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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的政策范文1
［摘要］近几年来，房地产持续升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其进行调控，对构建和谐的房地产行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从理论出发，结合当前政策，详细分析了国家经济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政策房地产宏观调控影响
近几年，随着房地产投资的急剧增温和房价的持续攀升，房地产成了炙手可热的话题。无庸置疑，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据研究表明，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这种对银行完全依赖的房地产业发展模式，一方面让房地产市场风险日益集中到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很容易通过银行信贷加以膨胀。当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时，一国经济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在此形势之下，有必要用宏观经济调控来控制房地产业的泡沫成分。
一、金融政策对房地产业影响分析
1）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
加息会增加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但对于不同的房地产企业来说，影响也不尽相同。负债结构不同，融资渠道不同以及资金实力不同的房地产企业受加息的影响也不同。对于那些负债率较高，融资渠道单一，经营业绩较差的房地产企业，加息后企业的经营要面临强大的压力。
2）对消费者的影响
加息无疑会增加其还贷压力，促使某些消费者提前还贷或部分提前还贷。据新浪财经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七成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央行未来还将继续加息，而央行的连续加息，利率所提高的累积幅度让消费者的还贷成本增加了许多。
3）对房价的影响
房价在短期内受加息影响较小，但未来房价增长将趋于本文来源：文秘站 平缓。宏观金融政策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真正凸现于经济发展的成效上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加息对于购房者来说意味着购房支出的增加，这实际上是央行在削减对贷款购房者的支持力度，降低其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降低必然会减少对房地产需求，这种对需求的抑制作用将最终决定供给，从而控制过高的房价，产生积极的降温作用，使房价回归理性。
1、存款准备金率政策
根据经济学原理，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对货币供应总量产生乘数效应：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时，货币乘数减小，商业银行可运用的资金减少，贷款能力下降，货币流通量相应以一定比率减少。但是据商业银行的数据显示，个人住房贷款并未因房价上涨、加息等因素影响而大幅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渠道目益多样化，对银行贷款需求的占比逐步减少，因此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从而使银行减少贷款来间接调控房地产市场可能收效甚微。
1） 积极影响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的政策措施，对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具有立竿见影的政策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0.5％能够诱发商业银行加大前期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执行力度，控制房地产开发和消费贷款的增长速度，进而加速和锁定近两个月来各种调控政策的政策效率。
2）消极影响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在理论上可以遏制投资过快，但同时也将带来一定的风险。张家鹏指出，就目前国际市场形势来分析，中国和印度的房地产市场属于快速的上升趋势，投资回报率较高，如果央行单方面的减少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就可能给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家带来机会，这样欧美大量游资将会大量涌入中国，对楼市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2、汇率调整
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会影响国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投资者的投资动机也会随着汇率的变动发生改变。而我国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会我国地产业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1）对房地产业发展资金的影响
汇率预期的变动将对一国的资本化率产生重要影响。资本在国际问流动的原因是追逐利益和规避风险，因而汇率的变动会影响资本的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
2）对房价的影响
供需和投机是影响房价的两个主要因素，而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的是供需及投机行为这两个方面。目前由于人民币存在较强的升值预期．这使得大量的海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并将其快速转化为人民币资产．等待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的实现，达到获利得目的。
3）对房地产自身价值的影响
在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尤其是大规模开发的高端房产，其销售市场不仅仅是局限于国内还面向国际。因而当人民币汇率发生变化时，对那些高端房产的自身价值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们的自身价值会因为受到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而发生变化，从对拥有者会而产生额外的盈利。
3、税收政策
清算土地增值税给开发商带来的最大变数是因为拿地时间不同，成本不同，导致的税款额度不同。拿地时间较早的项目因差额巨大将支付巨额增值税成本，且拿地越早和捂地时间越长税费越高。一旦清算土地增值税开始执行，一些以长期囤积土地为获利方式的地产企业因为持有土地时间较长，差价较大，可能遭遇较大的税负压力。
4、调整住房贷款政策
这属于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的不动产信用控制工具。常见的控制方法有：规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的最高限额、最长期以及首期付款和分期还款的最低金额。
二、房地产企业应对对策
1、转换市场机制，开拓资金资源渠道
资金是房地产开发的首要因素，迫切需要通过多渠道的融资活动来满足房地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利用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市场多元化的机会寻求银行以外的融资渠道。上市是理想的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或再融资，可缓解房地产项目资金需要压力。
2、走联合开发，合作经营，集中和规模化道路
房地产业作为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特别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规模化、集团化经营，以提高其抗风险的能力。
3、改善经营管理，消除短视观念，提高核心竞争力
房地产企业需要完善内部机制，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从长远放眼，做好项 目的长期规划，提高企业开发效率，提高创新能力，把观念由做“项目”、做“产品”转到做“企业”上来。
参考文献：
［1］朱崇实. 金融法教程［m］. 北京：法律出版社,
金融行业的政策范文2
一般而言金融政策首先主要通过信贷传导渠道和利率传导渠道直接影响市场资金供给和企业投资需求，然后在产业资本形成转化机制的作用下形成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资金总量结构和投资结构两方面来影响市场资金供给和需求状况。前者是通过对市场资金供应总量结构的调整变化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储蓄率以及企业资金积累率等因素的影响;后者是指资金供应结构(投资结构)的变化带来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这方面与国家或者地方区域性的产业倾斜发展政策、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以及企业投资预期和偏好等相关。
(一)区域信贷控制的产业趋同效应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中央的信贷政策很难面面俱到，这也使得各种政策针对性不强，造成各地产业结构存在同步振荡、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因此，实现区域信贷政策的区域化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政策配套，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的协同。我国银行信贷业务投放的政策性比较强，信贷控制是政府实施金融政策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商业银行除了75%存贷比要求外，各银行内部对各区域的信贷业务具有一些软约束，包括对各地区信贷业务规模控制与行业控制。每个年度，总行都会给对每个地区下达信贷规模与行业结构指标，这种具有行政指令性的计划指标导致了区域金融市场间的隔离，使得各地区对各行业的金融支持具有一致性，并直接引导了金融资本的流向与规模，进而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趋同效应。目前来看房地产、通讯、生产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快速增长，吸引了大部分来自银行的信贷资金。从表1中分行业信贷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看，2012年信贷资金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最高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达到32．19%，而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二者分别是4．78%和4．45%，二者差距相比达到8倍之多。
(二)金融业务规模经济的产业趋同效应银行、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具有逐利性特征，追求利润。而金融业务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导致了金融机构所服务的对象具有趋同性。以银行的信贷业务为例，银行信贷业务的收益是利息收入，由贷款额度L及利息率r水平决定。贷款业务的经营成本包括:融资成本、监管成本、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经营成本(包括资金成本、营运成本、人工成本、风险成本和税收成本)。按照成本与业务量的关系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固定成本FC，如水电气、职工与业务无关 的基本工资等;二是与业务数量相关的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材料成本、监管成本等;假定单笔业务成本为nc，业务数量为N，业务量相关成本NC=nc×N。三是与业务规模相关的成本，如资金成本。假定贷款规模为，每单位贷款的资金成本的d，SC=L×d。在FC、nc、r和s固定的情况下，利润与放贷规模成正比，而与业务数量成反比。所以银行比较偏好单笔信贷规模较大的业务，特别是在信贷总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银行会放弃小额信贷业务市场。而由于不同行业，资产规模天然的存在较大的差异，银行对业务规模的偏好会导致其对不同行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同。在表2中给出了2012年部分工业行业的资产规模情况，可以看出各行业之间的平均资产规模差异较大，单个企业资产规模最大的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其资产规模达到69.32亿元，而平均资产规模最小的行业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为0.46亿元;二者相差150多倍。
