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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科学；人文；理性；人类
一、从人类理性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理论溯源
前工业社会，人、自然、社会是和谐的统一整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社会来临，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作用中，科技因素突显出来，它在推动社会突飞猛进的同时，打破了人、自然、社会原有的和谐状态。一种因素突显引起失衡，必然需要另外的因素来制衡，在这种动态平衡之中，社会才能得到发展、自然才能得以平衡，从而人实现自己的发展。因而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人文精神更应得到重视。这是人类理性的要求，也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和回归。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互利互动，两种文化都是人性的品质和才能的表征，它们根植于人性之中，是人类理性的两条不同表现路向，缺一不可，二者涉及“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工具与目的的关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理性内容具有具体性、多样性和相对性，有价值理性、目的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等概念，并争论不一，从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角度可以整合这些概念。理性具有合逻辑性、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基本内涵，这保证了科学与人文虽有诸多不同之处，但是作为人类不同文化的表现却可共存于人类社会之中。
一般说来，“理性”(英语中来自拉丁语的reason，德语的Vernuh)是指人自身的内在本性或能力，“理性”具有“超越性”与“规范性”双重品格。如果作词源考据，理性的双重品格正源自古希腊阿那克萨哥拉的超越的“努斯”(nous)精神与赫拉克利特的规范的“逻各斯”(logos)精神。“努斯”是指生命冲动的力量，是在超越具体有限事物而对万物的动因或运动的终极来源的寻求中所反思到的；“逻各斯”则是指逻辑规范的力量，通过对“始基”和“一”的不懈追求而日益突显出来。人类认识发展的主线是从神话到哲学，再到科学。在原始时代，也就是在神话思维时代，人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和追问，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种神话幻想的方式，不能说明和解释世界，图腾和巫术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随着人类生存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生活世界发生变化，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了解加深，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神话思维，而是迎来了哲学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召唤理性成为了必然。人类正是因为具有理性精神才成为人，区别于其他物种，人类的理性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它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又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起着导向性的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所谓理性的吊诡，或者说是理性的自我否定，这不是简单的完全否定，而是对于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消除理性的至高无上性和绝对性。对理性某一特质的单纯追求会造成理性的偏失，出现“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种种观念问题。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引出“合理性”概念，来强调人、主体评价、价值等因素，从而理性不再走向绝对与孤立，人类由对纯粹自然的关注到对自身的关注。由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到对社会文化的关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被关注。事实与价值、认知与评价、描述与规范等应该互相结合，无论用事实取代价值，否认价值的科学实证主义，还是以价值取代事实，否定事实的文化科学、价值哲学等均有偏颇。
传统的、绝对的理性主义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产生，柏拉图是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理性至上，是人作为人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是理性的最高形式，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世界的最终本原，自然、人类和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表现。启蒙理性主义是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的角度来考察理性，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能力，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它把人从神性的过分张扬中解放出来。理性从关注彼岸世界的“绝对精神”回到了此岸世界的人类社会，人作为人成为人，具有理性能力的人根据其理性精神构建社会，赋予社会中的一切事物以意义，人类生活展现出意义。理性不再是处于绝对的神化地位，而具有价值因素，这为关注价值领域，关注主体内在精神追求的人文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近现代科学与人文的分离，造成人类道德与精神的危机，究其原因在于理性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扭曲、分裂，因而反思理性、整合理性是解决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出路。工具理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最终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工具理性描述世界的实然状态，不能取代价值理性而成为一种对应然状态的表述，它注重可计算性，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分割开来”。西方追求确定性的理性传统，成为科学精神的思维基础。近代以来，人的理性能力主要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相联系，因而对理性的理解出现偏差，更多的是关注与科技有关的工具理性。理性追求确定性，形成科学理性的确定性、客观性、逻辑性等特质，但是理性并不简单等同于科学理性，大写的“理性”更应有合逻辑性、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统一之意。
二、从科学自身的发展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内在要求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伴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时间上先于科学文化，二者又相互影响、促进。哲学大约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这一期间，当时科学与哲学是不分的，二者浑然一体，科学包含在哲学之中，统称为“智慧”。古希腊自然哲学是科学的前身，是科学产生的土壤，关注自然，把人作为研究客观世界的主体，人和自然分开，人作为独立于自然的主体，对自然界的客观事物进行研究，这正蕴含了科学精神的萌芽。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产生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践和对自然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近代自然科学。17～18世纪，许多学科已经取得严密的科学形式，相继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建立了独立的科学门类，如天文学、力学及为它们服务的“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恩格斯清醒地看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是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开始和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为标志，这表明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人类认识的重大进步。
人文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包含有四重意思：人道或仁 慈的性质或状态，慈爱或慷慨的行为或性情；人类；人性，人的属性；人文科学。可见，人文是关于人的文化，形文化。科学是关于认识对象的本质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包含丰富的内容，它包括科学主体即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科学客体即在科学活动中被认识和研究的对象；又包括科学工具、方法、手段、目的等；科学又可按照研究领域的不同，分为多种学科。因而，在不同领域，形成了有特定组织形式的科学家共同体，他们普遍认可共同的思想观念、研究方法、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等，思想观念、研究方法、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等受到科学共同体所处时代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因而，科学不再仅仅是僵硬固定的公式、定律、原理等形式表现，科学就是一定文化的代表，并且只有在一定的文化大环境中才能产生，文化形式的改变，终究是由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方式决定的。科学探究的是客观自然物和现象的本质，这种探究活动通过人的实践进入人的生活世界，科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等领域产生影响，影响到社会，形成独特的科学文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对宗教权威，向一切教条挑战，深受社会的欢迎，推动了思想解放，解放了人类的体力。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出现了唯我独尊的“科学主义”思潮，它在压倒其他文化形式的同时，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反科学主义浪潮日见高涨，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关系不协调甚至紧张的状况，加剧了人类社会种种危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冲突愈加严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及其矛盾不是两者本身所固有的，而是由于人认识的差异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传统，走向机械论，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兴起，实验和定量方法引入，实证研究得以实现，科学的发展日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科学文化战胜并取代了有机论和神秘主义，成为主导文化。近代哲学以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自然界与人相互分离的基本观念，认为自然界是脱离人类社会历史之外的客观存在，研究自然的科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无关。事实上，二元论所导致的机械论范式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而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一种古老而又赋有创意的整体有机论范式得到重视。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有着不同的范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条路向，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不同方面和问题，二者不可通约，却可以对话。互促互进，共存于人类的存在和活动方式之中，的“实践”是沟通二者的桥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者同根——源于人，同向——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们不应该是绝对对立。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需要新的人文因素与其相适应，“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加以平衡的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技术越高级，情感反应也就越强烈。”而人文因素改变，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也迫在眉睫。
