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国外论文范文1
关键词：信息消费 消费行为 消费评价 研究综述
自21世纪以来，伴随着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信息日益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首要因素。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它在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由其引致的信息消费正成为社会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并在居民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成为人们消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信息消费开放性与互动性的日益增强，国内外学者对信息消费相关文献的研究，从理论价值上讲，有利于丰富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能为人类生活消费结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素材；从实践价值上讲，对于居民合理安排家庭消费结构、对于一国处理生产消费比例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为信息消费市场提供发展平台，对促进我国信息化建设和经济健康发展及对推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外信息消费研究综述
（一）信息消费行为研究
Shirk John C（1998）在《终身学习的代价和好处：消费者行为》中从终身学习的角度出发，研究不同年龄、不同人群、不同教育水平、不同社会地位的消费者的行为类型及不同的学习类型。Freedman、Deborah S.、Thornton与Arland（1990）在《未成年人的消费热情：决定因素和暗示》中研究了未成年人的消费热情，发现未成年人通过自己赚钱去追求物质消费并获得物质消费的能力，但对未来消费目标的不现实需求则由父母提供。Dan Ariely在（2000）《控制信息流动：对消费者决策和偏好的影响》中认为信息销售商给消费者提供能够使其做出决定的信息是信息销售商的主要目的之一。控制信息流动的结果能帮助消费者更好地满足其偏好，使消费者对自己的行为更自信。Rohini Ahluwalia（2001）在《有时感觉很正确：产品信息的一致性影响和不一致性影响的不同衡量标准》中指出在信息相似的情况下，产品的判断更注重消费者的态度，消费者短暂的心情变化可能会导致对产品信息的一致或不一致反映并当认为当享乐原则比利用原则更重要时，产品信息的强化影响就会出现。
（二）信息消费社会研究
Jonathan M.Smith（1997）在《活跃的网络：2020前景》中指出信息消费的前景受到限制，其主要特征是与网络表现的活跃性不同步，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正确的信息传递给信息消费者，使信息消费者摆脱自身的限制。Kellerman（1999）在《信息社会》中认为信息社会主要是由产品和消费两部分组成；信息经济不仅是信息商品在市场上的买卖，且包括在许多组织中的消费；高水平的信息消费及信息手段有可能被用作一种可取的广泛的通讯方式。M.J.Norton（2002）在《发展中的信息经济学：对数字改革的反映》中认为数字变革会带来政策和发展问题，并提出了信息消费经济学在数字世界中必须发展其新理论。
（三）信息消费评价研究
Anne Hoag（1998）在《评估使用和满意度—电缆调制解调器和因特网》中研究了电缆调制解调器对网络消费及其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费者的满意度相当复杂，这种方法也可用到数字图书馆和电子出版等领域。Howard Kunreuther（2001）在《在线产品的评论和电子社区对市场结果的影响》中认为一直以来消费者报告是产品目录的来源信息，产品在线社区和在线消费者的评估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根据英国伦敦城市大学信息行为与评价研究中心的研究，在新数字环境和网络环境下，信息行为与信息使用者、生产者和大规模系统的互动存在着关联；网络作为评价文化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接口，对出版商、政策决策者、图书馆员、信息消费者的行为、相关法律政策等产生重要影响，如何评价信息消费及生产、信息的质量及其可靠性和信息影响等成为信息消费的重要问题。
国内信息消费研究综述
（一）信息消费理论体系研究
郑英隆（1991）在《信息产品消费的运行系统》中首次提出了信息产品消费的解释性定义，认为信息产品消费是消费者对信息产品进行内容吸收和利用的活动。随后，郑英隆（1994）在《信息消费论纲》中认为信息消费就是信息产品消费，并重新定义信息消费为“社会各种类型的决策者将现有的有关决策的信息进行消化吸收，并通过如干转换加工形成动方案决策或思想决策的过程”。这是我国关于信息消费第一次系统性定义，开创了我国信息消费研究的先河。贺修铭（1996）在《信息消费概念的确立及其理论基础—兼论信息消费学的建设》中从“大情报”观的角度出发，归纳出信息消费的十大主题，认为信息消费是社会信息生产和交流过程的延续，是由信息消费者获取信息、认知信息内容和再生信息等基本环节所构成的社会活动的总称。这是对信息消费研究内容进行的一次有效的梳理和总结，为信息消费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研究仍属于贺修铭提出的信息消费十大主题的范畴。
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特征研究，侧重于信息消费与网络的互联关系。邓胜利（2002）在《21世纪信息消费发展新特征及障碍研究》中在分析网络信息消费、传统教育向在线教育或网络教育发展的信息消费、文献文章信息消费和媒介、报刊和广电信息消费的基础上，总结出信息消费发展的新特征及信息消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障碍问题及促进信息消费的具体措施。李君君、孙建军（2006）在《试析网络经济下的信息消费》中基于网络外部性的视角，分析了信息消费不同于传统消费的特征，概括出消费者在信息消费中的主体表现。汤旎、刘思文（2011）在《高校新闻网主页栏目信息消费的边际效用分析》中通过分析高校新闻网页栏目信息消息的基本特征，得出高校新闻网页栏目信息消费的边际效用峰值变化多样，边际效用趋势图呈交互增减状况且边际效用增减速度较快。
包文亚、胡素青（2012）在《谈高职院校的信息环境、信息消费特点及图书馆的信息战略》中对高职院校的信息环境和信息消费特点进行分析，讨论了高职图书馆信息战略的内容框架，着重强调了对信息环境和信息需求的把握是制定信息战略的必要前提。李曼（2004）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消费研究》中通过分析网络环境下信息消费者、信息消费客体、信息消费过程、信息消费环境、信息消费结构、信息消费水平测度及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信息消费理论体系。
（二）信息消费问题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问题研究较多，大多文献集中在对居民信息消费问题方面的研究，其中大多以城市居民、农村居民、高校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居民信息消费的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广泛，具体研究内容细化到城乡居民的对比研究、农村或城市居民的现状探讨及对信息消费的范畴划分等。张鹏（2001）在《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比较分析》中从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的基础着手，建立回归方程，得出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边际倾向大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边际倾向的结果，并指出我国现阶段应优先在城镇培育信息消费。郭秋萍、陈建辉（2004）在《我国信息消费市场的现状及发展对策》中从我国信息消费市场的现状着手，分析了我国信息消费市场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促进信息消费市场的策略，这对我国信息消费市场的理论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戎素云（2006）在《如何推进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协调发展》一文中认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信息消费能力差距、信息消费总水平差距、信息消费结构差距、信息消费条件差距。并提出政府应增加对农产品供给、增强对农村居民消费教育和引导，以缩小城乡信息消费差距，促进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协调发展。肖婷婷（2010）在《我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比较—基于2000-2007年的实证》中从信息消费系数、信息消费倾向以及信息消费结构等方面对我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增长速度、农村居民边际信息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在信息消费水平上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差距较大的结论。苏越、侯建明（2012）在《安徽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现状研究》中从信息消费系数、信息消费结构以及信息消费条件等角度对安徽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安徽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增长呈现结构性的差异。
（三）信息消费水平评估
