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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化观念特征范文1
改革开发的发展，使得各个煤矿越来越重视工作的安全性，因此，在安全文化建设方面，就表现出一些特点。
1.1安全文化存在形式的多样化安全文化的建设是煤矿工人与自然的长期奋斗全过程的精神文化实践成果，在企业文化中占据重要比重。传统上的安全文化，是在文学和艺术活动，体现为广播，电视，报纸，横幅，会议交流的形式。一方面安全文化的宣传过程，是一个技术相互融合的过程，通过技术的相关支持，将安全文化扩大化，起到安全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安全文化与现代印刷技术的有机融合，借助计算机，电视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手段。作为一种文化信息的特定产品，包括各种文献，电视和网络信息产品，这些正逐渐成为安全文化的新载体。安全文化的传播极大地丰富了安全文化的外在形式，与安全文化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使安全文化深深地渗透到煤矿工人生活的各个领域。
1.2安全文化的重要作用安全文化与经济、政治发展有着积极的联系，对经济政治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具体体现：一是将安全文化的教育范围扩大到各个层次的企业，与工人和思维模式，员工行为规范，态度结合成为经济效益。让员工有一个精神上的支持，积极发挥在安全生产中的作用。二是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完善职工家庭生活质量。家庭幸福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的主要问题，煤矿安全文化环境的逐步改善，这是一个工人的安全和健康的生活的重要前提。三是安全管理体系在不断的严谨中，作为企业运行的基础，安全文化发展起到了对决策层，管理层，操作层的行为规定的作用，这是一个硬约束。还需要培养员工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与意识进行配合。
2企业安全文化重要性表现方面
安全文化教育在采取的方式上，是需要避免枯燥无聊的。否则就会起到相反的的作用，而无法使得安全文化深入人心。其中安全文化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保持企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从一个企业的安全文化教育程度就可以看出这个企业管理工作的运作模式，对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有着积极的影响。在实践施行的过程中，一是安全文化教育的重点在于扩大影响力，加强企业安全观念的影响，提高企业建设管理在许多方面的含义，促进劳动者素质特别是内在精神动力的提高，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性能提高。二是安全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有利于使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取得有利地位，一个企业建设只有具备完善的安全管理体制，才有足够的基础去实施其他的工作，参与目标竞争。
2.2保持企业特色与个性的重要举措塑造企业建设的形象，不仅应该注意企业的设施设备和环境，更重要的是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独具特色的安全文化建设会使得企业更加具有魅力。目前，煤炭企业都在进行扩张，在规模和效益方面都有很大的增长。但这些扩张的前提必须是完善的安全体系，对于我们这样建设年限短，许多方面还有所欠缺，安全隐患一直存在。要想彻底根除这些安全隐患，就必须加强安全文化建设，首先就是要联系实际经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其次就是对安全文化的大力宣传。建设完善的安全文化体系，塑造良好企业文化是首要任务，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利于营造安全文化气息，使安全文化教育顺利实施。继而使得安全文化观念深入人心，在各个层次都做到完全的渗透。只有这样才拥有足够的资本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
2.3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需要十七大精神的贯彻对于我们企业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与挑战，在企业建设过程中，安全文化的建设已经深入到了各个阶层，安全文化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自身发展。因此，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完善，可以加快企业自身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各个领域的渗透，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基本体制的完成的标志；另一方面是在日益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安全文化建设是竞争的基础，最终，企业建设的经济的竞争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企业的安全文化的建设。
3企业安全文化遵循原则
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想做到与其他文化建设的融合，充分体现出安全文化建设的优势，就必须遵守以下的几条原则。
3.1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应该在一个有效的安全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机制，促进安全生产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但结合实际不同矿井，需要建立具体实际的安全文化建设模式，进一步完善金融时代特征和特性，给予具体的基本特点，仍有工作需要解决大量的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和安全文化建设精神内涵的主要任务，加强运行效果评价模式的建立。这需要对企业建设安全文化建设的基本状况进行了解，坚决联系实际，采取及时有效的方法进行安全文化教育，进而充分发挥安全文化的积极效果。
3.2坚持标准，讲究质量的原则企业建设的发展状况的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安全文化建设工作。因此，要寻找适应企业发展的安全文化建设体系，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遵守这一标准，要联系实际努力创新，选择从不同的领域开展安全文化建设工作；从区域活动定义，在对安全文化及其与的过程中，要加强实行得力度，深入贯彻企业安全文化建设，逐步渗透，反复检验成果，避免形式化的问题出现，积极创新可行有效的安全体系，探索有效的机制的安全文化管理及效果评价。
3.3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原则安全文化体制的建设要涵盖到企业的各个领域。因此，要结合各个部门的不同状况彩球不同的建设方式突出重点，整体推进。我们要以安全文化建设为目标，做到团队引导员工，通过团队的指导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把章法建设作为一种手段来完善实施机制基本的安全要素等几个，解决问题的总体情况，这是企业发展基本的和长期的活动，练好内功，聚合力量，夯实基础，实现长期稳定进而提高生产安全的效益。
4结语
安全文化观念特征范文2
论文摘要：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是理念的竞争。煤炭企业作为传统型企业要想更好的取得竞争优势、战胜竞争对手，必须对其企业文化实施再造。论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
2l世纪人类经济形态已经进入了以知识、速度、创新、文化理念为根本特征的新经济模式。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能力，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途径，是一种为企业生成价值的重要来源。一个企业要打造具有自己独特优势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理念，就必须要从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着手，培养具有个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管理是新世纪重要的企业管理模式。煤炭行业作为能源基础性行业，其作用和地位不容质疑。不久前国家为了力促煤炭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历史和现时的一些因素积淀，煤炭企业发展遇到许多困难与挑战。煤炭企业正经过着历史性转化过程：即从“制度+控制”型转变成为“学习+激励”型。最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国际原油等替代性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煤炭行业的形势开始出现好转。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煤炭企业必须牢牢抓住时机、适时掀起企业变革、塑造新型企业文化，推动整个煤炭行业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化发展。
l企业文化理念的产生与实质
企业文化理念的产生源自美日两国不同管理模式的比较。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并在各个领域与世界经济第一的美国展开强有力的竞争。美国学界在惊呼“狼来了”的同时，分析思考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其“管理软件——文化因素”的成功。从1981年到1982年间美国管理学界连续推出了四部重要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战略家的头脑——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企业文化》、《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系统精辟的分析构成了企业文化这一新的理论系统，标志着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一般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是激发企业员工积极性的唯一源动力。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为企业职工提供了一种共同意识，以及日常行为的指导方针。企业文化通过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意识观念，说服、感染、诱导、约束企业成员，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把全体职工凝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煤炭企业文化以往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1文化观念陈旧、思维模式定化
由于地理条件和作业环境限制等原因，煤炭企业矿区一般都远在与城市市区相隔较远的郊区或野外。因此煤炭企业难以接受到外部最新的信息，思维模式容易固化。而思想的僵化又往往就是企业文化再造最大的敌人：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安于现状，害怕变革、不愿变革，使得企业的改革发展创新的尝试只是“换汤不换药”，难以从根本上起到引领企业发展思路转变，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2．2企业领导层不理解或企业文化意识淡薄
众所周知，目前煤炭企业占相对多数的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很多的领导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的选择产生，而是直接由上级安排任命。这其中虽然有很多有志于改变企业落后面貌的领导者，但苦于对企业文化理念的不理解和认识不足。造成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不开阔，企业文化建设停留于表面。更有甚者，一些领导者认为企业文化建设是只投入，不产出的“买卖”，搞不搞对企业效益都无所助益。
