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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问题范文1
一、经济法视觉下社会公平问题表现
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经济领域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另外在社会文教方面也具有突出的表现，特别是当前普遍关注的住房、医疗和教育问题。而在经济法视觉下，主要解决的社会不公平问题，是在市场竞争中的类似竞争规则不公平的问题。
二、经济法视觉下公平价值分析
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一方面是为了克服市场自发形成缺陷和不足，另一方面能够促进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在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和市场是引起社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而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看，经济法是有效的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问题的重要手段。第一，经济法克服市场机制中不公平的缺陷现代市场机制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唯利性的促进作用下，很容易导致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和不公平性，特别是对那些投资回报周期比较长，风险较大、利润较低的公共领域，难以有效的得到必要的投资，从而造成公共供给的不足。再加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容易形成投资过热和泡沫经济等。而经济法的出现就是对这些市场缺陷和不公平性的一个重要解决措施，经济法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和保障性，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调节市场失灵的不公平性，首先能够排除市场障碍，防止市场垄断，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次，通过经济法给予市场经济活动的指导和服务，引导和促进其按照按照社会公平的方向发展，抑制房价、稳定物价，通过各种所得税进行市场调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的实现。最后，通过国家的直接投资经营参与，提高市场的规范化，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公平竞争，通过国家投资保障资产增值和分配，维护全民利益，保障社会公平。第二，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保障社会公平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一方面要提高市场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也要维护市场公平，从而保障社会公平。但是对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问题一直都存在争议，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必须要更好的提高市场效率，只有效率提升了，自由竞争才有发展的可能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法要在公平规则的基础上保障经济效益的提升，特别是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是经济法价值的核心。从经济体制上来看，公平和效益的先后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定论，改革初期我国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看，必须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效益的提升，经济法的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必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社会公平，防治破坏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如何利用经济法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社会经济问题范文2
「关键词：旧区重建 土地征集 政策动向 改造成本
一、前言有人说，深圳用10年时间建成了一座崭新的城市，又用5年时间将其建成一个难以改造的旧城。这个说法虽则偏激，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我市规划和管理焦点和难题。进入90年代以来，以东门老街拆迁、上步工业区转型和特区内旧村改造为标志，我市建设已由新区开发转向新旧城区建设并重的阶段，市区重建（或称城市更新、旧城改造）被提到议事日程，并成为城市开发建设的热点。由于前一阶段城市主要的精力放在新区拓展上，市区重建研究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很多问题还来不及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进行研究，一些地区拆迁已经匆匆上马全面铺开。由于缺乏全面的考虑，改造中的社区往往成为新问题区。东门老街改造应该是最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例。从1993年开始，有关部门将东门老街12.8万m2地区划分为大小不等的若干地块，交由不同开发商自行拆迁改造。由于缺乏统一的筹划，至今改造还局限在有利可图的各个商场单体独立改造上，急需更新改造的基础设施难以推进，加上开发商各家风格不一，工程进度不一，长时期以来东门成了脏乱差集中地区，顾客群体从最高峰40万人下降到25万左右，商业竞争力和吸引力受到明显的影响。更令人忧虑的是，1999年所有单体改造全部完成后，将有近100 万m2商场面积进入房地产市场，而东京最大的商业中心区（包括银座-东京站一带两个一级商业中心地）营业面积仅60万m2，北京西单营业面积也只有32万 m2.相比下，东门商场改建总量远超出实际需求，无论是对周围片区市政设施还是全市房地产市场，其影响是长久和深远的。有专家说：“东门改造将是一锅煮不熟的夹生饭”，也有专家说“东门改造使深圳永远没有了自己的历史［1］。笔者认为，以上问题出现固然与目前不规范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有关，但与我们规划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也不无关系。市区重建历来是城市建设中最复杂、涉及面最广的社会工程，有着极强的政策性。成功改造规划不仅要综合考虑配套政策法规、拆迁补偿组织管理和资金筹措等固有的模式的变革，更要解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所面临的市场竞争与政府调控、速度与标准、更新与变化、近远期协调、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统一等一些复杂的”技术“和”非技术“矛盾。 目前，特区内15个工业区不同程度进入改造和调整时期，构成深圳市区重建的主要内容。加深相关的经济和政策问题的研究对于城市更新工作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这类旧区重建的”旧“，含义已与传统概念有很大差别。它不是指建筑质量、环境景观、交通和市政设施较差，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是工业区本身的功能和性质”陈旧“，确切地说上这些功能和性质不能适应隐含在现时地域空间之下的”地利“的变化。由于改造对象一般都质量结构完好，市区重建规划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可能是并存的。笔者就八卦岭片区改造规划谈谈对其中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认识，并清大家指教。
