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畜牧业论文范文1
一、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必要性
2008年，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做出建设生态畜牧业的战略决策，海西州天峻县梅陇村是试点村之一。自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以来，州委、州政府高度重颜顺新视，成功探索出了“以草场承包经营权和牲畜人股，实行股份制经营的“梅陇模式”。2010年，海西州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由试点、示范转向全面推广，全州各地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在推行“梅陇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并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生态畜牧业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海西州为贯彻生态立州战略，将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作为一个建设目标和重要举措。2010年以来，全州在所辖5个市县各选择一个村开展以牲畜和草场八股方式组建股份制合作社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畜牧业示范村建设。截至2010年11月10日，5个示范村共有261户牧民加入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入社率达到79.8％：人股可利用草场116.55万亩，八股率70％；八股牲畜6.72万头(只)，八股率66％。同时，在全州选择64个牧业村作为生态畜牧业建设启动村，组建了64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八社牧户达到3535户，人社率达到78.9％，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制定了牲畜和草场作价八股方案，为2011年完成牲畜和草场作价八股奠定了基础。
(一)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较好地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随着畜产品买方市场和畜牧业大生产、大流通格局的形成，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由于规模过小，信息不灵，科技水平不高，其产品生产的数量、品种、质量很难适应大市场的变化，造成畜产品卖难、牧民增收难和畜牧业发展难。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使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而且能准确把握、捕捉市场信息，能综合大家的智慧，有效地解决牧民养什么、怎么养、卖给谁的困惑，从而带领牧民进入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更加简单、方便地将牧民的生产与市场的最终需求对接起来。
(二)降低畜牧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畜牧业比较效益。首先，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使畜牧业生产形成专业区域，能有效地推动规模经营，提高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产业化程度。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促进了畜产品向专业化发展，专业化生产降低了畜产品单位成本，增加了经济效益。其次，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方便、快捷、有效地推广科技良种，提高畜牧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再次，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购进生产资料，实行批量购进，杜绝了假冒伪劣，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统一销售产品，降低单个牧民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还可以较好地避免在市场低谷期因牧民分散经营而导致的过度竞争。另外，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依靠集体的力量、规模的优势，增强谈判地位，提高牧民的竞争意识。一方面，在市场发生波动时，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个生产经营组织，能有效阻止加工和销售企业压级压价损害牧民利益。另一方面，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统一组织批量出售产品，能取得价格上的优势。同时一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搞运销、屠宰、加工保鲜，内部有了分工，使牧民不仅能取得饲养环节中的利益，还能获得流通、加工环节中的利益，增加收入。更主要的是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介入流通、加工领域，让牧民从第一产业进入二、三产业，有利于进一步活跃牧区经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畜牧业的比较效益。
(三)有利于政府更有效地指导畜牧业生产。现行畜牧业管理体制僵化，政府与牧户之间缺乏有效的中介组织是我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牧民要适应畜牧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就要进一步进行组织创新，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联结起来。畜牧业产品流通体制的创新，畜牧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将推动各级政府领导方式的变革，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推动的被动局面。政府可以依靠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这样的“载体”，把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性意向、各种信息、新品种、新技术等有效地传递到千家万户，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建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把牧民联合起来，为政府调控和指导畜牧业及牧区经济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中介，政府可以通过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指导牧民生产经营，把政府的产业政策落到实处，使生产与市场需求得到有效衔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利用牧民自己的经济组织指导畜牧业生产，比单纯依靠政府部门的行政指导更容易为牧民群众所接受。同时，牧民通过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把自己的愿望、要求和牧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地反馈给政府，合作经济组织不仅为牧民走向市场架起了桥梁，也为政府与牧民的沟通提供了新的渠道。实践表明，大力支持和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其不断发展壮大，政府才能更好地指导畜牧业和牧区经济发展。
(四)有利于保护牧民的利益，提高牧民收入。近几年海西州牧民收八增长缓慢，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返贫的现象，原因是草场有限，若要想增收就得增加牲畜，而增加牲畜，草场负担过重，就会导致退化，无法可持续发展。牧民想增收没有任何途径，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强烈地渴望能有一个真正为牧民服务的组织帮助他们。而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把单个分散的牧民组织起来，较好地保护牧民的利益，提高牧民的收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在牧民自己建立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合作组织中，实行分户生产，合作加工，牧民既是畜产品的生产者，又是加工、销售企业的主人，形成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从而保证畜产品附加值能够返还于牧民。(2)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除了为牧户提供加工、销售服务外，还可以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有利于聚集牧民手里的闲散资金甚至消费资金投入生产，这就有利于利用互助合作的力量扩大生产和抵御灾害，减低风险。(3)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对内是非营利性的，而且可以享受国家的某些优惠政
