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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纳统条件范文1
关键词：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问题；对策
在我国颁布并实施《事业单位财务规划》、《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后，相应的事业单位通过强化财务管理和检查监督，在财务管理水平上有很大的提高，事业单位对财务管理的方式也逐渐规范化。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和改革的不断深化，当前我国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存在着的一些问题，严重的阻碍了事业单位的快速发展。
一、当前我国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在会计基础方面存在一定问题
会计的日常工作业务和基本环节就是会计基础工作，会计基础工作更是事业单位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可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相应的监管工作比较滞后，所以在会计基础方面很多事业单位都比较薄弱。
1.原始凭证不规范。一些事业单位不能认真的审核原始凭证，对相应规定的内容填写不全面。例如，有的发票上不填具体的单价和数量，内容十分笼统，有的甚至还没有相应售货单位的盖章；手续不齐全，有些凭证只有相关领导的签批，没有相应验收人或者经手人的签字，还有一些“白条”入账。
2.记账凭证不规范。很多单位都将记账凭证摘要简单化，如进行电脑和设备的维修，其摘要只写“修缮”，根本不能反映出具体的经济业务；会计科目的名称也不规范，不能及时处理业务，还有一些报销的费用期限超过了一年；填制会计及凭证的内容不够完整，例如不写附件张数，没有出纳、稽核人员的签字和盖章。
3.账簿使用不规范。很多单位不适用财政部门统一提供的账簿；有的单位不设置总账或者只设置固定资产的总账，没有固定资产的明细账和备查账，因而无法进行账目的核对及控制；还有一些单位的固定资产不入账，形成了一定的帐外字长；在账簿登记出现错误的时候更正的方法不够规范，经常出现涂抹、挖补、刮擦和数字书写有误的情况。
4.财务报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一些单位的财务报告中只有报表，但是没有相应的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财务报告的内容不够完整。
（二）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固定资产的购置不够规范。很多单位物资及工程项目并没通过相应的政府采购及招标，所以采购及投资的公开透明度都很低；还有一些单位在购买固定资产的时候没有较好的前瞻性，随意性很大。
2.对固定资产的界定比较简单。很多事业单位在定义固定资产的时候，简单的将单价在500元以下的一般设备及单价高于800的专用设备作为固定资产进行管理，将那些单价达不到相应的标准，使用的期限又在一年以上，但在使用当中保持原有形态的同类物资，当作低值易耗品进行处理摊销，使得很多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3.财产管理的制度不够健全，没有明确的权责。很多事业单位在财产清查制度上都不够健全，长时间不进行相应的实物盘点，而且不能及时的发现在财务管理中的问题，还经常发生财产的丢失和损坏现象。
4.对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管理不够规范，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一些单位根本不在乎相应的法规，利用提高职工的福利，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等借口，通过无偿形式向相应的经营单位提供一些国有资产，从而为小团体或者个人创收，同时不按照相应的规定便利财产的转移和登记工作，这样就造成了产权虚位，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三）预算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对收入的管理不够规范。很多单位都没有把应该纳入到单位预算管理的相应预算外资金纳入到单位预算，进行统一管理和统一核算。相应的管理部门多次强调收费问题，可是一些单位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进行巧立名目乱收费，甚至有的单位私设小金库。
2.不能严格的控制支出管理。在执行预选的过程当中，对支出的审批制度非常宽松，有的单位任意扩大开支范围，有多少就用多少，甚至造成超支，所以容易形成在经费上前松后紧的情况；有的单位巧立名目对职工发放奖金，提高相应的补贴标准；还有的单位擅自改变资金的用途，专款不专用。
3.预算的编制过于简单。根据我国相关的预算管理要求，事业单位要根据事业发展的相应计划和任务，编制相应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可是很多单位都只是走个形式，根本不能按照相关的要求去做。在进行相应的编制预算工作的时候，不能对相应的支出和收入进行客观的分析，而是简单的采用增量预算法，从而导致预算根本不能适应事业单位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四）内部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
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内部审计，很多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系统不够健全，领导也不重视，在设置机构的时候没有设置相应的审计岗位，或者设置了岗位却不能配备专业的人员，所以内部审计监督工作的效果不大，岗位形同虚设。
二、提高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措施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体制
科学合理的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体制可以有效保证财务管理制度的落实，更是进行财务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不同的事业单位，要按照单位规模的大小，科学的采用比较适合的财务管理体制。如果单位的规模比较小，业务也比较简单，为了集中财权，最好采用“统一领导，集中管理”这种模式；反之，则要充分调动单位内部的各个部门的积极性，采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种管理体制。
（二）强化资产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事业单位必须加强对固定资产的管理，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对财产进行管理，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相应的财产管理部门和人员一定要对财产建档立账，尽量实现卡随物走；建立相应的财产清查及报废制度，及时办理固定资产的相关手续，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盘点和清查，从而有效保证财产的使用、管理及财务部门间的帐账相符、帐物相符、帐卡相符，一旦发现问题就要立刻查明原因，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事业单位进行价值比较大的购置和投资之前，要进行科学有效的可行性论证及效益评估，将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决策、监督和执行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相互制约，这样才能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及有效的利用，降低资源浪费。对大宗物品的采购及投资，要采用政府采购及招标的形式进行，这样才能有效增加透明度，增强相应的经济核算，以低投入获得高效益。
有效规范国有资产“非转经”的行为，遵循我国的规定，落实经营性固定资产产权的既定和等级工作，充分明确权、责、利的关系。如果要将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单做投资经济实体，那么就要进行合理的评估，而且要向相关的管理部门办理资产转移及产权登记工作，按照出资的比例或者有关章程的约定，有效确定权、利、责；如果是规模比较小的非转经，就应按照有偿使用的原则，征收相应的费用。
（三）建立健全相应的财务制度
财务制度是相应单位从事财务工作的一项基本依据及行为规范。要想提高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水平，就一定要制定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财务管理制度。例如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稽核制度、账务处理程序制度、财务收支审批制度、财产清查制度等等。这样财务管理工作才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保证事业单位的健康发展。
（四）不断加强事业单位财务收入和支出管理
各个事业单位必须将各项收入都纳入到单位预算当中，并进行统一的核算及管理，对各项收费一定要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并使用合法的票据；对现有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不断增收。相关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定，厉行节约，坚决拒绝不合理的支出，认真执行财务支出的审批程序，各项费用必须按实列支，不可以虚列和虚报；有效管理和监督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三、结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事业单位为了有效提高经济效益，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必须进行有效的财务管理，虽然当今在财务管理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只要认真遵循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采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相信一定会取得显著的效果。
参考文献：
固定资产投资纳统条件范文2
关键词：三农政策；缺陷；弥补
中国的农村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生活水平、经济状况与城市相比差距很大，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与其他产业相比非常低下，中国的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少的可怜（不足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1/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矛盾突出。“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屏障之一，若不加以解决，中国的小康社会将难以实现。目前尽管影响中国“三农”问题解决的因素较多，但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政策错位和缺陷较大，不乏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一、“三农”上的财政政策缺陷
（一）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足，支农支出比重逐年下降
1950～1994年，国家直接来自农业的税收收入2733亿元（不包括正常收费、“三提五统”、“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等），同期向农业投入5346亿元，同期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间接取得大约20100亿元，加减后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净额达17487亿元，合计占农业GDP的25.5%.另据资料显示，1979～2000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1.6～1.8万亿元）、农村储蓄流失（550～600亿元）、土地资源直接损失（1.7～2万亿元）三项使农民为此付出了约3.4～3.9万亿元。由此可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是贡献最大的区域，农业是贡献最大的产业，农民是贡献最大的群体。中国“三农”积累受到盘剥，而对“三农”的反哺却很小，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受到严重的影响。据测算，目前我国农业的综合支持量只有2%，而许多发达国家对本国的农业支持水平很高，1996～1998年，美国的农业支持量为9.5%、欧共体为25%、日本为41%、加拿大为15%，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也达到了34%.1978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3%，2000年则降为7.75%（见表1）。如果把本来属于教育事业费的部分剔除，这一比例还会降低。2000年31个省区市地方财政支援农村支出为249.11亿元，仅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2.7%.
