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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范文1
关键词：国内外；应急管理；企业预警；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4）03-0156-02
1 我国应急管理体系
1.1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主要机制与特点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第三条规定，突发事件是指没有预警的、毫无征兆发生的，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和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需要采取紧急的措施加以救援和控制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安全事件和医疗卫生事件等。它具有三个基本的特点：突发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一个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应该具备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事前预防和应急准备；二是事发检测和预警；三是事中应急处置装备和救援设施；四是事后恢复和重建。
1.2 我国企业应急管理机制现状
据了解，为提高应急管理能力，我国一部分企业均已建成应急管理机制，但是在控制成效和控制力度等方面仍旧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首先，由于我国对企业应急管理的管理力度不够，企业在进行应急管理机制构建时没有强有力的法律作为支撑，企业的自控力便相对降低；其次，企业对应急管理机制认识不清，对应急管理重视程度不够，在煤矿、化工等危险性较大的企业上对于应急管理也大多仅仅停落在预案上，安全事故管理机制薄弱，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大多不愿将设备和资金过多的投入到应急管理工作中，导致应急管理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最后，由于地方政府想提高企业建厂地区的经济指数，完善地区建设，所以对企业没有进行较为严密的监管，使得企业应急管理机制建设不完善。
2 国外应急管理系统
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应急管理体系，通过不断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使得企业的应急管理系统更加科学有效。国外企业的应急管理系统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部分：一是综合性较强的应急管理系统，对于应急管理实行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的管理，以“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将应急管理统一划归于一个部门管理，这类国家大多为日本、美国和俄罗斯等；另一部分为实行多元化和分类化管理的，在应急管理中实行多个部门协作运行，共同应对的方法，这类国家大多为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本文主要以美国为例对国外企业的应急管理机制进行探讨。
美国为世界上最为重视应急管理机制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应急管理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多方面联动性和规范化。这在美国的企业应急管理中表现的也尤为明显。在美国的企业内部都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预警系统和应急解决方案，当灾害和事故发生时，他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得知并以最快的速度去应对，将灾害程度、受灾面积和受灾损失降到最小。这正如美国口号“朝着一个有准备的美国前进”。并且美国企业内部的应急管理系统极具规范化，在企业内部有着专门的工作人员和科室来对此进行管理，在事件发生时可以有专门的人员以专业的知识去应对，避免了灾害发生时的慌乱和无续，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损失。
美国不仅建立起了有效、完备的应急管理机构，并且在企业内部还建立起了完善的运行机制，以确保当事件发生时在企业内部各部门可以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协同配合、相互协作加以应对。它中还有明确的运行机制、启动计划、机构协同等多个方面，这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运行体制，明确了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职能，使他们可以相互协调应对。
3 对我国企业应急管理机制的启示
企业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是面对事故时的一个重要尺度。而我国企业在处理和应对突发状况时没有一个较为健全的体系制度，无法进行科学的预警和处理，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国外企业应急管理中的先进经验，加快我国现代化企业应急管理机制的建设，提高我国企业应急管理水平，为我国构建应急管理机制做好充分的准备。
3.1 加强基础应急管理能力
在应急管理中企业各部门间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和自己的责任，树立责任意识。要充分发挥基层人员和部门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并确立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负责，并且应设定应急预案，在第一时间对事情做出处理，在面对事情时做到有预案，有人员、有设施，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与此同时还要突出对员工的专业教育，提高员工对于企业应急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在面对企业生产事故和诸多问题时，企业员工可以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并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最合理的反应。应加强员工的危机意识，若是员工没有树立起较强的危机意识，那么在面对事故时便很容易陷入一种恐慌和焦虑的情绪中，给企业的后续处理带来诸多的不便。所以应该把对员工的宣传教育放在首位，建立全面的安全预警教育机制，使得员工的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提高
3.2 加强应急管理机制建设
加强应急管理机制建设首先应建立预警机制，预警机制是危机发生的“拦路虎”，是企业掌握危机主动权的关键，建立预警机制可以大大降低不确定危机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对企业的损害程度。借助预警机制可以提前制定战略计划，有效的处理问题的发生。其次是建立应急联动协调机制，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措施和方法。当生产事故发生后，企业应在第一时间开展救援，启动应急预案，并协调有关的人员开展救援措施，防止事故危害的扩大，减少对后续各项工作的影响。最后，在企业内部加强应急协调机制建设，使得突发事件发生时各个部门和人员之间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应对。