策，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提高畜牧业比较效益。(4)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牧民在自愿基础上联合起来的独立经济法人，合作经济组织办加工、销售企业，一方面有利于吸收牧民手里的闲散资金，消化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另一方面，牧民由于是合作社的主人，更容易做到从实际出发，防止“刮风”和产业猛烈扩张，从而降低成本，规避风险，而且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及时把牧民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向有关方面反映，代表牧民争取自身利益，如财政、信贷投入政策向牧业和牧户倾斜等。
(五)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牧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牧区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一部分经营能力较强、条件较好的牧民率先致富。但许多牧民或因经营能力差，或因条件限制等种种原因，收入增长缓慢。不同地区、不同牧户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人多草地少、牧户经营规模狭小、牧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等情况，决定了我们要实现牧民的共同富裕，就必须采取多种形式把牧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从资金、技术、信息、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给予贫困的成员以帮助，带领他们更快地脱贫致富。合作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牧区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牧民的就业门路和资源占有量，提高牧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从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二、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园分析
(一)缺乏高度的认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工作中没有将生态畜牧业台作经济组织摆上应有的位置。如有许多人仍对合作化运动记忆犹新，“谈合色变”，心有余悸，把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与以往的“合作化”“大锅饭”混淆；有的认为，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很重要，但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否担当这个重任持有疑虑：有的人对目前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认识上和理解上的误区，主要表现是“自发论”。认识上的原因，导致了领导上的无力，制约了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二)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够宽松，内部运行不健垒、不规范。由于认识模糊，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实践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对合作经济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地位、管理、组织等搞不清。一些地方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办、起名、运营、解散等方面比较随意，许多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规范章程，宗旨模糊，职责不清，加之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制度不完善，民主氛围不够，致使组织内部缺乏活力。
(三)会员的综合素质不高，人才缺乏。一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的发起人和带头人大多数综合素质不高，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较弱，缺乏一些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符合型人才。因此，造成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现代畜牧业技术、生物技术、新品种的应用以及种、养、加工模式缺乏，从而导致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事事依赖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建立与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海西州牧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合作经济制度的构建需要必要的条件，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从目前来看，在海西州建立生态畜牧业台作经济组织还有一些制约因素，诸如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牧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低、民主意识浅、经营管理能力弱；畜牧业发展集约化程度低，规模效益不高：牛羊肉加工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高端畜产品开发滞后、品牌建设不强，牦牛、绒山羊等畜牧业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发展不能有效带动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单一，解决劳动力转移就业难度较大：部分地区干部群众对建设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到位，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没有形成各级政府合力推进的局面；一些群众对发展生态畜牧业台作组织理解不深，合作经济组织的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等等，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我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三、发展和完善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宣传、教育，为进一步促进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一、要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形式在全州搞好宣传活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工具，利用黑板报、村民会议等传统方式，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牧民群众宣传正确的合作思想，帮助他们逐步清除对合作经济的种种误解，在此基础上树立正确的合作观，打消他们的‘恐合’心理，提高他们的合作积极性。在所有可以利用的宣传方法和途径中，尤其要重视典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作用，这种以感性认识为主的宣传对牧民的合作意识的刺激往往是最深刻的，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宣传来说，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成员是牧民，牧民群众只有在真正了解其组织的基本功能与作用的基础上，才能积极行动起来，对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区域性较强、与外界联系较少的牧民来讲，只有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等方式，才能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经济组织既不是原有的集体经济的复归，也不是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牧民自主自治的经济合作组织，是提高畜牧业产业市场竞争力，维护牧民合法利益的组织，从而唤起牧民的合作意识，培植合作经济组织的群众基础。