黄郴、况能富在《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消费评价》中应用社会信息化测度和技术创新评价的方法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这有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开展。朱红（2006）在《信息消费水平测度方法研究》中指出信息消费是一个涉及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保障因素等三个方面因素的活动，并提出关于这三个方面因素活动的水平测度方法，这对我国信息消费水平测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杨诚（2010）在《我国农村信息消费力现状与提升对策》中从已有研究着手，构建我国农村信息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农村信息消费力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王晓婷、李旭辉、程刚（2012）在《农村信息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中探讨了农村信息消费水平评价指标的构建原则，逐一分析构成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指标的构成要素，构建出农村信息消费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为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定量研究提供了分析依据。
国内外信息消费研究的区别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消费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信息消费的相关研究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逐渐升温，且对信息消费特性、内容、结构与行为演化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相关领域的认识不断深入。然而，由于信息消费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有些问题仍待进一步深化。对于国内外信息消费相关文献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国内外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视角不同
国外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研究起步较早，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主要是从信息与消费、信息与消费者的关系入手，联系当前的技术环境，分析消费行为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在信息消费的具体实践中研究得比较透彻，具有相应的分析数字和结论。
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研究起步比国外晚，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多以情报科学、信息经济科学为研究的切入点，集中于信息消费的概念、特征、行为等方面的研究，而从消费经济角度分析的文献和对信息消费水平进行评价的文献相对较少。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侧重于对共性的信息消费环境、内容、过程和行为规律的总结，而忽略了信息消费的行业特点、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对信息消费演化路径和演化规律的差异。因此，如能区分不同的行业和地域进行信息消费的后续研究和对比分析，则会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内容不同
国外学者关于信息消费的文献多集中于社会经济、消费者行为、信息消费对消费者影响、信息消费对文化和技术影响及信息消费运行机制等方面，侧重于信息消费模式及具体实践的研究，研究领域多为交叉领域。
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研究虽然起步比国外晚，但内容广泛，角度多样化。国内研究既从宏观领域关注信息消费基本特征、消费者信息、信息消费与经济发展等，也从微观领域关注居民信息消费水平、企业信息消费等。其中对信息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较多，在对信息消费研究的文献中基本上都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国内外学者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注重对信息消费特点、影响因素、行为演化等问题的结构性分析，这些成果在信息消费研究的初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更需要对信息消费的演化机理、动力机制、选择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三）国内外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方法不同
国外学者对信息消费理论问题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以某种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的文献更少，这与他们对信息消费的概念界定和对信息消费的群体特征有关，也与他们当前对信息消费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
国内学者多采用定性分析法，涉及到某一特定群体的研究时，多以居民信息消费研究为主，特别是对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研究，常引入信息消费函数，进行对比分析，方程多采用回归分析等计量分析法，但是就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理论研究少于实证研究。
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国内外学者现有的研究运用了社会学、信息经济学、情报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特点，但是这种交叉性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类比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今后的研究若能加强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增加广泛的实证研究和样本数据分析，将会更有益于信息消费理论的未来发展。
总之，随着信息消费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也逐渐升温，且对信息消费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在信息消费相关文献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研究者应敢于创新，敢于翻新，打破局限的思维，以更多更新的理论推动信息消费理论的发展和信息消费理论深度的突破。再者研究者要更加深入的、系统的、多角度的进行信息消费实证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使信息消费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相结合，为信息消费的研究及信息消费的市场发展更加完善和规范化营造良好的理论和实践环境。同时政府要给予大力的支持，加大对信息消费研究的重视和投资，为信息消费市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力量，推动我国的信息化进程和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Shirk John C.The Costs Benefits of Lifelong Learning：Consumer Behavior.Research Report，1998
2.Freedman，Deborah S，Thornton，Arland.The Consumption Aspirations of Adolescents：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Youth and Society，1990
3.Dan Ariely.Controlling The Information Flow：Effects on Consumers`Decision Makin-g and Preference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0（27）
4.Rohini Ahluwalia.Sometimes It Just Feels Right：The Differential Weighting of Affect-Consistent and Affect-Inconsistent Produc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28，June 2001
5.Jonathan M.Smith.Active Networks： A 2020 Vision.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1997（1）
6.Kellerman.Information Society.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IS） journal，1999（3）
7.M.J.Norton.Evolving Information Economics：Responses to the Digital Revolution C-omputerized Retrieval Services，2002
8.Anne Hoag. Measuring Usage and Satisfaction of Cable Modems and the Internet.D-Lib Magazine，1998（3）
9.Ravi Aron，Howard Kunreuther.The Impact of Online Product Reviews and Electroni-c Communities on Market Outcomes.webi.wharton.upenn.edu/meetingNotes/may2001presentations/Ravi-Aron.pdf.
10.Centre for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the Evaluation of Research. http：//city.ac.uk/informatics/research.