4 结语
总之，企业应急管理机制的建立应该考虑国家的实际发展情况和企业的内部运作状况。我国过还处于企业建设的初期阶段，各项生产发展都有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针对这些问题，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使自己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成根.国外大城市危机管理模式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公共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范文2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政府;非政府组织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1-0200-02
非政府组织作为日渐崛起的重要社会力量,在多次公共危机事件中已凸显其独特优势。因此,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探讨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依据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必要性
非政府组织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这与政府公共机构的公共价值目标相同。两者在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多样化、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方面,是不冲突的。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具有非常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也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可能出现低效与寻租的情况。所以,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可以进行互动合作,实现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正是以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存在为前提。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还能极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特有优势
1.行动灵活。当出现公共危机时,政府组织往往由于严格的层级体系或某些政治原因、价值因素使得其反应缓慢。与政府体系相比,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决策是分散而独立的,它可以即时作出反应,迅速渗入事件的各个环节,并根据各种既定的条件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计划,灵活调整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2.专业性。虽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现在专业性还很不足,但是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是它的一个特点。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将自己的目标定得非常具体明确。例如,关注某类社会问题或救助某些弱势群体,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吸纳组织成员,最后形成了专业特色鲜明的人员组合,并长期从事社会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
3.民间性。政府在处置一些危机事件时,往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作为外部角色去对待,而非政府组织是以水平的角度、平等的眼光在与群众的交融中去对待,其工作手法特别注重通过有效沟通来引导社会公众的参与,与社会成员打成一片从而为问题的解决做好铺垫。它们上接政府,下联基层群众,社会触角和成员基础十分广泛,具有很强的民间性[1]。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非政府组织官办色彩较浓
现实中,中国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是由政府的职能部门转变过来的,或者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建立的,它们在组织、职能、人事、活动方式和管理体制等多方面严重依赖政府,甚至仍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过分依赖,一方面助长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直接干预,削弱了组织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严重束缚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力,妨碍了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优势的发挥。
(二)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一是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完整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明确法律规定。二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权利和途径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据统计,中国目前已经制定涉及突发危机事件主要是针对整个国家应急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逐步对应急管理体系进行了完善。但是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各级应急预案中对突发事件中非政府组织权责的规定并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的配套规定。
(三)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够
据统计,目前中国非政府组织中的职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专职工作人员;二是兼职工作人员;三是志愿者。其中,专职工作人员的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相当多的组织雇佣兼职人员,较少使用志愿人员。缺乏志愿者大概是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最大差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缺乏广泛、深层次的社会认同,社会公信力不够。这就使得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群众应对危机时,很多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
(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缺乏沟通协调机制