2．3企业文化建设政工化、部门化
在煤炭企业调研的时候经常发现在许多企业中，将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等同或混淆两者之间的异同。实质上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炭企业建设中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通过两者有机的融合和协作，可以有效的帮助企业解决经营管理中所潜在和发生的一些问题；还有的煤炭企业将企业文化建设职能安加在工会、宣传部等部门，实际上企业文化建设是整个企业都必须共同承担的职能，而不是哪一个具体部门自己的事情，企业文化细化在企业运作流程的每一个阶段之中。
2．4企业文化建设表面化、口号化
以往煤炭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文化建设表面化、口号化。由于思想保守和员工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煤炭企业内部对企业建设的效用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经常是“热热闹闹开场，冷冷清清收场”，没有将企业文化建设真正的嵌入到企业的灵魂之中，企业文化留于表面。因此我们走进矿区经常发现是口号、标语很多；今天号召这个，明天要求哪个。没有一个有序、继承性的企业文化发展建设思路。
3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思路
3．1以“客户服务至上”为导向
由于多年来传统体制的影响，使不少煤矿至今还没有在思想上真正确立“服务至上”的思想，煤炭产品同其它产品相比虽然有自己的特性，但作为生产者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上有共同之处，如认真履行合同、定期走访用户、提高质量、扩大产品品种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等。及时了解市场动态，预测客户可能会提出什么要求，提前准备，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客户，从而大大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为客户节省时间、为客户节省成本、为客户提供方便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
3．2以“以人为本”为核心
企业有价，人才无价。新经济时代中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核心生产力要素。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本，是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从过去只注重物转到重视人的基点上来，把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信任人、培养人、重视人的价值，不断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作为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如何有效的引人、留人、用人、培育人已经成为煤炭企业文化管理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企业必须充分调动资源，做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这篇大文章。
3．3以构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支撑
煤炭企业文化重塑要以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通过建立和完善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有序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有效的促进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科学化、制度化、明确化。为企业下一步将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的各个角落中，打下坚实的基础。
3．4落实沟通培训和激励机制
由于煤炭企业内部传统势力强大，抗拒文化革新和消极对待文化革新的现象普遍，而且广大员工素质参差不齐、认识不一。要想在煤炭企业内部顺利开展企业文化理念革新，首先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有效沟通。解除员工对于企业文化再造的疑虑和不解，并通过具体培训的方式，使广大员工认识到企业文化再造的效用与意义所在。通过激励机制吸引和鼓励广大员工参与到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中来，实现由“企业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
3．5以绩效考核机制为约束
有时候企业传统势力过于强大，企业文化变革在企业内部寸步难行。此时为破除阻力、引进新思路，就必须果断借助绩效考核机制等强制手段，引导员工个人行为向企业希望的方向转变；新文化的引入要想真正“生根”必须有一定的强化过程，通过绩效考核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使得员工逐渐生成“习惯反射”，使得企业文化最终能够在企业内“生根发芽”。
3．6以企业与员工“双赢”为诉求
强制并不等于强迫。虽然要员工将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自觉做到相统一，但不能抹杀员工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需要。长久以来，煤炭企业以“牺牲、奉献”精神为感召，而忽视了员工作为个人有自身多元化、多层次需要的现实。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是双赢的世纪，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双赢”的文化理念，只有企业和员工都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4煤炭企业文化再造的具体内容
4．1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新型企业精神
一个企业要有自己的灵魂，要有自己的追求和信仰。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中外企业无不把培育企业精神当作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根本任务，把企业精神当作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胜的法宝，视之为企业之魂。煤炭企业要精心提炼出最适合本行业发展、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企业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并加以确立和塑造。将长期经营活动中培育的能反映企业精神风貌、激励职工奋发向上和规范企业行为的群体意识，能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相融合，树立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精神。树立企业精神要注重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同时要突出时代性和个性化。
4．2加强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由于煤矿生产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煤矿事故时有发生，有的甚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干扰正常的生产经营。事故高发及难以遏制的趋势，不单源自科技管理水平低下，更在于员工对安全的认识水平不高和企业整体安全文化理念不强。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先”，实现文明生产，才能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健康、稳定、高效发展。珍惜、爱护和尊重员工的生命，从安全的意识、思维、观点、行动、态度、方法上使员工形成深层次的安全文化素质，并付诸于完善和维护企业安全文明生产上，认真将安全文化细化到现场生产管理之中。
4．3重新塑造煤炭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它是指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印象和评价。一个企业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是否有高度的信任感，关系到这个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一方面，传统上社会意识中煤炭企业的形象就是“苦、脏、累、险、黑、大、笨、粗”；另一方面由于只注重效益，缺乏环保意识。导致企业环境恶化：煤尘飞扬、地表塌陷、酸雨、温室效应、固体废弃物、光化学烟雾等敏感环境问题既危害了企业，更危害了社会。因此煤炭企业要建立新型企业文化，首先就要重新塑造自身企业形象。对内要提高环保意识，提升员工素质。大力实施“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工程建设，建设成为一个生产生活秩序井然、环境整洁优美的现代新型矿区。对外要通过cI形象设计塑造个性鲜明、全面完整的企业形象。注重企业声誉，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帮助企业树立讲文明、负责任的光明形象。
4．4通过质量文化树立强势企业品牌
高质量的产品是企业生存的根基。它既反映了企业的工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高低，也是企业吸引客户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才能赢得更多的客户，也只有树立质量第一的文化理念，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产品质量实际上是企业质量文化、伦理观念在实践层面的反映和体现。有什么样的质量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产品质量。良好的技术、设备固然是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但非决定因素，要从根本上解决质量问题，还必须以人为本，从指导人们实践的观念形态着手寻求解决途径。从煤炭企业长远发展、从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域经营的大视角出发，重视企业形象、商标形象、产品形象的策划、宣传、投入，把品牌意识和策略引入企业营销机制中，提高企业竞争力，最终塑造强势企业品牌才是煤炭企业在21世纪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必由之路。超级秘书网
4．5科技文化兴煤，创新文化富煤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战略性的指导方针在今天的煤炭企业改革中意义犹为重大。今后我国煤炭企业的改造目标重点是要应用高新技术：比如遥控与自动化技术、加快高产高效矿井建设、推进洁净技术的产业化。煤炭企业的发展正朝向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迅猛发展。毫无疑问，科技文化将给煤炭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场新的革命。能源有限、创新无限。煤炭企业不可能永远靠煤吃饭，大力推进企业创新文化理念的形成是企业可持续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在企业内形成一种创新生产工艺、创新管理理念、创新发展思路为核心的创新文化体系，为煤炭企业不断飞跃，添砖加瓦。
安全文化观念特征范文3
[关键词]早期教育；文化；香港研究
本文关注香港幼稚园的教育实践，文中主要研究数据和结论均来自笔者和研究生们在香港所做的一系列研究。首先，我们将对世界范围内影响幼儿教育的因素进行概要的介绍；其次，我们将对影响香港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特定情境性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我们将通过实例展现香港当前主流和新兴的幼儿教育实践，并对多种“文化――情境”因素在塑造香港幼儿教育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
