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理机制论文范文1
1.1设备陆路运输风险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关于陆路运输风险控制，由于我公司对整个工程设备及材料全部采用火车和汽车运输无操作经验，另外，由于项目所在地与新疆毗邻，如果设备及材料在新疆制作越多运输成本无疑会越低，因此，我们决定组团赴新疆调研，主要需要搞清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新疆制作大件构件或设备的能力，二是新疆和阿拉山口的运输、仓储和吊装能力。掌握这些情况后，对于我们顺利执行合同、有效控制运输费用指标提供了决策依据。赴新疆调研结论:1）新疆乌鲁木齐制造加工水平和质量有限，因此有机加工要求的质量要求高的大件不能在新疆分交。例如水泥磨机筒体目前新疆无一厂家来承担制作。2）窑尾预热器、部分设备壳体、非标管道及料仓等可以在阿拉山口设制作基地，目前有两家新疆公司愿意承接制作。天山建材机械公司有业绩优势，又是同系统企业，但加工能力有限。新疆建工安装钢结构公司加工实力较强，但水泥行业业绩较少。选择应通过招标谈判来决定。3）水泥厂用的工艺管道、供排水管道等都可以在新疆钢材市场购置，价格据称与内地相当。但耐火材料、保温材料必须从内地采购，因新疆产品质量较差。4）确定一家有实力的运输公司作为本项目的设备及材料商。内地采购的机电设备大体上采用国际联运火车专列到哈方口岸多斯特克换装。超大件采用汽车运输到霍尔果斯口岸，包括在新疆制作制作的钢结构超大件，要求业主派涉外汽车来接货。5）水泥磨机运输至霍尔果斯口岸的吊装问题，口岸的吊装能力有限，只有最大起吊能力40t的吊车。解决办法（1）在乌鲁木齐租用汽车吊；（2）运输商申请涉外直接运输至工地。采用方式需进一步谈判协调确定。项目设备运输的基本情况是：本项目超过95%的设备及材料均在中国国内采购，采用铁路、公路、以及公铁联运等方式，将设备主体、零部件以及安装机具、材料等运往哈萨克斯坦项目工地海关仓库。本项目自天津、徐州、兰州、沈阳、乌鲁木齐等地集货发运，共计运输货物约35000方，总毛重12000吨。全厂设备材料运输周期从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历时近一年。项目最重大件为97吨的水泥磨筒体，采用全程公路运输，运距长达7000余公里。通过对项目设备运输的前期策划和注意风险防范，了解和掌握陆路运输的特点，项目运输成本得到了有效控制，并较圆满地完成了项目设备运输工作。
1.2原材料涨价和汇率风险控制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业主项目融资期花了较长时间，项目合同额20%预付款迟迟不能到位，在基本设计经双方确认后，施工图设计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支付预付款和开出设备供货L/C，原因是业主与银行的贷款协议未签，直到2008年9月26日才收到项目合同预付款。关于项目延期、原材料涨价和汇率风险，如果我们在基本设计完成后较短的时间内收到20％预付款和40％循环L/C，即开始了合同履行，即使存在项目拖延现象造成采购成本上升和汇率走低损失，我们也没有充分的理由提出索赔。但在2008年2月15日完成项目基本设计确认后的超过半年时间，业主未能落实项目建设资金，致使项目不能连续开展工作。当时在2007年下半年，美元汇率走低明显加快，进入2008年则更快；国内CPI、PPI指数逐月增高，08年1－3月份达到了近十几年的新高；原材料特别是钢材的涨价幅度令人吃惊，较合同签约时涨幅超过50%。因此，在2008年4月14日根据项目经理部的申请，由公司国际事业部向业主提出了合同价调整申请。5月21日业主回复邮件同意补偿合同额5%，并要求我们尽快答复。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讯息，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个时机。我们根据采购部、SM公司和有关厂家主辅机询价信息并考虑合同再延期及PPI的影响，故在5月24日给业主回复了一个机械设备涨20%，电气、材料及运输等涨10-12%的回复邮件。5月28日业主给出回复邮件，强调他们只接受汇率损失，金属及其它材料上涨不予承认。5月30日我们经与国际事业部讨论，回复了一个措辞较为强硬的回复信函。应我方的邀请，业主决定来中国，2008年7月7日包括业主董事长、总经理和项目总监一行6人来天津谈判。由于我们准备充分，谈判较为成功，签定了一个重要的项目合同协议，解决了如下主要问题：a.美元汇率补偿;b.原材料涨价补偿;c.20%预付款和40%循环L/C时间表;d.项目名称重新确定。这样在项目的初设阶段，由于业主融资不畅拖延了项目进度，但我们通过各方努力工作和有效配合，最终获得了业主合同补偿，为控制项目经济风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使本项目基本顺利过渡到项目中期阶段。关于80%的L/C，主合同规定是开40%的循环L/C，即当信用证上的金额议付完后自动循环至40%满额度。但哈BTA银行从未操作过这样的L/C，故拒绝之，因此，我们提出要求同时开两张40%L/C，而业主为节省银行费用只同意先开一张，半年后或第一张议付将结清时再开第二张等额的L/C。我们经研究同意了业主的要求，虽有风险，但还可控。关于需业主方提供的设计资料，在基本设计阶段已经解决，并且设计专业负责人在哈的基本设计确认会上与业主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了开展施工图设计的会议纪要，现场情况基本掌握。事实证明这种积极推动项目的进展和控制项目风险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为顺利按期完成施工图设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项目风险无处不在，贯穿着每个项目管理阶段和环节。前面提到了项目开始阶段的风险识别、预测、控制，包括项目合同总价的调整；实际上，项目风险控制的最佳手段是项目风险预测而绝非风险处理，因风险处理本身存在着风险。风险处理实质为危机管理，危机是风险量变累积的结果。以下介绍一下项目中期阶段的一个危机管理过程或出现的一个“管理危机”是如何化解的。
2项目管理危机产生的背景
在2009年4月中旬，我们从中国EM银行得知哈TB银行出现债务危机，需进行债务重组，何时完成重组未知，并建议我们不要进行设备供货，那时项目主机设备制造基本完成。实际上哈TB银行出现的债务危机是美国07年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量变累积形成的。在2009年9月下旬哈TB银行声明债务重组结束，中国EM银行通知我们可以发货了，因此，我们在10月下旬开始了第一批设备火车发运，在11月上旬向中国EM银行递交了首次设备款议付手续，但直到12月底中国EM银行没有支付任何货款，原因是哈萨克斯坦TB银行法律陈述书尚未开出，该法律陈述书是哈TB银行与中国EM银行的贷款协议条件之一。不能开出法律陈述书说明哈TB银行债务重组工作没有彻底完成，项目设备供货议付就不能实现。
3项目危机管理的应对和决策
当时我们认为项目处于“危机管理”中，一是哈TB银行法律函何时开出情况不明，货款不能议付；二是设备发货陆续进行已势不可挡；三是第一批安装人员签证基本办妥等待下厂，第二、三批人员也已作计划安排。根据当时我们与哈TB银行、中国EM银行以及业主的诚信和实力等情况判断，我们决定（1）为推进项目进展，设备发货继续进行；（2）第一批安装人员在2月下旬下厂；（3）继续与业主协调支付合同增补款。我们积极推进项目的实际行为和真诚的工作态度，这种无形的“施压”方式，可能感动了“上帝”。业主终于在2010年3月26日T/T汇出合同增补款，暂缓解了我们发货不能议付的压力。这也证明了“危机”既是“危”也是“机”，如果没有出现银行议付危机，可能合同增补额将难以被收款，即存在着“讨债”风险，因为它是不可控的。当时我们始终相信业主有能力说服哈TB银行开出法律函，即使不能尽快开出，业主作为哈南方最大的石油企业可自筹资金逐步解决，业主董事长也表明了这种态度。10年4月中旬，项目经理部移至现场，一方面继续与业主协调哈TB银行法律函问题；另一方面与安装队策划设备安装计划，包括设备开箱检验、人员签证下厂等事宜。当时，我们与业主财务总监的谈话中了解到哈TB银行担心3年还款期不足以还清贷款，希望3年还款展期至6年。业主委托哈TB银行与中国EM银行的贷款协议是2009年2月XX日签定，建设期与还款期各为3年。即，建设期：2009.2.XX—2012.2.XX还款期：2012.2.XX—2015.2.XX从上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出，（1）贷款协议签定较晚，哈TB银行开出的设备L/C是贷款协议签定之前，因此实际上2008年9月26日还未具备项目开始计时；因为本项目哈TB银行仅仅是开证行，议付行是中国EM银行，所以先开的L/C是暂无效的；（2）业主对建设工期的担忧，其负责的土建施工虽提前至08年10月开始，但业主认为施工周期可能超过2年多，安装周期也会拖延，整个建设周期会超过3年。我们帮业主财务总监分析了项目建设期可提前至2010年12月底完成，还款期可以在2011年3-4月份开始，即差不多提前一年的还款时间。另外，水泥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吨5500坚格左右（相当于250元/吨），因为哈萨克斯坦的电费、煤价很便宜，人员定额工资与中国相当，只是石灰石购置成本较贵。而水泥价格高出中国平均价50%以上。每吨水泥的利润至少为50美元（以散装水泥计），若按第一年生产50万吨，第二年生产70万吨，第三年生产90万吨，则（50+70+90）×50=10500万美元，这三年足以还清所有贷款，何况项目将可能提前一年投产。另外，我们也表达了投产达标后可以继续提供有偿生产服务的意愿。因此，我们多次与业主高层交流协调后，业主高层似乎拨云见日、信心倍增，决定亲自前往阿拉木图TB总行协调法律函事宜。
4项目管理危机的化解
2010年4月XX日，董事长一行三人专程来招待所送给我们一份哈TB的法律函“representationletter”。但经仔细阅读后，发现其带有展期条件，故当晚将文件发给国内确认此事。中国EM银行口头答复意思如下：（1）法律函带有展期14个月条件，是否合理需要评估；项目虽未放款，但项目并未中止。展期属于重大变更，哈TB银行即已提出，我行不能漠视。（2）关于协议签订日期（2009.02.XX）并非放款日期，哈TB银行提供贷款协议中要求的全部文件后方可生效；我行要评估一下哈TB银行目前的经营状况及未来的还款能力。（3）要求哈TB银行出具一份正式的函，说明贷款协议提款前提条件已经全部满足。当时我们向业主通报了中国EM银行的口头答复，业主认为可以要求哈TB银行开出不带条件的法律函，并认为“哈方道路已经打通”，下一步只看中方如何“行动”了。因为预付款、增补合同款已付，加上已经开出两个有效L/C，业主觉得哈方已经“万事具备”。我们通过分析认为：（1）要求信贷展期的事应该是业主的要求，而不全是哈TB法律顾问和银行的评估。因为，哈BT和中国EM银行信贷周期2009年2月XX日—2015年2月XX日，共6年，以当时的水泥价格（80-100＄/t）还贷时间足够；但业主对项目建设周期控制和生产管理心存疑虑、十分担忧；（2）业主有利用中国EM银行不放款的机会拖延再要求展期更长时间的嫌疑，由于业主石油公司近几年在石油产业扩展较快，融资量也大，到处借贷，因此还款压力剧增，在近5年中的还款特别集中；中国EM银行的优惠利率是最值得展期的；这样，我们作为第三方是受害者。（3）我们必须采取主动，既然哈TB银行信函中包含了法律陈述书，其展期不是必要条件的话（也不符合双方银行协议条款），中国EM银行可以不理“虚假的展期”陈述理由，写一个回复声明：“法律陈述书”部分可以接受，同意放款；但展期理由不符事实而拒之。通过多渠道与业主、哈TB和中国EM银行刻不容缓、行之有效的协调，包括天津商委领导出面亲自去中国EM银行协调，中国EM银行接受了哈TB的“法律陈述书”，终于在5月下旬圆满解决了项目放款事宜。项目管理“危机”得以基本化解。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工程管理风险向危机转化的临界或开始阶段，敏锐地发现危机的征兆，并根据对征兆的分析判断，及时监测危机的发展速度和影响程度，以采取应对危机、化解危机的可行措施和步骤，这些都是本项目危机管理的成功实践。
