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技术论文范例6篇

实用技术论文

实用技术论文范文1

一般概念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1],非能动系统是指完全由非能动部件组成的系统,或者系统中利用非常有限的能动部件来启动后续的非能动过程。非能动部件不依靠外部输入(力、功率或者信号、人工操作),它们的效果取决于自然物理规律(例如重力、自然对流、热传导等),固有特性(如材料属性等),或者系统内的能量(如化学反应、衰变热等)。即非能动技术概念[2]是指建立在惯性原理(如泵的惰转)、重力法则(如位差)、热传递法则等基础上的非能动设备(无源设备)的特性,即其功能的实现毋须依赖外来的动力。非能动安全系统的应用,使系统处于失效安全状态,提高了系统安全性,使堆芯熔化概率降低1至2个数量级。应该说,核电中的非能动技术更多的是指非能动安全技术。同时,非能动系统通过减少能动设备,取消或减少对应急电源的要求,减少设备的在役检查及维护等方法,提高了系统的经济性。广义概念2009年,韩旭等[3]拓展了一般非能动概念,提出了广义非能动概念。如果一个系统,其表象特征符合非能动特性,即:具有高可靠性、简捷性及自动性;其功能所需能量来自于内部能量或其能源子系统;其时间和空间特性满足应用要求,则此系统定义为广义非能动系统。其认为理想化的广义非能动系统在功能上与传统非能动系统具有等价性。概念特征非能动技术是相对于能动技术的一个概念。其运作不依靠动力源而自发动作。相对于一般非能动概念,广义非能动概念以工程应用为目标,重视功能实现与检验。实际上是从相对的角度来区分能动与非能动系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也就更多地纳入系统的非能动特性。小的例子是:对于一个爆破阀门而言,由于其依靠外部气体膨胀冲击力,可以说其不属于能动设备;但对于整个系统而言,其功能的实现并不依靠于动力源,因此,可以说是广义的非能动系统。大的例子是:对于一个核电站系统而言,可以依靠于内部驱动而非外部动力源,也可以说是广义的非能动系统;但就其内部而言,当然依靠于电源等,就不属于非能动系统。概念关联相对于能动技术,广义非能动技术概念实际上架起了联系一般能动技术概念与非能动技术概念的联系桥梁。即两个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并可相互转化的,其实质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技术。区分能动与非能动技术应该从实际过程出发,注意个性与共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应用。而从一般非能动技术概念中可以看到,只要按功能定义“外来力”概念,也就实现了广义非能动技术概念。由此证明一般非能动技术概念与广义非能动技术概念的本质一致性。

非能动技术类型

目前,非能动技术已普遍应用于先进核电站的各个系统,成为保证核电安全性不可或缺的手段。在对非能动技术进行分类的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的运行工况,对非能动技术进行了界定。例如,自然循环技术的应用,在正常的运行工况下,自然循环的实现,需要功率产生热量。如果将其看做外部输入,则严格按照非能动技术的定义来说,这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但如果看做自身内部特性,且是无泵产生的循环,则是核电界通常认为的非能动过程。当然如果按照广义非能动的概念,这肯定是一个非能动的过程。在非正常运行的工况下,自然循环的热量来自于内部衰变余热,这就是一个非能动的过程。重力作用类、惯性作用类、氢气复合(点火)器类均是在事故工况下应用的。温差传递类、材料效应类、体积变化类、虹吸效应类、密度锁类、负反馈类、压力作用类、逆止阀类等在事故工况还是正常工况下均可应用。表1所示[4-9]的即是在核电领域中应用的非能动技术。

非能动技术历史

诞生阶段非能动技术的概念始于核电工业,但是非能动技术的应用却远远早于核电技术的产生。例如在火力发电方面,堕转飞轮的应用可以保证全厂断电的情况下,主泵继续运转。再例如,火电厂及其他工业中逆止阀的应用等,都是非能动的技术类型。自然循环锅炉虽然有观点不被认为是非能动技术,但其自然循环的作用却与非能动技术有着较大关联。可以说非能动技术早在核电之前就已经应用于能源工业。但是非能动概念的提出却是在核电工业之后。辅助阶段在发展自然循环锅炉的同时,20世纪30年代开始应用直流锅炉和强制循环锅炉。强制循环锅炉在下降管中增加水泵,以加强蒸发受热面的水循环。直流锅炉没有锅筒,直接由泵将水送入省煤器。70年代又发明27MPa压力配1300MW的超临界直流锅炉。后来又发明了直流锅炉和强制循环锅炉复合而成的复合循环锅炉。伴随着锅炉技术的成熟,核电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而此时在核电中强制循环是当然的主导循环方式。随着核电的不断发展,二代核电中也采用了非能动自然循环技术。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非能动的自然循环技术就被置于从属甚至不很重要的地位。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核动力院、西南物理研究院及西安交通大学[10-14]等就对核电站二次侧非能动堆芯余热应急排放系统进行多次研究。壮大阶段随着核电的技术的成熟,核电发生了3大严重事故,人们对非能动技术也越来越重视。自20世纪八十年代具有非能动安全特征的反应堆设计理念首次公开提出[15]开始,先后涌现出了多种不同的设计方案。美国从AP600到AP1000发展了非能动反应堆。瑞典提出固有安全特性堆PIUS。欧洲的EPR1000、日本的SBWR、俄罗斯的WWER1000等都采用了非能动安全技术。另外,目前的现役核电站也采用了非能动安全技术。中国核安全局在《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1991年7月27日国家核安全局令第1号1991年修改)中提出“非能动”概念。中国的二代加改进堆型都应用了非能动技术,中广核的CPR1000也更多地采用了非能动安全技术。中国核电总公司也研制了非能动特性反应堆ACR600。目前,非能动技术得到空前重视,非能动安全技术被视为核电安全的大救星。历史特点从非能动自然循环技术在能源工业特别是核电工业中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非能动的自然循环技术在开始时是由于受制于当时技术水平不得不采用的,后来随着人类对水泵技术完善应用,人们就转到功能更为强大的强制循环;后来,人们又应用非能动自然循环作为有益的补充;最后,发现非能动自然循环的可靠安全特性,又转向更多应用非能动自然循环,并首先重视应用于高技术的核电产业。由此,可以看出,非能动技术历史是一种循环式的发展,即是具有“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特点。