(三)金融企业风险控制方式导致的趋同效应金融机构作为金融市场的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以自身利益为目的，逐利性较强。特别是银行放贷体系中，银行为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因素，偏好选择国有企业及抵押品比较充足的企业进行放贷融通资金。这不仅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自身风险，而且切合了实际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机构这样的逐利性，也导致了一些新兴行业、新型企业在获得资金的途径上困难重重，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企业在选择行业时，也会考虑融资的便利性，而更加趋向于选择一些已有规模效应的产业进行投资，减少不必要的融资障碍。这样，资金的流向逐渐趋向于一些固定资产较多的工业行业，渐渐形成了产业结构的趋同。假定:全社会流动资金规模为C，假定有两个行业，分别为1和2，每个行业只有一家企业，第i个行业每单位投资所能产生的可抵押物价值为mi。每家企业决定在地区A、B进行投资发展。银行总行对每个地区进行信贷规模指标控制，投放到A地区的总信贷额度为LA，投放到B地区的额度是LB。贷款利率水平r与风险相关，假定银行对风险的评估只与抵押品的充足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A、B两地区其它差异，A、B两地的信贷行业结构是相同的，因此在区域信贷规模控制下，严格以抵押品的充足率来发放信贷必然导致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趋同。
(四)金融政策的统一性导致产业结构趋同效应金融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一方面通过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影响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又受到政府部门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选择的提供资金供给。这两方面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调整，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金融信贷政策的统一性会影响产业结构趋同。信贷政策主要是为了衔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设计贷款的方针、原则以及政策导向达到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各地区域性差异非常大，但目前信贷政策很难做到各地差异进行区别对待，这也就使得全局性的信贷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地产业结构同步振荡、产业结构趋同。其次，资金供给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一方面，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储蓄率及资本积累水平等影响到资金的充裕程度进而在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属于资金总量不同决定的产业结构趋同上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的投资结构决定资源的不同分配和再分配，从而影响资金的投资偏好进而对产业结构趋同产生影响。资金供给主要透过资金供应量和资金供应结构两方面的变化来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最后，投资需求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调整的影响。企业通过投资改变资金的流向和资金配置，不同的资金配置比例影响投资结构进而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产业投资需求的不同，一方面透过投资资金配比的变化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另一方面产业发展程度的差异和地域的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投资需求，进而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调整的目标。
(五)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产业结构趋同效应政府与金融机构相互渗透，相互利用也是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原因。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时兼具企业和政府的性质，它在资金来源上依赖于国家或地方财政，而相应的业务却更多的与企业相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盈利、亏损以及相关业务都存在政府的身影(朱元［24］，1996)。政策性金融机构透过财政资金和银行的性质起到政府意志与金融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利用的目的，达到政府希望的产业结构趋同的效果。同时，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借助金融机构使财政资金经营化，实现金融政策和产业资金配给的协同，从而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为此，政府透过财政金融与微观主体结合，间接管理和直接管控实体经济，达到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统一，其最主要透过金融手段来完成。但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并不是纯粹的企业，他并不是以市场主体的角色来经营和管理。这种地位也成就了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主体扮演宏观调控职能和政策推动者的角色。这种特殊性也有利于它先行投资和形成政策投资导向，表明政府的政策投资意图，在产业发展初期具有较好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扶持的企业的政策依存度也开始不断下降，由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承担起市场主导型的机制发挥作用。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计及说明
(一)数据来源通过对金融政策与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相关理论的分析，本文以我国2003年以来各省市面板数据对金融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趋同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2003－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各省市行业数据。
(二)变量的描述性说明1．因变量———产业结构相似系数sim本文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来测度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度，对于区域i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为。2．自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R):目前国内外大多采用Goldsmith［5］(1969)和麦金农［25］(1973)两位学者对金融规模指标的衡量标准，这两种标准各有侧重点。Goldsmith［5］(1969)以金融相关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水平的存量和流量关系，进而反映出该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这也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借鉴的主要指标。其表达式为金融资产总量/GNP，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水平。麦金农［25］(1973)指标主要通过货币负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反映一国经济发展中货币结构以及货币规模情况，其表达式为M2/GDP，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本文认为，信贷政策是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本文用信贷规模占GDP比值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税收负担(tax):用各地区税收收入除以GDP计算得到，反映各地区税收负担水平。财政投资支出占比(inv):用国家预算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地方财政收入占比(fin):用各地方财政收入占该地区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计算得到。人均储蓄(sav):传统理论认为，产业结构趋同与要素禀赋具有重要关联，人均储蓄代表的该地区资本要素的丰裕程度，用当年年末各地区储蓄存款余额除以常住人口，并用CPI指数进行平减。
三、模型设计及结果分析
文中因变量是各省市区域产业结构相似度，影响产业结构趋同的金融因素包括: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指标(贷款结构:私营经济贷款占比)，其他为控制变量指标(税收负担、财政投资支出占比、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人均储蓄)。基于以上的分析判断，实证研究的计量方程为。上式中:sim为产业结构相似度，load为金融发展水平，信贷结构比重，tax为税收负担，inv为财政投资支出占比，fin为分税制虚拟变量，sav表示人均储蓄。利用2003－2012年各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政策与产业结构趋同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解释变量等原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以各指标的滞后项为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借鉴萧政［26］(2004)提到的协方差方法检验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模型的方式，计算出F统计量为5．63，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因此，在模型1和模型2中分别使用2SLS方法估计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采用Hausman检验二者优劣，Haus-man的统计量为180．17，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从模型的DW统计量为2．029判断，不存在自相关问题。用Greene［27］(2000)提出的方法检验面板数据模型的组间异方差问题，构造的卡方统计量为151．36，说明固定效应模型存在组间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最后利用可行的二阶段加权最小二乘法(TSWLS)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列在模型3中。根据模型3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Load与Sim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说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具有较强的相关影响;信贷规模占GDP比重越大的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说明金融政策对经济总量较大的省市，越有利于推动该区域的产业结构趋同，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财政投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比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在5%以内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并呈正相关关系，表明财政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趋同。税收负担、人均储蓄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一个省市税收负担越大，越不利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和经济发展集聚，因此，应该优化税收结构，适度减轻区域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强企业的竞争活力。此外，资本要素的丰裕程度对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资本要素禀赋越丰裕的地区，其产业结构与其他地区之间差异就越大，产业相似系数越低，表明人均储蓄禀赋越高越有利于区域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四、本文结论
