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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语言论文范文1
装饰绘画常常被看成是设计艺术中的主要表现手法，而传统绘画中则多采用真实感觉和实际感受获得形式的表达。实际上，在具体的绘画创作过程中，对形式的感知是与其他艺术创造过程具有内在的相同性和关联性，采用装饰意味进行绘画的语言表现亦是现代绘画创作中经常采用的方式和方法，尤其在近代的西方，装饰绘画给现代主义艺术的产生曾带来了一次表现形式的大幅度提升，平面性的绘画对传统语言的扩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给我们在教学中运用平面形式语言的基本训练来进行装饰绘画教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纵观西方绘画历史的发展，从塞尚开始，将物体的存在状态及空间因素给予了平面化的认识；凡·高具有个人符号的笔触不但是激情的表现，也是将事物改变空间关系的认知结果；高更以非常主观化、象征性的平面油画风格，成为西方学习东方的艺术典范。此外，在蒙特里安、莫里迪阿尼、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绘画的平面语言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米罗、克利等艺术家以极端化的平面手法：色块、线、点的构成组合为纯粹的装饰性语言，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这些不但表明了艺术家对作品形式的着意探索，也是他们对作品内涵意义的扩展——试图在绘画作品中注入更多的思想观念和主观能动的创造意义。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也提倡“立象以尽意”的观点，这说明了形式传达意味的关系。美学家王弼也曾说过“得意而忘象”，所谓“记忆象者，乃得意者也”。“象”可以是具体的、切近显露的，而“意”则是更深远的、隐幽的。艺术形式是否具有广泛的感染力，并不在于艺术形式的本身，而要看它所包含的意味是否有感知的内涵。绘画中点、线、面、色彩等的排列与组合，如果能与人的深层心理美感结构相通融，与人的美感经验相吻合，就可以产生形式上的意味，使人获得新的美的感觉。东方是平面性形式语言的发源地，中国传统的装饰艺术语言朴素、单纯，从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形式意味：它们既反映了客观物象的真实，又通过笔画形式把自然的具体事物高度概括，形成了一种线的艺术表现。在原始彩陶艺术中，出现了几何纹、曲线纹、水波纹、网纹、葫芦纹、涡纹、花瓣纹和蛙纹，这些纹样是一种将形象适应于感官的再创造，符合实践感受而又对它们进行了形式意味的概括，再如太极图形以一根相反互动的“S”线，将整圆分为阴、阳互缺又互补的两个相对的空间，一虚一实，相生相合，由此发展出来的许多以互相对应对照的装饰艺术形式，如双鸟、双鱼、双蝶、双龙等，都反映了装饰纹样自然又自由的生动意义。
上述中西方的绘画语言本身所具备的语言构成到造型表现都形成了独具特点的不同风格，装饰绘画因此而显示了形式的基础意味，也为今天的装饰绘画艺术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通道。当然，在装饰绘画的创造实践中，我们在教学中应当强调：不能简单地把一个艺术图案直接搬入画面，这样只是在简单地模仿，而不是创造。装饰绘画创作应该把形式语言看成一种可用的资源，将装饰感受灵活地运用到画面的形式中去，改变原有的单一的语言方式，使平面语言能成为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形成新的思维方法，并在新的媒介材料和语言样式中获取更多的鲜活动力。同时，在平面绘画教学过程中，也要顾及到现代生活内容对艺术形式所提供的新空间，运用新的艺术技能的发展，形成新的形式。例如，传统水墨画中对于构图是比较程式化的，山水中远、中、近三者的关系必须明确，形成上下的重叠关系，山水与人物在画种上的区分，也造成了人物与山水形象在画面中的特定的比例。而现代水墨创作中，则可以用重复、对应连贯等自由、多样的构图，人物与背景的比例也可以随意变换，从而形成不同以往的新的美感和装饰性的平面化语言意味。
绘画语言论文范文2
关键词：绘画艺术语言形态
绘画是运用线条、色彩、造型、构图和一定的形式进行搭配组合而成,完成传达精神内涵的任务。绘画作品的主题有表现形式的作用、有作品内容和作者精神的体现。绘画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连,形式是观念、情感和技术的体现。绘画语言包含技巧、形式和内容的有机融合,它是相互制约和渗透的有机整体,美术工作者的感情是靠绘画语言来表现,这种语言的运用,是根据美术工作者的艺术表现力,来彰显出艺术水准。
美术工作者对绘画语言运用不同,而产生多姿多彩、风格各异的绘画作品。在欧洲,自达?芬奇开始,就形成了传统的写实主义画法,美术工作者通过研究光线揭示形式的方式,发展和运用直线透视法,来获得景深幻觉的规则,通过研究人体解剖,给作品注入全新的现实主义感。他们的作品弘扬了人文主义精神,在绘画的总体风格上,姿势华丽、典雅、宏伟、和谐,写实技术娴熟,形成了“古典主义”画风。
区别与古典画风的印象派画家们,用光、色描绘自然和抒发自己的感情,他们擅长表现阳光和色彩,对瞬息万变的光色变化非常敏感,注重色彩的表现,美术家运用分色技术,将色彩合理组合,使画面变得明快绚丽。印象派画家不再因袭传统的画法,其作品诠释了光色的功用形。在色彩的表现里,印象派画家完美地表现了一种抒情风格,他们很好地运用了绘画语言,给作品注入了抒情性外表美。在西画造型过程中,主要使用形体和色彩语言,即便没有线的使用,其造型行为不会受到重大影响,依然能构架绘画形态;即便使用线界定轮廓,如在轮廓外辅上调子,就会成为立体画面。因此,西画中线是作为表现形体的特殊手段。
各类画派的美术家,都借助语言形式来体现作品的情感。绘画语言的不同运用,产生了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中国画崇尚文、意、趣,是通过笔墨技巧来体现的。笔墨本身是形式的因素,有引起形象的联想和意趣的感受功能。正如蓝色和红色能引起冷暖的视觉感受一样,在宣纸上粗糙的笔墨,能画出老人苍老的视觉感受;水分饱满、行笔流畅的笔迹,给人春天般滋润的视觉感受;流利灵活用笔,能唤起洒脱欢畅的联想;快速多变的用笔,能令人有蛇龙飞舞的遐想。这些笔墨形式,是美术工作者独特风格在艺术技巧方面的表现。美术家们通过构思构图,合理运用笔墨虚实,水韵、墨色和运笔产生的肌理,形成有个性的绘画语言。虚实的表现,是美术工作者灵气的表现,是对画理的悟性。画要有笔墨,无笔墨就不成画,笔墨技巧要与表现内容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创作出最佳作品。这种艺术法已成为中国独有的绘画语言。