11.郑英隆.信息产品消费的运行系统[J].经济学家，1991（5）
12.郑英隆.信息消费论纲[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13.贺修铭.信息消费概念的确立及其理论基础—兼论信息消费学的建设[J].图书馆情报工作，1996（4）
14.邓胜利.21世纪信息消费发展新特征及障碍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02（6）
15.李君君，孙建军.试析网络经济下的信息消费[J].情报杂志，2006，25（4）
16.汤旎，刘思文.高校新闻网主页栏目信息消费的边际效用分析[J].大众文艺，2011（10）
17.包文亚，胡素青.谈高职院校的信息环境、信息消费特点及图书馆的信息战略[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2（17）
18.李曼.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消费研究[D].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9.张鹏.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比较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1，16（6）
20.郭秋萍，陈建辉.我国信息消费市场的现状及发展对策[J].现代情报，2004，24（11）
21.戎素云.如何推进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协调发展[J].商业时代，2006（4）
22.肖婷婷.我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比较—基于2000-2007年的实证[J].经济问题，2010（2）
23.苏越，侯建明.安徽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现状研究[J].特区经济，2012（12）
24.黄郴，况能富.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消费评价[J].中国软科学，2002（6）
25.朱红.信息消费水平测度方法研究[J].情报科学，2006，24（2）
26.杨诚.我国农村信息消费力现状与提升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8）
27.李旭辉，程刚.农村信息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2，27（2）
作者简介：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2
关键词：经济增长 能源消费结构 因果关系 动态冲击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1978年的5.7亿吨标煤上升到2010年的32. 5亿吨标煤，33年增长了5.7倍，年均增长8.1%。1992年，我国成为能源净进口国，能源消费量开始高于能源产量，基于此，本文对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尝试性的深度剖析，以期通过分解能源消费结构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重度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国能源发展战略政策的制定，确保我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
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开始普遍采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关系理论分析方法进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年，Kraft在对能源经济的研究中首次发现了美国GNP对能源消费的因果关系。随后韩国、新加坡、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也开始对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Yu和Choi对韩国GDP和能源消费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Glasure和Leep研究了新加坡的能源消费对GDP的单向因果关系； Asafu-Adjayer针对菲律宾和泰国两个国家进行研究，最终发现了这两个国家能源消费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有双向因果关系。
我国从2004年开始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应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方法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成果较少，而且结论不太一致。马超群等（2004）运用协整理论研究了我国从1954-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总量及能源消费结构（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协整关系与能源的种类有关，其中GDP分别与能源总消费、煤炭消费总量之间有长期协整关系，但与石油、天然气和水电之间没有这种协整关系。贲兴振等（2005）检验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以及各构成部分的消费量和GDP之间的关系，实证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能源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但需要改善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
王风云等（2008）运用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研究了1978-2000年的我国实际GDP与能源消费总量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即这些年间我国能源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是不存在协整关系。王昱（2009）构建了能源消费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误差修正模型，并测算了能源与经济增长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动态响应函数。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基本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具体到各能源消费结构的研究还不充分，并且由于数据处理不当和没有严格遵守“协整理论”应用的前提条件等原因，导致研究结论不够一致。本文重点对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并试图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期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动态调整关系，两个理论的前提都是要求数据是平稳的。协整理论反映的是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长期的稳定关系，回归所得的残差序列因为不能被自变量所解释，因此是平稳的，从而确定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考察两个平稳的自变量、因变量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原理是根据如果自变量的过去值对因变量的预测有帮助，则说明自变量是因变量的Granger原因，反之也成立。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
本文选取年度GDP作为因变量，样本区间为1978-2011年的实际GDP数据（1978=100），并对实际GDP数据取对数（In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选取四种主要的能源（煤炭、电力、天然气、石油）作为代表能源消费情况的自变量，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公布的年度煤炭（COAL）、电力（主要是水电）（ELEC）、天然气（GAS）、石油（OIL）消费量，并对这些消费量取对数。
（二）单位根检验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一般都是非平稳的，此时如果直接利用非平稳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会产生严重的错误。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必须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应用扩展的Dickey-Fuller（ADF）检验，运用Eviews6.0软件对上述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lnOIL为平稳序列，其它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均可以变为平稳序列，即InGDP、InCOAL、In.ELEC、InGAS为一阶单整序列，使用一阶差分后的变量构建模型。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能够确定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运用Eviews6.0软件得出检验结果：整体上看，当显著性水平为8%时，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是双向的因果关系，而是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影响，这也验证了我国能源拉动型经济的增长模式；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存在国民生产总值（GDP）分别与煤炭和石油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以及电力消费与GDP的单向因果关系，但是有的能源与GDP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天然气消费与GDP之间，进一步说明了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平衡使得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结论不一致性，因此我国应该平衡能源消费结构，以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