非能动技术误区

广义非能动系统使用造成误区从节广义非能动技术概念和节非能动技术概念特征可以看到,广义的非能动技术概念出发点很好,希望更多地服务于工程实践。虽然这一概念的优势,可以更多的实现非能动系统的目标。但由于其很明确的一点是,其功能的实现是依靠于其他支持子系统。这样宽松的条件就会造成能动与非能动系统的混淆。工程上也可能放松了对非能动的要求和目标的追求。其实按照节非能动技术概念和节非能动概念与能动概念的关联,只要明确了“外力”界定就可以进行判定。因此,节非能动概念明确清晰,既与能动概念有明显区别,同时,也可以有其联系。这样,在实践中可以强化对非能动追求目标,不断开发真正的非能动新技术;同时,也可根据时间、地点和范围来进行确定非能动技术,于是,就可以实现非能动概念与能动概念的协调统一。4.2非能动完全是可靠性保证误区日本福岛事故之后,失去动力源的反思促使人们痛定思痛,非能动似乎是关键的救命稻草。这里主要体现的是非能动系统能够在没有动力源的时候自动启动,带来更多的安全和可靠性。实际而言,虽然非能动系统不依靠于动力源,但在关键时刻是否能够自发启动,也是有一定发生概率的,不是就一定能够启动。非能动系统失效由部件失效和物理过程失效两部分组成,也有其自身的失效概率。其物理失效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设备失效、运行状态偏离设计状态,引起功率、压力等运行参数偏离设计值,这些参数值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即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分布),系统在某些参数值组合下将不能完成其功能。这就是非能动系统可靠性问题研究要关注的地方。因此,非能动技术的完全可靠性保证是一个误区。非能动一定优于能动系统误区非能动技术的应用是一个由少到多,而且是伴随能动技术运行的过程。随着能源发展,非能动技术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特别在核电发展中,非能动安全技术成为先进核电的标志。但是从其运行参数量级而言,基本较小,发挥作用有限,也有可靠性问题。也正是因为非能动系统运行的物理过程不依靠能动部件驱动,而是依靠自然力,其驱动力与阻力都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物理过程失效成为导致系统失效的重要因素。非能动系统除类似能动系统有部件失效外,还有其物理过程失效,而物理过程失效在能动系统中通常是不研究的。因为在能动系统中,物理过程是由外部的能动部件驱动的,驱动力通常不受时间序列演变过程的影响,只要能动部件不失效,其物理过程一般不会失效。而且,所谓广义非能动系统更依赖于其他支持系统,一旦支持系统出问题,必定非能动系统无法启动。也就丧失其非能动特性。因此,非能动技术一定优于能动技术是一个误区。正确的应用应该是,能动技术与非能动技术联合交叉使用,这样,系统功能的实现是最可靠的,系统的运行也才是最优的。

