资管理行为。
资本收益率（ROE）=总资产报酬率（ROA）+ROA-负债利息率×负债总额资本总额×（1-所得税率）
3会计准则变革、资本经营运作和企业投资执行行为
会计信息是基层管理者确定程序化作业指标不可或缺的量化参考依据，会计行为的规范性以及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对企业作业层的资本经营运作和投资执行行为更具直接影响力。
资本经营运作和投资执行的有效性，直接关系着资本经营目标和投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一是企业资本经营运作包括实现资本流动的全过程，即主要通过完成筹集资本和投资资本等重要环节的实际操作来完成资本运作，这决定了资本保值增值目标的可实现性。二是投资执行行为包括签订投资合同和将投资款项按投资期限拨付等具体操作层面事宜，直接关系着未来收益和投资目标能否实现。
作业层的实际操作行为都要受程序化制度（或规则）的刚性约束，在刚性约束条件下会计信息更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准则变革的影响在企业资本经营运作和投资执行中更直接、更不容忽视。尤其是新会计准则体现的由“历史成本观”向“公允价值观”的转变，如对投资者投入的存货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一些相关初始投资成本、投资性房地产、合并中涉及的有关资产、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等都引入了“公允价值”的新计量属性，这使会计具体操作及相关会计信息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基于现值会计的“公允价值观”直接影响企业资本经营运作和投资执行行为，促进企业经营和投资行为由“历史观”向“未来观”转变：一是可以基于现值会计基础更准确地计算资本成本和经济效益，使企业对资本经营运作和投资执行进行正确判断与决策。二是能够全面地反映企业资本运作和投资执行情况，有助于综合衡量与评价历史资本（资产）安全和未来资本（资产）安全等。三是帮助企业在正确决策的基础上，促进资本经营运作和投资执行行为顺利完成。
综上所述，基于资本经营视角分析，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体现在理念变化、行为变化和相关经济后果的综合影响中。在以资本经营为导向的现代企业经营中，新会计准则变革在不同管理层管理者的作用下，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经营战略、资本经营管理和资本经营运作，而对企业的投资战略行为、投资管理行为和投资执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总之，会计准则变革促进企业向资本经营型转变，引导企业投资行为向以资本增值为基本目标的投资收益最大化转变，并且这种影响作用的传导会在企业资本经营循环中逐渐深化，通过不断提高投资效率和增加投资收益实现资本增值，以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和促进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
五、结论与建议
2006年，我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与实施，与国际会计准则（IFRS）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目标趋同，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企业资本经营的有效性关系着资本在资本市场中的流动性，而企业投资行为的有效性更关系着宏观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所以基于资本经营视角探索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财务学、管理学和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通过以上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企业对会计准则变革的反应发生着从变革时的“响应式”向变革后的“自适应”转变，并通过对企业经营方式和投资行为的主动调整来表现。
其次，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影响，这种影响效应通过经营方式的转变进行传导。
最后，会计准则变革可以促进企业经营方式由商品经营向资本经营转变，并引导企业投资行为由低效率投资向有价值投资转变。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企业内部管理者应基于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加强企业管理控制，提高投资效率，促进企业有效经营。
其次，企业外部监督者应充分利用财务报告信息对企业经营实施有效监督，约束企业短视行为，促进企业长期发展。
最后，制定者在修订会计准则时应考虑准则实施后的多方面影响效应，通过完善新会计准则指导企业建立科学、合理的会计制度，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提高经营业绩，进而推动宏观经济的顺利运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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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变革管理论文范文5
对我国企业的启示西方管理会计研究发展时间长，发展水平较高，对于我国管理会计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特别在一些管理理论的创新方面（综合业绩评价等），成为了管理会计的重要理论依据。
1.西方管理会计实地研究的主要贡献
在西方管理会计实地研究的理论发现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根据新出现的结构进行假设，进行实地研究；分析对象的创新性并结合理论实践的意义所在；分析理论的使用范围。在管理会计方法中，西方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方法，作业成本法以及综合业绩评价法，并深入和具体的阐述了各种方法的使用，将理论方法更好的联系到实践中去。在实地研究中，会由于具体的企业现象引申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其他企业表现并不明显，但是这种现象并不应该别忽视，对于管理会计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2.西方管理会计实地研究的重要启示
西方管理会计的实地研究对于中国企业的管理会计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根据西方研究的文献看，其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作为制造业大国制造业的管理会计研究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实证研究强调联系企业的实际情况，强调个性；实地研究其优点明显，在组织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具有独特的优势；实地研究应该把管理会计研究和企业管理结合在一起，通过企业实地研究，充分认识企业管理，从而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
二、管理会计变革与创新的案例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某大型的电力装备商为研究对象，其目的主要是研究企业管理会计变革在该企业的使用和效果。该企业在2001年就开始使用作业成本法进行企业管理。到目前来看已经有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其主要任务是研究管理会计的制度形成过程分析以及结果分析。
1.作业成本法的实施过程分析
