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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监督形式范文1
一. 法律监督理论溯源与反思
我国的法律监督理论来源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列宁在许多涉及法律问题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论"双重领导"与法制》、《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其中，检察机关必须成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列宁着重强调的一条。列宁认为，只有强有力的由国家直接领导的检察机关才能真正保障"全共和国内对法制有绝对一致的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 [2] "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 [3]所以，"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 [4]
列宁的这一理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提出的，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和各种行政命令，地方立法有很大自主权。这种情形使联邦苏维埃法律的权威性、统一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列宁感到，必须保证中央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关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5]因此，列宁特别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他提出法律监督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统一，巩固刚刚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与之相配套的"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也是为了服务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法律控制"这一根本目的。
我国在建国之后借鉴了苏联的立法经验，又根据自己的情况作了适当变通，建立了我国的检察制度，在一些规定上与苏联不同，如双重领导原则等。但我国同样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这段历史渊源表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先于对诉讼结构的考虑而产生的。它的最初确立是出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不仅上位于审判权，甚至还可以干预"地方当局"的决定，是一种直接派生于国家政权而又高于审判权和行政权的权力，有些类似于我国古代的"代天巡守"或"钦差大臣"，只不过它的权限范围更加固定而已。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已经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监督理论也因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法律监督的作用在现代主要表现为对权力的制约平衡和对错误的及时纠正。应当承认，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审判阶段，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天然带有政治色彩的监督职能与审判阶段的特殊性产生了明显的冲突和不协调。不从制度建构上加以反思和矫正将难以适应现代诉讼规律的要求。
二. 现行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矛盾
对于审判阶段的法律监督，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详细，而且矛盾重重。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阶段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是第169条："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5条对刑事诉讼法第169条作了解释："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在庭审后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六部委规定第43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这一关于检察院审判监督的规定较之修改以前的刑事诉讼法有了明显不同。原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2款规定："出庭检察人员发现审判活动有违法情况，有权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新规定有两点明显变化:
1.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再是公诉人。
2.监督是在庭审之后而不再是庭审之前。
然而新规定在操作性上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1.虽然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是公诉人，但实际操作中仍然是由公诉人代表检察院具体执行法律监督职能。因为只有他了解庭审情况和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对主体的规定的变化在实质上并无意义。
2.监督时间由当庭改为庭审之后，立法者原意是想缓和监督权与审判权的关系，避免庭审中检审矛盾尖锐化，维护法官的权威，然而却矫枉过正，忽略了控方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对法官在庭审过程中有明显的违反程序行为，检察院仍然只能在庭审之后以书面形式提出，这既不利于公正审判的诉讼目的，也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根本没有达到监督的效果。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似乎削弱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第129条和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理所当然地享有抽象的法律监督权力。这种抽象的"法律监督"权力使公诉人头上笼罩了一圈令任何人都不敢不仰视的光环。既然检察机关可以对审判机关实行法律监督，在地位上显然高于审判权，而法律监督权又实际由公诉人行使，所以公诉人的地位举足轻重。这种特殊的地位就产生了上文所谈到的与审判阶段诉讼结构的冲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公诉人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双重角色无异于在赛场上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西方有句谚语："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 [6]从某种意义上说，专职的监督职能使检察官成为了法官之上的"法官"，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权力上，原本处于弱势的辩方都无法望其项背，控辩双方实力严重失衡，违反了诉讼理论中的"平等武装"原则。按照现代司法公正的理念，控辩平等是诉讼程序的一个基本要求。尽管实践中由于公权力与个人权利在力量上的天然悬殊，并不能实现完全的平等，但再给天然占优势的控方委以监督整个刑事诉讼的专门职责，就如同在本已倾斜的天平上又加了导致失衡的分量，无疑人为加重了控辩双方的不平衡。
2.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殊阶段，它不同于其他阶段之处在于，这一阶段是集中体现法律的庄严和权威的关键阶段。审判权应当是这一阶段进行终局裁判的唯一权力。控方拥有高于审判权的审判监督权，就会破坏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对审判权的权威性和终局性构成威胁，不利于审判独立和法官权威形象的树立。
上述分析使我们发现了法律规定与现实操作中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审判监督权受到了限制，公诉人甚至无权当庭指出程序的不当之处，而另一方面，公诉人所负有的抽象的法律监督职能又给法官和辩方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无形之中破坏了诉讼结构的稳定。笔者认为，上述矛盾的根本症结在于，现行理论过分侧重了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程序外力量对审判的监督，而忽视了诉讼程序内部因素的制约效能。稍作分析即可发现，检察机关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双重角色无异于个人的人格分裂，一半置身于诉讼结构之内，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另一半却在诉讼结构之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监督诉讼。这种人格分裂的状态难以达到原本设想的监督效果。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是以程序内监督取代程序外监督，作为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
三. 程序内监督 [7]--对审判监督的重新认识
（一）什么是程序内监督
