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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知识范文1
近年来，我市各金融机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工业强市、项目带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资源型城市转型，积极筹措资金，优化信贷结构，努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力度，促使经济继续保持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全市金融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目前，已形成了以人民银行和银监局为主体的监管主体，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其它各类金融组织为补充、多种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按照我市“十二五”发展规划总体思路，我市将着力打造能源、现代建材、果品及食品加工、养生保健四大产业基地，培育壮大电力电源、装备制造、生物制药、光伏照明等接续产业，大力发展旅游、物流、会展等现代服务业，预期生产总值增长1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5.3%，财政收入增长2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6%，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8%。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金融业的有力支持，也对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业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服务形式不断创新，服务种类不断增加，公众传统的单一理财模式的局限性以及现代金融知识和信用意识的缺乏逐渐显现。是否了解金融知识，是否掌握与银行打交道的基本技能，关系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家庭稳定和创业目标的实现。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突出和迫切。为此，市政府把今年9月份确定为“金融知识普及月”，将以“普及金融知识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金融知识宣传活动，让金融知识走进社区、走进农村、走进广场、走进校园、走进机关，不断增强社会公众的金融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提高使用现代金融服务的能力，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念，为建设和谐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普及金融知识，要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动员储蓄、便利商品和劳务交换、信息获取与资源配置、监控经营管理与加强企业控制等五项功能。要通过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引导全市各金融机构正确处理好执行稳健货币政策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及金融业自身改革发展与支持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的“两个关系”，紧紧抓住关天经济区建设、中省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和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大历史机遇，集中资金优势，加大对重大项目和支柱产业的信贷支持，保持贷款投放的适度增长，进一步优化调整信贷结构，努力满足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
普及金融知识，要与解决公众实际问题相结合。普及金融知识，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突出金融知识宣传的实用性、易懂性和可操作性，深入浅出地介绍银行、证券、保险、理财和人民币以及预防非法集资、识别金融诈骗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金融知识，同时要注意倾听社会公众的呼声，以大家最关心、最渴望学习的内容为重点，立足不同阶段经济金融形势和公众对金融知识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宣传重点，创新教育方法，特别要关注和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
普及金融知识，要与部门履职相结合。作为普惠工程，金融知识普及涉及广泛的公众利益，其对象的广泛性和知识的专业性决定了推进该项工作需要政府、金融主管部门、教育部门、金融机构、新闻媒体、社区组织等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有效整合宣传教育资源，不断提高金融知识普及的效果。各级政府是普及金融知识的推动者和领跑者，要搭建起统一规划、资源共享、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人民银行是牵头部门，要加强组织工作，积极督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市金融办要搭建起政府各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沟通的桥梁；宣传部门及各新闻媒体要发挥好喉舌作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宣传报道和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形成全民学习金融知识的良好氛围；各金融机构及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发挥主体作用，依托农村金融服务站、村级党员活动中心、资金互助协会、金融机构网点等平台，采取有力措施，走上街头，深入社区、矿区、学校、机关、部队、企业和农村等，把金融知识送到老百姓身边，迅速掀起学习普及金融知识的热潮。
普及金融知识，要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相结合。当前，金融活动与社会公众的生活日渐紧密，金融知识普及必须面向全社会，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必须突出实用性，注重针对性，体现及时性，绝不能搞一刀切。要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特色教育活动，努力保障每个公民接受金融知识的权利，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因需施教。各有关单位要从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增强大局意识、群众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牢固树立“民生至上”的观念，通过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增加社会公众的受教育机会，增强对金融产品、金融风险的认识，提高金融知识水平，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金融经济知识范文2