二、 问题的提出1、 概况八卦岭工业区是1986年经济特区确定建设的15个标准加工工业区之一。在1994年以前，区内有近500家企业（其中有20家拥有自己的物业），就业人数最高达9万人，是特区成长时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近年来，城市高速成长和快速拓展，使该地段区位由原来城市“边缘地带”迅速成为城市核心部位，也使区内企业面临着生产成本急升和工业效益下降等问题。在效益普遍不理想的状况下，工业外迁和将空置厂房改作商业、办公等用途，就成为企业摆脱困境的一条有效快捷途径。截止到1996年底，八卦岭工业区188幢总建筑面积约164万平方米的建筑物中，涉及改变商业办公功能的有60幢，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其中的65%是未经规划国土部门批准擅自改变功能。2、矛盾和冲突客观的说，以上改造行为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进行的，缺乏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控制管理手段，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它的弊端不仅是带来了诸如交通拥挤、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国有资产（土地收益）的变相流失。有鉴于此，管理层面认为必须制止改变功能行为，并要求以改造为住宅区的发展目标，制定片区的改造规划。但是，企业对此却有不同的认识和反应。在我们的调查中，50%的业主有改变建筑物功能的愿望和要求，但绝大部分对改为居住难以接受。这是因为现有的标准厂房，可以通过进行内外装修改变为商业、办公、娱乐等，惟独不能直接改为居住用途，除非将只有10多年楼龄的厂房拆除，这会带来改造成本和风险剧增，对整个社区的环境和交通也有很大影响。但是，商业、办公、娱乐的发展是必须借助于一定规模居住人口和经济活动量的支撑，不可能无限发展，因而厂房的改性也有一个限度，这使企业也处于很为难的境地。
三、应该不该？——对计划和市场冲突的思考实质上，处理以上局部地块企业个体经营行为与规划管理层面行为的矛盾，在宏观或更深层面上，是如何协调市场经济和城市规划关系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工业区改造最终靠企业（业主）完成。作为独立预算的经营实体，追逐利润最大化是企业行为准则，这是规划必须尊重和服从原则之一。但是，价值规律也决定了市场行为的盲目和天然的缺陷，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市场不能有效地预测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从而使得经济发展从无序走向有序所需的社会成本很大。这就要求城市规划必须注重研究市场，把握市场，在顺应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规划手段和经济手段引导市场，帮助企业克服盲目性使其既能创造经济效益，又有利城市整体发展。因此，我们以对全市房地产市场研究为突破口，在深入分析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转换关系和城市发展对该片区要求上。确定片区改造方向近期以工贸办公为主，远期发展居住为主的综合区。研究的主要结论为：1、特区工业生产成本的上升、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第三产业较工业要高的物业收益，与八卦岭所处的位置相互作用，使调整功能成为一种客观必然。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八卦岭片区在现时和未来都不具备发展为专业市场或片区零售商业中心的区位。而且目前特区商业楼宇空置率高达70%，过多的商场建设造成了这两年零售服务业滑坡。从1994年至今，特区内已有15家大型商场倒闭。如果以上步工业区为代表的大量厂房改为商业， 可能会因其租金低廉进一步打击原有和新建大批商业楼宇。在这种情况下，应严格限制本区盲目改为大型零售商业用途；3、目前全市商业写字楼总体上严重过剩，但是市场细分结果显示，中低档次的商业写字楼特别是直接服务于工业“总部”式办公楼相对紧张，在补交地价的前提下，应允许厂房直接改为办公用途。4、在片区周边的园岭、白沙岭、泥岗村等住宅区形成规模的情况下，八卦岭工业区的住宅开发有良好的形象和氛围。从城市发展策略角度，八卦岭工业区住宅建设也有助于罗湖区居住人口疏散。
四、值不值得？——社区利益和按商业原则开发的平衡理论上说，类似八卦岭工业区的改造，由于不存在着提供重建楼宇给受影响住宅的业主问题，改造的赢利和回报是相对丰厚的，但是，根据规划，以住宅为主的改造方案将拆除工业厂房面积893897m2，改造工业用地406317m2；提供居住用地339088m2，提供新建高层住宅面积1017264m2.该方案涉及到近300家企业的搬迁和15家业主的利益问题，投入资金和工程量巨大，必须靠政府、企业、私营机构共同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使市区重建的工作实际上逐步由单纯强调社会效益向三大效益结合转化。而今，城市更新一大变化在于政府有关部门不再是建设的主体，而是通过政策来调控，靠业主或其它开发企业甚至社会团体来操作改造项目，资金的筹集和运转都由具体的经济实体来谋划。因此，对于改造项目来说，它必须有利可图，最起码是收支相抵才有启动的可能，事实上，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效益的相协调成为改造的基本目标，而经济效益的多寡往往又成为促使某一经济实体参与改造的关键所在。八卦岭工业区以居住为主的综合区的改造方案，不仅意味着业主损失厂房物业残值，也意味着损失了工业厂房租金和租赁毁约费用，机会成本大大增高，除非能争取到很高的容积率确认能有可靠和可观的利润回报，否则业主或开发商是不会轻易按照规划设想运行的。但是过高的容积率必然会损害社区的环境利益。如何在保护社区利益和按商业原则开发之间求得平衡，是规划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协调这一矛盾，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对具体方案从开发商和政府两个角度衡量，进行“成本-收益”经济分析。测定在给定的规划设计条件下的企业盈利水平和政府财政平衡能力，并综合比较各种方案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结合的情况。以此为基础，制定科学可行方案。
1、从开发商角度来衡量：由于改造项目是按商业开发原则进行，因而“成本-收益”经济分析应该按一般的房地产估价程序进行。由于市区重建的特殊性，作为财务预算的真实成本费用，应包括：
物质成本：补交地价、建安费、管理费、综合配套费、利息、房地产税费等
机会成本：物业残值损失、租金损失
意外成本：由于市区重建的时间较长，不可预见因素多，市场的多变往往导致实际发生的成本或收益偏离预算情况。
2、从政府角度来衡量：本区由于功能改变，必须增加大量的生活配套设施，改造现有的市政管网及设施。收回的补交地价，是否抵消以上市政投资费用，政府在财政收支上是否能达到平衡是衡量“值不值得”一个重要的因素。此外市区重建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面临各种难以预见的因素，实际运作中谈判、收购、拆迁、建设发生的时间成本、心理成本和环境成本是否为开发商、政府和社区接受，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对于政府而言，从社会、环境就财政角度考虑，改造的成本可以量化为：