从一般意义上看，程序是指 "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 [8]在法学领域，"程序"一词有专门的含义，是指"按照一定顺序、程式和步骤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 [9]学者季卫东指出，在诉讼法学中，程序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角色分派体系"。"……程序参加者在角色就位（role-taking）之后，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恣意的余地受到压缩。因此，程序功能自治又是通过各种角色担当者的功能自治而实现的。程序规定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角色规范，是消除角色紧张（role strain），保证分工执行顺利实现的条件设定"。 [10]程序内监督正是指利用程序内角色所承担的职能的相异性和对抗性，按照诉讼规律的要求，遏制裁判权的恣意性，保证程序公正进行的监督机制。具体地说，在审判程序中，当事人、律师、公诉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从自己担任的诉讼角色的角度对法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
程序内监督的前提是赋予诉讼结构中地位平等的诉讼角色，特别是控辩双方以平等的监督权，但任何一方都不能拥有高于其他各方甚至裁判权的特权。程序内监督的性质是一种从己方利益出发对权利的主张，对裁判者不利于己方的违法行为的抗议和要求救济的声请。它是建议权、请求权而不是决定权，对裁判者的影响是间接的，没有即时强制力。裁判者可以做出解释说明，纠正自己的做法，也可以不予理会。但拥有监督权的诉讼角色可以向上一级审判机构提出专门的程序性上诉，争取通过审级利益来获得救济，这对于其声请的主张是一种程序性保障。
（二）程序内监督的合理性
1.审判阶段的特殊性质的需要
监督的字面含义是指"从旁察看，监督。" [11]设置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正义的实现。正象杰斐逊指出的那样，一切权力本来就具有侵犯属性，应当对其进行制约。 [12]制约方法是对权力的行使设置障碍，即设置另外的权力来同它相对抗。这也就是政治理论中著名的分权制衡学说。刑事审判同样会发生权力滥用的现象，所以也需要监督和制约。但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审判阶段不同于政治体制之处在于，它恰恰需要一种权威性裁判权对争端做出了断。这种权威性的形成是基于信任，良好的传统，裁判者的优秀素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不可动摇性和终局性。这也是人们将争端求诸诉讼解决的现实需要。对裁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最适于采用的方式应当是程序内监督。因为享有监督权的诉讼角色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使权力，因而不会动摇裁判权的中立性和权威性。而必要的程序性上诉又给监督者提供了救济途径，使裁判者不至于因为监督者的声请没有强制力而不予重视。
2.诉讼结构合理化的需要
刑事诉讼结构合理化的最低要求是诉讼角色职能的合理分担。理论界关于刑事诉讼结构的设想有多种观点，通常被认为是理想的诉讼结构是"正三角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法官居于其中，踞于其上，公正裁判，控辩双方平等，积极地展开对抗"。 [13]控审分离、审判本位主义、控辩平等是这种理想结构的三大特点。我国检察机关公诉和监督的双重职能破坏了控辩平等的均衡性，显然不符合诉讼结构合理化的要求。设置审判监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官在庭审过程中违反程序规定审判案件，损害审判公正，那么诉讼角色特别是控辩双方应当是进行监督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从己方利益出发最能发现庭审中的问题。如果将审判监督权作为当事人权利中的一项赋予控辩双方，那么立法其实就大可不必将检察院的监督权限制在庭后。双方应当都有权当庭对法官不利于己方的违法行为提出异议。这既不会损害法官的权威，又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因而是解决我国现实中的困境，改善诉讼结构的建设性思路。
3.走出"监督监督者"循环，增强监督效果的需要
对于权力的侵犯性立法者大都有了清醒地认识，而对于怎样监督权力却存在着思路上的误区。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既然权力会被滥用，那么在权力机构之外再设立一个监督机构不就万事大吉了。我国检察机关被赋予法律监督职能显然就是出于此种认识。然而，我国检察机关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中立的法律监督部门，它本身还担负着其他重要的法律职能，例如公诉等。一个并不中立甚至参与所监督事务的监督者行使监督权的效果令人怀疑，因而有学者提出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质疑。 [14]这种依靠在体制之外设立单向的监督机构以实现制约权利目的的制度设置，其最终结果只能是监督机构的数目和权力的恶性膨胀。相比之下，转而依靠体制内部因素的相互制约与监督也许更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审判阶段，由于诉讼内部各方利益的对抗性，控辩双方从各自的立场观察庭审过程，平等享有的监督权可以互相制约，又与对法官的监督权，法官对庭审秩序的维护权共同构成一种稳固的双向监督结构。这种双向监督结构不但可以调动诉讼角色参与诉讼的积极性，也完全可以在程序内起到对法官不正当行使权力行为的遏制作用。
综上所述，对审判过程的监督是必要的，但人为地设置体制之外的监督职能不如求诸于体制内部的规律性运作--程序内监督。
四. 程序内监督下的检察机关角色定位
用程序内监督的视角审视我国现行规定与实践的矛盾就会发现，现行制度过分抬高了检察机关作为抽象的程序外监督者的身份，而忽视了其作为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公诉人在审判监督方面的作用。笔者认为，在审判程序中，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是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公诉人的地位是刑事审判程序中的一方当事人，其法律监督权应由公诉人以当事人的身份而不是以程序外的法律监督者的身份行使。程序内监督将检察机关的程序外审判监督权还原为了程序内一方当事人维护自身权利的声请，检察院因此成为完整意义上的诉讼角色。
无可否认，程序内监督对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有一定程度的削弱，因为这种制度设置使辩方也拥有了一部分审判监督权。但这是符合诉讼规律的选择，也符合检察机关自身利益的需要。一方面，检察机关虽然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但将案件提交法院审判本身就意味着国家行为不具有天然的正确性，需要代表法律的法官最后裁决。在法官面前，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仍然是一方当事人，没有理由因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就应当赋予它某些特权。如果将审判监督权作为诉讼角色的一项权利，就应当平等地赋予双方，不应将辩方排除在外，否则就违背了诉讼规律的要求，导致诉讼结构的失衡和混乱。另一方面，辩方分享审判监督权可以减轻公诉人的角色压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加重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公诉人要在法庭上以控方身份举证、辩论，注意对方的反驳和对方所举证据是否真实。这使得公诉人必须对公诉事务备加关注。要求他兼顾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监督，甚至还要随时从监督者的角度考虑对方的利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只能造成公诉人在职能角色上的人格分裂。如果辩方分享了审判监督权，矛盾就解决了。公诉人只需从己方利益的角度进行监督，避免了其角色上和心理上的分裂，对于其集中精力实现公诉利益显然更为有利。
对审判监督的探讨所涉及的检察机关角色定位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时代的演进会影响价值取向的变化，价值取向的变化又会影响现有的制度设置。英美法系国家比较重视保护辩方权利，主张控辩平等，所以其检察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公诉，不是专门的法律监督者。检察官在法庭上一般只是与辩护律师地位平等的公诉律师。 [15]而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在传统上更为重视惩罚犯罪，检察机构的地位较高，比如，法国检察官一词直译为"站着的法官"，审判官一词直译为"坐着的法官"。 [16]大陆法系的检察官除公诉职能外，一般都拥有审判监督权。但从近几十年的发展情况看，随着"司法至上"观念被普遍接受，许多国家开始逐步削弱检察机构的审判监督权。据欧洲理事会犯罪问题委员会2000年6月26日--30日第49次全会修改通过的关于"欧洲各国检察官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作用"文件规定，欧洲一些国家除了将出庭支持公诉作为检察官的主要职能外，还规定检察官拥有"监督侦查"权和"监督法院裁判的执行"权。但这份最新的关于欧洲检察官职能的权威性文件却没有关于审判监督权的规定，显现出欧洲检察机构的审判监督权的明显弱化趋势。 [17]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其重要目标是确保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中立性原则是程序的基础"， [18]法院的中立性和超脱性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础，也是获得权威和尊敬的前提。这一要求使检察机关的程序外监督权显得异常突兀，无论是从诉讼结构、程序公正还是从心理学角度，检察机关以程序外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审判都难以自圆其说。程序内监督是解决现存矛盾的一个建设性思路，应当成为我国审判监督制度的发展趋势。
实现程序内监督的必经之路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格局的确立和检察官在庭审中的当事人化。这些都是涉及变更宪法原则、改变国家机关职能的重大举措，论证和改革必然是一个艰难的、慎重的、渐进的过程。"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对有效地维护秩序与实现正义之间可能冲突的目标加以权衡"。 [19]我们在权衡一项制度得失的时候应当注意它与未来发展趋势的契合程度。诚然，检察机关的程序外监督也能在制约法官滥用权力方面起到作用，然而，我们未来所需要的并不是迫于各种程序外压力而唯唯诺诺，毫无建树，没有多少权威可言的法官，也不是一种毫无内在张力，处处阻塞不顺的诉讼机制。