世界范围内影响幼儿教育实践的因素
许多因素影响着幼稚园的教育实践，这些因素包括儿童的特点、教师的特点和行为、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幼稚园的办学理念、家长观念和行为以及教育政策。但是，与儿童早期发展相关的教育政策对幼稚园的教育实践有着最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政府负责诸如制定教师资格和班额大小的标准，颁布课程大纲并确定是否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影响制定幼儿教育政策的因素进行分析。
幼儿教育政策的影响因素
以下因素影响着世界范围内幼儿教育政策的制定：相关研究、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现状、国际会议、对多样性的尊重、对幼儿教育中政府角色的认识、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培养适应全球化社会儿童的渴望。但是，由于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情境中发挥作用，因此“文化”既调整又调和着这些因素作用的发挥。
相关研究
有关人类生理学、早期教育的经济效益以及早期儿童发展和学习的研究对幼儿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表明，人脑在生命第一年中发展最为迅速，与此同时，环境刺激对人脑的发育起着积极的作用(Shonkoff&Philips，2000)。进一步说，研究者对政府投资于幼儿教育与投资于成人教育相比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回报给予了大量关注(Heckman，2004；Lynch，2004)。这使得世界范围内对儿童早期服务机构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考虑提供儿童早期服务机构，以此作为保障“每个儿童的权利”、实现儿童潜能最大发展的有效方式，并将其视作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源发展的一种投资。
与以前相比，我们对儿童的发展和学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教育心理学领域，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重视知识传授转向重视知识建构；同时，鼓励教师完成从知识传递者向儿童学习和创造性的促进者的身份转变。游戏和学习不再被认为是课程的对立面，游戏的潜在教育价值获得了重视和认可。
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现状
国家发展的目标和策略受国家发展现状的影响。例如，一些国家致力于早期教育的普及；然而另外一些已经完成普及目标的国家则把重点放在提高早期教育机构的教育质量上。
国际会议
国际会议(例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大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大会)体现了对于期教育的关注。国际发展组织(1DA)，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已将其所秉持的信念、价值观和哲学观带到了发展中国家。例如，整合服务、社区参与、赋权、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女童教育等观念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推进。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国际化发展的文化正在影响着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区域政策和实践。
多元文化
科技的进步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发达国家中甚至在某些民族内部，文化多样性也显著提高，这意味着理解多样性是促进早期儿童发展的重要内容。
对幼儿教育事业中政府角色的认识
在某些国家看来，儿童早期养育应当由家庭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免费的幼儿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普及。但是，政府通过其他社会政策为家庭提供支持。与此密切相关的便是社会关于母亲在幼儿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的认识以及性别平等等观念。
发展和全球化
由于教育政策的起点是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发展目标，因此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变革对各国的政策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影响不同区域和国家幼儿教育政策发展的同时，全球化也以积极的和不尽如人意的方式影响了早期儿童教育的实践。对其他地区幼儿教育事业发展了解和交流的增加，引发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学前教育改革。但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导致传统价值观的消减。在一些地区，全球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例如，当前认识逐步深化的关于儿童是如何学习的观念(例如通过游戏学习)和教师直接教学之间的矛盾在――些亚洲国家中仍然非常普遍。
影响香港教育实践的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
香港的地理位置、社会政治、教育和文化体系已经并将继续影响香港的幼儿教育政策制定部门和服务机构(见Rao，Koong，Kwong&Wong，2003)。与早期教育密切相关的是关于早期学习的文化观念。过去，在中国，教师被认为是知识的源泉，教师通常采取的是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但现在，儿童花在以游戏为基础的学习活动上的时间要远远多于过去，同时教师的直接教学(上课)也大大减少了。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早期学习的观念已经让位于被认为是优质幼儿教育实践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儿童和教育的观念也同样影响着教育实践。例如，幼稚园一日活动的安排具有高度结构性。这部分是由儿童的年龄特征决定的，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应该在儿童的早期阶段培养其纪律性和行为的适宜性的观念(Rao，McHale&Pearson，2003；Rao&Li，待发表)。
学前教育政策
1．覆盖率和普及率。在香港，学前教育机构属于私立教育机构范畴。香港的学前教育机构包括：托儿中心和幼稚园。其中，托儿中心接收6周至6岁的儿童，而幼稚园则接收2岁8个月至6岁的儿童。早期教育机构接受两个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教育统筹局(EMB)负责管理所有接收3-6岁儿童的早期教育机构，社会福利署则负责监督所有接收3岁以下儿童的早期教育机构。绝大多数幼稚园为半日制，提供上、下午半日课程，各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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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而绝大多数托儿中心则提供全日制课程。绝大多数幼儿进入幼稚园，因为家长认为接受幼稚园教育是孩子进入小学学习所必需的。
在香港，大约95％的3岁以上儿童都进入了学前教育机构。幼儿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反映了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家长对于幼儿教育价值的认可。香港政府不提供免费的早期教育，因此提供早期教育的责任便落在私立机构或非营利性组织上。但是，政府为了保证早期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一项学费减免计划。这项主要针对贫困家庭的计划旨在确保没有一个儿童会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接受学前教育。政府的这一态度与其自由宽松的幼教政策实际是相吻合的，因为保育和教育学前儿童的主要责任仍然在家庭。
2．学前教育质量。制定、监督和强化学前教育质量标准的权力由香港政府行使，而当前政府的准入标准反映了初次和继续注册幼稚园应达到的最低要求。目前香港没有独立的幼儿教育质量认证机构。一方面，香港关于学前教育机构运作的相关法规极其松散；但与此同时，其他相关政策和促进因素对于促进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起了积极的作用：整体来说，非常明显的是，香港政府正致力于提升幼儿教育的质量。政府对教师培训给予了大量的财政拨款，同时还通过将教师津贴与教师资格挂钩，确保所有幼稚园教师最终都能得到专业训练。
我们(Rao等，2003)进行的针对香港学前教育质量的研究，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1)由政府执行的结构性评量，如硬件环境、健康／安全、教师资格和师幼比例等；(2)与管理相关的评量，如管理／评价和家园互动等。我们发现幼教机构的过程质量具有很强的多样性，较高质量的幼教机构远远超出了政府设定的标准。结构性和与管理相关的评量能够预测幼教机构的过程质量，其解释率达到27％。这些研究结果对于《表现指标(学前机构)》等相关法规的完善和学前教育机构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师幼比例是评价学前教育质量的一个主要指标。香港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对师幼比例的最低标准作了多次调整。例如，1994年，幼稚园的全日制班级和托儿所(3岁)的师幼比最低标准为1：20；到了2003年，这一标准为1：15；而目前，香港幼稚园的师幼比的最低标准在1：10左右(Wong&Rao，2004)。
3．课程纲要。各国或地区政府一般不要求幼稚园严格地按照一个预成的课程进行教学。香港政府同样也不要求这么做。很多原因促成这一局面的形成，其中包括大家普遍认识到的幼稚园课程应当是一个包含广阔领域的整合课程，应当关照幼儿早期发展速度的个体差异，幼儿是通过游戏进行学习的等理论，也包括大家认识到的幼儿应当成为学习过程的积极参与者而非知识的接受者等观念。但是，基于各国或地区的现实需要，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颁布了较为宽泛的学前教育课程大纲。这些大纲能够保证幼稚园课程涵盖儿童发展的主要领域，幼稚园能够实施发展适宜性的教学，以促使儿童达到早期学习发展的特定标准。此外，香港和很多国家或地区一样，幼稚园教师的学历和专业资格低于中小学教师，因此制定课程大纲是非常重要的。
1996年香港课程发展处出版了《学前教育课程指引》(香港教育署，1996)，这一课程纲要提倡儿童中心的教学方法，强调儿童的全面发展，并体现了当前关于有效的早期学习和教学的主要观念，同时对促进儿童智力、社会性、个性、身体和艺术发展提出了建议。
香港政府看到，一些幼稚园提供了过于正规的学业课程，他们对6岁以下儿童运用了不适宜的教学方法。因此，香港教育署于1999年列出了关于幼稚园教学“要与不要”的内容清单。幼稚园“要”做到：课程内容包括道德、认知、身体、社会性和艺术的发展内容，并通过组织相应的活动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组织多种以儿童为中心的学习活动，运用母语作为教学语言，并尊重儿童的个体差异。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优质的幼儿教育课程都体现出上述特点；同时，其中有一些内容也体现了香港的地区特色。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发展，课程纲要强调了这一方面的内容。
绝大多数的香港人以粤语为母语，但是家长同时出要求儿童学习英语。香港幼稚园的教学语言通常混合了粤语和英语，但最近发现这种粤语和英语混合的教学实践实际导致了儿童两种语言能力的低下。香港教育署的“要与不要”文件指出，将这两种语言的学习分离有助于改善这一局面。文件指出的幼稚园中的“不要”也反映了香港的这一特点：不要求托儿所(3～4岁)的孩子写字，不要让孩子进行机械的重复练习，不要采用单向讲授为主的教学形式，以及不要设计一个对儿童来说难度过高的课程。虽然所有幼稚园和托儿中心都以这一课程大纲为标准，但并非所有的早期教育机构都实施了大纲的建议，在小部分幼稚园中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幼儿教育实践(Rao，2002)。