5结束语
风险管理机制论文范文2
关键词：ERP；风险管理；系统升级
中图分类号：F270.7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提高企业的管理化水平、加强信息化建设势在必行。ERP系统包含了信息技术与先进的管理思想，尤其是ERP理论逐渐在企业中应用并推广起来，成为一种新的运营模式。它对于改善企业内部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ERP也逐渐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与电子商务技术衔接越来越紧密、纳入产品数据管理PDM功能、增加工作流功能、与客户关系管理的集成化等等。相应，ERP系统软件也更新换代也十分迅速，伴随着业务量的迅速增加，企业对自身信息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系统项目潜在风险也越来越值得关注[4]。
作为一项复杂的项目管理过程，ERP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都潜在着诸多的风险因素：缺乏信息化项目管理意识，项目风险意识淡薄，领导重视程度不高等各种因素[3]，都会影响到项目是否能够实施成功。
在一些大型集团性企业中实施ERP项目，风险管理已经作为一项专题被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企业会请专业的风险评估团队对实施项目进行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理论、方法是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到国内，并应用于项目管理中的[1]。但由于我国风险管理起步晚，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风险意识不强、风险管理机制不完善、缺乏多样的有效实施管理手段等问题。而在ERP项目中能够借鉴的、较为成熟的风险管理理论方法及管理经验也十分欠缺[2]。
本文借助ERP系统升级项目，对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不仅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风险，也希望对相关项目风险进行案例分析总结，为以后项目的实施建立有效的ERP项目风险管理的理论与经验。
1 ERP系统升级项目风险分析
诸多大型企业随着内部业务量的激增、管理核算需求的增加及软件自身的更新换代，均面临ERP系统升级问题。在实施ERP系统升级项目中存在的若干潜在风险也越来越得到更多企业的关注。从整体实施而言，其潜在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1 行业的业务特点对项目的成功实施形成考验
大型企业内部运作方式、管理核算方法存在明显的行业特点，且几乎不为行业外所了解。尽管行业内在实施大型ERP项目时大多采用ERP业内具有雄厚技术实力和丰富经验的企业，但不了解内部行业管理经营方式、行业特点和运作模式成为这些ERP系统升级项目实施和管理中的弱势所在，导致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影响项目成功实施的潜在风险。
1.2 项目实施要求高、范围广
首先，大型的集团企业往往要求ERP系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同时，ERP系统与其他业务系统间既要运行相对独立又要相互配合，实时进行大量业务数据的储存、交互、处理及信息管理。同时，ERP系统数据作为企业内部制定发展策略的重要依据，具有行业机密性，这对ERP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都具有较高要求，需要能够保证数据交互的准确、及时、安全。同时，对于系统的工期也有严格要求。
其次，大型企业内部生产流程及业务量等特点决定了其ERP系统升级项目实施影响范围广，主要体现在系统所涉及的业务流程复杂、业务内容多、多样的集成关系等方面。比如项目中除了需要对系统版本进行升级，还要考虑系统架构、硬件要求、系统中各业务模块流程的衔接，与其他业务系统间接口的建设，以及如何实现实时数据交互，保证数据一致性。
最后，行业的快速发展，要求ERP系统具备一定的行业前瞻性。目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业务量的急速增长为ERP系统的建设也带来了一定的运行压力；目前ERP系统不再局限于对当前业务的支撑，而是需要为行业提供更为高效的管理手段、依据，为行业开展改革和深化管理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引领。因此，ERP系统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以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
除此以外，方案设计方与业务用户沟通等问题导致涉及方案或实施计划不完善，用户需求变更频繁，项目实施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资源，项目决策执行力不够，项目管理事件沟通不畅都有可能影响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带来一定风险。
2 风险应对策略
为了能够保障ERP系统升级项目顺利实施完成，针对之前分析得出的风险，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进行应对：
首先，为确保项目风险应对策略的准确性，进一步详细分析项目各类别风险，通过深入分析风险影响，针对每类风险分别制定应对策略，为后续制定具体项目风险应对措施提供依据。
其次，建立切实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对于项目实施过程中风险的有效监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意义。风险监控的意义主要是能够针对项目中的风险实现有效的管理，消除或者控制项目实施过程中风险的发生或者能够避免造成不利的后果。
最后，制定了风险应对策略和具体措施后，应用审核检查、风险预警、项目风险报告等方法，制定包括风险监控决策机制、问题处置机制、变更请求控制、风险再评估与风险应对计划修订、风险处置应急机制等在内的项目风险监控机制，完成风险处置和监控工作，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证。
3 结论
ERP系统给机场集团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与内部资源优化的同时，也得到集团公司的不断重视。大型企业希望通过不断加强自身信息化建设，深入实施ERP，不断提升企业自身核算、管理能力。但是在以往实施大型ERP项目管理的过程中，项目风险管理水平的不足对项目的顺利实施造成了影响，使得集团企业对实施大型ERP项目的风险管理效果日益关注。本论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了ERP系统升级项目风险管理的应用研究。
本论文以以大型企业ERP系统升级项目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与实际的充分结合，研究了该项目的风险管理。通过本论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作为企业大型ERP管理项目，ERP系统升级项目不仅具有ERP项目紧迫性、周期长、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普遍特点及其所带来的项目风险，还由于企业行业具有显著的运营管理特点等状况，导致该项目存在着若干潜在风险。
（2）本论文通过分析A集团ERP系统升级项目风险因素，制定了风险应对策略和具体措施；应用审核检查、风险预警、项目风险报告等方法，制定了包括风险监控决策机制、问题处置机制、变更请求控制、风险再评估与风险应对计划修订、风险处置应急机制等在内的项目风险监控机制，完成风险处置和监控工作，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证。
参考文献：
[1]沈建明.项目风险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谢喜丽.项目风险管理发展历程及趋势[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14：70-71.
[3]卢新华.我国企业实施ERP管理的风险因素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2（1）：23-25.
[4]王曰仙.ERP系统实施风险及其评价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企业管理学术论文，2008.
风险管理机制论文范文3
一、引 言
作为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市场风险会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逐渐加大。一方面，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介入跨国贸易和制造行列，企业的业绩波动与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加快，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性也逐步增强，来自于汇率和利率等方面的金融风险对国内企业的冲击越来越大。国际要素市场的不确定性更加凸显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也推动了风险管理工具的发展与创新，其中以期货、期权、远期、互换等为代表的衍生金融工具最为引人注目。对于非金融企业而言，衍生金融工具已经成为抵御市场风险不可或缺的风险管理方式 [1] 。