注释:
[1]虽然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地位，但审判监督权的范围包括哪些内容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理论界通说认为，广义的审判监督权范围主要包括刑事庭审监督和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两方面。(陈卫东，张韬：《检察监督职能论》，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狭义的审判监督仅包括庭审监督。为细致研究起见，本文采用狭义的审判监督范围，即刑事庭审监督。
[2]《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6页。
[3]《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5页。
[4]《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5页。
[5]参见蔡定剑：《关于我国的检察制度及其改革》，载《中外法学》1989年第2期。
[6][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7]"程序内监督"的提法最先是由学者贺日开在其《论对权威司法的监督》中提出的。他认为对法官裁判行为的监督即程序内监督；对法官非裁判行为的监督为程序外监督。此概念比较宽泛，与本文的概念有别。本文概念中的"程序"专指具有内在规律性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为规定程序。但笔者从贺文受到了启发。参见贺日开：《论对权威司法的监督》，载《法学》1999年第11期。
[8]《辞海》"程序"条。
[9]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10]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9页。
[12] 刘富起：《分权制衡评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13]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14] 参见王敏远：《论我国检察机关对刑事司法的监督》，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
[15] 何家弘：《执法长官与公诉律师--美国检察官职能评述》，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5期。
[16] 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17] 陈国庆译：《欧洲各国检察官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作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
法律监督形式范文2
论文关键词 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 法律监督
刑事拘留，是指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并短时间予以羁押，限制其人身自首的强制措施。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较为常用的一种强制措施，其对被拘留人的人身自由限制程度仅次于逮捕。豍《刑事诉讼法》仅对拘留的实施机关、适用对象、适用条件、适用程度及期限进行了详细规定，却没有对拘留措施侦查监督的程序、权限和有效手段加以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拘留措施由公安机关自由决定、自行实施，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程序，导致拘留措施适用不当，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且当事人缺乏必要的救济途径。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效地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检察机关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刑事拘留监督机制，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的法律监督。
一、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存在的问题
（一）任意扩大刑事拘留的对象较常见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拘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二是具有正在预备犯罪等法定的紧急情形之一。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并未严格遵守拘留的法定条件，任意扩大拘留对象，在诸如轻微伤害、轻微盗窃等不具有构成犯罪的治安案件和一些自诉案件中违法适用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例如，我院办理的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非法经营一案中，经审查后发现涉案人员黄某等七人在非法经营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却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三十日，严重侵犯了上述人员的人身自由权。
（二）随意延长刑事拘留期限现象较严重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公安机关的有些办案部门随意延长拘留期限．对不该延长的案件违法延长刑事拘留期限，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流窜作案，是指跨市、县管辖范围连续作案，或者在居住地作案后逃跑到外市、县继续作案。但在实践中，凡在非户籍所在地作案，公安机关往往视为流窜作案，对外地来本地打工、上学、探亲访友期间涉嫌犯罪的，也按流窜作案对待，擅自延长拘留期限。（2）结伙作案，是指二人以上共同作案。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却将一些未实施共同犯罪的案件作为结伙作案处理而延长拘留期限。（3）多次作案，是指三次以上作案。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有时却将犯罪嫌疑人只有两次作案行为视作多次作案而延长刑事拘留期限。
（三）刑事拘留后下行案件的处理不妥当
1．刑事拘留后应当报捕而未予报捕。公安机关对某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定性不够准确，对逮捕条件的判断和认识存在偏差，导致部分案件应当报捕而未予报捕。同时，对于某些罪行较重、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却由于公安机关个别办案部门受人情等案外因素的影响而未予报捕。例如，我院办理的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犯罪嫌疑人吕某等人涉嫌聚众斗殴一案，经审查后发现同案人员赵某纠集他人持械聚众斗殴，系聚众斗殴中的首要分子，且无法定从轻情节，量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却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而未予以报捕。
2．刑事拘留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予追究。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如果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移送检察机关起诉。但是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办案部门对一些案件的定性不够准确，个人侦查人员存在着徇私、渎职等违法犯罪行为，导致一些有罪案件被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或者无犯罪事实为由作无罪案件撤案处理。
3．刑事拘留后应当终结的案件而未予终结。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刑事拘留后发现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予以撤销。但有的公安机关办案部门对刑事拘留后转作行政处罚或取保候审释放、满一年又未移送起诉的案件，却不按法律规定依法终结程序作撤案处理，而是对案件进行长期“从挂”，有损司法的严肃性。
（四）刑事拘留的执行程序欠规范
当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个别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没有得到彻底根治，在刑事拘留措施适用过程中同样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先拘留后立案。由于公安机关内部对破案率的考核非常严格，办案单位就采取不破不立的方式提高破案率，先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如果案子破了就立案，否则就不立案。（2）拘留后超期通知犯罪嫌疑人家属。例如，我院办理的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犯罪嫌疑人沈某等三人涉嫌盗窃一案，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没有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却超出48小时后才将羁押的原因及羁押的处所告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或者他们的所在单位。
二、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公安机关之所以滥用刑事拘留措施，任意出入刑事拘留标准，存在诸多原因，如公安机关内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个别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法律素质较低等，但主要原因还是检察机关缺乏实质监督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检察机关事后监督的被动性