4．币资培训和教师资格。教师资格是决定学前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香港教师的专业训练包括：关于儿童发展的知识，适合于儿童早期教育的内容，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与学习的教育技能，观察／记录／评价儿童发展和学习的技能，成功与家长合作的技能，尊重教学专业化的职业态度。
师资培训课程考虑到，不同层次的培训应具有不同的标准，不同年龄段幼儿的教师应具备不同的能力，教育者必须能够应对特殊情境带来的挑战。例如，SAKS期间，香港的幼稚园教师及时调整了他们的教学实践。
5．教育改革。香港政府对教育管理工作作了回顾和分析，以提高教育机构的整体办学质量。第一阶段的回顾分析工作于1999年进行，聚焦于教育的目标。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指出(1999)，幼儿教育的目标应该包括：(1)让幼儿体验幼稚园生活和学习的乐趣，促进幼儿学习好奇心和兴趣的形成；(2)让幼儿体验丰富且愉快的小组生活；(3)让幼儿获得全面发展；(4)促进幼儿自信心的发展。在公开征求意见以后，大家接纳了这些目标。第二阶段的回顾分析则重点考察了如何发展现行的学科结构、课程和评价机制以实现上述教育目标。第三阶段的回顾分析工作于2000年9月进行，教育统筹委员会颁布了全盘的教育改革计划，因此它实际将前两个阶段的工作推向了。该计划强调早期教育提供个体的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基础。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推进该计划的目的在于：提高早期教育者的专业能力口强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改革监控机制，促进幼小衔接，促进家园合作(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2000)。这些改革措施直接或间接对香港幼儿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前主流和新兴的香港幼儿教育实践
香港的幼稚园都有高度结构化的作息时间表，儿童严格地按照作息时间表从一项活动进入下一项活动。这种做法与儿童普遍只参加半日幼稚园活动有关，因此儿童很少有时间进行自由游戏活动。
1．语言和读写。作为一项关于幼儿中文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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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研究的一部分成果，我们对香港三所幼稚园和一所托儿中心中3叫岁儿童的课堂教学进行观察研究(Li&Kao，2005)。观察聚焦于教师使用的教学策略，并对课堂事件进行现场记录。以下是观察记录的一个片断。
教师B3：请你们保持安静，看白板。[孩子们安静下来并转向白板。活动室后排的几个男孩仍然在聊天，教师停顿了几秒钟以等待他们停止闲聊。他们不再聊天，将目光转向教师。]
教师B3：大家看这个宇，是什么?这是“flower”(花)。[教师读出这个新字，并示范这个字的书写。教师引导孩子注意这个宇中各笔画的位置和书写顺序。接着，教师讲了一个关于这个字的故事，以便孩子们能够更好地记住这个字。)
教师B3：下面跟着我，大声地朗读：“flower(花)!flower(花)!flower(花)!”[幼儿反复朗读，全班集体朗读和幼儿单独朗读交替进行。朗读之后，教师组织孩子用15分钟的时间书写他们刚刚在集体教学中学习的汉字。)
上述观察记录中有很多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儿童行为和教学方法的观念。儿童被要求坐有坐相、保持安静并举止得体。事实上，早期行为和情绪控制学习被认为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所必需的(Ho，1994)。
对于儿童在幼稚园中学习汉字书写，香港的教师一般会采用直接教学的方式。课后，儿童必须继续练习他们在课堂中学习的内容(汉字抄写就是他们必须完成的家庭作业)。儿童有专门的练习册进行书写练习。与香港不同的是，中国大陆幼儿园关于书写的教学是被明文禁止的。因此，事实上可以通过立法和教育的形式改变传统的教学实践。
观察中还发现，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研究以及师资培训工作影响着早期的语言教学和学习。例如，读写萌发这一概念对于幼稚园读写教育具有重要影响。幼稚园的教育环境中有大量的图书。教师会为儿童阅读这些书本，他们也鼓励儿童自己阅读图书并将书中的故事复述给教师听。教师会采用探究式的教学形式，如通过方案教学(projectapproach)对幼儿进行语言和读写教学；语言和读写活动是方案教学的重要内容。
2．早期数学教学。研究发现，在香港幼稚园中，数学并非是以学科知识的形式呈现的，它渗透在幼稚园的整个课程体系当中。结果表明，幼稚园的数学教学与儿童一日生活中的其他活动整合在一起，教师通过“集体教学”“小组教学”和“每日常规”等形式向儿童教授加法概念。教师通常会在集体教学或小组教学环节中向儿童教授与主题或儿童日常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概念。教师运用多种资源提高儿童学习的参与度，并帮助他们通过对实物的直接操作进行学习(Ng，2005)。
教师鼓励儿童通过包含新信息和动手动脑的活动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并不断对他们获得的经验进行解释。与此同时，教师也强调步骤的适宜性和获得正确答案的重要性。纸笔练习仍然是儿童学习过程的重要任务。教师并没有形成一套更为灵活的评价儿童学习过程的评价形式(Ng&Rao，2005)。
观察发现在幼儿的作业练习中有大量的书写和数学学习内容。集体教学中，教师请幼儿完成这些练习，孩子围坐在桌子旁做练习。对于练习的内容或主题，教师和孩子都很少进行深入的讨论。孩子集中注意力完成练习，而教师则给予孩子们指导和帮助，在必要的地方帮助孩子擦去错误答案并更正。孩子们对于铅笔和橡皮的用途非常熟悉，急切希望尽快做好这些作业，并能够令教师满意。在某个班级中，教师允许首先完成练习的孩子们在课堂上做家庭作业。孩子变得非常活跃，完成练习后他们就开始聊天(Pearson&Kao，2005)。
观察显示，一些幼稚园中的教师正经历着从教学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的过程，尽管这一转变进行得非常缓慢。儿童积极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教师鼓励儿童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意义建构。然而，教师的某些行为仍然反映出传统的教育观念；例如，他们强调儿童的计算速度、努力程度、坚持性、适宜行为、自我控制和课堂纪律。
3，社会性发展。作为一项关于社会性发展的文化类型研究的一部分，我们观察了香港三所幼稚园(二个班级)中的儿童。观察的重点放在幼稚园的设施、课程和师幼互动上。结果表明，幼稚园强调幼儿的小组成员身份并表现出集体主义的发展趋势。儿童积极自我概念的发展与其强烈的幼稚园认同感有密切的联系。有两所幼稚园，每天清晨孩子们走进园门时，都会奏响园歌。所有孩子都穿着园服，幼稚园要求孩子们保持园服的整洁。幼稚园中绝大多数班级活动都以集体教学的形式进行，所有孩子都进行相同的活动(Pearson&Rao，2005)。强调同一性和学业成绩对于香港幼稚园的教学方式有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教师与儿童的互动过程也反映出传统的教育价值观的影响。从本质上说，师幼互动是具有层次性的，但与此同时，教师面对儿童的时候又带着自己的感彩。
Chen(2004)对香港四所幼稚园中40名平均年龄为52个月的儿童(包括21名女孩)作过观察研究。Chen在其为期10个月的针对幼稚园的235个小时的观察和90个小时对儿童进行的个别访谈基础上得出了她的研究结论。她的主要发现与同伴小组和教师在儿童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有关。在自由游戏过程中，女孩倾向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同性别的游戏小组。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儿童在学年末表现出喜欢与同性别的同伴一起游戏，喜欢“性别一致”的玩具。然而教师仍然反复强调性别隔离。他们在各教学转换环节里要求男孩和女孩分开排队，小组的划分也往往基于同一性别。教师倾向于对男孩的行为要求更宽容，而对女孩的行为要求则相对严格。教师存有刻板的性别角色概念，例如在角色扮演游戏中，经常会邀请男孩扮演医生或消防队员。在访谈中，教师表现出中国传统的关于社会中男女性别角色的观念。
Wu(2005)正在对香港幼稚园课程中自由游戏的作用开展研究。她的预实验结果表明，儿童进行自由游戏的时间非常少。她发现游戏往往作为儿童完成练习作业的奖赏，而教师不会干预儿童的自由游戏。
香港早期教育的文化：谁的文化?
香港幼稚园课堂教学实践反映了什么?观察研究能够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体系对香港教育改革的影响或反映出香港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观念吗?研究表明，教育政策和文化观念直接影响着幼稚园教育。相关研究则影响教育政策、课程大纲、教育质量以及幼教工作者的观念。与此同时，小学的课程体系和家长对于幼稚园的期望也影响着幼稚园教学。
观察表明香港幼稚园的课堂教学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国传统的课堂强调一致性、纪律、行为控制和学业成绩，这些特点在师幼互动中有清晰的表现(Ng&Rao，2005；Pearson&R．ao，2005)。在语言和数学的教学中可以看到教师非常强调儿童对新知识的练习。
然而，关于儿童早期教学的研究也影响了教育政策的制定、幼教工作者的观念、课程大纲，继而又进一步影响了幼儿教育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改革对于课堂教学实践的影响。例如，香港幼稚园的教师都尽他们的最大努力让儿童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鼓励儿童进行意义和知识的建构。儿童都参与方案教学(Project approach)。
虽然幼稚园不应该超出课程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但我们的观察和其他关于香港幼儿教育的研究均表明在幼稚园的高年龄班级中出现了小学教学内容下放的现象。在这些班级中，教师运用了更多正式的、以直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来帮助儿童掌握更多的相对复杂的概念。家长通常把学前教育视为小学阶段的准备教育，因此他们有时希望幼稚园教学中关注幼儿的学业成绩。
“发展适宜性教育”“儿童中心课程”以及“基于游戏的学习”等概念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幼儿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事实上，香港的教师培训课程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于儿童个体性、儿童中心和通过游戏进行学习的重视。香港的幼稚园教师在访谈中表达了他们所体验到的为了满足为幼儿人小学作准备的要求和进行儿童中心的教学的矛盾，但是他们的实际行为则通常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Ng，2005；Pearson&Rao，2005)。
安全文化观念特征范文4
关键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文化构建
现代商业银行追求的价值最大化，从来就不应是简单的最大化收益，而是在其自身风险承受范围之内的合理化收益。面对频频发生的风险事件，越来越多的银行人已经意识到，商业银行的发展需要建设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风险管理文化作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其先进与否，将对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把风险管理上升到文化层次，就是要超越目前的风险管理理念，把各种风险管理手段进行一次全面的整合，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智慧，从而追求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综合化的风险管理效果。