第二、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牧民群众的合作素质。要把对牧民和牧区基层干部进行合作经济理论的宣传教育培训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合作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牧民群众特别是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实际管理者的合作水平，在此基础上对各市、县、乡主管农业的领导、合作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牧户成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这样，既培养了一些有合作思想、懂得如何指导合作组织发展的领导干部，又培养了一批具体管理合作组织的负责人和参与合作组织的牧民群众。通过培训骨干，使他们能够掌握发展合作经济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具体操作方法，把少数牧民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广大牧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知道怎样利用合作经济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规避市场的风险，争取更多的利益。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就具有教育功能，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提高牧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合作意识，使他们真正感受和体会到合作制度给家庭经营带来的益处，调动牧民参与和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
第三、加强合作理论研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海西州州情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学习和研究西方合作理论与实践，弄清现代西方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机制、特点、趋势等基本问题，掌握现代合作经济的一般性理论，为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
理论基础：总结我国其他省份和地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促进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以西方合作理论为指导，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经验，结合具体实际，构筑符合海西州实际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理论体系，形成具有青藏高原特色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
(二)地方领导要非常关注和重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发挥政府的优势，加强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导。现阶段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离不开党委、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必须坚持把充分调动、发挥牧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正确发挥党和政府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宣传优势结合起来，加强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服务和监督。政府要把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首先要解决的是认识问题，尤其是在海西州情背景下，一项改革措施能否取得成功，各级领导的认识和重视非常重要，尽管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牧民是主体，但并不意味着合作经济事业仅仅是牧民自己的事情，合作组织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组织，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中都能起到作用，并在很多方面配合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所以，关心和支持合作事业的发展，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应成为共识，特别是在合作社开创时期，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更为关键。总之，要把政府部门对合作经济组织自上而下的扶持指导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自下而上的发展规范有机的结合起来。政府部门的领导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合作经济的根本原则，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海西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三)抓好试点示范，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实践证明，扶持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先抓典型，开展试点示范，然后在巩固试点成果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开，稳步地、一批一批地办好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这样做，既使广大牧民亲自体验或亲自看到参加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好处，从而调动更多牧民参与的积极性，也使政府部门领导在实践中掌握指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然后再去指导实践，同时还可增加对有意兴办或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吸引力。需要指出的是，在试点、推广经验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强迫，要以总结和宣传经验为重心。让牧民自觉地去接受这个新事物，自愿地选择各种发展类型，这样才最有生命力。政府部门必须搞好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试点示范推广工作，广大牧民虽然有渴望组织起来的需求，但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行动能力，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帮助，各地政府可以在产业基础良好，畜牧业经营专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开展试点工作，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为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普遍意义，可以借鉴推广的做法。
(四)大力培养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根据海西州的实际情况，推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条根本经验是坚持“政府支持，能人领导，牧民参与”的基本原则。在牧民群众整体素质不高，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形式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领导成员的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直接决定着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谈的“能人效应”。组织的领导成员素质影响到普通成员的观念与态度，影响到普通成员对领导成员的认可与回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合作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又有合作才能的合作企业家，对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大力支持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坚持‘能人’领导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技术路线。国际台作运动的成功经验表明，弱者自我难以联合起来，弱者需要精英强者的带动，这些社会精英是由热心于合作事业的有志人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存能力与合作组织领导者的道德素质与技术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在牧区，有不少为牧区共同发展，牧民共同富裕而献身的人，有许多能够将个人的利益寓于摄取整体利益之中，以求共同发展的人。他们不仅有高尚的道德，能热心为农牧民服务，而且还懂经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这些有专业经营管理经验，在群众中有威望，得到广大牧民认可的‘能人’，能带领牧民创建形式多样的合作经济组织。因此，要发展和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具有献身精神，能带领牧民共同致富的牧区‘能人’，鼓励、引导、扶持他们领办各类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