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事先不必取得检察机关的批准，导致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滥用刑事拘留权的行为往往“望洋兴叹”，因为这种滥用刑事拘留措施的行为，有的已成既定事实无法改变，如违法延期刑事拘留期限；有的虽然可以改变但诉讼成本过高。因此，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侦查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开展，这种事后监督根本不能遏制公安机关滥用刑事拘留权。
（二）检察机关获取信息的滞后性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除了从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卷材料中获取刑事拘留适用信息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渠道可以了解刑事拘留信息，致使了解刑事拘留信息滞后和来源单一，使得对刑事拘留的检察监督无从同步开展。
（三）检察机关监督手段的软弱性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违法刑事拘留活动的监督手段主要有三种：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及口头纠正。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被监督机关不纠正违法行为要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导致检察机关的口头纠正意见、纠正违法通知、检察建议缺乏一定的法律强制性和执行力，也缺乏纪律处分权，公安机关可以对检察监督置之不理或“淡然处之”，造成检察机关对刑事拘留的监督手段乏力、严重缺乏刚性。
三、构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法律监督机制
针对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检察机关应从现有的法律框架和制度结构出发，构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监督机制，规范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措施的适用，达到兼顾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一）检察机关对刑事拘留监督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指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诉讼活动的监督，包括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刑事审判监督等。而刑事拘留是侦查机关一种侦查活动行为，因此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行为实行法律监督是完全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2010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该《规定》第三条强调：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定期相互通报刑事发案、报案、立案、破案和刑事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批捕、起诉等情况，重大案件随时通报。2010年7月30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该《决定》第二部分规定：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工作……开展对侦查机关适用刑事拘留措施的监督工作，有序探索开展对公安派出所、看守所刑事执法活动的监督。2012年4月9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拘留监督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该《规定》第二条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适用、延长、变更、撤销刑事拘留措施是否合法依法进行监督，重点监督刑事拘留后未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包括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以及撤销案件等。上述一系列规定的及时出台，进一步推动了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工作的有力开展，为构建刑事拘留法律监督机制提供了现实的制度保障。
（二）各地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和有益探索
为了切实解决刑事拘留存在的上述问题，浙江瑞安、四川南充、山东宁津等地的检察机关在辖区内开展了监督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的试点工作。各地检察机关通过创新工作机制、整合监督力量，做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效果。以浙江省瑞安市检察院的做法为例：首先，制定方案，监督有理有据：该院与市公安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开展刑事拘留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了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监督方法。其次，明确工作重点，监督有的放矢：该院将刑事拘留是否超范围，是否违法延长刑事拘留期限，是否超期刑事拘留，刑事拘留案件处理是否合法等监督工作重点。再次，完善监督程序，破解监督难题：即在畅通检察机关知情渠道、完善驻看守所检察听取刑事拘留入所人员意见制度、进一步整合监督力量、规范监督程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三）构建刑事拘留监督机制的具体举措
1．建立信息共享和信息备案审查机制。公安机关每周将上周刑事拘留后撤销、变更强制措施案件和未报捕而转行政处罚的数据和基本案情报送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可以查询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的案件情况和数据。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每月将监督的案件简况和数据后反馈给公安机关。
2．健全监督备案衔接机制，形成刑事监督合力。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应与公诉、监所等部门之间及时互通信息，互相配合，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措施适用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督。侦查监督部门要将逮捕、变更强制措施、撤销案件等情况在规定时间内告知监所及公诉部门，以对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的后续处理进行监督。各监督部门对于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不同阶段发现的公安机关不当或者违法适用刑事拘留措施的情况进行记录备案，及时送达其他相关部门，使公安机关不当或者违法适用刑事拘留行为能够及时进入相应的调查程序。
法律监督形式范文3
关键词：监管制度；信息纰漏制度；市场自律管理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130-02
证券市场是个高风险市场，也是一个涉及众多社会公众投资者利益的特殊市场，证券发行是开展证券活动的源头，规范证券发行市场是证券市场有序、合理、高效运行的有力保障，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活跃飞速发展。
一、我国证券发行市场管理的现状
《证券法》第5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第7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而我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是全国证券期货业市场的主管部门。可见，我国目前实行政府集中管理模式的监管模式。
第一，虽然集中型监管模式的监管机构脱离于证券市场的当事人之外，避免了冲突，能够兼顾证券业和投资者的利益，可以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和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使政府管理具有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但是该模式使市场的独立运行缺乏足够的保证，同时使监管活动与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监管机构难以对市场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自律性组织缺乏发挥其独特功能与作用的空间和环境，使自律监管与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无法做到相互协调与配合。