（四）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以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四种主要的能源（煤炭、电力、天然气、石油）的消费量作为自变量，通过E-G两步法进行协整关系研究。最终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GDP与四种能源消费量之间尽管短期内有波动，但长期上存在均衡关系，总体来看，GDP每增长1个单位，能源消费增长0.5571个单位，能源消费弹性相对比较高，分别来看，除天然气消费外系数符号都为正，说明煤炭、电力、石油这三种能源消费对GDP有正向的促进关系，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相符。同时，检验结果还显示，煤炭、水电和石油消费每增加1%，我国GDP分别增加2.23%、0.81%和0.7349%，但是天然气系数符号都为负，天然气消费增加l%，GDP减少1.23%，说明了该种能源消费对GDP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天然气是一种比较清洁的能源，它的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偏小，在发展阶段，资金投入较多，但还未收到明显的成效，因此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偏小，同时说明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高，都在90%以上，说明计量经济模型拟合效果比较好。
（五）误差修正模型
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些变量之间必然存在有误差修正模型（ECM）表达式，反之也成立。一般的计量分析方法都是在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后建立协整分析模型，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再利用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其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反映了一种调整速度，是指当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一般都为负值，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调整速度越快。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表明，能源消费是GDP短期波动的决定因素，误差修正系数为-0.39，并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通过能源消费平均每年GDP对上年GDP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短期调整幅度为39%，同时说明了我国GDP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
（六）VAR模型
本文不考虑其他外生变量影响，可以将模型设定为：
yt=A1yt-1+…Apyt-p+εt （t=1，2，3…） （1）
其中yt是五维内生变量向量，即yt=（DInGDP，DInCOAL，DlnELEC，DlnGAS，DInOIL）T。通过信息准则（AIC、LR、HQ等）来确定滞后阶数P，最终得出结果p=1，可以建立VAR（1）模型，并估计了模型参数，验证了模型的稳定性高，且拟合优度为96.7%，也较高，说明该模型能较好地反映现实的状况。
结论及建议
能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全球能源却在与日剧减，因此正确剖析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关键，基于此，本文对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尝试性的深度剖析，以期通过分解能源消费结构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重度影响。本文利用1978-2011年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验证数据的平稳性之后，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然后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最后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一定的能源消费支持度是可以积极地拉动经济的快速而稳定增长，部分能源消费支持则正好相反，而另外一部分能源消费支持度是可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的积极影响。比如由于天然气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偏小，天然气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波动，但影响不大，说明我国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还有很大的潜力；石油消费对经济具有正向影响，但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因此，针对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从国内来看，我国应该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GDP能源的耗费量，优化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天然气、水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提高能源优化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其次，从国际上看，调整贸易结构，通过限制产能，使国内高污染行业以及产能过剩企业减少产量，在保证国内需要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出口，从而避免存留在国内的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增大进口，特别是初级产品（比如成品油、钢材等）以及“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更多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产品，由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贸策略转向靠进口替代和内需拉动来刺激经济的政策，减少相应产品出口。最后，政府需要不断调整和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以逐渐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如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鼓励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产品的出口，建立完善的法律和政策等有效控制能源消费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促进我国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Kraft，J.，Kraft，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NP[J].Journal of Energy Development，1978（3）
2.韩智勇，魏一呜，焦建玲等.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分析[J].系统工程，2004，22（12）
3.CutlerJ.Cleveland，Robert Costanza.Char-lesA.S.Hall.Robert Kaufmann，Energy and the U.S.Economy：A Biophysical perspective[J].Science，1984（225）
4.Chang，B.L，Ijai，T.W.，Aninvestingation for Cointegration and Causacity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aiwan[J].Energy Economics，1997（19）
5.Yu，E.S.H，Jin，J.C，Cointegration Test of energy Consumption，Income，and Employment[J].Resourcesand Energy，1992（14）
6.林伯强.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3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3
女性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面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女性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高潮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在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学现象的冲击下变得落寞、边缘，虽然有不少学人关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命题，像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等，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是从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史入手，系统阐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具体应用及存在问题。而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梳理，在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选取了一个全新的时间角度“消费时代”(即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新世纪前后)作为论述的背景视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现场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做整体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嬗变，深入阐释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具体变化和文本表达，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消费时代语境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体系。该书分为“理论潮流”和“文学生态”上下两编。“导言”部分首先对“消费”、“消费文化”、“消费时代”等概念的内涵、特征做了详细的界定阐释，探讨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对文学、性别、女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其次系统介绍了本书的独特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出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史，而是立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实践，是对文本中呈现出的性别观、女性主义观念进行重点考察后进行的全新学理总结，是从作品到理论的归纳法呈现。