长期以来,“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使政府几乎包揽公共危机事件所有阶段的全部工作,表现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主要依靠的力量还是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部队和相关的组织工作人员,在整个应对过程中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基本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在公共危机事件应对过程中,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或是疏于联系,或是政府部门仅以传统行政命令的方式传达其决策,彼此之间缺乏互动沟通;另一方面,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分别应该承担哪些职责、具体负责哪部分工作,或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又应该承担哪部分工作等情况,在中国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五)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受限
一是资金不足。现阶段的非政府组织正处于一种从政府领域向公众领域的过渡时期,一方面政府提供的拨款数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政府也鼓励非政府组织财政上争取独立和自负盈亏。物质资源和财政资源是危机管理的基础,而目前非政府组织在资金筹措和运作能力上普遍能力不足,以至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的救助捉襟见肘。二是人才不足。这使得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所应该具备的技术和专业能力,包括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组织架构的设定,管理机制、运行机制的确立,社会资源的整合,专业资源的挖掘,自身形象的塑造等各方面,还有在善后处理中对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监督,绩效的自我评估等能力,都显得明显不足。
三、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作用的建议
(一)从政府层次,应重视和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第一,政府要积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不能简单地把非政府组织作为其管理和执政的助手,要充分认识到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重要性和长远意义。要将培育和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尊重非政府组织,努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同非政府组织进行沟通、协调和合作。第二,要健全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一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适时制定《非政府组织法》,完善非政府组织管理模式,同时要在非政府组织法律框架中明确规定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为其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条件。二是要在有关公共危机管理法规中明确非政府组织的责任,同时对非政府组织的运营实行必要的法律规制,在法律上对非政府组织处理危机事件的行为加以保障和规范。第三,要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普遍资金匮乏,尽管有些非政府组织有一定的收入,但经费的来源通常是其成员交纳的会费或提供的服务性收入。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当拨付一定的款项作为资金支持,并通过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或是项目引导等方式创造条件,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物质基础。第四,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互助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成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协调机构,由政府部门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骨干组成,工作人员以兼职方式任职,平时不在位,危机时刻则立即组合到位,具体负责统一调度指挥分散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为危机解决提供组织保障。其次,要搭建两者之间强有力的危机沟通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电子政务建设,通过应急平台等方式,建立二者之间实时联动的危机信息沟通渠道。再次,政府在常态管理中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使它们的工作安排与政府的各级应急计划相互衔接,避免出现脱节漏洞或职责不清[2]。
(二)从自身角度,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首先要加强理念建设。对于一个非政府组织,理念或使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灵魂,代表组织的目标和方向,也是它取得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确立非政府组织的使命,实际上就是确立它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为它的未来发展定位。其次,要提高专业素质。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展科学化、规范化的组织操作,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引进专家和学者,积极开展有关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的运行模式、发挥作用的程度、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绩效评估等公共危机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从而不断提高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素质[3]。再次,要完善管理制度。包括制定危机处理的基本程序,明确相关人员的责权范围,利用各种手段来完善自身的运行机制等内容,对其微观行为进行规范。
(三)从社会层次讲,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认同度