绘画语言在视觉方面由点、线、形、光、色彩要素构成。“点”是最小的视觉实体,有探讨视觉形式的作用。一个可视的点是一个吸引视觉注意力的小元素,点可以被表现出来和暗示,可以构成一个情趣的中心,或一幅构图中被强调的部分,处在一个表面上的一个点,好似屋子里的声音一样,使空间有了生机与活力。点可以解释和代表一切。
“线”是描述点的运动轨迹,一个可视的行动轨迹,一条线表现出划线人的精神。一幅画的笔触,穿过风景的一条蜿蜒的河流,被撕破的线的参差不齐的边缘,一个草叶的曲线,每一条线好似每一位画家充满个性、富有表现力的线条一样,是独具特色的。线是人们认识和反映自然形态时最简明的表现形式,线有长短、粗细、曲直之分,有长度、宽度和方向上的不同,是连续不断的或间断的,粗的或细的,有规律的或无规律的,静止的或运动的,直线的或曲线的,线是诸多形式不同的结合体。
在一个平面上,线能界定各种形状,暗示体积或显示所绘物体质量的独立元素。通过线条的组织来创造图案、肌理,描绘阴影。线是阐明视觉形式的基本手段,是对目睹、感受和想象到的事物的一种速写,线是在两维空间表面的长度标准,每一条线或物体边缘都有它的表现特征,其表现形式在视觉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线条的功用表现尤为突出,中国绘画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富有骨气韵味的线条取胜的,线条的运用,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愈来愈富有含蓄性、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
“形”是一种被视为平面存在的形式,一种二维的空间区域,平面是一种剪影或阴影形式的外观。当一条线勾画出一个区域,或当一个面积表面颜色和肌质发生变化时,其面积与周围的面积相分离,形便成了可视的存在。形分有机形和几何形,二者间有明显的界限。自然界的大部分形是有机形,是柔和、轻松、曲线性和无规律的。在人的世界中,最普通的形是有机形、生硬、刻板和有规律的。形表示了人眼感觉到的客观事物的外部形态,又称视觉形。光与色彩也是绘画艺术最主要的造型因素。点、线、形、光、色作为绘画艺术的构成要素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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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活跃和市场的扩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均贫富的格局，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经济发展格局，而且使政治、社会、文化格局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其中最主要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权威、道德权威的衰落以及经济权威的崛起。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农村社会财富分配的平均化趋势，用财富无法划分不同家庭的阶层，农村相应地也缺乏经济权威。村干部所拥有的政治权威几乎是惟一的权威。但农村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后，不同家庭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率先富裕起来的人脱颖而出，从而在政治权威之外逐渐形成了一个经济权威。村干部的政治权威和新出现的富裕阶层，成了乡村管理和秩序重构的最主要的两个博弈力量。总的来说，村干部的政治权威和新富裕阶层的经济权威之间的博弈，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村干部的权威的衰退和新富裕阶层权威的上升相对应。村干部权威的衰退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乡村社会总体上从政治至上时代转变到经济至上时代;二是村干部所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村民有求于村干部的事务也越来越少。相对应地，农村企业家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他们不仅影响到本地的就业和收入，而且还影响到本地的资金周转。有的企业家通过捐款等慈善行为，还能够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或村民福利。所以，农村企业家的影响总体呈上升趋势［14］(P131－206)［15］。村干部和农村企业家的关系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合作关系，即村干部和企业家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二是竞争关系，大多数情况是企业家对村干部的权威构成了挑战，甚至企业家直接竞争村干部。
2．农业劳动者的减少和务工人员的增多。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从表1可以看出，从1980到2012年间，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总数有逐年下降的趋势。2012年，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3．1%，还不到1980年(78．9%)的一半。表2展示了更详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从行业分布和从业时间两个指标来看，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虽然逐年下降，但仍占到50%左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虽然有些人看起来仍在从事农业，但实际上用在农业生产上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都已经外包给农机服务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者人数会越来越少，而务工人员的人数则越来越多。这是农村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