“理论潮流”部分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独创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命题，即西方原创性、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中出现的话语分裂、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这一命题具有消费时代的中国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当下形态，即中国女性主义在消费时代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表达与西方原创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学界呼唤的精英化女性主义之间的话语缝隙，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价值。该书用两个章节“‘后女性主义’:消费时代的性别修辞?”、“‘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难度与限度”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外延、文化语境、批评现状等相关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此外，该部分还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意识’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等独具开拓性的学术话题，从学理层面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消费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总结。
“文学生态”部分全面透视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该部分从消费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八个章节，如“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身体话语与性别”、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性别误区(“性别魅力的彰显”、“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别偏执等深入细致地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对新生代作家的论述是一大亮点，着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经济转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朱文颖、魏微等在创作中呈现出的消费时代特点，如身体写作(表现女性自我主体的望)、身体与物质的关系(性别的利用与依赖)、精神虚无、个人化、边缘状态、“外来者”身份等。这种把新生代文学与消费文化、性别话语紧密结合的研究，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此外，第十三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物语”研究角度新颖独到，分别从“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一代人的‘身体写作’”三方面展开论述，对消费时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学中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并对“70后”和“80后”不同文学代际的作家进行比较，发掘他们在文学语境、叙述场景、文体选择、叙述语言、叙述姿态等性别表述上的异同性和具体展开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断裂”本质，即从写作观念、理论资源、表述方式的“断裂”到文学场结构功能的“断裂”。这种对青春文学性别倾向性的系统研究，很好地对接了新世纪文坛创作研究的“当下性”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目前，孙桂荣博士的女性文学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此外，她还出版了《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东岳论丛》、《中国女性主义》等刊物发表多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可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坚实而独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学术前景更加美好。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4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扩大化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一、关于“知假买假”“消费者”身份的争论
在法学界，王海的做法成了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认为以获得惩罚性赔偿为目的的“知假买假”行为是一种获利，行为人不属于真正的消费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而梁慧星教授引用《消法》第2条规定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认为“买假索赔”案件的原告，其订立合同的目的，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因此不属于消费者，其权益也不应当受消法保护（而应当受其他法律如合同法保护），不应当适用消法第49条（而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4条第2款）。梁慧星教授①指出，立法者于《消法》订立之初并未预见到“知假买假”行为的出现和扩大。但是按民法解释学上的一项重要原则：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其解释结果都不得违背法律条文可能的文艺。而“知假买假”行为显然超出了“生活消费的需要”一语可能的文义范围，据此也认为“知假买假”不应适用消法第49条。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主张扩大化解释消法第2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 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 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 “消费者”一语按其原义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②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 都应被视作消费者； 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 可能涉及道德问题， 但不属于法律问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消费者的动机不应作为评判适用的要件。
二、关于消费者的界定
美国权威的对消费者的定义是： “所谓消费者， 是指从事消费之人， 亦即购买、使用、持有以及处理物品或服务之人”， “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人。因此， 其地位有别于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任何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有别于为再贩卖为目的的购买者） ， 在默示或明示的担保期间（ 或服务契约） ， 适应受让该商品或服务者， 均该当为消费者”。《牛津法律辞典》也认为： 消费者是指“那些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 包括住房） 的人”。
消费者必须进行了外部的消费行为后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围绕消费者行为定义问题展开较长时间的争论， 他们对人类消费行为的探索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广义的消费者行为学理论是按生态学的观点， 即从整个环境资源角度分析研究人类消费行为。按照广义论者的观点， 消费者行为学就是一门分析研究人类利用环境资源时的心理和行为的规律性学科， 利用环境资源——不论是物质或是能量的， 人人都是消费者， 人的行为就是消费者行为。狭义的消费者行为学则是按市场经营学的观点， 即从市场销售或推销人员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消费者行为。据国外研究资料表明：消费者行为是消费者在寻找、获得、使用、评定和处理希望能满足其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一种连续活动。
事实上， 消费者的含义本身比较广泛。它不仅包括为自己生活需要购买物品的人， 也包括为了收藏、保存、送人等需要而购买商品，以及替家人、朋友购买物品， 他人购买生活用品的人。消费者首先是与制造者相区别的。而在商品交易领域， 消费者则是与商人相区别的概念。消费者购买或者接受某种商品或者服务不是为了交易， 而是为了自己利用。
三、结论
就上文所述，在如何适用消法第49条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上，消费者的界定在“知假买假”行为的衍生下成为理论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应该严格按照法条规定排除“知假买假”者作为消费者的适用，还是应该从社会效应出发对消费者做广义理解以鼓励“知假买假”者打击欺诈消费者行为，始终没有最后定论。但是我们看到，虽然梁慧星教授认为对法条的解释应遵循不过分扩大的原则，他同时也承认我国制定消法时， 采用了不是消费者就是经营者的“二分法”。 而据此推论，如果过分狭义理解消费者的定义，那么显然“二分法”一说就无法成立。因为在狭义理解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外，还有那些购买产品或服务是为了保存，收藏，或者送人等目的的行为人，很可能难以被精确归纳到《消法》第2条所规定的消费者群体中，然而他们显然也不是经营者，那么“二分法”之外就有了第三类人群。