表1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
年份197819801985199019911992199519992000
数额(亿元)150.66149.95153.62307.84347.57376.02574.931085.81231.54
比重(%)13.4312.27.669.9810.2610.058.438.237.7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
（二）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农民直接受益的支出较少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大体维持在60%左右，教育支出和农业科技支出较少。2001年国家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只有19.38%，2001年国民经济按行业分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农林牧渔业仅占2.93%，其中更新改造投资仅占各行业总额的0.36%.在财政农业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水利建设比重较大，农民直接可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较小，况且水利、生态建设的受益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农业，财政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一直全部统计在农业投入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并且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多采用有偿的方式，增加了还款的负担。2000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预算拨款仅占全部经费的65.7%，农村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集资和学杂费收入三项占35.3%.据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负担的比例分别占2%、11%、9%.若把乡镇上缴县级财政的收入计算在内，实际上最终由农民负担的义务教育投资约占农村义务教育总投资的80%～90%.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民素质提高滞后于科技发展速度。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制约了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民素质低已成为现代知识经济、科技经济和信息社会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中国的农业已开始从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数量不断增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转向提高农业生产收益，维持农业高速发展，满足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和种类要求，在此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经济将从物质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农业的转型，科技进步是必要条件。我国对农业的科技投入远低于对非农的科技投入。“七五”期间财政的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从2.7亿元增长到3.11亿元，年均增长2.87%，同期整个科技三项费年均增长5%：“八五”期间财政的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从2.93亿元增长到3亿元，年均增长0.47%，同期整个科技三项费年均增长13.2%.1979～1996年间，农业科技三项费占整个科技三项费的比重由5.35%下降到2.88%.1996年我国对农业科技投资强度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数的1/10，也不到30个最低收入国家平均数的1/3.目前我国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在较少农业科技投资的条件下，投资结构又不尽合理，资源开发技术投资多于生态环保技术投资，基础研究投资多于应用研究投资。每年约有3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为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70%～80%.由于农业科技应用成本高于预期收入，加之农民资金短缺，农业信贷风险高而信贷支持不足，农业保险缺位，以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机制不灵活，经费严重短缺，队伍不稳定，人员素质不高等，导致农业科技含量低，制约了农业的发展，进而制约了农民的增收。
（三）财政补贴方式不合理，农民得到的实惠较少
总体上来说，一个国家农业支持水平与支持力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对通过财政预算支持农业规模的影响程度更大。但是，从农业支持来源或者承担者来说，可能是纳税人，也可能是消费者。因此，除了财政预算途径支持农业外，还可以通过价格支持由消费者承担的方式对农业的支持，即实施农业补贴。通过价格干预实现农业补贴是很多国家支持农业的主要方式。以农业生产者为受益对象的农业补贴一般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其一，通过财政预算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者，费用承担者是纳税人；其二，通过政府干预价格，使农产品销售价格对农业生产者有利，一般以国际市场为参照系，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差价部分，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由纳税人负担，也可以通过放开农产品的销售价由消费者承担。尽管主要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方式的选择上总体趋于削弱价格干预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但目前价格干预仍然是这些国家实现农业补贴的重要途径。1999～2001年间，OECD成员、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韩国由消费者承担的价格干预而实现的农业补贴占对农业生产者支持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4%、9%、36%、90%、95%.日本农业生产者收入总额中有60%来自政府补贴；2000年美国对小麦的直接补贴每吨45美元，玉米为27美元，欧盟对每吨谷物的补贴为55美元。我国对农业的补贴主要是在流通环节，价格干预补贴农业生产者为负数，农业生产者受益较少，基本上是消费者受益。目前财政用于农村的支出约1/3是农产品政策补贴（粮价补贴和粮食风险基金），仅这1/3支出还多数是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最终落到农民头上的实惠不足50%.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2年第54号的数据显示，如果收购粮食一年内销售不出去，政府保护收购的补贴支出与农民受益之比为5：1；如果连续三年销售不出去，其比例上升到15：1.由此可见，财政支农支出比重低并下降，投入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投资不足，财政补贴方式不当，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基础，影响了农民的增收速度。
（四）农业税制显失公平，农业和农民得不到休养生息
我国现行的农业税制是在经济发展落后时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下设计的税制，从建立时基本上就是以获取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为目的。随着农业收入通过税收、收费、工农产品剪刀差等形式转移到工业，促进了工业发展，工业很快占据了经济主导地位，但农业税制仍未改变，只是税收由实物税转向货币税（折征代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重新审视农业税制，农业税制与现代税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大相径庭，农业税收的超额负担（农民的相对负担过重和对农业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表现的尤为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税率为7%，附加为20%，合计税负为8.4%，没有起征点，也没有扣除额，农民税负明显偏高。如果把农民上缴的税费看成是个人所得税的话，农民税负远远高于城镇居民的税负，城乡名义负担相差4倍以上。若从农民缴纳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税费、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综合计算，农业的宏观负担率（农业上缴的收入/农业GDP）约为25%～30%，而财政预算收入占整个GDP比重则在20%以下。农业税是一种四不象的税收。其一，城镇工商税收中的流转税收以商品销售额和非商品营业额（货币收入额）为征税对象，而农业税按农业总收入征税，农业总收入按常年产量核定，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无论是否实现销售，取得货币收入，都要按核定的常年产量折算成货币缴税。其二，城镇的所得税收，主要是以纯货币所得为征税对象，而农业税是以未扣除任何成本费用的总收益为征税对象。城镇所得税所得额的计算通常是取得的货币收入，工厂的库存商品在未销售之前，既不征收流转税，也不征收所得税。农业总收益的计算既包括货币收入，又包括实物收入，并且主要是实物收入。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即使放在家中，没有取得货币收入，也要计算总收益缴纳农业税。
二、财政政策缺陷的弥补
（一）增加支农资金的绝对量，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一规定为增加农业投入提供了法律保障。现实情况下，关键是各级政府预算必须遵守《农业法》的规定，一是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确保农业支出的法定增长；二是科学界定农业支出的范围，把农业直接受益的支出列入财政支农的统计范围，剔除其他与农业非直接相关的支出或超出农业本身受益的支出，使农业支出和农民增收紧密的挂起钩来。三是把各级政府的各部门预算外资金（特别是农口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增加预算资金总量，做大支农资金总量，在遵循法定农业支出比例的基础上，增加支农支出的绝对量。同时应加快支农支出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防止和杜绝转移支付下的支农资金层层截留改变用途的现象，确保支农资金的实际使用量；全面实施支农支出的政府采购制度，节约支农资金，相对增加支农资金，提高支农支出的管理效率。
（二）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提高支农支出效益
在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上，一是大力压缩农业支出中的养人支出，增加农业建设支出。二是增加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支出，特别是增加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的支出，健全农村社会服务化体系并将之落到实处。据测算政府对农业科技每增加1元投入，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11.87元，减少农牧户9.35元投入；政府每增加1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5.31元；而农牧户自身每增加投入1元物质费用，农牧业产值仅增加1.27元。三是增加增强农民增收本领的农村教育支出，包括义务教育和农民培训教育，改善农村的教育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我国农村的教育条件和教育水平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大学升学率极低，通过教育途径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速度非常慢。另外，“十五”计划纲要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民终身教育体系，对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来说，可通过财政拨款解决培训经费；对企业来说，可通过没有成本的社会招聘和极少的培训费用解决人员素质提高问题，而对农村而言，农民只能固定在土地上，农民的继续教育是一个空白，除了落后的农村义务教育外，农民素质的提高基本上没有其他途径。通过增加农村教育支出，使更多的农民在素质上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符合从事非农产业的需要。据测算政府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6.64元。四是逐步实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给予农民市民待遇，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加消费刺激经济，增加生产投入，形成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在WTO规则的“绿箱政策”下，最大限度的对农业实施补贴政策