金融行业的政策范文3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曾的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显示，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是导致全球温度上升的主要温室气体，而其中又以二氧化碳的作用尤为显著。《京都议定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订和实施，进一步反映出全球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金融在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金融与环境问题间关系的探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益引起重视。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金融支持，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以及金融支持工业行业碳减排等方面。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有关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减排影响因素、金融支持技术创新并促进碳减排、金融资金支持对碳减排的作用研究等方面。
（一）碳减排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Shafik N.（1992）等认为在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的时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少；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此时经济增长伴随碳排放的急剧增加；当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时，经济发展对资金、技术的需求增加，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减少，且随着技术的提高促进能源利用率提高、碳排放减少，此时环境质量得以改善[1]。Lester R. Brown（2005）提出经济发展要以B模式代替A模式，A模式是指高碳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环境破坏为代价；B模式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倡导低碳化经济发展模式[2]。
关于环境金融的研究方面。Jose Salazar（1998）较早提出环境金融，认为环境金融是连接环境产业和金融业之间的桥梁，对金融业与环境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发展金融创新，以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3]。Cowan E.（1999）认为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学和金融的结合，在环境金融的基础上，探讨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功能为环境经济进行融资的渠道[4]。Marcel Jeucken（2001）分析了银行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认为银行业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由抗拒、规避，转变为积极和可持续发展阶段，其通过激励手段促进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5]。Sonia Labatt和Rodeny Wh-
ite（2002）研究了气候变化问题给金融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将环境风险纳入企业评级，并介绍了金融行业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的方法，以及为环境保护而开发的环境金融产品[6]。T.E.Gradel和B.R.Allenby（2003）探讨了金融在环境保护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金融促进环境保护的相关建议[7]。
在碳减排影响因素研究中，Wang（2005）对中国1957―2000 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数据做了分解，发现能源强度降低对中国碳减排贡献最大，其次为能源结构和可再生能源的投入[8]。Chang（2008）通过研究台湾地区1989―2004 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发现，能源强度、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变化，对碳排放影响较为明显[9]。Salvador Enrique Puliafito（2008）等从人口规模角度研究低碳经济，通过分析人口、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碳排放量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结论[10]。Ugur Soytas（2009）采用VAR 模型对美国和土耳其的实证研究均表明，能源消耗是碳排放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而非GDP，并据此提出了通过增加使用清洁能源、降低能源强度等措施来实现碳减排的政策[11]。
（二）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碳减排研究
King和Levine（1993）认为一个功能健全的金融体系会通过金融支持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进步，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他们对1960―1989年8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对技术创新和进步有重要的影响[12]。Fuente和Marin（1996）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将资金高效地运用在风险项目上，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进而有助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推动碳减排的实施[13]。
Beck，Levine和Loayza（2000）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支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是增加了资本的存量，更重要的因素是金融支持提高了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即金融支持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有利于碳减排的发展[14]。Gradel和Allenby（2003）在《产业生态学》中把金融纳入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中，认为金融作为一种服务能促进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相协调[15]。
Hanson和Laitner（2004）通过产业增长评估模型对美国的研究得出，实施引导技术进步的投资政策可以保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表明美国要减少碳排放需要对低碳技术投入大量的资金[16]。在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碳减排研究中，Kneller和Stevens （2006）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企业对R&D的资金投入有利于技术效率提高，以及提升企业碳减排的水平[17]。
Tamazian等（2009）选取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1992―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并加入美国和日本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起到重要作用，金融支持高水平减排技术研发的直接投资利于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进而抑制环境恶化[18]。
Nakhooda（2009）对世界银行管理的清洁技术基金的创新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埃及、墨西哥和土耳其三个国家的研究发现清洁技术基金需要政府政策和监管环境的配合才有助于发展低碳经济[19]。Knox-
Hayes（2009）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间合作的重要作用，认为金融支持可以增加低碳经济发展的规模、范围和速度，而金融的支持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20]。Richardson（2009）认为目前金融支持低碳经济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作为中介，公众出于环境保护目的的社会责任投资的资金支持会大大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并认为可以推动保护环境社会责任投资对低碳经济的支持[21]。
Linares和Perez-Arriaga（2009）基于监管和技术动态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如何在全球发挥低碳技术并广泛应用的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低碳技术，离不开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亦是应对气候变暖的关键[22]。Alain（2010）认为在碳市场机制作用下，低碳技术转让和低碳投资在国际间大规模进行，低碳技术发展利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23]。Gouvello（2010）对巴西低碳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表明巴西投资新能源的发展，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走向低碳经济发展道路，需要对低碳经济相关的新能源、二氧化碳减排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24]。
（三）金融资金支持对碳减排的作用研究
Kepple（2008）分析了银行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激励等手段，鼓励经济主体参与环境保护，在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5]。Tamazian等（2009）对俄罗斯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金融资本开放程度与二氧化碳的降低呈现正相关。
Sadorsky（2010）选取2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模型（GMM）方法检验这些国家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得出结论：当金融发展用股票市场度量时，股票市场交易额与股票市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对能源需求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26]。Bello和Abim
bola（2010）通过对尼日利亚的金融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发现，由于该国投资缺乏必要的监管，因而以证券市场资产表示的金融发展会导致环境恶化[27]。
Shahbaz（2011）等对巴基斯坦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研究，认为在控制了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费等因素后，金融业发展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这暗示促进金融部门的发展可成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政策工具[28]。
Ashina，Fujino和Masui（2012）基于日本在205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要减少80%的目标，利用反推法结合日本的国情，得出日本实现该目标的可行路径是2020年碳排放量减少16～20%，2030年碳排放量减少31～35%，2040年碳排放量减少53～56%，而要实现以上阶段性目标，就需要大量投资的支持[29]。
Harunaa Gujba和Steveb Thorne（2012）等立足于非洲大陆，阐述了为非洲低碳能源提供金融支持的渠道，并探索了这些渠道面临的机遇及风险等情况[30]。Kennedy Chri