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成为20世纪的主流，获得了新的发展。当代西方出现多种新兴学科和方向，对科学和人文进行研究、探讨，有科学的社会研究、STS(科学、技术与社会)，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等地兴起的SSK(科学知识社会学)、CSS(科学文化研究)等。科学史学之父萨顿首倡科学人文主义，力图使科学人性化；中国亦提出“科学发展观”来解决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从而达到科学人文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实现人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为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扫清障碍。
科学的来源有哲学家和工匠两种传统，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对自然宇宙神秘的好奇心，到爱因斯坦，科学都是“纯粹科学”，是为了科学而科学，不是为了其他利益等因素；到了19世纪的近代科学，电磁学的产生把哲学家传统和工匠传统结合起来，科学与现实生活关系逐渐密切。从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到技术的利用，再到实用成果的产出，周期越来越短，频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是目前的常态，科技成为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时所进行的一种工具性的活动，它不单单是人与自然作用的中介，更已经广泛深入到人类社会之中，成为一种社会活动，它从本质而言是社会建构起来的，与社会系统的其他要素和规则融合为一体。科学与人文自然融合不可分。
科学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就会形成一种众所共识的世界观，进而对科学研究的主题、目的、方法等采取相似的取向，库恩称此种科学思想共识为范式，范式形成后对同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规范作用，大家均遵从范式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科技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的科技的产生及其社会应用又受到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的决定。公元二世纪托勒密首创“地心说”，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论，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的理论，成为新范式。人类世界观历经革命性改变，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对科学与人文关系认识的转变与演进。
科技创新需要先进文化的导向，需要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为先导，也需要适宜的人文环境，“思想、价值观念和信念并非无用的玩物，而是在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催化剂，不仅产生技术革新，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铺平道路”。在当今科技现代化环境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关涉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观点，与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应作为有时代意义的“科学范式”，引起科学家和人类的关注及思考。 三、从人类的生存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现实基础
人的类本质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实现融合与共同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人的世界中，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的类生存的需要。
从古至今，人类的思维方式经过了几个时期的转变，与此相应，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也表现出几个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又转向实践论。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以自然为中心；近代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绝对化，看成是脱离自然的、不受自然规律制约的、无所不能的独立存在；现代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对绝对的本体世界的好奇经过近代人性抽象化的形上追求，转向对现实的此岸人类生活的关注，人恢复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在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
人。
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神权至上，人的主体性只有在理性从神本主义的蒙昧中觉醒之后，才得到了彰显。人从唯神论中解脱出来，争取自由得益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可是，近代哲学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界的时候，科学至上，对抗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为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使欧洲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创建了辉煌成就。但科学技术盲目发展，人对自然横加掠夺、压迫，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工具理性的迅速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也剥夺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丰富性，人的生存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造成了人本身的工具化和异化，人类陷入尴尬的境地。人成为“经济人”、“理性人”，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的主体能动性被忽略，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抹杀。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科学、社会中的地位。
人类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类，人的体力能力除了依靠自身的工具之外，还要发展体外工具，以获得强化和延伸，而体外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智力能力的展现，但活动空间和生存工具的扩大与强化无法替代内省的精神诉求。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人的实践活动是沟通自然、社会的桥梁，世间万物作为有意义的“在”。必须是与人发生关系并被认识到的“在”，反之则是“存在着的无”，人类正是在这个生存和发展自身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科学在人对客观自然界认识和改造的劳动实践中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自己生存的劳动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类作为类的生活，在寻求物质生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生活。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在古希腊诞生之初，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的追求，对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发展到如今，与技术、社会密切联系，产学研一体化，科学成为当今特有人文文化的产物。科学求真，“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内容而言就依赖我们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而这些合理的可接受标准则依赖于并预设了我们的价值。”一般作为事实的科学，不应该与价值、人文分开，规律和真理是被人认识到的，各种人文因素掺杂于其中，所以，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在人文环境中被人建构出来的，真理是暂时的、有限的、相对的，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绝对客观和真理。对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正是在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生存，通过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人类实现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生活。求人与自然之真、求人与人之善、求人与自我之美，以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真正和谐。这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之上。
现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scientia涵义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一种自由探求的精神，“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这是希腊和中世纪的“知识”传统。这种“求知”的精神成为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母体，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二者亦是同向的：科学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是人生存之基础；人文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心灵的家园，是人为人之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者即分别处于较低和较高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和基础，后者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引导，与此同时建设与完善自身。”[g’
人文科学的意义范文2
1.教育价值取向
