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心理学观念与人文科学逻辑奠基

科学心理学观念与人文科学逻辑奠基

摘要:科学心理学观念的普遍兴起,是19世纪中叶错综复杂的思想史背景的产物。只有在人类思想及其历史作为整体的关系背景中,才能澄清这个观念的内在本性。也只有在系统地接受这个背景的制约关系中,这个观念才能获得其真理的实现。能否在人类思想作为整体中胜任并执行其理论职能,成为我们检验一种心理学体系之真理性的途径之一:科学心理学观念只有实现为现象学心理学,才能执行其为人文科学奠基的逻辑职能;反之亦然。这个关系还从否定方面暗示着,一切以异化的形式实现的心理学,都不可能真正承担起为人文科学奠基的逻辑职能,并因而违背了我们的常识。

关键词:科学心理学;现象学心理学;人文科学;逻辑奠基

1引言

在其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水平上,关于心理学和它的历史发展及其理论职能等,我们有着几乎讲不完的故事和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争论,还经历着同时被一些人寄予厚望、又遭到另一些人拒绝甚至否定的困惑或尴尬。但是,当我们回归到常识的水平时,却可以拥有一个论者颇可引以为自豪、听者亦无从反驳的关于心理学的说法:但凡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心理学。正因为这个说法是常识的,所以它的意义是普遍的,而且,当我们尝试以反思的态度进一步深究它的含义时,便可以引申出多种不同的理论思考的方向。例如,这话似乎可以意味着:心理学的实质内容,暂且不管它会是什么,无论就其在共时性思维中展现的广度,还是在历时性思维中折射的深度,都与人的存在及其活动和历史是同构的;正是构成心理学的那些实质内容,描述并表征了人之为人的独特的规定性———人因此才成为人;包括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的世界,就其属人的性质而言,必然是构成心理学之实质内容的那些要素和过程的结果,并以之为基础;如此等等。概言之,这个说法以常识特有的性质和方式,包含着并表达了心理学真理的胚芽,虽然如詹姆斯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个常识的任意形式的概念发挥,都将自在地是对心理学真理的实现(James,1890/1907)。专业心理学家的职业本分,就是努力以实质的理论内容来充实上述说法潜在地包含的心理学观念,以确立心理学的理论同一性,并因而才能胜任并执行他们及其学科在人类社会生活作为整体中承担的理论职能。又因此,反过来说,能否胜任并执行这种职能,成为我们据以检验一种心理学体系之真理性的途径之一。事实上,以上述常识的理解为出发点,从其中隐含的心理学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思想世界中承担的职能或使命的角度构思心理学必然是什么,乃是引导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由此形成的就是在现代心理学作为整体的背景中,为论证方便起见可以统一地称之为现象学心理学的传统或道路。也正因为如此,尽管现象学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实质内容远未达到完成的状态,但无论如何,如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史普遍证明的那样,它以其已经取得的成就富有成效地实现了为在广义上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全部人文世界奠定基础的逻辑职能,从而促进了人类思想的发展。这个关系还反过来意味深长地暗示着,只有现象学心理学才是对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的理论表达。所以,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从布伦塔诺到胡塞尔的连续的思想发展,正是在与人类思想作为整体的关系背景中,明确而自觉地以心理学为主题,积极地探寻它必然是什么,并由此在获得关于心理学是什么的肯定回答的同时,实现心理学对人文科学的逻辑奠基。另一方面,当我们考察20世纪思想发展的一般趋势如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时,我们发现,其中隐含着一种系统化的关于心理学必然是什么的理解:正是这种心理学在它作为体系中执行着逻辑奠基的职能,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学在其中未能上升为主题、或者说是这种心理学在其中作为主题的缺位,才决定了这个体系的未完成性或不彻底性;为了澄清这个体系的结构,就不得不将其中隐而不显地隐含的心理学明确地揭示出来,而由此揭示出来的心理学,就其一切本质特征而言,与现象学心理学是一致的和同质的———正是以这种被动的方式,这个体系肯定地暗示了心理学必然是什么,并由此为它的现象学道路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历史证明(高申春,甄洁,2018)。总之,只有当心理学在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的追问中获得其理论的实现时,它才能有效地执行为全部人文科学奠定基础的逻辑职能;反过来说,只有以人类思想作为整体为背景,并在这个背景中通过考察并阐明心理学在其中承担的职能,才能揭示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并追求实现其理论的形态。本质上讲,这两个方面是互相促进而系统地统一的。同时,这个关系还从否定的方面暗示着,一切以异化的形式实现的心理学,都不可能真正承担起为人文科学奠基的逻辑职能,并因而违背了我们的常识。