基础设施成本：生活配套设施和市政、绿化配套投资
收购成本：由于八卦岭地区生活配套用地非常困难， 中小学用地必须依靠政府收购业主土地改建来解决。
环境成本：由于建设周期长，社区可能长时间处于一种混乱局面，从而使片区甚至整个城市运作成本增加（交通堵塞等）。
时间成本：由于以上原因和土地产权分散等因素， 改造中谈判、拆迁、建设过程将可能是艰难和旷日长久，对于这部分成本应设不可预见成本系数考虑。
五、如何运作？——对运作模式和政策动向的评价一直以来，由于产权的分散，开发商物业收购工作非常困难，深圳旧区重建始终处于“零敲碎打”式的机制和模式。从东门改造情况来看，由于开发改造零敲碎打地进行，社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处于一种混乱局面， 改善环境的各种配套工程很难顺利进行， 社区付出的环境成本很高，最后甚至有违改造的初衷。反过来， 业主的销售收入最终也会因公共和市政环境得不到改善而使下降，于业主和于社区都不利。八卦岭工业区总面积108公顷，是东门改造面积的10倍。如果还因循以原业主拆迁改造为主的“自主开发”方式，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因此我们建议由政府委托一家或几家企业进行物业收购、全面开发的“统一改造”。但是“统一改造”模式在实际操作时预计会遇到一些困难。最突出是物业收购。严格意义上讲，市区重建是城市土地的再开发，之所以对开发者有巨大的吸引力，是隐含在物业之下的丰厚“地利”。由于八卦岭地区交通、生活服务设施相对齐全，享有较强的集聚效应，保值增值潜力巨大，与郊区土地的经济价值有天壤之别，区内业主都把筹码压在土地升值所带来巨额的回报上。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业主以工业用地的楼面地价将土地出让给政府或开发商，业主在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据调查了解，目前物业收购的楼面地价市场行情为2000元/m2左右， 是理论上的5倍。当然政府有权强制性按工业用地的楼面地价收回土地， 但工作量和难度是十分巨大的。届时，巨额的收购成本有可能使得“统一改造”模式的最后的回报率很低。经测算在目前允许的容积率下，“统一改造”模式综合利润率为12%，如果由于各种难以预见的因素使得成本增加10%或者销售物业收入减少10%，利润率只有2%-8%，对开发商吸引力不大。因此建议政府：1.减免部分地价， 分析表明政府可能在财政收支平衡上有5.26亿元的结余，如果免收这一数目的地价， 开发商的盈利水平可以达到20%以上， 并获得较好的抗风险能力。2.或者成立类似香港土发公司半官方半民间的开发机构， 由该机构进行物业收购前的谈判和前期工作， 之后向开发商进行熟地转让， 帮助开发商减少开发成本和克服物业收购的重重障碍。
3.强调市区重建的政府行为性，强制落实公共市政配套设施。
社会经济问题范文3
【关键词】四川藏区；经济发展；困境；对策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藏族是一个大的少数民族。四川是全国的第二大聚居地，主要分布在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等多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方面大都落后于汉族，同样藏族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国家对藏区经济发展的重视，特别是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对藏区的政策鼓励和资金支持，使得藏区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四川藏区总体上来看，社会发展水平仍然很低，基本实施差，经济效益差，贫困面积大。由此，充分发挥四川藏区的天然环境优势，克服藏区诸多不利劣势，使藏区的经济发展尽快得到转型成为藏区今后经济发展的关键。
一、四川藏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现状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四川藏区社会经济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变，但是由于这些地区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交通运输、知识文化水平等诸多方面存在缺陷导致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是我国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
（一）基础设施落后
由于藏区特有的自然条件，使藏区交通不便，基本设施落后，藏区人民和外界联系的途径主要是靠汽车公路，但由于藏区大多处于高原地区，山高路险，造成公路等修缮成本大，且自然灾害频发，阻碍了藏区交通设施的完善，严重影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藏区内公共基本设施薄弱，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不完善，有些地区连基本的卫生所都没有，只能靠流动的赤脚医生保证基本医疗。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
（二）经济基础薄弱
近年来，四川藏区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大多是由于中央财政和四川省市的支持和建设投入拉动的，出自于藏区自身经济积累的成分不多。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天然的地理环境使藏区内的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农、轻、重的比例构成不合理，虽比过去有所进步，但同先进的地区相比，差距仍然很大，畜牧业依然是藏区人民生活的主要来源，轻重工业基本力量薄弱。
（三）人民文化水平低，科技落后
由于藏区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导致藏区内公共文化建设较为落后，无法为人民配备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多停留在初中文化水平，同时，藏区内功能齐全的图书馆和文化馆较少，使人们接受教育的途径减少，人们意识不到教育对自身及地区经济建设的巨大作用。文化建设落后导致了藏区科学技术发展极其缓慢，高等院校的缺少使得藏区的人力培养力度不足，再加上落后的地区使很多在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不愿回到家乡做贡献，造成人才的流失，使得藏区在人才培养上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造成恶性循环。
二、藏区经济发展落后原因分析
（一）自然原因
四川藏区基本都是出于海拔较高的高原地区，地理条件恶劣，气候干燥，气温低，昼夜温差大，山脉绵延不绝，所占区域大，众多河流穿杂其中，地形复杂。正是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直接影响到了藏区的交通建设，使通往藏区的交通运输困难，社会经济建设资金短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
（二）藏区自身经济积累少，对外界援助依赖性强
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藏区经济得到了较大程度发展，但这些发展大多是靠政府的鼓励和其他地区对藏区大力支持获得的，藏区内没有形成自身完善的工业或技术设施，畜牧业依然占据藏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对外界援助较强的依赖性，使很多藏区同胞形成了等、靠、要的思想，这种思想和发展模式无疑是弊大于利的。