l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文化的内涵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文化是通过在员工中培育、灌输风险意识和在风险管理活动中提炼、形成的集风险理念、风险价值观和风险防范的行为规范于一体的人文文化，主要由知识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所组成。风险管理文化的知识层面是指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技术和艺术。具体来说，它包括商业银行对各种风险的评估能力、辨识能力、在风险一收益上的权衡艺术以及对风险管理模型开发运用的技术能力等，主要内含在商业银行的客户营销人员、风险控制人员及高级管理层的能力中。风险管理文化的制度层面是商业银行对经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预防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包括内控机制和激励机制。完整的内控制度由内部组织结构控制、财务系统要避免出现只重视业务发展，不重视风险的倾向。风险管理文化的精神层面是商业银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全体成员统一于风险管理方向上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等精神因素。作为精神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念形态比制度具有更长远的效应。这种观念的继承可以超越制度本身，不受时问和空间的限制。因此，风险管理不仅要寻求行为及组织上的知识和制度层面，而且要寻求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神文化。
2构建风险管理文化对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意义
2．1构建风险管理文化是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企业文化是在企业中形成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的总称，企业文化渗透于商业银行的一切活动之中，其具有持久性等特征。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管理的重要内容，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就是风险管理文化培育、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因此，风险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本质，风险管理文化是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核心。
2．2构建风险管理文化是提高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控制能力。国际先进银行一贯重视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将风险控制和利润创造看作同等重要的事情，强调风险管理应贯穿于银行业务的全过程，使风险管理从理论和实践中成熟的文化像一张无所不在的网，会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困银行业来讲，风险管理文化的成熟、升华、锤炼，对于提升银行的竞争力至关重要。
2．3构建风险管理文化是实现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商业银行是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企业，风险管理的根本目的是防范和化解风险，避免和减少商业银行的损失，确保业务能够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只有具备了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才能实现商业商业银干亍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影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文化构建成败的主要因素
商业银行风险文化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影响风险管理文化构建的因素众多，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1管理层的积极倡导与策划
没有比将风险管理的价值观深深根植于银行高级管理层的大脑中这一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办法了。对于风险管理文化的塑造，银行高级管理层应该保持足够的热情、敏锐的大局观，做好风险管理文化的策划。在日常业务经营过程中，最高管理层不但要直接领导、组织、参与风险管理文化的塑造，并且要身体力行，不做违反风险管理原则的事，从而维护风险价值观的权威性。
3．2科学合理性的激励约束机制
现代商业银行所承担的各种风险特别是内部风险与其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有相当大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约束机制的先进性可以有效控制和弱化风险，风险管理文化的建设不能与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割裂开来。积极的态度是不回避风险，而是积极地去经营风险。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使风险得到有效地控制，业务得到有效地发展。同时，在对业务部门、人员的奖励安排上，应该尽量避免出台短期行为导向的激励措施，以免埋下风险隐患。
3．3信息获取和共享的水平
风险来自预期损失的不确定性，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也来自于对信息的错误理解。现代商业银行需要建立完善高效的信息采集、整理、分析、交流的渠道，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强对国家政策导向、有关行业发展、市场变化以及同业竞争的研究和交流，建设中心数据仓库和信息平台，建设风险分析、预警、防范和处理机制。
4构建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文化的着力点
4．1构建风险管理文化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文化发展和管理的关系。风险管理文化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先进文化的建设必须依靠先进的管理来支撑。管理水平一旦滞后，即使发展方向是正确的，最后的结果还有可能是事半功倍。二是处理好速度和质量的关系。在风险管理文化的建设过程中。质量始终都应是发展的第一主题，应引人质量管理理念、标准、方法，切忌搞表面文章。三是处理好企业和员工利益的关系。要实现银行的价值最大化，出发点要落在实现员工利益最大化。风险管理文化的构建是为了满足银行发展的苦婴，但细上要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提高员工的认感和参的积极性。四是处理好制度建设和风险管文化的关系度建设能有力地推进风险管理文化构建，滞后性和被动性，因此，制度在为文化发腱提供保障的时，必须随风险管理文化的发展而断创新和完善。
4．2构建风险管理文化要有明确的原则
一是突出个性原则。构建风险管理文化，必须，结合普遍发展原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突Ⅲ本行险管理和业务发展的特点，塑造出具有本色的风险管理文化。二是统一和差别原则。单对一家来说，其风险管理文化的理念、主旨应是统一的。但鉴于地区、业务的差别化，在实施风险管理文化建设时，应允许采取不¨的险管理模式和手段。三是求实和完善原则险管义化的建设不能仅停留在提理念、喊口号的阶段，婪提倡务精神。通过实践来检验风险管理文化建没的成，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补充和完善。
4．3构建风险管理文化观念要强化创新
观念创新是企业文化进步的体现，没钉创新的观念，就不会有创新的企业。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我国商业银行能否赢得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杈，首先在于观念的创新。只有确立新的观念，才会有新的思路，新的出路。在创新思想观念、完善风险管价值念体系的过程中，要自觉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脱为指，并借拾日际一流商业银行的先进理念，吐故纳新，计现仃的风险理念及其政策、措施等进行全面的对比、检验、衡毓，凡是符合要求的，要坚定地贯彻执行；不完全符合的，妥快进行修改、完善；不符合的，要坚决加以纠正。
4．4构建风险管理文化贵在坚持不懈
风险管理文化的建设是持续动态的过，并不足·劳永逸的。它需要商业银行在保持卡埘稳定的核心险价值观的前提下，不断进行改进、提高先进银行的风险管理文化进行融合。尤其要因应银行临的现实环境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成为一个对各种风险进"防范的动态防护网。因此，商业银行的从业人员特别是领导埘风险管理文化建设的认知必须具有连续性，只仃这样，才能使风险管理文化的价值观、传统和意识沉淀米，根植于楚个商业银行的运作行为之中。
4．5构建风险管理文化需要全员参与
风险存在于每一项业务和环节之中，商业银行的这种内在风险特性决定了风险管理必须体现为每+个员工的行为，银行[作人员都应该具有风险管理崽识和自觉性、为，有效地识别、防范和控制风险，商业银行一般部设有的风险管理部门，专司风险控制之职。不足，风险控制绝不仪是风险管理部门的事情，无论是高级管理还是基、工务人员，无论是风险管理部门还是业务拓展邪门，每个岗位、每个人在做每项业务时都要考虑风险因素。银行的高级管理层应负责衡量银行的总体风险敞口，保险管承担总的、最终的责任。而独立于管理层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对银行风险管理的重大事项进行判断和决策。
4．6构建风险管理文化应与股份制改造相适应
风险管理文化是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保障和理念基础之一。对于正在或即将实施股份制改造的商业银行来说，更需要实施新的、高层次的文化战略，抓紧构建与其发展相适应的、高度吻合的风险管理文化。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应当是，积极引导广大员工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自觉地将股份制改造这一关系国家经济金融命脉的大事与个人的工作和责任联系起来，将全行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真正结合起来，动员广大员工积极行动起来，争做股份制改造及深化综合改革的支持者、促进者，自觉按照上市银行的高标准来衡量、检验各项工作，坚持用新的标准、新的思维、新的视角、新的策略，着力培育新的风险管理文化理念，拓展新的工作思路，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坚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以国际先进银行为标准，不断丰富和创新风险管理文化内涵和功能，大力推动观念、作风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推动体制、机制、制度建设实现根本性的转变与突破。
安全文化观念特征范文5
[关键词]家庭；社会变迁；旅游社区；旅游影响；东道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系统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内含流动性的社会实践，为东道主与游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东道主在与游客持续接触的过程中，较易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影响。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会发生某些形式的转变。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叙事方式[1]，家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概念。家既是个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构成社区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由现代化理论发动的对家庭历史及其现代演变的研究热潮中，旅游地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也逐渐受到关注。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现代性在目的地的影响途径和辐射效应。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梳理这一领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内容，以期深化关于旅游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1 相关研究历程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常常将家作为研究对象，借以透视不同时空环境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既往的旅游社会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发展进程中东道主家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变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区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微观视角。因而，对于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旅游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学科交叉。