(五)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在组织制度方面，资金筹集的渠道和方式要灵活多样，经营的原则要内外有别，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对外同样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在风险保障制度方面，可以通过设立风险基金、制定保护价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提高社员抗御风险的能力；在民主监督制度方面，社员有权对董事会、经理人实行开放式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在利益分配制度方面，台作经济组织的利润实行按交易额分配和按股金分配相结合的方式，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注重一次返利；在集体积累制度方面，合作经济组织所创收益要按比例提取公共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提供各项服务。敢于采用现代管理方式，大胆引进技术，充分利用连锁、配送和电子商务等现代经营方式，开展联合经营和集团经营，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和经营制度优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应该通过相互参股和联合等方式，积极开展与工商企业的合作，特别是与大型流通企业的合作，利用现代经营手段，构筑自己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体系。
生态畜牧业论文范文2
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由于过牧理论所导致的政策等人文因素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造成草原生态环境的局部恶化。由于对内蒙古草原的过牧问题缺乏深层次的研究，难以为草原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提供长远规划，致使草原建设项目、生态治理恢复项目出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本文从内蒙古草原的过牧理论，过牧理论引发的理论退化，以及为其治理所实施的各类理论工程项目入手，揭示了造成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人文因素，提出牧区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以此改变草原治理模式，确保生态安全，维护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为全球变化在草原地区的响应研究提供新的建议。
一、对内蒙古天然草原过牧理论的反思
草原退化是指不合理的管理与超限度的利用在不利的生态地理条件下所造成的草原生产力的衰退与环境恶化的过程。草原退化属于逆行演替，其主要表现为草原原生植被的退化、土壤退化、水文循环系统的恶化、近地表小气候环境的恶化。过大的牧压突破了草地的再生能力，使植物的生物量减少，群落稀疏矮化，利用价值优良的草群衰减，劣质草种增生(刘仲龄，2004)。内蒙古草原真的是因为过牧造成的退化吗?内蒙古草原真的过牧吗?
图1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经营管理站的汇总数据，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和实地调研数据制作。牲畜实数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4个纯牧业旗和9个半农牧业旗牧区的牲畜，不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农区的牲畜。其中用能值的方法扣除了“包产到户”后由牧区系统外向牧区系统内输入的能量所支撑的牲畜头数。这部分能量主要包括由城市和农区两系统输入的能量，主要项目包括国家和牧民的防灾基地建设即防灾措施的能量投入，也包括国家生态治理项目的能量投入。
从图1看出，1949年内蒙古牲畜头数以羊为单位约为1009万头只，到1968年约为5301万头只，达到建国50年米的最高值，1965--1986年畜牧业发展基本平稳，牲畜头数在5000万头只上下波动，1990年以后牲畜头数开始下滑，到2005年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头数不足2000万只，与我们一直认为的合理使用草地的20世纪60年代牲畜头数整整减少了3000多万头只。内蒙古统计年鉴上的牲畜头数实际上是天然草地牧养的牲畜头数和牧区系统外输入的能量支撑的头数的总和。如果不将牧区系统外输入的能量支撑的牲畜头数从总头数中扣除，往往会得出一个草地在不断退化，牧区的牲畜在不断增加的结论。为什么会出现牲畜头数减少和统计幻觉的伪过牧呢?这需要从理论和制度去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先后实施了“内蒙古境内一切土地属蒙古民族公有”和“在牧区实行自由放牧”；民主改革时期的“人畜两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草场公有，集体经营”；时期的草牧场所有权重新界定等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尽管在居住方式上采取了行政区划上的定居，在草牧场公有制的大前提下，牧业区的牧民对付干旱的方式是在政府疏导下自由配置草地资源，即上级政府协调各级政府在自治区境内配置草地资源。牧民可以根据牧草长势用大范围的游牧方式来对付牧草的时空变化。这一时期草地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即相应的畜牧业政策并没有对草地生态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过来这时候畜牧业效率也是最高的，上个世纪60年代牲畜头数达到5301.12万。这就涉及到牧区的另一项产权制度，即80年代解体以后的“两权分离”，草场所有权由所有变为集体嘎查(大队)所有，牧民享有草场的使用权，集体草场也随着使用权的到户按牧民人口数分隔成无数个小块承包到户，集体的牲畜也按各种形式全部承包到户，集体经济也随着“草畜双承包”完全解体。这项借鉴农村改革经验移植到牧区的产权制度，彻底切断了政府为了对付自然灾害所采取的大范围的移动避灾，又由于畜牧业的周期性和母畜生产的连续性所表现出的脆弱性，使独立的牧户对付自然灾害往往采取放空怀和从草地系统外购买草料来保存母畜以维持畜牧业的持续性。这时的政府对畜牧业也由主动避灾变为被动防灾，大量的资金都用于从草地生态系统外输入能量的办法来构建防灾体系。这时的统计头数由原来的天然草地牧养头数，演变为天然草地牧养的牲畜头数和外系统输入的能量支撑的牲畜头数之和，使草原畜牧业走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天然草地也由于放牧半径的缩短，牲畜的反复践踏出现了局部的退化。在“双增双提”的战略指导下，外系统输入的能量支撑了绝大部分的牲畜统计头数。又由于天然草地牧草生产力计算的单一性，只是一次切割量或一个时段的牧草产量，再加上草畜之问的互动关系，不能代表全年牧草的生产力，这就出现了一个理论上的伪过牧。
二、对内蒙古天然草地退化的反思
下面案例是对四子王旗某嘎查一牧民采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口述史料汇总而成，它反映了“草畜双承包”以来，牧民作为畜牧业经济中的一个个体，生产、生活及草地变迁的整个过程。
据乌某的口述：乌某草场的4068亩夏营地，在1998年二轮承包时被嘎查转包给外来的公司开发旅游去了，1998年以后乌某只能在冬营地全年放牧，同时，乌某也结束了冬夏营地的两季游牧，草地退化状况从1998年以后开始逐年加重。
图2是2006年6月四子王旗乌某的草地上以定居点棚圈为中心，至划分的草牧场的四至边界所拉的两条垂直样带所作的样方，样带是以乌某的棚圈为中心，垂直样带北线距乌某划分草地的北界约718m，样带的南线距乌某草地的南界约295m，西线距乌某草地的西界654m，东线距乌某草地的东界1329m。乌某的草地形状类似长方形。样方以棚圈为中心向东西南北两条垂直样带以50m的间隔作一个1×1m的样方。为了不影响乌某今后的放牧，所圈定的样方内只作极度退化草地的标志种骆驼蓬的数量统计，样方的序号以棚圈
中心向草牧场四界以50m为界排序，乌某草地全部围栏。
从图2可以看出，马某的草地极度退化，骆驼蓬为草地由于家畜的践踏极度退化的标志种，一般生长在居民点周围、水井旁、牧道上及其它物种很难生长的地方，夏秋季家畜不去采食，枯萎后只有马匹采食，所以大量生长骆驼蓬的草地，过去是不作放牧场使用的。包产到户前草原管理部门一旦发现放牧场出现了骆驼蓬，就组织牧民游牧到其它草场上放牧，等草地恢复后再来放牧。乌某的草地退化由棚圈向草地的四界扩散，退化的特征尤以棚圈的周围草地和围栏的四界草地最为严重。这也是牲畜游走采食饮水时践踏最为严重的地方。
从表1和图2不难看出，草畜双承包后，由于定居下的草场分隔和不合理的产权变更，草地放牧半径不断缩短，定居点出现的点荒漠化呈一定梯度向周边地区扩散，造成草地的生产力不断下降，致使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数量越来越少，只有通过购买饲草料对付灾年以维护母畜的持续性，才能保证下年的生产。再看官方的统计数据，到2002年，全区牧区人均收入水平为1761元，而全国农区农民同期收入水平为2451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1％(内蒙古经营管理站2002)。2005年笔者通过对典型地区抽样调查，对1000户牧户家计调查的汇总分析，牧民人均收入仅为627元，其收入仅够当年购买维系生命的食品支出。畜牧业经济呈超萎缩态势发展，牧民的教育、医药、生产用品支出只能靠贷款和举债来维系，大量家庭因子女上学、因病、因灾破产。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从建国起内蒙古两次草地产权变革对草地畜牧业及其草地环境的影响。包产到户前，草地公有制的产权制度下畜牧业的效率比建国前草地领主制的效率要高，公有制下的定居对草地环境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的。“草畜双承包”草场到户的20多年来，牧区经济和生态环境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畜牧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和生产经营方式对草地分割到户的产权方式不适宜，也正是这种新的产权制度使人们放弃了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这种游牧生产方式可能更适合蒙古高原的地貌和气候的生存条件，也保护了天然植被的生态服务功能，对正常的自然灾害有自我适应，自我恢复的能力，同时也维护草地资源和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深入研究。