借鉴国际经验，必须加快农业补贴方式的改革。一是明确农业补贴的重点，减少流通环节的补贴，增加生产环节的补贴。二是将农业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三是将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和流通环节减少下来的补贴中的一部分，转投到政府对农业的一般服务领域，加强农业的公共品的供给。四是把财政的直接农业补贴与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补贴有机的结合起来，把财政预算途径由承担的补贴方式与非财政预算途径由消费者承担的补贴方式有机的结合起来。五是按市场规则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保护粮食价格。
（四）改革农业税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税收体系
在税收上，要赋予农村的城市税收待遇，赋予农业的市场经济下的税收待遇，赋予农民的市民税收待遇。目前我国的农业税收入仅占2.17万亿财政收入的5%左右，政府已决定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具体来说：1.取消农业税，开征农产品增值税。一是符合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把农产品作为商品，大力发展农业商品生产，使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改良品种，提高质量，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农业盈利水平，让农民在追求增加货币收入的目标中，自动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经营行为和自发调整组织形式，参与整个社会的竞争，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所要达到的效果。农民生产的农产品通过市场销售，实现了销售收入，才具备了纳税义务，缴纳商品税。这就解决了农民口粮、农民自己储备粮、农产品作为深加工原料储备，尚未实现货币收入就缴纳税收的不合理问题。二是符合现代财政收入的形式要求。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下，财政收入形式是货币、实物、劳役，市场经济下，财政收入形式只有货币一种形式。农产品只有实现了销售，取得了货币收入，才能上缴财政收入，这就解决了农民尚未取得货币收入，却要将农产品折算成货币交纳农业税的不合理问题，解决了农民无钱缴税而不得不拖交和抗交税款的问题。三是符合税制公平原则。农业与工业都是生产有形商品的产业，实行商品课税，是市场经济下产业税制公平具体体现。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开征与其他生产经营者相同的税种，也是税制公平的客观要求。应当指出，对农产品课征增值税时，不是以农户为纳税人，而是以生产并销售农产品，有增值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根据农产品的不同种类和不同盈利水平，制定不同增值税率的同时，应借鉴国外的做法，采取低税率、减免税和其他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我国目前应把粮食生产和流通放在首要的位置，实施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确保人口大国的粮食供给，稳定社会生活。
2.取消农业税，开征农业纯收益所得税，按照从农业生产取得的货币收入扣除经营成本、费用和损失后的余额，计算征收所得税，体现了有所得交税，无所得不交税，所得的多多交税，所得的少少交税的税收公平原则。对于非农的经营所得理应按现行所得税制征税。鉴于农业收益水平低和农产品变现难的实际情况，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可对农业纯收益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或实行高起征点（或免征额）的比例税率，并且税率应低于非农所得税税率，以便体现产业间的税收公平原则。对农业纯收益征收所得税，应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区分开来。对于规模化经营、组织化程度较高、具有农业企业性质的单位实行企业所得税，对于单干的农民和农户实行个人所得税制。从中国目前的农民收入水平来看，绝大部分农民将被排除在个人所得税之外，这体现了城乡居民税收上的公平，同时也体现了农民非农收益和农业收益之间的税收公平。目前对农民外出务工收益可按城镇职工收益征税办法进行税收管理，对务农纯收益可借鉴国外的农业标准课税法，即以确定的标准农业所得作为基准，结合土地面积情况计算农业所得，作为课税的依据。
3.取消农业税，开征土地使用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从其征收方式上看具有土地资源税的性质，更象地租。但是农业税的计税土地面积通常是种植土地面积（不包括农民的自留地和不在册的土地—开荒造田），并且按常年产量征税，这与规范的土地税相比差距较大。从农业税的计税依据看具有混合税制的性质，既包括种植业的收入，也包括非种植业的农业其他项目的折算收入；既包括农业增值收入，也包括农业企业所得收入和农民个人所得收入。实施农业土地税制就是对农业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同时，对农业用地开征土地使用税。我国已对非农业用地开征了土地使用税，农业用地属于减免范围。取消农业税，对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产养殖用地等分类分级分档征收土地使用税，符合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一是谁占用谁交税，征税对象明显易查，征收成本低。二是计税土地范围扩大，税源稳定，有利于财政收入。三是随着土地用途的改变和土地面积的核实，有效的解决现行农业税有税无地和有地无税的不合理状况。四是对农业用地实行较低的税额，有利于保护农业土地资源，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实施，土地的集中和收益水平的提高，土地使用税将成为重要的资源税或财产税，我国的税收体系将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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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纳统条件范文3
今天上午，我们召开全县工商经济发展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回顾2021年度工商经济工作，表彰奖励先进，科学研判形势，安排部署任务，动员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力促工商经济加快恢复性增长，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下面，我再讲三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保持定力
一是肯定成绩，坚定发展信心。
去年以来，全县上下积极攻克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有力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努力稳定经济基本盘，全县工商经济呈现出平稳运行、逐步回升的良好态势。总体看，全县工商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长”的态势在持续。
2021年，全县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09.51亿元、增加值26.79亿元，完成非公经济增加值43.46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8亿元，新培育规上工业企业2户、限上商贸企业16户、外贸进出口备案企业2户，新增私营企业637户、个体工商户1571户，4户企业成功纳规；培育纳税过千万企业1家，过500万企业1家，过100万元工业企业10户。受*疫情冲击影响，经济增速虽然大幅下降，但工商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面没有变。
二是“新”的动能在聚集。
我们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业态，不断积蓄发展动能。年产30万吨耐火材料等39个项目建成投产，高科农业食品产业园建成试产，莲花台水电站蓄水成景并网发电；积极构建茶菌果畜游等特色农业、旅游业产业体系，建成万亩茶海公园等产业基地，打造“鹿茗”区域公共品牌，阳城驿成功创建4A级景区。看到这些，大家一定能感受到，只要我们珍惜成绩、再接再厉，增强信心、振奋精神，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今年工商经济发展必定能取得新成效、获得新突破。
三是“好”的因素在累积。
先后建成了国漆科技产业园、虎之翼电子科技产业园等一批现代产业园区，园区承载力和聚集力不断增强，为工商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县域工业集中区新增入园企业8户、园区企业达到103户，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4亿元，建成投产项目3个，再次荣膺“全市工业集中区建设先进单位”。
二是正视差距，补齐短板弱项。
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我县工商经济总量不大、实体企业不多、产业层次不高、工业链条较短、骨干税源较少、三产消费动能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
从经济指标情况看，工商经济相关指标在全市排名靠后，去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全市第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排名全市第六；今年一季度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均是负增长，增速均为全市第五；
从企业纳税规模看，去年全县纳税超千万的企业仅有2家，分别是城司、农商银行，民营企业数量为0；纳税过500万企业仅有4家，纳税最高的三产服务业企业为秦楚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也仅有183万，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工商企业对县域经济的支撑能力较弱；
从市场主体数量看，截至2021年底，“五上企业”数量位居全市第六，较排名第一的商州区少71家，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数量居全市末位，较排名第一的商州区少15家，特别是去年年底已向市上报告拟退库“五上企业”5户（大地木业、林海木业、宇隆腾翔、双龙绿茶、海鑫现代），今年可能出库的“五上企业”还有4户（茶叶联营、华泰电子、盛彩包装、和发鞋业），市场主体数量少、“五上企业”培育不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特别是不少指标还未由负转正、县与县之间的差距还很大，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全县上下高度重视、攻坚克难，下大气力加以解决，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认清大势，凝聚发展共识。
一是发展指标的突破，规上工业增加值、非公经济增加值等主要指标要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园区建设的突破，按照区域化布局、园区化承载、集群化发展的思路，县域工业集中区要加快创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县范围内要合理谋划布局硅、钒、镁橄榄岩、黄姜石等产业园区；
四是“五上企业”的突破，退库“五上企业”，也使新增空间增大，明确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商贸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发展数量和发展对象，重点加快中钒昌盛、华源矿业等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进度，加快虎之翼、天和泥浆等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力争全年新增规上企业4户，民营转型升级示范企业3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户，确保“五上企业”数量和质量有新的突破，筑牢我县高质量发展根基和底盘。
三是企业效益的突破，树立“亩产论英雄”理念，努力破解“僵尸企业”问题，国土资源部门要很好地摸清、盘活工业集中区和其他区域占着土地没效益、占着黄金地段没产能，对地方经济、税收、群众就业没有任何贡献的“僵尸企业”，把土地利用盘活起来，倒逼企业主体自己找合作伙伴招商引资，或者我们zf把这些土地拿回来，工业集中区统一管理，不能让这些宝贵资源浪费，不发挥作用，有些甚至长期在那成为我们zf的负担，影响城市形象、影响社会综合治理，努力让企业生产动起来，让企业效益提起来。
二、聚焦重点、精准发力
一要狠抓工业项目，夯实发展基础。要加快项目建设推进。深入推进“项目建设突破年”活动，按照“未动项目抓开工、开工项目抓进度、竣工项目抓投产”的思路，强力推进万达汽车配件制造产业园等29个工业项目复工建设，特别是对镁橄榄砂深加工等9个未开工工业项目要逐一进行分析研判，确保重大项目上半年开工率达到80%以上，完成年度投资60%以上。
要强化项目谋划储备。根据中省市县“十四五”规划，围绕落实“三新”、实现“三高”，瞄准“四大产业增长极”、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以建链补链强链为核心，聘请专业机构，精心策划包装一批绿色循环优质工业项目，不断完善优化“十四五”项目库，确保干好今年、接续明年、备足长远。
要推动项目投产达效。对计划年内竣工的工业项目，要紧盯不放、倒排工期、全力推进，确保早日建成投产，形成新的产能；对已经竣工投产的年产30万吨耐火材料、高科农业食品产业园等项目，要紧盯不放，“扶上马、送一程”，积极协调解决用工、融资等生产要素保障难题，推动尽快释放产能、稳产达效。