积极推动创新金融产品。紧密结合温岭经济特点，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各种贷款业务，增强金融竞争活力，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规模和能力。联合村镇银行先后推出了“生态情”支农贷款和“渔家情”惠民贷款，为从事农业生产和松门、石塘涉及打渔和渔业加工的企业及个体户提供个性化信贷服务。联合村镇银行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村镇银行、全国十佳村镇银行荣誉称号。农村合作银行推出“农链通”贷款产品，以“三农”为基点，围绕农业产业链各环节上的生产主体、深加工主体、销售主体等生产经营主体，对产业链的不同节点提供封闭的信贷支持。此项金融产品荣获省农信联社产品创新二等奖。民泰银行在各分支机构成立小额贷款部，专营小微贷款，实行专项考核监督，发展小额特色贷款。同时，推出“民泰随意行”贷款，该贷款集“金融IC卡”“、手机银行”“、自助循环小额贷款”等功能于一体，为“三农”和小微企业用户带来了极大的融资便利，有效填补了农村、偏远山区、海岛等地域的金融服务网点空白。完善金融机构网点布局。温岭共有银行金融机构19家，其中政策性银行1家、国有银行6家，股份制银行7家、地方性银行5家（其中当地银行3家）；共有保险公司30家；小额贷款公司6家。
2013年新增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银行4家小微金融专营支行，2014年新增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银行共6家小微金融专营支行，并有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民泰银行3家小微金融专营支行正在筹建。同时，增设农村金融网点。全市农村合作银行机构网点共计74个（覆盖全市16个乡镇街道）；全市邮政储蓄机构网点18个（涵盖12个乡镇街道），农业银行机构网点18个（涵盖11个镇），民泰银行、台州银行、泰隆银行、联合村镇银行等也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在乡镇设置网点20多个，网点布局不断完善。有序推进普惠金融工作。全面启动温岭农信“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动计划，下发了《关于转发温岭农村合作银行普惠金融工程实施方案（2013-2015）的通知》，明确了指导思想、创建目标、组织架构及职责、创建工作安排、创建原则和激励措施。为扎实推进银政、银村、银农、银商、银企共建活动，搭建合作平台，深入开展信用户、星级信用村、信用镇（街道）的“三信”等级评定，提高农村信用评定基础信息在贷款授信、用信等方面的应用率。探索民间融资新模式。温岭市去年被列为全省首批11个省级民间融资管理创新试点县（市、区）之一，出台了《关于开展民间融资规范管理与服务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温政发[2013]74号），通过给予财政奖励补助、提供500万元风险补偿资金、优化相关部门服务、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推动民间融资管理试点工作有序、健康开展。建立民间融资服务中心，主要服务中小微企业，并优先支持经营性投资。中心首期注册资本1亿元，主要由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爱仕达、钱江、利欧、新界等企业和个人出资。至今年6月底，已撮合借贷159笔，撮合资金累计3.98亿元，余额达1.5亿元。在监管上，严格按照“支农支小”的要求，通过实施专门账户监管，严防非法集资，有效降低运营风险。
二、让金融支持落到实处
经过多年的发展，温岭金融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当然，也要看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如区域金融基础弱、网点少、成本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金融服务配套不完善；直接融资比例偏低；金融创新主体单一，创新机制不够；部分交叉类金融产品等创新业务有待进一步规范，金融秩序及监管仍需加强。因此，如何更好地解决好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引导金融业牢牢把握服务实体这个根本，把发展实体、服务实体作为首要价值取向，推动实体与金融共生共荣，是摆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支持重点项目及重点产业发展。围绕“建设大平台”工作要求，增加对以智能装备制造为重点的发展高端产业的城市新区、以建设产业新城的东部新区和以现代服务业发展带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的铁路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商务综合体建设资金支持。同时，围绕建设工业强市工作，进一步增加对“四换三名”（机器换人、空间换地、腾笼换鸟、电商换市和名企、名品、名家培育）工程项目的信贷支持，推动打造在全国有影响力、在行业有话语权的现代产业集群建设。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金融机构要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支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信贷支持；推动文化创意贷款，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优化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一是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建设。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加快建设小微金融服务专营机构，推动银行延伸服务网点，下沉小微金融服务重心。二是鼓励创新服务金融产品。支持小微企业信息整合，推动小微企业信用贷款，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比例。
金融经济知识范文3
1．网络产品的供给分析
网络产品以知识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其高技术性使它的科研成本很高，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多位技术人员的合作。网络产品从最初一个想法成为现实产品需要的固定成本非常高，而且这种科研成本是“沉没成本”(Sunk-cost)，即如果停止生产就无法挽回的成本。与此同时，一旦网络产品研制成功，它的边际生产成本很低。软件的生产只要复制就行，所需的只是载体的成本。网景(Netscape)公司生产第一套Navigator化了3000万美元，而以后的边际生产成本是1美元。同样，在服务器的承受范围内，网站每增加一个服务对象(譬如多一个访问者)所需的边际成本也很低。这样，随着产量的增加，网络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它的产品平均成本曲线一直呈递减之势，不存在最低的平均成本点。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成本结构使网络产品追求高产量，产品的产量越多，它的平均成本就越低。
2．网络产品的需求分析
网络产品带有满足人们沟通、交流愿望的特点，它的边际消费效用是递增的。比如当第一个人拥有电子邮件程序时，既无人寄电子邮件给他，他寄的电子邮件也无人收到，他的效用为零。当出现第二个消费者时，第二个消费者就可以通过该程序与第一个消费者联络。假设他的消费效用为1，那么第三个消费者的效用就是2，因为他可以与两个用户联络，这样第四个消费者的效用就是3，依此类推。这种现象可以描述为：最后消费该产品的消费者获得曲效用比以前消费该产品的任一消费者获得的效用都高，同时，每一个新消费者的加入都会增加原来的消费者的效用。也就是说，消费网络产品的消费者越多，这种产品的价值就越大，这也就是网络经济的基本定律之一的梅格卡尔夫定律(Metcalfe Law)：网络的价值是参与联网的计算机数量的平方。网络产品同样符合这个规律。梅格卡尔夫定律与网络外部性、网络效应的本质是一样的。这样，一旦一种网络产品在市场上有了一定的规模，消费者就会自我发展，产品本身会推动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随着成员的增加，产品价值迅速膨胀，而价值的膨胀又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产生正反馈效应。而消费者少的网络产品，由于其价值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就小，它的市场规模会越来越小。网络经济表现出了强烈的正反馈效应。
二、网络经济的运行特点
1．市场规模决定网络产品的成败