教育价值，是指教育活动的属性、特点、功能、效果与教育活动主体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它表明教育活动对教育活动主体需要的适合或满足。所谓教育价值选择，是指教育活动主体依据自身的需要对教育活动的属性、特点、功能、效果所做出的价值取向，它表明教育活动主体的价值态度[1]。
教育价值观念是隐在教育目的中的价值判断，体现为教育目的取向。教育目的取向虽可算是“应然的”教育目的，仍有别于成文或不成文的“正式”的教育目的，即规范的教育目的，或“教育目的规范”。这是由于某种教育目的取向即使指向当然状态(即符合人们的价值追求)，它未必能够实现，故须经过可能性论证，作出恰当的选择;某种“应然的”教育目的，即使在理论上存在实现的可能性，只有具备充分的条件才具有可行性。故又须基于对各种主观与客观条件的分析，作出可行性论证，只采纳有可行性的教育目的取向，并从实际情况与需要出发，作出具体的规定，从而形成“教育目的规范”[2]。根据陈桂生先生的论述，在面临环境危机的时代处境中，我们在倡导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的“应然”教育目的取向时，要根据客观条件，采用可行的“规范”实现之。
价值问题不同于事实问题。事实问题只要遵循客观尺度，服从于真理一元化原则即可;但是价值问题在客观尺度上又引入了主观尺度，因而是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统一[3]。基于价值所具有的多元性，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需要出发，对同一价值客体就会有不同价值反应和不同的价值判断。这也是历史上何以出现各种不同教育目的取向的原因。
教育中包含着诸多矛盾和冲突，因而教育活动是一个蕴含着种种矛盾和冲突的整体。由此，教育主体也面对着一系列的教育价值选择。作为教育活动，不仅要遵循教育的规律，而且要追求某种需要的教育的价值。在遵循规律的同时，教育活动还要满足教育活动主体的需要和要求。
2.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性
所谓时代性是指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发展，它具体体现着一定的时代特征[4]。历史证明，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反映在教育价值取向上就要求其具有时代性。这种取向并不是对时代的被动适应，而是要求教育发挥它固有的时代“寒暑表”的功能，这不仅是教育理论在教育中的反映，同时也是教育价值取向能够实现的保证。合理的教育的时代性价值取向，一定要充分体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在客观尺度与主观尺度上取得的统一。教育必须关注时代对人的要求，并反映和落实这种要求。在技术已经危害和破坏着人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结构之间平衡状态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不管教育价值的时代性取向以哪种形式表征，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从某一种教育理论意义的生成而言，它既是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与该时代所需要的教育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和适切性。同时，也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历史局限性[5]。教育的时代性价值取向就像三维空间中的时间一样，将这一存在物连同它的空间一起向无限推进，这样，整个教育价值取向才会栩栩如生，并且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
由于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导致地区性、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环境功能的衰退或破坏，从而严重影响和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类的环境意识薄弱，没有深刻认识到人与环境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世界人口增长过快，特别是经济落后国家，因人口压力过度地向环境索取资源，给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和破坏;生产过程中没有充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向环境排放大量废弃物质;人类利用科学技术，经常不适当地扩大干预自然的规模和强度，导致局部和全球性的气候异常、森林植被锐减、水土流失、淡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严重及环境质量下降等。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所著《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告诫了世人，DDT等化学药品及农药对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潜在的危险性。梅萨罗维克和威斯特尔在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中写道：造成现代的许多危机的根源是出于人类最善良的愿望所采取的行动和结果。例如，为减轻人类的劳动而利用自然界的非人力能源本来是一项不容争辩的目标，然而却导致了目前的能源危机;为了加强群众——不论是国家、社区或家庭——的力量而多子多孙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它却导致了人口危机;为减轻人类痛苦，延长人类寿命而征服疾病，无疑是一个高尚的目标，然而它却导致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如修建公路、水坝和运河，发展农业、砍伐森林、打猎和畜牧、开矿和工业工程等等，直接导致了对生态的破坏[6]。换言之，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自然环境——是人类“驯服”自然界的方式，但是却导致了环境危机。
地球经历了若干亿年的漫长]化，才形成今天这种适于人类居住的环境。在]化过程中，顺应它的物种被保留了下来。大自然]化中的无数事实证明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规律。然而，我们人类总是固执地把自己看成与其它物种本质上有别而且高于其它物种的理性存在。正是这种妄自尊大和自命不凡，使我们忘记了自己依然是这生物圈共同体中的一员，天真地以为只要“通过我们的各种机器，我们至少已经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中摆脱出来了”[7]。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明如果是自然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那么留给我们人类自己的只能是荒漠。处于危害中的环境再一次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生物圈供养着人们，并支持着他们所做的一切;任何不适应生物圈的事物都是对生物圈完美稳定的领域的威胁。
三、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价值取向
我们处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人们能够解决许多问题，但是也引起了环境的恶化，我们面临这种生态紊乱扩展的后果——危及人类的统一和它的前途，也正在危及人类特有的统一性。在这种形势所产生的危险中，不仅有冲突与其它灾难的危险，而且还有非人化的根本危险，这种危险既影响着有特权地位的人们，也影响着受压迫的人们。因为对人类本性所造成的伤害，也会伤害所有的人们。由此我们提倡人文科学主义的教育价值取向。从现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全面进步最基本的因素以及现代社会日益科学化的趋势来看，未来教育必须以科学教育为基础。同时，未来教育又必须以人文教育为社会价值取向，科学只有与人文相结合，并接受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导向，才能使科学真正有益地服务于人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能够而且必须融合，这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所谓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价值观，即以科学精神为基础，以人文精神为方向的教育价值观。它是科学主义教育价值观与人文主义教育价值观的有机结合。《学会生存》中指出：人类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复杂多样;使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发明者和创造性的理想家，来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8]。科学人文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目的主要是关心人和他人的福利;它又是科学的，因为它的人道主义内容还要通过科学对人与世界的知识领域继续不断地作出新贡献而加以规定和充实”。
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价值取向以培养科学精神为基础。怀特海说过：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二者缺一不可[9]。《学会生存》中指出：科学的人文主义所指的人是指“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在历史背景中的人，一个生活在一定时代的人”。他要依靠客观知识，而这种客观知识本质上必定会导致行动，并且主要为人类本身而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价值取向的使命是发展人性。倡导人类对自己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心，包括对人的价值的至高信仰，对人类处境的无限关切，对开放、民主、自由等准则的不懈追求，并凝结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10]。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只交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的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藉着教育得到对事物及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觉，人必须对从属于道德性质的美和善有亲切的感觉，对于人类的各种动机、各种期望、各种痛苦有了解，才能和别的个人和社会有适合的关系。
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价值取向同样要求培养完善的人。在智力方面，完善的人除了应该掌握知识以外，还要发展观察、试验和对经验与知识进行分类的能力;表达自己意见和听取别人意见的能力;怀疑的能力;不断阅读的能力;把科学精神和诗情意境结合以探索世界的能力。在感情方面，要注意培养人际关系的感情品质，与人合作;培养对美的兴趣和能力，在美感活动中涵养人格。此外，要拥有健康的身体，通过训练和练习来增强体质。
拉塞克和维迪努在谈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趋势是兴奋地指出：对各门学科之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以及教育内容的各种来源之间的相互依存表现出更清楚的意识，这是现代学校政策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之一[11]。最后要强调的一点，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绝不是两种教育的简单相加和机械拼凑，也不是一个二者之间简单的数量比例关系，都需要充分重视，但并不以削弱对方为前提或者牺牲对方为代价。
人文科学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科学探究；人文引领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interprets Mr. Zhang Chu-ting's pedagogy works and then reveals his way from scientific exploration to humanistic leading. His unique thought of science-humanistic academic development ， which from the premature， mature of scientific pedagogy to the appearance of philosophical vision ， and to the total deepening of humanistic thinking concerning education finally ， is good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edagogy in China.