非能动技术的未来

非能动技术研究课题非能动技术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面临着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以便于更好更可靠地应用非能动技术。最首要的问题是非能动技术的共性问题,即:可靠性问题。这是非能动技术发展的根本保证。正是因为非能动系统运行的物理过程不依靠能动部件驱动,而是依靠自然力,其驱动力与阻力都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物理过程失效成为导致系统失效的重要因素。非能动技术关键共性问题就是包括部件失效和物理过程失效两部分的可靠性研究。同时,非能动技术不同类型也存在着个性设计及技术问题。如:非能动自然循环发生发展机理问题;温差传热能力强化与优化问题;启动、过渡、延迟及模式问题;水锤与倒流问题;逆止阀的磨损及泄漏问题;氢气复合(点火)最佳实现机制问题;负反馈的核热耦合问题;材料的灵敏度与寿命问题;虹吸与密度锁的机理与实现问题等等。只有成熟的非能动技术,才能更好地保障核工业技术的可靠应用与发展。国外非能动新技术的未来在国外非能动技术的发展很快。美国的AP1000非能动安全系统主要包括非能动安全注射系统、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非能动安全壳冷却系统以及控制室非能动可居留条件保障系统等。奥地利的P.E.Juhn提出先进安注非能动设计[16],非能动安全系统包括自动泄压系统(automaticdataprocessingsystem,ADS)、先进的堆芯辅助冷却(auxiliarycorecooling,ACC)、堆芯补水箱和通过重力从冷凝水箱补水的水平蒸汽发生器系统。先进的ACC即日本三菱重工下一代压水堆的先进蓄压安注水箱。可实现ACC初始安注流速高,后阶段安注流速低,且ACC注水持续时间较长的技术指标。日本提出了下一代PWR核电站新概念。在中、小破口LOCA事故下[17],为保证向反应堆堆芯和蒸汽发生器二次侧注水,在反应堆一、二回路分别设置了一回路自动泄压系统(primaryautomaticdataprocessingsystem,PADS)和二回路自动泄压系统(secondaryautomaticdataprocessingsystem,SADS)。ACC中的含硼水分顶部热区和底部冷区[17],通过电加热元件,使ACC热区温度维持在安注压力下的饱和温度。在事故工况下,热区泄压而发生沸腾,使压力增加,将冷区含硼水注入反应堆堆芯。意大利AchilliA等提出SIP-1系统[18]由上部水箱、热段和冷段组成。当压力容器正常运行时,SIP-1系统不能形成自然循环,上部水箱不能注水。当压力容器水位低于热管道的位置,蒸汽将进入热管道加热流体,由于冷段和热段流体间的密度差,形成自然循环,SIP-1系统的上部水箱向压力容器注水。瑞典提出的固有安全性反应堆PIUS核电站不用控制棒进行停堆和功率调节,反应堆堆芯被放置在充满大量含硼酸的水池底部,通过改变冷却剂硼酸浓度和调节冷却剂温度来控制反应性。PIUS核电站的固有安全性是基于两个一直运行的密度锁。中国非能动新技术的未来中国也在积极开展先进非能动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中核总目前正向ACP600和ACP1000迈进。2007年国家核电也积极引进美国AP1000,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CAP1400和CAP1700,其中先进非能动技术应用是一项重要标志。中广核的ACPR1000也具备了更多的非能动技术。中国空泡物理与自然循环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是开展了全套非能动自然循环实验和开发程序[19-20]。吴英华等[21]提出非能动的固有安全的管池式反应堆。罗树新等[22]利用一、二回路旁建立大蓄水池建立反应堆非能动专设安全设施。阎昌琪的控温式密度锁[23]采用多层分离结构,有效地解决了管道变径、平衡管道压力、减小水平温差以及消除内波振荡和热量输出的问题,保证了密度锁内密度分层的稳定性,实现了在反应堆稳定运行中,事故冷却水回路的有效隔离。阎昌琪的均压式密度锁[24]采用三级稳定分层结构,有效地解决了上方速度分布不均所造成的通道间压力不均问题,消除了各通道间的界面振荡和界面波的传递,增强了密度锁内密度分层的稳定性,实现了在反应堆稳定运行中,主冷却剂回路与非能动余热排出回路的有效隔离。周涛等人[25]研究超的临界水堆水棒导热性能和R.Jain等人[26]研究的超临界水的自然循环和流动稳定性,为超临界水自然循环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俞冀阳,贾宝山[27]设计了一种三回路自然循环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将反应堆等与安全有关的部件和系统发出的余热输送到最终热阱。周涛等[28]设计了严重事故非能动排热系统,利用超导热管、水管及真空玻璃管,通过“口”字结构组成3个完整的非能动自然循环回路,在严重事故时导出安全壳热量。周涛[29]提出核电站严重事故缓解装置,其利用蒸汽压片、薄膜和金属网的综合特性,对反应堆释放的能量和放射性进行吸收和减弱,达到缓解反应堆严重事故的目的。朱敏和王少波[30]提出非能动氢气复合装置开发设计。徐良旺等[31]基于热胀冷缩原理的TACR压力管与排管间非能动热开关设计。黄志勇[32]应用于高温气冷堆吸收球停堆系统的非能动安全驱动装置。陈耀东[33]提出一种核电站非能动专设安全系统,通过有步骤的投入一系列的非能动与能动结合的安全设施,抑制或缓解反应堆严重事故后果。非能动技术发展方向人们愈是充分掌握自然规律,愈是有广阔的自由度。正如所说:也才能由必然王国飞向自由王国。因此,人们需要研究和掌握更多的非能动技术,并需要更好地应非能动技术。非能动技术需要完善,更需要得到应用。就非能动技术的自身发展而言,每个技术都要进一步升级换代,但基本的共性问题是,需要从功率增大、效率提高、动力增强、技术交叉、种类增多及可靠性提高等多方面发展,要有百花齐放的景象。非能动技术也需要规范化和标准化,有相应合理的考评指标。非能动技术发展要安全系统试验研究与程序开发相结合,明晰其发生发展机理,分析程序要不断升级、完善及三维仿真,解决其关键技术模拟及其实际实现。另外,非能动技术的应用实际上是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特别初衷是减少人因不利影响,因此,也要特别注意研究非能动技术下的安全文化。文化与技术发展相互支持与促进是很有价值的发展方向。非能动技术未来角色从第3.4节非能动技术发展历史特点看出,非能动技术发展是曲折的,其地位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非能动技术一定是担任重要角色。能动技术与非能动技术应该是协调一致的,对二者的任何一种方式轻视,都会出现严重问题。因此,在系统中应该根据具体系统的不同,根据具体时间的不同,合理担任角色,互相补充,积极配合,特别是在涉及安全特性要求高的系统,二者的同时联合应用是必要的,并且准确定位,应该作为硬性标准规定。非能动技术将为核电发展特别是核电安全担当独特重要角色。