2科学心理学观念的兴起及其引导的思想史困境

19世纪中叶,科学心理学的观念、亦即关于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想普遍兴起。概言之,这个观念的兴起是极端地错综复杂的思想史背景的产物,特别是自然科学自近代以来连续进步的历史和成就塑造我们现代人世界观的产物(高申春,刘成刚,2013)。但无论如何,它在兴起之后便立即获得相对独立性而融入那个时代的思想史趋势,并构成其历史动力学过程中甚至是最具主导性的思想史力量之一:正是对这个观念的真理性含义的探索和追求,引导了20世纪思想史进程,并促成了人类思维方式及其隐含的世界观的历史转型。只要我们不是从这个观念由以兴起的思想史背景中游离出来孤立地思考它,而是在与这个思想史背景的紧密联系中系统地追问并反思它,我们立即就可以洞察到,以一种简单化的、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的朴素态度来对待这个观念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思想逻辑决定了,在它的二元论世界观中,“心”的实体和作为对这个实体之理论展开的“心理学”,与“物”的实体和作为对这个实体之理论展开的“自然科学”(其中包括“身”和“生理学”),是同等有效地并列对峙的,并在相加而成的和的意义上共同构成二元论世界观的整体;若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就是“自然科学”,并由此构想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从而形成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那便意味着,在二元论世界观中,无限膨胀地赋予“物”和“自然科学”以本体论上有效的地位,乃至于最后完全地占据二元论的思想空间而走向科学唯物主义一元论,从而取消了“心”和“心理学”,也因此违背了二元论世界观的思想逻辑。所以,在近代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中,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是不可设想的。这也是以下历史事实的根本原因:直到19世纪中叶,伴随着近代历史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时兴起以自然科学为依据倡导“科学心理学”的动机和方案,其典型代表者如赫尔巴特的设想(高觉敷,1982),但都未能真正融入并主导近代人类及其思想的历史。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以其连续进步的历史而累积起来的成就给人以如此深刻的印象,乃至于在塑造我们现代人的世界观方面产生了其他任何思想力量难以匹敌、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以一种在当时我们还不能理解其性质的必然性将人类思想普遍引导到科学的道路。正是在这个世界观背景中,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才随着这种历史的必然性一起兴起。因此,表面看来,人类思想在这里陷入了一个历史的困境,将人类思想从这个困境中拯救出来,便成为那个时代思想家们的历史使命。由于心理学如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在人类思想作为整体中占据着一个极特殊的地位,这个困境还特别集中地体现在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或理想。又因此,反过来说,对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及其是什么的系统的反思和追问,必将要求突破“心”和“心理学”及“物”和“(自然)科学”各自在二元论思维方式中所固有的含义,从而整体地超越近代哲学及其思维方式和思想逻辑,同时实现在其中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能够合乎逻辑地加以理解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现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那种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说,现代哲学的兴起,原来是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追求自我实现的产物;它所确立的,乃是这个观念能够在系统地合理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所必然要求的那个思想逻辑。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结合20世纪以来思想发展的实际历史看,正是由此实现的这种科学心理学,为现代世界及其具体存在形态作为人文科学奠定了基础。