stopher和Corfee Morlot（2013）讨论了投资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认为虽然投资低碳基础设施会增加企业运行成本，但这一举措显现出投资对于提升技术水平，以及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作用[31]。
Julie Rozenberg，Stéphane Hallegatte（2013）等认为实施低碳税很困难，因为这意味着这代人要为后几代人的利益做出牺牲，但发行碳认证证书却是可能的，这主要由于碳认证企业虽然增加了支出成本，但却因为发展低碳经济，而在贷款利率下降上得到了补偿，所以认为碳认证比低碳税更具有可行性[32]。
Rory Sullivan，Andy Gouldson，Phil Webber（2013）探讨了如何为低碳城市融资的问题，以及其中存在的机会、风险与障碍，研究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政府支持、政企合作以及技术创新降低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来缓解这些风险和障碍[33]。
Yasuko Kameyama，Kanako Morita和Izumi Kubota（2015）提出，近几年金融已经成为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亚洲发展低碳经济每年需要约1250―149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公共投资要比预计的低得多，研究认为如果亚洲国家能够达成共识，超过一半低碳经济投资资金可以由公共投资来达成，而剩下的部分则需要依靠私有投资[34]。
Aidy Halimanjaya（2015）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评估了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与官方减缓气候变化资金流入量的关系，并呼吁官方应大力发展援助气候变化的金融[35]。
二、国内研究
（一）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研究
1.金融服务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
碳金融服务是碳金融稳健发展的保障，金融机构是碳金融服务体系的主体。企业的参与构成了碳交易的供需主体，交易平台的搭建为供需主体提供了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机制，而金融机构围绕碳交易市场的金融服务可以促进碳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大广度和深度、加强流动性和提高透明度。金融机构的参与有助于碳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推动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完善金融体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金融服务与低碳经济相关企业的联系。
陈雁（2008）通过分析可持续金融，指出绿色信贷对银行业可持续经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36]。苏宝梅（2009）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指出绿色信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37]。古小东（2010）考察了国外“赤道原则”约束下的银行环境风险控制，从法律制度、激励机制、环境标准、监督机制等方面对我国的绿色信贷提出建议[38]。曹洪军、陈好孟（2010）建立了不确定环境下的博弈模型，认为绿色信贷需要配套机制[39]。
张建军、段润润（2013）指出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绿色信贷是中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为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指引[40]。张靖霞（2013）指出绿色信贷支持生态城镇化建设需要政府、环保部门、银行、企业共同努力，探寻合适的绿色信贷支持路径对于加快生态城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41]。张继宏（20
14）认为金融支持可以有效地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国内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体现为增加新能源和减排技术的信贷规模，降低高耗能和产能过剩产业的信贷规模，利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42]。
表1进一步反映了其他金融服务如碳金融理财产品，以及发展与低碳经济相关的证券、基金和保险等对低碳经济的影响。
2.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
碳金融政策是碳金融发展的前提，对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政府监管可以解决碳金融“市场失灵”问题，政府急需制定碳金融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并根据碳金融发展情况及时更新完善，同时做好政策引导，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参与到碳金融活动中去，为碳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张伟伟（2013）等的研究认为需要广泛建立以中央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为主导的碳基金，吸引更多的低碳资金流入，提出政府需要做好低碳投融资预算安排，通过碳税收、碳配额的拍卖获取低碳收入，并使得低碳收入成为低碳投资的资金保障[46]。石敏俊（2013）等基于动态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构建了我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根据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政策属性，研究得出：碳排放交易与适度碳税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可以确保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可以使较为分散的碳排放源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47]。胡梅梅、邓超、唐莹（2014）的研究认为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社会建设和产业发展是经济社会的必然发展方向，在这一背景下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金融支持[48]。李健（2014）等认为随着公众能源消费碳排放比重的不断增加，加强消费端碳减排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低碳理念宣传、低碳制度等运行机制，以及激励和引导公众形成低碳消费模式，能够更好地发挥碳减排机制和碳税制度的相关作用[49]。表2反映了国内学者探究法规建设、政策引导等方面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金融支持工业行业碳减排发展研究
1.我国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我国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主要针对工业行业碳减排影响因素、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碳减排政策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对某一工业行业碳减排具体情况的研究等方面。
在对工业行业碳减排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吴滨（2010）认为需从行业结构、行业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和各种能源碳排放系数等方面展开研究[53]。陈诗一（2011）研究表明能源强度减少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波动性，能源结构和工业结构调整能够降低工业行业碳排放[54]。刘红光（2011）将我国1992―2005年工业碳排放量进行分解，发现经济总量增长、能源利用效率低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导致我国碳排放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等因素对碳减排的作用并不明显[55]。张在旭（2014）认为工业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工业规模、管理水平、技术进步和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56]。任建兰（2015）通过对整体工业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分析，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效率是碳减排的主要影响因素[57]。
在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中，王群伟（2010）分析了1996―2007年间影响中国二氧化碳减排绩效的诸因素，发现技术进步是促进我国工业行业二氧化碳减排绩效不断提升的主要原因[58]。李凯杰（2012）等认为长期内技术进步可以减少工业行业碳排放，短期内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碳减排作用却不明显[59]。姚西龙（2013）测算了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与中国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发现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在不断下降，并认为技术进步是促进中国制造业碳减排的主要因素[60]。王兵（2015）的研究认为低碳技术可以实现碳排放减少的同时增加工业产值，并且低碳技术越强，双赢也越大；并认为强低碳技术比弱低碳技术更具有降低减排成本的优势，这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地区更为明显[61]。
在减排政策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方面，修静（2014）认为现阶段的节能减排规制措施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影响有自东向西递增的趋势，说明工业化水平越低，行政命令式的规制措施相对越有效，并且行政命令式的规制措施相较于技术进步，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62]。王宇飞（201
5）等通过对比工业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经济手段（环境税）和工程技术对碳减排的影响，借助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工程技术减排与经济手段（环境税）进行政策模拟，探讨了两种减排方法的优劣，并认为相同碳减排量情况下，考虑宏观经济损失，环境税减排的成本远高于技术减排[63]。任曾（2015）认为推动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税收政策，保持税收优惠政策的稳定，可使工业企业对节能减排的收益有一定预期，有利于充分调动工业企业致力于节能减排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64]。
在对某一工业行业碳减排具体情况的研究中，刘贞（2
012）认为对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应进一步加强节能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有选择性地进行技术投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65]。霍沫霖（2014）认为电力行业的碳减排需要利用清洁能源技术和先进火电技术，应支持研发创新，提高规模效益，发展建设智能电网，提高环保标准等[66]。史君（2015）认为水泥行业只有在实践中开发和研究创新技术、改进工艺流程、使用节能设备，才能实现水泥行业综合节能减排的目标[67]。工信部（2015）认为电器行业节能减排工作主要包括用信息化手段完善节能减排管理体系，扩大终端用能产品标准等方面[68]。其他学者研究工业行业碳减排的主要观点如表3所示。
2.金融支持我国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
当前关于金融支持我国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融资、金融服务、金融政策及金融支持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等方面。