实用技术论文范文2

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往往来自国外技术转移和知识扩散,FDI已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大多数研究验证了FDI技术外溢假设。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山东省技术进步的指标,运用总量生产函数结合对资本存量的现有研究,测算出山东省的TFP。本文实证分析发现FDI对山东省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明显,其原因在于山东省对外资吸收能力较差,引资质量不高。要充分发挥FDI的技术外溢效应须提高外资吸收能力,重视引资质量。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资本存量 全要素生产率 一 引 言 关于FDI对东道国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较多,大致从几个方面展开:一是验证FDI对东道国存在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Caves(1974)选择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得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Kokko(1994)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只有跨国公司采用的技术相对简单和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外溢效应才会比较明显。廖杰(2003)以1984—199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技术进步率有一定关系,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我国整体技术进步的贡献不大。姚洋(1998)、何洁、许罗丹(1999)等的实证结果也支持外商企业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外溢假设。二是把FDI作为投入变量纳入生产函数,认为FDI的流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能产生内生技术外溢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Blomstromt和Kokko(1998)强调了FDI技术外溢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沈坤荣(199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1单位可以带来0、37单位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论。袁诚和陆挺(2006)从民营企业家的角度对FDI管理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三是从东道国吸收能力及其构成要素的角度研究外商投资外溢效应,如人力资本(Borensztein et al.,1998; Xu,2000)、东道国企业自身研发水平(Griffith et al.,2000;Kinoshita,2000;Keller,2001)、贸易开放度(Holmes and Schmitz.2001)、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Alfaro et al.,2000)等。 FDI作为物化型技术外溢(embodied spillover)的主要形式之一,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山东省实际利用FDI数据为样本并考虑其稳定性,借鉴对国内资本存量的已有研究,估算了山东省的资本存量并测算出山东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检验FDI对山东省的技术进步的作用。 二 理论模型 尽管目前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界定还有分歧。 但通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来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早已为学者使用。如舒元(1993)、王小鲁(2000)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了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郭庆旺、贾俊雪(2006)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法进行了比较。本文拟采用索洛残差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假设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就等于技术进步率。 为具体测算各要素的产出份额,现假定总量生产函数为两要素(劳动和资本)的C—D生产函数: (1) 其中 为现实产出, 为资本存量, 为劳动投入, 、 分别为平均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份额。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运用回归法来估计 和 ,对(1)式两边取对数,可得方程(2),其中 为误差项。 (3) 利用上式可以计算出 、 ,利用公式 可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A。其中 为经济产出总量年增长率, 为技术进步年增长率, 、 分别为资本投入和劳动的年增长率。得到技术进步率后,为考察技术进步与FDI间的关系以揭示FDI流入对技术进步的作用,现假定山东省技术进步与FDI间满足一元线性关系: (5) 其中:b表示FDI对山东省技术进步影响的大小, 表示t年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值。 三、数据选取与实证结果 1、资本存量 的选取: 测算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是由Goldsmith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基本公式为 , 、 为 、 年的实际资本存量, 为 年的投资, 为 年的折旧率。本 文拟采用 进行测算, 为 年的名义投资, 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山东只公布1991年以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本文用上海数据替代1991年前数据。初始资本存量的测算,学者间估算结果有很大差异,(见表1) : 表1:资本存量估算值 不含人力资本存量测算的对比 邹至庄 贺菊煌 王小鲁 唐志红 Hu和KhanP 张军、章元 资本存量(1952年不变价,亿元) 1030 679 1600 2490(1953年) 235.2 800 通过分析山东省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发现二者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回归残差通过了ADF检验,说明山东省与全国数据间存有协整关系,资本存量也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因此根据张军、章元的测算数据初步估算山东省1981年的资本存量为1098.12亿元。折旧率 的估算,本文采用5%的折旧率。 2、变量FDI值和劳动投入L的选取: FDI时间序列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按8.2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为-4.67,小于1%的临界值-4.47,说明序列平稳,可将FDI作为解释变量。劳动投入采用山东省年末劳动力人数。 3、实证结果分析: (1):根据数据的选取我们计算出平均资本产出份额为0.4037和平均劳动力产出份额0.5963,计算结果如下: ,由此计算出历年TFP值(见表2) 表2:历年TFP值 年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TFP 2.52 8.07 1.95 17.4 6.75 0.43 7.31 6.34 1.03 1.61 9.43 12.79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TFP 17.25 12.76 -0.7 8.03 6.67 5.94 5.45 4.67 5.45 12.73 -1 6.326 将TFP序列作平稳性检验,ADF值为-3.424,小于10%的临界值-3.254,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为-4.928,小于1%的临界值-4.469,说明TFP序列通过平稳性检验。 (2):将TFP作为被解释变量FDI为解释变量,得出本文的回归方程: 其中a、b为待定系数, 为回归残差项。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 ) 尽管拟合度不高,但其残差数列通过平稳性检验,ADF值为-3.521,小于5%的临界值-3.00,说明FDI与TFP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因而该回归方程具有一定解释力。 FDI回归系数为0.0148,说明FDI的流入对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无明显作用,实际利用FDI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仅增加0.0148单位。该结果与刘宇(2005)对我国TFP与FDI/GDP所作的实证有较大出入,但我们认为其所采用数据FDI/GDP与现实有较大出入,缺乏必要的说服力。与黄静波与付建(2004)对FDI与广东技术进步所作的实证结果总体上基本相符;与廖杰(2003)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结论相符。 本文的实证结果不支持技术外溢假设,原因在于山东省吸收能力不足与引资质量不高。影响FDI吸收能力的因素有技术差距、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及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等因素。山东省FDI技术外溢作用并不明显的实证结果是否说明山东省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存有较大差距有待于进一步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改革开放多年来山东省内企业在管理和销售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但很多行业的核心技术仍由外商掌握,在产品核心技术上与跨国公司存有较大差距。跨国公司往往借口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专利技术垄断,为国内企业的市场准入和技术学习设置障碍。目前山东省人力资本缺乏实证指标,但可以肯定的是山东大量的人才外流,导致本土人力资本不足。技术与知识资本是人力资本的核心,主要通过专业学习(大学教育)、在职培训及“干中学”(等途径获得,而山东仅有2所进入211的大学,外出学子回乡就业比例较低;“干中学”过程受阻、在职培训重视不够;薪水壁垒也影响人力资本流动,减少FDI向内资企业流动影响了技术扩散。 此外,山东省FDI对技术进步影响作用不明显还在于制度缺失与政策不到位;引资重视数量轻视质量;重视引资前期而忽视后续配套建设等等。从FDI的来源 看,韩国的投资比重逐年上升,西方七国的FDI比重却逐年下降(见表3),实证检验来自西方七国的FDI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的影响,如黄静波(2004),这也是FDI对山东省技术进步作用不明显的一个原因。至于韩资的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表3:不同区域FDI所占比重(%)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11年 港澳台 32.61 31.67 29.57 31.47 30.01 27.52 27.77 西方七国 18.56 31.41 35.62 25.41 26.36 19.04 17.73 韩国 26.91 21.38 19.1 24.42 27.86 40.03 41.28 其他地区 21.92 15.54 15.71 18.7 15.77 13.41 13.22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山东省经济发展很快,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也很大,FDI在山东的投资规模、出口创汇、增加就业及经济增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在通过引进外资获取技术的质量方面不甚理想,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无明显作用。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山东省内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与所引进外资有一定差距,再加上人力资本不足及贸易开放不够等因素影响了山东省对FDI的吸收能力,使得FDI技术外溢受到制约。 因此,要发挥FDI对山东省技术进步的作用需要将引进外资的观念从重视规模转向重视质量,把推动技术进步作为引资重点,增强山东省对外资的吸收能力。 1、重视引进发达国家的外资。从发展趋势来看,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的FDI对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要积极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投资,重视具有高技术水平的西方跨国公司对山东省技术进步的影响。今后引进外资过程中稳定利用和引进韩资,充分利其产业外移之时机,也要重视西方发达国家的引资工作。 2、重视吸收能力的提高。影响外资吸收能力的因素较多,但主要为人力资本、东道国企业自身研发水平、贸易开放度及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等。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实现技术的国际扩散或转移,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关键,一国人力资本的素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吸收FDI的技术含量,因此山东省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自身研发水平,加大贸易开放度,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张军 章元 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2000. [J].经济研究 2003(07):37~40。 刘宇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下降之迷 [J]. 财贸经济 2006,(04):9~12。 黄静波 付建 FDI与广东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 [J]. 管理世界2004(09):81~86。 李铁立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差异的实证分析 [J].财贸经济 2006(04):13~18。 袁诚 陆挺 外商直接投资与管理知识溢出效应:来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05(03):69~79。 [6 郭庆旺 贾俊雪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 [J]. 经济研究 2005(06):51~60。 赖明勇 包群等 外商直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5(08):95~105。