3．知识取代经验，成为农村发展的主导型因素;相应地，老年人地位下降，年轻人地位上升。在传统中国，经营或生活模式都比较固定，所以经验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老年人有更多的经验，所以主要由老年人主导社会秩序。但在农村改革后，新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农村工业的兴起，还是农业新技术的应用，都超出了传统的经验。因此，知识相对于经验就显得更重要。由于年轻人在学习新知识上的能力更强，所以在经营方面也就拥有了更多的决策权。笔者在章丘市白云湖镇调研时，就证实了这种说法。当地最主要的产业就是废品回收。收废品需要一定的知识，不同种类的塑料、金属，价格差别很大。年纪大的人在辨别能力方面，显然不如年轻人。所以，这里的年轻人地位更高，甚至家庭财产的支配权(主要是现金开支)也主要由年轻人掌握。知识对于经验的取代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或经营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上。日新月异的家用电器、新式服装、新的文化娱乐形式以及新的交往方式，都与传统不一样。在新风气迅速取代旧风气的情况下，老年人不得不感叹自己落伍了，且不得不将更多的决策权移交给年轻人。例如，在家庭消费品购置和翻盖房屋方面，年轻人都有很大的话语权。
4．在社会组织方面，家族让位于新兴组织和政府组织。家庭和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1949年以后的集体化运动打破了这种格局，建立了超越家庭和家族的组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但因为这种组织的无效率，以大包干为主的农村经济改革又恢复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格局。农村改革之初，超越家庭的生产和经营并不普遍，村委会仍然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组织。但在农村市场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大量超越家庭和家族的经济组织已经发展起来。首先是企业，大量存在的企业已经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并且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例如，威海市大量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都是在企业就业的。其次是合作社。2012年，山东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13784个，合作社总量达到70336个。2013年，山东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均社员数量为53户，入社农户比例达到了16．1%。可以看出，各类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村的一个重要经济组织。同。在传统的地方秩序维持中，家族起了很大的作用。各类纠纷基本都靠各个家族有威望的人物协商解决，家庭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族。但现在，家族势力有分化、衰落的迹象①。各类民事纠纷，也更多地靠公权力解决，而不是靠家族协商或调解。例如，在纠纷中如果发生打斗现象，很多人会打110，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叫自己的近亲来帮忙。通过诉讼来解决民事纠纷，也逐渐成为农村的时尚。
5．传统伦理的衰落和物质欲望的泛滥。改革开放以后，对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最终归结为对金钱的追求。财富的变化导致了村庄阶层的重新分化，财富成为衡量家庭在村庄中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遭到破坏。在此环境之下，拜金主义盛行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拜金主义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的人情，而且导致了很多违法现象的上升。例如，在目前的农村，儿女不养老的现象较为普遍。为了房产、养老等问题而导致兄弟姐妹反目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更甚的是，很多人不以违法为耻。只要能够挣钱，即使是违法，也会受到很多人的效法。
二、农村社会结构和阶层分化的基本动因:农村专业化趋势和农民职业分化
(一)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都没能摆脱自然经济状态。从表3可以看出，1952年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6．6%，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95%。1980年，虽然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降低到了32．1%，但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仍然达到93．0%。可见当时产业是非常单一的，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都在农业部门就业。此后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分化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农村多年以来的自然经济格局，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也逐年下降，1990年下降到了74．9%，2000年下降到了67．7%，2012年进一步降到了46．8%。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不到总数的一半，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都已经到工商业部门就业。以前农民的财富积累几乎完全靠农业经营，而农村改革以后，工商业成为农村财富积累的新来源，而且工商业财富的积累要比农业快得多。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导致了家庭财富的迅速变化。由于家庭财富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阶层分化，所以产业分化是阶层变化的重要动因。