二要壮大工业园区，提升发展效益。要着力打造产业集群。依托虎之翼电子科技产业园等现有园区，鼓励企业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做大园区工业产值；依托中钒昌盛、瑞尔高温、宵龙药业等产业体系的龙头企业，对产业链进行垂直整合，实行产业发展“链长制”，聚力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落户发展，打造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要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围绕“四大产业增长极”，加快培育新材料、轻工电子、装备制造等工业体系，做强丹南钒产业、万达智造等产业园区，做大硅科技、双创基地、国漆科技等产业园区，积极推进初步确定的县工业集中区、中国北茶小镇农旅融合产业园等14个产业园区建设，提高园区亩产效益，不断提升承载能力。
要加快转型升级。鼓励支持华源矿业、豪迪钒业、中剑实业等传统企业尽快完成设备更新，加速工业技改创新，扩大工业产能；依托万达智造、中钒昌盛等企业，积极开发上下游产品，着力延链补链强链；依托云网大数据中心项目，推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争取在新材料、绿色食品、生物医药等领域进行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以点带面，加快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性、引领性、带动性的数字化示范企业。
三要繁荣文旅三产，厚植发展动能。要做强商贸经济。立足区位优势，抢抓新发展格局机遇，做大做强商贸流通、物流产业，加快秦东未来城等服务业项目推进，加大西街古城商业综合体招商运营力度，积极引进知名品牌旗舰店、餐饮连锁店入驻运营，促使商贸企业向连锁化、高端化、品牌化发展。
要做优旅游经济。依托景区提档升级，推出四季主题系列活动，积极挖掘乡村游、红色游、景区游、周末游等旅游资源，强化旅游宣传营销，用好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介，全方位提高“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服务质量，积极培育大旅游产业增长极。
要壮大电商经济。巩固扩大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创建成果，把5G业务进一步向农村拓展覆盖，优化电商网点布局，完善城乡电子商务应用体系，发展网络直播等新兴业态，支持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拓展线上业务，让农特产品销售搭上信息化“快车道”。
要扩大外贸经济。支持佳亿德果业、陕果集团、虎之翼等企业，依托海关，扩大对外出口贸易，努力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推动茶叶、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以及强光手电、泰科泵阀等地产工业品走出国门，推动外资外贸稳定增长。
四要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市场主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也是激发“双循环”活力的支撑所在。
要优化政策体系。对“五上企业”在项目申报、资金扶持、互助基金转贷等方面予以倾斜，并落实县级领导包抓机制，全力帮扶解决困难和问题，确保“五上企业”数量只增不减，尽力做到增大于减。县委将定期听取县级领导包抓“五上企业”工作情况。
要狠抓国有企业。抢抓省上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自主权机遇，支持国有企业兼并整合矿产矿权资源，积极参与产业项目投资，探索推进股份制改革，推动由单一融资平台向发展实体经济转变，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国有企业，盘清企业家底，优化监管机制，决不能让国有企业发展出问题；国有企业要为全县其他市场主体树好标杆，做好榜样。
要壮大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研究制定《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奖励办法》，并梳理出一批zf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在符合政策及条件下，向本地建筑业企业倾斜，不断提升县内建筑业产值，拉动经济增长。
要做好经济数据统计工作。由县发改、统计2个单位负责，统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配合，结合“五上企业”新的统计方法，研究制定一套投资纳统、联网直报工作机制，确保工商经济数据应统尽统。
五要持续纾危解困，提振发展信心。要落实优惠政策。县经贸局及各包抓帮扶单位要全面梳理已经出台各类政策，深入企业宣传讲解，协助指导企业申请申报，做到应享尽享。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减租降息、信贷扶持、援企稳岗等政策措施兑现力度，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要搭建地产品促销平台。常态化开展地产工业品市域协作配套对接活动，形成市域经济小循环；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强与省内外下游配套企业对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稳定销售订单。县经贸局要抓紧筹备今年的市域协作配套对接活动，可以适当扩大活动覆盖范围，邀请临省周边县区的企业前来参加，提升活动影响力。
要强化要素保障。各相关单位要紧紧围绕供水供电、用地用工、物流运输等方面，建立“一企一策”要素服务保障机制，按照应保尽保、统筹调配、优先办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生产要素需求。县经贸局、金融办、融资担保公司要定期对接沟通，搭建政银企常态对接平台，发挥企业转贷互助基金作用，扩大担保效应，全力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需求；各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降低申贷门槛，简化审批流程，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特别是要加强贷前、贷中、贷后服务，让企业不仅能贷而且会贷。
三、夯实责任、强化保障
一要从严夯实责任。各级各单位和领导干部要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在其位、谋其政、尽其力，积极深入企业、项目建设现场，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真正让工作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成效在一线体现，决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当“甩手掌柜”，更不能干一年、干两年还是“涛声依旧”。
当前，要结合党史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严格落实“五个一”包抓机制，深化包抓企业活动，明确各方职责，确保人人肩上有担子、人人身上有任务。各包抓县级领导要发挥“头雁”作用，对照包抓责任清单，每月定期深入企业、项目现场督导调研1次；各包抓企业镇办、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进行收集整理、调查研究，每周深入企业指导检查1次，随时掌握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经营情况，积极协助企业排解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
二要健全工作机制。要加强指标监测调度。围绕工商经济指标，每月进行分析研判调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预警信息，明晰改进措施，确保指标尽快持续回升。要破解企业运行难题。紧盯“五上企业”，加强经营运行状况监测，及时梳理建立问题清单，逐一进行交办，切实破解停产、半停产、甚至“关门退库”等突出问题。
要强化协调联动推进。实施工商经济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发挥好牵头部门和支撑指标单位作用，凝聚工作合力，形成齐抓共管、齐头并进的工商经济发展局面。由贤慧同志负责，尽快制定会议要求的各项制度、文件，按程序印发实施。
三要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既是我县的对外名片，又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
要优化政务环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办事流程，多开“绿灯”、少亮“红灯”，多想“怎么办”、不说“办不了”，尤其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要开辟“绿色通道”。各级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同企业交往，坚决防止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等问题，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今年，要采取问卷调查、大会评议等形式，常态化开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企业家评议涉企部门股室长活动，对反映较多的股室长坚决予以处理。各镇办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把从严治党压力传导下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绝不能出现破坏营商环境行为。
固定资产投资纳统条件范文4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县大自然农业开发公司无公害蔬菜和无公害禽畜肉产品扩建项目
2、项目地址：[]县太和镇城南
3、项目实施单位及法人代表：[]县大自然农业开发公司，法人代表陈杰。
4、建设性质及工期安排：扩建，于2006年底完工。
5、项目摘要：[]县大自然农业开发公司无公害蔬菜和无公害禽畜肉产品扩建项目是根据党的十六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县建设丘陵地区经济发展示范县工作规划》要求，对农业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和产业化发展，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利用[]的区位优势和企业具有的比较优势，拟在[]县城南租用土地540亩，投资1200万元，建棚房、圈舍、加工及业务用房5000平方米，购生产及管理设备器具6台（套），建成年产各类果蔬吨、禽畜肉制品吨的无公害蔬菜和无公害禽畜肉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建成后，将为全县居民提供优质蔬菜和禽畜肉品，平均年实现销售收入1600万元，利润55万元，税金30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11年。
二、可研编制依据及范围
1、2002年4月29日，农业部施行的《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
2、2003年3月，四川省人民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通过，5月1日起施行的《四川省种植业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
3、《四川省农业地方标准汇编（一）》（2003年10月）。
4、2004年3月，[]县委、县府编制实施的《[]县建设丘陵地区经济发展示范县工作规划》。
5、国家和省、市、县关于农牧业深加工产品企业的有关法律规定。
6、编制范围：本报告着重对项目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建设条件、建设内容及规模、环境保护、实施计划等进行可行性研究；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政策和市场需求情况进行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提出结论性意见，供建设业主和有关部门决策。
第二章项目建设背景及投资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一、项目背景
1、[]县情简介
[]县地处川中丘陵地区，幅员面积1496平方公里，人口10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4万。县城人口20余万，其中常住人口16万，流动人口近5万。全县森林覆盖率40%左右，耕地60万余亩，域内北低山区占15.4%，高丘区占35.4%，西南中丘区占17.3%，东南低丘区占21%，沿涪江的河谷地貌占10.9%。[]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年日照1300小时，年均降雨量931毫升，年均气温17.3℃，相对湿度79.7%。盛产稻、麦、豆、薯、油菜、棉花、竹、木，适宜养殖猪、牛、羊、兔、鸡、鸭、鹅、鱼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在国家优惠政策和国债资金的扶持下，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县域经济实现了由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的跨越，经济结构实现了由单一的二元经济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复合型经济的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向初级型小康的跨越。2003年，全县生产总值（GDP）实现56亿元，一二三产业比达到21.4:43:35.6，县级经济综合竞争力居西部百强县第30位，县域财政收入3.6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492元。