实用技术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利用方格蔟供蚕上蔟作茧,具有省力、清洁、上蔟率高等优点,为加快其推广普及率,须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包括蔟室蔟具准备、上蔟方法、蔟中管理、采茧及注意事项等。

方格蔟是引进日本回转蔟改进而成的一种先进蔟具,是蚕桑生产蔟具改良的方向,目前在蒙城县以单片框架式方格蔟应用为主。该种蔟具具有省力、清洁、上茧率高等优点,但对蔟室小环境的要求更为严格,近年来推广普及迟缓。根据工作实践,笔者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1蔟室蔟具准备

(1)蔟室选择。要通风,坐北朝南,光线均匀,水泥或三合土地面。

(2)蔟片用量。饲养一种蚕种(盒重量按DB34/T056桑蚕种繁育质量标准)需要162孔或156孔方格蔟190~200片。

(3)结扎蔟片。新蔟片使用前,将其放在通风处晾2~3d,排除异味,然后取1kg桑叶,加开水浸泡30min,再搓揉一下桑叶,去渣取汁,用喷雾器喷洒在方格蔟上晾干待用。搁挂式双片方格蔟用1.3m长的通直小竹或竹片结扎2只顺向蔟片的长边框,每边用细铁丝捆扎5处,2片之间扎2处,木条、小竹或竹片的两头各伸出10cm长,以便挂蔟和翻蔟。“单片框架式”将纸板方格蔟片展开,四角用小竹或竹片结扎,每个框架一般10层,每层间隔7~8cm。

(4)搭设搁蔟架。用养蚕的蚕架搭2对平行2~3层搁架,或用吊绳挂好搁蔟的平行长竹竿,上下层距离60cm,最下层离地50cm。“单片框架式”不用搭蔟架,在蚕室直接上蔟的,要事先做好蚕座拆并计划。

2上蔟方法

2.1适期上蔟

发育正常的5龄蚕在盛食期后,食欲逐渐减退,大量排出绿色软粪,体躯缩短,胸部透明,前半身昂起,左右摆动,寻找营茧场所,这时蚕为适熟蚕,此时上蔟为上蔟适期。

2.2上蔟密度

生产中合理的上蔟密度一般为:纸板方格蔟的进空率达80%~85%,折蔟350~400头/m2,蜈蚣蔟400~450头/m2,伞形蔟350头/m2左右。

2.3上蔟方法

(1)人工拾取法。由人工逐头拾取适熟蚕,收集到一定数量后及时送到蔟室,均匀投放在蔟具上。此方法能做到适熟上蔟,但很费劳力,特别在高温时,蚕老熟齐涌,要组织好人力及准备好蔟具,同时上蔟动作要轻,以防损伤蚕体。

(2)自动上蔟法。利用熟蚕向上爬行的习性,在蚕座上直接放置蔟具,让熟蚕自动爬上蔟具结茧。本方法省力且工效高,但难以全部让蚕都能适熟上蔟。实际生产操作一般为:先拾去初熟蚕,当熟蚕达30%~40%时,给薄薄一层桑叶,然后将蔟具放在蚕座上。为了促使蚕老熟齐一和及时入蔟,可采取以下措施:大眼起蚕要分批饷食,分批饲养,使同一批蚕能老熟齐一;在见熟5%时添食蜕皮激素,可促使蚕老熟齐一;使用月桂醇、樟脑油、庚醛、鱼腥草等“登蔟剂”。

(3)振落上蔟法。先人工拾取始熟蚕,待蚕大批成熟时,用枝条或大蚕网放在蚕座上,吸引大批熟蚕爬上,再取出枝条或蚕网,将熟蚕振落在蚕匾或塑料薄膜上,然后再收集撒放到蔟具上。本方法简便工效高,但易损伤熟蚕体,条桑育可直接取出桑条以振落熟蚕。

3蔟中管理

①清场。将游离在孔外找不到茧位置的蚕儿捉出另行上蔟。一般春蚕在上蔟后24h,夏、秋蚕在上蔟后12~18h。清场一般只需1次,但在清场后的5~6h需再检查一下,捉出漏清蚕。②光线。熟蚕有避光性,防止蔟室偏光和强光直射,保持光线均匀。③通风排湿。清场后要及时敞开门窗,加强通风排湿,清除蚕沙,撤去蔟架层间隔离的薄膜,保持蔟室通风、清洁、干燥。④调节温湿度。蔟室内温度要保持在23~25℃,湿度60%~75%,营茧期温度适当提高。上蔟后如遇22℃以下的低温,会影响熟蚕进孔速度和入孔率,要用微火多处加温,务必使蔟室保持24℃。4采茧

(1)适时采茧。在适宜温湿度下,春蚕和晚秋蚕7~8d、夏秋蚕5~6d,蛹皮呈黄褐色为采茧期。

(2)手工采茧。用手指将蚕茧从方格蔟的孔中捅出。

(3)采茧器采茧。用一块与方格蔟横径等长的木板,按照蔟孔的距离,依次在木板上钉上小于格孔的短木棒制成采茧器。用采茧器在方格蔟上成排捅出蚕茧。

(4)分级采茧。先剔除死蚕烂茧,再采薄皮茧、双宫茧,最后采好茧。采下茧要按照GB9176-1988桑蚕茧(干茧)分级、GSBW40001桑蚕茧(干茧)下茧实物样照标准分级装篮。