3布伦塔诺的科学心理学理想

在这个方向上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的,是作为现代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布伦塔诺。与同时代人相比,他更有效、更强有力地代表了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正在兴起的思想史趋势,并为心理学在后来由胡塞尔揭示出来的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的意义上实现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如上文所已暗示,科学心理学观念的兴起,就其肯定的方面说,是自然科学及其历史和成就影响并塑造我们现代人世界观的产物;但就其否定的方面说,乃是对以二元论思维方式为根本特征的传统哲学危机的反应。在这个背景中,如德国学者MartinKusch(1995)强调的那样,与被称为“生理学家的哲学家(physiologist-philosopher)”的冯特等人相比,布伦塔诺是一个受过系统的、严格的哲学训练的哲学家。这个历史事实的理论意义是很耐人寻味的,这里虽限于篇幅不能展开,但可以结合上文论证指出其一般特征。概言之,布伦塔诺关于科学心理学观念的构想,是系统地以19世纪中叶思想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为背景的,因此,一方面,他无论如何不会走向上文揭示的那种自然主义的科学心理学道路,另一方面,由此构想的科学心理学观念,必定是这样一种观念或理想,它足以打破并超越上文揭示的人类思想因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若按自然主义态度加以理解则必然陷入的那个历史困境,而人类思想却因此重新获得一种新的统一性和新的基础,从而发生类似格式塔心理学所说的那样的整体转型。在转型之后的思想世界,布伦塔诺所理想的科学心理学,将不仅是“真正的哲学事业”(Kusch,1995),而且正是这种心理学为包括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问题以及文化、教育、政治、法律等全部人类事业奠定了“基础”(Brentano,1995)。必须以人类思想作为整体及其在19世纪发展的这个一般趋势为背景,才能洞察或把握到布伦塔诺的科学心理学理想为人类思想世界引入的全新的因素和动力,如施太格缪勒(1986)指出的那样,他“把意向性强调为意识的特征,便使对意识内容的理解发生了决定性转变”。特别是如所周知,布伦塔诺的思想远未构成一个完成了的体系,细究他的著作可以发现,其中很多概念和论证都是极富歧义性、甚至在上下文中相互矛盾的。这一切,不是布伦塔诺的过错,而是人类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这个事实恰恰证明了,与自然主义传统不同,布伦塔诺的科学心理学理想构成了人类思想作为整体及其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正是通过这个环节,人类思想才得以超越上述历史困境而获得新生。换言之,布伦塔诺作为一个过渡性、并因而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思想史人物,他的概念及其表达的思想的歧义性,虽然一方面显示了对过去历史的继承性,但另一方面、而且更主要的,正是通过这种歧义性,他同时将未来历史的可能性呈现于其中。当我们如胡塞尔那样洞察到这种可能性、并以理论将这种可能性实现出来时,我们将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世界。历史证明,布伦塔诺的长远重要性在于为了阐明心理学是什么而揭示出来的“心理现象”的本质特征:“每一种心理现象,都是以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所说的某一对象的意向的(或心理的)内存在为特征的,是以我们或可称之为———虽然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没有歧义———对某内容的关涉、对某对象(这里所谓对象,不应被理解为意指一个真实存在的事物)的指向为特征的,或者说是以内在的对象性为特征的。每一种心理现象都将某种事物作为对象包含于自身,虽然不同的心理现象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将这些事物各自作为对象包含于自身。”(Brentano,1995)因此,具体地对每一种心理现象“如何”将它自己的“对象”“包含于”它“自身”之中的描述性阐明,就成为心理学的实质内容。无疑,这一段论述同样是歧义性的:如果首先确认其中的“对象”或“事物”的存在,必将陷入上文揭示的思想困境;相反,若首先确认其中“意向”的存在,那么,“对象”或“事物”便失去其存在的本体论优先性,而成为“心理现象”作为“意向”的活动产物———由此,“心理现象”、并因而心理学,就获得了相对于“物理现象”、并因而物理学或广义而言自然科学的本体论优先性,并由此构成后者的基础。这后一个方面作为未来思想的可能性,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才得到了实现。