衍生金融工具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也给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从公司财务理论的角度看，企业为什么要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对冲风险？财务风险管理理论认为，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现金流波动和增加预期现金流，税收、交易成本和财务困境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可以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2]；管理者风险偏好理论认为，由于风险项目所获得收益和损失在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非对称分布，管理者往往是风险规避者，衍生金融工具决策被运用于规避管理者的薪酬风险，而且管理者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所进行的风险管理行为不一定会使得股东受益 [3，4] 。近来的研究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会对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的目的和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5-7] 。更为重要的是，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可能会体现在管理者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上 [8，9] 。但是这些结论是否能推广到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尚有待于经验证据的支持。此外，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状况和财务决策行为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但是该领域的文献尚未关注这两类企业在衍生金融工具决策上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有何不同。我们认为，基于特殊制度背景下的研究对已有研究会是一个很好地补充和发展。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实证检验了不同的治理环境下，管理者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是否存在差异，并结合中国制度背景，深入分析和检验企业产权、政权监管对公司治理效应的影响，以期对中国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实务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现代金融理论认为，公司的价值取决于预期现金流和资本成本，增加公司预期现金流和降低资金成本都可以增加公司价值。基于此推理，财务风险管理理论提出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现金流波动，从而降低与财务约束相关的成本并增加企业价值，换言之，管理者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从事风险管理活动 [10] 。国外研究发现，降低财务困境的期望成本，避免投资不足、减少税收支出，是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主要原因 [11-14]。国内相关研究也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衍生金融工具决策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动机 ，其中多数文献支持财务困境成本动机和投资动机 [15，16]。
由于问题的存在，现实中企业风险管理选择可能并非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管理者利益最大化” [17] 。由于股东和管理者在委托关系上存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实际上会影响企业的风险管理决策 [18] 。究其原因，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会受到管理者的财富效用和风险厌恶效用的共同影响，薪酬激励组合中的股票以及股票期权使得管理者财富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依存性，既然股价随时间变动，这种激励方案的回报就是不确定的，管理者就会面临风险 [3] 。由于投资者可以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风险，故投资者通常被视为风险中性者，相比之下，由于管理者财富多元化的程度较低以及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管理者往往是风险厌恶者，而且公司避险的成本通常低于管理者自身进行避险的成本，因此管理者存在规避公司风险以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动机 [3，14] 。这些观点获得了不少经验研究的支持，例如Tufano以北美采金行业为样本做实证研究，发现持有大量公司股票的管理者倾向于使用远期和期货合约规避黄金价格风险 [5]；Knopf等以美国非金融企业为分析样本，发现随着管理者持有的股票和期权组合对企业价值的敏感性增加，公司会更多地使用衍生金融工具 [19]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例如Berkeman和Bradbury发现，在新西兰上市公司中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衍生金融工具使用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20]。Haushalter研究美国石油天然气企业也得出了相同的实证结论 [11] 。由此可见，管理者风险偏好动机并不足以解释当前经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互为矛盾”的结论。
理论认为管理者使用自由裁量权可以改变公司的行为和实现自我目标，并且将公司行为的不同归因于公司治理机制强度的差异 [21] 。近年来有不少文献对治理结构特征如何影响风险管理决策进行了研究。Tufano认为，公司治理将导致不同程度的管理者与股东的问题，这使得企业对风险管理会持不同的态度 [5] ；Kleffner等发现，在2001年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加拿大上市公司中，有61%的公司受到管理者的影响，51%的公司出于董事会的推动，37%的公司是因为遵守多伦多证券交易所（TSE）的规定 [6] ；贾炜莹等则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股权制衡度越差的企业会更少地使用衍生金融工具 [7] 。这些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特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是否使用衍生金融工具。更进一步地，Brunzell等发现，股权分散的公司更倾向于使用衍生金融工具来增加收入而不是从事风险管理 [8] ；Lel发现，如果汇率风险、财务困境成本和投资机会较高时，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会更多的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反之，如果管理者持有的非多元化资产较多，即使汇率风险较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也会更多地使用衍生金融工具 [9] 。以上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特征会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产生显著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可能会体现在管理者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上。但是，以上文献所关注的样本企业多处于公司治理状况较好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因此这些结论是否能推广到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尚有待经验证据的支持。
（二）假设提出
基于文献回顾，我们认为，股东与管理者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冲突是源于风险偏好的不同，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问题导致两者在风险效用上的不一致。问题的存在使得风险管理目标会偏离财务风险理论的预期，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实际上是影响企业风险管理行为的关键因素，对管理者行为的更多监督可以减少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问题 。因此，我们预期，内部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的企业能够更大程度地将衍生金融工具作为财务策略的组成部分来克服资本市场的摩擦和规避风险，即管理者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与财务风险管理理论的预期会越一致。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在内部公司治理质量高的公司中，财务困境成本与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的正相关性得到增强。
假设1b：在内部公司治理质量高的公司中，投资机会与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的正相关性得到增强。
假设1c：在内部公司治理质量高的公司中，税收支出与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的正相关性得到增强。
委托理论认为管理者的目标与股东是不一致的，股东往往通过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来激励或监督管理者为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努力工作，薪酬制度是其中重要的治理机制。然而，以业绩为基础的激励性薪酬在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会增加管理者薪酬财富的非多元化程度，加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这就意味着管理者可能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下 [19，22] 。如果管理者承担了过多的风险，他们会追求低风险的政策（如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风险项目），这些政策往往会降低企业业绩[23，24] 。因此，股东为了克服管理者与股东的冲突，要么是允许风险厌恶的管理者降低与薪酬风险相关的企业风险，要么是监督其行为。对于监督成本昂贵的公司，会越倾向于利用公开衍生金融工具市场来降低薪酬组合中的风险，以增加管理者承受风险的能力。因此我们预期，内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更可能利用衍生金融工具来配合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即管理者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与管理者风险偏好理论的预期会越一致。综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在内部公司治理质量低的公司中，管理者风险厌恶水平与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的正相关性得到增强。
