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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1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 生态市场经济；生态与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018-05
党的“十七大”科学地总结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宝贵经验，指出“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同时指出“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必须“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创新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因此，“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这就是形成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体制。
1 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呈现逆向运动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了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方针，强调了实现2010年远景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七大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起来了，并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近几年，我们按照《决定》规定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又取得了新进展。这些表明，自党的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已经初步实现。它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集中表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使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是近20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
但是，我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正面与负面效应却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实际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基本上没有实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还处于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这些年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高速增长，一直未能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痼疾。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它的弊端日益强化，其粗放程度不断加深。这种“高开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利用、低产出、低质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使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极高的自然生态代价和人与社会代价，导致今日我国“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发展面临着不少突出矛盾和积重难返的严重问题。其体制根源就在于我国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改变传统经济体制的反生态性与不可持续性的根本缺陷，尚未形成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和谐协调的可持续体制机制。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的。由此决定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根本一致性。因而，从理想状态来说，这两个根本性转变应当是同步运动中协调发展。然而，国际国内的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要比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艰难得多，时间要长得多，是难以达到同步运动的。即使是这样，两者也不应发生逆向运动，至少也应当是同向运动。但是，在我国却出现了逆向运动：一方面，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建立并正在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使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确实是“物”的世界大大发展并增值了。
另一方面，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未能推进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使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功能与弊端获得了充分表现，导致自然生态、人身生态、社会生态的全面恶化，以人的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重大牺牲为代价来换取物质生产力增长，确实是“人”的世界贬值和自然的世界的衰败。尤其是我国经济快速高速增长过程中过度的资源消耗，过大的环境污染，过重的生态伤害，使生态资本存量下降与生态赤字扩大同快速积累的经济增长之间严重失衡，经济持续快速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生态约束的矛盾加深，极大阻碍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撇开社会制度而言，无论是资本主义的传统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都属于传统经济体制，它们都是在传统发展观指导下，基本上都是以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无限增加为目的和动力，并且把实现这一目的视为传统经济体制运行的最高原则。因此，传统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都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贪婪地索取自然资源，大量地消耗资源环境与掠夺生态的基础之上。因而，与传统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也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以，传统经济体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安排与体制保障。10多年来，两个根本性转变逆向运动的事实表明，目前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能摆脱传统经济体制的窠臼，也就是说未能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局限性：一是不仅未能克服传统经济体制对经济高速以至超高速增长目标的盲目追求，而且还为其提供了某些制度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为9.6%，从2002年至2007年GDP增长都超过10%；为盲目追求经济高速以至超高速增长的“极端发展主义”盛行提供了实践基础，并与传统经济体制的扩张机制相结合，使我国经济发展没有改变在传统经济体制下，那种数量速度型、外延扩张式的老路。对此，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缺乏抑制这种盲目数量扩张的制度和机制，显得勉为其难与无能为力。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二轮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付出了高昂的沉重的代价，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相当严重，国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大多数民众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增长，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加深，使我们探索的新型工业道路并没有改变我国在传统工业化老路上前行的步伐。对此，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缺乏克服传统工业化那种牺牲生态环境和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和机制，显得无能为力。
（3）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总体来看，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都是以生态与经济相脱离为基本特征的，使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往往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因此，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以生态与经济的脱离和对立为特征。它不仅没有保障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制度与机制；更没有为后代人生存与发展留下充分的资源与环境的制度与机制保障，由于在它的运行过程中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必然引起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在创造经济生产力的同时，削弱生态生产力，使生态资本存量下降，从而导致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的一个根本方面，就是没有消除传统经济体制的这个根本缺陷。没有解决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尖锐矛盾问题。在创造经济生产力使我国经济日益富裕的同时，削弱了生态生产力，使我国生态贫困越来越严重。如果说我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资源环境掠夺型的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初步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带有这种传统体制的痕迹，还保留着生态与经济相脱离和对立的特征，实际上是资源环境消耗型的经济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一种非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美国著名学者R•布朗在《生态经济》一书中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只是相信市场力量，尊重市场原理而不尊重生态原理，尤其是无视生态可持续性原理，使当今自由市场经济往往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将会导致现代市场经济崩溃。于是，他引用开发挪威和北海油田的埃索公司前副总裁厄于斯泰因•达勒的看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央计划经济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经济学的真理，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生态学的真理。”当今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应当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实现环境掠夺型经济体制向环境保护型经济体制的转换，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2 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身，应当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转变；二是从市场经济体制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这种体制的要义应是基于生态和人文关怀的生态可持续性，从而以生态可持续性原则为基础构建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现代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客观要求。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实质上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生态市场经济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反映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优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它既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又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从发展趋势上讲，生态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如果说，现存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显著表现出超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那么，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有可能是提供这一超越的机会。因此，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超越与理论超越。是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方向与战略任务。
（1）从理论上看，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石。