[]县无公害农产品得到长足发展。先后申报了瞿河无公害果蔬菜基地、官升无公害粮油基地、万林洪州密柚基地、金华西山坪水果基地和香山大蒜、麦冬基地，省测试中心已经完成了水样和土样抽检；在大于、瞿河等乡镇实施了无公害优质稻生产，结束了[]不产优质稻的历史；引进有资质的业主在城南王爷庙村，示范种植无公害蔬菜，建立了无公害农产品咨询服务部和无公害蔬菜、无公害大米销售门市部，设立了“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标牌。[]县农业局在全县农业发展远景规划中对无公害农产品种养加工和基地建设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15年无公害蔬菜发展到15000亩，各类畜禽1642万只（头）。
2、项目业主情况
[]县大自然农业开发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注册资金50万元，注册地址：[]县太和镇城建街城建小区4幢5号，开户银行：[]县城市信用社，属经营无公害蔬菜种植、加工、销售；畜禽（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养殖、加工、销售的民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发展已初具规模。地处县城南部，环境优越（经省农科院验证，省农业厅认证为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现有无公害蔬菜面积460亩。为了综合利用资源，配套发展了无公害草禽家畜，养牛150头，鹅20000只，猪200头，各类圈舍6000平方米。去年，公司被评为县级农业大户、科技示范园。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公司现以专职技术人员3人（均是大学本科学历，其中副高一人），专职技师七人（从事种、养业十年以上，实践经验相当丰富，几乎是业内很有声名的成功人士），技术工人27人。同时，公司还与省农科院和川农大等科研院所保持着密切联系。
公司生产设施先进。购置了运输车、悬耕机、开沟机、覆膜机、自动喷、灌设施等现代农机具，修建有自流灌溉渠系、蓄水池、净菜池、沼气池、无滴大棚、无菌园舍等，布局科学。
3、“无公害”农产品的特点和前景
无公害农产品是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认证合格获得认证书并允许加帖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未领加工或者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是发展绿色食品乃至有机食品的基础，是作为食品的一种基本要求。但目前市场上的农产品，要么有农肥、农药残留，要么是亚硝酸盐、病菌等污染物超标，对人体健康带来极大隐患。党和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在全国大、中城市逐步推行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因此，无公害农产品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
一是提高农产品食用安全和质量，改善人们膳食结构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营养知识的普及，人们对饮食的安全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无公害农产品正逐步取代传农产品，成为人们生活消费的必需品。
二是满足市场供求的需要，[]地处川中丘陵地区，在这149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104万[]人民，其中城镇人口达30万，（含县外来射流动人口年均5万以上）以及80余万的农村人口中有50%在市场上购买蔬菜及禽肉产品。全县现有蔬菜种植面积不足40000亩，县城附近不足8000亩，总产量7.9万吨，直接供食用的人均年拥有量不足400千克，城镇居民消费量133千克/年，每年从县外调入大量的蔬菜，需求缺口约2万吨。
三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今年二月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在农村推进“三个转变”要抓几个重点：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转。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产业率，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因此，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用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县大自然农业开发公司积极响应全省丘区会议精神，努力谋求自身发展壮大。——产业化经营是前提，企业化生产是方向，市场化营销增效益，科学化武装是出路。
四是大自然公司谋求发展的需要。
2、可行性
一是生产环境条件具备。省农业厅和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公司生产地环境设施实地测试认为符合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条件。
二是公司初具规模。公司有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及经营管理的经验和职工队伍；产品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发展潜力。
三是有坚强的技术支撑。公司与省农科院和川农大等科研院所保持着密切关系。
四是效益良好。除直接的经济效益外，还可安置就业人员
名，带动农户户，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化发挥一定作用，为改善城郊环境景观也大有益处。
第三章产品市场需求预测及生产规模选择
一、需求预测
1、无公害农牧产品在全国的产量比重不足20%，品种数量比重不足30%，但随着无菌育种、无土栽培、大棚温室种植、渗灌滴灌、病虫害生物防治、转基因繁殖、多元杂交繁殖等等无毒害种养殖技术的创新应用，随着人们对新种养技术生产及加工产品的了解，无公害的农牧产口已普遍被人们作为消费的上品。
2、我县市场上无公害农牧产品数量很少，且多是由外地进入的，主要是供应大型餐馆，平常百姓因其价格高、品种少、选择性低，未被普遍接受，尚未占据一定的市场规模。
3、作为食品，“无公害”是一种基本要求。但目前市场上的农产品，如蔬菜，要么有农药残留，要么是亚硝酸盐超标，对人体健康带来极大隐患。党和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在全国大、中城市逐步推行市场准入制度。因此，无公害农产品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4、随着人们的消费习惯、饮食结构、营养知识的不断改善，无公害食品将逐步取代传统蔬菜。
二、生产规模选择
按全县百万人需菜量万吨，现有产量万吨，缺口万吨，第一期扩建亩无公害生产基地；取代传统菜品50%计，第二期扩建亩；进入邻县市场；第三期扩建亩，总计扩建亩。据此拟建棚房平方米，购加工设备、检测仪器台套。
第四章加工工艺方案及选址
一、经营管理模式：在城南王爷庙村现有50亩无公害蔬菜示范种植为基础，实行“公司+基地+农户”、“产、学、研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管理方式。
种苗以公司大棚温室为龙头研究、试种，带动基地农户大面积种植。
生产加工以公司统一用专用设备仪器清洗、分选、包装、储运。
销售实行“优质优价的订单农业”向各大超市、餐馆及集镇市场供货。
二、加工工艺
1、种植：按无公害生产条件栽培，大棚温室无土种植反季鲜菜，逐步引用无土栽培技术。
2、清洗：择除残次枝叶、根须、皮壳，清洗泥淖和残留农肥、农药，削除病虫害疵点，以净菜上市，减少运输量和城镇生活垃圾。
3、分选：按蔬菜的部位、体形大小、色泽、质量进行分送，以实现优质优价。
4、包装：按市场货架要求，发挥包装蔬菜平衡淡旺季供需矛盾的作用，便利消费者冷藏，经销商储运，提供农产品档次。
5、储运：采取预冷、速冻、罐藏等设备处理加工，为市场提供新鲜蔬菜。
三、选址：
1、自然条件
（1）地理位置及地貌：[]地处四川盆地中部偏北、涪江中游，位于东经105°10’-105°39’，北纬30°40’～31°10’之间，东邻盐亭、西充县，南接蓬溪，大英县，西北与三台、盐亭县相连。县境南北长58.3公里，东西宽47公里，海拔299米至674.4米，幅员面积1497平方公里，地形北高南低，地貌以丘陵为主，低山区占17%，丘陵地区占73%，河谷地貌占10%。项目所在地场地标高在300m左右，地貌形态较简单。
（2）气候：[]属亚热带湿润气候，降水充足，热量适宜，多年平均降水量931mm左右、气温17.2℃、湿度79.7%、无霜期285天。
2、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1）工程地质条件。a、项目地址位于[]县城南，场地标高300m，地形平坦，交通方便。b、场地地层及岩土结构特征：表层为第四系全新统耕植土，其下为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堆积的粉土、粉细砂、细砂、碎石土层。
（2）水文地质条件。涪江、梓江流迳[]县境内，形成丰富水能资源。耕地保灌率达80%，自流灌溉率为60%，项目所在地自流灌溉率为100%。场地地下水位在一级阶地区主要存在于砂卵石层中受雨水和地表水体影响较大。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3）地震：根据国家标准GB18306-2001《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圈定遂宁地区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与地震基本烈度对照该地区基本烈度为VI度。
3、选址方案
大自然农业开发公司在[]县城南王爷庙村现有的50亩选定无公害蔬菜基地，该地区具有距县城三公里，位于遂绵省道公路近侧的区位优势。
第五章公共设施情况
供水条件：本工程供水由[]县城自来水厂和前锋渠排灌干渠解决。能满足本工程供水需要。
供电条件：[]县供电条件优越，境内中、小型水电站8座，电力装机9万千瓦时。本工程由城市供电系统供电。
供气条件：[]县已开发浅层油气井5口，民用天然气实现自给。城南区已敷设有市政天然气输气管线，供气系统也由[]县宏源燃气公司提供。
排水条件：工程排水实行雨污分流制。雨水经收集就近直接排入城市雨水管网。污水收集经专用设施处理达标后进入城市污水管网，由城市污水处理厂再次处理后达标排放。
交通条件：全县公路四通八达，县、乡（镇）、村、社纵横交错的公路网络已经形成，通车里程达1028公里，出县通道全部黑色化，绵渝路[]北段已改建成高等级公路并与成南高速路相连。9条公共交通路线从城市中心辐射四方。
通信条件：县内国际直拨、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现代化通讯遍布城乡，畅达全国和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信条件十分优越。邮政业务全面开通。
综上所述，本项目投资环境良好，建设条件具备。
第六章环境评价及保护措施
一、根据[]县环保部门要求，本项目执行下列环境标准。
1、废水：污染物执行GB8976-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COD100mg/L、BOD520mg/L、NH3-N15mg/L、pH6-9、SS70mg/L。
2、废气：现有锅炉执行GWPB3-1999《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二类区I时段标准，新增锅炉执行二类区Ⅱ时段标准。
3、噪声：执行GB12348-90I类标准。昼间55dB(A)夜间45dB(A)。
二、本工程建设主要污染因素分析：
1、施工噪声及施工场地物料运输产生的扬尘；
2、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3、少量设备噪声；
三、预测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关系
1、选址环境现状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县城南，该地区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终年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多年平均温度17℃，常年葱绿，四季宜人。
2、空气环境质量现状：据经[]县环保部门监测数据，建设地点SO2小时平均浓度0.015-0.142mg/Nm3，有20%的时段超过GB3095-1996中的二级质量标准要求，主要原因是受公路交通扬尘的影响。
3、地表水：本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为涪江，该河为[]县取水及外排废水的受纳水体。据监测数据，项目区域上游水质指标：COD1.2-1.5mg/L、BOD51.1-1.4mg/L、NH3-N0.093-0.302mg/L、总磷0.012mg/L；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HZBI-1999）中Ⅲ类水域要求。
拟选建设场地周围无大污染源，环境质量现状良好，完全满足工程建设对环境的要求。
四、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严格按照有关规范进行施工作业，减少噪声影响；为防止扬尘对周围环境污染，工地主要车道铺垫一定厚度的砂石，并经常洒水保持路面湿润；规划好土石堆放场地，取土迹地要有妥善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2、营运期：
废水：排水采取雨污分流制。雨水经地表水系和网收集排入规划设计的城市雨水管网。各种污水最终排入城市污水管网再行处理排放。
废渣：生活垃圾采取袋装方式进行收集，并及时清运至[]城市垃圾处理场。
噪声：对少量产噪设备，均进行隔离，墙体尽量采用消声减噪材料。
五、预期效果评价：只要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按“三同时”认真落实污染治理措施，工程施工期和营运期均不会对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作物将有效地改善基地周围的空气环境质量及附近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第七章建设内容
