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创业范例6篇

合作创业

合作创业范文1

银行业整体蓬勃繁荣发展的同时,由于受产品同质化、利率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商业银行在客户、渠道、人才等方面的争夺日益白热化,银行业间的激烈竞争已成为一种常态化。但银行之间并非只有纯粹的竞争,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也由来已久,而且内容不断丰富,层次不断加深,各种形式的银行间合作层出不穷,随着国内银行业分化整合,竞争与合作将长期并存。

国内商业银行银银合作传统类型

传统的商业银行合作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在资金融通方面,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市场互为交易对手,互通资金,具体品种包括资金拆借、票据转贴、债券交易等等。二是在资产业务方面,包括信贷资产转让、直接和间接银团贷款等。三是在结算方面,如银行汇票、汇兑、委托收款、托收承付等等。但总体而言,传统的银银合作是由银行自身需求而自发产生的,而不是主动将银行间合作作为一项业务门类开展经营,没有形成完整的整体服务方案。同时,各项银银合作业务也基本分散在行内资金业务部门、机构业务部门等,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队伍开展业务合作。

商业银行创新合作的范围和可行性

近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在内的多层次银行体系,各类银行机构在各自领域和竞争层面发挥优势。但各类银行机构分化严重,以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国内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规模小、实力弱、产品少、网点局限、人才匮乏、管理滞后、业务资格有限、IT设备和技术较为陈旧等等,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在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面临着严峻挑战。同时,中小银行又具有独特的地域优势,在其所在地域有分布齐全的网点和大量终端客户,并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掌握着一定金融资源。因此,中小银行缺陷与优势并存,为商业银行合作突破传统框架,创新合作范围创造了空间。

优势互补、互利双赢是银银合作的前提条件。由于国有银行网络渠道遍及全国,与中小银行存在一定竞争关系,难以开展合作。同时,中小银行之间总体而言差距不大,互补性不强,也缺乏开展合作的条件。而能与广大中小银行开展互利合作的机构主要为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业务资质、管理能力、技术水平、业务产品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先发优势,但同时又缺乏全国网络支撑,难以进入二线城市市场,可谓是中小银行天然的合作伙伴。具体而言,除了传统银银合作领域,股份制银行还可以与中小银行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创新合作:

产品研发

中小银行在部分业务领域存在较高的准入门槛和资格限制,如第三方存管、基金代销、外汇业务、贵金属交易、理财产品开发等,同时,中小银行研发能力也普遍较弱。股份制银行可在监管机构允许的框架内,发展各项业务,中小银行也可借此弥补自身产品线不足,拓展潜在客户,巩固客户基础,分享中间业务收入。

技术系统

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建设投入所需成本巨大,研发难度较高,如核心系统、各类业务管理系统等。一般中小银行依靠自身力量难以研发,也难以承受研发成本。股份制银行可通过系统集成、软件租赁、等方式为中小银行提供服务。

渠道网络

中小银行网络大多局限于其所在地域,服务难以延伸至所在地之外的区域,且服务渠道单一,以柜面为主,很少有网银、电话银行等渠道,即使目前已逐步放开中小银行跨区域设立机构的限制,但仍然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健全的网络系统。股份制银行可利用已建成的全国各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的骨干网络与中小银行的区域网络相结合,形成覆盖全国的庞大服务网络,为本行客户和中小银行客户提供服务。

先行样板

股份制银行在其发展初期也类似于城市商业银行,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治理结构、机构建设、业务管理等方面普遍走在国内银行前列,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技术、文化、流程对于中小银行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都可以作为可输出的产品向中小银行出售,中小银行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也需要吸收先进银行的成功经验避免走弯路和重复建设。

兴业银行的银银合作实践

兴业银行在国内较早开展同业合作业务,在1996年即以证券资金清算业务介入同业合作。2003年兴业银行实施“大同业”战略,开始广泛开展与证券公司、各类银行类金融机构、信托、保险、基金等同业机构的业务合作。

2004年兴业银行提出以“联网合作、互为”为理念的银银平台发展构想,通过与中小金融机构的联网,弥补自身网点不足,延伸服务渠道,并在行业内率先开发银银互为技术平台。2005年银银平台构想付诸实施,完成银银平台一期系统开发,一期系统包括个人柜面通、银银邮路和接入现代化支付系统。

2006年银银平台的开发上线以及营销拓展工作取得较大突破。不仅整合了银行内部资源,提出了银银整体合作六大服务板块,而且银银平台二期开发也顺利完成,推出联网行间资金汇兑及理财产品销售业务。

2007~2008年兴业银行在银银平台继续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是成立了银行合作服务中心专职为国内银行类金融机构提品和服务,银银合作组织体系和人员队伍日渐完善。二是银银合作品牌“银银平台”正式,并在国家商标局注册受理,进一步巩固、扩大兴业银行银银合作先发优势和影响力。三是实现发展理念的新突破,银银平台将建设成为兴业银行与中小银行共建、共有、共享、共赢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而并不仅局限于兴业银行一家独有等等。

经过5年多的发展,兴业银行银银合作各项业务正逐步发展成熟,组织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初步完成,产品、服务体系日趋完整,客户群体不断壮大。2009年1~9月共向合作银行销售理财产品300多亿元。截至今年9月末共为9家商业银行提供信息系统建设和运维服务,并成为国内最大的商业银行信息系统提供商之一。

兴业银行银银合作经验总结

银银平台源于柜面通业务。柜面通业务利用本行网点覆盖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优势和中小银行在其所在地拥有齐全网点的优势,通过系统联网实现了双方客户在对方柜台的通存通兑,从而达到网络互补,共赢发展。兴业银行利用自身与中小银行在各个领域的差异和互补性,整合行内产品、业务、技术资源,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从兴业银行银银合作5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几条经验:

银银合作的动力来自于具有先发优势的股份制银行与中小银行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银银平台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证明了中小银行与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确实在诸多方面存在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空间,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促进股份制商业银行与中小银行开展互利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在金融行业日剧激烈的竞争态势中谋求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同时也证明了银银创新合作是一种可行、可持续的业务和盈利模式,只要差异性和互补性一直存在,银银合作就始终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价值。

银银合作的生命力在于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

从兴业银行的实践来看,银银合作发展至今,签约客户超过200多家,并在市场上取得广泛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始终坚持平等、共赢的合作理念。依靠市场化的手段,在双赢的前提下开展合作,最大限度地考虑和照顾中小银行的利益,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小银行加入银银平台阵营。例如针对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经营地域受到限制的情况,兴业银行推出银银平台柜面通业务,既解决了联网行客户异地存取款难的问题,有利于中小银行实现跨区域经营和走向全国的愿望,又延伸了兴业银行的网点服务,实现双赢合作。再比如,针对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缺少产品业务资格和能力,面临客户、资金不断流失的情况,兴业银行推出银银平台项下的理财产品销售业务、理财门户贵金属交易业务,帮助合作银行丰富产品线,稳住高端客户,增加中间业务收入。这些实例,无一不是着眼于提升中小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丰富产品线、提高竞争力,都得到市场良好反响。

银银合作的竞争力在于不断创新

银银平台能取得先发优势,与层出不穷的创新产品密不可分,在目前金融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金融产品同质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唯有依靠不断创新才能在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自柜面通业务开始,第三方存管框架下银银合作、理财产品销售、贵金属交易、IT建设外包等创新产品都受到了合作银行的欢迎,使得兴业银行始终占据市场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银银合作的广度、深度取决于资源整合力度