三、对内蒙古天然草地管理和治理的反思
(一)饲草料基地开发的草原管理对畜牧业的影响
几千年来，草原牧业之所以没有被耕作农业取代，是因为气候、水资源、土壤结构、植被群落及相关的自然因素不适宜耕作农业发展。也就是说，在气候干旱寒冷、水源匮乏、土壤沙质化的地区，只有选择草原生态畜牧业，才能有较高的、稳定的经济收益。这里仅就定居以后为了对付由非平衡生态系统引发的年度间、年际间干旱出现的草畜矛盾，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开发饲草料基地的现代化草原管理对草地生态环境和草原畜牧业的影响，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1985年以后政府又采取了饲草料基地开发，即对草原的第三次开垦。这次开垦虽然没有前两次的规模，但是由于利用现代化农机具，在所谓的寻求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约束下收益极大化理论指导下进行，因此开垦进入到草原深处。土层较厚的荒漠地带、内陆河流两岸的湿地，原本植被很好，过去利用强度也很轻。这次开垦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饲草料，但却遗患无穷，草原上一些干旱荒漠带的内陆河流和小型湖泊就是在这个时期枯竭的；这些河流两岸生长的灌木、半灌木、芦苇、芨芨草开始成片死亡，以河水为生机的草原生态系统陷入了崩溃的境地。1992年以后开始在草原上推广五配套小草库伦建设，虽然从每块草库伦上看，没有饲草料基地的开发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严重，但它的普及率极高，几乎50％的牧户都搞了这种小草库伦，因此全局上看，其危害仍很严重。因此，这次政府倡导和扶持下的小型饲草料基地的开发几乎全部失败了，但人们并未就此警醒。有人开始参考国外的经验，搞起了人工草场建设。人工草场尽管能提高牧草的产量，但它需要水资源配套，并且要在破坏了相当好的原生植被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植被，还需要后期人力、物力的投入。由于投入严重超过收益，需政府配套大量的资金才能进行后期管理，一旦超过牧草的盛草期，草场的退化和沙化就成为必然趋势。
自提出开发饲料的草原建设方针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集体和个人为此投入的财力、人力、物力可谓不少，但是，至今没有创造出成功的范例，相反，草原生态环境在不断的恶化，牧民越来越贫困。
(二)草原围栏的草原管理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草场的承包以及相应的围栏建造将原有的牧道小屏障(隐域性生境)和道路围起来，阻断了野生动物的季节性迁徙，野生动植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消失，自我平衡相互维系的生物链被破坏，鼠虫灾害频发。同时，围栏也使人畜绕着围栏行走，导致在围栏外出现地表破口。这种破口在风蚀下向周边扩散，造成草地的退化和生产力的下降，势必影响畜牧业的发展。
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牧户将自己的大部分草场围起来，平时在围栏外过度地使用自己的草场和蚕食他人的草场，围栏外的草场因过度超载使用先行退化。当每年春乏时，又将牲畜放进自家围栏内，结果围栏内的草场也接着退化、沙化，结果造成了围栏内外的草地生产力下降，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草场的围栏除缩短了牲畜的放牧半径造成了草地退化、生产力降低外，还使蒙古高原五畜中的大畜由于放牧半径缩短，自动退出草地生态系统。由于五畜的采食规律和采食物种不同，在采食过程中又能相互利用各物种，不会由于单一某物种的过度采食打破物种间的自组织功能。五畜的出栏分属一年的不同时期，五畜的饲养和出栏，使牧民在一年的生产过程中都保持一定的现金流，以维护畜牧业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又由于五畜采食的专一性和其不同的耐性，在自然灾害中表现出极强的协作性和互补性，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因此，草原的围栏使草原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的风险在降低。
(三)草原引种(改起)的草原管理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盲目的引种会导致生态系统内其它组成部分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随着生态系统中相互影响引种物种的数量不断增加，继之而来的这些物种排挤当地物种，变为人侵物种。在入侵的后阶段，很可能取代本地物种的功能作用，对受控系统和自然系统造成极大破坏，造成土地退化，这直接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如为治理沙化和草地改良进行大面积飞播，大量干旱地区的灌木种在半干旱的草地和沙地上飞播，这些灌木疯狂孳生，很少有食草类动物去利用它，结果它取代了当地的草本物种变为建群种。但在这些灌木的周边几乎没有植被，这就违背了植被的多层次结构，多物种类型对维持多种动植物生存和生态系统功能的作用。其最根本的危害就是没有遵循自然植被的恢复规律，形成大片“绿色沙漠”。这些“绿色沙漠”
的地表由于没有其它植被的保护，经过风蚀、水蚀就会出现大量的沟壑，当土地的养分消耗光时，就出现了雅丹地貌，这在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尤为明显。沙地的地带性植被的景观改变了，土地退化并造成了生产力下降，也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建国后为了发展集约化畜牧业，盲目改良土种家畜，尤其是西部引入改良品种取代土种山羊，由于采食和营养不同，改变了当地草本的建群，使荒漠地带的灌木失去了草食性动物的抑制，结果灌木疯长，也造成了土地的退化。草牧场跟当地有蹄类动物的自然平衡是上千年自然选择的产物，人为的改变只能造成荒漠化。同时，由于改良品种的耐性差、成活率低、受胎率低、产羔率低、市场交易率低，冬春两季需要补饲，往往造成收益远远低于投入，严重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四)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对苹原畜牧业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国家投入产业结构调整和天然草地恢复的国土整治资金越来越多，草地的生态环境却还在进一步恶化。下面就以跟踪调查5年的一生态移民奶牛园区案例来说明近年来生态移民的国土整治战略对牧民和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从笔者2002年以来对近千户移民所作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口述式的资料汇综分析，负增长的牧户几乎100％，这个案例在移民中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以恢复生态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在违背我们的初衷，不得而知。从自食其力的牧民变为负债累累的生态移民，这难道不违背畜牧业布局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规律，避免畜牧业产业结构的趋同性的陷阱吗?他们的草地由于无人管护，大量开发矿产资源车辆的碾压和挖埋，由原来的轻度退化变为重度退化。这难道还不能激发我们对政策和制度的反思吗?其社会交易成本无论谁去埋单，都是很沉重的。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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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玛曲,原料型畜牧业,原因,模式研究
问题提出
黄河首曲草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境内众多的黄河支流和丰富的湿地资源，又称为“高原水塔”和黄河上游的“蓄水池”。玛曲县的草地资源是当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天然生态屏障。这说明玛曲草地资源重要的经济和生态功能。其实草地资源和畜牧业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其中一方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另一方的发展。只有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玛曲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青、川三省结合部，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补给区。由于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形成了优质的草地资源，全县共有草地面积128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4.3%，可利用草地面积1245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96％。草地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2008年畜牧业总产值达28723.07万元，占当年GDP总量的41.78%，畜牧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2.原料型畜牧业模式分析