从社会层次上推进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作用的完善主要是加强公民文化建设,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外在合法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公民应具备良好的参与意识,积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公民还必须充分明了自己的权利与责任,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积极地承担监督和参政的责任。第二,培养公民的志愿精神。非政府组织“志愿性为公”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参与其中的激励依靠是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于应对公共危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超然物外的激励与权力、金钱相比就显得较为脆弱。所以,培养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培养社会的公德心、使命感就显得格外必要。
参考文献:
[1]沈荣华.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J].新视野,2005,(5).
公共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范文3
关键词：政府部门 协作机制 战略性机制 诊断性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公共需求日益多元化，公共问题日益复杂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行政组织或者行政部门仅靠整合自身内部资源，不足以有效应对复杂的公共问题，因此政府间部门协作日益成为政府治理的新方式，而如何构建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也成为亟待解决的行政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热度持续攀升，并对政府间部门协作应该建立怎样的机制进行了诸多探讨。那么，国内外学者到底是从哪些方面来进行探讨的？现有的研究成果有哪些？而研究的不足之处又是什么？本文根据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对不同学者的观点进行考察，把学者们的不同主张，归纳为四大机制：管理性机制、沟通性机制、战略性机制和诊断性机制。
一、政府部门间协作的管理性机制
尤金 ・ 巴赫达（Eugene Bardach）用动态的视角，分析了政府部门间协作机制，并将其分解为两个次级过程：梯级平台建设（platforming）和势头建设（momentum building）。他认为要实现协作的良性运行，不仅需要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也需要在目标、资源等方面达成共识。瑞英（Ring）把政府间协作看成是一个过程，并按时间顺序将其归纳为四个阶段：谈判阶段、承诺阶段、实施阶段及评估阶段。阿格拉诺夫和麦奎尔在归纳协作活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的POSCORD 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四个阶段，即激活（activation）、定位（framing）、动员（mobilizing）、综合（synthesizing），这种观点较具代表性。国内的学者也对协作过程或协作程序进行了探讨，如徐艳晴、周志忍基于水环境治理的具体实践，探讨了我国部门间协作的程序性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构建和完善这种程序性机制。吕志奎、孟庆国认为在公共管理过程中，需要发展互动的、协作性和整体化的管理机制，促使政府各部门协同工作，使各部门实现功能整合，并有效利用各种稀缺资源。朱玉知认为，部门间协作关系的确定是构建跨部门协作机制的重要内容。在协作过程中，需要明确与哪些部门沟通，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什么样的目标，焦点在协作过程、协作能力和绩效管理等方面。此类研究虽然较多，但是比较散乱，缺乏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协作能力是政府部门间协作能持续运行的重要条件，对部门间协作的有效管理至关重要。埃莫森（Emerson）提出了一个由五种能力构成的协作能力框架，分别是：领导和管理能力；过程能力；分析能力；知识管理能力；职业问责能力。尤金 ・ 巴达赫认为构建部门间协作能力，不仅要有现代的管理理念、人才、具有目的性的人才、能激励人才并让其担负领导责任的能力，还有相互信任等。SUSAN PAGE HOCEVAR强调要保障部门间协作的运行，需要拥有一定的协作能力，他强调横向机制是协作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横向机制具体是指社会资本，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的工具和技术，并且其表示对协作成员的奖励和激励也是提高跨部门协作能力，完善部门间协作机制的重要内容，建议建立和完善奖励和激励制度。
此外，还有些学者从绩效管理的视角，来审视政府部门间协作机制，他们多聚焦于建立激励机制和完善权责体系。如朱玉知主张建立一个跨部门合作的激励机制，明确各部门的权责，对各部门间的协作进行激励，对各部门参与的协作体系进行有效的管理。孙迎春总结国外的部门间协作理论和实践，从政策执行层面来探讨部门间协作机制，提出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比如，在绩效评估中，不仅关注单个组织自身的目标完成情况，还关注协作组织整体的目标完成情况以及对其他组织目标的贡献程度。李海峰认为加拿大政府部门间协作管理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的协作机构的管理水平，他建议可通过设立共同监督小组和绩效小组，完善部门间协作机制。
二、政府部门间协作的沟通性机制
根据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多数学者对部门间协作机制的构建，有共同点，即强调信息、沟通的重要性，主张建立一系列信息网络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如孙迎春认为部门间的协作需要做到信息共享，信息共享程度越高，部门间协作的水平越高，单个部门获得的效益越大。徐艳晴、周志忍提出在我国政部门间协作中，信息孤岛现象仍存在，对跨部门协作的实践，造成严重的后果。李莹立足于我国的海事管理现状，突出加强信息交流和共享的重要性，提出建立网络资源共享的平台和确保各部门通讯设备的兼容性，以完善我国的海事管理的跨部门协作机制。王玉明、邓卫文提出建立环境管理部门间协作机制，需要完善信息系统，并保证环境信息的及时、全面和准确，促进环境信息共享。朱玉知也强调建立相通的信息系统，打破单个部门的限制，促进政府各部门各层级纵向和横向的有效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要建立政府部门间协作的沟通性机制，除了重视信息互通的重要性，还需要确立传播信息的组织载体，需要明确协作主体间的伙伴关系。国内外许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论述和研究。蔡英辉、申爱华从我国中央部委间的关系来探讨部门间协作机制，他们不仅强调信息闭塞是影响部委间协作的重要原因，还强调打破层级限制，建立各部委间的伙伴关系，通过平等沟通、制度兼容等来推进各部门间的协作进程。朱玉知认为部门间协作关系的确定是构建跨部门协作机制的重要内容。在协作过程中，需要明确与哪些部门沟通，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孙迎春把跨部门协作机制分为等级制和协商制两种。其中，等级制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信息灌输，沟通具有强制色彩；而协商制则是在尊重对方意见的基础上，交换信息、共同决策，而不是等级命令。
三、政府部门间协作的战略性机制
协作战略是具有前瞻性的，对政府部门间的协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因此，战略性机制是政府部门间协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学术界对政府部门间协作机制的建立，确实不乏战略性的审视和思考。