第八章投资计划和资金来源
1、投资计划：项目计划总投资12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流动资金200万元。
2、资金来源：申请国家补助资金14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100万元，商请农业银行贷款500万元，项目单位自筹资金460万元。
第九章效益分析
1、社会效益：该项目完成后，将进一步满足城市居民及周边地区对无公害农产品的需求，并能合理开发农村劳力资源，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解决部分下岗人员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协调发展。
2、经济效益：该项目实施后，预计公司年产值可达1600万元以上，实现利润55万元，税金30万元，公司贷款额投资回收期为11年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纳统条件范文5
关键词：票号；金融中介；分工；交易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0-0030-07
清季至民初，山西票号盛极一时，享誉全国，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控制着当时中国金融的命脉，也对中国近代经济产生过重要影响。鼎盛时期，山西票号的分庄不仅遍及全国23个省，而且远涉重洋开到了日本、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尽管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的美誉名副其实，但其相对于市场何以存在的原因却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在主流经济学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范式中，没有票号的存在空间；金融学领域的金融中介理论也无法解释“票号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因此，需要从新的角度对票号的本质进行解释。
一、山西票号的银行属性
一些学者认为，山西票号并非银行。如曾康霖坚称票号不是银行；[1]赵焕焱只承认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2]张亚兰也将票号和新式银行对立起来，她指出“清朝末期新式银行和外资银行出现后，票号在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没有听从一些改革倡导者的建议将票号改为新式银行，最终走上了衰亡的道路。[3]而本文认为，票号与现代银行并无二致，从其主营业务与“bank”的中国译名源考即可见一斑。因此，本文有关票号本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银行。
1票号业务与现代银行的一致性
根据主流观点的界定，银行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办理汇兑等业务的金融机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曾经以是否向个人和家庭提供贷款作为区分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主要标志。《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称：“银行的典型业务顾客既是借款者又是存款者，且往往是同时的。”[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撰写的《金融学》认为，银行发挥着两大功能：吸收存款、发放贷款。[5]《现代汉语词典》（2005）对银行的定义是：经营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的金融机构。
山西票号主要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三大业务，这与现代银行没有区别。以乔家字号大德通票号为例，其营业范围有存款、放款、汇兑三项。存款分往来存款与定期存款二种：前者是商家浮存，随市面之变化，临时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较市面利率为小；；后者则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须立一借据。存款利息比较低，一般是二、三厘，最多四、五厘。放款分信用放款与抵押放款二种：前者于放款时须立字据，亦有随市面习惯办理者，其日利随市面而定，定期者较高，活期者较低；后者抵押货物，须订立合同，执其凭单，验明货物，押品如系不动产，则须执其红契，并立字据，由承还保人垫还。。汇兑则有六种情况：同业对交交，各凭各信，不立字据，汇水随市面松紧，临时酌定；、迟票、除以兑期另加汇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递加；兑条，手续于定汇之后，立一对条，齐中剪为二纸，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信汇，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汇水随行市、汇票，凭票给付，汇水随行市、电汇，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5]可见，从主营业务上看，大德通票号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商业银行，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海外学术界目前一般也将山西票号视为银行。例如，美国学者费正清说：“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6]
2“Bank”译名源考：银行即是票号
从“Bank”传入中国并被翻译为“银行”的历史过程看，现代意义的“Bank”（银行）与票号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名称不同。在中国，最早介绍海外银行的是魏源。1847 年魏源在《》中介绍了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和其他的商业银行，还介绍了英国的债券、银行券以及银行存放款和汇总等业务活动。但是，魏源未提及“银行”两字，他把英文中的“Bank”翻译成“银局”。最早把“Bank”翻译成“银行”的是洪仁。他在《》中明确地倡导“兴银行”。他设想：“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资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颁一百五十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国章，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在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宝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孥去也。”[7]此后，在1868年出版的《华英字典》中，邝其照也把“Bank”译成了“银行”。据解释，按照汉字的字义，“银”是历代使用的贵金属货币，“行”比局和店的规模要大，所以。字典把经营货币业务而且规模较大的机构称之为“银行”。日本人原来把英文“Bank”译成日文时称“金馆”，那时日本的财相伊藤博文正在筹拟新式金融机构，见汉译的“银行”比日译的“金馆”更加妥当，也就采用“银行”的中译法，于是“银行”的名称就日益被推广起来了。而在当时，山西票号在海外的注册名就是“银行”，如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挂牌名为“合盛元银行”。
二、现有理论无法圆满解释票号的存在性
主流经济学中没有票号的存在空间，而金融学领域的金融中介理论也无法解释“票号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因此，需要从新的角度对票号的本质进行解释。
（一）漠视货币的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票号的存在性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阿罗―德布鲁范式。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92）对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介绍可以看出，该模型没有货币，也没有银行或者票号。撰写该词条的经济学家约翰•简纳科普咯斯（John Geanakoplos）说：“阿罗、德布鲁实际上将价格充当货币，从而使得货币作用明显化无意义，因为它对实际的配置毫无影响。”这从下文将票号引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假设条件如下：
（1）存在金融市场的三部门经济：厂商、家庭和票号，不存在公共部门（如政府和中央银行）。厂商用下标f表示，家庭用下标h表示，银行用下标b表示。
（2）家庭的消费剩余（即储蓄）通过金融市场和票号两种渠道向厂商的投资转换。
（3）有两个时期，t=1,2。
（4）只有一种实物产品，最初由消费者拥有。产品中的一部分在时期1被消费掉，其余在时期2由厂商投资于消费品生产。
（5）消费用C表示，投资用I表示，储蓄用S表示，证券用B表示，存款用D表示，贷款用L表示。上标符号“+”代表供给，符号“-”代表需求。
（6）所有的经济部门都采取竞争行为。
（7）本模型使用确定性结构，如图1。
图1表明了家庭储蓄向厂商投资进行转换的过程。家庭储蓄可以存入票号，也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购买证券；票号可以向家庭发放存款凭证，也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发行证券筹措资金，并将所筹措的资金用于向厂商发放贷款；厂商利用票号的贷款或者向金融市场发行证券来筹措资金，并将筹措的资金用于投资。
1消费者均衡
消费者选择其消费组合(C1,C2)，储蓄S在票号存款D+和证券Bh之间分配。消费者的目标函数是在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即max U(C1,C2)，满足条件：
C1+Bh+D+=w1
C2=Пf+Пb+(1+r)Bh+(1+rD)D+
上式中：w1代表其初始消费品禀赋，Пf和Пb分别代表厂商和票号的利润，r和rD分别为证券和存款支付的利率。
由于在本模型前提下，证券和票号存款是完全替代品，很明显，只有当利率相等（r=rD）的时候，消费组合才有内解内解指各个要素的使用是正数时的解。。[8]
2厂商均衡
厂商选择适当的投资规模I和融资（向票号贷款L和直接发行证券Bf）,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即maxПf，满足：
Пf =f(I)-(1+r) Bf-(1+ rL)L-
I= Bf + L-
上式中：f代表厂商的生产函数，rL是票号贷款利率。同样，证券和票号贷款是完全替代品，很明显，只有利率相等（r=rL）时，生产组合方程才有内解。
3票号均衡
票号选择其贷款供给为L+，存款发行Bb，使得利润最大化，即maxПb，满足：
Пb=rLL+-rBb-rDD-
L+=Bb+D-
4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特征转化为用利率向量(r,rL,rD)、三个需求和供给向量即消费者的（C1,C2,Bh,D+）、厂商的（I,Bf,L-）、票号的（L+，Bb，D-）向量表示。因此：
每一部门行为均为最优决策（即其决策值分别为Ph,Pf,Pb）。
当I=S（产品市场均衡）；
D+= D-（存款市场均衡）；
L+= L-（信贷市场均衡）；
Bh = Bf + Bb（金融市场均衡）时，每一市场都出清。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当所有利率都相等时，惟一的均衡才可能发生，即：
r=rL=rD
从前述票号的行为方程式（Пb=rLL+-rBb-rDD-）可知，均衡时，票号所获得的利润为0，并且，其决策对其他部门并没有什么影响，因此家庭在存款和证券上的选择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厂商对票号贷款和证券之间的选择也没有区别这说明了Modigliani-Miller定理（一般简称为M-M定理），即在完善和均衡的金融市场里，企业价值和融资方式(债务结构)无关。。
由此可见，从阿罗―德布鲁范式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票号是多余的机构。
（二）金融中介理论亦不能解释票号的存在性
迄至目前，专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银行的著作为数不多，有关银行的经济学分析，一般被纳入金融中介理论之中但是，在狭义的金融中介概念中，并不包括商业银行。参见［美］D格林沃尔德《现代经济词典》第178页的“金融中介”词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不过，即使在国外学术界，金融中介的理论研究也并不成熟。[10-12]下文的分析表明，现有的主流金融中介理论各有漏洞，并不能有效解释票号（银行）的存在性问题。
1主流金融中介理论各有漏洞
（1）戴尔蒙德和戴伯维格（Diamond and Dybvig）的流动性保险说，认为银行为家庭提供防范影响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的保险手段。[9]但是，第一，在D-D模型中，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直接签订合约，以获得与利用银行相同的投资结果。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这样的私人合约会最终走向解体。第二，正如伯特里克•博尔顿所指出的：D-D模型对银行的产生解释得不够充分，因为，企业也可以提供流动性调整服务。[10]
（2）本斯顿•乔治[11]和法马[12]、克莱因[13]、艾伦和桑特莫罗[14]等提出的交易成本说，认为银行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科斯论文《企业的本质》的翻版。但问题在于：第一，交易成本是事后的，在事前或者事中，我们无法核算一项交易或者行为或者制度的交易成本。只有一项交易完成了，才能知道其交易成本是多少。所以，是否选择银行这种组织，与交易成本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只有在银行这种组织产生之后，人们才能大致估计出其运行的成本。第二，同一个人的同一行为，既包含技术成本又包含交易成本，难以加以区分。