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及经济发展路径决定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权结构、政策监管等许多方面都存在根本性差异，导致这两类企业在风险管理行为上可能存在着较大差异。由于衍生金融市场风险较高，国家和地方国资委对国企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审批和汇报制度①，并要求其自身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流程。这使得国有企业管理者在衍生金融工具使用上可能会更加规范和审慎，更不太可能出现衍生金融工具的不当使用。相比而言，民企由于规模较小，经营管理规范性相对较差 ，而且缺乏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外部制度监管，风险管理行为的规范性可能会更大程度取决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的激励和约束 [25]。故而，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非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机制对管理者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动机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对衍生金融工具选择决策的影响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有所不同，国有控制属性会弱化公司治理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
选择2007～2013年度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初选样本被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ST、PT及金融保险类公司；（2）剔除数据有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总共4543个样本，其中国有企业样本为2536个；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样本为601个，其中国有企业样本为313个。另外，我们对连续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winsorize处理。衍生金融工具数据是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信息手工收集得出，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RESSET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的测度。
本文分别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使用与否”以及“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程度”作为替代变量，以分别检验衍生金融工具“是否使用”和“使用多少”的实证结论。
（1）衍生金融工具使用与否变量（Der1）。上市公司是否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虚拟变量，如果上市公司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则取值为1，否则为0。
（2）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程度变量（Der2）。借鉴Knopf等的做法，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 [19]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披露、确认和计量标准，我们从“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其他流动负债”、“其他非流动负债”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负债”等报表项目获取衍生金融工具的期末公允价值。因为该比值较小，所以乘以1000，但这不影响实证结论。
2.内部公司治理水平的测度。
借鉴方红星和金玉娜的研究方法 ，我们从管理者监督和激励两方面选取11个反映公司治理机制的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并以第一大主成分作为公司治理机制Gov的度量指标 [26]。首先，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到第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兼任、董事会规模和监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监事会议次数、独立董事比例衡量监督机制特征；选取高管持股比例（Mas）、高管薪酬比例反映激励机制特征。其次，对所有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拟合成公司治理指数Gov。Gov越大表明公司治理质量越高。
3.管理者动机的测度。
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可能存在两类管理者动机：财务动机和管理者风险偏好动机。
（1）财务动机。借鉴已有研究，我们使用资产负债率（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 [18] 、账面市值比（公司账面价值/公司市场价值） [14]和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 [27]来分别衡量财务困境成本（Lev）、投资机会（BM）和税收支出（Tax）三类财务动机。
（2）管理者风险偏好动机（Manager）。管理者风险偏好理论认为，借鉴已有研究 ，使用管理者所持有的股权价值来衡量风险偏好动机（管理者所持股份数与年末收盘价之积取自然对数），变量取值越大表明风险厌恶程度越高，管理者风险偏好动机越大 [9，13]。
控制变量包括：（1）公司规模（Size，期末资产的自然对数）以控制规模效应；（2）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哑变量以分别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
4.研究模型。
构建如下模型以检验假设1和假设2。被解释变量Der分别用Der1和Der2来衡量。财务动机和管理者风险偏好动机的替代变量均为滞后一期的变量，主要是考虑到如果选用当期值，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在模型中，我们更加关注交互项系数，通过观察交互项系数的方向及其显著性以检验内部公司治理对管理者动机与衍生金融工具使用两者关系的影响。根据假设1a-1c，α6和α8应该显著为正，α7应该显著为负；根据假设2，α9应该显著为负。
为了验证假设3，我们在模型（1）中加入所有权性质变量以及所有权性质、公司治理和管理者动机的四个交互项变量②。根据假设3，Gov×Lev×SOE和Gov×Tax×SOE系数应该显著为负，Gov×BM×SOE和Gov×Manager×SOE系数应显著为正。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③
公司治理变量和管理者动机变量在正式使用前均进行了行业中位数调整，从而消除了行业因素对这些变量的影响④。从整体样本来看，Der1和Der2的均值表明平均有13%的企业使用了衍生金融工具，而且衍生金融工具的头寸并不高，平均仅占总资产的0.002%，这意味着虽然企业愈加重视风险管理，但是对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仍旧持非常谨慎的态度。Gov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140和0，标准差为1.229，表明不同上市公司的综合治理状况差异较大。从产权分组样本来看，T检验和Wilcoxon检验结果表明，较之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大程度地从事衍生金融工具交易（Der1的T值和Z值均显著，Der2的Z值显著），而且两类企业在公司治理水平以及管理者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上也都可能存在显著的区别（除Tax变量外）。（二）实证检验
1.假设1和假设2的检验。
表1提供了2007～2013年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2是被解释变量Der1的Probit回归结果，列4和列5是Der2的Tobit回归结果。为了更好地观察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在列1和列4的解释变量中并未引入Gov变量及其四个交互项。基于节省篇幅的考虑，本文没有报告常数项，以及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的系数。
Gov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表明内部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使用衍生金融工具，这与Lel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9] 。
关于内部公司治理是否影响财务风险管理理论对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的解释力，回归发现，Lev和Gov×Lev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面临财务困境风险的企业拥有强烈的意愿利用衍生金融工具降低财务困境成本和增加举债能力，并且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能显著增加高财务困境成本公司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支持了假设1a的推论；Gov×BM以及Gov×Tax的系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在不同治理水平的企业中，投资支出、税收支出与衍生金融工具使用之间的相关性没有明显的差异。表1表明，随着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降低财务困境成本，公司治理水平并未对投资机会、税收支出与衍生金融工具使用之间的相关性产生显著地影响。
关于公司治理是否影响管理者风险偏好理论对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的解释力，表1显示，Manager的系数估计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Gov×Manager的系数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管理者持股价值的增加，管理者财富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会增强，这使得管理者越倾向利用风险管理来降低公司利润的波动性，以期规避薪酬风险的同时最大化自身利益，尤其是在公司治理水平越低的企业，管理者风险偏好与衍生金融工具决策的相关性越强，假设2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2.假设3的检验。