罗伯特 ・ 阿格拉诺夫（Robert Agranoff）和迈克尔 ・麦圭尔（Michael Mcquire）基于美国公共管理实践，建立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模型。他们基于美国地方政府的战略协作，用两个变量来构建协作性管理模式：一是城市协作性活动的水平，二是此活动作为城市治理战略的程度。在这两个维度下，将城市间的协作模式划分为六种：1.基于辖区的管理模型；2.节制模型；3.自上而下模型；4.接受捐赠模型；5.保守模型；6.满足模型。周志忍、蒋敏娟结合中国的国情，从战略角度归总了目前我国特色的政府跨部门协作模式分别是：1.以权威为依托的等级制纵向协同模式；2.以 “部际联席会议”为代表的横向协同模式；3.是围绕专项任务开展的条块间横向协同模式。吕志奎，孟庆国从战略层面分析和预测，协作性公共管理将会是超越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和新方向，他们从五个方面来论述部门间协作的五个基本维度：分别是价值层面的共识、协作性网络和组织的建立、协同工作方式的确立、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方式（主要体现在信息共享，联合咨询上）以及公共责任和动机。孙迎春认为部门间协作机制也就是实现各主体间的协同战略。他在总结国外政府间部门协作实践的基础上，从宏观战略层面来探讨政府间协作机制，并把政府间部门战略协作归纳为两种组织形式：政府内部高层协同机构与政府宏观政策研究机构，通过把政府智慧和学术专家相结合，建立部门间协作的战略性机制，以提升部门间协作的决策能力和战略思考。
学术界对部门间协作战略性机制的论述，体现在价值追求、决策共识层面。如秦长江、胡伟认为，要实现由新公共管理向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变革，需要进行价值追求的调试，转变行政理念，注重公共价值，通过协作各方共识的达成，处理公共问题。刘亚平在探讨部门间协作的协作关系时，提到部门间的协作， 要求参与协作成员拥有整体战略观， 并能够基于这一整体，形成和实现共同的目标。他强调了在部门间协作过程中，构建战略性机制的重要性。王洛忠、秦颖从危机治理角度，对我国部门间协作机制的困境进行探讨，认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外有别”信任体系、中庸之道以及封闭性和排他性，不利于部门间的协作，应树立多元共治的理念，培育信任的组织文化，从战略视角，依据我国特色的文化背景，建立部门间协作机制的文化保障。
四、政府部门间协作的诊断性机制
很多学者立足于我国政府部门间协作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建设政府部门间协作的诊断性机制。就已有文献来看，周志忍、朱玉知、孙迎春、蒋敏娟、徐艳晴、王洛忠、秦颖等均对跨部门协作的诊断性机制进行过探讨。
周志忍、蒋敏娟建立了一个诊断框架，用来分析中国政府部门间协作的现状，并深层分析了部门间协作失灵产生的现象和原因，强调完善体制层面的不足，弥补技术层面的缺陷，运用结构性和程序性多重机制，其理论具有代表性，为今后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思考，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徐艳晴、周志忍立足于我国水环境治理的现状，建立了一个部门间协作框架，分别从协同需求、部门间协作的结构性机制和程序性机制三方面来分析我国水环境境治理中部门间协作的不足，并提出一些诊断性建议。蒋敏娟从中国部门间的协作现状出发，揭示了中国特色的政府间协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政府间协作机制的诊断性策略。李莹揭示了我国海事管理部门间协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海事发达国家部门间协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建立和完善海事管理政府部门间协作机制的建议，包括完善法律法规、成立领导协调机构、促进信息交流与共享等。孙迎春依据澳大利亚整体政府改革的实践和经验，来探讨政府部门间协作机制，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朱玉知描述了我国“多个监管部门却管不了一根豆芽”的现实困境，以这个问题为切入点，来分析我国政府部门间存在的协作难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部门间协作机制。孙迎春总结国外政府部门间协作经验，提出部门间协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分别从宏观战略与政策层面、政策制定层面和政策执行层面解释了政府跨部门协作的运行机制，指出在不同的层面，部门间协作的方式不同，运行机制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王洛忠、秦颖站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角度，从文化因素、组织因素、制度因素三个方面来阐述我国政府部门间协作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部门间协作机制的路径，包括培育协作信任的组织文化、设立专门协作机构、实现目标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建立信息平台和实行协作问责等。赵成福在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部门间协作的困境进行诊断，认为信任缺失、网络失范、规范缺失是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主张提升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团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如健全协作体系或协作平台）和建立信任社会。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根据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和归纳，本文认为目前学术界对政府部门间机制的构建研究较丰富，但有些方面仍缺乏系统性研究和深度分析。本文认为，目前学术界对政府部门间协作机制构建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第一，学术界针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不少理论层面的探讨，尤其在针对建立管理型机制、沟通性机制有较多的研究和论述，且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看问题，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国内学术界在借鉴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去探讨部门间协作机制的构建，特别体现在诊断性机制上，多立足于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做宏观分析和探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间协作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对部门间协作机制静态的研究较多，动态的研究较少，把协作当成是动态的管理过程并系统地从实践的角度去分析的研究比较欠缺；第二，宏观研究较多，微观研究较少。目前学术界立足于国家层面、整体层面对部门间协作机制的研究较多，大而宽泛，而专注于某些微观实践去探讨部门间协作机制的研究较少；第三，管理层面的研究多，战略层面的研究较少，目前，学术界从管理层面对部门间协作的研究相对较多，且比较散乱，而站在战略高度去审视政府部门间机制建构的研究很少，对协作的价值共识、理念、普适性模式等层面的深层研究匮乏，且缺乏代表性理论。
参考文献：
[1] [美]尤金・巴达赫.跨部门合作――管理“巧匠”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7.
