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范文1
综合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从理论上可分为价格穿越路径、对外贸易路径、国际投资路径三种方式。汇率作为一种相对价格，其变动会通过对价格的影响改变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及资本的相对存量，促使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间重新配置，最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汇率对价格不完全传递效应贯穿始终。价格穿越路径通过两个阶段性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在价格不完全传递效应的前提下，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消费者价格的影响通过商品流通链不断减弱，而且存在一定的时滞。不同产业部门的相对价格发生改变，进而促进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改变。例如，汇率的改变直接引起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在贸易部门生产率明显高于非贸易部门时，根据巴拉萨和萨缪尔森1964年提出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使实际汇率升值导致非贸易品价格上升，投资于贸易部门仍存在更高的利润空间，更多资源流向贸易部门，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对外贸易路径是指汇率变动通过贸易条件的改变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转变。根据弹性分析法可知，汇率变动改变了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影响国内外商品的需求量，对外贸易状况发生改变。对外贸易的增长，一方面会直接影响贸易部门的产出及利润，促进生产要素及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的国际投资路径也分两阶段发挥作用。汇率水平的变动会产生财富效应即本国财富存量相对于国外发生价值变化，汇率波动性的变动则会改变国际投资的风险和投资者的预期，促进资产的国际转移，影响国际投资的收益。在国际投资的直接和间接投资两种形式中，直接投资尤其受到关注。直接投资可直接增加资本要素的供给，促进就业，其技术外溢效应能有效提升一国的生产技术及经营管理水平，有助于相关产业部门生产力的提高，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
2.模型设定
钱纳里、赛尔昆(1975)认为发展过程受到经济结构、政策等多种因素的非线性影响，通过将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独立出来，提出了经典的半对数模型:其中X代表以比重形式表示的经济结构;y代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N是以百万为单位的人口数;F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净资源流入，用进口减去商品和非要素劳务的出口来表示;T是时间虚拟变量。钱纳里同时指出，完整模型适用于跨国横截面型的平均时间序列分析，但任何一国的有限差异范围则要求简化公式。此时，为区分不同规模经济体而加入的人口(N)变量会导致序列相关，因此略去N。由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汇率通过价格穿越路径、对外贸易路径、国际投资路径三种方式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产业结构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根据钱纳里—赛尔昆模型的构建思路，本文加入对产业结构有重要影响的汇率因素。又由于汇率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即对决定F的进口、出口、储蓄、投资均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汇率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三条路径中包含了F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更为全面，所以去掉F。相较于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结构的描述更为精确，同时在去掉人口(N)之后仍考虑经济规模的影响。从我国实际考虑，采用2005年7月汇率改革作为虚拟变量比单纯的时间段虚拟变量更为合适，而交互项更能突出该政策的效果。其中，X表示各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E表示汇率，DUME为2005年汇率改革的虚拟变量和汇率的乘积交互项。
3.实证分析
1985年后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比重呈现“二三一”的格局。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起基本上呈不断下降趋势，2013年下降到10.0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45%上下波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2个百分点，达到了46.09%。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如图1所示。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产业结构也得到了一定的优化。第一产业中，农业所占比重下降、林业比重相对维持稳定、牧业和渔业比重有所上升。第二产业中，工业所占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工业结构正在逐步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业发展迅速，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有了长足进步。从总体上看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加。但是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失衡，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不足。农业、工业、服务业在技术水平、产业附加值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发展“短板”，产业竞争力不强。由图1可看出，产业结构在2005年左右发生变化，这可能与汇率政策的调整有关，下面将进行实证研究。
3.1数据说明
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故选用1994年后的数据。由于数据可得性，采用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从1994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汇率采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为名义标价法下月度平均汇率，处理为基期2010=1。对于产业结构的衡量，分别选用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记为FI、SI、TI)均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源数据进行如下初步处理:将名义有效汇率用Hodrick-Prescott滤波处理后转换频率为季度数据，记为NEER;对国内生产总值Y取对数，记为LY，相应平方值记为LY^2;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由FI/Y、SI/Y、TI/Y得到，分别记为FIY、SIY、TIY。各变量均经过X12季节调整。DUME为DUM和NEER的乘积，记为DUMNEER。其中DUMt=0(t≤2005Q2)，DUMt=1(t≥2005Q3)。本文计量处理采用Eviews6.0完成。
3.2模型检验
3.2.1平稳性检验对FIY、SIY、TIY、LY、LY^2、NEER、DUMNEER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水平下，各变量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均转化为平稳序列，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3.2.2协整检验本部分检验的三个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3)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4)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5)采用Johansen(1988)、Juselius(1990)提出的JJ检验对变量进行多重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模型(3)、模型(4)、模型(5)均存在不止两个协整关系。由于下文将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所以不具体列出以上各模型的正规化协整关系。
3.2.3最小二乘回归由于四个模型均协整，故可根据模型建立方程检验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FIY=0.221071－0.0843360LY+0.0157776LY2－0.006917NEER－0.004880DUMNEER(13.07512)(－11.65283)(7.551553)(－0.302943)(－0.807726)R2=0.932351AdjustedR2=0.928837Durbin-Watsonstat=0.529718(6)SIY=0.580208+0.022826LY－0.007004LY2－0.143944NEER+0.013745DUMNEER(49.35980)(4.536475)(－4.821617)(－9.067418)(3.272139)R2=0.753342AdjustedR2=0.740528Durbin-Watsonstat=0.977726(7)TIY=0.190379+0.062486LY－0.009492LY2+0.159894NEER－0.007932DUMNEER(8.920731)(6.840224)(－3.599335)(5.547696)(－1.040001)R2=0.923054AdjustedR2=0.919057Durbin-Watsonstat=0.240892(8)三个方程的D.W.值均表示模型残差存在严重的自相关性，下面通过广义差分法解决这一问题。