4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追求

我们最好是将从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的发展看做是同一个思想人格通过不断探索而渐趋成熟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在相互参照、并因而相互补充的解释中同时更加合理地理解二者思想动机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联系,并把握其发展的必然性。否则,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将会引起各种无论是分别针对二者各自的思想还是针对二者思想的发展关系的误解。例如,从布伦塔诺方面来说,在1911年出版的《经验观点的心理学》第2版“前言”中,他在概述其思想自1874年第1版以来的变化时,特别强调了一个最根本的变化:“我不再坚持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心理的关系竟可以以某种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作为它的对象。”(Brentano,1995)结合上文对他关于意向性的那一段论述的分析,这个变化就表现为一个历史的倒退,并否定了其中蕴含的未来历史的可能性;而胡塞尔思想的起点,恰恰在于对这种可能性的初步洞察,他一生的努力,正是以现象学及现象学心理学将这种可能性实现出来,同时得以超越过去的历史。所以,德布尔(1995)在深入研究胡塞尔思想的发展后感慨说,“在研究胡塞尔的这些年里,我日益确信布伦塔诺对胡塞尔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指出,在起点上,胡塞尔几乎是“未加批评地肯定了”布伦塔诺关于“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自己的区分:“他区别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即原初内容的或物理现象的领域和活动的或心理现象的领域”,由此预示了他自己思想发展的未来方向。若以胡塞尔为参照来理解布伦塔诺,那么几乎可以说,他的全部现象学的构思和探索,就是要将布伦塔诺上述关于意向性的论述隐含的思想空间系统地揭示出来:只要忠实于明证的直观而不盲目地首先确认“对象”或“事物”的存在,我们就可以洞察到,意识的那第一性的、积极活动的、但自身不稳定的意向性,必须以各自独特的活动方式构建自己特有的“对象”,并与之结合,才能稳定地实现为作为“事物”的现实意识,这就是胡塞尔的Noesis-Noe-ma结构。质言之,这一论述突显了这样的主题:“对象”或“事物”,原来是心理现象或意识的存在属性;对于“对象”或“事物”的完全理解,将取决于对构成全部心理现象之总域的意识的极其复杂多变的样态、内容、活动及其成就等的系统而细密的分析。换言之,自然科学的世界及其具体事物,原来是一个“确定的、特殊的意识方式”以其活动为基础而“设定”的(胡塞尔,1995)。胡塞尔(1986)由此得以区分自然的思维态度和现象学的思维态度,以及分别作为两种思维态度之理论实现的自然科学和现象学科学,并阐明二者的关系:自然的思维态度只有被放置在现象学的思维态度的背景中才是可理解的;自然科学乃是现象学科学的一个特例。总之,在胡塞尔的视域内,“科学”意指意识在本质上可能的全部各种活动形式及其具体的内在环节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必然性的整体,而对这些活动及其关系的本质的描述和揭示,就是心理学,或现象学。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和“科学”必然是内在地相统一的;因此,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才可以合乎逻辑地加以设想并追求实现它自身(高申春,2012)。这就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或现象学心理学是有史以来最艰深晦涩的思想体系之一,他的思想发展也是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过程,而且,即使如此,他的思想作为体系最终也未能以完成的形式得到实现。这些问题不是本文要研究的主题,但构成本文论证的必要背景。总而言之,和布伦塔诺一样,胡塞尔也是系统地在人类思想作为整体的背景中按心理学适得其所的位置来构想心理学的,所以,现象学心理学才不仅是科学心理学观念的本质内涵的实现,而且还真正在其中执行着它必然承担的理论职能。事实上,我们知道,胡塞尔是作为专业数学家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他之所以走上哲学的道路,最初是要在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中寻求数学的概念基础;他据以构想、并终身坚持不懈地发展现象学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为包括哲学、心理学及其他一切学科在内的人类知识提供一个先验的、绝对的可靠基础,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这个理想在完全的意义上实现了(高申春,2012)。