Key words:scientific exploration; humanistic leading
张楚廷先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涉足教育学研究，由外而内，一步步扎根到教育学的大地之上，一点一滴，以自己独到的方式，展示出一个又一个教育的新视界。他的著作平易、流畅，娓娓道来，抓住一个又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象拿着解剖刀，驾轻就熟地深入其中。从科学式的教育探究，到立足哲学、历史与文化的人文引领，他的教育学研究表现出一条由科学而人文，以至科学-人文有机融合的独特教育学路径，把教育学中的老问题每每谈出新意，又常常把教育学中被忽视的问题令人叹服地摆到理性思考的教育学平台之上。
一、《教学原则今论》：科学教育学的起步
早在1993年，张楚廷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教育学著作《教学原则今论》。在其中，他首先详细列举了已有诸多教育名家的教学原则，并结合教育的历史与现状逐条进行细致分析。但在他的科学解剖刀的利器之下，原先许多貌似合理、状似齐全的原则体系都开始变得摇摇欲坠、问题迭出。
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先生开始了他的理性建构。在建构的过程中，他首先分析了建构教学原则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教学原则的基本问题探讨中，先生首先区分了教学的规范性与规律性问题。并认为规范性问题属于主观性问题，规律性问题则属于客观性问题，对于二者的混淆往往容易导致对于教学原则与教学规律的认识不清，错把规范当成了规律，而这正是教学论科学化的障碍之一。他以“它本是怎样的”、“它可能是怎样的”、“它应当是怎样的”三个问题作出判断，从而将必然性问题、可能性问题、企求性问题一一区分开来，还教学原则以真实面目。同时，他认为要以相容性、完备性、独立性、简练性四大条件来检验一条原则提出的科学性，并以此来丈量远至夸美纽斯、近至当代教育家提出的口号各异的教学原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4－1－1”阵型的教学原则体系，圆满回答了为什么教、教什么的问题，也间接地部分回答了怎样教的问题。
《教学原则今论》作为先生进入教育学殿堂初试牛刀的起步之作，体现了他教育研究的基本风格与作为教育学者的精神气度。那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科学探究精神，注重逻辑严密性的思维品格，在整体逻辑框架严密的基础上充分展开发散思维并对细节保持敏悟性的思想特性，直入问题、简洁明了、不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问题分析与理性建构并重的学术路径，都成为先生教授教育学研究典型风格，表达了一位从数学进入教育学领域的严谨学者对教育问题的审慎而开阔的思考，同时也预示着其科学教育学的起步。
二、《教学论纲》：科学教育学的扛鼎之笔
2004年出版的《教学论纲》是先生前期教学理论研究的集大成，它在借鉴、吸收国内外有关著述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教学论的各基本论题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在结合时代特点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创的见解。其主要内容包括教学要素、教学规律、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组织与管理、教学评价、教学论的科学化等。
综观先生的《论纲》，贯穿其中的正是一种对教学论研究科学化的追求，就在书的前言中，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着力于客观性探讨，着力于客观性描画”，“力求在增强教学论的逻辑性方面下些工夫，以形成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概念系统和命题系统”，“80年代中期，王策三先生提出的‘教学论科学化’一直像一面旗帜感召着我，虽然在全书的14章中只有一章是专门讨论科学化问题的，但全书贯彻此精神”[1]。对教学论科学化的追求基本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教学论逻辑起点的探究，从教学与元学习出发，由此而展开教学论的基本范畴与问题逻辑的清晰梳理，其中富于创意的是对元学习概念的教学论意义的阐发与教学要素的探讨；二是贯穿在每一章节之中的对局部问题的分析，都是一贯地体现了先生的分析、解剖、再建构的风格；三是贯穿全书的冷静分析与客观描述的笔调，避免了教育学研究中惯有的浪漫型构想与规范设计。
说《教学论纲》是先生科学教育学思路的扛鼎之作，并不是简单比附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著作，在缜密的逻辑解剖与建构之中，同样不乏诗性的激情。因为教学问题毕竟涉及的是活生生的人事，所以才能引发先生逻辑之中的诗性阐发。这并不妨碍先生对教学论的科学追求，也许这本身就是教学论的科学之所在，即她的科学性追求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这不仅表现在细节的论证中的细水长流，更表现在标题转换中的跳跃与论题的流转。比如，第十四章“教学论的科学化问题”第六节是“自由学术探讨”，第七节却又联想到了诺贝尔奖，并提出“我们是否也承担责任”的问题，一下子把传统教学论的视野远远地拓展了。
正因为如此，在明确提出追求教学论的科学化的前提下，先生竟然在本书的结尾提出这样的疑问：“教学论是不是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这里不仅是对教学论科学化的必要的否思，而且也是对教学论科学化的提升，因为其中渗透的正是一种求真、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态度。这里实际上又给后面先生教育研究的哲学走向埋下了伏笔。
三、《课程与教学哲学》：哲学视角的由隐而显
先生从事教学四十年有余，而从事教学理论研究长达二十余年。他常言：前二十年，是在操练、欣赏着教学；后二十年是在琢磨、探索着教学。长期养成的理性思考的习惯引导着他逐渐走向哲学的思考，或者说在多年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哲学向他走来，他与哲学不期而遇，就有了《课程与教学哲学》的诞生。