在传统经济中，产品的价格总是和产品的质量结合在一起的。决定产品成功与否的是产品的价格、质量等综合因素。但在网络经济下，产品价值会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也就是说产品的市场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的价值，而价格却随着产品价值的提高不断下降，所以产品的市场规模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质量。微软的视窗(Windows)系列产品就是例证：它不是最好的，但它是市场规模最大的，它控制了桌面电脑的操作系统，所以它是最成功的。别的小市场规模的产品(例如苹果公司的操作系统)质量可能不比微软的产品差，甚至优于微软的产品，但因为市场规模小，消费者不能享受市场规模带来的收益，购买的人就少。这在网站经营中的表现也非常明显。比如两个同做纺织贸易的BtoB网站，一个的注册会员为10000家，另一个为100家，那么后来加入的企业就会选择前者，因为在这里他能获得较多的商业机会。因此，对于一种网络产品的经营，关键是要取得最大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小的网络产品格无生存之地。
2．“赢家通吃”
“赢家通吃”是指赢家获取一切，败者一无所获。这里，其理解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
(1)由于网络产品和服务本身对市场规模的要求，某产品市场份额越大，价值就越高，消费者越愿意消费该产品，因此，到竞争的最后，正反馈会使消费者选择消费同一种产品，而由于网络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很低，一家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最后成功的企业只有一家。这家企业赢得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成为市场的统治者。
(2)熟悉一个软件或一个系统的学习成本是很高的，从一个信息系统转换到另一个系统时，要放弃原先的知识和经验，重新接受训练，熟悉新软件的操作等，为此要付出巨大的时间、精力等成本。这一类成本就是“转移成本(Switching cost)”，即消费者使用另一种产品时必须付出的设备更新、学习等成本。当转移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时，用户就会被锁定。这在软件产品上表现尤其明显，当人们最初选择了某种软件产品，并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学习、实践，达到相当熟悉的程度，此时即使他面对一个可能更好的软件，他也不会轻易地接受，而是继续使用他所熟悉的原先那个软件，这就是所谓的“锁定(Lock in)”效应。网络企业销售网络产品的过程也是网络企业试图“锁定”消费者的过程；消费者被“锁定”后，他是否转而使用另一种同类产品的决策取决于“转移成本”和“转移收益”(如果我们把消费者使用另一种产品所产生的效用称为“转移收益”的话)。“转移收益”的大小毫无疑问又与该产品的市场规模有关，市场规模大的产品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市场规模，引发正反馈，最终达到“赢家通吃”。
3．不得不实施“主流化”营销战略
“主流化”战略可以简单概括为先低价销售或免费赠送产品，取得最大化市场份额，产品成为市场主流，从而实现“锁定”用户群；再通过产品升级、相关服务收费或会员费来取得利润的营销战略。梅格卡尔夫定律、正反馈性质和“赢家通吃”现象都使网络企业不得不实施“主流化”营销战略。而网络产品的成本结构又位“主流化”战略成为可能。
网络产品的销售竞争会把产品价格降为零。因为网络产品一旦已经被生产出来，它的成本绝大部分为“沉没成本”，既然“沉没成本”已无法挽回，产品的价格就直奔边际成本而去，而且边际成本又极低，那么，免费赠送产品也就在所难免了。“主流化”的目的是锁定用户群，使一大批用户不愿意学习使用另外的产品或者因为要保持前后一致性而根本无法使用另外的产品，从而使产品有了固定用户群，这样，网络企业就可以对产品收费。当然，即使锁定用户后产品的售价也不能过高，因为一旦消费者认为产品价格高于他的“转移成本”，他就会选择另一种同类的产品。产品“主流化”后，网络企业还可以通过产品的更新换代造成用户重复购买来获得收益，正如微软每隔六个月就要升级其操作系统一样。另外还可以根据“剃须刀与刀片”原理，通过销售相关产品和服务等方法而获利。这样就说明网络企业的获利只能是在产品占据主流地位后。这种“主流化”战略是不得不实施的。因为如果一家企业不实行“主流化”战略而别的企业实施了，那么它的产品就毫无竞争力，就不能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就会被淘汰。“主流化”营销战略意味着网络经济有独特的赢利模式：先不惜一切代价获取市场份额，再获得收益。
4．独特的赢利模式
网络经济的赢利模式与传统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赢利滞后。如前所述，网络企业在取得最大的市场规模以前，是很难赢利的。网络企业一开始关注的焦点是市场规模，而不是利润。网络企业只有在取得足够的市场地位后才有可能赢利。二是“赢家通吃”。简单地讲，网络企业要么获得整个蛋糕，要么一无所获。市场统治者获得了该产品总收入的绝大部分，而淘汰者由于其产品还没有达到主流地位，没能锁定消费者，所以不能获得足够的收益来弥补投入。而在传统经济下，一个企业即使没能做到最好，没能垄断市场，但也能在产品的整个市场收益中分到一块，可能实现获利。
5．更加激烈的竞争
网络产品以知识为主要的投入要素，所需的物质资源相对较少。因此，网络企业开办的物质障碍相对较少。例如建一个网站需要的只是服务器之类的少量设备。而在传统经济下，企业进入时用到的物质资源比较多，比如说大规模的机器、厂房等等。建一个汽车制造厂需要巨额资金，这只是极少数人能办到的。而建一个网站是许多人能办到的。网络企业进入障碍相对较少，谁都能玩一把，也更能实现白手起家者的创业梦想，参与竞争的企业往往比传统经济下多。这也是目前国内网络企业CEO(首席执行官)满天飞的一个原因。另外，在传统经济下企业竞争的差距从企业进入时就会体现，各个企业的起点由于一开始拥有的物质资源不同而不一致。而网络经济下更注重的是创意的竞争，如果经营同类产品，各个网络企业在初创时往往没有很大的差距，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6．创业者多为技术人员
由于网络产品的最大投入要素为知识，因此网络产品的研制成功多为技术人员所为，也就是说网络企业的最初创业者多为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在产品的研究上有优势，而在经营上却没有优势，往往是精通技术不善经营管理。因此，创业人员要在企业中担任管理人员的角色就有点勉为其难了。最合适的位置就是所谓的CTO(首席技术长官)。一个企业要想成功除了产品技术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比如市场销售、企业管理、发展战略的制定等等。这就向网络企业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技术人员在创业时，需要得到管理、销售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微软(Microsoft)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也是技术人员出身，虽然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最近也辞去了CEO(首席执行长官)的职务，而专注于CTO的工作，这很能说明问题。反过来讲，许多网络企业的破产和倒闭往往不是因为产品的技术不行，而是因为管理混乱、销售拓展不力等原因。这种企业如果由有丰富经营经验的专业经营管理人才来管理，可能就有机会成功。
三、网络经济对金融支持系统的需求
1．网络经济要求金融支持系统能持续提供巨额资金
从网络产品市场规模的重要性、“赢家通吃”、“主流化”策略和网络经济的赢利模式可以看出，从网络产品的研制成功到网络企业的赢利之间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企业只有投入而没有赢利。网络企业在产品实现“主流”地位以前是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的。企业唯一能做的就是低价销售或免费赠送产品，以扩大市场份额。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烧钱运动”，谁的资金实力强，谁能够熬到最后，谁就是赢家。