兴业银行的银银创新合作,其实质是整合兴业银行行内资源为广大中小银行提供服务,资源整合的力度决定了所提供银银合作产品和服务的范围与质量。以科技管理输出为例,兴业银行在银行合作服务中心内部整合了行内技术实施团队、业务支持团队和运行维护团队为科技输出服务,同时也紧紧依靠全行强大的科技研发力量,来共同实施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建设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银银创新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

未来兴业银行将围绕专业门户和科技输出为两条主线,积极做大做强,做深做透银银平台。从更广的层面来看,未来国内各类银银合作业务还将不断推陈出新,各类银行类金融机构将在更多的层次、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广泛合作。主要将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层面合作。未来国内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分化整合进程将进一步加快,银行间的并购、重组将频繁上演,股份制银行和部分区域性银行及优秀的城商行、农商行将通过吸收、兼并其他中小银行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实现自身规模和网络的快速扩张。

第二,跨机构合作平台将不断涌现。类似于银银平台的合作模式将被“复制”,通过在大小金融机构之间搭建不同的合作平台,整合参与机构资源,使参与机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使各类金融机构扬长避短,将各自的“短板”补齐,也将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提升。

合作创业范文2

关键词: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党建工作;有机融合

一、引言

在落实素质教育和推动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之中,许多高职院校教学理论分析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着眼于学校人才培养的实际要求,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重新调整传统的教育策略和教学方向,保障创新创业教育与党建工作之间的完美结合。作为学校党建工作的新思路,创新创业教育与该工作之间的融合符合学校教育实践的相关要求,能够更好地体现创新创业教育的作用及优势。高职院校老师以及管理层需要明确前期的价值目的,不断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党建工作之间的完美融合,在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的引导之下构建公共性和开放性的教育平台。需要注意的是创新创业教育与党建工作之间的结合所涉及的内容和形式相对比较复杂,高校首先需要以党建服务功能的发挥以及利用为基础,营造良好的生态和运作环境,了解新时代背景之下党建教育的重要作用以及功能,保障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与其他的管理工作相比,党建工作的引导价值和教育作用非常的明显,在将党建工作与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相联系的过程之中,每一个参与者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构建完善的工作机制,加强教育体系的构建以及优化升级,积极的探索出一条全新的思路。

二、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党建工作融合的前提

首先,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党建工作存在极为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拥有共同的使命,对于高校自身来说创新创业教育尤为关键,这一工作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比较明显。老师必须要以创造性的教育理念为主体,积极的开拓全新的教育思路以及领域,将多元化和趣味化的教学元素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环节,更好的突破传统教育模式的桎梏和影响,真正的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质的创造性人才。高职院校的教育变革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学校领导者需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要求,分析新时代背景之下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的责任以及使命,以培养综合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严格按照素质教育的相关要求落实不同的教育教学实践工作,通过这种形式来实现我国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其次,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党建工作在目标上存在一定的一致性以及相似性。创新创业教育符合我国素质教育的实际要求,该教育环节主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及创业精神为主体,为社会输送更多优质的创业人才。老师在落实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之前需要以学生目前的创业能力为基础,分析团队合作、创业文化、创业品质以及创业意识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将创业知识以及技能融入该工作之中,明确前期的目标定位,从整体上实现学生的良性成长和发展,保障学生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之中提高个人的自主构建能力。如果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那么对于学校党建工作来说,实质的教育目的与创新创业教育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能够实现完美的融合,高职院校党建工作主要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为主体,关注对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价值取向以及思想理念上的引导。最后,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党建工作存在极为明显的开放性、共享性,能够更好的体现两大教育环节之间的共性以及优势。在落实素质教育和推动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之中,高职院校的党建工作更为丰富和多元,许多学校将创造性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融入其中,突破传统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尽量避免党组织之间的壁垒,将统筹协调以及资源的利用相融合,更好的促进不同管理资源之间的流动以及共享。另外在构建组织架构的过程剧中,许多高职院校开始实现了兼容开放式的发展,不再以简单的条块分割为主体,而是积极的实现集约共享,在运作模式选择时,高校也开始积极的实现不同环节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动。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动备受社会公众的好评以及关注,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在落实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之前必须要注重对党建工作的进一步分析以及研究,积极的构建开放性的创新创业通识教育平台,将创业意识教育、创业创新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指导融入现有的党建工作之中,不断实现创业导师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积极组织开展不同的教育实践活动,保障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能够融为一体,从而完善现有的教学框架和体系。

三、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党建工作有效融合的途径

从上文的相关分析不难发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党建工作之间的有效融合对构建高效课堂、促进教学实践活动的正常开展意义重大。我国高职院校必须要立足于人才培养的实质条件,通过对时展按趋势以及内容的深入分析和解读来掌握正确的融合技巧和方式,从整体上提高创新创业教育水平,推动党建工作的大力落实。

(一)发挥高校党建工作的创新服务

首先我国高职院校必须要以目前党建工作开展的实质情况为依据,关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及提升。党组织在整个工作实践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管理工作人员必须要积极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学习、交流、参观、讲座等活动,保证学生能够站在宏观的角度对创新创业有一个客观的认知,从而在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引导之下接受老师的引导和教育。老师需要以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要求为主体,鼓励和引导学生参与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及水平。其中学校党组织需要高度重视这一工作的落实情况,充分的发挥引导作用和服务价值,保障高中学院校的管理者以及教师都能够结合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质条件,不断的创新现有的创业内社团建设以及发展思路,鼓励和引导学生在主动参与和实践的过程之中提高个人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水平。

(二)发挥高校党建工作的教育功能

党建工作与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之间的融合对老师以及学校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在落实这一管理工作的过程之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必须要注重细节元素的分析及解读,以发挥党建工作的教育功能为主体,积极的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效果。其中高职院校的党建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产生了极大的变化,管理工作人员需要将改革与创新相联系,加强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保障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全面协调,更好的体现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另外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理念,创新创业思想理念的融入尤为关键,学校领导需要以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要求为切入点,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之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党建工作之间的融合要求,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深入挖掘高校党员创业先进典型事例。老师可以通过各种多媒体教学策略和手段的应用来弥补学生在想象力和逻辑思维判断力上的不足,全方位的落实不同的宣传报道工作,以此来营造一个更加自由的学习氛围,让学生能够在环境的引导之下主动的接受优秀思想文化的熏陶,树立良好的创新创业意识。

(三)发挥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

与其他教育内容和教学形式相比,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比较强,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在教育和引导学生的过程之中必须要将创新与创业相联系,鼓励学生结合个人的社会生活实践经验以及已有的知识掌握正确的创业技能和积累丰富的创业经验,在反复实践以及运作的过程之中实现个人的良性成长和发展。创新创业实践教育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师生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尤为关键,高职院校需要以党建工作为着眼点,积极的引领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综合应用校外资源以及校内资源,充分的体现校企合作的优势,保障整个课堂氛围的创新性以及有效性。其中不同学科的教育内容和形式有所区别,学科老师需要体现学科的创业特色,积极促进创业教育实践活动的正常开展。

四、结语

合作创业范文3

《西游记》是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完善的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长篇小说。书中主要描述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师徒四人一起去西天取经,沿途遇到八十一难,最后取得真经的故事。《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故事中不仅包含了博大精深的传统历史文化精髓,还蕴含了丰富的现代创业管理之道。如果把唐僧师徒四人看成一个创业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的创业目标就是去西天取经,如此一来,他们成功完成既定目标的经验之路,对于我们现代的创业团队来说,就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首先,通过南海观世音的巧妙组合,唐僧的队伍中成功纳入了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三位成员。在取经队伍中,领导者是师傅唐僧,另外三人则是团队中的普通成员,经历种种艰险之后,他们终于克服了各种磨难,到达西天取得了真经。

二、唐僧师徒成功的原因

在唐僧师徒的团队里,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那么,为什么唐僧师徒能够成功呢?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哪呢?