（3）利兰和派尔（Leland and Pyle）[15]、戴尔蒙德[16]等提出的信息不对称说。他们指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两种情形都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使有良好前景的公司没有需求资金的积极性。这时，金融中介通过减少这种不对称信息而在经济中起到实际的作用。金融中介更重要的是对使用资金的一方加以监督和控制(Diamond)。同时戴尔蒙德认为，由于大数定律的存在，可较好地解决资金供给方与金融中介两者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金融中介并未因增加了一层关系而增加资金运作中的交易成本，相反，它积极参与监督和控制，降低了资金交易双方的不对称信息。但是，第一，信息不对称在解释银行的存在性上，被过于宽泛的滥用了。戴尔蒙德模型稍加修改，也可以用来解释厂商的存在性。第二，认为银行具有信息处理和监督管理的比较优势，能够有效地减少资金供求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如果依照这样的理论逻辑，那么随着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减少，投资者直接参与市场的比例应该有所上升，而银行的数量会减少直至消失。但现实并非如此。根据伯特和迪克（Bert and Dick）的研究,整个美国金融中介部门的资产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120 %上升到1995年的250%。具体到美国的银行,其资产占GDP 的比重也相应地从46%上升到63%。同一时期内，其他发达国家中，证券融资均不足1/3，而银行融资达55%―70%，只有加拿大的证券融资为50%。[21]第三，正如哈维尔•弗雷克斯所批评的:按照借款人报告的现金流量调整非罚款类处罚并不现实。现实世界中的非罚款处罚，如破产入狱或名声扫地等，更多是一次付清的。[17]
现行金融中介学说有将理论强加给银行（票号）现实的嫌疑。这些理论都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虽然后来尤其是在伯特•迪克和默顿（Merton）[23]那里已经开始注重演进与结构变化的所谓动态视角，但也只是一种十分有限的扩展，或者说只是把原来分割和静态的市场与银行的关系加以整合，从总体上讲，仍然是以市场体制作为背景和条件的，没有考虑到银行产生的历史因素，更不必说考虑中国明清时期不发达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了。因此，现行金融中介理论的适应性实际上十分狭窄，对银行或票号存在性的解释力很弱。
2票号并不是“金融中介”
本文认为，将银行或票号划归金融中介，这是传统货币银行理论的思维。票号的贷款创造货币的行为只受存款准备金的制约，而与票号持有的存款余额无关。信用创造的本质特性是债权交换。票号贷款是票号与客户之间的债权交换，也是信用交换。双方同时增加对对方的债权和债务，反映在双方的资产负债表上，即资产和负债的同时增加。同时，在信用货币时代，如果票号的资产只有贷款和存款准备金，那么社会的每一笔贷款的起源都是贷款，都是由票号贷款产生后，被非银行公众相互转手，中间或许还经过现金过渡而表现着。票号贷款产生存款，货币的创造就发生且仅发生在这一行为中。在票号发放贷款的瞬间，存款货币就被创造出来了，这就是货币的创造机制。存款货币的转移是票号创造货币之后的行为，是票号运行的问题。因此，票号不是资金的中介，票号为社会提供全部的货币资金。实际上，狭义的金融中介概念并不包括银行[24]。虽然广义的金融中介包括银行、储蓄机构等存款机构、保险公司、其他金融中介（包括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财务公司、共同基金和投资基金等），但这些不同类型的机构的作用和特征各异，本质并不相同，运用一个笼统的概念和解释是不适当的，应该有对不同形态机构的理论解释。因此，不能将金融中介理论简单地应用于票号分析。
三、票号的本质：模型分析
下面将运用分工理论[18]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对货币和票号的产生进行分析。
如果张三（C）不使用任何工具，赤手空拳地去捕鱼，他可以马上捕到鱼（即时生产），并吃掉（即时消费），但产量会很低。张三也可以回家织网再以此网（生产工具）捕鱼，这样鱼产量会大增，但织网要花时间，且织网时张三仍然要消费，却无鱼可吃。为此，张三可以与李四（B）和王五（A）分工，假如张三（A）打鱼，李四（B）织网，王五生产织网用的麻线，然后三人各以自己的产品（鱼、渔网、麻线）交换，这样则能增进各自的福祉，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更为理想的是，张三可以向别人借鱼和麻线来度过无鱼可吃的织网阶段，然后在织好网捕到很多鱼后再把当初借的鱼连本带息还清。由于织网捕鱼的产量非常高，在还掉织网时期借鱼度日的本息后，他还可以保留比原来赤手空拳捕鱼还多的盈余，因此这种先生产生产工具（麻线、鱼网），再生产消费品（鱼本身）的迂回的生产方式，效益要高于直接生产消费品的直接生产方式。下文具体分析。他们之间存在着如后文分析的三种生产模式。
（一）货币的出现这一分析图式受Borland-Yang模型的启示。[17]
假设一个社会中有n个无差别的人，他们选择三种模式进行生产。第一种如图2所示：每个人自己生产麻线（A），然后用麻线织成渔网（B），再用渔网来打鱼（C）供自己消费。这时，该社会既不需要交换（即不存在市场），也不需要货币。
第二种模式如图3 所示：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专业化分工之中，即每个人只生产一种产品，与其他人完全专业化的生产者交换他所需要的物品。但是，此时生产麻线的人与生产渔网的人之间不存在供求的“双重巧合”供求的“双重巧合”，最早由杰文斯（Jevons,1875）提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两个人偶然相遇，一个人不仅仅手中恰好要有另一个人所需要的，而且还必须恰好需要另一个人手里所有的。参见［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第94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渔网制造者需要麻线，却不捕捞麻线生产者需要的鱼。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易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是单向的。同理，生产麻线的人与用网捕鱼的人（渔夫）之间的交易也是单向的，生产麻线的人需要捕鱼者（渔夫）所捕捞的鱼，但是他不能给捕鱼者提供渔夫所需要的渔网。
第三种模式如图4所示：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分工，且存在货币（产品C充当货币）。假设不存在一个中央出纳机构以促使所有生产者同时按照瓦尔拉斯价格和数量交易产品，则在完全分工的经济中需要货币的存在。假设生产麻线的人从渔网制作者那里交换渔网，然后用渔网与渔夫交换鱼，则所有的交易都满足供求的“双重巧合”。而渔网对于麻线制造者而言就是货币，因为麻线制造者既不消费它，也不用它来捕鱼。渔网对于麻线制造者而言，没有直接的生产和消费价值，其价值在于协调下一步的交易。可见，专业化和分工对于货币的出现是必要的，而当迂回生产的链条足够长、分工水平足够高的时候，货币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产品会充当货币呢？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有两个条件：产品在迂回生产链条中的位置；产品交易效率参数。如果所有产品的交易效率参数相同，则处于迂回生产链条中间的产品容易成为货币；如果产品的交易效率参数不同，则交易效率高的产品将成为货币。如果政府或法律使纸币及相关的信贷制度能够有效率的运作，则其交易效率高于任何产品的时候，纸币就会替代产品货币，反过来促进分工和经济的发展。
（二）票号的出现
货币出现之后，分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上所有的个体都可以根据其手中所持有货币的情况分为资金供应方（存款人或者贷方，如家庭，用H表示）和资金需求方（贷款人或者借方，如厂商，用F表示）由于文章主题所限，这里不对厂商的本质做出分析，厂商仅仅作为给定变量而存在。。不存在票号的时候，资金的供应方与需求方双方直接交易。这种状况可以用图5表示。
图5将问题简化为只有H和F两个人的情况。如果存在资金供求的“双重巧合”，那么，交易顺利，不需要进一步分析；如果不存在资金供求的“双重巧合”，譬如说H的资金不能够满足F的需要，则交易不可能实现。所以，一般情况下，图5这种经济社会是不存在的。
如果资金的供应方（H）和需求方（F）的数量扩展到n，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以Hi（i=1,2,…,n）表示资金供应方的向量空间，以Fi（i=1,2,…,n）表示资金需求方的向量空间。那么，资金供求双方的交易，可以用图6表示。
在图6中，假设金融市场属于完全竞争，资金的供应量恰好等于需求量，那么，金融市场出清。但是，这种资金交易方式的效率比较低。譬如说，在没有银行的情形下,众多的资金供应方（Hi）要分别进行客户搜寻、对潜在的客户（Fi）进行资信调查，与潜在的客户进行谈判、订立合同条款以及签订合同之后对资金需求方（Fi）进行监督等工作,因此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导致高昂的成本。
进一步分析，假设金融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在图6的情况中，资金供应方（Hi）和资金需求方（Fi）所面临的具体成本约束是不同的：资金需求方（Fi）主要面对的是声誉损失（即声誉成本）和筹资成本的约束。
先看声誉成本。借款本身容易让他人对其生产能力产生怀疑，所以，只能筹借到一定数量的资金，如果要筹措更多资金，资金供应方（Hi）必然考虑风险问题而拒绝借款。此外，如果资金需求方（Fi）到期还不了款，会进一步增加声誉损失。再看筹资成本这里为了分析的方便，省略了很多变量。在现代经济中，筹资成本指的是各种筹资费用的总和，它可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指以某种方式从某一筹资渠道中获取―定的资金所付出的费用，它包括：借款利息及有关的手续费、管理费、承诺费等各种附加费用；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外资的调汇、转汇和有关手续费；其它直接费用，如必要的印刷费、广告费、人工费、代办费、邮费和其它杂费。间接费用是以某种方式筹资时，间接发生的费用。如：筹资风险调整和风险保护费；由资金使用的某些限制性条件引起的费用；筹资后企业负债上升，资信下降，以至于下一次再度筹资时筹资成本上升；筹资的风险损失。详细参见刘正山，《新编固定资产投资学》第69页。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筹措资金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如搜寻资金供应方的成本、信誉显示所需要的成本和讨价还价（如确定利率和还款期限）的成本等。假设第k个资金需求者Fk（i≥k≥1）的资金需求量Dk比较大，第k个资金供应者Hk的资金供应量Sk＜Dk，那么，Hk可以放贷的资金不能满足Fk的需要，假设每个资金供应者可供应资金量相同且mSk≥Dk，那么，m个资金供应者可以满足第k个资金需求者的资金需求。假设与每个资金供应者签订资金供应合约的成本（可以认为其等价于筹资成本）为C，则第k个资金需求者Fk的总的筹资成本为mC。
资金供应方（Hi）贷出资金，除了面对比较大的放贷成本外，还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广义上，道德风险包含了逆向选择的含义。参见［美］乔治•阿克洛夫，“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载《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放贷成本指的是，在没有票号的情形下,众多资金供应方（Hi）要分别进行客户（Fi）搜寻、对潜在的客户进行资信调查、与潜在的客户进行谈判、订立合同条款以及签订合同之后对借款人进行监督等工作,因此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导致高昂的成本。所谓逆向选择，即由于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一般认为，逆向选择是由于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参见汤敏、茅于轼，《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3集第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我认为，即使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也会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买主和卖主都能够区分劣币和良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资金供应方知道资金需求方的情况，也可能因为其它原因而不给贷款。，资金供应方（Hi）发放贷款比较谨慎，一些厂商（Fi）为达到获取资金的目的，可能策划、编制假投资项目，虚造财务报表，操纵利润，欺骗资金供应方，资金供应方在无法了解厂商真实情况下，依据厂商所提供的信息发放贷款，导致失误，造成损失。所谓道德风险，即贷款发放后，由于利益驱动，厂商可能改变贷款的用途、投向等，欺骗和诱导资金供应方，而资金供应方（Hi）在获取厂商信息的质量、及时性及全面性等方面皆存在不对称，必然导致风险加大或损失加重。那么，不存在金融市场出清。
在这种状况下，票号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解决资金供应方（Hi）的信息成本困境与筹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银行可以减少放贷成本，缓解或者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大大提高资金的交易效率。因为，通过分工，资金供应方（Hi）不必直接与资金需求方（Fi）交易，将资金委托给银行，可以节约搜寻资金需求者的各种成本，可以避免各种风险因素（如不还款风险）和追索资金的困难等产生的成本，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预期；对于资金需求方（Fi）而言，不必直接与资金供应方（Hi）交易，直接向票号筹资，可以减少资金筹措成本和筹资风险（如通过市场无法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声誉成本（因为筹资行为或者还款能力而造成的声誉损失）、其他成本（如资金信息搜寻、多头签约等带来的成本）等，筹资规模得到扩大、筹资来源相对稳定，从而大大提高了筹资效率。