根据国外较权威的词义解释，均未将消费目的作为是否构成消费者的要件之一，而只就其行为本身作出评判，即区别于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的购买、使用、持有以及处理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知假买假”者就可以成为消费者并受到消法的保护。同时有学者也指出， 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 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 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 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由以上所述可以推论得出，对消法第2条的规定，做扩大理解更贴近消费者本身含义同时也更有利于第49条规定的实施。
注释：
①梁慧星教授曾亲自参与《消法》的制定工作。
②消法第2 条规定：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有人认为， “知假买假”不在“生活消费需要”的范围之内， 因而不受消费者保护法第49 条的保护。
参考文献：
[1]王卫国.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J].法学，1998（3）.
[2]梁慧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与适用[N].人民法院报，2001-3-29.
[3]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J].政治与法律，2002（2）.
[4]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
[5]朱凯.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法中的基础及其适用[J].中国法学，2003（3）.
[6]司金銮.消费者行为：定义分歧与本质界定[J].浙江学刊，2001（6）.
[7]刘荣军.惩罚性损害赔偿与消费者保护[J].现代法学，1996（5）.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5
关键词：经济战争 战略战术 游资炒作获取倍乘差价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表现在两方面：国内方面，以权力剥削为龙头的武力、财力剥削混存所引发的分配不公造成了贫富悬殊，进而使产消不平衡，加之套用凯恩斯理论使投资大于消费，从而加剧了产消不平衡，这是主要原因，而非纯经济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经济问题则是各种原因中占绝对多数的重要因素；国际方面，因人民币升值，游资逐渐进入，以炒作方式推动股价、楼价从而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从中获取成倍的差价利润以掠夺巨额资源财富。本文认为，要夺取当前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必须具有同时打赢国内国外二场硬仗的战略战术。
对华“经济战争”的表征
战争是一种强弱冲突不平衡的结果，找准对方弱点开战是战争的导火线。如：不能诊断中国特色经济的主要问题，却用外国经济理论治理国内特色经济；加入wto后，政府政策法规受制于国际，独立性或者说中国特色越来越不能发挥能动性，又不熟悉国际规则；其关键点在抄搬国外管理理论，即被动适用国际规则；其危险点在于短时间内大量变现库存资源，国民财富以货币形式决堤般外流。
对华经济战争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资潜入中国投资、置业；第二，鼓噪中国经济形势大好，以误导中国变现宝藏资源来提高gdp，同时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炒热中国经济；第三，将股市、楼市等炒热，借助中国国内资本推动股价楼价大幅走高，推高能源价格增加中国发展成本，进而带动中国物价全面通胀；第四，不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拉拢别国挤压中国国际市场；第五，抛售股票、房地产等，套现后撤离中国市场；第六即下一步抛售人民币使之贬值而让美元升值。通过美元、人民币反向升值贬值运行一个来回，则巨大的中国财富就会白送给美国等寄生国家。譬如近期，美国持续降息，使各国对美元汇率一直上升。这使中国国内出口企业面临困境，广交会订单缩减30％以上；同时，人民币升值加快又使得热钱大量进入中国，流动性过剩加剧，加大了通货膨胀率；再者，中国美元储备居高不下快速增长也就是加速贬值；最后，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将国民不劳而获的结果转移到外国，尤其是美元储备高的国家。
“经济战争”的性质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侵略的性质为争夺理论、文化、经管、技术等的控制权，以及“阴流子”（即资金）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
（一）争夺思想文化经管技术的控制权
目前，我国出现了所谓经济过热的矛头，却又仿照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方法不断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在治理特色经济时又不搞中国特色，当然调控无效。在没有准备好自己的经济理论和制度条件下加入wto，不得不被动适用国际经济法规准则，从而陷中国特色经济于无能之中而不能自拔。如果不尽快建立符合自身特色自然法则的经管理论和经济制度，就会失去思想文化和经济管理的控制权。譬如，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不完全由经济因素引起，因而凯恩斯那一套纯经济金融手段解决不了现今中国的经济问题。对于这种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加以创新，免得受制于人。 （二）争夺“阴流子”与财富的控制权
“阴流子”即资金是集能力信誉和欲望需求一身的币符抽象物，是量子经济学基础。在物价、汇率、股市上动作，以无形之手掠夺他国财富搞垮他国经济。通过阴流子手段控制资金会取得军事战争掠夺实物财富的倍乘效果。境外资金潜入中国加剧流动性过剩，这犹如暗渡陈仓，运兵中国作战，大量外资进出必将削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境外炒作资金的动机动向。有些国外游资不是来支援中国经济建设的，是来逐利的，甚至是来掠夺中国财富。
此外，用贸易壁垒、世贸规则、拉帮结派控制市场份额等是经济列强的惯用伎俩。应对办法虽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还是基于优质低价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这就要求中国国民勤俭节约，增强国力。同时提高利用国际法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且境外资金所有者和管理经营者抱团、渗透到中国重要的经济组织中去、与政府共生与官员勾结、聘用学者发表影响政府决策的言论。
战略原理
遵循531理论与问题基础论点发生对称中和反应的原理。经济发展一般原理是问题基础论点（主要包括经济基本问题、三大要素二个根本点、总矛盾等）与531理论（主指计消市产模式、力-消-产顺序周期律、“阴流子”手段等）发生对称中和反应后释放出能量驱动社会经济发展。
用计消市产模式替代国际经济理论摆脱其经济法规的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管理方法是在经济危机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产生得早思想落后，摆脱不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命运，但往往通过输出、转移国内经济灾难到新兴市场国家而短期避免危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谨慎动机、投机动机等作用，凯恩斯有关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论会使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人为降低生产服务消费率，是导致生产过剩进而内生经济危机的一个机制。我们应实行计消市产模式协调好gdp规模、质效和公平三者间关系。一是用计划消费统筹协管有关安全稳定的经济问题，在计划消费制度下实施全社会共生存福利保障；以市场生产激励竞争和规范企业经济活动，让市场与生产全面放开，采用超资本主义方式激励机制。
鼓励升官发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文政治环境。必须建立多快好省建设tms社会的政绩考核体系，其中生产服务消费率、零失业、cip（投资置业系数）等是重要经济指标，而gdp、cpi等应改成参考指标。在当前，以科举资格、竞聘岗位、契约考核、法治行为前提为激励力，使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消费服务而谋划公共项目建设，以已有的公共规模消费带动阴流子放量使用，通过放大阴流子流量扩大就业和个人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
此外，还应以静制动应对经济侵略，稳定经济大局使物价、人民币和股市等慢慢爬升，时间一长就会套住投机资金变其为投资。
战术技巧
战术技巧的总思路是控制物价、汇率股市，掌控足够的资源能源，锁定境外游资使其进入时间拉长，当利润略高于利率回报时，投机就变为投资。
（一）自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升值是必然方向，同时国内劳动力价值也应升值。但这必须自己掌握控制权，做到人民币平稳缓升，同步提高最低工资和总体工资水平。这样做，就是不让逐利外资大量涌入国内造成cpi连年高涨，不让国民劳动力创造的利润被外资带走。
人民币升值是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必然，可顺应国际要求因势利导地继续维护人民币的稳定并减缓升值，但决不能让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的逆转出现。这样，人民币才能成功走向国际充货行列而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股市是物质的，准确地说是“阴流子”运动场。股市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融资形成全社会共有经济，是全民共生存的高级基础；二是通过投资者择行业择股票合理配置利用资源，提高资金、资源利用率，产生效率利润；三是再分配功能，政府通过调控股市可调整贫富结构。基于股市三大功能，政府可救市。就目前来说，调节印花税是调节股市活跃度、表明政府态度的一种手段，不能说无用。但如政府调动社保、财政等储备资金的少部分入市抄底，既能托市又能赢利。
（二）调整物价结构控制通胀稳定物价
楼价虽然超前上涨，但土地资源是无价之宝，从长远来说楼价是无顶的，因此应长期稳定楼价，使其较长时间在现价水平上下波动，让套现外资又回来投资，保卫金融系统性安全。
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也不让物价大幅滑落，但应集中精力调整物价结构以改善人民生活，按节能减排的策略补偿环保绿化，寻找和开拓新能源，促进产、消平衡。
随着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减息，涌入中国市场逐利的外资越来越多，势必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因而应减缓人民币升值停止加息转而缓慢减息。为控制cpi，对流动性过剩做到收放自如，势必提高准备金率。因而，应将回笼的资金投资到社会公共设施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基础建设上；投放到自由民间资本不感兴趣的利润洼地，用于回补经济过冷的行业；用以增强国家计划消费和调控贫富差距的力量。这样不仅不会收缩生产与消费，反而能收缩自由资本的盲目流动性并保持gdp规模朝着改善产业结构、人民生活的方向稳步增长。如此，国际眼红中国经济发展并企图限制中国经济超越他们的国家就会成为徒然。