[2] 周志忍，蒋敏娟.中国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一个叙事与诊断框架[J].公共行政评论，2010（1）：94- 97.
[3] 孙迎春.国外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探索与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0（7）：104.
[4] 蒋敏娟.法治视野下的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5（8）：37- 41.
[5] 徐艳晴，周志忍.水环境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分析框架与未来研究方向[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6）：110- 115.
[6] 吕志奎，孟庆国.公共管理转型：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兴起[J].学术研究，2010（12）：36.
[7] 刘亚平.协作性公共管理：现状与前景[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579.
[8] 王洛忠，秦颖.公共危机治理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 双月刊），2012（5）：122- 123.
[9] 李莹.中国海事管理部门协作机制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10（6）：39- 42.
公共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范文4
一、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
为了应对公共事务治理的高度复杂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提高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协作性的公共管理应运而生。“协作性管理是这么一个概念，它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问题”。[1]协作性公共管理可以出现在各种情况中，既可以有纵向的各级政府的协作，也有横向公私部门的合作，还包括网络化环境中截然不同的向上向下向外的管理。对于一些地方来说，协作性公共管理就意味着组织必须跨越边界的限制进行有效地调整，从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视角文／周晓丽摘要：风险社会和全球化使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成为一种趋势。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纵向与横向的方式，群件的构成、平等互惠的关系以及责任的明确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为使公共危机协作治理成为可能，必须从协作治理的相关要素的整合及其制度完善入手，构建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软环境和制约机制。关于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要素整合，重建信任是协作的前提和参与的关键，对话沟通是协作的基础和条件，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是协作的核心和保障，而责任分担则是协作管理的重点。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制度建构，一是要组建协作管理的机构，二是要明确协同治理的范围和网络运行机制。关键词：公共危机；协作性公共管理；协作治理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38(2012)03-0066-04而善于处理和应对复杂的公共事务及管理活动。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碎片化批判基础上的协作性公共管理，主要通过部门之间的协作、互动、整体运作，从而真正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无缝隙的管理和服务。首先，纵向和横向：协作性管理的方式。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纵向协作的核心是州和联邦政府相互间的信息交流。所以，与之相关的各级政府都处于协作的链条之上，寻求信息、寻求调整成为纵向协作的重要内容。
在信息方面，项目和资金信息、技术援助，可以有效解决和弥补协作中一方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调整方面，横向协作活动主要通过政府部门与其他伙伴关系的实体或组织来实现。非政府组织、社区、公民个人都是其重要的协作伙伴。横向协作活动主要有政策制定和制定战略活动，包括协作性政策制定的规划、目标开发和决策制定任务；资源交互活动，包括从众多参与者中寻找并获得资源，以及与许多不同级别的参与者联合并调控资源；基于项目的活动，包括特定项目中的许多社区内和社区外的参与者。[2]虽然长期以来，等级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进行协调和控制行动的有效方式，但是要通过协作达成相互理解、相互协调和沟通的机制。构建以社会资本为核心的信任，可以使不同组织、不同公众能够为共享个别组织的资源而努力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而使协作性公共危机治理网络有效地运转。其次，群件：协作性管理达成的关键。“群件指的是政府间、组织间及机构间为了共同达成解决方案而形成的特别工作组。”[3]信息流、共同学习、谈判成为群件里重要的内容。信息流（社会资本是其重要的成分）可以使不同代表群体能够为共享个别组织的资源而努力；共同学习作为群件中潜在的基本成份，协作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共同学习的体系；协作的成功可能取决于合伙人的谈判和关键问题的探讨，主要在于努力寻找对不同意见的创造性解决方案。[4]再次，平等互惠：协作性管理中各方关系的搭建。因为整个协作机制的建立不是基于单中心权威之上，与学习型组织一样，协作需要集体的认知能力。此外，协作的形成又取决于不同参与者的相互依赖和共同需求，所以平等互利成为协作性公共管理中维系各方关系的重要理念。最后，明确责任：协作性管理的难题。责任作为现代公共管理中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在多组织协作条件下责任的丧失会因“权威缺漏”而更加难免，因为“全都负责等于无人负责”。为了避免责任丧失，一是要明白负责的客体，即对结果、合理的优先权、目标、体制修正及设计等的责任；二是确立对政策的绩效评估；三是监督和评估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所以，明确责任、监督和评估成为保障责任履行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关键要素在于协作各方的相互信任，在于协作各方的对话沟通及信息的公开与共享。