（三）人民文化素质不高，传统观念的束缚
藏区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影响了人们接受现代教育的程度，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使人民的教育意识薄弱，对教育对未来的影响认识不到位。藏区的人民依然崇尚的是风水迷信，推崇“因果”学说，传统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严重束缚了人民的思想意识，造成对先进技术和观念的排斥，使地区的经济能不到快速有效发展。
三、藏区经济发展途径
“内因是影响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要突破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还得要转变藏区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发展方式转型
光靠外在输血式的发展模式不能够构成藏区经济的长远发展，藏区必须在接受国家政策鼓励和外界其他省市给予帮助的条件下，发掘自身的经济发展优势，以增加自身的“造血”功能。
首先，要大力鼓励人民自主创业，使有创业想法和实力的人们活起来，带动其他人共同想致富之路。
其次，发展本地特色产业，四川藏区虽然地理环境恶劣，但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却给人们送来了不少特色产品，藏区应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延长产业链，采取精加工的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
最后，根据本地天然的自然地理环境优势，人文民族风情，发展特色旅游服务业，积极开发有创意，有特色和民族风味的旅游产品。
（二）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要加大对藏区交通设施的建设。虽然藏区的恶劣的地理环境影响了藏区的交通建设，但也应该看到交通对藏区社会经济和藏区人民的重要意义，要加大藏区交通建设的力度，开山路，通公路，使藏区不再是与世隔绝的高原荒地，只有这样，才能加大藏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才能促进藏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完善藏区卫生医疗事业，不仅包括居民的卫生保障，同时也要涵盖畜牧等牲畜的卫生。首先完善医疗卫生，在交通可以到达的地方设立基本的医疗卫生所，保障人民的基本医疗救助。在地区偏远地应定时定点为藏区人们提供及时基本的救助，不断完善藏区医疗体系。其次，要按标准设立畜牧兽医站，配齐人员和设备，为藏区畜牧人民提供及时可靠帮助，促进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三）大力发展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藏传佛教和藏区民族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藏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在藏区宣传现代文化，发展教育事业，要注重与传统藏文化相结合，积极吸取藏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摈弃消极不良因素，以人民可以和易于接受的方式，使人民接触先进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不断提高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为藏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培育高等优秀人才。同时着力有效增加职业技术和成人教育等在藏区教育中的比例，调整学习教育的规模和结构，积极引导藏区人民走上科技和文化致富之路。
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以调整藏区自身内部结构为重点，四川的藏区必将实现和谐繁荣发展，使每个藏区人民都公平公正的享受到开放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李登全.试论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我国藏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1（10）：14-15，17-18.
社会经济问题范文4
关键词：交通运输；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发展
交通运输作为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运输业的本身而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虽然我国交通运输业也有了飞跃的发展，但我国的经济增长却呈现出了区域化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主要是由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带动起来的，而这种增长是离不开交通运输的支持。东部地区仅占我国面积的1/3，但我国基本上所有的港口以及大部分的铁路、公路都集中在东部地区。
一、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长时间以来，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问题。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之间相互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总起来看，人们对其因果关系主要有三种认识。
第一，交通运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种观点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能够较好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不仅使得人们的消费空间距离缩小，也加大了不同区域间人们的经济活动，形成了相互合作的关系，同时能够促进产业的优化，吸引大量的投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交通运输能力提高。这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引导着交通运输的发展。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地发展，也对交通运输能力有了新的要求，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完善，使其不断适应日益增长的经济。
第三，二者相互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能够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即交通运输的发展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协调发展的。
二、我国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
1、城市交通运输问题
目前我国的城市除了部分大城市外，大都处于规划水平低，缺乏有效的应变能力和协调能力。虽然交通运输的发展十分迅速，但交通拥堵现象的状况并没有得到解决。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的人流、车流增加的速度远远大于道路的建设，而交通工具却发展的非常缓慢。除了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建设了地铁、轻轨等缓解交通运输压力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之外，大部分城市还没有做出大的变化。