实用技术论文范文4

本质主义是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立场。耿阳、洪晓楠、张学昕发表的《技术之本质问题的探究:比较海德格尔与杜威技术哲学思想》一文,对杜威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加以分析与对比,考察了他们在技术的本质问题,即技术的概念与技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用上存在的分歧,从追问技术本质的根源、研究方法与技术探究的意义三个维度分析了二者观点之所以不同的深层原因。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使得在者整体(包括人在内)向着可能的方向展开,并在保持这种展开状态的技术整体中追问技术的本质渊源。而杜威则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现代科学为改造我们的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准备资料,是哲学兴趣从审美转向实用,从静观调和好的景物转向改变不调和为调和的世界,他破除了技术的认识论立场,使得机械论成为实用和进步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首要条件,经验的起源与经验的利害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在追问技术的本质问题上,海德格尔强调现代技术乃是完全不同的技术,它促使一切存在者成为持存物,将人类送到了不可抗拒的命运性的解蔽道路上。杜威认为技术经验的主要特征在于可验证的人工物的生产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并使得理论与实践相互沟通,破除了自然理论与现象世界的对立与不连续性。此文最后从突破形而上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归纳了两种技术哲学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启发作用,为当代技术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多元化的出路。

二、语境论与技术哲学结合的思考

“语境“作为元哲学问题,并非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但朱春艳与陈凡在其《语境论与技术哲学发展的当代特征》一文,以分析“语境“的含义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讨论了语境论对当代技术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指出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从关注技术“本身“转向关注技术创新,尤其是关注技术创新和文化的相关性问题。具体来说,在技术哲学的经验论转向的引导下,运用语境论的方法论原则对技术做动态的考察,尤其是考察在技术创新的各个具体阶段上,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层面。应该说,此文提出的将语境论应用于技术哲学的研究,使得技术哲学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单一性走向系统性,从两极对立走向相互融合,进而能够影响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发展,同时,对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实践向度的关注

乔瑞金、师文兵的《从人的解放看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的多重意蕴》,从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的三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主题与聚焦点,按照马克思、马尔库塞和威廉斯三个代表人物思想演变的历史顺序,从技术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关系的不同视角,给予初步的讨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为人类解放所做的不懈努力,阐述了其基本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张晓红的《国内马克思技术实践思想研究综述》,对这一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做了较为详尽的说明,主要反映在马克思的技术实践概念界定、技术实践主体及其生存状况、技术实践价值、技术实践批判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上。万长松的《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的关系问题研究》认为,苏联的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间接的内在联系。进而强调,在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失去哲学应有的批判功能;也不能脱离实际,要适应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四、技术思想史的探微

主要是从技术思想史的角度,解读古人对技术的思考。赵玉强在《庄子生命本位技术哲学的基本面向与内在理路探赜》一文中,对庄子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从而解释庄子生命本位的哲学对于当下社会的指导意义。作者提出在生命之道的统摄下,生命成为庄子技术哲学的价值本位。庄子立足于生命本位,在自然之域中对技术的探讨突破了现实层面的矛盾张力,开显出一种超越之维;在社会领域,庄子对技术异化、技术道德以及技术的相关社会政策等问题予以沉思;在人生的领域,庄子强调人当开掘技术内在本己的价值,从而提升生命的境界。项继光和任莉的《古希腊时期技术的哲学思想研究》便挖掘与分析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以及他们对于技术的反思与追问如何成为现代技术哲学的思想源泉的。

五、工程的演化、本体论与人文反思

从发表的文章来看,主要涉及两大主题:一是对工程演化及其本体论的阐释。李伯聪、王晓松的《略论工程“双重双螺旋“及其演化机制》一文,把工程演化过程理解为一种“双重双螺旋“过程,即由“技术链“和“非技术链“(“经济)社会链“)共同构成的“双螺旋“。演化过程则由“技术发明)工程创新)产业扩散“三个环节组成。其中,工程“双重双螺旋“中“技术链“的演化,其基本内容是“技术硬件(机器)和技术软件(知识和制度)双螺旋“的演化。“选择与建构“机制是工程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选择机制使得在技术)经济进化过程中,技术创新成果经过市场的选优汰劣,保证了工程活动和市场经济的健康演进。建构机制则体现为技术链与经济)社会链的“双重双螺旋“变革,形成新类型的“双重双螺旋“等形式。蔡乾和在《什么是工程:一种演化论的观点》的文章中,结合对工程的本质追问,也从演化论的观点考察了工程。张秀华在其文章《工程的生存论阐释》中,在现象学的视野下,主张可以从不同进路来理解和阐释工程,在生存论解释原则下,面向实事——工程现象本身,自觉进入工程的生成与人之生成的解释学循环,并将工程视为以“栖居“为指归的“筑居“,才能洞悉工程的本性与存在论意义。

二是对工程的人文规范与伦理追问。《“罪“与“赎“——关于人类工程之“非“的反省与超越》一文指出,工程既有功也有过,人类因工程之“罪“而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以至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生存危机。这就警醒我们必须反思征服、宰制自然的工程实践,在肯定工程之“是“的同时,正视、检讨工程之“非“,进而优化工程观,并在现实中以“赎罪“之感合理地规范工程行动,自觉地建构“无为“、“善为“的工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略论工程美》则回答了工程美的功能,认为工程美是工程活动及其所创造的人工自然物给作为审美活动主体的人的舒适与愉悦之情,工程美的实质是功能美,这一实质展现为工程美的实用性、科技依赖性、环境协调性、社会历史性和综合性等特征,“美在和谐论“和实践活动论是工程美的立论基础。与以上对工程的人文规约与美的诉求不同,一些学者更重视工程伦理的路径。张应杭认为,面对因工程技术失误带来的灾难,有必要强调工程技术人员敬畏之心的培植。道家“道法自然“命题中敬畏自然的立场可以为这一敬畏心的培植提供思想史的启迪。道家以法自然为核心价值理念所主张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和身心合一之道可以为现代工程技术伦理提供如下三条敬畏原则:自然地对待自然、自然地对待他人、自然地对待自我。任丑则追问了工程伦理学的价值基准,并认为人权既是功利、道义、责任、权利等工程伦理学基本路径的价值基准,又是科学、技术、工程和工程师等工程伦理学诸要素的价值基准。因此,人权是工程伦理学的价值基准,各类工程事业应该成为切实保障和促进人权伟业的现实力量。熊志军还对科学伦理与工程伦理作了比较研究。此外,2011年以来出版了一批工程技术哲学的学术著作。