首先,唐僧是一个执著于自身追求并且十分坚定自身目标的人,不管遇到多少的艰难困苦,他都永不言弃,对心中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唐僧作为这个团队里的领军人物,他的自我控制能力以及坚定的信念,不仅是另外三人的榜样,还对他们的成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能够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做到不抛弃不放弃。其次,唐僧具有降服人才的能力,他的紧箍咒往往能在关键时刻让孙悟空妥协。

孙悟空是一个神通广大、不畏艰险、敢于反抗且富有开拓精神的人。他敢想、敢做、敢当且极具创造性,是一个团队中必不能缺少的人物。但是,这种人往往个性太强,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容易与其他成员产生矛盾。这时就需要领导者从中调解,充当润滑剂的作用,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此外,孙悟空还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猪八戒虽然好吃懒做、贪图女色,但他性格温和、憨厚单纯,总能在漫漫的西行之途中为大家带来欢乐。每当唐僧和孙悟空发生一些磨擦的时候,猪八戒是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起到了缓和成员关系的作用。他还能够知错就改,积极听取他人的意见,在取经途中做到了悬崖勒马,甚至是浪子回头。

最后,沙僧虽然在四人中看似可有可无,但少了他还真不行。沙僧的任劳任怨、踏实肯干以及善良忠心让他在团队中承担了后勤类的工作,并且能够持之以恒的胜任这份工作。在一个团队中,沙僧这一类型的人应该是数量最多的,他们在团队里一直默默奉献,虽然没有领导和骨干风光,但是他们对与一个团队来说,最宝贵的价值就是能够勤勤勉勉、兢兢业业的完成每一项任务。

三、创业团队应具备的条件

结合唐僧师徒成功去西天取得真经的历程及原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要想组建一个成功的创业团队,首先要确定一个团队的目标,其次是要有一个能坚持不懈向着目标前进的领导者。同时,在这个团队里要具备各种人才并能充分发挥出团队成员的优势之处,并且适当的利用外部资源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一)具有坚定信念的领导者

坚定的信念可以征服任何一座高峰。一个创业团队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就要有一个坚定的目标。确定了目标之后,每个成员都应该充分了解并认同团队目标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团队目标。就如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一样,不管经历怎样的困难艰险,都一直坚持实现目标。其次,领导者是团队的核心人物,要能够始终坚定团队的目标。在团队成员开始偏离目标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独特的领袖魅力重新聚集大家的信念,来引领团队成员走向正确的方向,带领大家回到正确的轨道。

(二)具备不同特征的人才

一个团队中的成员如果能够各有所长,实现优势互补的话,那么无疑这个团队是优秀的。唐僧师徒四人正是由于性格各有不同,各自擅长的方面也不同,才实现了团队的职能最大化,获得了成功。创业团队也是这样,发起人在寻找团队成员时,应该先分析现有的优势和劣势,努力寻找非常擅长自身劣势之处的人来弥补当前的不足。换句话说,就是分析出现有资源与最终目标之间的差距,来选择其他成员加入团队。如此一来,成员间的优势互补不仅能够加强团队合作,还能够集众家之长形成强大的团队能力。在共同的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个人自身的优势,创业团队的先进性也就体现出来了。当然一个优秀的创业团队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创建好的,而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成员交替、不断磨合而来的。

(三)具有团队精神

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雷锋也说过“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最有力量”。在充满竞争的现代商场之中,团队精神将是一个创业团队在商场上屹立不败之地的核心力量。只有融入团队,与团队成员一起奋斗,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团队精神并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相互尊重并相互理解。团队精神的核心是相互合作,不能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而要时时刻刻地考虑整个团队的利益,努力实现团队利益的最大化。团队精神也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优秀的领导者会使得团队成员产生归属感并对维护团队产生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创业想要成功,团队成员就必须具有协同合作的能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即团队精神。在创业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团队,是不可能成功的。

(四)保持稳定的发展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做事切忌心急,在创业团队组建好了之后,需要维持创业团队的稳定性。作为一个优秀的创业团队,在创业初期一定要脚踏实地,保持一步一个脚印的心态。共同的价值观是团队所有成员的理想和追求,而实现它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并不是短期就能够实现的。所以这就需要大家紧密团结,认真踏实的走好每一步,使得整个团队保持稳定的发展。

(五)合理利用资源

唐僧师徒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受到过许多外部力量的帮助,有的是欣赏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坚定信念,积极主动地为他们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有的则是靠孙悟空丰富的人脉关系所获得的。无论如何,如果失去了外部资源的支持,要想实现西天取经的伟大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同样,在创业团队的发展过程中,领导者应该尽可能的去争取更多的外部帮助,合理利用外部资源。比如尽量获得上级机关的支持,争取地方政府的帮助等,最大限度的使团队获得各种外部资源。

合作创业范文4

【关键词】广播新闻 众包 全媒体传播 用户社区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广播媒体积极吸收新媒体的营养,通过改版、革新表达语体和传播时态等手段精耕内容、服务民生以提升内涵。广播新闻通过创新业态、多元传播、合作融合,取得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一、创新业态:广播新闻内容生产和表达方式全面创新

新媒体技术催生了广播媒体的客户端、社交电台、微电台、播客等新的收听渠道,使之日益成为受众收听广播、参与互动、分享体验、使用媒体的工具。例如, 2013年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酷拍客户端、微信公众平台等软件已在移动智能终端获得广泛应用,听众参与节目互动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等信息被广播新闻节目制作主体即时采用,极大地丰富了广播新闻节目的元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24小时滚动直播的新闻节目,以及广东、江苏、浙江、湖南等多省新闻广播的常规节目都采用了来自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信息,并已成为常态。

(一)社交媒体辅助展开新闻采写任务,实现“众包”式生产

“众包”概念首现商业领域,是指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大众网络的做法。与外包不同的是,“众包”的核心,包含与用户共创价值的理念。①

移动互联网下的社交媒体时代,使“众包”具备了技术条件,新闻当事人、参与者、见证人有机会为广播新闻的媒体生产者创造丰富的素材,其时效性和现场感无可替代。2013年7月7日,旧金山空难发生。整整一天,全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的有关新闻,几乎都是根据新浪微博的刷屏不断更新。出事飞机上有三位著名的新媒体人,是他们的微博报道无偿地帮助传统媒体生产新闻。2013年12月28日,广西首趟营运动车组桂林—北京西G530次高铁列车自桂林出发驶向北京。广西交通广播开辟“广西进京动车之旅”特别报道,在列车运行的10小时36分钟里,特派记者除了电话连线,还通过广西交通广播官方微博进行全程体验式报道,文字图片一应俱全。与此同时,许多正在这趟列车上的网友也通过微博向节目推送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验。当栏目化的广播新闻在规定时间内播出刚刚发生的事件时,零散碎片、多元观点的零时差信息被传统媒体生产者使用,广播新闻的时效性、真实感、广泛性因此明显得到了新的提升。