二、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必然性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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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是以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资金营运管理以及利润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基于一定的战略目标为实现整体价值最大化而展开的管理活动。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活动关乎到其组织内部资金以及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并且深刻影响着其未来的经营效益与发展方向。探讨公立医院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对于我国公立医院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二、公立医院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政府对于公共事业建设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公立医院在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面临着各种机遇与挑战，以往仅依靠财政补贴维系发展的生存模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然处于落后状态，医疗体制改革应运而生。医疗改革是指从政策目标、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结构优化等方面对医院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进行适当调整，以促进医院与社会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公立医院不仅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医疗服务的社会职能主体，而且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起着调节市场的职能。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其首要职责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医疗服务，并且需要为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作出不懈努力。另外，公立医院作为资本市场中的经济组织主体，面对竞争激烈的全球医疗技术行业市场环境，只能通过加强自身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高业务水平和经济实力来应对这一挑战。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化对于公立医院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这就需要公立医院在新的形势和格局下加快完善财务管理工作和制度体系建设，从而实现公立医院的可持续运营与发展。
三、公立医院财务管理过程中的问题
（一）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基于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本质特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方式主要是由政府出资提供补贴，但是处于医疗改革和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公立医院为了提高自身的综合市场竞争力以实现长期发展，便需要加大资金和成本投入力度，更换先进的医疗设备，引进高端科研技术型人才，进而提升整体医疗水平。然而，各个方面运营资本的增加，使得公立医院单纯依靠财政补贴资金来源根本无法维系其长远发展，再加之如果不能及时从政府获取足够的资金支持，将易于使公立医院财务管理活动陷入资金短缺的财务危机之中。
（二）成本核算不全面
成本核算是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环节。从公立医院的经济职能角度出发，衡量一个医院的经营效益时必然要先对初始投入成本进行计量，从而才能判断各项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是否以最少的投入获取了最多的利润回报，因此，全面核算运营成本对于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和财务决策非常重要。我国公立医院进行成本计量时往往仅以支出作为成本费用进行简单的财务核算，而忽略了其它在本质上应纳入成本费用核算的项目内容。总的来说，公立医院进行成本核算应该是对其日常营运成本、购入医疗设备和药品成本、公共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以及隐形成本等各项费用支出的全面核算，否则，公立医院将无法客观地进行全成本核算，因而也就不能把握自己的社会职能定位及其履行程度。
（三）内部审计不严密
内部审计是指审计部门对于组织内部财务管理活动运行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进行核查，以获取真实、有效、确切的财务信息，从而为组织做出正确的财务管理决策提供依据。财务审计是公立医院财务管理中的关键性组成部分，公立医院的内部审计工作包括对医院所拥有的资产和资源进行清查盘点、对自由现金流量的管理以及对会计核算的监督等。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公立医院中内部审计不严密的行为表现较为普遍，可能是因为公立医院作为公共事业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受体制内部分因素的影响，在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不规范、不合理、不严密现象。
（四）运行机制不完善
我国大多数公立医院内部基本上都不存在系统完整的员工业务培训机制，而且在部分公立医院中，存在着有些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人员是从原来的医务岗位转行而来的现象，这些员工并不具备相应的岗位资质，也不具备实际财务工作经验；或者是存在一岗多职、权责不明的现象，从而使得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运行效率整体表现低下。除此之外，公立医院在建设财务管理工作的监管制度方面仍然不够完善。财务管理监管是指对于财务管理活动的执行情况及其结果进行核查、评价与反馈，但是，在目前的公立医院财务管理中，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对于财务管理活动的监督意识和效力都不够强烈。