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1，并经人工核对，最终确定相关度较高的文献95篇。从各年度文献刊载量来看，2007年之前各年发文较为零散，2007年以后发文量有明显增加，2011年开始发文量急速增长（图1）。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从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来看（表1），关键词较为分散，反映出相关领域研究话题较为广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关注度较高，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各层面都有探讨。2011年之后，研究对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第二居所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影响得到了重点关注，还出现了关于家庭客栈（homestay）的研究。同时，研究深度也不断推进，居民态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动性（mobility）等关键词的词频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论上屡有突破，社会表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系统论等都大量出现。
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旅游”“社区”和“家庭”作为主题词对该数据库所收录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学科类别的期刊进行模糊查询，经人工筛除，得到与本文主题关联度较高的期刊论文42篇。总体来看，这一主题的文献在2002年后开始出现，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数量激增（图1）。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虽起步滞后，但发展速度和阶段大体相同。文献中高频关键词集中于“参与”“民族”“影响”“乡村”（表1）。民族或乡村地区的社区旅游参与问题是核心研究内容，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而在不同时段，关键词演变态势有所差异。自2007年开始，“居民”“利益”“经营”“女性”等关键词关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区居民的旅游收益开始受到重视，且妇女在旅游从业中角色凸显，对家庭旅游影响的研究也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2011年至今，该主题文献呈现出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如“感知”就表达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社会的所持情感；而从制度层面对旅游社区增权、社区治理等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进入这一领域。如多位国内学者探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测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3]都作为与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的变量被引入。但综观这些研究，其主要着眼点仍放在社区层面，家庭层面的细分要素并未被明确纳入自变量。仅有个别研究者在家庭微观尺度上，测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传统风俗的影响[4]
2 相关研究流派
随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多样化，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Berger和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5]。他们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的结构。家作为一个微观尺度的社会单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进化论、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社会心理学说等社会变迁理论[6]的启示下，现代家庭社会变迁也逐渐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
结构功能论者试图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观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会关系。如Levi-Strauss的“亲属原子结构”[7]、Parsons的“洋葱理论”[8]，以及所提出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以同心圆模式为特征的差序结构[9]。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家庭的变迁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在进化论和结构功能论混合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为解释现代家庭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认为，现代家庭正从传统大家庭向独立的核心家庭转化，且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之间、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适应的。他同时指出，工业化和家庭是两个平行的过程，均会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的影响，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都会对二者产生影响[10-11]。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者考虑的 重点。
2.2 的研究
者认为，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将引发冲突，而冲突正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路径。首先，他们将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在资本社会中，家庭不但是劳动力休息和繁育的场所，也成为资本支配的社会再生产空间[12]。而在更多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家庭还叠加了面向外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如家庭车间），从而成为兼有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属性的重要场所。其次，者还竭力控诉资本社会中权力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福柯指出，在国家的规训和监督下，居民的生活成为权力的对象[13]。权力关系不再被掩盖在家的温情面纱之下，家的空间构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y）所决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态和功能变迁正体现了资本权力作用的轨迹。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义学者持二元论的观点，他们常常将家庭视为与外部世界相区分的和睦统一的整体。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继承了的批判社会学视角，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家庭现代化的历程视为固定和同一的发展模式的观点。这一派学者强调关系导向和关怀伦理，关注家庭体验的性别差异。她们认为，将家庭视为私人领域掩盖了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15]，因而鼓励女性离开家返回到真实的政治和商业世界中[16]。家庭的多样性、不平等与冲突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还吸收了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多样性和合法性的视角对既有的单一家庭变迁模式提出挑战[17]。Stacey 认为，家庭不是一种基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象征的社会建构[18]。由于当代家庭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特征，因而可以通过表达女性经验来重构社会。
2.4 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学者重点强调的是人在场所中的情感。他们指出，理论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经验。他们也批判了对家的浪漫主义观念，以及对家的社会结构及地方体验之间关系的肤浅理解[16]。在Relph对地方经历、段义孚对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对生活世界、Seamon对身体经历、Ley对地方意义的理论表述中[19]，家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家就是由日常实践、生活经验、社会关系、记忆和情感形塑的物质和情感空间的综合体[20]。人文主义还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说明场所环境与自我同一性的密切关联。人类需要通过适当的认同而对其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21]。换言之，自我认同也依赖于场所环境。由此，家庭的社会变迁也成为地方变迁的真实映射。
3 相关研究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一些旅游社会学者深入欧洲乡村社区，他们在观测社区所受到的旅游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东道主家庭在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上、两性关系和性观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开始了对该领域的探查[22-24]。更为全面的分析视角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旅游社区家庭就业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控制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5-2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迟至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研究内容基本与国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