3.2.4广义差分法估计分别将方程(6)、(7)、(8)的残差序列分别命名为res01、res02、res03，判断其滞后期。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三个模型残差项自回归的滞后阶数均为1。对各残差序列分别自回归，得到res01=0.677438res01(－1)，res02=0.510785res02(－1)，res03=0.824656res03(－1)。模型中存在LY^2的平方项，一般的差分方法不适用。方程(6)、(7)、(8)的估计结果为无偏估计，且关注点在各解释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即斜率上，所以本文借鉴肖芳芳(2011)的方法，引入残差滞后项，建立新的差分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677438ut－1+vt(9)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510785ut－1+vt(10)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824656ut－1+vt(11)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如表4所示。估计结果中D.W.值显示三个模型的自相关性基本消除，而且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与样本观测值拟合的程度较好。对于LY和其平方项LY^2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对数的二次项可以很好拟合发展过程的渐进水平，且保留平方项可以检验总量构成的变化中存在非线性。其次，放弃平方项会导致对方程的错误解释，这是多重共线性的最大危险。同时，从上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LY和LY^2都是显著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的综合结果，可以预计这种共线性未来还将存在，对预测不构成严重问题。由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汇率NEER及其与汇率改革的交互项DUMNEER对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的影响均不明显。2005年汇率改革前，汇率每升值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减少0.15127%，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0.191706%。汇率改革后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可根据NEER和DUMNEER的系数之和反映出来，表4结果表明，汇率改革后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均略有降低，汇率每升值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减少0.138714%(－0.138714=－0.151270+0.012556)，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0.185604%(0.185604=0.191706－0.006102)。汇率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大于第二产业，汇率改革对第二产业影响更明显。LY及其平方项对第一产业影响明显，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增加1%，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减少0.000378个百分点①(－0.08828+2×0.017492×1.443856)，这符合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随经济发展逐渐降低的现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增加1%，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增加0.0000395个百分点小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0.0003192个百分点)。
4.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4.1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非线性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我国1994—2014年的相关季度数据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最小二乘估计、广义差分法估计，得出如下结论:
4.1.1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第一产业影响不明显同时，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第一产业相较于第二、三产业的经济外向性较弱，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低，且我国第一产业尤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资源配置中的影响较小。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会增加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从而减少出口;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较弱，定价能力低，出口企业自身会通过降低商品价格来维持市场占有率，从而导致在平均利润较低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利润，这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购买力的上升也会通过影响国内市场对国内外商品的相对需求，进而削弱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第二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并且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大，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升高有利于这些企业利润的增加，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4.1.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大于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这是本文与之前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同的地方。在之前的大多数研究中，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对第三产业出于各种考虑存在多种管制，对外贸易中第二产业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要大于第三产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在我国逐步放松对第三产业相关管制等情况下，第三产业得到较好发展，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人民币升值会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入，增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淘汰一部分生产率低下的产业部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使得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在这一前提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在一定范围内的上升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1.32005年汇率制度的改革降低了汇率变动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汇率改革促进了我国外汇市场的成熟，有利于交易主体的自主定价和汇率风险管理，减小了汇率变动的冲击，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有小幅降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长快于第二产业。这符合一般的经济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基于我国目前第二产业内部发展并不均衡，国际竞争力较低，同时第二产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依然极为重要，而且出于经济安全稳定的考虑，人民币的升值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才能保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2相关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2
前者是把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动划分为生产资料的部门和消费资料的部门,生产资料部门为第一部类,消费资料部门为第二部类。后者则就是把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此外,还存在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分类法、资源集约分类法等,但对我国产业分类影响不大。考虑到与现行适用的海洋产业分别标准相对应,本文采用的现行产业分类标准使用的依据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该标准将我国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划分如下范围: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第三产业则是去掉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等。具体到海洋产业,当前我国的海洋产业分类经历了一个过程,现今的海洋产业分类主要是依据国家标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06),我国包括12个主要海洋产业,即:海洋渔业、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化工业、海水利用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电力业、滨海旅游业。值得一提的是,《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06)确定的海洋产业标准依据的是2002年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而不是2011年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关于《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修改稿的编制工作目前已由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承担完成。我国海洋三次产业分类,即一、二、三次海洋产业结构,是按照海洋产业发展次序分类构成的海洋产业结构。按照国家标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06),从大类上分,海洋第一产业包括养殖、捕捞、渔业服务业等,海洋第二产业包括海水产品加工、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等。海洋第三产业包括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和涉海服务业等。按照我国《海域使用分类》(HY/T123-2009),每种产业可对应相应的主要用海类型,根据《2012年海域使用管理公报》和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每种海洋产业对应的用海类型比例也有差别,其中以海洋水产业占据绝对优势。