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工程演化与本体论研究。殷瑞钰、李伯聪、汪应洛等的《工程演化论》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阐述了“工程演化论“的基本概念,揭示工程演化的规律和特点、工程演化的动力系统,讨论工程要素演化与系统演化,分析工程演化机制以及工程演化与文化变迁、人类文明进步等问题,并通过一些典型案例提供理论支持与说明。张秀华的《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在现象学和实践哲学的范式下,借助生存论的解释原则,先行确立起生存论对于工程追问的优先地位,显示“人以工程方式去存在“及“人#工程#生存“互释共容的生存论意蕴,并据此于时空向度内考察“作为方式“、“人工世界“和“实存工程“的复性展延,进而判明工程实践之“是“与“非“、工程异化及其扬弃的历史担当,自我解蔽与突围,趋赴以“栖居“为旨归的“筑居“,重建时代的工程文化,去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人类理想。

另一方面,丰富并拓展了技术追问的内容与路径。盛国荣的《西方技术思想研究——一种基于西方哲学史的思考路径》,旨在从西方哲学史的线索中梳理出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家们关于技术的思想,以求呈现出一部相对较完整的西方哲学家们认知技术的路径,即西方技术思想史。陈多闻的《技术使用的哲学研究》主要从共时和历时两种视角对技术使用进行审视。既给出技术使用的横向结构解读:技术使用是由技术使用的主体一技术使用者、技术使用的客体——总是物象化为人工物的技术,以及技术使用者和技术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所组成的图景;也做出技术使用的纵向历史分析:技术使用依次呈现出经验型技术使用、实体型技术使用和知识型技术使用的不同面貌,并分别孕育出相应的社会情境。曾鹰的《技术文化意义的合理性研究》揭示出在当下技术危机的文化境遇中,技术文化意义世界的裂变、扭曲与失落及其重构。王伯鲁的《技术困境及其超越》,在广义技术范式下,系统分析技术困境的结构、表现、演化机理,以及超越技术困境、谋求人类解放的路径与对策等问题。陈凡、傅畅梅、葛勇义的《技术现象学概论》,考察了技术现象学起因,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向度及演进趋势,非哲学的技术现象学研究,经验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范例,“装置范式论“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纲领,以及技术现象学与STS研究、工程实践等问题。而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如朱葆伟、赵建军、高亮华主编的《技术的哲学追问》,王大洲的《技术、工程与哲学》,李伯聪的《工程哲学和工程研究之路》和刘孝廷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著作,则从更宽泛的视野讨论了工程和技术问题。

实用技术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技术哲学研究虽日渐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更这论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对30年来技术文化批判展开“自我反思”,不仅关系到技术哲学发展前景,对推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乏参照价值。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呻吟,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当人类在栽种、培植中体味到“文化”时,当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决物欲的问题,但作为一种高出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手段,文化随即证实了人的本质力量,证实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觉位置,证实了人能创造出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建立人文价值的制约机制,在总体上控制物质欲求,提高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永恒的追求。否则,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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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介;艺术学理论;教学模式改革

1新媒介语境下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索的必要性

艺术学理论课程作为高校美育与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构,在我国高校艺术教育当中承担了重要角色。当前我国高校的艺术学理论课程主要包含艺术学概论、艺术史、艺术批评等主干课程。与艺术实践类课程相比,这些理论类课程所具备的共同特性是:第一,艺术学理论抽象,趣味性低,学生接受度低,课堂互动性不足。第二,艺术理论类课程教学方式传统,教师较喜欢采用传统的讲授模式,教学手段较为陈旧,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参与度低。当前时代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媒介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使传统教学模式有了可资利用的新型媒介工具。在新媒介语境下如何更好地改进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模式将有可能对我国高校教学模式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2媒介技术的历史演进及新媒介技术介入高校艺术类理论教学的现状

2.1媒介技术的演进及当代语境下对新媒介技术内涵的阐释

媒介是传递与交流信息的手段与载体。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所使用的媒介突破了身体局限,人类进入体外媒介时代。纸的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古登堡印刷机术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进入机械复制时代,印刷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大量廉价的书籍、报纸、杂志出现,普通民众因此拥有了受教育的权利。电话、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出现是媒介技术史的一大革新,电子传播时代,人类信息传播获得了快速发展,人类可以自由获取信息资源。当前所处的社会已经被网络媒介技术、数字媒介技术、数字通讯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宽带局域网等媒介技术所包围。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新”其引申义为与旧相反的新出现的事物。质言之也即,“新”的内涵与外延是与“旧”相对而言的,对于任何一种媒介技术而言,“新”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语境而言的,与当时社会所使用的媒介技术只要是相对于旧有媒介技术的革新,那么这种媒介技术在其所处的语境下就可以被称为新媒介技术。置于当前的社会语境下,人们所述的新媒介技术特指那些通过互联网络、卫星与无线电通信,以及手机终端、电脑终端、数字电视、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为接受端口的,可以向广大受众提供信息传递交流的媒介技术形态。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介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为当前社会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均带来了新的契机。特别是对于高校来说,新媒介技术对整个高校理念与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于高校艺术类教学而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高校艺术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媒介逻辑,它推动着高校艺术教育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以对新媒介技术内涵的阐释为逻辑起点,通过全面分析当前社会语境下高校艺术类理论教学的现状以对之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策略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的。