然而，任何一家企业的资金实力终究是有限的，企业本身的投入显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网络经济的特点使企业不可能通过自身的积累来进行再投入。因此，融资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金融系统的支持，企业不大可能熬到最后。网络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发展成为企业融资能力的竞争，只有融资能力强的企业才可能成功。网络企业能做的就是融资——投入——再融资——再投入，“烧钱”一直到其他竞争者全都倒下，自己获得最大市场份额为止。
2．网络企业要求金融支持系统能承受巨大的风险
网络经济下竞争者空前众多，而成功者注定只能有一个，而且是“赢家通吃”，先前被淘汰者一无所获。这种竞争模式使企业面临的风险非常大。比如有100家网站同做纺织品的电子商务，按照我们的逻辑，最后成功的只能有一家。也就是说100家企业直奔同一个蛋糕而去，而最后享用这蛋糕的只能是一家。这样，99家即99％的企业注定是要被淘汰的。这100家企业的融资者就要有能够承受99％概率失败的能力。再比如由于亚马逊(Amazon)的示范效应，中国的网上书店最多时曾达到过160家，几乎家家都声称要做中国的“亚马逊”，但这些书店中的大部分由于无法得到后续资金的支持已经关闭，现在仅剩下40家，而这些剩下来的书店除极少数有希望上市或被收购兼并外，其余的只是勉强维持惨淡经营。关于50％网络企业要在1年内破产，85％网络企业要在3年内破产的预言不绝于耳。这对金融支持系统的要求非常高。为降低风险，金融支持系统应该把资金分散到多个企业，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只要有一个成功，得到整个蛋糕，投资者就可能获利。其次，可以扩大金融支持系统的基础，使其参与者众多，而每个参与者的投入又可以不多，也能使各个参与者可能遭受的损失减少。让1万个人共投资1万元显然要比让1个人投资1万元更加有承受风险的能力。另外，应该有畅通的退出机制。如果投资者发现被投资企业已经增值，自己已经获利，那么应该可以通过退出机制顺利地实现增值退出。
3．网络经济要求金融支持系统能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因为企业和投资者面临的风险是如此之大，技术发明者往往又缺乏市场经营和管理的知识和经验，所以技术发明者就希望能够得到有经营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人才的指导。另一方面，投资者为了对投入的资金负责，尽可能地降低风险，避免由于经营不善而埋没了好产品，产生了参与企业管理的需求。这样不但可以帮助技术发明者建立现代科学的企业制度，加强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的运转效率，提高资金利用效益，确保企业经营战略的正确性，还能使投资者随时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了解企业的经营前景，有助于降低金融支持机构的风险。可以看出，最合适的组合就是投资者同时也是经营专家。
金融经济知识范文4
一、国外金融支持循环经济的探索与实践
（一）环境金融的兴起与发展
1992年，联合国环境署正式推出了《银行界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声明》标志着环境金融思想的正式诞生。
（二）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主要做法
1.英国。1988年，英国就率先推出了第一只生态基金―Merlin生态基金。这类基金产品将投资者对社会以及环境的关注和他们的金融投资目标结合在一起。
2.美国。大力推动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以天气衍生品市场作为新崛起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得到迅速发展，不仅交易显著增长，交易品种也越来越多样化，目前已成为美金融衍生品市场中最新、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积极推动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主要为科技型的高成长性创业企业提供股权资本，并为其提供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以期在被投资企业发展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获取中长期资本增值收益的投资行为。
3.日本。侧重于通过政策性银行来间接调控或引导相关金融机构对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支持。例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从政策角度指导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企业的环保活动，从金融方面给予了低息、固定、长期的投融资鼓励措施，支持环境技术开发和援助，减轻环境风险等；日本开发银行对环保设施建设提供中长期优惠贷款；国民金融金库从1970年开始实施对环保设备投资提供优惠贷款制度；中小企业事业团对环保设施的贷款也给予了资金和政策倾斜。这些措施较好地促进了日本循环经济的发展。
4.德国。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很多国家的政策性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针对环境问题都给予特定的金融支持，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德国复兴银行在环保领域充当了经济界伙伴、联邦政府环保目标的执行者、实现可持续发展项目的融资者等三种角色，致力于为能够提高能耗使用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用循环经济的方法处理垃圾、减少废水产生、排放要达标的项目建设，加大能减轻环境污染的环保设施、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等循环经济项目提供金融服务。
（三）“赤道原则”的与推广，标志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金融理念的实践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02年10月，伦敦召开了由9个商业银行参加的会议，与会的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西德意志州银行、花旗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经过对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进行多轮磋商，制定了“环境与社会风险的项目融资指南”，即现行的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它要求金融机构对于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尽到审慎性审核调查义务，只有在项目发起人能够证明该项目在执行中会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前提下，金融机构才能对项目提供融资。