在金融融资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中，杨劬（2011）运用委托理论研究绿色信贷推动企业节能减排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如何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激励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运用绿色信贷政策激励企业改善技术，在长期内对环境保护的积极影响效果显著[73]。韩旺红（2012）提出我国应出台相关政策激励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降低绿色信贷门槛，提高贷款监管效率，完善绿色信贷体系，从而推动我国工业行业低碳化转型[74]。徐建波（2014）以徐州市为例，分析了商业信贷、资本市场和财税政策对工业行业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提出推广绿色信贷、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提高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等建议[75]。
在金融服务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中，潘小军（201
1）认为需要探索区域性碳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交易模式，制定基于区域性环保融资额度及其衍生品的合理价格，以碳信贷、碳证券、碳保险等具体的碳金融创新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通过优化能源使用结构，以及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76]。张金山（2013）认为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应不断完善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积极转变和调整金融业务模式，通过信贷等融资服务，发挥金融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融通、中介服务作用，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77]。
在金融政策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中，彭江波和郭琪（2010）认为节能减排需要政策导向进行激励和约束，金融具有的资金、市场、信用等优势，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等助推节能减排[78]。张兆国（2013）的研究认为税收政策、财政补贴、信贷政策和社会舆论对低碳经济有显著正向影响；法律制度和市场化程度对低碳经济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制定能耗与排放标准对企业有一定的约束力，对碳减排具有指导意义[79]。陈小龙（2013）认为碳税、补贴、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具有资源配置作用，有利于激励建筑企业进行节能减排[80]。刘鹏翔（2014）认为对于工业行业的碳减排，需要提高金融环保意识，突出金融支持政策的引导作用，营造有利于工业行业节能减排的金融生态环境[81]。
金融支持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实证研究中，汪陈（201
0）等通过实证研究我国存贷款余额与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分析我国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提出了进一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行为的相关建议[82]。李超（2010）构建了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产业与实体低碳产业间的联动模型，在论述低碳系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金融部门和低碳经济发展间的互动效应[83]。史亚东（2010）通过建立两阶段最优化模型，对当前我国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最优出口规模进行了研究，并指出我国CDM项目的开发存在最优交易规模[84]。张秀生（2010）等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的博弈，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提高环保执行效率的途径之一[85]。杜莉、丁志国和李博（2012）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欧盟18国的碳交易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碳排放权的购买成本增加了工业发展成本，导致投资从工业行业流出，利于工业行业的碳减排[86]。其他学者关于金融融资、金融服务及金融政策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如表4所示。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展开关于金融与环境的相关研究，主要贡献：（1）探究了碳减排的影响因素，其中提出了环境金融、金融创新对于碳减排的重要作用；（2）结合相关国家的经验数据，借助定量分析工具，实证检验了金融支持技术创新，进而对碳减排产生作用的路径，这为进一步详细分析金融支持碳减排的作用机理奠定基础；（3）分析了金融资金支持对于碳减排的有利影响，亦提出存在资金监管、运作风险等方面问题，并着重强调了资金支持对于碳减排的重要作用。国外学者的研究尚存在进一步深入探究的方向：（1）需详细梳理与分析金融支持碳减排的主要传导路径、作用机理；（2）结合具体传导路径及经验数据，探究有效的实证研究过程，检验金融支持与碳减排间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分析相应对策；（3）国外学者的研究针对金融支持某一具体行业碳减排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必要详细研究金融支持某一行业，如对在碳排放中占很大比重的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作用。
金融行业的政策范文4
关键词：金融业服务外包；财税政策；行业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132－02
一、我国金融业服务外包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国的BPO服务外包（业务流程服务外包）内需市场发展迅速，2006―2008年的增长率超过了20%，截至2008年底，BPO服务外包行业已经发展为一个约23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市场。其中，作为中国BPO服务外包的市场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BPO服务外包（以下简称金融业服务外包）占整体BPO服务外包市场约20%的份额。2006年中国金融业BPO市场规模为33亿元人民币；2007年为39亿元人民币；发展到2008年，已达到48亿元人民币。2006―2008年，年复合增长率保持在21%左右。
目前，中国的金融业服务外包市场还处于成长初期，与发达国家市场相比，总体规模还很小。IDC的《中国BPO服务外包市场分析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到2008年底，中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规模仅为48亿人民币，而同期美国的市场规模为97亿美元。中国的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不及美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规模的7.4%。此外，中国的金融服务外包的成熟度与发达国家的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一）业务种类
目前，中国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品种较少，仍然以基本的后台处理业务为主（如业务录入），而成熟市场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则早已超越了初期数据录入的阶段，已经将大部分职能型业务，如财务、人事、采购等，和行业性业务共同进行外包。同时，一些金融机构将相对比较高端的前台业务，如金融市场的研究和数据逐渐剥离，也已开始进行外包。
（二）业务深度
中国的金融机构目前多采用单点或局部业务外包，大多具有操作相对简单且重复性强的特征，目前，对于较为复杂或涵盖环节较多的流程外包开拓和参与的不多。与此相比，成熟市场金融机构的发包已经以整体流程为主，而且外包服务提供上通常具有很强的业务流程的咨询能力和IT系统实施能力。
（三）发包方和服务提供商的合作关系
中国金融机构客户对外包服务提供商的价值定位主要在短期“补缺”方面，特别是短期的人力和技能等资源的提供，而较少通过与外包服务提供商合作来实现流程优化、创新业务能力及改善运营模式等长期持续发展和战略性价值为目标。然而，国际上许多较早进行外包的金融机构，已经把优质外包服务提供商定位为其全球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如AVIVA和WNS），将外包服务提供商纳入其全球运营支持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规划并不断优化其全球运营服务网络。相比之下，我国金融机构的服务外包业务的层次和水平同国际上这些金融机构存在一定差距。
随着中国金融机构流程改造、后台集中工作的稳步推进，其外包需求也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同时，鉴于日益激烈的金融行业竞争，企业对借助外包提高效率、减低成本的要求会更加迫切。尤其是中小型金融机构为了支撑业务快速成长，弥补自身能力短期内的不足，也需要借助许多外包之力。未来中国金融业服务外包，作为服务外包内需市场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具备很大的成长潜力。到2008年底，中国金融行业服务外包支出进展占整体金融业运营支出的0.53%，而同期美国金融行业服务外包支出占到了其运营支出的1.86%，相比之下，中国还具备很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二、我国政府对金融业服务外包的现有财税扶持政策
政府扶持对于金融企业和金融外包提供商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政府扶持包括了很多方面，如税收、人才培训、政策监管、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重视程度等多方面。我国自2006年开始，陆续推出了“千百十工程”、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专项基金等扶持外包产业发展的措施。
（一）中央颁布的服务外包财税扶持政策
1.财政政策
对服务外包企业每新录用一名符合条件的大学生给予不超过4500元/人的补贴，经定向培训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对企业定额补贴500元/人。取得示范城市称号未享受财政资金支持的服务外包承接地予以500万元定额支持；专项用于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公共培训服务平台所需设备购置及运营费用。对企业取得相关认证及认证的系列维护、升级给予支持，每个企业每年最多可申报3个认证项目，每个项目不超过50万元的资金支持。
2.税收政策
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按减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按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8%的比例据实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对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免征营业税。
（二）示范城市实施的服务外包财税扶持政策
2009年1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同意将北京、天津等20个城市确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在税收、劳动用工、人员培训、人才引进等各方面提出了优惠措施。而政策颁布之后，各个城市又在税收、招商、奖励等各方面提出更优惠的、更吸引人的政策。
1.财政政策
大多数示范城市对于培训机构给予资金支持，对劳动者参加培训予以补贴；同时，地方财政积极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创建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推动技术支撑平台、联合攻关、技术联盟活动，如天津市给予相当资金的支持；对服务外包技术创新取得重大成果给予资金奖励，如佛山市对取得金融创新的机构给予20―50万元的奖励；部分城市对园区内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便利和具体的服务，如佛山市、昆山市、天津市等对房租予以补贴，对人才引进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解决户籍问题。
2.税收政策
对园区内实缴的五税留成部分进行部分或者全额奖励，如：天津市、昆山市前五年全额奖励，杭州市服务外包大于100万美元的企业的增值税留成部分全部返还；园区内的营业税进行全面或者减半，如大连市增值税即征即退或者部分退还；高层个人所得税按比例返还个人所得税，如昆山市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30%―50%奖励。
三、对我国政府现有财税扶持政策的评价