可见,不论是突发热点事件,还是日常新闻的公众意见,来自听众个体的微博、微信,都为广播新闻内容生产送上了极为新鲜的事实信息和观点信息,这似乎成了2013年广播新闻内容生产的新景观。

(二)积极践行“走转改”,采访方式和表达语体更加贴近受众

2013年,广播新闻继续践行“走转改”,其中“改文风”在记者采访方式和节目的表达语体等方面有了突出的体现。每年的两会报道,是各家广播媒体比拼的战场。采访哪些人、哪些事,在哪儿采访才能把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主题用更加接地气的方式表现出来,令广播记者绞尽脑汁。2013年两会期间,记者们在不同采访地点频繁转换。中央电台中国之声的品牌栏目《此时此刻》以“此刻主播行动”为口号,从早晨8:00开始,从人民大会堂到代表委员驻地,从新闻会现场到社区街道,不停地转换时空,不断地追踪热点。同时,新闻主播还通过微博分享自己的观察和思考。3月6日,主播杨昶就从等候进入“外媒开放日”会场的媒体分布分析出,媒体对经济界别和新闻出版界别的讨论更为关注,随文还附上了各界别的会场分布情况的照片。这无疑使“短、平、快”的资讯与两会新闻现场同步结合,让中国之声的两会新闻真正动了起来。

广播语体,借助于电子技术而实现的大众传媒的语言变体,它主要是诉诸于受众的听觉,跟自然语言中的有备性的口语语体表现出较多的共性。②广播语体表现是否得当的考量因素,主要有对新闻稿件的把握、语言特点的表现、修辞方式的使用等。其中,新闻稿件的采写立场和语言传播时的对象感,越来越贴近百姓视角,正是广播新闻不断追求的目标。2013年中央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特别报道《首席记者问两会》,化官方话语为百姓心声。尽力避免扮演“传声筒”,而是要“做翻译”,不单纯介绍“两会上发生了什么”,而把重点放在“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③3月2号~15号,全国两会每天都举行一场部长记者会。中国之声记者季苏平的报道《每个人的记者会》就从国家政策与个人衣食住行、工作生活的联系出发,对政策热点逐一做了梳理和解读。不难看出,从节目功能定位、采写立场到记者和主持人的播出语言,在广播语体上全方位呈现民生视角,客观上也实现了拉近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的效果。

(三)转变舆论引导方式,用百姓微话语展现国计民生大主题

当前,中国社会和经济面临双重转型期,社会矛盾时有发生,重大新闻点多触碰社会群体的矛盾和改革发展的现实问题,环境、食品安全、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都有复杂多样的突发事件和典型事件。抛开以往宏大的叙事风格和评论篇章,以普通百姓的视角讲述家国梦和个人心愿,用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引导社会舆论,是当下社会矛盾多发期广播新闻的正确引导方式。

广播新闻专题节目承担了舆论引导的功能,广州电台新闻资讯广播《新闻在线》栏目,每天聚焦一个话题,每月50%以上的本地选题,囊括城市建设、政府执政、民生纠纷等领域,直面政府行为和百姓冲突,节目以呈现多元观点为宗旨。广东电台《直播广东》栏目2013年改版后,每天在公众微信平台推送当天听众参与话题讨论后的观点数据,一年下来,数据就是市民对自己生活城市的感情全记录。中央电台中国之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栏目播出两会特别报道《2013,我离梦想有多远》,分别关注“价格稳定”“收入增长”“反腐倡廉”“厉行节约”“楼市调控”“医疗保障”“食品安全”“教育改革”“环境保护”和“文化发展”等民生热点。2014年,中国之声开播十周年,用话筒对焦十个中国地点,记录这些地方人们每年的喜怒哀乐,展开微观中国的生动图景。

引导舆论的方式有多种,各领域内专家的观点是一种,百姓的观点也很重要。虽然百姓的观点复杂多样,但记录它、传播它,同样价值匪浅,用微小的话题和微小的数据展示百姓的生活图景,呈现真实的民间舆论,更能增加媒体的公信力。

二、全媒体传播:广播新闻传播新格局逐步形成

2013年,中央、省级、一线城市的广播新闻频率搭建起覆盖网络、独立客户端、微博、微信、社交平台等应用的全媒体格局,并有了较为成熟的运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给传统广播新闻提供了新型的内容生产模式和播出渠道,主媒体与其新媒体平台共同信息、整合资源、策划主题、发起互动,形成了符号多样、时间互补、内容分布点面配合的全方位报道格局。同时,基于不同传播性征的媒介之间的整合,形成了各平台角色互补、功能接力的趋势,进一步显示了“融媒”战略在广播新闻内容生产、市场推广等方面的优势。

(一)应急广播基于协调资源的枢纽平台搭建全媒体新业态

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7.0级强烈地震破坏了当地通信、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中央电台搭建的“国家应急广播·芦山抗震救灾应急电台”4月22日在芦山县开播。④该台全天24小时滚动播出,以新闻播报、专家访谈、记者连线、灾害互助热线等形式,针对灾区民众及救援人员等群体,进行定制化、点对点、全方位的实用信息实时播报,迅速成为当地政府的“大喇叭”和百姓的“求助台”,其定位是“应急广播天然延伸、多元信息整合、多种媒体手段有效呈现、应急社区平台全面架构”。⑤

国家应急广播的全媒体布局,真正延伸了应急广播的传播链条,发挥了广播传播迅速、覆盖面广和便于接收的特点。国家应急广播的新媒体模式体现在:

1.搭建微博传播平台。@国家应急广播,开发APP客户端,零时差告知、预防、救助、分享应急信息,应局部之需、解个体之难、答疑解惑、提供救助。

2.整合网络资源,形成全新的权威和人人互助相结合的网上应急社区。⑥

应急广播的诞生确由灾害事件催生,此时,时效、准确、交互,正是信息价值的核心,而广播新闻传播平台的枢纽意义正体现于此。应急广播搭建的全媒体传播格局满足了上述要求,它的建立,为其他广播新闻频率的全媒体布局提供了模式范本。

(二)广播新闻实现双向传播,颠覆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

截至2013年11月,微信的注册用户量已经突破6亿,是亚洲地区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⑦如今,随着技术和理念的升级,微信已变成了一个新媒体播出及互动平台,支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甚至是网页的推送,改写了广播新闻只能通过声音传播的历史。