2海洋产业结构发展趋势探讨
目前,海洋产业结构主要包括三个结构:第一、二、三海洋产业结构,传统、新兴与未来海洋产业结构,部门海洋产业结构。海洋产业结构以海洋产业分类为前提,依据产业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确定。
2.1第一、二、三海洋产业结构
第一、二、三海洋产业结构指的是第一、二、三海洋产业总产值结构比例。2001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第一、二、三产业总产值结构比例为1颐6.42颐7.30,2005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第一、二、三产业总产值结构比例为1颐7.98颐8.54;2011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第一、二、三产业总产值结构比例为1颐9.10颐9.00。可见,我国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二、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第一产业比重最小,第二、三产业比重远远高于第一产业,我国海洋一、二、三次产业结构顺序正向三、二、一产业结构顺序发展。同时,在沿海省市,海洋第一、二、三产业的比值也呈现出三、二、一或者二、三、一的格局。
2.2部门海洋产业结构
可见,滨海旅游、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油气和海洋渔业已经构成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其中,滨海旅游高居首位。
2.3地区海洋产业结构
地区海洋产业结构是以行政区划来划分,从北到南,从天津到海南等11个沿海省市区的海洋产业结构。目前,尽管我国海洋产业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存在产业部门和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海洋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南强北弱冶,海洋产业工业化程度地区性差距很大,工业化水平较为发达地区是天津、上海和广东等地区。:《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2)》
2.4传统、新兴与未来海洋产业结构传统、新兴与未来海洋产业结构是参照技术因素分类,
根据海洋产业发展的时序而形成的。我国传统、新兴和未来海洋产业增加值。我国传统主要海洋产业稳步增长,如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海洋盐业等;新兴海洋产业发展迅速,如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等,未来海洋产业持续增长,如海洋医药业、海洋能利用业等,但传统海洋产业仍占主导地位。
3结束语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3
1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动力机制分析
1．1技术进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直接动力
技术进步是决定产业结构演进与变革的直接动力，首先，技术进步可以发现新的可替代资源，创造新的可替代产品。诱发新的需求从而刺激需求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诱导力量，例如，技术进步促使产品成本下降、资源消耗弹性下降和消费品升级换代，改变了生产需求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其次，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兴产业的发育与成长，推动原有产业的分化，改变产业结构，例如，技术进步推进社会生产率提高、新兴产业出现和产业部门收益变化，直接导致产业结构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再次，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各产业资本存量的更新不仅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在更新过程中还包括知识和技术的补充，使原有的资本存量通过更新增强技术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促进产业结构变革，最后，技术进步通过产业关联而使一些产业扩张，另一些产业缩小，促进产业结构变革。
1．2高新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动力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本质是技术的集约化，因此，在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技术水平上，只有将技术创新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并通过对其他部门增长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主导部门的更迭，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演进，高新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将不断为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提供基础动力。一方面，发达国家掌握科技源和科技垄断权，利用“全球多层网络”和技术转移，企图左右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分工结构；另一方面，后发国家可以利用知识的“共享性”和“溢出效应”，通过知识的社会化和知识共享形成的经济增长网络体系，建立科技知识共享为基础的转化、应用和扩散体系，同时，选准主攻方向，集中力量实现高技术领域中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的突破，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在高新技术创新中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1．3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现实动力
根据经济发展的正常顺序和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高级化和信息化应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但由于高新技术的渗透和外溢日益显著，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我国部分制造产业因其明显竞争优势而成为世界主要生产基地，加上资源稀缺和保护生态的压力日益增强，我国完全有理由而且也必须提前启动信息化，高起点地推进工业化，以信息技术对既有产业格局的渗透和整合来完成工业化目标，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走跨越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另一方面实现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良性互动，例如，信息化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和提高组织管理效率与投资回报率等方式，提升产业竞争力，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动力。
2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传导机制分析
2．1高级化加速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传导途径之一
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应不失时机地推动高级化进程，占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获取水平分工利益，现代产业能高效地进行资源配置，极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能通过高新技术手段在各方面创新，例如，信息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全面提升科学技术含量，增强工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加速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成为提高工业发展水平的理想解决方案。由于信息化的推进在应用中有很大的需求市场，因此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为了适应市场而不断创新，信息产业自身也会有巨大的发展，成为对社会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新的增长点，也使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优势整合，把工业化与高级化结合起来，用高级化加速工业化进程，努力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条重要途径。2．2传统产业升级支撑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传导途径之二