首先，在马克思学说中，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理论，不仅为当今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生态内生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经济体制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是因为，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理论，其根本精神在于不是把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视为分散的和封闭孤立的存在，而是视为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中的各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而且阐明自然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揭示了客观世界是由天然自然、人工自然、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组成的复合系统，这就是自然、人、社会的有机整体。人类文明发展就是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是如此，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更是如此。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发展的理论，深刻地回答了“发展”与“人”的关系这一核心命题，把人、社会与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界定发展的内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四个基本要素发展构成的整体发展、和谐发展、文明发展。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模式理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把经济系统看成为不依赖外部环境，其交换及运动发展只是在经济这个封闭系统的内部进行，因而可以不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而无限增长。这就使得传统经济体制既忽视了自然环境因素又忽视了社会环境因素，并使其本身具有“反生态”和“”的性质，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只有把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理论牢固地建立在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理论的基础之上，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真正成为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
其次，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这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一块基石。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人的生命的组成部分，是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态安全的内在因素；另一方面是当今世界系统中生态环境是可持续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现代经济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源泉。因此，生态环境已从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这是生态环境内生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基本结论。这就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内在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机制，使生态环境真正成为现代经济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建立生态内生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
再次，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使我们党最终确立了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崭新的现代文明形态，并要求形成与建设生态文明相适应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要“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因此，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其根本点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化”、 “体制化”，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和与它相适应的可持续经济体制，它们不仅反映经济学的真理，而且反映生态学的真理。
（2）从实践上看，构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不仅是我国国情和发展现实的客观要求，而且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首先，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使当今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二是经济目标的人性化，三是经济形态的知识化（包括信息化）。这三大历史潮流的有机统一，是21世纪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希望所在。事实表明，能够适应三大发展趋势有机统一的经济体制，就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它是一种既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崭新的经济体制。它能够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突出强调经济发展的人文向度和生态向度及其统一性，突显的是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和人与人协调和谐的根本精神。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这才是最根本的经济生态化、人性化、知识化的真谛。
其次，无论在当今世界还是当代中国，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现代经济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素，已经成为一种高度稀缺的生活要素和生产要素，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这种严峻的客观现实决定着构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布朗都强调当今世界系统已经完成了“空的世界”向“满的世界”的转变，使现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演变已经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时代，进入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时代，因而，世界各国生态系统提供的优良的生态产品越来越稀缺，日益稀缺的生态资本存量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在我国，必要的、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稀缺程度不仅超过发达国家，而且超过某些发展中国家。可以这样说，我国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经济局面，物质资本日益雄厚，经济正在走向富裕。当今中国发展由经济贫困走向经济富裕，既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又付出了物质财富分配与占有的不公平的代价，从而形成了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短缺局面。因而，当今中国的发展正在由生态脆弱走向生态贫困。正如一位青年学者所说的：“我国的生态贫困状况相当严重，甚至可以说已成为我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发展的基本特征。”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保障我国不断走向经济富裕，而且要保障逐步消除生态贫困，努力改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短缺局面。
再次，近几年来，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们推进由非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转变，构建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安全型经济社会，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生态化；与此同时，加大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大力开展生态省建设试点，海南、福建、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安徽、陕西等开展生态省建设的试点工作，正在进入大规模生态建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的新时期；尤其是发展绿色产业，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使生态工业园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报道，目前在广西、辽宁、江苏、山东、天津、新疆、内蒙古、浙江、广东等省市自治区展开了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试点，覆盖各种传统行业和高科技行业，推动着现有工业园区发展向生态化方向转型，提升工业园区发展的生态化水平，从而加速了我国新型工业化朝着生态化方向发展的进程，展示出生态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的广阔前景。现在，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我们党的治国理政的新观念，标志着我们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航程，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正在到来。所有这些表明，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态内生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是有坚实的、丰富的实践基础的。
3 小 结
如果说，“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跨越、新的伟大实践，也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宏伟的系统工程。”那么创建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攻方向与战略任务，就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个新的历史跨越，新的伟大实践。德国学者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围绕关注环境而组织的市场经济，德国也不例外。”这就告诉我们，建立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上还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实现由非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变，不仅要比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更加艰巨、更加复杂，而且要比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是非常宏伟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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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Though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 System of Socialism
FANG Shijiao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planning economic system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has been primely actualized. But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in China from extensive to intensive has not yet been realized. There seem to be opposite movements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both of which impact the overall situations. The opposite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of modern market primely built in China has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 belonging to a kind of antiecology without basic capacit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the market system now in China must be reconstructed into an economic market system of socialism that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construction is not lack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ing bedrock for the nonce, but it is still a longrange and formidable systematic project to be done.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2