5卡西尔论人文科学的逻辑

阅读卡西尔著作的人,都不能不对以下事实产生很深刻的印象,即在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心理学的材料和讨论,乃至于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心理学的材料和讨论,他的思想还能否成型、他的论证将如何展开。深入的研究表明,对于卡西尔的思想建构来说,这些心理学的材料和讨论,不是他的著作的表面特征,而具有根本的决定性意义。事实上,如果将这些材料复原到它们在心理学中的原生态,那么,从这些材料的机械汇集中,是不可能呈现出它们在卡西尔著作中才呈现出来的全部意义的。换句话说,卡西尔对这些材料的使用和讨论,遵循着一个统一的思想原则,并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理论目标;这个统一的思想原则,就是蕴含在他的思想中的心理学,而这个明确的理论目标,就是要论证他的全部思想作为体系的基础。然而,因为卡西尔不曾以心理学为专业,他未能将他思想中蕴含的这种心理学明确地主题化而实现其全部意义,也因此制约了他的思想作为体系的完成。所以,揭示并阐明卡西尔能够据以使用并讨论这些材料背后的原则,并由此将他的心理学主题化,既是系统地理解他的思想的必要条件,亦有助于批判地反思和澄清心理学的科学性质(高申春,甄洁,2018)。如所周知,卡西尔是以其“文化哲学”的体系和成就而闻名于世的。所谓文化哲学就是广义而言的人文科学,以诸如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自然)科学等各种人类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其目标是要“洞见这些人类活动[作为不同的文化形态]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在这个有机整体中阐明这些相互不同的活动或文化形态的“一个共同的起源”(卡西尔,1985)。如卡西尔自己反复不断地指出的那样,他的文化哲学只构成他的符号形式哲学的应用、解释或说明,并因而以后者为基础。当我们转而细究其符号形式哲学、特别是它的基础时,我们发现,正是在这里隐藏着他据以使用和讨论各种心理学材料的思想原则。因此,如果我们得以将这个思想原则作为心理学揭示出来,那么,我们将理解,正是这种心理学为他的文化哲学作为人文科学奠定了基础,而且,正因为这种心理学是他的文化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基础所必然要求的,所以,也只有这种心理学才是科学心理学的观念在理论上得到实现的必然形态。确实,卡西尔据以构想符号形式哲学作为体系的最初的思想动机,是他于1917年以“符号形式”概念获得的关于意识的本质结构的初步洞察(Gawrongsky,1949)。从某种意义上说,符号形式哲学作为体系的建构,就是对“符号形式”概念的理论内涵的逐步清晰、逐步系统化的阐释,而“符号形式”概念作为对意识的“本质结构”的洞察,在理论上的实现当然就是心理学。概而言之,在符号形式哲学作为体系中,卡西尔将这个洞察概念化为意识的“代显功能”:意识的某一个内容,替代地显现着另一个内容,或反过来说,在意识的某一个内容中、并(只有)通过这个内容,另一个内容才能得到(替代的)显现(Cassirer,1953)。用“符号”概念来说,代显功能就是“符号化功能”:在意识中,替代地显现另一个内容的那个内容,因为这种代显关系而成为相对于被代显内容而言的“符号”。例如,在言语活动或音乐欣赏中,我们具体听到的,无非是那声音作为意识的内容,但在“声音”中、并通过它,“语义”或“旋律”作为意识的另一项内容却得到了显现。如果我们无论如何得以超越概念体系作为外部特征的制约而进入到他们的思想之中,那么,卡西尔对全部心理学材料的使用和讨论,立即就让我们普遍地联想到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思想,这绝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以一方面是卡西尔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思想为基础,在二者之间进行相互参照、相互补充的解释和说明,我们将获得若没有这种参照或补充就意想不到的效果(高申春,杜艳飞,2018);这种相互参照、互相补充的解释和说明,不仅在揭示他们思想的共同方向的基础上得以阐明科学心理学的观念必然是什么,而且有助于以实质的理论内容推进了这个观念的实现。

作者:高申春 甄洁 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北华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