现阶段，完成工业化仍然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传统工业依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支撑。首先，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迅速把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靠传统产业创造的利润来提供；从另一个角度讲，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就是中国式新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次，高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能满足其性能需要的生产装备，但在现实层面，传统产业的发展不充分已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制约，需要着力加以突破，最后，传统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可以为现代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产业还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现代高技术产业，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来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以此支撑起现代产业发展的根基，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又一重要途径。
2．3三个阶段互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传导途径之三
根据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和库茨涅兹对产业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规律的揭示；产业结构演进具有阶段性规律：首先，以信息技术等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其次，再造传统产业布局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重的阶段，第三，再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其成长为主导产业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分，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可能同时并存，但就一国而言，产业结构高级化总体要经历三个梯次发展。首先，工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现代产业开始萌芽、成长，居于辅位，其次，随着现代产业的迅速发展，进入工业产业和现代产业并重时期；最后，现代产业完成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并成为主导产业，进入高级化为主、工业化为辅的阶段，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中期，属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阶段，而经历“新经济”的美国则已进入第三阶段，处在全球产业垂直分工体系的顶端。
3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保障机制分析
3．1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实现互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在保障
传统产业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产业结构中占优势地位，其高级化变革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首要环节和基础工程，这一进程并非要全部淘汰传统产业，也并非要将其全部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而是首先要对传统产业进行科学定位，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渗透、融合、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互动，现代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是通过现代产业的有效供给与传统产业对现代产业的有效需求保持动态平衡来实现的。以工业产业为主体的传统产业为现代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使现代产业在非均衡的产业结构中获得广阔的市场空间和需求拉动，保证现代产业稳定的高增长；现代产业则向传统产业提供高新技术及其设备、知识内容和知识服务。通过高级化渗透，传统产业极大地增强了竞争力，从而实现了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和生命周期的延伸效应。
3．2推进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产业高级化的有力牵引
工业经济时代，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物质生产部门所占的比重相对减少。而高新技术的现代产业获得长期发展并取得支配地位，在产业结构中成为主导产业，对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此外，现代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外部经济性，这种外部经济性表现为现代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现代产业广泛渗透经济的各个产业部门中，改造着传统产业的技术基础，提高这些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使传统产业表现出高级化的特征。实现产业跨越发展的关键在于将知识和产业技术植入主导产业，形成新兴主导产业群。一旦由知识创新所推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将形成明显的产业优势和经济区位优势，产业间因技术、物流等紧密联系而构建成一定规模的产业群。保持其对主要竞争者的优势。主导产业群同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效应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将引起若干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产生飞跃，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有力牵引。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4
【关键词】产业基金产业结构调整高新技术扩大内需金融市场国企改革
一、我国发展产业基金的必要性
产业投资基金是通过向社会发行基金募集资金，交由专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运作，分散投资于不同的实业项目，收益按投资分成的金融工具。产业投资基金将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种新的低成本的筹融资工具。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中，发展产业基金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必要性。
1．宏观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产业投资基金融资来带动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发展已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当前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培育基金市场中青睐于特殊产业的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已是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问题的客观要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是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实现适度快速增长的迫切需要。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对基础产业、支柱行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可有效地解决国内需求不足，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可改变国家财政、银行信贷对基础设施的单一投资渠道，使该领域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其次，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有助于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后，必须解决好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发展瓶颈问题，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这一矛盾尤为明显。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按市场规律进行运作，加大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投入，从而改善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同时，这些富有活力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即高新技术企业随着挂牌上市，将因其良好的业绩，成为资本市场的中坚。
2．我国产业结构亟待调整
在工业领域，我国产业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多，地区间产业趋同，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突出。一方面，从形式上看大量产品生产能力过剩甚至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中需求的许多产品，不是无能力生产就是因品种、质量满足不了需要，而不得不依赖于进口。供给与需求结构之间的严重不适应导致了生产能力的结构性过剩。二是一批在过去二十年间曾经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增长点趋于成熟或衰退，其带动作用明显减弱甚至丧失，而拉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未能及时形成，出现了主导产业的阶段性“断档”。三是产业整体素质低，技术开发能力严重不足，产品更新缓慢、工艺陈旧、设备老化，没能跟踪市场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些衰退行业和企业没能及时退出市场。四是生产集中度低，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结构相对分散，企业长链条、“全能型”生产组织方式没得到脱困，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和产品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规模效益不足，难以适应买方市场下用户对多品种、高质量、个性化、低成本、短交货期的要求。五是企业经营机制落后。受短缺经济的影响和体制的制约，大多数企业重生产、轻开发、重数量、轻质量，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重近期、轻长远，对市场变化反应迟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短缺经济基本结束，买方市场逐步形成。随着市场约束的增强，以上这些结构性矛盾变得十分尖锐。企业间出现恶性竞争，亏损增加，不少企业停工半停工，大量职工下岗，使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异常突出[1]。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之一就是改革我国的投融资体制，积极组建多种类型的产业基金组建，充分发挥基金这一“资本放大器”的作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3．高新技术企业亟需发展