2.1原料型畜牧业概念及其特征
原料型畜牧业是指以草原为基地，牧草为生产资料，在没有补饲的情况下，采取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过分追求数量不重视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只是把牧草资源转变初级畜
产品的社会物资生产部门。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原料型畜牧业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畜牧业只是纯粹的利用天然草场，过分依赖自然条件，即使是在牧草资源较少的年份，也不补饲，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决定畜牧业的产量和畜产品质量。其次是落后的经营方式。这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完全的自由放任放养方式，不注重牲畜的结构和出栏、销售时间，最终导致种群结构不合理，畜产品质量较差，收益较低。
二是生产组织程度低。在实行草畜双承包制后，畜牧业以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牧民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同时牧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在获得生产、销售的信息资源的渠道少、市场把握困难，畜牧业发展水平也较低，畜牧业经
营规模小容易造成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而缺乏竞争力。
三是缺乏品牌优势。无论是牲畜销售还是畜产品销售都缺乏品牌效应，纯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和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畜产品和有机畜产品特色未能充分体现，产品价格和普通畜产品的价格相差无几，出现了“优势优质资源、产品优质不优价”的尴尬局面。
2.2原料型畜牧业的发展现状
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畜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取得了重要成就，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表1可知，畜牧业产值占GDP得比例平均为36.93%，其中2000年达45.71%，对GDP的贡献率近50%，可见畜牧业在玛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表2可知，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二者之差最大为2000年的926.30元，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增加牧民收入，促进了玛曲经济的发展。
表1玛曲县畜牧业产值及比例单位：万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68714
畜牧业产值
10856.67
10125
10750
10818
11401
12433
13335
15757
23501
占比例 %
45.71
40.34
39.57
35.45
32.35
30.36
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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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布区域不同
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最为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蒙古高原生长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种禾本和豆科优良牧草，培育了牛、马、山羊、绵羊、骆驼五畜为主的家畜。游牧技术发达，可通过家畜配比来提高草场利用率；缺乏高大山体，则依靠长距离迁徙的“走敖特尔”来追寻食物与躲避自然灾害；生产组织多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区在文化上更是大放异彩，因没有阻隔交通与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这块大草原上建立类似农耕政权的有效管理组织，如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明时的北元等，他们都曾在此登台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们挥师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营，又是他们班师回乡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既是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形成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又通过互市或军事介入，与南方的农耕政权发生物质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四、结语
生态畜牧业论文范文5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草原畜牧业现代化
1.对草原畜牧业现代化概念、内涵的认识及理解
畜牧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包括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畜牧业转变的过程和现代畜牧业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多数人对畜牧业现代化的理解是：在丰富的饲草料和优良的畜禽品种的基础上，运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现代化的手段，通过科学的经营，专业化、社会化的生产和集约化的经营，实现畜牧业的稳定、高产、低成本、高效率，为社会提供日益增加的畜产品。也就是畜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它是把经济效益最大化视为主要目标，对生态和环境问题很少考虑，是工业文明视域下的产物。这种畜牧业现代化的认识在传统草原畜牧业向现代化草原畜牧业转变过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于是草原畜牧业也把经济效益最大化视为主要目标，带来了牲畜头数的大幅增加和畜产品不断增长，满足了市场对畜产品的需求。但同时，也付出了草地过度利用，草原生态遭到破坏的沉重代价。
2.生态文明建设与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关系
按照生态文明要求，弥补传统畜牧业的缺陷，克服当前畜牧业的不足，促进当前现代草原畜牧业从经济目标优先的阶段向生态目标优先的阶段发展，就成为时代的要求。草原畜牧业在今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继承游牧文明所创造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大生态观、“四季轮牧”合理利用草原的朴素的生态学思想、以及“共同协作”节约劳动力成本、规避自然风险的组织形式”等等合理成分，另一方面要在草畜平衡的基础上，通过提质增效，为市场提供数量有限但却质优畜产品，稳定牧民的收入，在草原畜牧业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上，为草原生态旅游业等生态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促进牧区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使牧民收入来源多元化，提高牧民人均纯收入，并为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北部生态屏障的功能的正常发挥做出贡献，实现“人口与经济、经济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二、传统草原畜牧业的合理性
传统的草原畜牧业，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与草原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了人与自然、畜牧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草原畜牧业本身包含着许多生态产业元素，是适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循环型、绿色生态产业。
传统草原畜牧业，又称之为游牧业，以游牧方式来实现经营目的草原畜牧业。传统草原畜牧业通过古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思维经营着畜牧业生产，在有些方面流露出神秘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传统的。但她却囊括了现代人所追求的许多，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机会的平等、环境的适应型、生态安全型、资源持续利用等，因此它更应是现代的，值得我们现代生产借鉴的东西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部门。