中央和各城市采取的各项积极发展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金融服务业外包的迅速发展，仅2010年的前五个月，全国就新增服务外包企业1 105家，新增从业人员18.2万人，其中大学毕业生达12.4万人；全国承接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54.97亿美元，同比增长139.2%。但这些支持政策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各示范城市各自为政，优惠政策纷多繁杂，优惠补贴力度过大，缺乏针对金融业服务外包的政策建议。
四、我国金融业服务外包的财税扶持政策建议
（一）确定财税扶持政策的原则
1.细化中央，边缘地方
现有的财税扶持政策主要分两部分：中央简洁宽泛的政策和地方城市繁杂的政策。这种政策形式往往会由于地区间经济资源的争夺导致政府利益受到损害，政府为了促进产业发展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此，在制定扶持政策时应当遵循“细化中央，边缘地方”的原则，即中央政府有关政府部门就资金支持和税收等主体部分制定更为详细的政策，而地方政府则制定边缘化更具有地方发展优势的政策，发挥地方财政的职能。
2.适度原则
2010年6月15日，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在会议上指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正步入快速成长期”，我国的金融业服务外包较其他外包发展较晚，但根据行业发展生命理论也可判断，中国的金融业服务外包也至少处于成长期的初期。行业处于成长期时，政府就不需再大幅度，甚至另付出的扶持产业发展，应当采取适度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保证金融业服务外包平稳健康发展。
（二）财税政策建议
1.财政政策
（1）金融业服务外包作为金融业的外延服务项目，具有金融行业的特点：高风险、客户保密等。为了给金融业服务外包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经营环境，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客户资料保密的行业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法是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努力的重点，财政应当给予这些方面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2）地方对企业用地租房的支持，应当取消补贴，提供稍低于市场的价格。
（3）由于金融业服务外包企业是高风险企业，因此，地方政府应当把握给予信贷资金的规模；同时，筛选金融业服务外包企业，对信誉良好、营业稳定的企业从事风险投资服务可予以担保。
2.税收政策
（1）规范所得税的征收。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远远低于一般企业的25%，该优惠税率较合适。示范城市内有将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变相全部或部分退换的行为，损害了政府的利益，中央应当取消；同时取消示范城市对个人所得税的返还；企业将利润留在园区，或者尽行技术业务开拓，经认定后，应当予以税收优惠。
（2）营业税全免。相比较其他行业的服务外包企业，金融业的服务外包企业其税收负担中，营业税的比重是最重的，现有规定中，仅提出对离岸服务营业税全免，实际上，国内的金融外包需求潜力巨大，为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中央应将规定中“离岸”去掉，即企业的营业税全免，按照行业发展规律，可采取两免两减半。
（3）中央应当继续对中介机构和教育机构的免税的优惠，企业的职工教育培训费用抵扣力度应当加强，由8%上升至10%，以提高金融业服务外包企业员工的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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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的政策范文5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金融；绿色信贷
一、国际绿色信贷的发展历程
绿色信贷的理念最早起源于欧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萌生阶段。1974年联邦德国成立了世界第一家政策性环保银行，命名为“生态银行”，专门负责为一般银行不愿接受的环境项目提供优惠贷款。80年代以来，美国的银行逐渐认识到自身在环境发展中的作用，1989年5月，美国CERES（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es）投资集团发表并启动了对地球环境负责的“伯尔第斯原则”。二是起步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亚洲、南美洲及东欧等国家的在经营中将环境政策纳入其中，标志性事件是1999年道琼斯指数创建的“环境可持续指数”和2001年英国金融时创建的专门反映环境部门的变化的FTSE4 商品指数。三是推广阶段。2002年10月，荷兰银行等9家金融机构在伦敦格林威治集会，并参考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制定的环境和社会政策，起草了规范金融机构在处理融资项目中所涉及的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时应遵循的原则，称为“赤道原则”，自愿接受该规则的银行被称为“赤道银行”。2003年6月，10家国际银行率先宣布实行“赤道原则”。2003年10月，日本的瑞穗银行宣布接受“赤道原则”，成为亚洲首批接受“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2008年，兴业银行正式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目前，全球已经有35个国家78家银行接受赤道原则。
二、我国绿色信贷的发展现状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从2005年底发展到目前，不足9年时间，发展理念、制度措施等方面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绿色信贷相关政策、制度逐步建立
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规定，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体系，标志着我国绿色信贷的开始。2007年4月1日起，人民银行出台政策，明确指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给企业审批信贷业务时，增加新的重要参考依据，就是要登录企业信息基础数据库中查到企业环保信息。2007年6月30日，人民银行指导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要求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改进和加强对节能环保领域的金融服务，促进经济、金融的协调可持续发展。2007年7月12日，人民银行、国家环保总局、银监会联合出台我国出台的“绿色信贷政策”――《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明确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总体要求。 2007年12月，银监会《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标志着绿色信贷这一经济手段进入到我国排污减排的主战场。2009年12月23日，一行三会联合《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明确信贷投放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加大绿色信贷和对重点产业的支持力度。2012年2月24日，银监会制定了《绿色信贷指引》，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以绿色信贷为抓手，积极调整信贷结构，有效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2014年，人民银行信贷政策中提出大力发展绿色信要求，明确指出各银行业机构要建立和完善绿色信贷机制，不断提升对节能环保、循环经济、防治大气污染领域的金融服务水平。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绿色信贷力度逐步加大
2006年以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完善“绿色信贷”推进措施，严格落实国家一系列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政策。一是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逐步建立起信贷支持环保的长效机制。如建设银行2006年制定的《大中型客户授信审批五项基本原则》，在国内同业中率先提出并实施了“环保一票否决”信贷审批制度；二是开辟信贷绿色通道。如农业银行对于初次合作的重点项目，实行信用等级评定、授信、固定资产贷款合三为一，简化运作流程。同时，对部分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及项目实行利率优惠，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5%-10%；三是加大信贷“绿色产品”的供给。如2008年，浦东发展银行推出《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包括国际金融公司（IFC）能效融资方案、法国开发署（AFD）能效融资方案、清洁发展机制（CDM）财务顾问方案、绿色股权融资方案和专业支持方案。这是我国银行中第一个低碳经济的综合服务方案，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满足环保行业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四是多种形式宣传绿色信贷理念。如2010年北京、湘潭等地商业银行以低碳银行论坛的形式推进绿色信贷，来营造绿色信贷的社会氛围，进一步明确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及其相关业务的主管部门是银监会。
三、欠发达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的制约因素
目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信贷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是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目标还相差太远，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本文以LC市为例进行研究。2013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2365.87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4.3%，在全省17地市中排第11名，属于经济欠发达区。同时，该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量偏小，除人民银行和银监局两家监管机构外，有1家政策性银行、5家国有商业银行、5家股份制银行、2家城商行、3家村镇银行、2家农商行和5家信用社。2013年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1930.94亿元，占全省贷款余额达的2.95%，在全省17地市中排名为12名。2013年人民币各项存款贷额1930.94亿元，占全省存款余额的3.05%，在全省中排名为13名，也属于金融欠发达地区。
（一）经济增长模式不合理，严重制约政策深入推进
经济和金融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依靠银行间接融资，当地的经济结构往往决定银行投资方向。以LC市为例，该市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和城市化扩张期，重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7%，增速为13.3%，高出轻工业3.1个百分点。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1.5%，这比2012年还高1.95个百分点，同时比全省2013年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低8.53个百分点。工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传统优势产业，重工业尤其高耗能产业占比较高，服务业等其他行业发展缓慢。经济结构现状严重制约银行业机构信贷结构调整，不易于绿色信贷工作的深入推进。
（二）外部惩处机制缺失，银行破解“囚徒困境” 难
银行业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与落实绿色信贷政策之间的博弈，削弱了政策执行实际成效。目前，出台的各种文件中“绿色信贷”标准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框架标准，缺少具体“绿色信贷”指导目录和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等，对银行执不执行绿色信贷不好判断，根据“囚徒困境”博弈理论，如果没有外界有效的惩处机制和手段，银行业金融机构不采取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来讲是最优策略，因为如果自己根据政策文件制定相关严格的监管措施及内部实施细则，设置了非常严格的“绿色壁垒”，那么其他银行就有机会吸引部分高耗能的优质客户资源流失，尤其是在经济结构不合理、高耗能企业多的经济金融欠发达地区。外部惩处机制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绿色信贷”的普及速度。