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晚，但有着充沛的科技资源与科技人才，近年来，在政府资金的大力支持下，开发出许多创新科技产品。然而，我国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进程慢、力度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资金投入，主要是通过政府向科研部门和企业分别下达计划任务和拨款方式进行，但政府财力有限，企业自身也难以承担交稿的科技开发费用，而高科技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资金需求量大，国家财政无法满足，商业银行资金不愿介入，导致高科技产业往外出现投资主体缺位，资金投入缺乏、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形不成产业规模，作为中间环节的开发投入比例低，成果转化难，缺乏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有效激励机制和风险规避机制，难以实现平衡投资和组合投资的快速滚动发展。
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业绩优良、成长迅速，但相对于传统的工业企业而言，许多高科技企业属于新兴企业，规模较小、底子较薄。为了尽快壮大发展企业，高科技企业希望利用资本市场在直接融资方面的强大功能。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具备大规模扩容的条件，上市额度供不应求，而许多高科技企业成立的时间短、经营规模小，还不具备上市的条件，所以培育与扶植高科技企业、给予直接的融资支持会十分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是我国设立产业基金的重要目的之一。
二、我国产业基金的现状
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产业基金”这一概念，1985年9月中国第一家产业基金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获准成立，标志着产业基金在中国问世，上世纪90年代国外产业基金也开始进入我国。这一时期我国的产业基金刚刚起步，产业基金呈小幅增长，增长速度缓慢，并且这些产业基金普遍存在着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只能进行小规模的投资。
1999年，科技部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制定了《关于建立我国风险投资体系的若干建议》，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产业基金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我国产业基金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999年以后，我国产业基金有了较快的发展，产业基金和产业基金资本数额开始大幅增加，到2004年中外创业投资产业基金共对253家大陆及大陆相关企业进行了投资，投资额总计12.69亿美元，首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创历史新高。产业基金退出也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据对60家产业基金的调查，2004年共退出资金8.02亿美元，是2003年的4倍。
总体来说，我国产业基金事业已经进入到一个较快增长的阶段，投资比较活跃，逐步显现出对于发展我国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创业企业的作用。但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所需的产业基金相比较，其所占的比重和规模都还很小。与美国9000亿美元的产业基金规模相比更是九牛一毛。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的产业基金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基金投资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要推进我国产业基金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为其创造更为良好宽松的发展环境[2]。
三、产业基金的运作原则
我国现阶段要建立的产业基金，本质上要以实业资本为其运作的手段。作为大众化的中长期投资工具在高扬“集合投资、专家管理、分散风险、运作规范、共同受益”的旗帜下，积极参与国企存量资产的盘活，大规模地支持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并在资产效益的回报中不断提高资产质量，扩大资产规模。其投资的指向应着眼于建设项目的科技含量及其先导性、规模经济及其市场竞争力、瓶颈拓宽及其对国民经济运行性.
基金在发起设立时，要将发起者与管理运作人才的选择放在首位。发起者必须由那些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社会公众公认的形象好、信誉高、知名度广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联合组成，这对奠定其自身素质和社会影响有重要意义。同时，鉴于基金的具体运作在许多情况下取决于管理人员的素质状况和努力程度，其声誉、成效与运作人员的能力、才智及社会认同度密切相联，应制定从业人员的专业标准并进行严格规范的考试考核，将真正的专家或专门人才挑选出来。基金管理公司要将本机构运作人员的有关情况通过报批文件及募集公告书介绍给社会公众，以便公众通过对本基金运作人员的了解和认同而增强对本基金的信任感。产业基金要具有规模投资效应，力求将失衡的产业结构重组、整合，并对普遍存在的地区产业同构化的企业资产加以盘活。通过设计主向投资和辅向投资的时间构成，以求既能当年给投资者满意的回报，又能抓住回报周期长、效益更好、保障投资者未来利益的项目[3]。
四、稳步、健康地发展我国产业基金
我国金融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然而大量资金被迫存放在银行，使金融风险在银行过度集中，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也不断增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小企业想发展需要资金，却因为银行的风险规避政策而难以满足融资需求。这一矛盾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中主要融资活动高度依赖于银行贷款这一间接融资方式。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没有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来分担银行体系的压力。而产业基金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这个作用。产业基金的成立拓宽了直接融资渠道，对改善我国社会资金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产生重大影响[4]。
1．加强产业基金的宣传
产业基金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人们解放思想和提高认识。而目前仍然存在以下两个错误倾向：一是把产业基金简单地与筹集资金等同。由于我国基金大多是由地方政府或部门自发组建，缺乏一个严格的运作规则和长远的发展规划，在其发展初期存在种种问题在所难免。但是，如果简单地将由产业基金所进行的筹集资金活动等同于一般的筹集资金，这无疑将基金的科学性给抹杀了；二是产业基金的发展不利于其他金融部门的发展，认为产业基金将会与现有的金融部门从资金市场争夺资金份额，二者的发展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让广大投资者真正了解产业基金的内涵及其运作规则，更主要的是其低风险性和高收益的稳定性，克服认识的片面性[5]。
2．产业基金管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应鼓励采取合伙制或有限合伙制形式
产业基金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各项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外部监管体制尚不成熟健全，在证券和资产管理机构处于创业阶段的情况下，产业基金采取合伙制形式，具有许多优点：第一，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违法违规成本较高，因此证券及资产管理机构的合伙人自我约束和风险防范意识比较强，一般都能遵纪守法、规范经营；第二，有利于赢得客户信任，从而有利于这类机构品牌的创立和信誉的提升；第三，由于出色的业务骨干具有被吸收为合伙人的机会，合伙制可以激励员工进取并对公司保持忠诚，有利于吸引人才，培育高水平的投资管理专家团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等等。因此，产业基金中采取合伙制，对于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保障此类机构的规范经营，对于产业基金的发展壮大，将发挥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6]。
3．制定产业基金相关法律以确保其规范发展
由于没有对产业基金进行规范的基本法律框架，我国的产业基金长期得不到法律支持，发展缓慢、规范混乱；由于没有对公司型基金组织形式认可的法律条文，世界上流行的资产证券化要求其资产池(SPV)采用公司型结构，这在我国就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大量采用打法律和政策球的方法，埋下许多市场隐患。因此，各方面的因素都形成了对《基金法》进行立法修改的迫切要求。一方面应该在现有的《基金法》基础上尽快做出修改和补充，增加对公司型基金法律地位的认可；另一方面应该抓紧研究制定涵盖各种基金形式的《产业基金法》；同时在过渡阶段，一方面需要责成政府监管部门立即抓紧针对产业基金拟定和实施适用和可行的监管、治理法规；同时应该要求有关部门将目前针对产业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和治理规范纳入从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监管和治理的下层框架中去，以便与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和治理做出明确的区别[7]。