三、传统草原畜牧业的不足及现代草原畜牧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
正如上述，传统草原畜牧业蕴含很多生态文明元素，某种意义上符合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也表露出很多不足之处，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1.生产条件的改善转变了传统草原畜牧业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但提高了生产成本，并没有完全改变其靠天养畜状态。众所周知，传统草原畜牧业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力的成分多，受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较大，自然条件好了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挫折也就比较大，一直被认为是发展不稳和脆弱性较大的生产部门。草畜双承包后，一方面通过草原建设、加大棚圈基础设施投入、改进防疫技术等使其发展趋于稳定，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传统草原畜牧业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但另一方面，这些建设也增加的草原畜牧业的经营成本，不仅失去了传统草原畜牧业成本优势，甚至引起一些生态和社会问题，提高了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成本。而大部分中、小牧户由于建设力度不够、投入不足及不具备必要的生产技能，靠天养畜仍较普遍。
2.人、草、畜矛盾突现。草原畜牧业的生产不同于农区及城郊畜牧业，单位面积内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相对要求不高， 是一个以天然草地生产力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主导型的产业。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 牧业人口的成倍增加， 牲畜头数的快速发展， 多数草原牧区长期超载， 草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草原牧区以往的人均草地资源相对优势逐渐下降和消失，人、畜和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3.草原沙化、退化严重。近几年国家和自治区不断加大对草原生态建设的投入，干旱草原恢复时间较长、建设与破坏并存、恢复和保护措施不当、全球气候变化等原因，使建设成效大打折扣。因此，草原退化、沙化仍在延续，仍然是草原畜牧业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和瓶颈。
4.草原畜牧业集约化、产业化程度低。目前，牧区的生产方式仍然以自然放牧加冷季补饲为主，集约化、产业化的程度很低，全区主要草食家畜中除牛的出栏率（34. 4 %） 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羊的出栏率为52. 5 % ，比全国水平低17. 5 个百分点，有许多旗县牲畜出栏率处在40 %以下、母畜存栏比重为30 %～40 % ，牧区绵羊的繁殖成活率仅在80 % ，山羊和牛则更低。
5.草原畜牧业结构单一。如果传统草原畜牧业强调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那么草原畜牧业发展到今天更多地强调对市场的适应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规则驾驭着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而市场本身特有的滞后性、盲目性却把草原畜牧业带入发展的恶性循环。在生产中忽略了草场的承载能力、五畜的自然地理适应性，肆无忌惮地扩大生产规模、遍地饲养市场看好的山羊、绵羊、牛等单一畜种，盲目进行所谓的品种改良等。
四、促进现代化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思路及对策
传统草原畜牧业在某些方面虽蕴含着符合建设生态文明要求的元素，但发展到今日，它已失去本身所拥有的优越性，不再适应时展的要求。生态文明理念要求在今后的发展中，草原畜牧业切实转变发展方式，走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科学发展的新路，即要走建设草原畜牧业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1.继续加大草原的投资力度，建设、利用和恢复并行。经历数十年的强度利用及近几年世界性气候变化导致草原严重退化，草原生态不堪一击，再也不能承受任何冲击。因此，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保护草原生态刻不容缓，国家和自治区必须继续加大对草原生态的投资力度，完善草原生态恢复和保护的各种制度安排。同时，把握好建设、利用和恢复的程度，以达到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并重的目的。
2.放牧与舍饲相结合，实现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在草原牧区，通过人口转移和适度控制把大部分草场留给善管理、会经营的牧民，使他们经营以放牧为主的草原畜牧业，保证所产畜牧产品的绿色、品牌优势；在农牧交所带、城郊和园区，利用农区或农牧交所带的资源优势，运用现代育肥技术，对草原牧区半成品畜进行育肥，进而提高其增加值。
3.加强畜牧科技服务体系，加大科技服务力度。要进一步稳定基层畜牧业科技队伍、提高服务水平、拓宽服务领域。通过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饲养方式，不断提高草原畜牧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畜牧业经济效益。
总之，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草原畜牧业必须认识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在人口适度条件下，占据适合放牧畜牧业发展的有利生态位，利用现代技术，依靠市场经济手段，通过合作化和产业化等有效途径，建设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完美结合的资源持续利用型、生态友好型、科技密集型、加工增值型融为一体的，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现代化草原畜牧业。（作者单位：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牧区经营管理站）
参考资料：
[1]邢可霞、王青立，“建设生态文明与中国农牧业未来发展_兼论如何实现中国农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农牧业环境与发展，2007.06。
[2]孟淑红、图雅，“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现状及国外经验启示”，北方经济，2006.09。
生态畜牧业论文范文6
关键词：草地退化；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新源县
中图分类号：S812.6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7.06.016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of grassland degradation Xinyuan county began to build the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subsidies reward mechanism since 2011.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benefits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analyze incen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ffect， put forward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subsidies reward policy，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pasture， comprehensiv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capital investment， improve herdsmen subsidie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enthusiasm of herdsmen implementa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subsidies reward policy such as set up and improve the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mechanism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the prairie region more protec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ponsibility， hope to be abl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grassland degradation；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subsidy incentives； Xinyuan county.