2.2当前社会语境下新媒介技术介入高校艺术类理论教学的现状

当前在高校艺术理论类课堂的教学当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现状表现为:新媒介技术成为高校艺术教学的重要资源,但是在艺术理论类课堂当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主要体现于多媒体教学当中。在艺术学概论、艺术史、艺术批评等主要的艺术学理论类课程教学当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主要表现在PPT的制作方面。以历史的眼光来进行审视,PPT运用于教学当中对于之前的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一种大的改进,可以使课程所涉及的一些著名艺术作品以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得以呈现,同时也减少了高校教师制作文字文本的时间,提升了课堂教学效率,但是从更深层次进行考量,这种教学模式只是辅助高校教师完成了素材搜集、文本书写等任务,它无法将课堂所讲授的内容与新媒介技术做深层次的融合。在艺术理论的教育当中始终强调艺术审美价值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仅是停留在一种浅层次的融合无法很好地实现理论育人,“艺术美,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艺术作为一种人类情感与意义领域的象征符号”[2]艺术审美价值涵养人的目的。因此如何将新媒介技术应用于高校艺术学理论的课堂教学当中对于高校艺术教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新媒介技术运用于高校艺术理论类教育还呈现出下述特征:即最新的媒介技术在高校艺术理论类教育当中呈现出显著的滞后性。诸如VR技术、AR技术在我国科技文化产业领域已获得广泛的利用。在博物馆当中,人们可以很好地通过VR技术、AR技术进行具身性的场景体验。博物馆中不便于进行展示的艺术品可以通过这些先进的媒介技术呈现在广大受众面前,并为其带来身临其境的实景式体验,使得抽象、枯燥的历史文化知识可以生动、立体、多维地呈现给受众。这些博物馆因为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也使得其成为广大中小学生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起到良好的媒介效果。但是,在高校艺术理论类教育当中更多地只是体现于其对网络媒介技术的运用,所谓的新媒介技术的运用其实主要停留于二十一世纪初所发展起来的多媒体技术。这种媒介技术,以历史的眼光来进行审视其为社会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审视,这种单一性的媒介技术的运用是很难与学生的兴趣爱好产生共鸣的,是与当代学生的实际媒介使用水平不匹配的。以现代性的教育思维理念来进行审视,理论类教学虽然是对实践类教学的一种抽象形态,理论源于实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滞后于实践具有约定俗成性。以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审视,对于当前所产生的一些新型媒介技术,高校艺术理论类课程当中应该采用一种开放的理论胸襟来予以吸收,而不再是将新型媒介技术视作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放置于“艺术”理论之外。

3新媒介技术应用于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策略

(1)打破传统课程教学将媒介工具辅助工具的传统教学思维模式,让新媒介技术真正走入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课堂。在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当中,教师需明确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并非是单纯通过借助新型电子设备以快速有效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理论课业成绩为主要教学目标的观念,艺术学理论课程也并非是将理论类课程与新媒介技术的浅层次堆叠。触摸媒体、桌面视窗、智能媒体在课程当中的简单应用,将教学内容以音频、视频、文本、图像的形式加以展现并不能改变传统的“教师传授”“学生接受”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式,并没有因之真正触发学生利用各种媒介真正地将枯燥、抽象的艺术理论课程予以具象化,这种教学思路模式是存在诸多问题的。要想改变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就要从思路上做彻底当前“云计算”“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新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要在艺术学理论的课程教育内容当中与这些最新的媒介技术做深度结合,使学生变要我学,为我要学,鼓励他们运用新媒介技术通过短视频制作,在课堂上积极互动,革新与改变。新媒介技术的特色在于其互动性强。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同时也是普通受众的一部分,普通受众无论是对于智能手机终端还是智能显示屏,以及互联网媒介技术,乐于接受,学生与新媒介平台有着高黏合度,在高校艺术理论类课堂中,教师发掘新媒介技术的交互性、可参与性是重要的。要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所衍生的抖音、西瓜短视频、哔哩哔哩网站以及在学生群体当中广受欢迎的智能化媒介终端,将理论知识的传授与这些新媒介技术做深度结合,调动学生积极性参与课堂学习。(2)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将抽象性强的艺术理论类课程变得具象化,提升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与实操性的实践类课程相比,艺术理论类课程以其高度的概括性与抽象性著称。自从艺术学从美学当中分离出来之初,就决定了其与美学之间存在天然联系性。如何将抽象的艺理学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形象的视频、图像、文本或者图形甚至是动画,对于艺术理论类课程的学习是重要的。比如在艺术史论课程的讲解当中,会涉及对具体作品的讲述,这就需要教师确立起新媒介教育的思维理念,将新媒介技术融入对作品的讲述当中,使得艺术史论当中所涉及的年代久远、历史悠久的作品生动起来。如大英博物馆曾使用3D媒介技术将中国的山水画《秋林读书图》打造成三维动画。在艺术史论的讲解当中不仅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媒介资源进行教授,也可以鼓励学生参与课程建设,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动手利用新媒介资源共同梳理史论知识。(3)结合门类艺术学科特征,利用新媒介技术促进艺术理论类课程的“个性化”,促进学生深度学习。艺术理论类课程是高校艺术类专业的必修课,在艺术学门类下又包含戏剧影视学、美术学、音乐舞蹈学、艺术学理论、设计学等一级学科,同时广播电视编导、数字传媒艺术等众多二级学科的存在使得这些不同专业的学生对艺术学理论的知识偏向与接受力是有差异的。艺术学理论类课程是艺术实践基础上的升华,对于不同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要想学好该门课程,用他们熟悉的艺术语言来进行理论的讲解是达成其深度学习的有效路径。将智能写作机器人“快笔小新”、新闻机器人“张小明”“腾讯翻译君”“腾讯微信智聆”等新媒介技术融入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艺术理论类课程的讲授当中其效果必然好于枯燥的理论讲述,利用数据挖掘、算法对美术类专业的学生进行数据挖掘,勾勒其爱好图谱,将AR、VR、数字媒体技术运用到艺术理论所涉及艺术作品的图像转化与处理当中,将能“最大限度地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3]更好地培养起相关专业同学的理论思维与观察能力,以促进其深度学习。将新媒介技术应用于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当中,对我国高校艺术理论教学模式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参考文献】

[1]宋芳斌.李格尔与福西永的形式主义思想及其“视觉性”溯源[J].四川戏剧,2018(6):58-62.

[2]李晓燕,甘锋.杜威传播思想的再审视及其当代价值的再评估[J].新闻界,2018(10):4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