从表4可以看出，2012年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全国达到了43．55%，山东则更高，达到了46．40%。而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全国和山东分别是44．63%和44．83%。但在家庭经营收入中，全国仍有大约23%来自二三产业。家庭经营收入，2012年山东没有三次产业的数据，但从2011年的数据看，其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也达到了25%以上①。由于工资性收入基本是通过在非农产业就业得到的，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占到了纯收入的50%以上。这说明，来自农业的收入已经不再是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主要的收入都来自二三产业。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商业部门就业，农业生产专业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主要体现为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保持了较快增长的速度，年均增长率达到6．1%。2012年，山东全省农机化综合水平超过了81．5%，其中粮食机械化程度达到88%，经济作物达到58%。在粮食作物中，小麦机收率超过97%;玉米机收率达80．8%［20］。由此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很多作业环节都已经外包给农机专业服务组织或个人，农业专业化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极大提高。
(二)专业分化导致的农村人员流动性增强，社会交往的距离拉长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相适应，中国传统乡村是相对比较封闭和稳定的，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农村改革以来，更大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导致了农村各种要素的流动性大为增加。其中对农村阶层分化和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的流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能够经常到外地特别是城市的人，在农村仍然是少数人。农村改革之后最早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基本都是与外界联系比较多的人。随后逐渐形成的企业家阶层，基本上都是由这部分人构成的。但此后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流动规模越来越大，以致于出现了“民工潮”、“春运”等中国特有现象。从表5可以看出，山东农村劳动力虽然跨省流动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在省内流动的规模和频率还是比较高的。2010年，外出劳动力达到了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8．67%，2011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2．41%。从外出劳动力就业地点上看，乡外县内和县外省内的占到了绝大多数，而其中地级市和县级市是主要的就业地点，出省就业的人很少。在外出劳动力中，大多数人都从事第二产业，从事农业的人微乎其微。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之所以对农村阶层分化和形成造成影响，一是外出劳动力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即务工人员阶层，而且这个阶层将不断壮大。二是外出劳动力对本村原有的阶层形成了冲击，从而刺激着原有阶层的变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外出打工人员回家创业，从而从务工人员阶层跃升为企业家阶层。
(三)现代知识多途径输入农村农村阶层的变迁与现代知识向农村传输不无关系。现代知识进入农村，成为年轻人的时尚，改变着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现代知识对农村的影响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代科技向农村的传输，不仅改变了农村传统的产业结构和就业机构，而且提高了年轻人的地位。因为年轻人接受现代知识更快，在积累财富方面的能力也就更强。二是现代知识和现代风尚改变了农村的风俗和风气。例如，在传统中国，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孝”，所以老年人的地位比较高。但现代知识显然更注重平等，从而间接削弱了老年人的地位。三是年轻人显然更熟悉法制和正式制度，他们对正式制度的接受也间接地削弱了传统的风俗和家族地位。例如，对110警察快速反应机制和法庭的诉讼机制，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四是在现代知识影响下，年轻人更注重自我和公平，更不容易接受权威主义，从而间接地削弱了村干部的权威。现代知识向农村的传输最主要的途径是媒体。电视的普及以及网络在农村的普遍应用，都能够使农村居民特别年轻人以最快的方式接触到现代知识和文化。电视和网络不仅打破了城乡的界限，而且打破了国家界限。此外，人员流动对现代知识向农村的传输也起了很大作用。无论是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还是城市居民流动到农村，都能够将城市文化和城市思维方式传输到农村。公共服务向农村的普及和推广，显然加快了现代知识向农村的传输。交通设施的改进有利于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交流，特别是人员交流。现在，年轻人没有到过城市的微乎其微。有线电视、无线网络在农村的普及，都成了现代知识在农村传播的有效途径。