赤道原则确立了国际项目融资的环境和社会的最低行业标准，并将其成功地应用于国际融资实践中，在国际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金融创新是实现经济金融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丹尼斯・梅多斯（D.H.Meadows）增长极限理论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可能长期超越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只有建立在生态环境平衡稳定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特征，不仅有利于生态的有效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而且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因此，银行业金融机构不仅要致力于增加盈利额和纳税额，而且要通过经营战略、商业行为等方面的实施调整增大对社会的利益关系者的影响力，进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启示之二：金融创新是金融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达国家对循环经济的金融支持具有相对发达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政策性金融功能不完善、以自然和环境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欠缺，因此，必须通过全面的系统的金融创新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银行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枢纽，从而对其社会责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主动把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和谐统一的追求纳入自身发展目标，真诚推动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金融业要通过信贷等金融工具支持客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激发企业和群众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热情，进而形成“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实施、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发展合力机制。
三、对金融支持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建议
（一）创新金融支持体系
为了给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必须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金融支持格局。为此，商业银行要根据各地方的循环经济发展特点，制定不同的贷款政策；政策性银行可通过优先贷款、低息贷款、提前贴现等手段，给予循环经济相关企业、工程等一定的投资倾斜和资金支持，要重点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类中小企业和环保类高科技产业等社会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农业循环经济的支持力度，促使农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全面提高；积极引入其他长期性的社会资金，构建不同层次、不同循环经济领域的发展基金；为环保类企业或特定资源类企业创造可持续性的直接资金来源，推进循环经济主体的市场化与规模化发展。
（二）创新金融支持政策
一是人民银行总行应出台金融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信贷指导意见，对循环经济企业、工程等贷款比重较大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享受循环经济企业及工程等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扩大政策，同时综合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各商业银行加大对循环经济企业信贷投入的积极性；二是建立金融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信贷风险补偿机制。
（三）创新金融服务产品
拓宽抵押担保范围，创新担保方式，研究推动应收账款、收费权质押以及包括专有知识技术、许可专利及版权在内的无形资产质押等贷款业务，努力提高对涉及“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型企业和项目的授信管理能力，并做好相应的投资咨询、资金清算、现金管理等金融服务。积极发展证券化产品，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循环经济的力度。
金融经济知识范文5
一、金融保险精算中存在的风险问题分析
我国对于金融保险精算的研究开发较晚，直到上世纪末才建立了相关精算中心和精算监督管理处。同时，对于保险监督管理的研究和应用中，可以看出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整个金融保险精算的研究水平也不够均衡，很多技术和条件没有一定的标准和具体要求。例如，对于寿险的有关业务中，不太重视精算，仍旧按照粗放型的经济进行发展，对于整个保险业务中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也较为不足，其有关保险的业务决策以及参与度都非常低。目前，我国的金融精算中所涉及到的因素比较杂，且存在一定的相对性，同时还有一些独立性也要注意到，精算业务以短期业务为主。
其次，金融保险精算中的问题在于专业人才的匮乏。金融保险精算行业中对于精算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尤其是需要良好的精算业务能力，同时还需要较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知识。而目前，我国精算行业中的精算师比较少，而精算师对于保险业有着重要作用，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中，精算师非常火爆，很多培训机构或者保险公司都雇佣一些专职的精算师。因此，精算师在保险公司中的开支也大大增加，维持一个精算师团队的费用也比较可观。由于我国的精算发展比较晚，很多精算师都是由精算专业的毕业生充任，这些毕业生群体由于经验上的不足，使得我国金融保险精算的发展比较滞后。
再次，目前的金融保险精算没有相关具体的数据，我国的精算专业在发展中比较漫长的原因还在于保险精算中缺乏较为丰富的精算数据，造成保险业上存在很多不必要的风险。由于金融保险相关的公司，其风险的增大是随着保险额的增加而增加的，因此，要通过具体而详细的数据对风险进行控制。而这些数据大多都来自于保险公司内部，且精算师的主要任务是对精算进行评估和定价，以及准备金的有关计算等工作，其经验上不足造成很多数据的缺失和不完整。
二、控制金融保险精算风险的有关措施
首先，要对金融保险的相关机制加以完善，这需要适应当今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同时，精算师也要适应这种变化，勇敢面对这些挑战和机遇。要加强对精算内容的训练，从各个行业的发展中，汲取相应的规则，降低金融保险业的风险，适应当今的变化，加强精算师的技术以及精算思想的创新培养。
其次，要建立起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精算体系，根据我国目前的现状，有针对性的对我国金融保险精算进行改革和发展，建立健全金融保险精算控制体系。由于目前的情况，我国相关精算专业还处于一个技术比较初级的阶段，精算师的素质和综合能力达不到相应的标准和要求。因此，要对精算师进行必要的训练和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在创新研究和开发相关领域中，达到一定的水准。
再次，对于金融保险精算师的整体性也要相应的提高。应该在我国精算师不足的现实条件下，多加提高精算师的整体性，尤其是对于相关金融保险精算师的资格考试，应注意对其整体性要求的增加，加强技术要求和教育工作要求。同时，还要提高相关精算技术培训以及建模方法培训。
三、加强金融保险精算人员的使命感
精算师的工作非常重要，对于公司的利润和资本增长都有很大的作用。精算师的基本工作就是对风险进行预测，加强对风险的防范以及化解，从而使金融保险公司能够安全运作，保证公司的长期利益不受损害。但是这种认识对于一般精算师来说，通常他们会认为是公司的要求，而非从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责任上去主动做到。
例如在寿险发展中，精算学几乎是和现代化寿险同步发展起来的，在对保险公司中的有关保险意识以及有关保险公司的产品销售方式，加上保险的管理方法，都是从西方保险公司中逐步学过来的。而在这些发展条件下，保险公司的内部和外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滞后，很多保险公司也面临很多问题，在定位市场和各种竞争方面都有着很多的变数。这对于精算师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精算师应加强对精算技术问题的学习，将其作为本职工作长抓不懈。精算师应认清自身的精算使命工作，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能力，对精算的职能做出正确理解，科学解决工作上的难题，对基本问题能够就地解决，同时加强价格制度的合理制定，对准备金的评估应科学有效。