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以及谈论的先后顺序。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用户则可以代替专业记者,触角伸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当他们的信息价值超过记者所有而被采用时,可改变广播新闻原已编排的议程设置。尤当突发事件发生,身在现场的听众可以直接通过语音或文字的方式直接进行信息播报。至2013年,江苏电台10套节目均已在苹果(Apple)、谷歌(Google)及安卓(Android)系统中实现直播,智能手机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收听江苏电台所有节目,并实现了在线互动功能。杭州电台西湖之声曾经接到过这样的留言:“目前在文晖路上塘口有辆车抛锚占据1个车道,那个倒霉的人就是我!请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双向传播使新闻的触角多元、信息的传递更快捷。但另一方面,误判偏见和虚假信息也容易趁虚而入。为此,济南经济广播要求听众在爆料时必须附上一张图片以证实信息的真实性。对事实信息的“众包”报料,采用之前的审核把关,是广播新闻采制必须跨越的一关。随着全民媒介素养的提高和技术的不断完善,新媒体渠道植入传统广播新闻的运用必会愈加成熟。

(三)广播新闻的社区用户渐成二次售卖广告的潜在对象

微信公众平台可以通过后台设置使订阅者根据自身需求索取信息,这意味着广播新闻实现了在同一平台的非线性分众传播。“受众”变成了“用户”,摆脱了被动式接受信息的方式,可主动发表观点、查阅历史内容,满足了“私人定制”的独特需要。

在这个共同关注的圈子里,广播新闻的听众又形成了由兴趣话题为黏合剂的用户社区,其结构有明显的扁平化、去中心化特征。广播新闻节目的制作也越来越重视这类听众数据的价值挖掘。2013年,广东电台《直播广东》节目每天直播时都会收到从微信平台、微博评论发来的观点信息。从对几十期日常节目的统计来看,听众主动参与节目讨论的保持在10人左右,每个人一定与当天的讨论话题具备强烈关联性。他们喜欢在这里发言,表达认同或质疑,甚至还会争执。如果对选题进行类别归属,划分出教育、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服务、交通、医疗等类别,多数参与者会被贴上如上分类标签,进而成为二次售卖节目音频的潜在消费者。当前广播收听移动终端化,这个精准的用户社区,为广播新闻的音频价值、广告价值和所在频率的品牌价值都有极大的提升作用。

三、合作融合:广播新闻在跨媒体、线上线下联动中拓展深度价值

(一)o2o线上线下联动,广播新闻蕴含商业价值

o2o是online to offline的简称,意思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智能终端收听用户这一群体,蕴含着巨大的收听市场和活动市场。2013年,线上节目和线下活动的联动,在广播新闻领域有了突破性发展。线上节目直播权威信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碎片信息,影像文字帮助流逝的声音锁住听众,观点交换用黏性绑定听众,活动预告吸引兴趣和利益相关的用户。线上线下共同配合,多符号共同满足用户对权威信息和关联利益的几度需求。同时,线上线下的联动也为广播电台增加广告收入提供了诸多可能。

深圳电台先锋898在2013年11月28号深圳新航站楼启用的当天,不但在现场设有直播间,还在微博微信推送各路记者的体验,打造让听众全天候持续关注的话题。此外,还做了线下的互动。该频率两年来与深圳地铁公司、移动运营商等单位合作,推出“幸福的黄丝带”寻人平台、“幸福的环保袋”活动,鼓励市民捐赠图书获赠环保袋,帮助多个社区建立农民工图书阅览室。整点滚动新闻和栏目新闻,随时插播活动的最新动态,新媒体平台追踪活动效果,保留重要信息亮点,将深圳本地新闻的接近价值做出了商业价值。江苏广播网与937新闻广播特设“手中的票远方的家”春运新闻专题,及时报道春运信息,关怀路上的人们。

(二)跨媒体合作,广播新闻借力精耕深度内容

跨媒体合作并不是新事物,可真正将各自优势共同植入广播新闻,形成时效、深度的合力优势,并不容易。《直播广东》2013年初与《南方都市报》全媒体集群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探索新媒体时代广播新闻拓展深度的可行路径。广播新闻与纸媒的记者、评论员全面合作,让“明天的新闻今晚听”。《南方都市报》庞大的记者团和评论员力量,首次借线性声音来呈现,在广播新闻的编排框架内,内容的速度优势凸显,意义精华画龙点睛,而第二天见报的文字符号则放大事实细节和深度评论。以往很多广播新闻节目,专家以个人名义为广播新闻提供不同视角的深度解读,呈现出不定时和非固定结构的零散式植入特征,而此战略合作,是建立在固定时间、固定栏目的基础上,纸媒记者和评论员的采访内容被分解为具有连贯性和立体式的事实及观点碎片,高密度植入其中。栏目全面整合广播播出快速和纸媒信息深度的双重优势。

合作创业范文5

关键词:企业间合作;合作创新;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1-0007-10

一、 引言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日益复杂、技术创新成果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创新技术融合的加剧,单个企业所具备的创新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企业间合作创新成为提高创新绩效的途径之一。特别是在中国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土地、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到来之际,大量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而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正是如何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合作创新作为创新活动的一种类型,其创新绩效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影响程度多大……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答。

通过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发现,国内一直以来对创新合作的研究重点在于产学研合作,而对于企业间合作创新关注较少。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企业在利用廉价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对提升科研能力不够重视,高校科研院所成为科技创新的核心。但是高校科研院所自身机构性质的限制及相关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不成熟等原因,使其科技成果转化率还是远低于企业,具体地对于国家重点高校来说,承担的课题性质主要为部级重点科研课题,科研成果主要应用于基础性研究领域,很难走向市场化;而对于地方工科类院校,无法得到重点高校雄厚的研发支持,成果转化难度也很大[1]。2004年的数据显示,高校申请专利12997项,占全国申请量的4.7%,授权专利5505项,占全国授权量的3.6%,发明专利授权约为1.8%,而且专利许可实施率不及10%[2]。现如今,很多企业遇到发展的瓶颈,在转型升级的浪潮中,不断涌现出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顺应了当前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将研究视角从产学研合作转移到对企业间合作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合作创新的内涵研究

合作创新的实践起源于20世纪早期,英国为了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技术问题而成立了以行业为单位的技术联盟。195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积极支持企业成立行业研究协会的产业政策,使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得到了飞速发展。受日本成功经验的启示,80年代初美国和欧盟也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来鼓励企业合作创新。近年来,我国也大力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大中型企业的科技机构数量经历了1999年到2003年连续四年的递减之后稳步上升,但是对合作创新方面鼓励的重点还是在于校企合作,而对公司间合作的鼓励政策相比国外要少得多。

企业间合作创新的现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Fusfeld和Haklisch(1985)从研发的目的和组织形式视角提出,合作创新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共同的研发目标,分别投入创新资源而形成的“合作契约安排”,是创新活动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这种合作形式有利于取得具有特定用途、市场前景不确定、难以转移的资源[3]。Aspremon(1988)等从博弈论和经济模型角度,认为合作创新是一种节约技术研发成本,提高创新产出,同时还降低了创新的技术“溢出效应”,并将这种“外部性”内部化的企业行为方式[4]。Kogut(1988)从知识获取的角度认为,企业合作创新是为了学习、吸收彼此的具有隐性特征的专有技术知识,合作创新形成的联盟关系是是取得这种知识的有效途径[5]。Brown(1991)和Drucker(1993)等从知识管理理论角度指出,合作创新是企业利用自身已有的知识,吸收合作伙伴的知识去产生更多的新知识,从而形成知识积累的一种方式[6][7]。Badaracco(1991)认为合作创新是企业降低创新风险,缩减创新成本,获取外部知识和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8]。Teece(1992)认为,科技的不断融合是创造出新的技术有效途径,企业的合作创新是为了科技融合、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市场行为[9]。Williamson(1993)认为合作创新关系通过增加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克服企业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有限理性,建立起来的企业之间的信任,形成了一种介于市场和层级组织之间的经济形态[10]。Freeman(1994)等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定义了合作创新,认为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创新参与到一个创新网络整体之中,通过增加在创新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学习外部技术,吸收外部知识、信息资源提升企业自身创新能力[11-13]。Inkpen(1998)和Sivadas(2000)等认为企业间的合作创新是指企业之间具有明确合作目的、规则期限的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和共担风险的联合创新行为,主要以合作研发为主要内容,是企业面对复杂技术、高研发成本、环境高不确定性时提高创新绩效和降低创新成本的一种有效的方式[14][ 15]。Das(2000)和Hagedoorn(2000)从战略管理理论角度认为合作创新是一种通过企业互补关系,有效整合各参与企业资源,以使各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机制[16][17]。