(四)农村专业化与组织多样化农村的专业化导致了很多新兴经济组织的产生，例如，企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这些新兴组织和政府组织无疑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阶层状况。打破了传统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家庭已不再是最主要的生产单位，越来越多的人正走出家庭，加入企业等经济组织。家庭的收入也已经不再依赖于家庭本身，来自企业、公司、合作社等组织的收入越来越多。几千年来牢固无比的家庭结构，在市场和经济力量的侵蚀下正逐渐瓦解，农村正在进行千年未遇的结构重组。政府组织向农村的渗透，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和家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村干部的权威:村民们可以越过村干部，直接与政府组织打交道。以上四种农村社会变迁现象，都可以用分工深化来解释。是农村的产业分化导致了劳动力转移和新兴组织的产生。现代知识输入农村，则是城市发展和全国范围内甚至全球范围内分工深化的结果。
三、农村阶层变化对社会管理的后果和影响
农村阶层变化虽然有积极的效应，但同时导致了很多问题，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农村精英大量流失城乡交流的不断增加在促使大量现代因素输入农村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农村优质因素流入城市，导致了农村的贫血。1．农村经济精英的流失。农村的经济精英通过两个途径流失:一是农村的企业家正大量地向城镇转移，目前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和各地出台的吸引资本进城的优惠政策，更是加剧了这个进程。城市优良的生活环境，特别是文化和教育环境，对农村的富裕群体有很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农村高收入群体，特别是企业家群体转移到城市居住。二是青壮年劳动力正大量流失。在发达地区，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镇寻求就业，导致乡村出现了空心化。例如，在威海的乡村，很难找到年轻人了。在不发达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也导致了村庄的空心化。2．农村政治精英的流失。在城镇化浪潮中，大量的农村政治精英也流入了城镇。例如，在平阴县、章丘市等地方，都出现了大量村干部到县城购房并居住的情况。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农村的治理。
(二)管理队伍的频繁更迭和农村治理的内卷化农村治理内卷化是指农村治理陷入一种停滞或徘徊的圈子，而无法进化为另一种高级状态。当前农村治理有内卷化的趋势。首先，村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不仅在公共服务供应上，农村没有达到城市的标准，而且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一直没有保障。农村土地仍然保持着集体所有制，政府可以随意征用农村的土地，而土地补偿款却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农村的住宅却一直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农村的财产无法用市场价格定价。在社会治安方面，以警察为主的国家机器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乡村安全，以致于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劳务输出较多的地方，出现了盗匪横行无人敢管的局面。例如，在鲁西南某些劳务输出比较多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盗贼偷牛主人不敢出面制止的现象。农村赌博现象也很常见。其次，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虽然村委会名义上是选举出来的，但由于选举过程弊病百出，所以村干部和村民之间时有矛盾发生，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问题。虽然在绝大多数地区土地都已经承包到户，且一定30年不变，但村干部及其亲属多占耕地的情况还相当普遍，土地问题仍然是村干部与村民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村集体财产问题。在一些仍然保留了部分村集体财产的地方，如何使用或处置这些财产也是一个矛盾的焦点。三是宗族关系问题。在一些宗族关系和谐的地方，村干部往往成为某一个宗族的代言人，或者村干部换届选举成为宗族竞争的焦点。在资源丰富的地方，村民委员会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贿选、家族式竞争非常突出。例如，在集体财产数量比较大、征地数额比较大的地方，村干部都可以借机获得大量的好处，村干部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贿选现象很严重。村民委员会竞选的白热化导致了农村管理班子的频繁更迭。另外，在一些空壳村，则没有人愿意出任村干部。
(三)农村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由于传统的治理机制和保障机制已经濒于失效，市场扩展以后新的治理机制和保障机制尚未建立，所以农村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矛盾或混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秩序的紊乱。市场经济是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作保障的，但在农村，并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相关制度有待完善。首先，由于农村居民法制意识淡薄，信任体系不完善，合同法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违约现象非常普遍。其次，农村金融和信用制度体系很不完善，个体农户较难从正规的信用机构借贷。其结果是高利贷普遍存在，因此而发生的经济纠纷也不在少数。虽然各地都出台了一些办法来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如几户联保，但总体来说，农村贷款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最后，国家监管制度在农村地区比较薄弱。在城市难以生存的假冒伪劣产品，大多转移到了农村。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对农村市场进行有效监管的机制。2．社会保障机制仍不完善。近几年虽然各类保障制度已经延伸到了农村，对农村的生活改善起了很大作用，但力度仍然不够。例如，农村大量的贫困人口仍然无法得到足够的救助，虽然新农合已经普及，但农村因病致贫的现象仍然存在。2013年，山东新农合覆盖率达到了99．88%，实际报销比率达到48．99%，新农合的大病报销比例达到了50%以上［21］，但对于很多农户来说，自费支付的那部分仍然是很大的负担。2013年，山东农村低保标准平均达到2406元，256万人受益［22］。但总的来说，一是低保的比例仍然偏低，二是额度还有待提高。而且在不少地方，低保户的选择还有问题。很多村干部都优先选择自己的亲属，不管他们是否符合低保标准。