4．政府在产业基金的发展中应发挥导向作用
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商业性的投融资主体，其市场化运作原则与发挥产业投资基金的政府导向作用并不矛盾。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汇聚广大民众的闲散资金，由产业基金的运营者投资于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基金的运营商可以是专门的投资基金公司，也可以成立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混合的财团，支持并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健康发展[8]。政府不宜干预基金的运作，但可以根据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通过对基金的设立审批程序和基金的基本投资限制来发挥必要的导向作用。另外还可以对设立的向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定向投资的基金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因此，产业投资基金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作出符合自身发展的投资战略，增加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可操作性。5．拓宽产业基金退出渠道
业界期待良久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终于于2006年在天津设立，它为下一步我国发展产业基金提出了一些急切解决的问题。由于产业基金投资的都是目前流动性较差的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项目成熟后主要是通过股权转让或上市退出，而前者不利于股权实现最大价值，后者在制度方面很不便捷。这就使产业基金的投资退出产生了问题。应加快建立无缝对接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使不同层次企业的股权可以在不同的市场上顺畅退出。可以考虑设立未上市公众公司股权OTC市场，使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的股权转让能够及时规范。也可以考虑鼓励个人的资金介入产业基金，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全民的投资行为应该是最理性的。也可以筹划信托基金交易市场，交易方式类似于OTC市场，定位于集合资金信托产品、产业基金和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托基金的报价与询价、撮合与经纪服务、交易过户、权益登记、交易清算、信息披露和查询等[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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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珏．产业基金：企业融资的新路径[N]．国际金融时报
[5]曹信邦．裴育等，关于建立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思考[R]．2006-08-03．
[6]韩世君．发展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问题初探[J]．财贸经济，2006(9)．
[7]陆一．基金业的监管与《基金法》的制约[J]．董事会，2007-03-02．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从股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融资不但没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
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
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论文下载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
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四结论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6
原有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在低碳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在此从以下三方面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1.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目标。实现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及产业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性。原有的理论将实现经济效益作为最终目标，只把资源禀赋作为先提条件，并未考虑它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也未考虑产业结构变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这显然偏离于当前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低碳经济转型的目标，一方面要求产业结构不仅能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使资源配置能促进生态环境系统的良性循环，在发展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生态效益；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还需要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以便满足最终需求，且能符合产业系统所处的环境，以便抵挡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2.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则。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关联深化。当今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还影响了原材料的可持续供给，俨然已是产业结构内在矛盾的重要诱因。低碳经济转型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出新的要求，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不再是上、下游产业之间的投入和产出关系，而是类似于自然界各种生物体之间的有机的联系（袁纯清，1998）[21]，通过产业之间资源的多级递进和循环利用，实现在产业系统内的闭环模式，这种关联关系加强了产业之间的互补和转换能力，促进了产业间协调能力的提升，诸如通过产业间废弃物和副产品的再利用实现产业间供给和需求数量的协调，通过加强产业间的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促进产业间技术水平的协调（LamherAJD、BoonsFA，2002）[22]，以期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结构的内在矛盾。3.产业结构优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体现经济和生态的综合影响因素。针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目标，原有的评价指标无论是单一指标还是多指标体系，多忽略了资源环境问题，未能体现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因此，在低碳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能衡量产业结构水平高级化、合理化水平，还要能衡量其生态化水平，从而有效考量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二、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重构
根据以上所述的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并结合前人的研究基础，本文重构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体系，包括产业结构生态化、合理化和高级化3个部分共6个指标，如图1所示。产业结构生态化是指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产业系统不断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排放的过程。产业结构变动会直接对资源环境产生影响（史丹，1999）[23]，为研究这一影响的程度，本文采用低能耗、低污染产业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现有的关于产业结构优化评价的研究，涉及到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多是简单地将各区域资源、能源消耗总量或环境污染总量作为评价指标，并不能有效地体现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各产业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变化。本文选用这两个指标能反映出低能耗和低污染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做的贡献，从而有效地体现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指数，这两个指标与产业结构优化结果呈正向关联。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工业部门是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部门，因此这里选择39个工业部门作为评价对象，其中低污染产业是指工业部门中污染排放强度较低的产业（39个工业部门中取前19个），需要说明的是，污染排放总量为“三废”排放之和，但为了统计的方便，仅选择污染较大且排放比重较高的排放物，工业废水中选取化学需氧量和氮氧的排放，工业废气中选取粉尘、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工业固废直接取其总排放量。同理，低能耗产业是指所有工业部门中能源消耗强度较低的产业（39个工业部门中取前19个）。