第二，我国股票发行的主体是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发行的主体是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但《证券法》确立的核准制度只是针对股票的发行，对公司债券却保留了公司债券发行的审批制，形成了核准制与审批制并行的制度结构。这种造成审核机构分立，导致股票发行和债券发行使用不同的程序，股票发行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公司债券向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申请审批。然而，这种二元结构却欠缺合理性：因为通常投资公司债券的安全性要比投资股票的安全性大。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二元结构，需要用两套内容职责基本相同的机构、内容相差不大的监管体系管理证券发行市场，这不仅加重了证券市场的监管者的管理者对证券市场监管费用的负担，同时也加重了证券发行人的发行成本及相关人员的费用负担，成倍地增加了发行人的信息公开成本。此外，按照《证券法》规定，证券发行的核准权或审批权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行使。这里所说的“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是指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可见，目前我国在证券发行市场即一级市场，由证监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共同行使监督权。证券的二级市场，统一由证监会负责监督。这种做法割裂了证券市场监管的统一性。
第三，我国《证券法》规定发行证券的条件有：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有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的法律条件；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良好的财务状况的经济条件，还有兜底条款即国家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但是《证券法》并没有规定怎样的产业政策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虽然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可以判断一般的产业政策是否属于国家的产业政策，但对有些边缘产业的发展是否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就很难判断，这给发行人、投资人以及执法部门留下法律的空白，不利于法制的统一。而且持续盈利能力、良好的财务状况这一经济条件是需要信息披露制度实现的，而我国目前信息披露制度还存在认识上的不足，披露信息的内容过于程式化，缺乏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应具备的行为习惯，对披露制度的及时性、完整性、真实性、准备性标准模糊不清，没有良好的实施机制以及缺乏相关的责任制度。
第四，我国《证券法》证券发行的方式有多种，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发行方式。按照证券承销机构是否承销发行为标准，分为直接发行和间接发行。按照发行对象的范围不同分为公开发行和间接发行。根据过节通行的做法，证券发行实践中存在“公募”和“私募”两种方式。所谓“私募发行”是指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以募集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许多国家规定向五十人以上募集基金的，如没有其他特殊情况，应视为“公募”。我国证券法对非公开发行的证券的发行未做明确界定，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私募”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事实上，我国股份公司私募发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例如B股大部分是私募发行，“大众交通”向“大众科创”定向增发A股也属私募发行。但目前监管部门对私募发行仍按特例操作，其应按何种程度报经批准，如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如何控制风险等问题均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
第五，在证券发行的程序中，我国《证券法》明确规定，发行证券必须经过制作发行方案、申报、受理、审核四个程序。其中制作发行方案中，必须有券商的推荐函、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报告、评估事务所的评估报告以及律师事务所出具描述公司所有问题而做出的律师建议书。因此，在证券市场中，中介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判断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经济效益与发展前景的最重要依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是判断上市公司设立及运行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然而，凡是存在利益的地方，就存在利用非法手段获取利益。因此，有些将股票发行市场作为获取资金的唯一动机，为获得在证券市场上公平发行股票的资格，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打通社会关系，骗取中介机构出具虚假材料或馈赠公司股票的方式行贿使验资机构违背事实甚至帮助其编造事实出具虚假报告。
二、针对我国目前发行市场的监管问题采取的措施
以上从证券监管模式、证券发行的主体、条件、方式、程序等方面论述了我国证券发行市场监管的不力，应采取以下措施：
1.实行证券行业监管为主，国家证券管理机构监管为辅。经济法是在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失效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李昌麒教授认为：市场自身可以解决的问题，国家就不应去干预；市场通过自身内部组织可以克服的，国家也不应该去干预。只有那些市场通过自身的运作规律和相互作用无法克服的，国家才应该干预。而证券法作为经济法部门的一个下位法，在实行证券监管过程中，我认为应采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证券业自律组织调整证券业市场的监管，在证券业自律组织无法实现或出现自身无法克服的证券问题时，再依靠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虽然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是政府为了消除当时证券交易所遍地开花的分散状态，实现集中交易的制度安排，是从分散的柜台交易到集中的交易所交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在这种自律精神的严重缺失的制度下，我们恢复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加强证券业自律管理，证券发行市场才会有序合理稳健运行。因此，在股份制有限公司在发行股票，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公司债券时，应先符合本行业规定的各种条件，然后国家证监会进行必要的复核，对符合条件的公司允许其发行证券。这有利于既保护证监会作为中央政府的直属机构的权威性，又保护证券发行的效率性和专业性。
2.界定产业政策范围，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证券发行市场的条件。首先，证券业协会应依据法律法规以及现实经济情况，对国家的产业政策适时地作出明确的界定。比如可以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各界对产业政策进行界定：它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由各个生产条件，生产要素包括资源、劳动力）确定一个有利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式。我国的产业政策有：优先发展传统产业（包括加工业、采掘业、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公路、桥梁），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值如烟草业、发电厂、化工厂等，社会保障性如保障性房地产市场进行的扶持等等。
然后，完善我国证券发行市场上的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在于为融资提供一个直接的渠道，而影响这一功能正常发挥的关键因素首先是市场价格是否能根据有关信息而自由变动，其次是证券的相关信息是否能充分披露和均匀分布，而信息披露制度是这两个因素的决定性因素。目前，我国信息披露制度的价值有点扭曲。信息披露只要把影响市场价格的信息及时、准确、真实、完整给予披露即可。但我国的投资者很不成熟，由政府先判断哪一企业是“好”的企业，再由投资者去投资，这不利于投资者对其投资风险的承担，不利于证券发行主体信息披露的意识以及不能充分调动社会的力量，不利于证券发行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管。因此，应细化承担信息披露的主体、内容以及根据社会经济情况适时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同时增强证券发行主体信息披露意识，实行国家监管和社会监督相接合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
3.明确规定私募发行证券方式，同时强化中介机构的自律管理。虽然我国很多证券业中介机构实行严格审批制有利于规范对中介机构的监管，但它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中介行业的做大做强。因为行业准入容易造成一个垄断利益阶层，人为的垄断使得同行业间的竞争变得相对宽松，从业者就缺乏较强的动力去提高业务水平，缺乏开拓新业务的类型，缺乏寻找如何发展壮大增强竞争力的方式，容易形成规模小、业务领域有限、业务水平低、服务意识差的局面。所以应强化中介机构的自律，取消行业准入制度，保障中介机构自由充分竞争，实现公平竞争机制。同时，建立完善的行业内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保障机制，保障证券业中介机构自身的权责统一。
三、结语
经过对我国证券发行市场简短的分析，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注重以证券业自律监管为主，以证券国家监管为辅的经济法律依据和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同时从证券法对证券发行的主体、条件、方式及程序方面规定的不确定性造成监管的不力出发，得出我们必须完善立法的有关规定，确定国家监管的可操作性，在确保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证券发行市场的权威性的同时加强证券业自律管理的证券发行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刘春竹.证券发行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2.