为了检验假设3，表1加入了所有权性质变量以及所有权性质、公司治理和管理者动机的四个交互项变量，列3和列6分别报告Probit和Tobit的分组检验结果。Gov×Lev×SOE系数均为负，且在列3的回归中显著，这表明国有控股的公司治理机制对财务困境成本动机的正向激励效果被降低。Gov×Manager×SOE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治理机制对管理者风险偏好动机的调节作用上民营企业好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支持了假设3的推论。
3.进一步研究：政策监管的影响。我们认为，由于国有企业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受到了更为严格的外部监管，在较大程度上减少了管理者“投机”或“渎职”行为，从而使得内部公司治理对管理者动机的调节作用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衍生金融工具决策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为了验证以上的观点，对国企样本的面板数据作进一步的回归分析，首先，以2010年为界点⑤设置政策监管的哑变量（Policy）；其次，在模型（1）中加入政策监管变量以及政策监管、管理者动机与公司治理的交互项变量⑥，以观察外部监督机制是否会影响内部治理机制的激励效果。表2显示，Gov×Lev×Policy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Gov×Manager×Policy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政策监管的缺失使得管理者风险管理行为会更依赖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这些实证结果支持了我们的观点。
五、结论
风险管理机制论文范文4
关键词:风险投资；公司治理；研究述评
一、引言
风险投资（简称VC）是20世纪以来全球金融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之一，已经在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风险投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就意识到风险投资对企业产品创新和业绩增长的重要性，并积极加以引导和推进。经过30多年发展，风险投资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方式，其投资总额和投资案例，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从1985年我国建立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以来，到2014年有超过8000家活跃机构从事风险投资活动，管理资本超过4万亿人民币，市场规模较30年前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投中集团CVSource数据库统计显示，2014年风险投资案例中有80%都伴随着风险投资管理人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可以推测，风险投资在被投资公司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科集团吴家明的研究报告印证了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已经进入了“投后管理时代”，即风险投资通过积极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活动，来提高其经营业绩，增加其企业价值，最终实现自身投资增值的目的。面对实践中风险投资不断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国内外学者开始探讨这种行为的意义。以Lerner（1995）和Gompers（199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提高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水平，进而增加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他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在经营不善的时候，CEO更换的可能性更高，并且董事会的监督性更强（主要表现为董事人数增加）；而以Howorth等（2004）和Monks（2006）为代表的学者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会追求自身的投资利益，不仅无益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改善，相反，还会与管理层“合谋”，共同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尽管风险投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存在争论，但是Jensen（1989）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类“积极股东”，为了自身的投资利益，有动机参与被投资公司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治理活动），通过监督和约束管理层行为，引导其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风险投资具有“外部性”，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改变了与他们具有一致利益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Hochberg（2012）认为风险投资已经成为一种调整组织结构的公司治理机制。综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因、路径和结果，并做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指出了风险投资治理被投资公司的能力和动机，并讨论了“股东积极主义”在其中的作用；第二，分析了风险投资通过股权和职权两种途径来发挥治理效应的方式；第三，从会计操纵、治理机构和机制以及问题三个方面，综述了已有文献存在的争议，进而探讨了风险投资治理的结果。此外，本文也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出了风险投资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以期能够帮助未来的学者在本领域继续做出贡献。
二、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因
风险投资之所以能够成为“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风险投资的单次投资额较大，如果失败会损失巨大。Smith（1996）认为，机构投资者由于持股量大，很难在不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退出公司。所以他们有动机“用手投票”，通过《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力来抑制管理层的投机行为。风险投资是机构投资者的一种，因此，他们有动机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活动，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例如，2014年，众多风险投资机构纷纷介入我国上市公司，要求更换管理人员，调整董事会结构。第二、风险投资的专业知识使其具有治理能力。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汇集了投资、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全面评估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行为，并设计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其与自身的利益相一致。同时，风险投资还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够为被投资公司融资、拓展市场、寻找低价供应商提供便利。第三，风险投资的投资模式决定其不得不进行公司治理。风险投资一般投资于未上市（Pre-IPO）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股权交易受到限制，如果风险投资不进行积极治理，一旦管理层发生“侵占”，那么风险投资就无法通过“退出”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只有依赖积极监督，通过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来约束管理层，促使其经营行为符合自身的投资利益。
三、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
以往的研究显示，风险投资对被投资公司的治理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力。在实践中，公司引入风险投资一般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保持原所有人的股份数目不变，通过扩充股份的方式吸收风险资本；其二是保持股份总数不变，由某一原所有人（一般为创始人或其家族成员）出让股份给风险投资。不论上述哪种情况，被投资公司原有的股权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而风险投资正是在这变化的股权结构中要求自身的权力，进而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根据委托理论，风险投资成为股东后，就变成了公司的委托人，他们有权利监督人———管理层的工作，并对其私利行为加以限制。另一种是通过董事会行使董事权力。风险投资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后，会审查其财务报表、战略计划和投资方案，以使其管理层的经营符合自身的投资利益。同时，风险投资也会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和专业知识为被投资公司提供增值服务，增加其经营绩效和公司价值。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风险投资在董事会中的积极行为会改变被投资公司原有的决策机制，进而影响其公司治理模式。
四、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结果
理论研究对风险投资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价值认证和道德风险。价值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具有认证、监督的功能，可以提高对内部人的监督，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被投资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而道德风险理论则认为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投资收益，无益于被投资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基于此种争论，本文以下部分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综述风险投资的公司治理结果:
1.对会计操纵程度的影响
在认证理论下，风险投资会积极监督和激励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并降低外部投资者和内部人的利益冲突，因此坚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其会计操纵程度较低，会计信息质量较高。例如，Ball和Shivakumar（2008）就发现，与没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低。Morsfield和Tan（2006）以及Hochberg（2012）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以IPO为时间点，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操纵，提高财务报表的可信度。但是，道德风险理论不这么认为。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风险投资具有“逐名动机（Grandstanding）”，其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建立声誉，有动机进行会计操纵，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调节被投资公司的经营绩效，以便自己在退出时能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Chou等（2006）和胡志颖等（2012）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他们发现风险投资在IPO时和IPO后都有盈余管理行为。显然，这种行为会增加公司内外部投资者的冲突，不利于公司治理。
2.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影响
在认证理论下，Hochberg（2012）的研究认为，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有更优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尤其在被投资公司IPO时，风险投资可以很好地监督管理层行为，向资本市场投放积极信号，增强投资者信心，降低IPO折价率。Lerner（1995）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在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后，可以优化其决策过程，并在CEO更替时，增加自身董事数量以增强监督力。Suchard（2009）也发现，在有风险投资的公司中，董事会独立性更强。而在道德风险理论下，Howorth等（2004）认为风险投资为了获得退出收益，有可能和公司内部人合谋，形成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的治理结构和机制。Monks（2006）同意此种观点，并提出风险投资的介入无益于公司治理的改善。此外，张学勇和廖理（2011）利用中国公司的数据检验得出，外资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其治理结构要优于无外资背景的。王会娟和张然（2012）也发现，私募股权投资（包括风险投资）有外资背景，其治理结果更好（表现为管理层薪酬契约更具敏感性）。由于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存续时间更长、实力更强、经验更丰富，因此，可以推测成熟风险投资机构更重视被投资公司的治理状况。
3.对问题的影响
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降低被投资公司的成本，缓和委托矛盾。王会娟等（2014）提出，风险投资能够影响被投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具体表现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而且现金股利支付率更高。由于现金股利的支付更能体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的介入有利于减轻问题。冯慧群（201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其提出风险投资能够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两类成本，有效地抑制管理层“侵占”和控股股东“剥夺”，优化委托问题。而道德风险理论却认为风险投资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公司内部人合谋，形成问题，增加成本。Lee和Wahal（2004）提出，风险投资为了帮助支持的公司尽快实现IPO，会美化其经营绩效，以博得资本市场的青睐，这样就损害了不知情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导致了矛盾。杨其静等（2015）也提出，风险投资的参与既没有帮助被投资公司提高经营绩效，增加投资者的利益，也没有对其进行监督，发挥公司治理效应。这样，风险投资的存在就无益于矛盾的缓和。综上，可以看出，已有的文献在风险投资治理结果上存在分歧，而Chahine等（2007）认为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不同，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和法律条件下才能发挥治理效应，因此，在我国，风险投资要进行公司治理，还有赖于政府在金融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和推进。
五、结论
与展望本文基于实践中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对其产生的原因、作用的路径和结果进行了综述，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风险投资是“积极股东”，为了保证自身的投资收益，既有动机也有能力介入被投资公司的治理事务，监督管理层行为，引导其为全体投资者利益服务。第二、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力，另一条是通过董事会行使董事权力。第三，学术界对风险投资治理的结果存在争议，但是一致认可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改变被投资公司的会计操纵程度、治理结构和机制以及矛盾。面对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学术界应该在以下方面加以研究:
1.探索国企混改中风险投资的治理效应
2013年，国家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尤其在国有资本投资项目中引入非国有资本。在政策引导下，国有企业率先开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这极大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关注，2014年，众多风险投资巨头进入国有企业，成为国企混改的先锋。风险投资参与国企混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优势:其一，风险投资作为带资源的资本，可以通过强大的资本运营能力、广泛的信息渠道和社会资源，给国有企业带来机制上的革新、治理上的提高，弥补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激励机制、市场敏感性等方面的短板；其二，风险投资会通过资本市场的竞争价格来进入国有企业，避免了上一次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贱卖”的问题。鉴于风险投资在国企混改中的优势，要想使其进一步发挥治理效应，国家必须做好政策层面的建设，增加国有资产定价机制的透明性，保证风险投资在进入后拥有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打消风险投资的顾虑，积极参与国企混改。
2.探索注册制下风险投资的治理效应
2014年，中国证监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这是逐步推进股票发行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重要步骤。2015年，注册制以授权国务院的形式出现，其速度超过市场预期，这为风险投资行业带来了重大利好。由于风险投资进入创业企业后一个重要的退出途径就是IPO，而核准制下我国IPO资源又是稀缺的，这就极大地限制了风险投资的发展。显然，注册制的实行扩大了IPO资源，顺畅了风险投资的退出道路，可以极大地促进风险投资的成长。在注册制下，风险投资会出现两极分化，一些具有战略眼光，能够带来增值服务的机构会得到巨大的投资收益，因为其投资的公司价值高，能够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而一些错判形势，不能推进所司价值增值的机构就会投资失败，面临淘汰的局面。如何提高被投资公司的价值？公司治理是关键！风险投资只有严格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使其为全体投资者利益服务，才能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为其提供增值服务，进而提高其经营业绩和公司价值。因此，注册制下，风险投资必须要治理、会治理、能治理，才能保证投资收益。
3.探索风险投资治理的法律边界
风险投资治理的法律边界是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关键。近年来，风险投资进入被投资公司后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公司管理层转移资产、滥用资金，风险投资人过度干预经营事务等等。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风险投资的治理边界不清晰。如果风险投资不能监督管理层行为，那么其投入的资金就存在风险；而风险投资过度控制管理层行为，又会导致越权，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如何界定风险投资的治理范围和内容，既体现其投资者权力，又保证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受侵犯，是风险投资有效发挥治理效应的关键。
作者:冯慧群 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维安.公司治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李昌奕.风险投资增值服务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5,（6）:98-101．
[3]胡志颖，周璐，刘亚莉.风险投资、联合差异和创业板IPO公司会计信息质量[J].会计研究，2013，（7）:48-56．