根据实地研究理论，对作业成本法进行实施过程分析，主要通过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实施阶段、整合阶段）。准备阶段，企业实施作业成本法的背景外部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市场化冲击越来越大，对企业造成了强大成本管理的变革压力，迫使管理者对企业的成本管理进行变革，通过调研分析，决定采用作业成本法帮助企业提高成本核算能力，建立健全产品的成本考核体系，首先该公司成立作业成本法项目小组，调研分析，确定作业成本法的设计方案；其次，聘请专家，并和软件公司合作，考核和确定最终的作业成本法实施方案；最后，加强宣传力度，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增强作业成本法的使用效果，这样该企业的作业成本法就拉开序幕。实施阶段，实施阶段，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开展作业成本法，先试点，后推广，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及时更正，随着开展的深入，在2005年已经形成完善的作业成本法，形成了《作业成本法核算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保证了作业成本法的规范性和实施效果。整合阶段，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管理创新也越来越明显，对于信息化管理的诉求和应用水平也越来越高，这要求管理会计水平需要和企业的管理相适应，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经过多方的努力，已经将成本核算和管理整合到企业的财务系统中，并在实践过程中，对作业成本法进行了调整和扩充，例如该企业财务处处长，提出的实施作业预算就得到了企业高层的通过，并取得了教好的实施效果。
2.作业成本法的结果分析
通过实地研究，得出管理会计的变革不仅仅是技术的变革，更是一次组织变革，对于企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其结果分析主要通过两个方面阐述：
第一，正式变革和非正式变革。正式变革是企业或者组织引入新的规则，并影响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该企业的此次管理会计变革属于正式变革，是在通过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之后，进行设计实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变革，变革的实施效果非常明显，假如使用非正式变革，在没有完善的制度和规则下，变革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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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管理理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的企业发展了短短的三十多年，在这么多年的企业实践中我国的企业也积累了很多本土的管理经验。但是，相比西方而言，我国的企业管理理论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的最佳状态，因此，对于西方管理理论的研究非常必要。
一、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西方的近现代科学，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而蓬勃发展起来，随之产生的西方企业管理的独特理论。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建立至今经历过三次巨大变革。第一次变革是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这标志着管理科学的正式产生;第二次变革是行为科学的产生;第三次变革是二战以后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
在此，我们探讨的主要是现代管理理论范畴的内容。现代的西方管理学诞生了多位管理学大师，如德鲁克、波特、哈默尔、克里斯坦森、明茨伯格等，其管理理论各有特色而又万变不离其宗。纵观当今中国，基于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则尚未诞生任何现代管理学大师。
二、我国企业管理的典型问题
（一）企业管理者管理理论及理念匮乏
我国现代的企业家，由于起于恢复高考的时代，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的很多人不擅于学习现代先进管理理念，因此，造成了管理理论和理念的匮乏;另外一些喜欢学习的人对于现代西方企业理论要么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是全面排斥，要么是照抄照搬，均与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不甚相符;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企业运营的企业家仍然较少。
（二）企业管理者管理技能及经验薄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应用依靠于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由于我国很多企业家对于管理理论并不熟稔，而管理经验也不足，使用“专权式”等不恰当方式进行员工管理的现象屡有发生，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发展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三）企业整体管理模式陈旧
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带来现代企业的巨大变革，但是，我国的很多企业并未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其管理模式依然依托于“家族式管理”或“计划经济式管理”等不恰当的管理模式，使得企业的整体战略、组织架构及管理制度流程等并不能完全的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需要，最终只能落到“不改则废”的地步。
（四）企业后续管理人才培养意识差
金钱时代的到来，使得企业管理者以创造企业当前的利益最大化为奋斗基准，却往往忽视了西方现在管理科学理论提倡的人才培养理念，造成企业高层逐年呈现“老龄化”的态势，而后续人才的培养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使得企业未来的核心管理人才出现“断档”已经成为很多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现象。
三、西方管理理论对解决问题的启示
（一）完善企业管理者对于西方管理理论的积累
由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的不同，对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应该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式，对于西方管理学家德鲁克的管理学理论、科特勒的营销管理理论、哈默的战略管理理论、明茨伯格的组织管理理论等进行系统的自我学习，并且积极参与各类学习活动进行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学习、交流与沟通。
（二）培养企业管理者现代管理技能的水平
作为一个杰出的企业管理者，必须结合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学习以及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不断的通过企业的内部管理活动有计划、有步骤的提升企业管理者技能水平，逐步形成适合本企业发展、适合本企业员工的现代化企业管理风格。同时，也必须充分借鉴西方企业管理的实际案例和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管理的实际方法，助力企业的管理水平的有效提升。
（三）以现代管理理念变革企业管理模式
西方现代管理理念提倡“以人为本”，管理模式陈旧的企业必须直面现实，依托西方现代战略管理、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模式，根据企业实际承受能力，对于企业自身的战略规划、组织架构、部门权责、员工权责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在最快的时间完成企业管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变。
（四）依托人才理论建立企业人才培养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