国内最早的研究源于20世纪末,傅家骥(1998)指出,合作创新是指企业间或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联合创新行为[18]。郭晓川(1998)提出网络合作技术创新是指由多个企业(在很多情况下也吸收部分研究机构和大学加人)形成的技术合作契约关系,由多个企业共同投入资源,参与到一个创新过程中,然后基于共同的创新成果,再进行后续的差异化创新,是一种反复交易行为[19]。罗炜和唐元虎(2001)指出合作创新是企业为了共同的研究开发目标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而形成的合作契约安排,它是创新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合作创新为企业的技术学习、知识和能力的创造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20]。任荣(2010)认为,合作创新是一种介于市场交易和层级组织间的新型组织活动模式,会使得价值链中不同企业联合起来实现资源互补,实现知识要素的重组,克服专利制度不完善,增加企业社会资源,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21]。程璐(2011)等认为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企业间进行合作创新活动的重要基础之一,企业间的合作创新与知识资源的转移是相互耦合的,通过知识资源的交流与共享贯穿于合作创新的整体过程中,除合作收益之外,企业还将获得知识资源数量、质量上的增加[22]。杨齐(2011)认为合作创新的实质内涵在于主体间的知识交流、学习,隐性知识的传递是合作创新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看,开放式创新,还是网络化创新,都属于合作创新[23]。三、 企业间合作创新对创新绩效的

4.区位因素研究

在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中,强调集聚的重要性,认为地理接近形成的集聚有利于企业的合作,合作创新是产业集群创新的重要形式,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69]。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集群促进合作企业隐形知识的流通和交换。合作双方的互动过程越有效,越紧密,就越容易将知识和信息等要素进行共享和转移,合作方如果经常能够通过培训交流、面对面研讨、现场指导和共同实验等方式进行互动合作,那么他们的互动强度就比较高。如果合作方仅仅偶尔通过电话、邮件和传真、在线咨询等方式进行互动合作,那么互动强度就比较低[70],而产业集群带来的地理接近使人们聚集到一起,有利于信息的交流,有助于隐性知识的交换[71]。可以预见的是,当某公司位于一个拥有丰富互补知识资源的地区往往比其他知识资源缺乏地区更有可能获得知识外溢的好处。为了实现这些好处,公司需要用相应的知识资源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可能采取各种形式,例如劳动力转移,社会接触,设施的分享,非正式、正式的合作,通过参与R&D项目等等。因此,即使拥有相似的知识资源禀赋,集群合作强度的不同也会使得集群内企业的合作创新绩效不同[72]。二是产业集群降低了企业合作创新的交易成本[73]。企业的集聚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在长期的合作中,某企业一旦发生机会主义行为,集群内其他与其有合作创新的企业就会及时了解到情况,通过停止合作等手段进行惩罚,这样便使得企业机会主义成本较高[74]。集群相当于起到了监督和治理的功能。此外,产业集群根植于地方性的社会网络,有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统一的产业文化,进一步促进企业间信任与合作[75]。很多学者通过各自研究肯定了产业集群对合作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例如:潘忠志和高闯(2006)利用博弈论原理证明了产业集群内企业在创新活动趋向于以战略联盟的形式展开合作创新[76]。并在随后研究中,证明了集群内的企业在研发阶段趋于合作,并分析了一系列集群中可以促进企业合作创新的制度安排[77]。刘媛华(2012)通过构建集群合作创新的动力模型,识别了集群涌现合作创新的时期,即集群处在秩序与混沌之间的复杂阶段[78]。许箫迪,王子龙和徐浩然(2005)通过建立集群合作创新博弈模型证明了合作创新是集群企业良性发展的有效模式[79]。李琳等(2012)理论分析了合作创新阶段和地理临近之间的关系。在研发前期阶段以及研发阶段中的开发探索阶段与试验阶段发挥主导作用的地理邻近是永久性地理邻近,在研发阶段的应用阶段以及研发后期阶段发挥主导作用的地理邻近是临时地理临近[80]。刘华容和曹休宁(2009)发现了产业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的正反馈循环,即合作行为促进了企业的反复学习,企业利用聚集形成的创新条件,加快了集群的创新活动,形成了集群的创新优势,集群创新活动反过来又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81]。

然而,地理的临近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其原因在于封闭团体中成员过密或者“过度的”合作有时可能导致密集的网络,由于个体(和附近的组织)有自我强化的趋势去专心于本地的知识交换,所以这类密集的网络往往出现在地区层面[82]。但网络变得太密集,他们之中必然包含不恰当的或者冗余的关系[83]。由于成立和持续跨组织关系不是免费,所以这些关系就会产生了浪费,由于知识(即非故意的对公司未来竞争力关键知识)分享的泄露,这些冗余的关系很可能是对企业有害的[84]。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于地理临近作用的观点是多样化的。例如,Broekel(2012)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了区域创新绩效和区域合作强度的关系,以德国电子产业270个人力市场地区的联合申请专利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区域创新绩效和区域内、区域间的合作强度都成倒u型。那些具有平均区域内部和区域外部合作强度地区的创新绩效要高于合作强度极低或极高强度以及内外部区域合作强度不平衡的地区[85]。Fitjar和Rodriguez-Pose(2013)等考察了挪威产品和过程创新的来源,对5个挪威最大的城市地区的1604家公司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数回归分析来研究,得出了与外部地区合作比本地合作伙伴更有利于创新的结论[46]。Moodysson等以8个瑞典的生物科技公司所管理的创新项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本地合作方便性永远替代不了对专业知识的极大需求,这迫使企业克服阻碍,在全球框架下寻找合作伙伴。建议提升生物技术公司所在地区的政策向导,最好是加强本地资源利用和提供生物公司联系全球知识的资源相结合,而非推进次优选择的本地网络[86]。相类似的,Rees(2005)以远离高科技中心地区为研究对象,一般而言,这些落后地区常常被建议提升集聚和本地合作来变得更有创造性,但是通过对当地的医药生物科技和电子通许硬件产业的研究发现,跨地区、跨国的合作创新提供了关键的要素[87]。Alnuaimi、Singh和George(2012)发现跨国的合作不仅导致想法的产生而且还在产生更多更好的观点方面对参与的发明者产生了长期的利益[88]。He和Wong(2012)以新加坡143家制造企业的数据为样本,构建了非本地知识流动的理论发现,在新加坡,本地和非本地联系合作对于创新绩效的相对重要性在统计上无差别的,他们表现为创新的互补激励因素[89]。Doloreux(2012)等在研究创新的空间变化是否具有连续性时,发现创新的变化包含连续的空间与跨分割的地区,创新的地理性并不由公司的信息集中和创新合作行为所影响,这意味着公司层面创新的地理变化解释的失效,地理特性在合作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的具体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90]。