（三）基于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销通道思路
为保障生产为消费服务，使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合理匹配，应将国内货币划分为生产金和消费金二种，并使消费金经消费市场后将消费信息载入生产市场。这样做，就是要防止流动性资金，特别是境外炒作资金扰乱产、消结构，进而累积生产结构性过剩而消费结构性不足的经济危机。
由于富人是少数，生活再奢侈，消费总量也有限；穷人虽多却又消费不起，再多穷人的勤俭生活，消费总量也同样有限。因此，消费规模落后生产规模，二者比例严重失衡，或消费不足或结构性失衡在现经济政策下是必然的。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分配不公就越加恶化，贫富差距就越大，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就越加不平衡，劳动者尤其失业者经济自控力就越差。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分配越不公，需求者未掌握必要的生活资源，不需求者却难以处理多余的生活资源，从而产-消通道不畅，经济危机就越来越近。由此可知，贫富悬殊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基于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建立公平分配机制，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消通道，才不会给敌方乘虚而入的机会。
不断加工资降利润，出口价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变高。提高产品的人力成本降低产品利润即加薪降利，不给游资获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空间。以按劳按需分配相结合原则提高低保、退休工资、劳动者工资以疏通产——消通道。产品按原美元估价换算成人民币出口，出口产品价格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升高，保持出口旺盛。
同时，也应围追堵截境外炒作游资。诱入外资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目的，但须以技术、行政手段监控游资动向，锁定法治投机炒作颠覆我经济的外资，尽可能掌握这些资金的监管权，使其转而为中国经济建设长期服务，在若干年后让其取得合理回报退出。立法治理境内外利益攸关者抱团公关，不给其炒作获取超企业平均利润的差价机会；要以行政、法律手段限制资源无限变现、控制土地过快开发，不给游资通过市场掠夺天然资源、国家库存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金小明.论阴流子经济学[j].远东中文经贸评论（新加坡），2006（1）
消费国外论文范文6
关键词：流通国际化;消费国际化;自贸区
问题的提出
为了在更高水平上推进新一轮的开放，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提出要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这是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国内外环境、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要求。自2013年9月国务院批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2015年4月又设立了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到2017年3月陆续批复成立了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七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试点以对外商限制少、优惠多、开放度高为特点，推动了包括流通业在内的当地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河南自贸区在获批时，国家就赋予了它“探索以促进流通消费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的责任和功能（张珂珂，2017）。为什么流通消费国际化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这主要是长期以来，我国流通和消费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是分割的，没有充分释放服务业及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增长潜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流通消费国际化能够对本国的市场化进程以及生产水平起到可观影响，并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刘东明，2007）。以贸易便利化为目标之一的自贸区战略在实施过程中，自然承担起推动流通消费国际化的责任。由于自贸区的战略实施不久，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鲜有系统讨论，本文尝试讨论流通消费国际化的指标体系，分析自贸区战略对流通消费国际化的促进及存在问题，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流通消费国际化的标准探讨
严格意义上讲，流通国际化和消费国际化是一个带有较明显中国特色的问题。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国外市场本身就是高度一体化的。因此，英文文献很少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中文文献在讨论。目前，学术界对流通国际化和消费国际化的标准并没有统一完整的定义，更没有对流通消费国际化标准的探讨，学者更多的是聚焦在流通国际化或者消费国际化的单一方面。本部分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尝试讨论流通消费国际化的标准。（一）流通国际化。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流通国际化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开始的（马非，2006）。随着21世纪自贸区市场体系的兴起，乔世政（2015）又分析认为在上海自贸区建设与发展的背景下，自贸区对周边流通业发展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自贸区使国内与国外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使得区内的实体商品、虚拟商品、金融资本等相结合。因此，现在所说的流通国际化不但是商品的国际化，还包括资本的国际化，且在不断完善中。而对于流通国际化的具体内容，学术界衡量流通国际化程度高低的标准有两方面，一是把流通量多少作为衡量流通国际化的标准之一，二是把国际间商品流通的市场化和专业化程度作为衡量流通国际化的标准之一。这两个标准并不是单独的衡量标准，而是互相联系。仅仅从跨国商品流通量较大并不能说这个国家或者地区流通国际化的程度一定高，而流通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也不能直接用于衡量流通国际化程度的高低。通常，学者把两者放在一起去衡量流通国际化程度。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流通量的大小和流通市场化程度是流通国际化的先决条件还是必要条件？本文认为，流通市场化程度主要反映一国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程度。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受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一般会流通市场化程度较低（刘东明，2013）。流通市场化应该是衡量流通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例如，市场巨大的发达国家，拥有自由完善的贸易机制，由于国内流通产业竞争力较强，导致外国流通业和商品较少进入本国，但通常仍然倾向于认为本国流通国际化程度较高，原因在于虽然该国的外国流通企业和产品进入国内的量较少，但该国的市场是开放的、完善的，且自由度较高，本国流通业竞争力强，因而同样认为该国的流通国际化水平较高。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国对流通业的控制问题。如果理所当然认为流通国际化水平的高低是流通市场化程度和流通量的乘积，而忽略了对本国流通业的控制程度，其结果就会造成偏误。如一个开放的小国，流通市场化程度很高，但本国流通业的利润大部分控制在别的国家或者地区手中，该国的流通国际化程度高低就值得商榷，笔者倾向于认为该地区流通国际化程度仍然不高，原因在于该国的本土流通业在国内没有竞争力，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导致流通国内化。由此分析，本文认为流通国际化至少要满足三个标准：流通市场化程度、流通量的大小、流通业竞争力。（二）消费国际化。同样的，在学术界对消费国际化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消费国际化是开放条件下一国居民自由选择商品或服务的程度和选择消费档次和数量的状况，即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刘东明，2007）。消费国际化是建立在流通国际化的基础上的，流通国际化为消费国际化提供了便利条件，是消费国际化的前提，而居民需求的消费国际化又能促进流通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两者不可能互相分离而单独存在，消费国际化水平的高低实际上是一国流通国际化程度高低的一种体现（刘东明，2007）。AnwarS.T和AlmasL.K通过调查国内外零售商的零售国际化和消费方式，发现自1990年以来由于消费需求和不断增长的世界市场，零售国际化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的文化壁垒、法规和多样化的消费模式，消费国际化进程缓慢。什么因素能够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消费国际化水平呢？RiccardoDeBonis和AndreaSilvestrini（2012）通过用家庭财务和实际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进行了新的估计，研究结果显示：家庭财富和实际收入对消费都有积极影响。但总的来说，居民收入属于高资产的影响比实体低资产的影响要大。首先来说，居民收入水平决定了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低收入的居民消费水平无法在很大程度上为消费国际化提供物质基础，消费国际化是应该建立在一个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层面上的。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多地追求高质量的消费水平。