存在票号的情况，如图7所示。其中，票号用B表示，金融市场用M表示。
票号专门从事信贷业务，随着其处理的业务越来越多，积累了相关专门知识，提高了业务技能，处理信贷业务的效率比那些偶尔进行放贷活动的单个资金供应者要高得多，因此由票号来专门处理信贷业务，成本会大大降低。例如，同样一笔信贷业务，由一个储户来处理的交易成本为C，而由票号来处理的交易成本为C/，其中的C/＜C。粗略看来，这种分工带来的效应类似亚当•斯密的制针案例，也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减少了交易次数；其二是扩大了每次交易的交易规模；其三是降低了每次交易的成本。这三者分别对应着避免重复性工作带来的成本节约、交易规模扩大带来的成本节约和业务技能提高带来的成本节约。
四、票号的本质：史实分析
笔者认为，探讨票号的本质，如果忽视货币和票号发展史，忽视经济现实，凭借空想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恐怕如同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鉴于此，下文从历史考证的角度，通过案例分析，以期与前述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相互印证。
（一）货币的产生
正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所说，由于存在分工，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程度的加深，物物交换的成本迅速增大，交易效率让各方难以忍受，使得商品销售者愿意将所持有的特定商品转换成能够被广泛认同（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接受）的一种物品，即使该物品的真实价值略低于自己持有的物品的价值。
考证表明，在未开化社会（即游牧社会或者刚刚脱离游牧的农业社会），曾以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中国最初曾使用过牧畜作为货币，如凉山彝族古籍中曾记载“四只羊换一头牛”的比值，它们表示货币概念的“则糜”，原义泛指牛羊，即牲畜的概称。周代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匹马束丝”以易奴隶的记载，即其明证。卡尔•门格尔的研究也发现，货币的观念与牲畜的观念常相结合，并表现在大部分国家的语言中。[20]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随着职业的分化与由于职业分化所形成的都市的逐渐发展，牲畜日益难以继续充当货币。因为，保有甚至暂时性的保有牲畜，代价极大，且不方便交易。作为货币的牲畜逐渐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千家驹、希克斯和门格尔的考证，均证明了这一点。参见千家驹等,《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英］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8章。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于是，出现了用贝作货币的现象。最早的贝币，是从装饰品演变而来。它分为天然贝和铜贝。从夏朝开始，人们使用天然贝作为货币。天然贝大小轻重接近，坚固耐用，耐贮藏，便于计数，便于携带和转让。商代用贝明显增加，如郑州白家庄一商墓出土贝达460 枚之多，殷墟妇女墓出土海贝达1700 枚。从中国汉字结构上看，凡与价值有关的字都从贝开始，如货、财、赋、贵、贱、赂等。
随着分工的深化，交换的日益扩大，到商代晚期，出现了象形的铜贝。它不仅在中国，而且也是人类最早使用金属的货币。在春秋战国时代，金属铸币开始流行。据《国语》记载，“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 年) 铸大钱”。秦统一中国后，货币统一于秦半两(铜钱) 。从此，方孔圆形成了中国铜钱的固定样式。汉代，由于秦钱沉重、难用、携带不便(重量为十二铢)，因此，改铸小钱。从汉高祖使人铸荚钱至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先后九次改铸，重量为二点四铢至八铢。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 铸五铢钱直到唐高祖五德四年(公元621 年) 止，历时七百余年，五铢钱成为主要货币。唐高祖五德四年(公元621年) 开始铸“开元通宝”钱，并规定每十文重一两，铸造精美，布文深峻，钱上字体讲究而多变化，有真草篆体等，背文常有月纹等文饰。北宋铸钱以宋徽宗政和、宣和钱为多。[21-22]
（二）票号的产生
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的货币制度过渡到银两货币与铜钱货币并行的制度。洪武八年(公元1375 年) 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与铜钱并行通用，以钞为主。由于银两和铜钱两种货币使用范围不同，国内贸易与居民生活存在着两种货币兑换的需求，从而产生了钱庄，为商人和居民兑换货币，由商业资本的商品经营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货币经营资本。钱庄，最初被称为钱肆和钱桌。钱庄，从明崇祯年间（1628―1643年）出现，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一直称其为钱桌，意在街上摆桌子兑换银钱的。嗣后，进入乾隆朝（1736―1795年），才被称为钱铺、钱庄、钱店。这种组织与海外早期的“银行”（“Bank”）的意思一样。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最早的一部经济学著作《财政四纲》（钱恂，1902）的“银行之原起沿革”一节，考证了银行的历史。书中指出银行产生于中世纪的意大利。“银行”，英、法、德语称之为“Bank”，意大利语称为Banco，意思是“靠椅”或者“货币兑换桌”。这其实是从语言学和词源学上分析的。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现代银行出现于14世纪的意大利[23]。当代学术界也同意“Bank”起源于意大利的说法。
钱庄是现代银行的雏形。在中国古代，钱庄是买入铜钱，收进银两，兑换铜钱，周而复始，赚取银钱比价差额谋取利润的。而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F乔恩的研究，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是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现代银行出现于14世纪的意大利。参见［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8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不过，当年的银行只是名字同现代银行相同，从业务上看，并不是现代的银行。因为其当时的业务并没有存贷款。其实，中国古代如宋代也出现了名为银行的组织，但其是典当行。但是，即使将意大利当时的银行当作现代银行，也不影响本文的分析和结论。[24]。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有关存款银行的题外话”对此进行了描述。他说，1609年以前，“阿姆斯特丹同欧洲其他所有的地方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因而带来了大量缺损和磨损的外国铸币，其价值相对于新铸造的货币降低了大约9%……为了解决由此带来的不便，1609年在阿姆斯特丹市的担保下建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该银行既接受外国硬币，也就受本国的较轻的、被磨损的硬币，但是要依照本国好的标准货币来决定其实际内在价值，同时扣除铸币所必需支付的费用和其他一些必须支付的管理费用。”阿姆斯特丹银行与中国古代的钱庄，业务类似。但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它们都只是货币兑换机构，不具备银行的特性。
随着社会经济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产生了。按照现有的资料考证，中国最早具备银行特点的金融机构产生于1736年，山西人王廷荣在张家口开设的账局――“祥发永”。账局主要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业务，也兼对候选官吏和官吏放账。不过，账局不经营埠际间汇兑业务。
到了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山西的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1823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后来，汇兑业务有票汇、信汇、电汇三种，与现代银行的汇兑业务没有什么区别）。接着，平遥蔚泰厚等“蔚字五联号”五家票号出现，形成“平帮”；祁县有合盛元等票号出现，形成“祁帮”；太谷县有协成乾票号问世，形成“谷帮”。世称山西票号“三大帮”。极盛时期，山西票号总数发展为28家，每家票号又有若干分店，分布在全国沿海、边远和内陆的八九十个城镇，形成了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枢。
票号是账局的延续和发展。山西票号创立之后，经营业绩日益上升，便开始存款和放贷业务。具有存款、贷款、汇兑三大现代银行主营业务的票号，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商业银行，几乎没有区别。而今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山西票号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
（三）票号与经济效率
前文的理论模型分析认为，不存在分工的直接融资，与存在分工时从票号进行间接的融资，效率差别很大，后者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从实证角度看，票号的出现的确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山西票号产生后，将汇兑业务推向民间，为商业活动中银钱的异地调拨服务。“一纸汇票甫到，百万现金立取”，使款项“汇通天下”，既安全可靠又省时省费。因此，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现出旺盛的活力――分号不断扩展，形成遍及全国的金融网络。中国埠际间的货币清算，开始走向以汇兑为主代替运现为主的时代，大大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进步。
票号的产生，也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山西票号是中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这些分支机构向中外商人提供金融信用，对国际间的经济交流起了促进作用。据初步调查，山西商人把自己的金融机构设在国外，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有合盛元、恒隆光等票号，分号遍及日本、朝鲜、俄罗斯、南洋等内。分布有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朝鲜的仁川，俄国的恰克图、莫斯科，印度的加尔各达、南洋的新加坡等等[32]。
山西票号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从史实资料来看，19世纪70年代，中国才有民族资本机器工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机器工业或多或少都同票号有联系，或汇划经费和资本或借款。例如：左宗棠设立马尾造船厂，向福州票号一次性挪借现银八万两（山西财经学院科研处，1982）[33]；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由办军事工业转向办民用工业、有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借款中有一大部分是借自票号的（孔祥毅，1998）。
五、结 论
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作为银行的山西票号，是分工乔治•施蒂格勒曾说：“劳动分工并不是18世纪那些零星用品制造商异想天开式的实践，而是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参见《施蒂格勒论文精选》第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霍萨克（Houthakker，1956）也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在的公共场所，但没有任一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而得益。”杨小凯（2000）、汪丁丁（2001）等学者认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正宗就一直是劳动分工及其深化的演化研究。详细的讨论参见相关著作。本文大体赞同这些观点，但是本文的论证不同于上述学者，本文不是预设理论结论，然后设法证明。的产物。从理论模型的分析过程可见，分工经济需要货币的存在；货币出现之后，当不存在银行或票号时，资金的供求双方直接交易，效率很低；而票号的出现则极大地提高资金的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发展。从历史演化来看,分工和商品交换促使货币产生, 货币余缺的调剂产生了货币信用，货币信用走向集中产生票号，票号产生之后，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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