［论文摘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失信行为和信用危机，已经严重地危害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加快法制建设步伐，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大力弘扬诚信精神，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把“明礼诚信”写入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我国民商法也把诚实信用确定为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公民和经济组织的“利”和“义”的天平却慢慢发生了失衡，各经济主体受到了利益价值的挑战，信用危机已经在社会上时时出现。失信行为已经危害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诚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的重大社会问题了。
一、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及成因
当前，我国的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着诚信危机。信用环境恶化已经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诸多严重危害。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分析我国总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原因时指出，总需求的不足祸在信用短缺。我国一些经济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拖欠贷款、税款，违约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以及披露虚假信息、质量欺诈等不诚信行为，增大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摩擦力!直接增加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本，揭制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信用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产品附加值。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总需求不足，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其根本祸根就在信用短缺。概括地讲，信用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市场缺乏信用将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二是破坏企业的正常经营，加大企业运管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三是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使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发挥作用。四是信用恶化还直接破坏社会法制基础，经济主体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各类经济主体难以形成以契约为基础的法律框架。五是信用危机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当前社会转型期诚信缺失产生的原因：一是传统诚信观念没有及时更新，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我国儒家传统的诚信不是作为人们的权利、义务来确定的，而是为人们修身养性所追求的目标。它的诚信行为规范是特殊主义的，不是普遍主义的。它认为道德的诚信应该是出自内心的、自愿的、不计利害的，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只有经过自身长期修养才能达到的圣人境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是面对全体公民、组织的基本道德要求，是一切经济主体必须遵循的起码的道德义务。二是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有关。在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一个全国大一统的企业，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各利益主体不是以经济利益、以诚信为纽带联系起来的，而是以一系列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联系起来的。在当前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期，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然发挥着影响，抗拒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时，开始显得张慌失措，无所适从，导致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发生。三是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诚信制度体系对诚信缺失者予以严惩，使失信者无所畏惧，结果造成信义贬值，诚信受到嘲弄，这是当前诚信缺失极为重要的原因。失信者支付极小的成本，却能够获得极大的收益，加之法律制度不健全，就给心存诡异者留下可乘之机，他们钻法律的空子，大肆利用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优势，聚敛不义之财。四是司法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更使不法之徒有恃无恐，变本加利破坏诚信。诚信体系缺乏司法保护，失信者不能及时得到严厉制裁，守信者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产生。五是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冲击及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滞后，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加之经济结构调整，出现大量下岗职工及弱势群体，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发生，都引发拜金主义滋生，道德观、价值观混淆，使社会信用环境整体恶化。
二、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良性运作的一块基石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诚信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发达的诚信制度体系相伴随。因此，发达完善的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制度之一。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诚信是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一切经济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诚信。不仅要有完备的信用形式、发达的信用工具，而且需要构建健全的社会诚信制度。市场经济对诚信的需求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往往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以说，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诚信是市场主体的准入证和通行证。因此，诚信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诚信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健康发展和运行的基石。
（二）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经济主体追求长远利益的迫切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都会自觉遵从经济学的理性法则，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不会在一次交易中完成，只能在长期不断的交易中逐步积累和实现。如果经济主体通过不诚信的方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那它必定是短命的，不可能维持长期的欺诈和投机取巧行为，因此它也不可能不断发展壮大，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当今许多跨国大公司、知名企业格外重视信誉的原因。一句话，企业要健康发展，并不断取得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树立诚信形象，维护其信誉。当然维护信誉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过这种成本付出是值得的。因为诚信形象不但是无形资产，也是有形资产，它能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如名牌产品销量大、价格高等。也就是说，企业维护信誉也是一种投资，同样可以从中取得净收益，这种净收益是企业维护信誉付出的成本与所获收益之差。其成本是企业为维护信誉而放弃的机会成本，诸如信守承诺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为保持良好的财务比率而放弃的投资机会等。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是提高经济效益，节约社会成本的必然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道德、市场理论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有完善的诚信制度体系，要求人们具备契约意识和严格遵守契约的约束。诚信、契约精神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剂，它能保证各项经济活动顺畅进行，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无视契约精神，信用短缺，缺乏诚信使我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造成许多无谓的损失，使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无端增加，导致经济运行不畅，加大经济运行的内耗和磨擦力，甚至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根本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但我们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如果不解决诚信缺失问题，就会抵消体制创新所产生的效率和效益。
（四）加入WTO要求我国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的各类经济主体，公民、企业、银行、中介组织、政府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诚信缺失。如公民的纳税意识、知识产权意识相当薄弱；企业不信守合同，拖欠债款和赖账；银行呆帐率过高；政府官员以权代法，地方保护；就连本应最具信用形象的社会中介组织，同样也存在信用危机问题。我国加入WTO后，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维护好国内市场秩序。这不但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健康发展，阔步迈向国际市场，而且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国内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诚信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历来是做人和发展事业的根本，是社会得以形成凝聚力，社会竞争力得以提高的根基，没有高度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我国将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同时，诚实守信也是文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重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降低效用风险的危害。因此，在WTO环境下，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已刻不容缓，已成为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诚信制度的思考
诚信是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现代社会成员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之一。它不仅体现了社会成员互相交往中的自我约束，同时也是保证市场经济下契约和文明规则实现的前提。构建与世贸组织规则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诚信制度体系，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
目前我国尚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还很不理想。因此，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立，需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推进。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是推动全社会建立诚信制度体系的基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应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尽快完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二是进一步加大国家信用政策法规贯彻执行力度和执法力度。三是积极建立公民、组织信用征集、评价、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数据库，为实现信用科学管理奠定基础。四是推动社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发展。五是积极推动经济组织进一步加强信用管理。
（二）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公民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诚信，不但包含伦理道德因素、经济因素，更离不开社会法律制度，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加强公民诚信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法治。