如果说前期的研究中，哲学思考只是潜在的线索，是冰山的聚积，那么，200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课程与教学哲学》则是先生寻求突破——不仅是个人的突破，同时也是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的突破——的精心之作。在这本洋洋洒洒40万言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先生对前期研究的超越。这种超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大处着手，一开始就抓住了当代西方课程与教学哲学巨擘布鲁纳的结构原理与皮亚杰的后结构主义，再论及后现代课程观，后面主要围绕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社本主义等当代教育中的重大问题，最后归结为人文引领的和谐课程观，给课程与教学哲学领域开辟了一种崭新的气象；二是从前期的注重逻辑推究转向哲学悟思，大大提高了先生教育思考的整体性与人文性，对课程与教学理论问题的探究向着纵深处拓展。
先生还从阐释学（解释学）的视角，细细分析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课程观与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与社本主义的关系。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五I”课程构想，书的最后集中阐述了其人文引领的和谐课程观，实际上也就是这本书的核心精神。他相信：“完”与“全”使人更象人，而和谐更能体现生命的特征，并使人更具生命力、更高大，因而，课程的未来将是和谐的走势。
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先生作为长者的深厚的功底，同时可以看出他像年轻人一般乐学，一方面踏踏实实地研读马克思的著作，一方面又积极接受当代西方哲学的新思考。对于时下流行的课程与教学领域中的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和社本主义，先生不仅给予了批判性的分析和澄清，同时也提供了基于现实的我国课程与教学设计的可行性思路。可以说，承继与发展同在，批判与建设并存，条分缕析中充盈着逻辑的缜密。
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这个论题进行了卓有创意的阐发。他提出，全面发展的“全面”主要不是一个量的概念，“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发展主要是一些基本方面的发展，全面发展是一个个人的发展，全面发展是发展着走向全面，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个性发展，人要经由个性的充分发展来实现全面发展，离开了个性发展，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2]（P302)。这里，既有对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悉心研读，又有结合时代的深切的忧思。先生的思考可谓切中时弊，冷静的言说中渗透的是先生对时代、对民族火样的热情与深沉的爱恋。
四、《教育哲学》：教育人文思考的全面深化
先生在《教育哲学》结束语中这样写到，“一直往前走，总能走到一个不在原地踏步的前方，这不是什么雄心壮志，仅仅是对一直走下去的一种信念”[3]（P304)。正是这种一种往前走的信念支撑着先生不停地朝前探索，不把自己停滞在个人既成的教育思考水平上。
如果说以要素归纳的语言来描述张楚廷先生的学术历程，把以《教学论纲》为代表的前期著作的关键词归纳为科学，把以《课程与教学哲学》为代表的中期著作归纳为哲学，那么以《教育哲学》为代表的近期研究的关键词则是人文与历史。当然，贯穿其中的，既有相通的因素，又有包容前期、累积性发展的因素。不管怎样，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先生不断探究、超越自我的学术勇气与生命立场。
《课程与教学哲学》中，先生在阐发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人文引领和谐的课程观，在《教育哲学》中，先生进一步完成了人文引领的历史化与现实化。全书自问“从哪里开始考察教育”起始，第二章就直接进入书的中心主题，“人是什么”。教育是人的教育，对于教育的真切关注也就是对于人本身的关注。这样，先生就把“人是什么”变成了“教育第一问”，对人的思考在这里又被再一次提升。先生紧扣马克思的命题“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再论及“关系中的人”，再把人置于社会之中考察“人发展什么”。在“人发展什么”这一章中，先生再一次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他自己发展的全面，因而必是有个性的全面发展，或个性下的相对全面发展，因而可否就说实质上是个性发展”[3]（P130)，“发展个性就是发展丰富性，发展创造性”。正是基于对作为教育根本的人的考察，先生开始了对教育特性的思考，并提出教育的“五大公理”，即：潜在公理、动因公理、反身公理、美学公理及中介公理。所谓潜在公理，即人的潜意识、潜智能的存在是教育存在的依据；所谓动因公理即人的欲望是天赋的，同时又是可以开发和引导的，这也是教育发生、存在和展开的条件；所谓反身公理，即人可自我对象化，人亦可对象自我化；所谓美学公理，即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中介公理即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作为中介在人的发展中起不同性质的作用[3]（P220-221)。五大公理的概括可以说是第一次把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基础问题表达得如此准确而清晰，没有丝毫的泛泛而论，充分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视野的融合。