3.1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
家庭的经济收益是其成员维持生计需要的基础。但多数学者仅仅将旅游体验和消费家庭视为劳动力繁育和休息的社会再生产场所，而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生产场所的可能。女性主义学者揭示了家庭经济对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由此确认了家庭与工作相互依存的关系[27]。当代社区旅游的发展为女性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东道主的家庭被改造为一个场所。因此，东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
在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常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的途径而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Tao和Wall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方式。虽然旅游不是脱贫的万能钥匙，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可以使那些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家庭获益，也能间接提高周边其他家庭的经济收入[28]。与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认为，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已经和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紧紧联系一起了。它不仅改变了当地家庭的收入结构，而且自产自销的家庭旅馆经营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员的服务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的生计收入提高作用却并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起到实现地方认同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作用[30]。
但是，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着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区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励下获得旅游发展的再分配收益，但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体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腊乡村旅游社区研究中发现，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被流转到外地人手中，农民转而成为旅游从业者。外来投资者一般都会占据当地最高级别的接待设施，而当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级资源，且住宿设施级别越低，作为其拥有者的家庭数量也越多[25] ，并呈现出旅游资本支配下社区旅馆的金字塔等级分布。
3.2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性别地位的变化
家庭内两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旅游对女性家庭地位转变所起的作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31]。这些学者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将旅游从业视为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有效途径。她们认为，现代旅游业恰为东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女性可以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将其家务技能变为职业技能，从而完成由主妇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化。Cone以中美洲的两位玛雅妇女为研究个案，发现她们自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则肯定了合作社在乡村家庭妇女旅游就业转型和男女平权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东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与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也与妇女组织性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带来的就业和获利机会的增加，不仅可能对家庭劳动分工造成影响，也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35]，从而帮助她们扭转父权制社会下日渐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在此，尽管经济资源的占有往往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建构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学者认为，发生在家庭领域的女性地位和权力变化，是建立在当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基础上的。如在云南泸沽湖的摩梭社区，女性不但通过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来实现同性之间权力的代际过渡[37]，还进一步引导文化回归，使得以母系为主体的思想在摩梭社会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于旅游的褒扬，并非是完美无瑕的。在一些文化内向性强的旅游社区，两性地位的变化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实现[38-39]。事实上，在不少民族地区，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内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当地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发展后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40]。而从女性旅游从业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性别区隔也使得东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职位、低报酬、缺少发展机会和临时性的旅游服务工作上[41]，这些职业在形式上类同于家务劳动。甚至东道主女性自身也成为被消费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职业从歌舞表演延伸到以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性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创汇的重要来源。从事性旅游业的青年女性多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家庭，她们的收入是其整个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43]。尽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试图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44]。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区，这些妇女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自身家庭的认可，尚未见相关论述。
大量文献将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场现象较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将旅游领域中的男性视为女性的参照物。如认为在女性当家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开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增强其对家庭的决策权力[37]；或是对两性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产生了共识[46]。Harrison通过对非洲不发达国家青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旅游从业导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化
当代旅游业发展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东道主家庭结构。社区参与旅游，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旅游接待，带来了东道主家庭结构层级和关系空间的变化，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看来，是结构，而非个体决定了家庭的演变方向。他们运用动态化和系统性的分析，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迁给予了新的注解。婚姻关系、家庭规模、生育观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内容都与此密切相关。
婚姻礼俗和制度的变迁体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由经济要素主导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对家庭形成的约束，从而使得东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适应了旅游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对希腊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发现，社区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的陪嫁品从实物形式逐步演化为货币、不动产甚至是产权形式[25]。而在旅游发展后的贵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从传统的补偿娘家财物转化为提前赠予新婚家庭以遗产[48]。王伯承和吴晓萍发现，在贵州苗寨社区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居民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和范围正在扩大，但基于当地文化内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旧延续[49]。对于一些具有独特婚姻制度的地区，旅游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显。在泸沽湖摩梭人社区中，当地原来以母系为主的家庭形态在旅游发展后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母系家庭、双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开始在年轻一代出现；走婚对象的选择标准中也渗入了经济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出现的新的两往方式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道主社区原有的通婚范围，同时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进入东道主社会也会促使新的异往关系的形成。一些来自欧洲发达地区的女性游客往往与东道主地区的男性青年，如带有异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发达国家的沙滩男孩，产生所谓的浪漫旅游和友谊旅游。处于其间的当地青年男子更倾向与女游客保持长期的情侣关系，甚至期望这种关系能帮助自身实现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44，51]。魏雷等则通过当代泸沽湖的“旅游走婚”现象对此进行了回应。她们认为，这种当地男性与外地女游客之间的“旅游走婚”行为，是当地传统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当地男性的身份认同，也通过其自身的反思与抉择维系了大家庭的和谐[52]。