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一要把社会法制建设与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在公民中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树立把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结合、相统一的观念。二要努力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在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信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三要重视培养公民的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契约文明是构建现代法治与现代德治的思想基础之一，契约精神是文明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它是平等观念、自主意识、合作精神、诚信能力的有机结合。四要恪守司法职业道德，为公民道德建设作出表率。国家的司法队伍、公务员队伍以及其它公职人员队伍，代表着国家形象、社会形象，必须在廉洁从政、执政为民、公正司法、加强自身修养、严格自律、忠于职守等方面作出榜样，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形象，促进全体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三）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诚信，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道德底蕴和文化、文明底蕴，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坚持操守、讲究诚信的优秀的传统道德资源，结合现代法治精神，积极构建现代诚信制度体系。具体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建设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舆论防恶上，还必须出实招，必须坚持用法治的、行政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激励和表彰讲诚信的人和事，谴责和严惩不讲道德和不守诚信的人和事。二是把外在制裁和内在制裁结合起来，积极构建道德制裁力和约束力。外在制裁发挥社会规范和限制作用，内在制裁发挥自我约束作用。三是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诚信度。政府的诚信主要表现为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依法行政，打破地方保护，维护统一的市场秩序，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交易秩序和原则。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3
截至2010年末，我国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会员总数达293家，其中远期市场、外汇掉期市场和货币掉期市场会员总数分别为75家、73家和27家，中化、中石化财务、中石油财务、上汽财务等22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入市交易。2010年，我国外汇市场各类人民币外汇产品累计成交6.81万亿美元，较“十一五”前的2005年增长近18倍。其中，银行间外汇市场即期、远期、外汇掉期和货币掉期四类产品累计成交4.36万亿美元，银行对客户市场即期、远期和外汇掉期三类产品累计成交2.45万亿美元。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强调，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在总结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发，对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提出的新要求。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制度化的前提条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作用的有效性与其完善程度成正比，而市场作用的有效性又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全社会的生产效率。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继续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健全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建立起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健全金融市场是从制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需要。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具有配置资源、管理风险、清算和支付、细化股权、解决激励机制、提供信息等六个基本功能。因此，从制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市场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条件。外汇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是形成汇率、配置外汇资源、管理汇率风险的基础平台。一个成熟的外汇市场应包括多样化的交易方式、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丰富的交易产品、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有效的市场自律和外部监管等基本要素。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4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对国民经济运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讲，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经济波动的起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弱质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的共同作用，恰好是我国“三农”难题形成的市场之因。
(一)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其他任何非农产业不可比拟的自然风险。
农业是以生命有机体作为生产对象的，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统一的生产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讲：“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论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由此决定了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无法预测的农业自然风险。一方面，农业要利用生命有机体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来获取农产品，而这一过程中生命有机体的数量多少与质量高低和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优劣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农业中的主体部分——种植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广延性特征，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性极强，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对一定时，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农业物质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素质低下，各种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往往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与旱灾对我国农业造成的效率损失大致在80%以上，我国粮食生产每年因水灾而减产约89亿公斤，因旱灾而减产约100亿公斤。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实现了年均8%左右的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极大地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自然风险。
(二)农业生产经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市场风险
在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经营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挑战与风险；但是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与经营必须正面迎接各种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因此市场供求状况与经济机制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获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来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被人为分割，因此当农产品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时，潜在的供求均衡绝对先于市场上的供求均衡，只要这种局面存在，就必然会导致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失衡；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却无法有效根据市场格局的变化而做出及时的决策调整，这样价格调节滞后性就难以消除，最终导致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与农业投入效率的流失。同时农产品流通具有很强的生产延续性；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加大农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市场风险。第二，农业生产增长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的双重约束。前者的内涵在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在此背景下，农业是典型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于是人们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的持续增长；后者的内涵在于人的消费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农业提供的主导产品恰恰是食物，于是在特定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往往会跌入恩格尔陷阱。这两种约束并不能很好地调节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因此农产品市场供求失衡与农业增产不增收也就在所难免。第三，相对于非农产品而言，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需求收入弹性均表现出显著的不灵敏与相对缺乏弹性。就价格而言，由于农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相对不敏感，因此与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相适应。农产品，特别是粮食需求量的增加相对有限，而不会像对工业产品或劳务品的需求那样迅速增加，而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不足，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需求拉力不足与市场竞争乏力。第四，在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的同时，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却相对强劲，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蛛网理论，由于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于供给价格弹性，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这在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与农业科技广泛应用的条件下尤为明显，因此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便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以家庭小规模生产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使农产家庭在信息不完全与信息不对称的双重制约下显得无所适从，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弱化了农民的利益谈判地位；而且伴随着中国入世与农业市场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取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的同时，将面临着更大市场波动的风险；而农业日趋明显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使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获取与提高面临着比非农业产业更大的市场风险。
(三)农业生产经营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还受到制度风险的不断干扰