论证教育的五大公理作为教育的基础性问题，这并不是先生研究的根本目标，紧接着的一章“自由教育”，才是先生本书的根本落脚点，这也是对前面关于人的自由、全面与个性发展论述的回应。先生在一般性地论及自由教育的涵义的基础上，阐述与当下中国教育实践密切相关的几个自由教育的关键问题，从人文知识的命运、知识的性质、自由教育的命运，再谈及学校的命运与大学作为象牙塔的命运，使得对自由教育的论述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本土关怀。
先生关注个性发展，但任何个性发展都是置身一定社会之中的个性发展，先生十分钟爱个性发展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与文化之中缺少了凸现个性发展的因素。与此同时，先生又清楚地知道，任何个性发展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现实之中，在社会之中，个性发展不能走向惟我主义的狭小圈隅，所以先生最后一章又回到“教育的社会性问题”。先生这样写道：“教育通过培养人，通过让学生成为合格的公民、成为能更有作为的人而善待社会，通过服务于人而服务于社会，通过促进人的发展而促进社会发展。”[3]（P292)这里清楚地表明，先生正是要在凸现个性问题的同时，把个性与社会性统一起来。不难看出，先生在章节主题转换上的安排，可谓用心良苦。
五、科学—人文立场之中的多维视野
与先生照面，一身简朴，从容平淡；听先生说话，话语平和，有长者风范而无威权姿态。简朴人生的背后是对教育知识与真理的激情与涌动的思想。先生以从容淡定之心去观察、体味、反思平凡而不平静的教育现实。他的目光是独到的，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支撑让他立论坚实，广博深厚的学术底蕴又使他的视野足够开阔。他纵横捭阖于数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美学等领域，同时在其思维的天空下常常出现解释学、现象学、全息论等时兴学说，在他逐渐融贯而出的科学-人文立场之中展现出多维的、丰富的教育学视界。眺望先生的教育学风景，我们看见的是对教育中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渴望与对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美好期待。
先生著作等身，思想如绵延之山，愚鲁我辈自然不足以窥其堂奥，只能从个人的印象，斗胆做些简单的勾勒。在我看来，先生的研究之于我国教育学理论建设至少有以下不可忽视的贡献：
转贴于 其一，先生以深厚的科学背景进入教育学门径，给教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他者眼光，不仅提供了庞大的思想宝库，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教育思想方式的、逻辑分析与人文关注并重的教育思想与言说方式。多年的数学知识背景为先生进入教育思考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开阔的哲学社会科学视野则为先生的思考提供了人文的支持，丰富的教育生活体验与教学经历更直接为先生的思考注入了现实的体温。从先生多年来的研究与写作明显地可以看出，先生一方面在坚持清晰的逻辑思考与踏实的论理方式，另一方面在逐步扩大其人文关切，从而较好地把科学思维与人文关注紧密结合。
其二，先生以自己独到的视野与切入教育问题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教育学研究的问题空间和论说方式。从教学细则到教育公理，从元学习到和谐课程观，从数学知识的大量引入到对各种西方教育哲学的思考探索，从对基础教育的思考到对个人大学治理经验的反思，从对当下教育现实问题的追问到对教育历史的娓娓道来，从对教育、心理、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到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引入，可谓琳琅满目，给予读者很强的视觉冲击，充分地挑战读者自身的心智与知识世界。
第三，从先生的第一本教育学著作伊始，对人的关注贯穿始终，这条线索由隐而显，由心理、心力的关注到对历史与现实之中完整人性的关注，以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题的不断发掘，可以说直接地拓展了教育的中心问题——人的关注的视野与水平。先生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中写到，这本书，“所直接表达的是，切望我们的教学更美好，我们的课程更美好；所间接表达的则是，盼望接受过教育的人们确实因教育而变得更美好”[2]（P3)。显然，正是这种对美好教育与美好人性的期待成为先生教育研究与写作的内在灵魂，也是先生从科学思考而进入科学-人文整合探究的内在基础。
第四，先生笔耕不辍、勤于著述、不断超越自我的学人风范与长者气度，为教育后学之士作出了重要的人格示范。先生曾电话示我后一阶段的写作计划，除了重写《教学论纲》、新写《高等教育学》之外，还有数本著作都在构思之中，先生学而不倦的学人本色令后辈汗颜。“一直往前走，总能走到一个不在原地踏步的前方”，这种“一直走下去”的信念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几乎在每本书的前言或者后记中，先生都会自谦地写下“非常期望得到指教和批评”、“聆听他人，聆听智者，以便更好地反躬自省”。《教育哲学》的前言中，先生更是谦逊如同一位踏实的小学生，“笔者的哲学修养、教育理论修养确实都十分有限，对于教育哲学，我是‘半路未出家’，敬请各位学者、智者批评。”苏格拉底有言，真正的知，大知，就是认识自己无知。在这里，先生自己本身莫不就是这样一位清醒而高明的智者？
也许先生的观点不乏商榷之处，先生也满怀与他人商榷的期待，因为，先生清楚地知道，真理本身就是开放的。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是先生2003年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所说的：
“思想不会停止，询问不会停止。”
这是先生的自言自语，难道不是说给我们听的？
[参考文献]
[1]张楚廷.教学论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前言.