[4]张学勇，廖理.风险投资背景与公司IPO:市场表现与内在机理[J].经济研究，2011，（6）:118-132．
[5]王会娟，张然.私募股权投资与被投资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2，（9）:156-167．
[6]王会娟，张然，胡诗阳.私募股权投资与现金股利政策[J].会计研究，2014，（10）:51-58．
风险管理机制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迅速加快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能力，稳定金融市场秩序，是每一个国家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国际金融市场必须高度重视的难题。根据2003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询意见稿，把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一并纳入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既是近年来国际金融界日益注重操作风险管理的制度体现，同时也是从全面风险管理和保持银行体系稳定的角度对操作风险管理的新要求。因此管理学论文，以新协议的公布和实施为标志，商业银行必将面临一个如何根据新的监管要求有效引入操作风险管理的现实问题。
二、国内外对操作风险管理现状
近年来，国际银行业越来越重视操作风险管理。2001年巴塞尔委员会要求金融机构为操作风险配置相应的资本金水平，并于2004年6月了新的资本协议，对银行操作风险提出了新的资本要求。据巴塞尔委员会估计，在银行业的所有风险中操作风险造成的损失已经仅次于信用风险杂志网。
1. 国际对操作风险管理状况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金融环境面临又一重大考验。巴林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长期资本基金、雷曼兄弟、AIG等个体事件，到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拉美部分国家出现的金融动荡、华尔街金融风暴等系统性事件，处处透漏出操作风险的阴影，人们对于商业银行的关注焦点逐渐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转移到操作风险上面，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国家内部管理层都开始认识到操作风险监管对于银行安全发展的重要性。（孙鹏, 2010）
在巴塞尔委员会的推动下，英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始重视和加强对操作风险的监管。2002年7月，英国金融服务业管理局(FSA)了《关于操作风险系统与控制》的咨询文件，在咨询文件中，对操作风险管理的具体过程―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监测、风险控制和记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FSA认为银行应该规避、转移、防止或减少操作风险出现的可能性或潜在的冲击。银行可以通过调整本行的风险文化、完善内部控制过程与系统，来促进操作风险控制策略的执行；也可以通过外部采购和保险等机制来转移和改变操作风险暴露；还可以通过提取预期损失准备金，维持充足的金融资源以应对非预期损失管理学论文，来控制银行的操作风险。
在美国银行业，董事会对本行的风险承担最终责任和义务，负责审批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确定风险管理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并要求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相应的风险管理部门积极予以落实。风险管理部门则根据预定的风险管理原则，确定资本比例情况，对公司业务活动及其带来的风险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制定风险控制措施。同时，成立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对风险管理进行评估，以保证公司战略和政策得到遵守。
德国商业银行采用了巴塞尔委员会关于操作风险的定义，只是对操作风险的分类上略有不同，对于操作风险的度量，考虑到诸方法的优缺点，德国商业银行现阶段则着重考虑采用内部衡量法，因为该方法能较好地结合绝大多数德国商业银行的业务规模、类别和范围等自身情况，对风险的衡量具有较好的针对性，并且还不断地熟悉与完善内部衡量法的具体操作过程管理学论文，不断积累经验，为将来使用更为精确、更加灵敏的度量模型做准备。（孔繁利, 耿玉新 2007）
2. 我国对操作风险管理状况
近期，国内商业银行大案要案频发。2005年1月，中国银行黑龙江省河松街支行发生内外勾结票据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10 亿元。2006年2月，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四马路支行4亿元巨款下落不明杂志网。2007年4月，邯郸市农业银行金库被盗窃现金人民币近5100万元。纵观这些案件，不是和银行员工越权交易、操作失误有关，就是流程或系统存在漏洞，或者就是外部环境出现了变化，这些风险属于操作风险。
伴随国家审计署的“审计风暴”和银监会公布的金融机构处理涉案人员的人数、发生经济案件和违规经营案件数，我国业界对银行操作风险的关注程度也日趋深入。不论是金融监管部门，还是金融从业机构，都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操作风险的管理和控制的力度。银监会的《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等文件也说明银行监管机构对操作风险管理系统化、规范化的高度重视。由于我国大多数银行还处在向真正的商业银行转型的过程中，内部控制机制还不完善，因此，操作风险广泛存在管理学论文，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了巨大损失。目前，银行业的风险管理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领域，而操作风险研究由于缺少足够的数据以及成熟的研究方法而罕见报道。此外，操作风险的研究较为匮乏，有关操作风险事件和数据积累也十分贫乏。因此，研究操作风险管理对于国内商业银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加强我国操作风险管理的策略
我国银行业无论是在操作风险管理理念，还是操作风险管理手段上都与国际银行业存在较大差距。为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1. 深入研究巴塞尔协议对操作风险监管要求，在此基础上建立对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体制并不断完善。在新巴塞尔协议操作风险度量方法及管理框架的基础上，讨论了保险在操作风险缓释方面的作用，要从确立资本配置观，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文化及良好的内控制度出发加强操作风险管理。
2. 通过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控制不力及由此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对经营管理层的监督与激励不足杂志网。要减少和杜绝管理层内部欺诈事件的发生，就必须从银行产权结构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入手，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与此同时，改革和完善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政策。
3. 在深入分析操作风险的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操作风险主要计量方法的内容及其适用性规范文本，并针对我国操作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管理学论文，推进高级风险计量模型开发与应用。
4. 以各类操作风险数据为基础，根据事件类型或者业务类型区别风险并逐步进行统计分析，以提高对操作风险的敏感度，更精确地计量此类风险与银行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程度。通过抽取事件、事件原因分析、风险映射、风险控制、资本管理等流程，在进行风险计量和数据收集的同时，还将定量管理和定性管理以及监测、检查等功能进行有机的结合。更加科学的对操作风险进行研究管理。
四、结语
随着银行业的产品日趋多元化、业务流程日趋复杂化、人文环境不断变化，对于操作风险管理的要求日益提高。如果操作风险管理适当，将会保证商业银行正常顺利地运营，以获取利润。相反，将会导致商业银行蒙受巨大的损失，甚至会给商业银行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是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基本保障，加强对银行的各种风险进行科学的管理和防范必将有助于银行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孔繁利,耿玉新.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中外对比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2007(7)
[2]李海红,徐思云.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现状及防范措施[J]. 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9(10)
[3]栾淑彦,试论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及其管理[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09(9)
[4]张同健,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绩效测度体系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08(5)
[5]孙鹏,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监管探究[J].经济与法，2010（9）
风险管理机制论文范文6
关键词：农村金融；风险；风险管理
一、国外金融风险管理方法研究的演进
1938年马考勒(Macaulay)提出久期的概念。它是债券在未来产生现金流的时间的加权平均,其权重是各期现金值在债券价格中所占的比重。在债券分析中，久期已经超越了时间的概念，投资者更多地把它用来衡量债券价格变动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并且经过一定的修正，以使其能精确地量化利率变动给债券价格造成的影响。久期的概念不仅广泛应用在个券上，而且广泛应用在债券的投资组合中，他是债券投资管理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策略----“免疫策略”的理论基础。