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随着经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相应地发生规律性变化的过程，主要呈现出产业结构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总体规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具体内涵包括产业结构高技术化、高加工度化和高服务化（水，2010）[24]，因此，本文尝试从以上三方面选择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高技术化是指产业系统内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部门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制造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2006）[25]，国家统计局对于基于技术和知识密集的高技术产业的统计也主要集中于制造业①，因此，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更能反映产业结构高技术化程度。高加工度化是指产业结构从以采掘、原料工业为重心向加工工业为重心演进的过程，制造业即是加工工业，是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制造的工业，由此本文用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加工度化的水平。高服务化是“经济服务化”的一大特征，也称为产业结构软化，具体表现为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快于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吴敬琏，2008）[26]，因此，本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的高服务化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通常用体现产业关联水平和协调能力的指标来衡量。然而，评价产业结构协调性常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这一单一指标（ZhouXiaoyan，ZhangJie，LiJunpeng，2013）[27]，易陷入绝对均衡化，而并非所有区域都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势，各区域都有若干优势产业，并通过这些优势产业的关联性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产业关联性显得更为重要，本文选择常用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关联度。其中，感应度系数衡量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需要该部门为其他部门生产而提供的产出量；影响力系数衡量的是国民经济某一产业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国民经济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体现该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然而正如刘起运在文中所述（刘起运，2002）[28]，原有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计算分式的分母均是采用算术平均法，这一算法不具有充分的经济内涵，因此，这里借用刘起运的改进方法，将分母的计算改为加权平均法，各部门的最终产品实物系数作为权重，真实反映国民经济当年一个最终产品的平均影响力和综合最终产品对各产品的拉动作用。最后为了计算方便，本文将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相加作为产业的关联度值。关联度值越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因此这一指标与优化结果也呈正向关系。
三、中国历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演变
（一）数据收集与整理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投入产出表》（2002—2010）、《中国工业经济年鉴》（2001—2012）及《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6—2012）等年鉴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2001—2011年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评价（如表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投入产出表仅有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度的数据，因此采用就近原则。
（二）实证结果KMO值为0.63，大于0.6，Bartlett球度检验给出的概率为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两个检验结果均表明所用样本适合做主成分分析。从表2的主成分提取的结果看，前2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贡献率83.64%，说明这2个主成分反映了原来所有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根据载荷矩阵，求得特征向量，继而用标准化后的数据乘以特征向量求得各主成分的特征值，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得分，为了便于观察，本文将各年的综合主成分得分画成折线图。
（三）结果分析从图2的综合评价结果看，中国2001—2011年间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整体趋势，“十一五”期间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整体优于“十五”期间，2008年之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断下滑，但下滑速度逐渐趋缓。本文根据这一整体趋势，分别对“十五”期间（2001—2005年），“十一五”期间前半段（2006—2008年），金融危机后（2009—2011年）这3个阶段的演变特征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十五”期间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缓慢上升，结合表1中的数据，主要源于产业结构高技术化水平的改善和产业结构关联度水平的提高，20世纪末，国家把发展高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首先从国家层面大力推进的“863”计划和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且“863”计划培养中青年科研队伍开始成为高技术发展的骨干力量（徐冠华，2001）[29]，因此2001—2003年，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迅速上升；同时，自20世纪末开始中国经济开始由“内需依存性”向“出口导向型”转变（国务院，2007）[30]，同时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开始迅速地发展，众所周知，重化工业多是感应度和影响力系数均高于平均水平的产业（刘瑞翔、姜彩楼，2010）[31]，因此“十五”期间产业关联度也迅速提升。到“十一五”期间的前半段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迅速提升，直至2008年达到最高值。这主要源于产业生态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加工度化水平的改善。结合表1的数据可以发现，低污染产业产值占工业的比重自2003—2006年间一直徘徊50%~51%之间，但2006年后该比值明显上升，2008年的低污染产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9.1%，较上一年度提高7.1个百分点。同样低能耗产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2006年之后也有较大提升，2006年该比值为52%，首次超过50%，也就是低能耗产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首次超过了高能耗产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到2008年该比值迅速提升到57.3%。这是由于“十五”期间力图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环境问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没有改变，因此党中央在“十一五”期间将环境保护摆上了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将环境标准作为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并将单位GDP能耗下降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作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0）[32]，从而全面提高了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水平，2006—2008年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的迅速提升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工业在节能减排中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袁富华，2012）[34]。