从本质上讲，社会经济转型既涵盖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涵盖了社会制度的变迁。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直接引发了我国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与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迅速提升；而从1985年开始，农业生产就陷入了持续低迷与徘徊不前的困境之中，尽管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从风险分析的视角出发，其根源则在于制度风险的加剧及效应。一般而言，制度风险是指制度或改革在变迁与实施过程中，由于制度主体与制度客体对其制度结果的不可预见，导致制度绩效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的可能性。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对于传统农业体制被市场化改革所突破，而全新的农业制度体系又未能适时建立起来，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失衡与冲突，从而影响农业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导致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市场经济体系本身的不完善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市场中介经济体系发育的相对迟缓，必然从根本上制约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绩效的释放，从而产生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制度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发展中的制度风险往往与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加剧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
(四)农业生产经营在市场的运作过程中还必须正视自身的弱势地位
1.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低下，农业科技应用推广能力弱化产业科技含量是衡量其市场竞争能力强弱的主要指标，而我国这一指标仅为30%左右；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农业劳动力质量差与农业科技应用水平低。一方面在广大农村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与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先天缺陷与后天乏力，导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文化素质与科技适应能力普遍低劣。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和2001年两次抽样调查，农村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比重仍占总数的8.5%，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3.9%，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6.2%，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0.1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3。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农村科技应用与推广中的“缺位”，导致农业科技应用与农业生产发展存在总量需求严重不足与转化手段目标严重脱节的双重困境，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低，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科技贡献率大约在30%左右，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只有20%—30%，远远低于世界市场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在此社会背景之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现代科技与现代要素的吸纳能力普遍弱化，从而根本无法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中与非农产业展开有效的规范竞争。
2.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吸纳社会生产要素能力相对缺乏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历来没有规模经营的传统，农户家庭经营分散狭小，市场组织化水平十分低下，作为世界上土地经营规模最小的国家，我国这种超小型土地资源环境格局显然不利于农业市场谈判地位的强化，因此农民不可能通过自我组织力量去影响市场价格，相反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收主体。与此同时，由于农业产业禀赋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农业难以获取社会市场利润，于是在市场利润机制的作用驱动下，农业既没有能力吸纳外部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又难以防范农业内部各生产要素的非农业外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业产业的弱势格局。
3.农业比较利益提升乏力，农民社会负担居高不下由于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惯性与农业宏观政府投入的相对不足，致使持续低下的农业比较利益状况得不到根本改观。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弱化了农业吸收利用社会生产要素的基础与动力，而且使农业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持续外流与农业发展所需要素补偿的严重短缺，导致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难以在短期内有明显改变，其主要表现就在于农民负担的居高不下。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目前农民各项社会负担仍然占据了人均收入的50%以上，而且与城市市民相比，农民的税赋负担显然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的能力。上述几个方面共同展示了农业产业弱质性的形成机理及现实表现，而从结果的视角出发，农业产业弱质性不仅加剧了其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制度风险，而且还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弱质效应，集中表现为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溢，这种生产要素外溢大致表现为劳动力外流(不是相对于土地需要过剩而言，而是产生于劳动力投入边际效益与转弱成本的利益比较)、农业资本外流(由于农业资本投入边际生产率大大低于非农产业，因此通过投资性外流、储蓄性外流、价格性外流、迁移性外流等形式引发农业资本大量流向城市非农产业)、农村土地外流(主要是基于土地利用收益成本比较而形成的农地非农化利用、土地过度征用以及土地利用方向的不规范变更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溢，从根本上削弱了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弱质性状况，在此格局之下，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与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制度之因——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尽管在刘易斯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模型进行了多个层面的补充发展，但其基本理论框架大致相似。从基本内涵的视角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内涵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达的工业部门两个产业部门；由于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劳动边际收益率的显著差异，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目标追求；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经历以农支工、农工协调与工业“反哺”农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内涵与关键环节。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普遍化的经济现象；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约束与现实困境；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三农”问题的生成与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受到了来自市场化改革与农村制度创新的共同冲击，但迄今为止，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依然是制约“三农”难题化解的主要制度障碍。
按照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我国国民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二元经济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城乡分割经济体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它通过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短缺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困境，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从长远发展的视角出发，这种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极大地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为了维持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政府逐步建立了三大制度体系，即户籍管理制度、制度与统购统销制度；其中户籍管理制度一方面在农村把土地与户口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城市把户口与就业、社会保障相结合，严格限制了人口自由流动；制度则通过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与统一经营，在组织上保证了政府对农民与农业剩余的控制；而统购统销制度则借助于对农产品市场交易渠道的人为干预保障了国家工业化的粮食供应。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在各个层面上对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改革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冲击是弱化的；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新形势下反而呈现出新的运作特征，即：城乡隔离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对立运行。传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相对滞后必将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难题，其中“三农”问题便是其中的焦点与核心。概而言之，二元经济结构对“三农”难题生成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体现出来：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的增长、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共同导致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过剩；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与生产规模扩张反过来又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转换。但是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支撑体系，却使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相对提升并没有吸纳与之相适应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是涌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本质上讲也没有被工业化与城市非农产业所真正有效接纳，绝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游离于现代化工业之外，农村居民转变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严重受阻。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成功的中心在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程度与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使城市工业化脱离农业片面推进，城市工业化与农业人口非农化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迟滞，导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农业产业化与适度规模经营难以正常运转，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经营模式的制度绩效与高度发达的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日趋拉大。
(二)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与升级换代滞后