四、结论与展望

企业间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以上的几点只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还有些其他因素,例如,市场技术环境特点,市场竞争竞争越激烈技术越复杂,企业合作创新的绩效越高[91];企业个人层面的联系,企业家、重要科学家的个人层面与外界的联系也是创新合作绩效大小的重要因素[92]。

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提升空间。首先是实证调研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企业间合作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众多,大部分研究的样本是一个特定区域,只考虑了少数因素,建立模型时,对可能的调节中介因素控制不足。已有的理论实践研究都还缺乏系统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建立多个因素的模型,进一步定量分析。其次是变量的度量。很多影响因素是虚拟的,不可直接度量的,用替代性指标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创新产出,很多创新产出的衡量往往是以专利数据为基础的,但是专利的保护是有期限的,很多核心的技术是没有申请专利的,这导致了创新绩效衡量的不准确。未来的研究需要建立一系列更有效的与创新相关的指标。最后是对中国的研究,理论分析较多,实证较少,未来需要多一些以中国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以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因地制宜的特点。

总之,企业间合作创新对于创新绩效影响因素有很多,找出这些影响因素并明白其影响机理,无论是对企业微观层面的转型升级决策,还是对国家宏观层面的创新驱动系列政策的制定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郭强, 夏向阳, 赵莉.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6):151-153.

[2]刘细发.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与对策[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9(9):53-55.

[3]Fusfeld, H. I, Haklisch, C. S. Cooperative R&D for competitor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5(6):60-76.

[4]D’Aspremont, C., Jacquemin, A. 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R & D in duopoly with spillover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5):1133-1137.

[5]Kogut, B. Joint ventur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8(4):319-332.

[6]Brown, J. S., Duguid P.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communities-of-practice: Toward a unified view of working,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1(1):40-57.

[7]Drucker, P. P. F, Drucker P F. Managing for the Fu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8]Badaracco, J. The knowledge link: How firms compete throught strategic alliances[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1991.

[9]Teece, D. J.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for regimes of rapid technological progres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92(1):1-25.

[10]Williamson, O. E. 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JL & Econ., 1993(36):453.

[11]Freeman, R, E. The politics of stakeholder theory: Some future directions[J].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1994(4):409-421.

[12]Utterback, J. M. Mastering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How Companies Can Seize Opportunities in the Fac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4.

[13]Arora, A. and Gambardella, A. The changing technolog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general and abstract knowledge and the division of innovative labour[J]. Research policy, 1994(5):523-532.

[14]Inkpen, A. Learning,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strategic alliances[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98(2):223-229.

[15]Sivadas, E. Dwyer F R. An examination of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fluencing new product success in internal and alliance-based processes[J].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0(1):31-49.

[16]Das, T. K. and Teng, B. Instabilities of strategic alliances: an internal tensions perspectiv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0(1):77-101.

[17]Hagedoorn, J. Inter-firm R&D partnerships: an overview of major trends and patterns since 1960[J]. Research policy, 2002(4):477-492.

[18]付家骥. 技术创新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19]郭晓川. 企业网络合作化技术创新及其模式比较[J]. 科学管理研究, 1998(5):13-17.

[20]罗炜, 唐元虎. 合作创新与企业能力发展[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1(9):30-32.

[21]任荣. 企业合作创新本质的理论分析[J]. 经济问题, 2010(3):68-71.

[22]程璐, 程鹏, 孙立荣. 企业间合作创新演化博弈研究[J]. 经济问题, 2012(11):57-60.

[23]杨齐. 合作创新研究现状与未来研究取向探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21):151-154.

[24]Ahuja, G. Collaboration networks, structural holes, and innov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0(3):425-455.

[25]Miotti, L. Sachwald F. Co-operative R&D: why and with whom?: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analysis[J]. Research Policy, 2003(8):1481-1499.

[26]Nieto, M. J. Santamaria, L. The importance of diverse collaborative networks for the novelty of product innovation[J]. Technovation, 2007(6):367-377.

[27]Un, C. A., Cuervo, C. A. and Asakawa, K. R&D Collaborations and Product Innovation[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0(5):673-689.

[28]Kang, K. H. Kang, J. Does partner type matter in R&D collaboration for product innovation?[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2010(8):945-959.

[29]Inkpen, A. C. Pien, W. An examination of collabor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fer: 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6(4):779-811.

[30]Jensen, M. B., Johnson, B. Lorenz, E. Forms of knowledge and modes of innovation[J]. Research policy, 2007(5):680-693.

[31]Huang, K. F. Yu, C. M. The effect of competitive and non-competitive R&D collaboration on firm innovation[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1(4):383-403.

[32]Gnyawali, D. R. Park, B. J. Co-opetition between giants: Collaboration with competitor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 Research Policy, 2011(5):650-663.

[33]Soosay, C. A., Hyland, P. W. and Ferrer, M.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capabilities for continuous innovation[J]. Supply Chain Managemen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8(2):160-169.

[34]Nieto, M. J. Santamaria, L.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Bridging the Innovation Gap between Small and Large Firms[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0(1):44-69.

[35]肖敏, 谢富纪. 基于供应链的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2):75-77.

[36]丁斌, 李伟, 吕世平. 基于供应链合作创新的收益共享契约研究[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8):1194-1198.

[37]Zsidisin, G. A. Smith, M. E. Managing supply risk with early supplier involvement: a case study and research propositions[J]. 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005(4):44-57.

[38]Mishra, A. A. Shah, R. In union lies strength: Collaborative competence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ts performance effects[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9(4):324-338.

[39]Singh, P. J. Power, D. The nature and 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firms, their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J].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9(3):189-200.

[40]王洋, 刘志迎. 基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链合创新”的博弈关系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10(5):67-70.

[41]付启敏, 刘伟. 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创新的联合投资决策――基于技术不确定性的分析[J]. 管理工程学报, 2011(3):172-177.

[42]蒋键. 供应商参与技术创新情况实证研究――以我国制造企业为例[J]. 中国物流与采购, 2012(6):72-73.

[43]艾兴政, 朱中国, 唐小我. 存在技术溢出的供应链合作创新机制[J]. 控制与决策, 2012(11):1627-1632.

[44]刘志迎, 李芹芹. 产业链上下游链合创新联盟的博弈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2(6):36-41.

[45]Greer, C. R. Lei, 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ith Customer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2(1):63-84.

[46]Fitjar, R. D. Rodriguez-Pose, A. Firm collaboration and modes of innovation in Norway[J]. Research Policy, 2013(1):128-138.

[47]de Faria, P., Lima, F. Santos, R. Cooperation in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e importance of partners[J]. Research Policy, 2010(8):1082-1092.

[48]Tsai K H. Collaborative network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oward a contingency perspective[J]. Research Policy, 2009(5):765-778.

[49]王辉, 张慧颖, 吴红翠. 供应链间关系质量对知识吸收能力和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2(11): 99-105.