2、交通运输问题影响经济发展
由于交通规划水平、应变能力等的限制，使得交通运输的建设不能与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规划相协调。道路容量的不足，致使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像北京、上海的这样的大城市，交通拥堵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各方各面的经济活动，从而影响到该城市的经济。相反的，像西部及偏远的地区交通运输的建设发展缓慢，这些地区与外界的沟通将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一方面，当地的大量丰富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另一方面，大量的投资商不来这些地方投资，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地方的差距越变越大。所以，在交通运输发展的过程中，不管是交通运输的拥堵问题还是交通运输能力的缺乏都相应得制约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3、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交通运输
长时间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建设一直处于一种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导致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非均衡发展的现象。例如，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这样将会导致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交通运输能力的差距也越变越大。在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可以强烈的刺激当地的消费，同时增加政府的收入。当经济得到高效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时，而交通运输能力没有进行相应的提高，进行必要的建设，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在城市整体的建设和规划中缺乏其科学性。
三、区域经济发展中对我国交通运输发展的建议
以上分析了一些区域经济发展中交通运输的现状，同时也显露出了许多问题，下面提出了四条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交通运输问题的建议。
1、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就是要实现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从实质到内容的一体化，使二者相互协调发展。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不仅促进了人流、物流等的畅通，而且支撑和推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人们对于交通运输观念的转变。对于中国的西部而言，区域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现代文化的教育。而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文明思想的传播，加速了中西部地区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使人们能够逐步的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文明，这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具有很大的意义。
2、交通运输发展的差别战略
在充分了解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后，应针对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交通运输设施实行差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战略，使得交通运输的发展能够很好的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充分的发挥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各种效应，最终使得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得到共同的发展。例如，针对像北京、上海、天津等这样的大城市而言，其公路、铁路的建设已经相当完善，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市中的交通拥堵现象，这就需要建设技术要求更高的交通运输设施，如地铁、轻轨等。但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而言，仅仅需要建设能够满足其基本条件的铁路、公路就可以了。
3、发挥交通运输的聚集效应
依据点轴开发理论，随着像铁路、公路这些重要的交通干线的建立，连接重要干线地区的人流、物流将会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将不断降低，形成有利的区位条件与投资环境。经济区域的发展首先是从具有有利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的中心城市开始，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一定的经济带。在此产业、物质、技术、市场、人力、资金等高度聚集，这就大大降低了区域经济的运输费用和运输水平的提高。当费用降低时会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吸引大量的产业向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有优势的地方聚集，使得这些地方有了较大的空间进行发展，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4、以交通运输为干线，快速发展经济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完善，区域经济和交通运输的联系也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以交通运输干线为发展轴的经济聚集带。在发展的过程中，人员、资金、技术等在交通干线上集聚，不断改善区域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产业等也会受到新的交通干线的吸引，向交通干线集聚，促进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例如，甘肃省依据"提速中部，东联西拓"战略，以兰州为中心，形成一个半径为100km的1h交通运输圈，同时甘肃省的东部地区以天水为中心，融入国家中部、西南经济的交通运输，是甘肃的交通运输东连陕西、南连四川，与国家的中东部以及西南部地区经济相互融合，发挥了甘肃省的优势。
四、总结