对于精算学习课程应加强国际交流，以及对先进技术和理论的掌握，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促进精算棘手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精算业务的发展和进步。同时，金融保险精算人员也要对精算风险进行管理，承担精算的工作职责。
金融经济知识范文6
关键词:MFS;制度需求;制度供给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10-0010-03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
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 Manual”(《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此前,尽管联合国和IMF等国际组织颁布了多种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GFS)等,但都没有一套系统的货币与金融国际准则｡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应该是以MFS为蓝本,其中的制度变迁同时成为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从制度经济学解释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问题,既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国际接轨的认识,也有助于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框架的总体设计｡
一､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改革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科斯的解释,“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宪法秩序｡宪法“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它的约束力具有普遍性,是制定规则的规则｡第二,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在宪法秩序下界定交换条件的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规则,它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合同法以及自愿性契约等｡第三,规范准则｡这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降低交易费用｡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林毅夫在突出强调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时区分了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用“供给―需求”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用“供给―需求”的理论框架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需要具体说明哪些是内生变量,哪些是外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一般把制度安排及其利用程度作为内生变量,把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作为外生变量｡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一旦形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不易显著变动的,而可把它们视为外生变量影响制度创新以及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把制度安排看作是内生变量,是因为在现有的宪法框架内,在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制度安排是一个相对活跃､相对“革命”的因素｡制度中的供求关系比较复杂,人们根据不同条件找到问题的“主导”方面,由此就有了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划分｡
当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可以说是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一次制度变迁,而且是一次需求诱导与供给主导共同作用的制度变迁｡下面我们将具体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两方面来论述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的形成机理｡
二､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一)制度需求｡对制度安排的需求,可简单地归结为:按照现有制度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或外在利润)｡制度创新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安排,他们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一切的制度安排都有可能影响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它们使得改变制度安排所产生的预期净利益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具体说来有:第一是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导致了重新缔约的努力｡因此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可视为制度变迁的源泉｡第二是宪法秩序｡宪法秩序的改变,即政权的基本规则的变化,它能深刻影响创立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因而也就深刻影响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第三是技术｡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第四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扩大对制度需求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固定成本即可以通过很多的交易,而不是相对很少的几笔交易收回,从而降低了固定成本阻碍制度安排创新的可能;其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一些与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得以创新,如股份公司制度､跨国公司制度等;再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一些制度的运作成本大大降低｡