[2]李松霖.证券发行监管法律制度比较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
法律监督形式范文4
论文摘要 在现代法法社会，只有律师辩护职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实现司法公正。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律师辩护制度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对辩护人职责定位不准、对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制度的设计不合理等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三难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律师依法、充分履行辩护职能。鉴于此，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基本解决了实践中反映主要的、突出的问题。笔者仅就新刑诉法对辩护人责任的重新定位、审判前辩护制度的确立、会见难的突破和防止报复性执法等四个方进行深入分析。
论文关键词 律师 辩护制度 完善
刑事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行行使辩护权，也可以委托或经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进行辩护。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而言，律师辩护更能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瑟兰所言，没有律师，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得如何做无罪辩护。针对现行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设计不合理，导致律师辩护只能不能充分发挥的现状。因此，完善律师辩护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一、重新定位辩护人责任
辩护人的职责定位是刑事辩护制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辩护人只有明确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辩护职能，维护辩护的效果。现行刑诉法第35条将辩护人的责任定位在两个方面：第一，实体辩护，即通过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辩护，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涉及诸如超期羁押、非法证据排除正程序性辩护;第二，要求辩护人承担了本来应该由公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即要求辩护律师提出证据证明犯罪嫌疑、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证据材料。该条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无视、轻视辩护人辩护意见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法治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终极目标。程序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在刑事辩护中，律师界业已确立既要进行实体辩护，又要开展程序辩护的理念。对此，新刑诉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该条规定从两个方面对辩护人的职责进行重新定位。其一，删除证明二字，取消了辩护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要求;其二，体现了实体辩护和程序辩护并重的精神，突出强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此相适应，新刑诉法新增加许多程序辩护制度，如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辩护人可以要求审判人员、公诉人等回避，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辩护人可以申请复议;开庭前，辩护律师可以就回避、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名单、开庭时间等程序性问题发表意见。
二、确立审判前律师辩护制度
根据现行刑诉法的规定，律师辩护以审判为中心。首先，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现行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具体包括提供法律咨询、申诉和控告、提起取保候审申请、了解涉嫌罪名和有关案件情况。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调查取证、阅卷，更不能发表辩护意见。其次，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权是不完整的。现行刑诉法虽然规定公诉案件自审查起诉之日，犯罪嫌疑人不仅可以委托辩护人，而且辩护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但是，现行刑诉法没有赋予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不仅如此，辩护律师由于只能查阅、摘抄、复制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资料，导致辩护律师不能了解全部案件事实，不能为法庭辩护做出充分的准备。最后，辩护律师辩护集中体现在审判阶段。由于现行刑诉法没有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提出辩护意见和查阅全部案件材料的权利，导致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查阅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才能了解全部案情，才能进行辩护准备。辩护律师的辩护职能集中在举证质证以及发表辩护意见方面。由此可见，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不利于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发挥，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维护，难以体现司法公正。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新刑诉法结束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律师辩护制度，走向审判前和审判并重的全方位的律师辩护制度。其一，为侦查阶段律师正名。新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有权委托辩护人，且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其二，确立双重阅卷权。即辩护律师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在检察院全案移送法院后，辩护律师可以查阅全部卷宗材料。从而破解了辩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阅卷难的问题。其三，确立听取律师辩护意见制度。新刑诉法突破现行刑诉法的局限，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有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侦查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仅应当听取，还应当记录在案。对于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侦查机关或人民检察院还应当付卷。新刑诉法的上述规定，使律师辩护制度从以审判为中心，走向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并重的全方位的辩护，律师辩护职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
三、确立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障碍会见权
会见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才可以为辩护进行充分准备。如果不能保证会见的及时、畅通，则势必会影响他们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进而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无障碍会见是刑事辩护国际标准的要求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普遍做法。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就明确规定被追诉人有相当的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此处的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包括了与辩护律师通信、会见的权利。《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身体受到拘束的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在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与辩护人或者受可以选任辩护人的人委托而将要成为辩护人的人会见，或者授受文书或物品。但是，会见难在当今中国被视为辩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三难之首。究其原因在于现行刑诉法为辩护律师会见设置了重重障碍，如现象刑诉法第96条第2款规定，侦查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在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派员在场。对涉及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只有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后才能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由于国家秘密没有明确界定以及侦查机关是否需要派员在场的不确定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一律必须侦查机关批准。否则，看守所会以不知侦查机关是否需要派员在场为由拒绝会见。不仅如此，少数侦查机关以案件未侦查终结为由，视所有案件均涉及国家秘密，律师会见一律派员在场。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会见能够及时，顺畅，新刑诉法与国际惯例接轨，除少数案件外，辩护律师持三证即可以无障碍会见。