对照国际经验，依据我国人均GDP1000美元的标准，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严重滞后的。主要表现为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再加上城市服务功能的相对不足，共同导致了工业化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一城市化一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良性循环格局未能真正形成。之所以为此，一是由于工业自身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调整升级不力，导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不仅没有真正从农村吸收剩余劳动力，反而形成城市中日益扩大的失业群体；二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不足，既制约了工业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又制约了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产业产值结构上看我国已经是现代工业社会，而从就业结构上看我国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在经济效益层面上就表现为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大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因此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以较大的劳动力份额(50.1%)创造出较小的产出份额(17.7%)，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较小的劳动力份额(23.7%)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49.3%)。
(三)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政府制度供给在农村经济运行中的严重短缺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不仅存在着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同时也存在着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对立的社会二元结构，这种双二元结构的历史惯性进一步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具体说来就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缺陷导致其产出效率低下与产业结构固化，严格的户籍制度、城市劳动用工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城乡长期分割的鲜明界限造成生产与经营市场的严重失调，长期存在的“剪刀差”以及不合理的财税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农民收益流失，二元化的资本市场、组织结构与技术结构强化了农业的弱势地位。总之一句话，政府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制度创造与政策注入的城市化偏向于非农业倾斜，导致农村经济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撑，不仅引发了“三农”问题的形成与强化，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困境与矛盾。
(四)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加剧了农业比较利益的低下与流失
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隐蔽性失业”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使用下其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正因为如此才为非农产业特别是城市工业创造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与转换迟滞，致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单位产出效率的提高，而且阻滞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转换过程。因为二元经济的运行过程，同时也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供给不是由技术产量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产量决定的；而工农城乡之间的利益结构倾斜必须使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从微观利益出发，减少对农业的各种投入，缩小其生产经营的经济边界，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农业生产增长的缓慢；再加上二元经济结构所固有的国民收益分配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的“重工轻农”的政策制度倾向，共同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的持续流失与低下，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国情之因——人多地少的现实约束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根，土地在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中的地位不容质疑。作为农业发展大国的我国，农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与建设的首要问题；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同时也是“三农”问题生成发展的基本要素。对此“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明确指出：对我国“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立的二元经济结构。由此可见，我国“三农”问题的凸现与“三农”难题的化解必须高度关注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约束。
从静态层面上看，我国特有的人多地少的国情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土地资源绝对数量与人均占有数量之间的矛盾。我国土地总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4%，仅次于前苏联与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但由于我国人口绝对基数的制约，人均土地占有比例很小，世界人均陆地面积2.97公顷，我国人均0.827公顷；世界人均耕地面积0.32公顷，我国人均0.08公顷；在全球26个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中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仅高于孟加拉国与日本，位列倒数第三；以我国目前13亿人口计算，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4.2%，与美国的19.5%与印度的55.6%相比明显偏低。同时约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0.8亩的警戒线，有4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0.5亩的危险线。其次，耕地数量不足与质量弱化同时并存。一方面我国耕地总量不足，可以开垦利用的后备耕地资源相对较少，二者相加总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4.9%。与此同时，可利用耕地质量总体较差，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显示，全国高产田占农村耕地总面积的21.5%，中产田占37.23%，低产田占41.2%；全国耕地面积中水产田占41.2%；而水土流失面积约占35%，沙漠化面积约占2%，盐碱地面积约占6%。再次，农村人口绝对增长与土地面积减少的冲突。近年来，我国人口每年以10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而农村土地却以每年数百万亩的数量递减，从而形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特有的人增地减的尴尬格局。据资料显示，从1980年到1995年的10年间，我国耕地净减5万平方公里，超过日本耕地面积的总和。我国现有耕地面积同历史上耕地面积最多的1951年相比，递减2.3亿亩，平均每年净减700多万亩，从而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导致耕地减少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更为主要的引发源在于人为因素，主要表现为：以开发区建设，越权批地，城镇化与非农业发展为特征的土地不合理利用与土地乱占滥用；以水土流失与过度开发为特征的耕地功能弱化与耕地面积锐减；以耕地污染与有机肥料过度使用为特征的耕地退化与肥力下降。农村耕地的锐减对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与国家的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农村土地闲置与耕地抛荒不良循环。由于受到产业利益驱动、产业结构调整、剩余劳动力流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在我国农村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耕地抛荒与土地闲置现象。据1995年清查，全国非农建设闲置土地6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占45%，1996年底仅开发区占地中撂荒的耕地就达2万公顷；大量耕地抛荒现象的出现，致使耕地的生产及经济功能丧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在于种植业比较经济效益下降、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加剧、非农产业利益的诱导以及农村土地社会负担的不合理。从国情层面上看，人多地少的基本现实与人地关系的矛盾冲突，是引发“三农”问题生成的根本原因。这种国情约束对“三农”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人多地少的矛盾严重妨碍了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格局的生成与土地优化配置效率的正常获取。在市场化取向改革进程中，作为农村基本生产要素的土地理应按照市场效益原则进行合理流转与优化组合，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曾经指出：“从经济观点看，大规模耕种土地比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耕作技术手段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我国农村目前人多地少的现实，必然使以家庭小规模承包经营的格局长期化与凝固化，致使劳动投入与土地投入都超越了可替代的合理限度，农村土地的规模效益难以正当获取，不仅阻碍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而且阻碍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转换，最终使农业比较利益持续低下，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丧失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的利益吸拉力与效率推动力。第二，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农业劳动率水平的提高与农业市场竞争地位的提升。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次上分析，由于人多地少的硬性约束，致使我国农业运行呈现出一种反常格局：土地生产率高与劳动生产率低同时并存，这在非农产业领域是不可能出现的。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强化与现代农业投入数量的人为增加，致使经济学倡导的成本效益原则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失去应有作用。另一方面，人多地少的现实格局如果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联结在一起，则必将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形成并被人为积压在日益短缺的农村土地上，农村土地产出数量或许可以持续增加，但由于在科技进步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持续走低与农业劳动力人数绝对增加，致使农村土地的劳动生产效率不高；而在优胜劣汰的国内市场竞争中，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判断与衡量产业竞争优劣与竞争地位高低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伴随着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运行，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与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劣势将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第三，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有机耦合与农民经济地位的改善。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协调始终是社会经济进步中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国际经验充分表明，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过程中，处理二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一直是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大难题，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中国所特有的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在目前人地关系如此紧张的社会背景之下，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还是农户家庭的行为选择，均存在着“公平”为先、“效率”为后的选择倾向；因为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农村土地首先是一种“生存资料”和“生活保障”，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因此人们对待农村土地经营首先追求的是生活资料的基本满足，而不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有效提高，人们经营农村土地的出发点不是市场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基本生活手段稳定性；于是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不合理错位，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却无法从农业产业运作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再加上“重工轻农”的倾斜发展战略与农村税费改革的相对滞后，致使农民的社会负担相对较重，在人多地少的硬性约束下，农民的税费负担已经占到农业产值的20%以上，这显然有失公平待遇原则，其结果只能是农民社会经济地位改善的缓慢与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的迟滞。