人文科学的意义范文4
下面，笔者粗浅地谈一下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愿与大家共勉。
一、什么是语文教学中的工具性与人文性
1.工具性
学生学习语文就是通过学国语言及各种表现形式（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达到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的目的，这就是学习语文最根本的目的。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这说明了语文学科所独有的学习与工作的基础工具的特征，这就是语文教学中的工具性。
2.人文性
人文性的基本内涵一般是指对人自身完善的关注与追求，包括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理想、信息、品德、情操等方面。具体到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指汉语汉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和民族感情；二是引导学生开掘汉语汉字的人文价值，注重体验汉民族独特的语文感受，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三是指尊重和发展个性，培养健全的人格。
二、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辩证关系
工具性与人文性既性质不同、相对独立，又相互融合、密不可分。语文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寻求二者的有机结合，在教学实践中使工具性和人文性相互为用、相互促进，这是语文教学的独特个性。
三、语文教学中为什么要使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
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是统一的。这是因为：
1.语文学习过程的特殊性表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
语文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者个体的言语行为过程，言语行为及其结果是个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是个人的愿望、要求、观念等。即使仅仅是表述客观的事实、规律和真理，也无法避开表述者的认识和态度。就整体而言，言语是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是人类的生命之声、心灵之声。 言语和语言同思维、认识不但不可分割，而且还决定了人的思维、情感、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正如卡西尔所说：“在某种意义上，言语活动决定我们所有其他的活动。我们的知觉、直观和概念是我们母语的词语和言语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就个体而论，一个人言语活动的过程就是他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是他实现个人意志和生命价值的过程，体现出不同的个性色彩和人格力量。言语活动在较高层次上集中体现着语文的人文价值，因此，人在学习、掌握和运用语文时，总是既掌握语文知识、训练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同时又受到了人为因素的充实和熏陶。而人为因素在充实人的精神、陶冶人的灵性时，又潜在地提高了人的认识水平，转化为人的思维能力和言语能力。
2.从国家的培养目标看，也体现出语文学科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特征。
作为中小学重要的教学科目，语文教学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用法或段落句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内容问题、育人问题。语文不是训诂之学，而是活的思想，是川流不息的生命。学语文也不是只学雕虫小技，而是学语文、学做人。语文教学就是教书育人，即在听说读书的训练中必须伴随着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教育法》也明确指出：“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由此，语文学科是担负传播、弘扬、发展祖国文化和民族精神任务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四、怎样做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要做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既要体现在听说读写的各项活动中，更要落实在语文教育的整体过程中。
首先，教学设计应着眼于“文道统一”。
德育在语文训练中的落实并非是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完成的，而是在语文教师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活动，是教师在悉心备课、刻苦钻研、深刻理解基础上的精心安排。语文教师应该在分析处理教材、设计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选用教学方法及安排教学步骤等各项教学准备工作中，处处力求体现“文”与“道”的统一。
其次，教学过程要注意营造益于德育的人文环境。
人文科学的意义范文5
关键词：医学人文；联席授课；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1-10
1.从美德到服务――医学人文的教学现状与培养目标
（1）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缺憾与思考。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医学遵循着单纯的生物医学发展模式，得益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应用，现代医疗技术实现了诸多技术上的突破，以至于被人们寄予了获得健康和驱除病魔的极大期望。诚非所愿，随着这一模式的不断发展，其人文性的日益淡薄逐渐受到社会公众的批评；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没有增加患者的信任与满意度，反而加剧了医患间的矛盾，由此人文精神逐渐随着时间的迁移而被淡忘和忽略，甚至导致了医学与人文的逐步分离。
（2）医学人文教学的培养目标。21世纪医学的发展趋势，需要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而这种改变的背后，正是人文要素越来越多地融入医学的技术之中。
对于医疗的执行者――医务工作者而言，也难以对医疗服务对象的多元化的需要视而不见。所以，成功的医学教育除了教给医学生扎实的理论知识、娴熟的操作技能和灵活的科研思维外，还应该引导其去体察患者在现实中产生的种种需求，并指引他们解决问题。
（3）医学人文课程的教学现状。依目前的现状来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医学院校中普遍开设了医学人文类课程。然而医学人文课程体系的组成是颇为庞大的，包括医学史学、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事法学、卫生经济学、医学社会学和医学心理学等在内的分支学科，共计十余门，这就导致了授课所需的课时无法得到保障。
另外，目前医学院校普遍采取必修与选修（或辅修）结合的方式来开展医学人文授课，且多集中在一、二学年，只占全部课程学时的1%，远低于西方国家水平。在这一点上，可能正是由于对医学人文教育培养目标的认识上存在偏差，才导致教、管、学三方在这个领域中的投入较其他医学专业表现出了明显的乏力。
2.“联席授课”――一种走出医学人文教学困境的可能途径
（1）“联席授课”教学模式应用于医学人文课程中的现实要求。近年来随着包括医疗纠纷在内的各类医疗社会热点的频现，在各类社交媒体的帮助下，人们对每起事件的讨论是越来越激烈，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某一起事件中，我们已经很难非常明确地指出其中的孰是孰非，而更多的只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尽可能客观理性地对当时的情形进行深入观察，力图找出最根本的问题，甚至有时用不同的学科知识进行分析时还可能出现矛盾，这就较大地提升了医学人文学习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医学人文的“联席授课”可能是帮助医学生解决医疗实际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
（2）“联席授课”教学模式的应用目标。医学人文学科授课比重的不足和现代医学自然学科高度细化造成的学科数量猛增有着很大的关系。换言之，如果要加强对医学人文学科的教育，就很难规避授课学时的比重问题；而单纯增加学时数并不能保证教学效果有很大程度上的提高，而着眼于医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才是可行之道。
医学人文是医学与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诞生的一大片领域，其分支学科众多，显而易见的是，医学人文教学效率的提升离不开对其分支学科的融汇与整合，即在一次授课中加入多门学科的理论知识，用多元化的视角辩证地“审问之、慎思之”。
（3）“联席授课”教学模式的特色与优势。在学习医学人文学科知识过程中，有三门学科始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别是卫生法学、医学心理学和医学伦理学，它们是目前医学院校普遍开设的三门课程，也是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中规定考核的学科。尽管这三门学科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在本质上其实殊途同归，彼此间有紧密联系。如果在医学院校中尝试用“联席授课”的模式来开展医学人文的教学，可能会有以下几大明显优势：①理念上的进步。“联席授课”宗旨是培养学生以系统的、完整的观点认识问题，并能综合各类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医学人文的“联席授课”整合了多门分支学科的内容，更能贴近实际地帮助学生掌握好理论知识，提高其对理论的理解与运用水平。②教学方式的创新。教员的授课方式也有了很大创新，每一次课程都有三位教员联席授课，其中一位教员为主持者，在引导学生打开学习思路的同时，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另两位教员也参与讨论，而教员也不仅仅只是关注自己的学科范畴。这一模式一方面激发了学生的课堂热情，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导学生多视角思考问题和对具体事物的宏观把握。③内容上的精炼。医学人文的“联席授课”可以在有限的课时内集中传授每一门分支学科的理论知识，既节省了总授课时间，又避免了因不同学科学习时间跨度过大带来的知识遗忘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内容的精炼程度和授课效率。
3.行路漫漫――对医学人文课程教学的展望
（1）医学人文的价值评判。过去我们一直把医学人文素养和医风医德等同起来，这其实还是局限在了两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的行医准则中。而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在促进医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随着制度和文明的进步，也大大地激发出了求医者多元化的医疗需求。古今医疗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决定了现阶段医学人文教育的方向应从培养医学生的医学美德转向提升医学生满足求医者多元化医疗需求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上来。而其中对于医学人文这一概念的更新发展就显得尤其重要，将直接影响到对于开展医学人文教育的培养目标的认识是否准确。就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概念的认识而言，学术界过多地将人文的部分归为道德修养，而忽视了与如今多元化医疗服务的能力需求，因此亟需得到发展和完善，以便使得医学人文在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进而更好地引导医学事业的发展。
（2）走进临床的医学人文将有力推动医学发展。伴随着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步向具有整合性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实践整合，以实践为基础、服务实践，以共同的价值整合分割的医学人文科目，将成为提升医学人文教育有效性的必要路径。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目的是为医学临床服务，所以医学人文与临床的结合程度也将越来越高。为实现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目标，依靠医学人文教育来提升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的情感能力与认知能力将成为重要途径之一。
现代医学的发展走向与对于医学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以人文精神来引导，同时做到以科学精神来丰富医者思想，唯有如此，才能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交融。
由教学模式的创新完善所带来的医学人文的发展必将有力推动医学事业的前进，但这也将是一项系统的、长期性的、艰巨的医疗教育改革重任，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杨志寅，杨 震.诊断行为与诊断思维中的人文精神[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2，21（9）：769-771.