同样，从表1中还可以发现，产业的加工度化水平在2005年迅速提升了10个点，达到78.9%，此后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十一五”期间基本维持在80%左右，由于“十一五”阶段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深化发展阶段，必然带动高附加值、高加工度的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并且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中，加工贸易快速崛起，制造业中的加工工业的发展也快于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产业的高加工度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并保持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断下滑，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和高技术化水平下降造成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尽快振兴经济，中央在2009年初短短44天内，迅速启动了包括钢铁、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在内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国务院，2009）[33]，虽然使中国率先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走了出来，却也使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再次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而使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直转急下，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再者中国的产业结构高技术化水平自2004年开始就一直下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更是不足15%，这一方面是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赶不上中、低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全球产品内分工中，中国仍然更多地承载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这些环节的技术含量往往不高，从而使得产业结构的高技术水平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进一步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四、2011年各省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比较
（一）数据收集与整理在低碳经济转型的目标下，为了对中国各省域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价，作者根据本文重构的评价指标体系，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工业经济年鉴》（2012）、《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2）和《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0）等年鉴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数据如表3所示。
（二）实证结果KMO值为0.73，大于0.6，Barlttle球度检验给出的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两个检验结果均表明所用样本适合做主成分分析。从表4的主成分提取结果看，前2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贡献率达到82.1%，说明这2个主成分反映了原来所有指标的绝大部分的信息，如表4所示。为了对30个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比较分析，本文计算了2011年各省市的综合主成分得分，并对这30个省市进行排名，如表5所示。
（三）结果分析首先，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从地域上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整体特征。从表5的综合得分和排名看，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天津、浙江、福建、山东、重庆、吉林位列全国前10名，其得分均高于0，说明这些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相对较高；而河南、广西、黑龙江、云南、宁夏、内蒙古、甘肃、新疆、山西和青海这10个省的综合主成分得分均低于-0.3，其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相对较低，位列全国倒数10名。从区域的分布来看①，排名前10名的省市中除了重庆和吉林，其余8个省市均来自东部地区，而排名后10名的省份中除了河南和黑龙江，其余均来自于西部地区。其次，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与袁富华的研究结果相似[35]，但中国部分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匹配，山西、河北等省份的经济发展仍依赖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而四川、贵州等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尚可，但经济发展却显得较为疲软。本文通过比较各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排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发现，部分省份在这两方面的名次明显不一致。这里用人均GDP②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吕健，2012）[35]，其结果可以分为4种情况，如图3所示。第一种情况是，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人均GDP的排名相当，且都位居全国前列，例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其中北京、上海的产业结构高技术化水平远高于其他省市，江苏的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水平位列全国第一，且这3个省市的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和关联度水平都较高，因此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优于其他各省市，整体呈现较为健康的发展状态。第二种情况是，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人均GDP的排名都位列全国倒数，例如甘肃、云南，这些省市的总体经济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也相对较差，其中甘肃的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仅次于山西，处于全国倒数第二，云南的产业结构高技术水平和高服务化水平都欠佳，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第一种情况相反，这两个省份呈现出极不健康的发展状态。第三种情况是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排名相对靠前，但人均GDP的排名却较为落后，例如四川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在全国排在第12名，但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却位列24名，贵州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排名与人均GDP的排名相差16名，江西省也有类似情形，可以说，这些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尚可，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第四种情况是，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排名远落后于该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例如山西的人均GDP排名位列全国第18名，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排名却为29名，宁夏等省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排名与人均GDP的排名也具有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些省份的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较低，例如山西的低能耗、低污染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仅为17.82%、17.27%，仍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严重影响了其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最后，各省域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三个方面呈现显著差异，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极不平衡。在反映高级化指标中，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在10%以上的省市在全国只有9个，最高的是广东省，其比重为30.8%，其中2/3以上的省份都位于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而高技术化水平较低的省份，例如新疆，其比重不足1%，与广东省相差37倍之多。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代表加工度化水平，这一指标各省市均在50%以上，其中最高的是江苏省，达89.8%，而最低的山西省其比重仅有50.7%。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在30个省域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北京和上海的服务化水平分别高达75%和57.3%，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因为中国整体还处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依然为区域的支柱产业，因此其他省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低于50%。产业关联度体现区域产业间技术经济关联水平，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省市的产业关联度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在反映生态化水平的数值中可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等省份的低能耗产业和低污染产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相对较低，生态化水平较高，而山西、青海、甘肃、宁夏等省份的生态化水平远低于其他省市，说明这些省份仍是资源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依靠稀缺资源出口换取经济增长，这种低级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将进一步恶化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
五、主要结论及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