四、政策之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偏向
在影响与决定农业发展的要素体系中宏观经济政策居于核心地位，正如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的那样：“一国农业所以停滞不前，不在于资源禀赋，而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的扭曲与失误。”在我国农业发展一贯倡导的是“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我们认为“三靠”的中心与关键在于“一靠政策”，因为政策既是决定科技与投入能否到位的关键，又是农业人为兴衰的根源；而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主体的政府则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历史检索，还是现实分析，我们都会发现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均表现出浓厚的工业偏向、城市偏向与市民偏向，而这恰恰是“三农”问题迟迟无法根除的宏观根源。
(一)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偏向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利益阶层，也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与行为偏好，由此决定了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错位的可能性。由于我国是在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更由于政府与农民在产业上的分离与空间上的错位，政府的行为选择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农民的利益，只有如此才能集中到足够的资源去实现工业化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国民经济发展的工业偏向更不可避免。一方面，依靠剥夺农业为特征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隐蔽方式)与农民税费(公开方式)两种方式来进行。据统计，1950—1979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取得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为978亿元，减去财政支农支出1572亿元，最后政府从农业抽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即每年农业部门为工业无偿提供资本积累155亿元。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有所缓和，但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1979—1994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抽取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为1755亿元，减去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即农业部门利益流失达到811亿元；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支出过程中也表现为显著的重工轻农倾向，尽管《农业法》明文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以1992—1996年为例，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6.8%，而向期财政经常性收入年均增长23%；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逐年下降，1993—2000年分别为9.5%、9.2%、8.4%、8.8%、8.3%、10.7%、8.2%、7.8%；同时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远低于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前者仅仅为后者的1／2或1／3，从而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根本不相称。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工业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持续提升，在“一五”到“五五”期间政府对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在45%-62%之间，而对农业的财政投资从未超过8%，最少年份为3%。这种工业偏向运行格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后劲的不断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力，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不前，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从而使农业这一基础产业在垫高工业发展平台的同时，却使自身发展严重受阻，农业基础地位得不到真正落实与巩固。
(二)城乡发展中的城市偏向
这种城市偏向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资本流动的城市偏向。由于偏斜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再加上资金流动的利润最大化倾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资本大部分流向城市，从而使农业作为弱质产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严重缺位。二是劳动力流动的城市偏向。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将农民严格束缚在农村土地上，阻止其自由择业，而城镇就业机会主要由城市居民来分割。尽管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统一性的严重迟滞，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是一种体制外的暂时流动，无法真正纳入城市劳动力统一安置范围，从而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就业的短期性与不稳定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残缺与城乡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三是公共物品提供的城市偏向。公共物品的提供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政府在处理城乡利益关系上的主观偏好，导致城市公共物品几乎全部由国家负担，而农村公共物品的短缺却由农村居民自己负担与自主解决的不协调格局；这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一方面产生了不公平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则从根本上引发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加重了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农民负担。四是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城市偏向。制度变迁与制度创造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立足现实，我们都会发现，尽管中国的改革与创新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但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各种制度创新的主战场与重心却始终在城市。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思路的影响，制度创新必然有前有后，但中央政府在特定时期内对城乡实行的差别政策，必然影响到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格局。这种由于制度创新的先后顺序特别是制度变迁的主次差别，必然导致城市制度供给的充足与农村制度供给的缺失，从而使农林经济运行缺少持续有效的制度推动，这一点从近年来各种制度创新及政策安排上就可以得到充分佐证。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5
[关键词] 管理者 人才理念 第一资源
知识经济的方兴未艾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企业应更重视人才，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将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提到企业战略的高度，将企业活跃的人才因素做为企业“第一资本”。
一、人才资源的重要性分析
1.人才是企业的生命
管理大师杜拉克曾经说过：“企业明天的竞争力取决与企业今天人才的竞争力。”美国加州大学保罗.罗默创造了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增长理论新基石的人力资本模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与人才资本存量成正比。我国古代时著名军事家孙子对人才也极为重视，在他的《孙子.谋攻篇》中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陷则国必弱。”将才对国家的富强及其人民的命运是非常重要的，更何况于对于一间公司呢？因此，将人才比喻成企业的生命对一间公司的重要性并不算过分。今天我们解析所有成功的企业，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点，这些企业都有一个全新科学的人才理念，拥有一班可靠的人才，且企业管理者都是善于用才之人。
2.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源
资源是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要素。企业中的资源分为物质资源和人才资源，物质资源属物的因素，人才资源属人的因素。一般的物质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创造的价值是直观可见、可以计量的。而人才资源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关键、最特殊的因素，是生产力的核心。人才资源对企业中的物质资源具有聚合作用，人才资源聚集到哪里，物质资源就会流向哪里，只有通过人才资源的最优组合，才能发挥物质资源的做大效用。所以在企业中，人才资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管理者人才理念的一般误区
1.惟“高”是才与惟“全”是才
随着我国人才市场供求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在选才时有着越来越明显的惟唯“高”与求“全”的倾向。惟“高”是指过分注重高学历、高职称，简单地认同高学 历、高职称就等于高能力。惟全是指认为人才都是完美的，人才就是全才，从而对人才的要求面面俱到。从目前的公司招聘可明显看出，公司无论能力，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甚至不惜成本，招聘高学历和所谓的全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
2.大才小用与人才错用
不少企业在延揽人才时可谓千方百计、用心良苦，但一旦人才到位以后往往就以为大功告成了、万事大吉了。要么不了解人才所具备特长，长期将人才积压在繁琐的小事当中，以至使很多人才被浪费。要么人才颠倒使用，将人才乱用错用。大才小用与人才错用的实质是企业人才资源的配置出现了问题。因此对于人才的使用、配置必须进行系统、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运作。
3.重物质激励轻精神激励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企业人才激励曾长期重视精神激励而轻视物质激励。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规范，现阶段相当多的企业在人才激励活动中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重物质轻精神。企业惯常的方式是“一刀切”的激励，从管理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可以看出，企业管理者在采取措施激励员工时，普遍的理念就是要么认为人都是“经济人”，要么认为人都是“社会人”，尤其在现代市场经济时代，认为钱是万能的，只有使用物质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4.对人才重使用轻开发
相当多的企业认为招募的人才当然应当具有满足企业需要的能力，至于其能力的提升与开发应当是人才自身的事，因此不太重视“育才”，导致企业人才消费的“拿来主义”盛行。将某类人才长期搁置在一个岗位上，致使人才发锈，随着企业发展。很多人才都不能满足企业的正常需要。
三、 误区解析及合理的人才理念构建
1.重文凭轻能力，重资历轻道德，过度地重视文凭、职称等静态标准而忽视能力、创造性等动态标准的盲目的人才高消费结果，是在加大企业人才消费成本的同时，也使企业人力资源很男实现有效配置，从而导致影响了企业效率的最大化。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企业面临的现实是人无完人，应对策略是“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择人所长而用。针对不同类型的职位采取不同的现实的客观的人才标准，是企业人才理念的战略课题。
2.人才配置实质将合适的人才放到合适的职位上。人的性格、气质、兴趣、能力等都有差别，如果各尽所长，对于企业的发展显见是有利的；否则既无法完成组织的既定目标，又会使得人才不满，从而降低企业的工作效率，实质上造成资源浪费。合理的配置并非一撮而就、一劳永逸，应当全面动态地考察人才的智力、专长能力和潜在能力，注重岗位和人才能力的匹配分析，从而做到人事相宜、人尽其才的配置。
3.以人才实用性为指导思想，导致以人才市场价值式的实用主义选才用才标准。
企业的选才与实用标准非常现实或实用，即人才需满足应聘岗位所需要的个人和专业的综合素质，能为企业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企业和人才之间形成了直截了当式和短期的市场买卖关系。
随着工作团队的日益推广和人才经营活动的广泛参与，企业环境复杂化与竞争激烈化，人才开发显得日益重要。较之知识培训，适应环境变化的工作能力的培训更重要。对人才资本的培育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前提，企业对人才投资是其能够实施的最有价值的长期觉错。