影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需求的因素可以从技术和市场规模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技术｡一方面,随着中国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和深化,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些金融工具陆续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出现,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工程研究也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金融产品的出现,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金融资金的借贷成本,也有利于开辟中国金融资金融通的新渠道,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借鉴国际准则的统计技术,探讨中国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产品的统计问题｡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努力,中国的金融统计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由货币统计､经济统计､信贷登记等多个系统组成的分级管理集中汇总的统计网络,基本上实现了金融统计的电子网络化,但与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化的未来金融统计模式相比仍相距甚远,这也对当前中国的金融统计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需求｡
2.市场规模｡亚当・斯密曾分析过,分工的发展受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也就越细｡在中国金融市场日益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中,不仅涌现出许多新的金融工具,也建立了诸如货币市场､股权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实务期货市场等｡这些市场的建立,使得中国的金融市场逐步得以细化,不仅大大降低了许多金融交易的固定成本,也极大地降低了中国金融统计制度的运作成本,促进中国参照国际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来建立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
(二)制度供给｡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拉坦认为,重要的制度创新的供给,必然包含政界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诸多政治手段的动用｡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主要有:第一,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从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程度､制度安排的选择空间等方面影响着制度供给｡第二,制度设计成本｡每一项能预期带来收益的制度安排都需耗费成本｡制度设计的成本,取决于设计新的制度安排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要素价格｡第三,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拉坦认为,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向右移动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第四,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从潜在安排转变为现实安排的关键就是制度安排实施上的预期成本的大小｡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因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第五,现存制度安排｡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第六,规范准则｡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反复强调制度安排应与文化准则相和谐,否则就使一些制度安排难以推行或者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大大地提高｡第七,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对制度供给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集权程度,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对制度供给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影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供给的因素可以从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现存制度安排､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1.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中国的金融统计体系经过50多年的由创立到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期间经历了数次重大变革,对国内比如实行了全科目报送制度,建立了非现场监管统计制度,实现了以会计为基础的统计信息归口管理等等;对国际比如国民经济核算正在实行的与SNA接轨,国际收支统计基本上实现了与BOP的接轨,以及中国正式加入GDDS等等｡每次的变革都是一次伴随着知识积累和知识进步的过程,长此以往,为中国的金融统计积聚了丰富的知识存量｡这些知识存量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有关金融统计制度环境､各种可能的金融统计制度安排及其功效的详尽､透彻的知识,这为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依据,大大降低了此次制度变迁的供给成本｡此外,中国现有的金融统计知识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和各金融机构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所应具备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知识,这将降低或减少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被采纳､应用的阻力,其被执行的成本也会因此而大大降低｡
2.现存制度安排｡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而难以扭转,即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中国金融统计制度以往的历次制度变迁也存在着“路径依赖”性,虽说期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还停留在一种形式上或外延性改革的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虽已暴露但远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现有的金融统计制度被“锁定”(lock-in)在一种低效的状态中｡而要摆脱这种由“路径依赖”所导致的低效状态,如诺思所言,则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接轨恰好为中国的金融统计摆脱“路径依赖”,构建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提供了一个机会｡
3.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构建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将能促进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控,并能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进行有效的防范,这不仅能够减少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所带来巨大损失的风险,也能维持中国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能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预期净收益｡