（三）尚未形成激励机制，落实绿色信贷缺乏动力
环保项目具有“外部经济”的属性，虽然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未必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环保项目通常具备投资大，预期收益不确定等诸多特性，使得资本回报率偏低，银行业金融机构难以自觉执行绿色信贷。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这类似的准公共产品，政府应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的职能，通过财政补贴或减免税收等多种方式，激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应过多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来强迫其履行义务。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绿色信贷”激励机制，一旦国家放松政策调控，银行业金融机构难以主动执行“绿色信贷”政策。
（四）信息共享渠道不流畅，绿色信贷执行成本偏高
目前，环保部门信息存在针对性不强、时效性不高、缺乏地区性的“绿色行业”指导目录等问题，银行分支机构只能根据上级行确定的信贷投向和环保部门已查处的“两高”企业等信息确定信贷结构调整方向。而环保部门公布的“黑名单”之外的企业和项目是否真正符合国家环保标准，银行只能通过现查勘察、贷后跟踪检查等进行甄别。此外，目前我国银行业机构普遍存在缺乏绿色信贷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环境金融风险评估能力不足和社会中介力量等问题，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导致项目研判准确率不高，一定程度上增加银行信贷管理成本，扩大信贷风险，制约银行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
四、对策建议
（一）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循环发展
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打造特色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大力发展符合市场需求的高新技术产业、高端高质高效产业和服务业，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鼓励优势骨干企业通过横向联合、纵向联盟等方式，兼并重组工艺技术落后企业，整合存量资源，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高端化、集中化和大型化。同时，实行严格责任追究制，将节能减排目标列入政府考核中，提高地方官员转方式、调结构的自觉性，真正实现以点带面，从而不断增强经济稳步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二）制定绿色监管细则，强化外部监督效用
借鉴在绿色信贷领域取得卓越成效的荷兰银行、瑞穗银行等银行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银行业机构践行绿色信贷政策的客观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出符合国际和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管理指南，并针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制定出差别化、具体化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和标准。同时，监管部门应将客户的环保情况作为客户办理、年审贷款卡的重要审查内容，通过完善绿色信贷基础审查信息，健全绿色信贷惩处机制，确保地方监管部门能够加强金融机构绿色信贷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管。
（三）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增强银行内在动力
政府制定相应扶持、激励政策，通过减免税收、财政贴息等多种方式调动银行业机构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引导银行业机构强化绿色信贷理念，加大创新绿色信贷产品力度，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人才培养机制，将积极支持循环经济、节能环保企业项目转化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同时，政府应进一步营造绿色信贷的氛围，对开展绿色信贷工作取得卓越成效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
（四）完善信息共享机制，降低绿色执行成本
建立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反馈联系会议，由人民银行负责组织协调工作，及时通报相关情况。一方面银行业机构将行业环境风险的评估反馈给环保部门，以便于他们进行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环保部门积极承担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好甄别和监管作用，及时将环境违法的企业向银行金融机构通报，减少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绿色信贷的成本。同时，环保部门和金融机构相互提供业务培训，增加环保部门工作人员的金融知识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对耗能、污染风险企业的授信管理能力。
（五）建立退出保障机制，引导信贷退出节奏
建立健全退出补偿机制，成立相关领导小组，对需要信贷退出的行业和企业进行统一规划，使得银行资金逐步退出，避免银行资金同时抽出导致企业倒闭情况的发生。同时，政府专门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激励企业主动地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以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引导企业做好落后产能升级改造或淘汰，降低企业转型成本，避免突然提高企业融资成本而引发的其他连锁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尽力减少银行业机构信贷资产风险，为开展绿色信贷创造环境。
参考文献：
[1]卓尚进.创新发展绿色银行 助力建设美丽中国.金融日报，2013-6-5
[2]打造蓝色银行――建行聊城分行支持循环经济发展.金融日报，2011-7-29
[3]左瑞娟，郭凯军.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的SWOT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10（7）
金融行业的政策范文6
关键词：金融监管；监管政策；监管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8－0060-04
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银行业监管一个旧时代的结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银行业监管体系的独立，反映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银行业全面开放后，金融业的一个重大应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银行业的监督管理步入专业化、国际化的轨道。
一、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现状
从2006年12月11日起中国结束了加入WTO的5年过渡期，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完全兑现了入世的承诺。入世对中国金融业的挑战虽然已经在入世的过渡期中体现出来，然而真正的较量应该是在全面兑现承诺之后，全面履约会对中国的金融业产生持续和深远的影响。现阶段，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中国金融与世界金融的联动性明显增强，国际准则和标准的约束力大为增强，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市场结构和融资方式发生了变化，银行业整体稳定性大为提高。这就意味着中国金融改革必然要进一步深化――放宽限制、开放市场，这将直接冲击中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中国金融监管的新任务更为艰巨。
二、中国银行业监管存在问题
（一）不同的区域监管手段存在“一刀切”现象
根据中国地域、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银行业存在的问题和所担风险各不相同，但银行业监管工作重点“一刀切”现象比较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业统一监管政策的实施和监管战略的有效性。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东西部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客观矛盾，其在金融业表现尤为突出。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经济发展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在金融总量上，而且在金融业务创新方面要远远超过中西部和农村等不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银行机构存在的风险问题的复杂性，要远远高于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控制度不健全、风险管理水平落后、信用风险严重等问题。[1]发达地区除了上述风险问题外，还有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表外业务风险等问题。因此，其所要求的监管水平和监管的侧重点也应该不同。
（二）银行所有制形式不同却使用同一监管政策
中国存款类金融机构按照所有者的不同，分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等。由于所有制形式的不同，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及其效力、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的动力也不同。比如，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其股权资本构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这类银行的所有者往往规避风险，对这类银行的监管可以按照市场化银行体系所形成的比较成熟的监管框架和监管政策实施监管；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而言，其资本结构中国家资本占很大比例，导致了这类银行机构内在风险控制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外部监督管理，对这类银行的监管就不能完全套用市场化成熟的监管原理；外资金融机构，大多来源于发达的市场化国家，风险管理水平和内控制度都比较先进和完善，但这些金融机构所从事的金融业务一般比较复杂，金融衍生业务的比重相对较高，要求较高层次的监管，应按照国际银行业监管惯例和技术实施监管。
（三）相对国际银行来说，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偏低
银行业是个高风险行业，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的国际标准。资本充足率表明银行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它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考核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的重要监测指标。由于中国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因此资本充足率可以说是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资本充足率=（资本-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资本）。由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调高了商业银行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取消了对部分机构和资产的优惠风险权重，并在计算信用风险资本时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标准，使风险加权资产增加，部分银行还要对市场风险计提资本，加大了分母。另外，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建立在贷款损失准备足额提取的基础之上，贷款专项准备金不能计入附属资本，如果不通过发行可转债、长期次级债等再融资方案，分子将减小。[2]分子减小，分母加大，这样资本充足率会降低。
（四）监管法规建设滞后制约了监管水平的提高
中国银行业监管法规建设较滞后，存在法律空白、短缺、模糊等问题。如《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能对股票投资，但事实上债转股作为银行重组不良贷款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早已在商业银行中运用。《支付结算管理办法》规定银行不能垫款，但事实上商业银行已经允许开办账户透支业务等。