(四)文化变迁和道德秩序的瓦解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指新教伦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从而塑造了一种新文化。中国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有的文化系统逐渐解体，而新的文化系统尚未建立。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和文化体系的变迁，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0］(P37－71)。1．从人情社会到拜金主义。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从传统农村盛行的婚丧嫁娶“随份子”的风俗，就可以看出人情社会的基本特征①。改革开放以后，对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最终归结为对金钱的追求。财富的变化导致了村庄阶层的重新分化，财富成为衡量家庭在村庄中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在此环境之下，拜金主义盛行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2．社会约束的弱化由于中国农村传统上是一个乡土性的、封闭性的社会，所以，农村的社会约束基本上是靠诺思所谓的非正式约束，亦即依靠惯例、习俗、习惯等。传统农村的封闭性使得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个熟人社会，特别是在村庄之中，熟人社会的特征就更明显。非正式约束是与熟人社会是相互契合的、有效的约束。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农村流动性的增加，村庄的封闭性被打破了，人们越来越多地与陌生人打交道，非正式约束的效力就大为削弱。村庄的秩序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村庄中骗人和被人骗的事例大为增加。赚钱的欲望甚至使很多人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从事非法交易，个别村庄里的很多人因为与盗窃犯勾结或为盗窃犯销赃而被捕。令人惋惜的是，人们并不以盗窃和销赃而感到可耻。相反，因此挣钱的人反而感到非常骄傲。3．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非观念的弱化在市场经济和金钱欲望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出现了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在村庄内部，往往金钱的多少决定着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物质欲望成了最大的追求。传统的乡绅阶层受到了冲击，在市场经济中社会阶层有了新的划分。一批富裕起来的人进入了社会上层。在现阶段这个转型期，原有的社会约束正在失效，新的社会约束尚未建立起来。在金钱欲的冲击下，不顾社会约束而追求财富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出现了笑贫不笑的倾向。社会平等观念缺失，是非观念也大大削弱，金钱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惟一标准。在这种风气之下，消费攀比之风盛行。有些村民频频更新住房，在一个侧面体现了这种不良风气的蔓延。
四、结语
绘画语言论文范文4
论坛开幕式上，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张学立首先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就论坛召开给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发展带来的推动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心愚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共谋学科理论发展，共同推动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一个开放性学术平台。张昌东指出，本次论坛从区域、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田野方法，对深化当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作了题为“学科兴衰的原因”的主旨报告。报告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闻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会议记录为例，回顾并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幕式由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5.关于民族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探讨了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视角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教授将国家通道的路线与傩文化传播的路径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田野点，讨论了国家控制与地方互动中的普适性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陈晓毅研究员重点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都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