人文科学的意义范文6
一、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
真正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不仅指教学的目标是为了增进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是指教学活动中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活动。新课改的一个最明显的指向，可以说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关注和提升。在教学过程中，能否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是衡量新课改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
在新课改中，我们老师也意识到，学生应该是学习语文的主体，并且努力落实到教学当中。但在实际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却往往存在着偏差。究其根源，主要是在教师的潜意识里，还没有真正转变教学观念，还没有真正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的意识，更没有落实“以人为本”“师生平等”的意识。因此，要真正做到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我认为，必须走好三步：
第一步，在认识层面上，一定要转变教学观念。语文教学是在观念指导下的活动，只有心中装着新的教学理念，才能有行动上的投入和冲刺。作为语文教师，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教”的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学”，是为了学生的“会学”，是为了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在全面了解学生，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按照学生发展的需要的前提下进行我们的语文教学，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全面参与者，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和积极性。
第二步，在环境营造上，要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师生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创造一种自由的、宽松的、民主的、和谐的气氛，利用融洽的师生关系与和谐的心理气氛来促进教学的顺利进行。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是对学生主体的一种尊重，是关注学生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作为教师，我们要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要从过去的那种“讲台上的圣人”转变为学生的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达到师生之间的平等、和谐、多元互动的教学境界。
第三步，在实际操作上，要构建适合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构建适合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是关注学生主体地位的关键。这种模式应该是开放型的，而不是封闭型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是灵活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课改前，语文课堂的组织形式流程是比较单一的，新课改要求我们在语文的组织形式上，综合运用集体授课与活动、分组讨论和交流、自学与辅导、收集资料与研究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在教学流程上，灵活多变，按教学的实际需要来设计安排。
二、避免语文课堂教学的形式化
通过学习语文新课改，我们已深深地认识到：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新理论，转变学生死记硬背、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倡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过程，是语文课改的主旋律。但是，在高奏主旋律的同时，我们要进行一些冷静思考，不要陷入与新课改精神相违背的怪圈，使课改变成一种形式，而达不到课改的目的。
1.全盘否定、抛弃传统教学
在语文课改的课堂教学中，一些老师往往不管教学内容如何，尽量地减少“讲”的机会，由原来的“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满堂答”，老师变成了主持人。其实，这完全是对新课改的误解，我们不能因为要以学生为主体就把课堂变得面目全非，学生和主体性不是简简单单的“满堂问”“满堂答”。况且，语文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任务和目标，如传统教学中的启发诱导的讲述法，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丰富广博的语文基础知识，运用讲述方法，创设情境以声传情，将教师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感染、传递给学生，以引起共鸣与认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法吗？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全盘否定讲述法，该讲的时候还是要讲，该学生活动的时候就由学生活动。教师的讲，关键是怎样讲的问题。如果说教师的讲有利于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学生产生想象，有利于学生理想情操的熏陶，那么，这样的教学方法就是我们应该采纳的。因此，我们在摒弃教师中心论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陷入不必要的误区。
2.忽略基础知识的传授
语文教学的任务包括很多方面，这在新的课程标准中表述为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不应当忽视某一个方面。但在新课改的今天，有一些教师注重了让学生参与，却忽略了对基础知识的传授。这样一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接受就显得不够，更无从谈起能力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养成。
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是指学生在拥有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参与对知识的探究。因此，我们在语文教学中，要正确运用教学方法，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而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着眼于如何组织教学，如何通过多种教学因素的优化组合，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要让学生多动脑而不是单纯动嘴，使学生在了解语文知识的同时对语文进行认识，不要单纯地追求课堂的“热闹”气氛而忽略了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授，最后落得“无法完成语文教学任务”的结局。
3.忽视“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就语文教学而言，“听、说、读、写”既是形式又是内容。语文教学不管怎么改，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终都必然要归结落实在“听、说、读、写”这四项最基本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上，语文教育教学的成效也只有在学生的“听、说、读、写”中才能得到最真实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生的语文水平与语文能力就是学生的“听、说、读、写”的水平与能力，“听、说、读、写”既是整个语文教学的起点，也是语文教学的终极追求。语文教学改革的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实现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形成过程中的“多、快、好、省”，最大限度的消除以往语文教学过程中长期存在着的“少、慢、差、费”的现象。
三、答案的标准化是新课改的“死穴”
上课形式老师可以根据内容实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然现实对问题的认识也可以各抒己见，可评价体系如何？目前流行的还是考试，考试的答案也多是唯一的标准答案，这跟课堂上的“真知灼见”有一定的出入，怎么办？如果评卷老师大笔一挥——没分，那老师和同学不都成了“杨白劳”了吗？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如果评价体系不完善，我们将很难继续多种尝试，新课改的精神也很难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