[50]Kser, P. A. Miles, R. E. Knowledge activists: the cultivation of motivation and trust properties of knowledge sharing relationshi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2001[C]. Academy of Management.

[51]Dhanaraj, C., Lyles, M. A. Steensma, H. K. Managing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transfer in IJVs: the role of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the impact on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5):428-442.

[52]Fawcett, S. E., Jones, S. L. Fawcett, A. M. Supply chain trust: the catalyst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J]. Business Horizons, 2012(2):163-178.

[53]何丽君. 合作创新伙伴信任关系的构建[J]. 科技管理研究, 2011(6):165-168.

[54]Hagedoorn, J. Schakenraad, J. The effect of strategic technology alliances on company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4(4):291-309.

[55]Shrader, R. C. Collabor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foreign markets: The case of young high-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1):45-60.

[56]陈丹.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倾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5):96-102.

[57]Okamuro, H. Determinants of successful R&D cooperation in Japanese small businesses: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and contractual characteristics[J]. Research Policy, 2007(10):1529-1544.

[58]Clauss, T. The Influence of the Type of Relationship on the Generation of Innovations in Buyer-Supplier Collaborations[J].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2(4):388-411.

[59]王玉钏. 试论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合作创新机制[J]. 生产力研究, 2003(1):239-241.

[60]刘, 胡晓军, 王宏达. 科技型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模式初探[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2003(12):56-58.

[61]苏景军, 梁涛, 胡宝民. 合作创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必然选择[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5):106-110.

[62]曾辉, 陈志雄, 李昌栋. 合作创新应成为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创新模式[J]. 科技管理研究, 2010(11):4-6.

[63]张洪潮, 何任. 非对称企业合作创新的进化博弈模型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 2010(6):163-170.

[64]Cohen W M, Levinthal D A. Fortune favors the prepared firm[J]. Management Science, 1994(2):227-251.

[65]Lichtenthaler U. Absorptive capacity,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and the complementarit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rocess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4):822-846.

[66]Nonaka I, Takeuchi H.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7]王雎, 罗珉. 基于关系性吸收能力的合作创新研究[J]. 科研管理, 2008(1):14-20.

[68]任爱莲. 吸收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小电子信息科技企业的证据[J]. 科学管理研究, 2010(1):70-73.

[69]周. 基于演化博弈的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2(15):209-212.

[70]Fiocca, R. and Gianola, A. Network Analysis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Imp Conference, 2003[C]. Citeseer.

[71]Boschma, R.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J]. Regional studies, 2005(1):61-74.

[72]Fritsch, M. Cooper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R&D activiti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6):829-846.

[73]赵骅, 鲜丽姣, 魏宏竹. 企业集群共性技术合作创新后的道德风险治理――基于无惩罚契约与惩罚契约完备两种形式[J]. 科研管理, 2010(6):28-35.

[74]李新安. 产业集群合作创新优势的演变机制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2):65-68.

[75]朱涛. 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合作创新的理论分析[J]. 经济经纬, 2007(3):88-90.

[76]潘忠志, 高闯. 高技术集群企业合作创新博弈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11):32-34.

[77]高闯, 潘忠志. 高技术集群企业合作创新博弈及其制度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3):65-67.

[78]刘媛华. 企业集群合作创新涌现的动力模型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2(9):1416-1420.

[79]许箫迪, 王子龙, 徐浩然. 基于合作创新的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研究[J]. 软科学, 2005(6):87-89.

[80]李琳, 杨军, 郑刚, 等. 地理邻近对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的动态影响机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2(18):188-191.

[81]刘华容, 曹休宁. 产业集群中集群企业的合作创新问题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23):97-100.

[82]Broekel, T. Binder, M. The regional dimension of knowledge transfers―a behavioral approach[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07(2):151-175.

[83]Uzzi, B.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674-698.

[84]De Bondt, R., Slaets, P, Cassiman, B. The degree of spillovers and the number of rivals for maximum effective R &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2(1):35-54.

[85]Broekel, T. Collaboration intensity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Germany―a conditional efficiency approach[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12(2):155-179.

[86]Moodysson, J. Jonsson O.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and proximity -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biotech innovation projects[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7(2):115-131.

[87]Rees K. Interregional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Vancouver’s emerging high-tech cluster[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5(3):298-312.

[88]Alnuaimi, T. Singh, J. George G. Not with my own: long-term effects of cross-country collaboration on subsidiary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versus advanced econom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5):943-968.

[89]He, Z. L. Wong, P. K. Reaching Out and Reaching Withi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12(7):539-561.

[90]Doloreux D, Shearmur R. Collabora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1):79-105.

合作创业范文6

一、校企合作对高职学生创业的意义

高职院校建立校企合作新模式,并开设创业教育课程,通过校企合作下的创业教育和企业基地培训能够帮助高职学生更好地获取创业经验,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一个企业的发展过程和企业文化氛围,为其将来在创业的道路上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校企合作下创业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创业理念

学生创业缺乏创业观念、创业精神、创业能力及创业素质,导致学生对创业培训的参与深度不足,对每一次参与项目的机会不能有效把握,只是一味地按照指导老师的创业计划实施,对具体的创业选题、研究项目的重点、创新研究方法的选定以及创业初期投入资金控制和人员安排都没有经验,造成学生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参与到创业过程中,最后导致学生的创业计划缺乏实际可行性。

2.创业教育体系不完善

大多数高校建立了校企合作模式,但缺少创业教育相关课程,导致部分高职学生创业能力不强,缺乏足够的创业知识和技能,对如何创业,从哪里着手创业,怎么管理企业等相关问题无从下手,造成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

3.创业指导教师缺乏企业实际运营经验

在部分院校中,教师还是以传授经验知识为主,很少参与到校企实际运营过程中。尽管创业指导老师安排较多的课程教育来指导学生参与创业实训,但没有参与过企业实际运营工作,缺少对创业计划的可行性分析,从而导致高职学生对创业的认识及培训仅局限于虚拟环境中的创业。

三、充分利用校企合作资源,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

1.利用校企合作资源,构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仅在学校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对高职学生的创业能力培训已经远远不够。应充分利用学校和一些长期合作的实习基地和企业,结合创业教育课程,为高职学生构建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通过该体系的设置培养学生的创业综合素质和创业能力,同时开设课程传授学生一些基本的创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此外,校企可以创造条件为学生多提供一些可参与的项目开发,并不定期地组织学生参加创业培训竞赛、模拟创业等活动,使得学生的创业计划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创业积极性、创业能力和创新意识,最终使得校企、指导老师和学生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

2.利用校企合作资源,提高高职学生对企业文化的了解

除了传授创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外,还要了解一个企业的发展过程及企业文化。学校要定期组织学生去校企和基地上进行实习培训,让学生能够实际接触企业文化、了解企业发展的过程及企业内部关系,为今后的创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3.利用校企合作资源,为高职学生提供创业资金和实践基地

高职学生在创业起初会面临资金短缺,使其在前期无法开拓市场业务。因此,通过校企合作资源为学生提供一些前期投入资金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校企也可以为高职学生提供一些创业实践基地,不仅可以进行模拟企业运转的创业实践,也可以给刚刚起步创业的高职学生一个企业办公场所,实现他们的创业项目计划,为以后走上社会铺好道路。

4.校内指导老师与企业导师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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