四、完善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的相应对策
（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随着公立医院在社会与市场中发挥的职能作用越来越充分和突出，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于公立医院的财政补贴投入，以支持其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公立医院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危机，除了向政府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之外，还可以通过向银行短期借款的方式进行资金筹措，因为短期借款有利于在防控债务风险的前提下加快资金流动，从而帮助医院实现更多的经营利润积累；公立医院的信誉与知名度也能作为其隐形的资金来源渠道，由于与声誉度较高的公立医院合作能够帮助一些商业企业降低市场进入门槛，因此，公立医院可以在严谨调查的基础上适度引入商业投资资金。
（二）??化全成本核算
公立医院成本核算工作效率低的首要原因是绝大多数医院对于成本核算的范围和内容没有进行明确规定，其次是成本控制的责任追究体系不够完善，而成本核算工作的重点就在于这两个方面，因此公立医院需要从制度规定的角度来强化全成本核算。关于公立医院成本核算的内容和范围，各主体都应做到了解具体衡量指标，各部门应该编制简要的成本费用明细表，并由财务部门汇总编制整个医院的成本费用表，以方便成本费用的全面核算，提高成本核算的效率。另外，由此也可以将成本控制的责任细化到具体的每一个部门，以缩小责任追究范围，促进全成本核算的规范化与制度化。
（三）改善内部审计制度
加强内部审计制度建设对于公立医院的优良运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的公立医院内部审计工作普遍不严密不严谨，影响到医院的运营效益，因此，在当前相对恶劣的形势背景下，改善内部审计制度非常必要。首先，公立医院应确立内部审计的内容、方法与评判标准等具体事项；然后需要明确内部审计的责任主体，各责任主体依据具体规定执行内部审计工作；最后，公立医院还需要建立畅通的内部审计结果反馈机制，有助于将资金的使用和资源的配置情况，以及财务管理活动的运作状况如实地传递给责任追究主体，以实现内部审计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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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公共管理概述
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西方国家大多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信奉“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几乎可能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而度过他的一生。”［1］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但那时国家行政职能普遍很少确是事实，通常仅限于国防、外交、治安、税收等寥寥数项。政府只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社会经济活动完全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支配和调节。伴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纯市场调节的弱点便暴露无遗：过分的自由主义导致财富过分集中，分配悬殊；所谓契约自由与意思自由，反而成为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与压迫；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等特点，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社会停滞。
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冲击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市场失灵”及其导致的大灾难使人们转而过分地相信政府、相信行政权，认为政府及其行政权是万灵的，能够医治“市场失灵”等种种“病症”。于是，国家行政职能大为扩张，行政的疆域大大地突破了国防、外交、治安、税收、邮政等传统的边界［2］。
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石油危机、经济“滞胀”、传统官僚体制失效等原因，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空前的经济衰退和财政、管理和信任危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反思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从而引发了政府的改革浪潮。同时，西方社会科学中各种与政府管理密切相关的学科取得了迅猛发展。在公共管理实践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推动下，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改革运动，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很快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一般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社会行为主体及其组成的网络化行动结构，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广泛运用各种方法和方式，在公共参与下对社会公共事务所实施的管理活动。新公共管理具有诸多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特征：（1）新公共管理的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2）公共管理主体的广泛性、公共管理过程的民主化；（3）公共管理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宗旨；（4）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
二、传统行政国家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