草原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等多重功能，既是农牧区畜牧业生产发展、农牧民维持生计的基础生产资料，也是生态环境重要的保护屏障，对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近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草原退化现象非常严重。草原生态退化是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人类活动而言，超载过牧和农耕经济的蚕食、破坏是造成草原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2]。合理的载畜率对维持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稳定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3]。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促进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稳步转型，提高农牧民收入，2011年，国家开始对内蒙古、、青海等8个草原大省（区）和新疆兵团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以下简称草原奖补政策）[4-6]。我国开展的大规模草地生态补偿项目有利于草地生态恢复，且对农牧户家庭济和农牧产业结构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但目前实践工作还处于不成熟阶段[7]。自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投入超过147亿元用于草原奖补政策，按照每年每公顷90元的测算标准对禁牧牧民给予补助；按照每年每公顷22.5元的测算标准对未超载的牧民给予草畜平衡奖励；按照每年每公顷150元的标准给予牧草良种补贴；按照每年每户500元的标准对牧民生产用柴油、饲草料等生产资料给予补贴[8]。在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背景下，以草为基础，畜为第二性生产，加工及其他产业为延伸的草牧业是大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最典型模式和最主要方向[9]。
1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情况
新源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项目草原奖补面积为46.8万hm2，其中那拉提水源涵养区禁牧1.33万hm2、哈拉布拉乡2008年退牧还草工程区禁牧0.33万hm2，草畜平衡面积为43.6万hm2；牧草良种补贴面积为1.33万hm2；牧户生产资料补贴户数为7 393户。项目实施过程中，每年的补助奖励资金为2 578.05万元；其中禁牧补助奖励资金为1 027.5万元，占项目补助奖励总金额的39.86%，草畜平衡区补助奖励资金为981万元，占奖补总金额的38.05%；牧草良种补贴资金为199.9万元，占奖补总金额的7.75%；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资金为369.65万元，占奖补总金额的14.34%；各项补助标准及补助标准情况见表1。
1.1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后牧民收入变化
实施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后，牧民的家庭人居纯收入在缓慢上升，从2010年到2011年只增长22元，但从2011年后，增长3.2%。牧民家庭总支出也在增长，随着牧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在生产生活方面花费较多，而且牧民收入渠道比较单一，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畜产品收入加上补贴低以及牧区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牧民生产、生活费用支出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果这种局面不加以解决，会影响草原牧区的和谐发展及民族团结（图1）。
1.2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后牲畜变化情况
畜牧业是牧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是牧民生活和生产资料的主要来源；牲畜头数的增减直接反映着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也是衡量牧民生产生活状况的重要指标。牧民的现金收入主要来自于草原畜牧业。如表2显示，牲畜总头数逐渐增长，由2011年的260.39万头（只）增加至2014年的267.51万头（只），增加7.12万头（只）。从2013到2014年，牛、马和绵羊的数量在减少，而山羊和家禽的数量呈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山羊的数量，增加了4倍。
2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存在的问题
2.1 牧草良种补贴力度不足，优质饲草料供给出现短缺
新源县年产饲草料96.88万t，其中苜蓿草11.8万t，牧草48.49万t，玉米秸秆15.91万t，麦草11.06万t，黄豆秸秆1.34万t，青黄贮6.57万t。饲料产量可达13.84万t，能够基本满足新源县牧区牲畜全年舍饲圈养和牧区牲畜冷季舍饲圈养需求。但是随着牲畜数量的快速增长，优质饲草料资源短缺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天然草地资源中，不仅天然割草场缺乏，春秋场尤其不足，且因超载过牧致使30%的草地出现退化，草地生产力和承载力下降，每公顷150元的良种补贴标准甚至不足以购买播种所需的苜蓿种子，已经成为制约新源县畜牧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2.2 牧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近几年，新源县通过持续实施草原生态奖励保护机制，由牧区向农牧转移牲畜43.5万只标准畜，目前已基本实现草畜平衡，但在超载牲畜转移安置过程中还存在牧民定居点配套高标准、饲草料基地建设进展缓慢、开发的土地不能满足牧民定居土地的需求、已经开发的土地质量较差严重影响作物产量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影响到新源县草原生态保护机制的有效开展。
2.3 畜牧业发展方式亟须转变
新源县畜牧业发展仍处在传统粗放的现状。畜牧业的养殖方式以千家万户分散饲养为主，并且饲养管理粗放，传统游牧观念根深蒂固。另外，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在畜牧业生产中传统的生产方式仍占相当大的比重，畜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不明显，牧民可支配资源和生计社会影响[10]。先进实用的现代畜牧业新技术在牧区推广受到了影响。
3 新源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对策建议
3.1 推广优质饲草料作物种植技术，加大补贴力度
应大力推广畜牧业种植技术，普及“长草短喂”、“短草槽喂”、牛羊快速育肥等科学饲养技术，秸秆粉碎、棉籽饼脱毒、青贮制作等饲料加工技术，并在牧区积极引进推广优良畜种、优质高产饲草料作物新品种种植技术。通过配备饲草加工机械，使秸秆利用率由30%提高到80%以上，全面提升牧区畜牧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并且加大补贴力度，提高牧民的积极性。
3.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草畜平衡基本实现，出现了饲草料基地建设缓慢等基础设施落后问题，通过加强人工草地建设减轻放牧草场压力，人工草地是畜牧业稳产高产的基础。增强家畜生产的物质基础，提高牲畜个体生产性能，加快牲畜周转。通过推行冷季舍饲、暖季放牧生产模式，以及饲草料地建设，满足4.2万头（/只）牲畜冷季舍饲圈养饲草需求，使近1万hm2冬牧场及春秋场实现禁牧和草畜平衡管理。
3.3 畜牧业生产方式明显转变
新源县的草原畜牧业发展将立足牧区资源和产业优势，应大力开展科学放牧、人工种草、舍饲圈养等技术措施，实现草原畜牧业向“冷季舍、暖季放牧”的生产方式转变。通过整合生产资源，转移富余劳动力，为草原畜牧业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以实现生态环境良好、牧民增收、牧业增效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方燕，张昕竹.机制设计理论综述[J].当代财经，2012（7）：119-129.
[2]贾幼陵.草原退化原因分析和草原保护长效机制的建立[J].中国草地学报，2011，33（2）：1-5.
[3]侯向阳，纪磊，王珍.荒漠草原与典型草原NPP碳积累对不同降雨年份和利用方式的响应[J].生态学报，2014，34（21）：6256-6264.
[4]宗禾.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牧民增收[N].中国财经报，2010-10-16（B）.
[5]刘加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必须抓好几项关键性工作[J].中国畜牧业，2010（23）：13-15.
[6]钱军.八省区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J].中国畜牧业，2011（8）：30-31.
[7]杨波，南志标，唐增.我国草地生态补偿对农牧户的影响[J].草业科学，2015，32（11）：1920-1927.
[8]柴晓兰，王志军.浅析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J].新源县畜牧业，2011（4）：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