（五）监管政策协调搭配不当削弱了监管政策的有效性
银行业安全网政策的目的是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事实表明，缺乏监管政策协调效应的兼顾，一项监管政策在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同时，可能导致反稳定负效应。事实上，在银行业安全网政策中，资本充足监管、市场准入和退出、问题银行处置政策之间，并非完全独立，各项监管政策之间存在较强的微观反馈效应。[3]只有充分兼顾这些政策之间的协调和搭配，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这也正是银行业慎审监管的意义所在。中国银行业监管虽然已经有许多年的经验，也经历了问题银行的风险处置，建立了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政策，但由于长期的行政管理角色惯性作用，难以突破传统的政策思维定势，在监管政策的协调搭配方面还有待引起重视。
（六）监管队伍专业技能难以适应金融创新和发展的要求
监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金融监管工作的水平。监管者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高超的协调能力是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条件。当前，随着中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人员的思想品德、业务素质、知识结构、分析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在金融监管中存在的监管理念保守、监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监管手段有限和监管人手不足的情况，制约着中国金融监管作用的有效发挥。目前，中国金融监管队伍的业务水平，特别是对金融衍生工具、财务分析方面与金融监管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监管队伍的业务技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
三、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对策
银行业监管的目标是维护银行业的安全稳定、竞争高效，建立及时、准确、真实、有用的信息披露系统，向公众提供明了、全面、实用的信息，以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一）尽快有效地实现监管重心的转移
依据地域、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特点，尽快有效地实现监管重心的转移。长期以来，全国各地方之间监管方式大同小异，没有区域、发展程度之分。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同时存在，从而不能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为切实增强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应该抓住以下三点：（1）抓住法人监管的重点。确定持续监管的目标和对象，通过对重点对象的持续监管，使法人中小机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内控的有效性得到提高，贷款质量得到有效改善，重点客户的信贷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严格监管责任，明确重点监管的法人机构和监管责任人，建立监管档案，完整记录各对象的基本情况，监控动态变化台账和风险状况。（2）抓住风险监管的难点。在通过现场检查及时排查风险隐患的基础上，注重通过对各类非现场监管数据的深入细致分析，发现监管对象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潜在的经营风险及时预警预报。（3）抓住重大监管事项的焦点。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督促落实对相关机构进行的部分行业贷款专项检查、在建或拟建项目固定资产贷款检查及各项检查、调查所反映问题的整改；应该在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的创新，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要在强化监管的同时，深入了解实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扶持弱小的金融机构做大做强，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在实施过程中，紧紧抓住降比增效这个重点，以依法适度和持续监管为原则，全力化解风险，扶持业务创新。
（二）实行分类指导的监管政策
针对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体制的多样化，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的监管政策。这在客观上要求银行监管制度作出相应的安排和调整，以适应金融市场的变化和监管目标的调整。在银监会统一制定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操作规程下，各银监会分支机构要根据本辖区金融机构的体制、形式，准确判断本地区银行业的特点、各类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业务特点和风险问题的差异，研究分析各种监管政策的适用性，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政策和监管重点，使监管政策有的放矢，行之有效。
（三）把资本充足率作为监管的核心内容
1. 多渠道补充资本，降低所得税税率。国有商业银行的税率过高，应适当降低，以使其有能力补充自有资本，也可以吸纳其他成分的资金来增大总资本，以预防国有股权过于稀释，实行股份化改革要以保证国家控股为限。
2. 调整资产结构，降低风险加权资产。减少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可通过调整商业银行的资产组合，选择风险权数小的资产来达到相对缩小分母的目的。中国商业银行相对于西方商业银行而言，本来就表现出业务范围单一、资产规模较小、竞争力低下的特点，加入WTO后，中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要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势必要拓宽业务，加大规模，那么资产总量也势必增加。也可发行可转债和长期次级债务，补充附属资本，扩充资本金。
3. 通过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银行业经营的透明度，在不损害银行和客户的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银行财务信息的公开性，确保信息披露的充分、及时和可靠，加强社会监督。
（四）健全相应的法规体系
适应银行业改革开放和市场发展的需求，加快修改和完善现有的法规及规章制度。要对原有银行业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行清理，对于已经过时和不适用的法律要及时废止，对于存在的法律空白、短缺、模糊和相互矛盾的地方要及时补充、修改和改善。[4]着力为银行业改革发展提供有效的规制平台和监管环境，这始终是银行业监管机构加强监管法规建设、强化有效监管的根本宗旨和首要环节。
（五）加强监管制度的创新
新《巴塞尔协议》代表着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方向和趋势，是指导各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核心原则，同时也成为评价各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和银行监管当局监管能力的国际化标准，进一步丰富了银行监管的内涵和指导思想。尽管国际银行业的业务领域和风险特点逐步趋同，银行业安全网制度和监管政策也逐步完善，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随着宏观和微观环境的不同，其有效性也迥然不同。因此，监管当局在学习和借鉴这些制度、政策时，要结合中国银行业实际，做到洋为中用，制度创新。
（六）建立一支精干的监管队伍
银行监管当局要担当的主要职责有全面监管银行资本充足状况、监督检查银行的决策管理层对各种风险和资本充足性的监督是否落实、银行对各种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方法是否可靠、银行对各种风险的管理与控制是否有效、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是否与其计量的风险水平相适应等。而现阶段监管人员的业务水平、知识结构方面还很欠缺。因此，应建立相应的执业资格制度、系统性的教育和培训制度，对不同的岗位要有不同的执业资格标准。当前，应抓紧对监管人员进行培训，重点培训财务会计、信贷业务和衍生金融业务的实务操作。银监会可在现有监管部门的基础上，吸收优秀商业银行人员，充实自身的监管队伍，建立激励性的工资和人事制度，从多方面来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素质，造就一支通晓现代经济和金融理论知识，掌握并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熟悉法律法规、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高的银行监管队伍，还要采取措施防止优秀人才流失。只有监管人员既精通被监管对象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又熟悉被监管对象相关业务的经济政策、行业运行和市场变化等，才能准确地掌握金融机构风险状况，真正发挥风险预警、识别和控制的监管作用。另外，还涉及一个对监管者的“再监管”问题，截至目前，中国对监管者的再监管还没有一套严格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其监管业绩，从而无法评价监管者的监管成效。因此，还应建立一套有效的约束机制，包括对银行监管的问责制度和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银监会应定期对银行监管的重大战略举措和效果做出负责任的报告和说明。为了摆脱现有地方高级监管人员与地方过于紧密的联系，可以考虑高级监管人员之间的跨地区任命和流动。此外，还应树立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在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的指导思想。利用自身优势，使各级政府在防止行政干预贷款和维护银行债权中发挥应有的的作用。协助各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方式消化历史包袱，鼓励和支持银行改善经营状况，增加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完善补充现有宏观经济金融统计信息系统，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
在世界多变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业的安全与稳健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不仅对一个国家经济良好运行至关重要，而且对全球金融业的平衡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中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将日益国际化，参与国际竞争的范围与程度将日益扩大，这就要求中国银行业加快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步伐，特别是在银行业监管方面，也应该遵守和实施新协议，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环境，顺应国际金融业发展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监管的方法和手段，更新监管理念和知识，完善监管法规与制度，吸收和培养专业监管人才，努力提高银行业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1］耿庆武.中国不平衡经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关颖译.［美］Center for Financial Training银行与金融系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金融监管理论与实务编写组.金融监管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4］张世诚.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释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
Countermeasures of Perfecting the China's Bank Industry Supervision
Zhang Jing1, Jin Ying2
（1. Department of Finance, Hebei Finance College, Baoding 071051,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Hebei Finance College, Baoding 071051,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