综上所述，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相互协调的。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重视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认识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解决，以保证经济快速、持续、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庆斌，荣朝和，马云. 《运输经济学导论》.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6年
[2]赵坚.《交通与运输的含义及交通经济学问题》.《综合运输》.2007年，第8期
[3]张云，孙启鹏，丁海鹰.《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有关问题的探讨》.《长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6卷（第3期）
[4]段增英.《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13卷（第18期）
社会经济问题范文5
关键词:社会公正;制度;政策;人力资本;
家庭
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片面的不协调性向全面的协调性进化的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人类社会活动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相互促进、彼此协调的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整体发展的基础。为了确保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的实现,为了消除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不公正的现象,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公正的理念,更需要实实在在的公平行动。社会公正的缺失特别是由此引起的不公的分配结果势必挫伤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承受能力,激起弱势群体对社会政策甚至是社会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抵触,这种具有传递性的不满情绪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导致潜在的社会不安定;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和谐、谅解以及合作是保障社会安全运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社会的全面健康和谐的发展必然少不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通力合作,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的人格尊严,提升社会的公正程度,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冲突、误解以及不信任,消除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增强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的能力,可以说社会公正是人类世代追求的“基本善”,是内在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
一、制度政策因素
浙江省国有经济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先天不足,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反而成为了一种有利于集体、个体、私营以及其它多种经济成分充分发展的优势,实际上就避免了许多国有经济和其它成分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从而形成一种非“式”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存在和发展的模式,这种遍地开花式的经济发展可以称得上式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这一特点对于社会成员来说,不仅可以保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合理的收入渠道,而且可以拓展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不能实现的多种收入渠道,这种基于体制改革而形成的并最终能够几乎支配社会公正所有领域的收入分配的多种渠道主要包括:按劳动或者要素的主要渠道,道义援的非主观努力的次级渠道,不可预期和风险性的三级渠道,权力支配性的隐蔽性收入渠道以及违法暴富性的少数人的收入渠道。由此看来,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这种发生在经济成分方面的能够带来收入渠道多重化的变革,将会在经济体制转变的不同的阶段对于社会公正的不同领域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从单一化到多重化的转变的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将会由于多种渠道的影响而更加不公平,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随着体制改革的进展,这种影响会由于收入渠道的自身多元化而逐渐减弱,最终会有利于社会公正的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实现。
浙江民营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成为冲击原本存在的总体经济结构的强劲有力的因素,浙江民营经济户数已经由1995年的71556户,增加到了2000、2002和2003的178771、247287和302136户,这种高幅度的增长伴随着民营经济提供就业岗位由1995年的1053253个,增加到2000、2002和2003年的3004728、4040209和4839964个,而且,浙江的知名民营企业数目更是在迅速增加,如果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据前不久的全国民营企业100强排名中浙江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浙江省这种民营经济相对于国有经济的强大的发展势头不仅表现在城市,而且还体现在农村,本来上个世纪80年代的城市经济改革,农村价格改革和的推行,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以及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于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应当有缓解的作用,但是,城镇和农村居民以基尼系数计算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公平,更加合理的解释是民营经济的突出发展从不同的社会成员阶层和不同的具体领域加剧了不平等,而且,由于传统体制的原有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较强的“惯性”,特别是对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对农业农民的一种“剥夺”式的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不仅没有补贴还要征收税收的农业政策,对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政策以及把农民和城市市民分割开的户籍制度在近期还不可能完全消失,并被新的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各种制度取代,可以看出,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动和传统政策的双重影响下,浙江省的社会公正状况特别是收入分配领域,在现阶段,至少从作者计算的基尼系数的情况看来,变得越来越不公平。