其一，除少数案件外，辩护律师会见无需批准。新刑诉法第37条第2、3款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等三类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侦查机关许可外，其他案件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审查起诉阶段或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只需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及时安排会见。其二，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辩护律师会见权是律师辩护权实现的基础。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必须做到在会见中不被监听。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禁侦查人员只能在听不见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谈话声的距离之外以目光监视。该内容也已被《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国际条约确认，成为国际司法准则的一部分。如《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明确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以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会见权往往会因为被监听而非常尴尬。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实现，新刑诉法第37条第4款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包括不在现场监听和采用技术手段监听。
四、有效防止辩护律师遭职业报复
刑事辩护之所以被视为律师业务风险最高领域之一，其原因在于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刑事辩护律师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仅如此，由于现行刑诉法在追究辩护律师妨害作证罪的程序上缺乏周延的设计，仅规定刑事辩护律师妨害司法作证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辩护人妨害作罪证的滥用，如有些刑事执法人员认为律师是跟他们作对的对头，从而导致针对辩护律师的报复性执法。实体法上的歧视性立法和追诉程序的却是，在客观上使刑事辩护律师极易陷于风险之中。如全国律协调查显示，从1997年刑法第306条出台至2007年10年间，全国有108名律师因妨害作证被追诉，最终被认定有罪的仅为32起。为了避面刑事执法人员滥用刑法第306条进行报复性执法，新刑诉法对辩护人的追诉程序进行了科学的设计。新刑诉法第42条第2款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这一规定改变了过去同一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审判机关既查办犯罪嫌疑人、又查办律师的局面，确立了基本的回避机制，从而从程序上有效防止辩护人受到不公正的追诉。
法律监督形式范文5
关键词：刑事拘留 法律监督 国外法律控制 借鉴意义 途径选择
一、我国刑事拘留适用现状
刑事拘留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在紧急情况下，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人所采取的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临时性的强制措施。依照刑事诉讼法第61条之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1)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2)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3)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4)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5)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6)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7)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正确、适时使用刑事拘留这一强制措施对于保证及时、准确查处刑事案件，打击、惩处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就日前而言，公安机关在适用刑事拘留这一强制措施时存在一些问题：
(一)错误理解刑事拘留条件，滥用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从拘留的法律条件来看，拘留具有“应急性”，即拘留是在发现犯罪嫌疑人、制止犯罪嫌疑人犯罪以及抓获犯罪嫌疑人等应急状态下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性强制羁押措施。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许多基层侦查人员错误地认为，只要是刑事案件，不管需要不需要、符合不符合条件，都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存在刑事拘留优先适用的情况。
(二)以刑事拘留代替行政拘留、行政强制措施和用刑事拘留追逼债务
行政处罚法将行政处罚的程序提高到与实体并重的地步，对于行政处罚的对象要告知其申请复议、诉讼的权利，处罚决定作出前还要先告知处罚决定，如果当事人申请复议、诉讼，裁决还不能立即执行，程序比较复杂，而刑事拘留则不存在这些程序。所以个别办案人员因怕麻烦，对一些无刑事拘留之必要的案件，仍然以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来代替行政处罚。
(三)存在多头签发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问题
刑事拘留作为一种较为严厉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慎重并且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而在当前公安机关内部，只要是刑侦、经侦、治安、派出所等办理刑事案件的单位，其主管局领导相应的都有签发刑事拘留的权力。
(四)存在违法延长刑事拘留期限的问题
1、对刑诉法第69条规定的延长拘留期限的三种情况进行曲解：(1)按照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0条规定：流窜作案，是指跨市、县管辖范围连续作案，或者在居住地作案后逃跑到外市、县继续作案。但在实践中，凡在非户籍所在地作案即视为流窜作案，对外地来本地打工、上学、探亲访友期间涉嫌犯罪的，也按流窜作案对待，延长拘留期限；(2)《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0条规定：结伙作案，是指二人以上共同作案。但在实践中却将一些未实施共同犯罪的案件作为结伙作案而延长拘留期限；(3)多次作案也是公安机关“合法”延长刑事拘留的一种手段。
2、编造理由，延长拘留期限。这些理由有可能是案件中存在的实际情况，却不是法定的延期理由，如“涉嫌其他案件需查证”“案情复杂”“需赴外地取证”等。
3、违反程序，延长拘留期限。按照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在接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应当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或改变强制措施，但有时公安机关不但不释放，反而以有多次作案、结伙作案或流窜作案嫌疑为由对嫌疑人延长拘留期限。
二、域外审前羁押进行司法控制的借鉴意义
确切地说，我国的刑事拘留和逮捕相当于国外的审前羁押。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审前羁押无疑会使嫌疑人、被告人受到较长时间的监禁，从而使其人身自由受到最严重、最深远的侵害。因此，必须对这一措施施加较之刑罚更为严密的法律控制。国外大多将审前羁押的决定权归属于司法权的范围，归属于法院行使。
国外对审前羁押的控制严密而慎重，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即法官来审查决定，颁发司法许可令状，人权保障理念较为深入，审查机制、程序较为成熟，对羁押期限规定较为严格，并有一整套救济手段和制度保障。这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拘留法律监督机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
三、检察机关对刑事拘留法律监督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刑事强制措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设置或者适用不当，就会对公民的合法权利造成侵害，因此当今法治国家都十分重视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和具体运用。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羁押也不例外，在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中都有详细且明确的规定，但对于这种强制措施的适用几率却非常的低。在中国，根据调查90％左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院判决以前都处于被羁押状态。在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司法机关普遍适用羁押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原因，除了执法观念、侦查模式方面的原因外，主要是因为立法上对取保候审的担保措施不力，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难以操作，实际适用时感到“不方便”，不足以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加之拘留、逮捕后的羁押程序缺乏有效的监督审查机制、羁押以后对调查取证和讯问工作非常有利，公安机关自然会“优先”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当然除了上面所谈到的原因外，我国刑事诉讼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制度设计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表现在：重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及人民法院权力的行使，却轻视对被羁押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又进一步强化了权力行使的力度，与之相反则弱化了对被羁押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对刑事拘留实施法律监督，符合司法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控制的国际做法，由于我国没有实行国家体制意义的司法独立，我国法院只是一个审判机关，并非国外绝对中立机构，且审判与侦查结果紧密关联，故我国法院不适于承担侦查活动(强制措施)的司法控制，由检察机关实施刑事拘留法律监督，于法有据，符合我国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