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马科维茨提出了的投资组合理论即马科威茨的均值方差模型，该理论不仅揭示了组合资产风险的决定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揭示了“资产的期望收益由其自身的风险的大小来决定”这一重要结论。马可维茨的风险定价思想和模型具有开创意义，奠定了现代金融学、投资学乃至财务管理学的理论基础。
196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夏普（William Shape）在发表《对于“资产组合”分析的简化模型》一文中提出单因素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当市场股价指数上升时，市场中大量的股票价格走高；相反，当市场指数下滑时，大量股票价格趋于下跌。据此，可以用一种证券的收益率和股价指数的收益率的相关关系得出以下模型：r it= Ai + βi rrmt+εit 该式揭示了证券收益与指数（一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1970年威廉・夏普又在他的著作《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中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指出只有一种原因会使投资者得到更高回报，那就是投资高风险的股票，该模型主要应用于证券定价。
197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费希尔・布莱克( Fischer Black)和迈伦・舒尔茨(Myron Scholes)提出了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金融经典模型布莱克舒尔茨期权定价模型，这两个模型的出现和发展对实践运用风险管理理论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1976年斯蒂芬罗斯(Steven Ross)从无风险套利机会的市场均衡角度出发,提出了套利定价模型(Abitrage Pricing Theory,简称APT)，模型表明，资本资产的收益率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诸如GDP的增长、通货膨胀的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仅仅只受证券组合内部风险因素的影响。
1993年G30集团在研究衍生品种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衍生产品的实践和规则》的报告，提出了度量市场风险的VaR(Value at Risk：风险价值)，该方法已成为目前金融界测量市场风险的主流方法。稍后由J.P.Morgan推出的用于计算VaR的Risk Metrics风险控制模型更是被众多金融机构广泛采用。目前在已有的定量风险管理方法中，VaR风险管理技术最受瞩目，运用最为广泛，并且已经从最初的运用于市场风险管理扩展到信用风险、交易风险等多种风险的管理。
2002年10月1日，巴塞尔委员会了修改资本协议建议的最新版，同时开始新一轮调查（第三次定量影响测算，QIS3），评估该建议对全世界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可能影响。从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推出意味着资产负债管理时代向风险管理时代过渡。由于监管思想的深刻、监管理念的新颖、考虑范围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合理，这个报告成了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监管准则。此后围绕银行监管产生的核心原则或补充规定等，都是在报告总体框架下对报告的补充和完善。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超越成员国政府的监管机构，的文件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各国的监管当局都愿意以报告的原则来约束本国的商业银行。
2004年9月，美国著名的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赞助委员会COSO提出的《企业风险管理――总体框架》（简称EBM），即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全面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理财措施、风险管理的组织职能体系、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系统，从而为实现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和方法。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已从制度安排上着手建立以风险容量控制为中枢的相关风险全面管理框架，如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实施、2006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2007年3月全国工商联《关于指导民营企业加强危机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等。
二、风险管理理论在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近年来风险管理理论在我国得到极大的应用，温涛（2005）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无论是中国农村金融的内部风险问题，抑或是外部风险问题，从深层次来看，都属于体制性风险；沈冰、李晓玲（2006）从金融脆弱性的角度提出防范农村金融风险的方法；陈军、曹远征（2008)阐明，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的前提是构建竞争性机制和筛选机制；石敬勇（2009）提出了运用现代金融衍生工具规避环境风险中的市场风险，探索“银行+合作社”的模式来应对信用风险和无担保的弊端，选择先依靠农村信用合作社铺垫前期工作，再由非正规金融机构替代以拓展市场的路径；杨大光，陈美宏（2010）只有构建和完善农村金融的风险分担及补偿机制，才能走出农村金融的融资困境，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向农村，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长期落后的格局，从而为农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充足的金融支持；蒋定之（2010）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金融知识的普及力度，进一步培育诚信文化，努力建设良好的信用环境，着力培养金融机构合规经营的观念，这是农村金融机构管控化解风险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从根本上改善经营风险状况的必由之路；白继山、温涛（2011）认为通过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指标的监控可以对农村金融风险起到预警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粗糙集方法构建农村金融风险预警模型；陆远权、张德钢（2011）认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完善融资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和三农投入能有效控制风险，推动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阳（2011）认为对于农村金融机构，同样可以实施巴塞尔协议，资本量的要求只是一个表面的要求，Basel II的精髓是提高资本监管对于风险的敏感度，要求更准确的计量，但这些只是技术层面上的，Basel II本质是将资本的作用和全面风险管理相结合，只要朝着本质的方向去做，那么就是在实施巴塞尔协议；张文学（2011）从时间的角度，认为农村金融贷款的定价应该考虑农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等因素。以上所提只是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著述中有代表性的少数文献，国内理论界对于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的研究在不断深化。
三、国内外风险管理研究的趋势
（一）国外的风险管理研究的趋势
近几年国外关于风险管理的研究内容已经涉及到: 风险管理如何对股东分散化的公司运作产生正面影响；损失控制的适当决策规则在何时选择损失融资的方法和这些方法又如何应用；在企业的风险规避上,采用投保和期货或期权金融工具的选择标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保险合约和保险公司的运作意义；政府应如何推出相关政策来帮助公民避免风险等等。
（二）国内的风险管理研究的趋势
基于入世后的形势, 我国也加快成立风险管理学会、协会, 并由保险学会和协会共同合作,推动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在风险管理的研究上，我国学者目前较为重视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上去进行探讨，结合哲学、法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来对风险管理进行探讨,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比如可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尝试运用周易的思想来进行风险管理(如在风险预测和风险决策上)，这样既可开拓风险管理技术上的新思路,又可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益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提高。
总的来看，近年来风险管理的研究更注重微观层面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注重个体，更多的针对个人、企业、决策或金融工具等微观主体；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多角度，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想结合，做到更全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J] 法规政策，2008 (08).
[2]高凌云、刘钟钦 对村镇银行信用风险防范的思考[J] 财政与金融 2008 (05).
[3]郭田勇、陆洋 当前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的困境与对策[J] 农林经济通讯 2008 (10).
[4]陈雨露、马勇、杨栋 中国农贷市场的利率决定:一个经济解释[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