二、人力资本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是通过对经济增长剩余的解释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收入的个人分配性质及收益增长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较好的理解经济报酬分配的工具,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是个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主要的决定因素。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之一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W.舒尔茨指出人们通过自我投资形成特定的人力资本,正是自由人得以增进福利的一条正途,在每个个体身上体现为个人知识、技能、经历、经验和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提高人口质量和提高劳动者时间价值的各项开支,并进一步细分为医疗保健、在职培训、正式教育成人学习项目和就业迁移等,对各项资本的形成,特别是教育资本的构成,计量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论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于物资资本收益率的差异问题以及人力资本的增长对于个人收入均等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加里•贝克尔则是这一领域后续研究得以开展的关键学者,他把不断涌现的经验观察系统地组织起来,围绕着比较各项活动的收益流量的贴现值计算投资的收益率,他认为,合理行为的追求将会使得投资达到边际收益率等于资金的机会成本,他对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收益率计量进行了理论和经验的分析,深入分析了教育培训的支出和收入,年龄-收入曲线,收益率计算方法以及企业、职工和学生等主体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决策行为,特别是,他对家庭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进行了经典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由于资本投资市场资源的稀缺性,人力资本并不是无偿获得的决定了人力资本的供给曲线具有正的斜率,他的收入公式为:,其中E代表收入,c为投资成本, 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平均收益率。
三、家庭因素
社会公正不仅仅是涉及到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牵涉到家庭的问题,正如个人会遇到不同的机会并根据一定的原则做出适合于自己的决定一样,家庭也会面临着众多的情形并且也要依据一定的原则做出相应的合理的反应,但是,家庭的决策会更加复杂,主要原因是家庭决策是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的一个结果,影响家庭决策的因素主要包括:进入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子女的抚养以及接受多少教育。
假设一个经济系统中生活的人们的一生可以划分为童年、成年和老年三个时期,也就是时间T∈(0,∞),人们重要的决策在成年期内完成,那么,人们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ln(ct)+βln(dt+1)+γln(ntht+1),其中ct为成年时期的消费,dt+1为老年时期的消费,nt为子女的数量,ht+1为子女的人力资本,参数β>0代表人们的心理贴现率,参数γ>0表示人们的利他因素。同时,抚养一个子女将会占用成年时期的部分用ф∈(0,1)表示,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成年时期的约束条件为:①, 其中st表示每个子女的教育年限,wt单位人力资本的工资,并且假定教师的平均人力资本等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平均人力资本,所以,每个子女的教育费用是,②考虑到利率因素Rt+1,那么,老年时期的预算约束条件为:dt+1=Rt+1st,③子女的人力资本ht+1取决于父母的人力资本ht,平均人力资本以及教育因素et,,其中参数τ∈[0,1]表示人力资本在家庭内部的遗传系数,k∈[0,1 - τ]代表教育的质量影响因素,同时Bt以下面的速率变化,Bt=B(1+ρ)(1-τ-k)t并且满足,B,θ>0以及η∈(0,1),④定义表示家庭相对于平均人力资本的比例,那么,一阶条件下,,以及,由于xt表示家庭人力资本的相对数,所以,富裕家庭的人力资本相对数xt∞和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相对数xt0的条件下,子女数量的比例为:。
可以看出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相比子女数量较少,同时子女接受的教育较多,同时在物资生活、精神生活以及遗传方面都有巨大的优越性,有关父母和子女经济地位关系问题,美国经济学家Blau和Duncan早在1967年就通过统计工具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子女成年后的经济地位与其父母的经济地位仅仅存在着非常弱的相关性,也就是认为市场机制是可以自动实现公平的,特别是1986年,Becker和Tomes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和子女在收入方面的相关系数的平均数只是0.15,紧接着1988年,Becker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职务时,发表演说,“低收入和高收入一样并不是简单地从父母到子女的传递问题。”同时也有经济学家,例如:Bowles,Atkinson,Maynard,Trinder,Solon和Zimmerman认为代际之间的收入相关系数被低估了,主要是由于计量的误差和在调查时被调查对象自我回忆有关父母对自己收入影响的有意识的缩小,他们研究结果是Becker和Tomes的研究结果的三倍,也就是0.45,这样的结果说明禀赋的分配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即使一开始分配比较公平,那么随着代际之间不公平的传递,最终将会是差距越来越大。
四、改善社会公正的建议