绘画语言论文范文5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 师生互动 大学英语课堂
一、引言
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关于课堂互动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从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从知识获得的哲学高度来探讨第二语言习得的社会属性，关注互动发生的社会因素，强调语言学习首先发生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国外基于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二语课堂中师生互动能力的研究课题较广，大致概括为：1.学习者和教师在互动过程中的表现;2.协商及反馈在交互活动中的促进作用;3）支架式帮助对学生交互能力培养的影响与作用等。受国外课堂互动话语分析的影响，我国于20世纪末期开始引入社会文化理论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课堂互动能力的培养。一些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运用社会文化话语分析法关注互动话语的知识共建功能及互动话语语言本身来探索提高师生课堂互动能力的模式，这也成为课堂互动研究的主要力量。我国目前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课堂互动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二语教学课堂互动策略研究;2.二语教学课堂互动模式研究;3.二语教学课堂互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二、社会文化理论的内涵及其启示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是Vygotsky 基于儿童认知发展逐步建立的关于认知发展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社会性学习的结果，是文化与社会关系发展内化的结果。内化是社会调节的过程，由人际间活动和个体内部共同活动共同构建。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认知功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该理论被引入到第二语言习得后，SAL研究领域对社会文化理论的兴趣日益增强，研究者们对语言习得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更加关注，纷纷把社会文化理论引入SAL研究领域之中。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学习者通过他人调节，借助支架式帮助，完成学习任务，潜在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实际发展水平。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用语言与他人互相作用，进行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因此，外语教学要充分考虑外语课堂教学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教师要鼓励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课堂话语的支架式功能。因此，教师不应只是知识的传递者，还应发挥其中介者的调节作用，为学生提供合作学习活动，促进学生语言知识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及内化。
三、大学英语课堂互动策略探究
1.鼓励学生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学习最好的动机。英语课堂教学要提高互动活动水平，增强互动的趣味性。吸引所有学生包括英语水平暂时落后的学生都乐于参加到英语课堂教学中，避免将课堂互动变成教师和英语优秀学生的秀场。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求学欲。
2.转变教师的传统角色。在传统英语课堂上，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管理者和控制者，学生大多被动的接受，教师主导一切，学生机械地听从。在互动课堂上，教师要首先转变其在课堂上的角色和地位。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教师要用爱心耐心真正地尊重学生、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互动教学，这样才能促进师生间情感的交流，从而有利于课堂上的互动教学。
3.建立积极的互动教学过程。
a.话题活动与引导性提问。在互动课堂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给学生一个话题，让他们充分互动讨论。然后，教师通过提问的方式来与学生互动。针对课堂提问，教师要把握好提问的时机和提问问题难易度。提出的问题要注意给予学生时间思考，对于难一点的问题，教师还应注意慢慢引导，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课堂面子。
b.分组活动。目前我国的大学英语课堂学生人数不少，因此，分组讨论活动可以为每个学生提供充分的表现机会及平等参与的机会。分组的标准可以依不同的活动来定。例如，可以按照座位来分，也可以按照性别来分，也可以按照学习能力来分。每个小组成员在各自小组里与组员共同交流、共同学习、互相帮助，从而达到互动学习的目的。
4.课后反馈。反馈可分为教师反馈和同伴反馈。在英语互动课堂中，教师应有效地向学生提供及时的反馈，帮助学生了解错误，促进下一阶段的学习。学习者的同学即同伴也应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为同学提供相应的反馈，帮助同学共同进步。但要注意的是，不管是教师反馈还是同伴反馈，均应考虑学生的性格及提供反馈时的场合，注意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