四、中国特色的刑事拘留法律监督制度设计
1、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指法院在审判时排除非法证据的自由裁量规则，但检察机关也是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体，《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就作出了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根据之外的规定。滥用刑事拘留措施期间取得的被拘留人供述属于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非法证据，检察官在权衡该证据的证明价值和对诉讼公平正义的影响后可以予以排除，以此遏制公安机关不当适用刑事拘留措施的行为，真正保障被拘留人的诉讼权利。
2、建立侦查活动监督调机制。根据湖北省检察机关的经验，检察机关建立侦查活动监督调查机制，对公安机关是否合法适用刑事拘留措施等侦查活动实行监督并进行必要的调查，有利于增强侦查人员程序正义和合法办案意识，有效制约侦查权力，及时救济公民权利，保障侦查活动依法、高效开展，全面保障刑事诉讼的权威性和法定性。
法律监督形式范文6
一、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方式，在现代社会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采纳。就我国而言，对于被判处缓刑、假释、管制、监外执行等情况的犯罪分子较适合社区矫正，也便于帮助改进和纠正这些情况的人员的思想和行为，指导他们怎样重新融入社会。当前社区矫正适用数量不断扩大，接受矫正人员飞速增长，社区矫正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感，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司法体制改革的认可度和信心。孟德斯鸠曾指出，“权力没有受到限制，必将导致腐败。”如果缺乏相应的监督，作为非监禁型行刑方式的社区矫正制度就会被“异化”为罪犯“合法”逃避法律制裁的途径。同时，刑罚作为我国最严厉的惩罚，不论是执行监禁刑还是非监禁刑，都应该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因此，加强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其公正性最有效的保障是通过检察权对社区矫正执行权进行适度制约，检察机关和社区矫正执行机关之间通过监督和制约机制实现包括执行公正在内的司法公正，有助于遏制滥用权力者寻租，防止腐败的发生。
二、我国法律监督制度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困境
自2003年我国开展矫正试点的工作以来，各地检察机关在近十年的社区矫正试行工作中通过积极探索，在该法律监督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立法过于笼统。两高两部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均对社区矫正实行法律监督的内容和监督方式有所涉及。社区矫正工作仍停留于传统的监外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层面上，而未根据新工作、新任务的特点作出改变。上述规定对检察监督做了原则的规定，但因没有明确适合法律监督遵循的程序和操作规程，近阶段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主要还是参考《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执行法律监督的相关规定。
（二）检察机关职能定位不准确。自从我国开始试行社区矫正以来，在社区矫正中一直就没有明显的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其定位模糊的主要根源主要来自法律规定的模糊。尽管《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社区矫正中检察院依法监督的各工作环节，但在以往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往往直接参与社区矫正的实施工作，成为实际参与者，而非法律监督者。至今这一角色转换尚未完成。
（三）社区矫正信息沟通不畅。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还处于初级探索待完善阶段，其检察监督工作还没有一个成熟完善的信息平台。需要交付执行的相关法律文书只是靠法院送判决书、外地监所科邮寄等方式进行传递，有时也会有文书邮寄送达不及时或不到位的现象产生，不仅会很容易造成检察监督时间上的滞后性，也会导致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法律监督时，所需要的信息不充足不完善，不能对被监督矫正人员建立有效的明细档案，致使检察机关不能全面及时掌握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情况，这成了监督的现实障碍。
（四）检察监督机制不健全。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还都处于初级阶段，各方面都不完善，都需要在工作逐步摸索来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和监督法律。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如何构筑一套成熟静态监督与动态监督相结合机制。现阶段，很多地区都在积极试行各种方式，尽量来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渠道。但在实际中，由于各方面因素，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监督还具有滞后性和单一性，致使监督效果不良，仍为事后监督、静态监督。
（五）检察机关监督强制力欠缺。在实践中，纠正权和督促权是社区矫正法律监督遇到的最多、最大的阻力。《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监督中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活动，依据实际情况的严重程度，可以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但是当监察机关对上述违法行为轻重做出通知后，被监督单位既不提出异议，也不执行时，检察机关却没有任何的强制措施，只能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报告，由上级检察机关向同级被监督单位提出，这种将问题转移到上级部门却并没有有效解决问题的现象，造成了监督效果不佳、司法资源浪费等问题。因此，监督权力和手段的有限性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法监督的实际效果。
三、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完善途径
（一）找准监督切入点。立足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依法监督的法律基础，在此基础上，再综合各项检察职能，确保监督到位而不越位。准确说来，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检察机关在充分执行其监督职责时，还促进了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还能保证正在进行矫正服刑人员的人权，促进正确有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促进社区矫正工作正常有效实施。
（二）制定专门社区矫正相关法律。针对当前社区矫正的规定比较分散，缺乏系统化的特点。我国需要制定专门的相关矫正法律，将法律细致化地体现在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程序、监督方法方式、可实施的范围等，还有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分配、责任、义务、权限等种种方面做到全面的规定。特别是要赋予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执行力，应使检察机关具有相应的违法处置权，确保检察机关切实维护刑罚的正确实施。
（三）构建社区矫正统一信息平台。通过提高矫正工作信息化水平，搭建社区矫正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司法行政、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社区服刑人员信息动态共享，使包括其基本情况、罪名、 刑种、刑期、执行方式等所有社区矫正对象的相关资料得以便捷地查阅，使对社区矫正及时、全面、综合的远程法律监督可以实现。这将使检察机关随时掌握社区矫正工作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监督、及时解决。
（四）构建社区矫正动态监督机制。首先要对社区矫正工作从开始到结束，全过程各环节进行分级分类监督，一方面可以促进构建完善的社区矫正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其次要对社区矫正应实行实行同步监督，通过对各机关之间罪犯交付、文书交接、社区矫正变更及终止、社区矫正机构教育矫正工作的动态监督，全面确保依法规范进行社区矫正工作。最后对社区矫正工作实施事后有效监督。在现有的申诉控告制度的基础上，完善社区被矫正人员的维权机制，确保被矫正人员的申诉控告都能得到检察机关的公正依法审理。还要强化侦查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工作时各种可能出现的职务的犯罪，严厉打击预防所有可能出现的腐败行为。
（五）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协作监督机制。通过内部整合，使立案侦查、审判监督、执行监督、职务犯罪侦查等部门资源，对社区矫正建立起以监所检察部门牵头，各部门通力协作的一体化监督机制。统筹审判监督、侦查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这三部门之间的关系，强化它们之间的协调关系，共同促进有效监督，确保正确实行社区矫正工作，预防法院审判不当，强化监所检察部门与自侦部门的协作配合，合理配置侦查资源，强化侦查能力，积极查办社区矫正活动中的职务犯罪案件，维护司法公正。
注释
{1}但未丽：《社区矫正：立论基础与制度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2}常俊朋：《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职能再定位与制度完善》。载《法制与社会》2013.1（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