社会公正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根植于人们心目中的一种基本的制度性的理想,成为人们世世代代追求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人们在现实中寻找更加合理的生活追求。要营造一个高效并且公正的社会,仅仅依靠个体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必须从对全体社会成员负责的角度出发,维护社会公正的理念和准则,保障社会公正体系中各领域内容的之间的协调和具体实施,并且积极创造一些有助于提升社会公正水平需要的条件,因此,政府有责任“平等地发展个人潜力,使每一个人一开始就有足够的权利(物质条件)以便得到相同的能力与所有其他人并驾齐驱。”政府不仅要制定有利于保护在市场化、现代化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基于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更需要通过具体社会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补偿,主要是提高弱势群体的“造血”能力,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增强他们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领域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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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ertra E.Todd and Kenneth I.Wolpin,On the Spec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Cognitive Achievement,the Economic Journal,February.2003
社会经济问题范文6
一、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拟论证，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
二、关于南宋会子的性质。会子自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购买力是来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会子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会子的信用是靠国家的税收（含变相税收榷卖）来保证的。会子的法偿能力，也主要是通过它的纳税能力和榷买能力来体现的。我们只要深入考察，就会首先发现，铜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会子本位币，其突出表现是，持会子并不能随时随地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或者更准确地讲，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持会子都不能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再深入，就会发现，如上所述，会子的价值并不完全是由它所能兑到的铜钱来决定的，而更确切地讲，是由它的纳税能力决定的。在南宋后期，楮币可以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的趋势一些特殊性。事实表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上走过了二种不同的道路。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理论包括社会理论。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轨迹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中、西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人根据西方情况作出的现成结论，这就难免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笔者以为，近年学术界关于宋代经济的讨论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为，要正确认识有关宋代的货币问题，就必须首先认清宋代与同时期西方各国相比它的独特的国情。
铜钱的流藏销是由于自身购买力低下
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以为，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至于宋代的“钱荒”并非一般交换手段的缺乏，而是一种特殊支付手段的缺乏，笔者先已有文论证（《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刊《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中晚唐两宋的钱禁与铜禁》，《百科知识》1987年第8期;《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1984年宋史年会论文,未刊），在此不作重复。
1、铜贵钱贱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且有越来越严重之趋向，可以从铜贵钱贱的现象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中得到证明。
北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司封员外郎王葆说：“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年间又有人讲：“民以钱十文将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群书考索》后集卷六0《财用·铜钱》）同等重量的铜钱与铜器价值比为一比十五，即熔钱铸器，其利润已达十几倍。此后其比例似稍有回落，但仍长期保持在一比十以上。如庆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毁一钱则有十余钱之获，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顾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嘉定年间袁燮知江州上便民疏称：“销钱为器，未始无法也，而获利十倍，人竟趋之”。（《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理宗时许月卿撰文称：“金丕销为器，利且十焉”。（《百官箴·都大提点坑冶铸钱》）还有不少类似记载，不便枚举，都说明熔化铜钱制成铜器可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化铜钱制成铜器，固然其间有化铜费用、制模费用等等，卖价可以多于所用铜钱，但增至五倍、十倍，就表明了一定数量的铜钱中所包含的原铜（合金）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此数量铜钱的市场价格。
对于铜与铜钱比价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官方收买民间铜器支价的变化中看到。北宋元佑元年收买民间铜器，每斤支价二百文。（《长编》卷三七五）庆元二年（一说三年）收买民间铜器，每两支价三十文。（《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等）则合每斤支价四百八十文。铜钱一般每贯七百七十文重四斤半至五斤，每斤铜钱约为一百五十四文至一百七十一文，则官方回买一斤铜器的价格（此价格肯定大大小于市场价格）比一斤铜钱的价格要高许多。
由于铜贵钱贱，甚至在官方的钱监里也出现了熔化旧钱铸造新钱的情况。如袁燮讲：“自黠吏既渔其利，而场户复济其奸，惮取铜之难，销钱以输之，幸其精炼，无复致诘”。（《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真德秀也讲：“迩年以来，又有冶户毁钱为铜之弊”。（《真西山文忠公集》卷三二《馆职策》。另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等）熔钱造钱，最有说服力地表明了铜钱的价值比它所含的原料的价值还要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