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供给者和需求者
(一)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需求者｡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可以视为一种制度变迁,即从原来的金融统计体系向以MFS框架为主的统计体系转变,制度的变革不仅是变化环境的要求,也是制度需求者的要求,新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将为其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流｡为此,我们将集中讨论谁将从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获取收益｡
1.国际组织｡世界上所有的国际组织,如果按照其对组织内成员国的行为的影响来看,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它的建立,只是为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提供一个畅通的渠道;另一种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行为具有直接的指导､约束甚至规范作用,如联合国､IMF等｡中国是IMF的成员国,有义务按国际准则向其报告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与此同时,IMF也需要通过及时了解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来了解中国金融市场运行的现状,防范中国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
另外,中国新近加入WTO,使得作为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业必须按WTO的服务贸易规则对外开放:首先是外资金融机构将按协议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同时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将更多地进入世界金融市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统计不仅需要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本国的业务,也需要区分本国金融机构的国内业务和国外业务,这就需要建立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其次,透明度作为贯穿于WTO所有协定和协议的基本原则,要求基本的统计制度和统计数据必须公开､透明,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不仅要对国内社会公开,也要对国际组织和外商公开,这也要求中国的金融统计信息必须符合国际惯例,要采纳国际通用标准｡
2.政府｡20世纪90年代世界一些地区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直接暴露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冲击之下,中国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严格管制来避免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政府只能遵守世界金融的游戏规则,通过构建完善的风险控制系统来提高中国的风险防范能力｡这也迫切需要中国政府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金融统计研究成果和经验,加强对中国金融经济的宏观管理和监控,而要想达到有效的宏观管理和监控,除了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以外,最首要的就是要建立能够满足金融监管要求的信息系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货币与金融统计｡
3.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中,主要有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对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有着巨大的需求｡金融统计是中国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中央银行一方面需要利用自身的金融统计资料和一系列的经济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并进行相关的分析来对经济金融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制定货币政策,适时地调整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需要金融统计为其金融监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这是中央银行确立正确的监管策略的前提条件｡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统计是中央银行金融统计的基础,因此商业银行金融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直接决定着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展以来,原有的几大专业银行经历了向商业银行的转变,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主体,在面临国内外商业银行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它们也开始注重对金融统计数据的分析和预测功能,也需要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统计｡
(二)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供给者｡按照西方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物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现象产生的根源｡所谓的“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而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收益)的行为｡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性质,决定了它一般地由政府来提供,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表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高,而是因为由私人提供无法收费,或者说无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货币与金融统计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由私人提供基本的金融统计数据无法向所有的使用者收费,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我们认为应由政府来提供基本的金融统计数据,而为了满足各种金融统计信息需求者的不同的特殊需要,可以由各商业银行或其他的金融机构提供特殊的金融统计数据来满足这些特殊的需求,并可以相应地收取一定的费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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