综上所述，企业管理者应避免进入人才理念的误区，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思想，采用科学合理的人才使用、配置、培训、开发、激励、考评方式方法，努力发挥人才效能，挖掘和提升人才潜力，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人才能动地、高效地为实现企业目标工作。
参考文献：
[1]孙泽厚 罗 帆:人力资源管理[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6
［关键词］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9. 013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9- 0020- 02
财务管理是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部分，从20世纪中叶开始，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根本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整个社会逐步进入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传统财务管理的一些观念和内容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因此，企业有必要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进行研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
1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容及目的
财务管理就是对企业财务活动的管理，企业的财务活动有资金筹集、资金投放与使用、资金收入与分配3个过程。因此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股利分配管理等3项。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目的是使企业经济核算顺利进行。经济核算是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原则，也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实行经济核算就是要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资金占用、生产消耗和生产成果进行经常、系统的记录、计算、控制与分析，保证以较少的资金占用和消耗，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2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原则
2.1 成本效益原则
在企业财务管理中，既要关心资金的存量和流量，更要关心资金的增量。我们知道，讲求成本效益，要求以尽可能少的劳动垫支和劳动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2.2 收益风险均衡原则
在财务活动中，低风险只能获得低收益，高风险则往往可能得到高收益。无论市场的状况是繁荣还是衰落，无论人们的心理状态是稳健还是进取，都应当对决策项目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全面的分析和权衡，以便选择最有利的方案，特别是要注意把风险大、收益高的项目，同风险小、收益低的项目，适当地搭配起来，分散风险，使风险与收益平衡，做到既降低风险，又能得到较高的收益。
3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方法及措施
3.1 财务预测
财务预测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较常用的方法，其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财务预测是财务决策的基础；其次，财务预测是编制财务计划的前提；最后，财务预测是组织日常财务活动的必要条件。
3.2 财务决策
财务决策是指财务人员在财务目标的总体要求下，从若干个可以选择的财务活动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的过程。财务决策一般包括如下一些步骤：首先，根据财务预测的信息提出问题。其次，确定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然后，分析、评价、对比各种方案。最后，确定最优标准，选择最佳方案。
3.3 财务预算
财务预算是企业全面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在计划期内预计现金收支、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预算，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正确编制并认真执行财务预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可以在财务管理中提高预见性，减少盲目性。其次，它可以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明确的预期目标（这是判断企业各部门实绩的最好手段）。最后，可以通过预算的执行不断改进和协调企业各部门的行动步调，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3.4 财务控制
财务控制是指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利用有关信息和特定手段，对企业的财务活动施加的影响或调节，以确保财务目标的实现。它是财务管理人员为保证财务管理工作完成财务计划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3.5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财务制度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目的在于确定企业内部的财务关系，即企业内部各部门和各级单位在财务管理方面的权责分工及利益分配关系，具体包括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流动资产管理制度、成本管理制度、财务收支管理制度、对外投资、内部结算及各项奖惩制度等。
3.6 建立涵盖企业各个业务流程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作为经营性的企业，其本身就面临着各种风险，随着业务经营规模的不断拓展，风险更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采取措施，有效地防范、控制和化解风险，将风险造成的损失控制在可预见、可接受的最小范围内。因此，要建立涵盖各个业务流程的风险监测机制，在业务开展之前，应先进行压力测试，在业务发生之后，也应对其风险状况进行跟踪监测，总结经验，并在定量分析风险的基础上制订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地规避或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损失。
3.7 大力提倡制度基础审计在企业内部审计中的应用
据统计，在中国3 195家上市公司中，使用制度基础审计来进行企业内部审计的单位占比已经达到了95％，企业内部审计具备“熟知”本企业重要环节和控制点的独特性，相对于外部审计，在运用制度基础审计方面更具有效率优势。制度基础审计具有能够及时发现和防范可能出现的差错和错弊，从而减少会计报表的误差，降低报表出现严重失误的可能性等优点，对于提高企业内部审计活力、促进企业内部审计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4 如何做好现代企业财务管理
传统财务的基本要素是财务资本，财务管理是关于财务资本的动作。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财务资本成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本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以财产所有权为形式的财务资本，而且包括可转换为财务资本的非物质形态的知识资本，即人的知识本身。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财务管理的内容也将发生新的变化。
4.1 做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创新
在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后果，使得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定位成为必要和可能。一是企业在原有财务管理目标的指导下为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采用造成外部不经济性的科技创新成果，造成环境的污染、生态失衡、资源耗竭、影响社区福利等。造成严重后果，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二是科技创新成果也为消除不良后果提供了可能，如污染治理技术为解决污染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使新的财务管理目标定位成为必要。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由企业价值最大化调整为保证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时获取优秀人才，形成最佳的良性结构知识流。由于企业生产中大量采用新技术、新能源，将减少环境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耗费，企业的产品质量提高并注重售后服务，增加就业机会，企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企业已充分认识到拥有高素质人才和员工队伍是获得更多知识和巨大财富的源泉。但由于知识的飞速发展，人的精力有限，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众多的知识，此时获得优秀人才，形成最佳知识结构及良好的知识流动秩序，便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
4.2 做好企业财务关系的创新
企业财务关系，一般包括企业与投资者、受资者的财务关系；企业与债权人、债务人的关系；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财务关系；企业内部各单位的关系；企业员工之间的财务关系等。知识经济时代这5类关系仍然存在，但主要侧重于企业内部即企业与员工的关系。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要素在生产中起关键作用，但与其他生产要素与拥有知识是否愿意发挥其才能密切相关。因此，企业决策阶层及财务人员应当从企业奖励制度、人事选拔等方面去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这将决定企业能否生存，因此成为企业财务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4.3 做好企业筹资管理
从筹资角度来看，来源于银行的资金比重将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难以满足银行经营对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要求。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广泛应用，各种金融工具的不断涌现，使得网上融资成为可能，融资的领域更加广阔，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企业在筹资决策时，在筹资渠道与方式选择上，可能把视野放在国际资本大市场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资源和融资方式。更重要的一点是，知识、技术创新和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力资源已成为促使企业树立市场竞争优势地位的最关键因素。因而企业筹资的主要功能不仅仅在于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更在于有效地配置资源，它不仅包括资金的筹集，而且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人力资源等资源的筹集。企业价值最大化已不像以前工业经济时代那样单靠资本的大量投入。更确切地讲，筹资管理已从过去以资本筹集为主转向以无形资产筹集为主。
4.4 做好企业投资管理
人力资源、无形资产和风险投资将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点。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主要以设备、资本、原材料等为主。与之相联系的财务管理比较注重固定资产投资、金融投资和营运资本管理，而对人力资源、无形资产阶级和风险投资的管理则关注较少。新经济最根本的特征是知识资本性经济，知识和技术对生产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更新资本由于高投入的剌激而不断地扩张，企业的资产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在新的资产结构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商誉、计算机软件等无形资产以及以人才引进和开发为主的人力资产的比例将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源、无形资产和风险投资必然成为财务管理的新领域。
4.5 做好企业收益分配
财务资本与知识资本共享资本收益。工业经济时代的收益分配实行的是按资本分配制度，谁拥有资本谁分享收益。然而在新经济时代，知识必然成为分配依据之一，谁拥有知识，谁也可分享收益。这时，企业的参与者包括物质资本的提供者、直接生产者、企业经营管理者和知识创造者。其中物质资本的提供者提供财务资本，凭借资本所有权分配企业收益；直接生产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直接赚取工资收入，而且也凭借管理知识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技术创新者一方面获得工资收入，也要凭借技术知识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
4.6 做好财务指标的分析
反映知识价值的指标将成为企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主体，都必将十分关心和重视反映企业知识资本的价值的指标。
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机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到目前市场经济时期，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但是，整个财务管理的模式仍未摆脱计划管理的痕迹，财务管理滞后于市场经济对企业的要求，影响了企业的效益水平的提高，妨碍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此，深化财务改革，挖掘财务潜能，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不仅是我们财务工作者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