消费国际化成为高质量消费水平的典型代表。其次，全体居民的收入分布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消费国际化的程度。换句话说，反映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一定程度上与消费国际化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基尼系数越大，表示居民的收入越不平等，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消费国际化水平越低，所以基尼系数与消费国际化的程度成反比例关系。直观来看，一国居民消费国外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可以直接反映该国消费国际化水平的高低（刘东明，2007）。这里的消费国外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不仅仅包括一国居民在境内消费的国外商品和服务数量，同时也应该包括一国居民在境外消费的国外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三）流通消费国际化及其指标构建。在流通国际化和消费国际化联系日趋紧密的信息化浪潮中，单纯衡量流通国际化或者消费国际化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流通消费一体化的发展需要，所以探究更为意义完整的指标很有必要。但何为流通消费国际化呢？学术界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讨论。但是，家庭消费、流通产业规模、经营效率和产业环境存在着长期的平衡。通过扩大流通产业规模，提高经营效率，改善产业环境，可显著促进居民消费（WangSJ，ZhouM，Zeng-ChuoSI，etal，2013）。促进消费与流通渠道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改革消费体制，提升消费能力，调整消费政策，夯实消费基础，改变消费观念，优化消费环境，研究消费周期，培育消费热点，可以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进而促进流通业的发展（丁俊发，2012）。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流通国际化与消费国际化结合势在必行。本文认为，将流通国际化和消费国际化的简单加总或者加权加总不足以反映流通消费国际化的程度。流通消费国际化强调的重点应该是流通和消费体系的一体化，流通和消费不再是单独的一部分，而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流通消费国际化应该是在开放经济体系下，一国商品和服务经过流通业的传递，进入到居民的消费视野中，居民进行消费的全过程和制度环境。在这里，流通消费国际化有两个侧重点，一个侧重点是流通消费是一个全过程，另一个侧重点是流通消费国际化不是单单指消费国外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包括流通和消费的外部制度环境。衡量流通消费国际化的指标应该从流通国际化和消费国际化着手。衡量流通国际化的主要指标有制度环境、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数量、流通业竞争力。而衡量消费国际化的指标主要有居民的收入水平、基尼系数、消费国外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以及本国居民面临的消费环境。制度环境无疑是衡量流通国际化和消费国际化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流通消费国际化的决定因素。在设定流通消费国际化的指标体系时，不得不考虑“催化剂”信息化对流通消费国际化的影响。信息化不仅仅促进了流通国际化，也促进了消费国际化，但信息化对两者的供献不能简单将两者相加，信息化对流通国际化和消费国际化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关系。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民生和提高流通消费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总指数达到0.756，比2011年增长8.78%。31个省份信息化建设继续以较快速度发展，但存在显著的不均衡问题（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信息化统计评价研究组，2014）。在目前评价流通国际化和消费国际化的指标体系中，大部分指标设定并不是遵循可量化的原则，但合理对评级指标体系进行量化将有助于对不同区域的流通消费国际化水平进行横向比较。通过上述的分析本文认为流通消费国际化的指标体系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关键性因素：反映一国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指数；反映一国信息化程度的社会信息化指数；反映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反映居民收入水平的人均GDP；本国居民消费国际旅游服务数量；本国居民消费国外商品和服务数量和本国居民消费总量之比；本国对外贸易数量，包括进口和出口；本国流通业产业竞争力，可以由本国企业在国外的跨国公司规模衡量。（1）其中，CI表示流通消费国际化水平，ρ表示社会信息化指数，M表示市场化指数，IM为进口规模，EX为出口规模，K为一国企业在国外的跨国公司规模，GDP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G表示基尼系数（见表1）。在该评价指标体系中，流通消费国际化水平和本国流通行业的行业竞争力成正比，和本国对外贸易规模成正比，和本国的市场化指数成正比，和基尼系数成反比，和人均GDP成正比，与信息化程度成正比。但指标体系仍然存在着一些缺点，比如该指标只能准确反映流通消费国际化和部分指标的符号关系，不能准确反映流通消费国际化和指标间的数量关系。限于数据和篇幅的原因，本文仅尝试用2007-201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去评估指标体系间的数量关系。表2中的社会信息化指数来自《2013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指数》，市场化指数来自樊纲等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后求取全国平均值，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人均国民收入、对外投资总额、基尼系数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将表2中相关数据用到模型（1）中，可以得出我国流通消费国际化水平变化的情况。结果显示：在2008年流通消费国际化水平明显下降，这可能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流通消费水平下降，金融危机以后该指标逐年增长，可能是危机后我国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减轻税负、促进对外贸易、加大资本投入等措施，刺激经济复苏，促进流通消费国际化水平提高。我国流通国际化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以正式加入WTO为转折点（马非，2006）。加入WTO后，我国流通国际化水平逐渐增强，流通国际化刺激消费的多元化，消费的多元化进而产生消费国际化。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发展，流通和消费的一体化引导着流通消费国际化的产生。虽然在我国大开放的背景下，流通消费国际化的水平在逐步上升，但其国际化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在自贸区背景下，流通消费国际化状况如何呢？下面做进一步探讨。
我国自贸区流通消费国际化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发展现状。将我国流通消费国际化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消费国际化坐标轴中作对比，不难发现，我国流通消费国际化是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以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系为转折点，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为发展点。自贸区的成立带来了许多政策优惠，产生了溢出效应，在“1+3+7”式的自贸区发展模式下，有利于流通消费国际化水平的提高。虽然由于11个自贸区相关数据难以获取无法根据上面提出的模型进行量化分析，但在流通消费国际化的标准下，仍然可以用流通消费国际化指标体系中的八个关键因素和其衡量模型来定性分析我国自贸区内流通消费的发展情况。自贸区内的市场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制度创新，交通便捷节约大量运输成本，使得物流运输业得到快速发展。区内的保税区、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刺内，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刺激了民族企业技术的创新改革，增加了国内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从而稳定了国内企业竞争的信心，流通业的竞争力有所增强。另外，自贸区内高度开放的市场中，在消费者消费多元化的驱使下会刺激对外国商品的消费。自贸区内还建立跨境电商示范区，促进我国电商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零售商拓展其销售模式，刺激居民消费。（二）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自贸区战略的实施加速了该地区流通消费国际化的进程。但用流通消费国际化指标与西方发达国家较成熟自贸区相比，我国自贸区内流通消费国际化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流通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虽然自我国进入自贸区时代，市场的自由开放度有所提高，流通市场化度增加。但是对于我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较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例如，在上海自贸区内有许多优惠政策，但是2013、2014公布的负面清单过长，政策管制没有减弱，开放度不足，对外商的入驻形成阻碍。生产、流通、消费三者的对接不紧密。自贸区的保税仓库虽然把生产、销售、流通环节连接到一起，但是这种体系不成熟。目前我国流通业还处于传统运输阶段，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削弱了流通连接生产、消费的粘合力。流通消费过程中政策制度有待完善。在我国自贸区内，政府出台的政策有滞后性，不能灵活应变。诸如流通消费量大，且流通环节使用大量的封装胶带，使用后又不能得到合理的处理，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环保意识薄弱。另外，在行政审批环节，政府有的审批过严，有的过松，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匀。
结论与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