家庭规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发展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层序有致的传统大家庭因为难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妇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龄都有明显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目的地社区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缩小[45]。魏雷在研究泸沽湖摩梭人旅游时也发现，旅游接待活动的家庭化、社区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现实需求，以及当地年轻夫妇生育观念受旅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使得传统大家庭数量开始下降，核心家庭数量上升，且每个家庭人口规模也趋小[52]。
旅游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一些从事接待的家庭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未成年人辍学参与旅游接待或讲解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经营对家庭的影响时发现，乡村旅游除了具有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时也使得经营旅游业的家庭对后代的教育有更严苛的要求，“外出闯天下”成为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屋格局的变化
旅游业向地方的渗透改变了东道主家屋格局。由于东道主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往往将住房改造为经营性场所（如家庭客栈），因而家庭旅馆建筑格局的变化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标志[36]。在社会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双重作用下，西双版纳傣寨家屋的演变隐喻着当地家庭生计方式的变化[56]。为满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为目的地社区家庭客栈经营者们的共识。丽江古城居民一改传统纳西家屋中卧室不许开洞的习俗，对家庭客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应着“定制的真实”（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广西黄洛瑶寨的民居旅馆在建筑体量、建材使用和内部格局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导下，家庭客栈建筑向传统民居的回归也可成为当地振兴旅游一条重要途径[59]。
家屋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了旅游中不同主体围绕这一场所空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激进的学者强烈抨击旅游资本对家屋空间的剥夺。他们认为，在现代性的谎言下，资本无孔不入，甚至侵入东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间。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东道主的日常生活成为旅游商业化的对象。一方面，当地传统的好客文化已然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东道主的家庭生活成为了游客镜头中被凝视[60]的异域景观。受到资本权力的操控，东道主传统社会中既有的家庭成员对于家屋空间本身、社会化劳动和资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断重组[37，52]。在这种为资本权力所建构的不平等空间关系中，作为弱势一方的东道主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家园的捍卫。东道主自主生活空间的丧失引发了他们对旅游者和外来经营者强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为客栈，不但呈现出住宅空间属性由围合密闭的私人空间向开放性公共空间的转化，也使得住宅空间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员扩展到商铺业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园，家屋空间内涵的多元化促进了主客互动，从而使之成为当地居民与外部世界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或旅游设施建设而被迫迁移[62]。家的迁移直接改变了原有的住居格局。尽管便捷、方便的现代设施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移民社区环境[63]，但这些明显带有城市环境特征的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却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狭小、传统生计活动受限、信仰空间缺失等问题，使得移民很难适应新环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节性迁入的旅游者对其第二居所进行改造，由此带来当地聚落格局的渐进变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对典型乡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乡村风貌[65]。这些消费力较高的季节性度假游客虽然会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来自原居地的环境罩却深深影响了异文化下的家的构建。风景优美、气候适宜、装修豪华、私家花园和服务一流等是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节性旅游从业者的临时性住所则较为不同，那里只是暂时转变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变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热姆海滨度假地，一些旅游经营者会在旅游旺季时租用当地人的家屋作为他们的店铺和临时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时这些房屋又会恢复为当地传统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种植园[68]。
3.5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认同的变化
人文主义学者将家屋视为人类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个感知空间。他们认为，家屋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们身体经历和生活世界的变迁。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对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成员的情感认知展开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间的变化既体现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亦对空间内涵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69]，因而在外来资本和游客的冲击下，东道主对家的感知和认同正变得日益模糊。家作为记忆和情感空间的属性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在全球流动性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认同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复杂。不管是引发东道主迁移还是身份变换，旅游发展都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Wang 和Wall对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东道主对迁移后的卧室社区缺乏认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乡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对家庭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袭才是维持家庭认同的关键。如果因为过度的旅游发展而丢弃家庭存在感，那么业已形成的家庭认同也会因此丧失[70]。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外迁或家屋功能的改变，也是家作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义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构世界的基准也就会随之偏移。因而，人文主义在此更强调现代性冲击下家的意义的维续。
当家庭认同感发生变化时，东道主也会主动作出调适，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家庭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Brandth和Haugen通过对比挪威两个传统农场旅游转型的案例发现，旅游发展引起了农场主家庭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造成其地方归属感的波动。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惯习以及目标游客对乡村的喜好，大多数农场主还是会通过一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农业活动来维持对他们对农场的归属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策略的调整，既是对现代性适应的结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48]。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作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时间。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历时性分析，或以两个资源条件相似而旅游发展程度不一的社区做跨区域的横向比较展开研究设计。从国内外文献计量比较来看，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对第二居所、居民态度、地方、流动性等话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国内研究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发展，逐步向性别、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领域扩散。
20世纪70年代，受早期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大都将家视为一个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扰动的对象，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因此也呈现出被动和机械的特征。其后的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分别将家视为一个资本权力竞逐的场域或一个社会性别建构的空间，东道主家庭变迁成为解释社会权力作用机制的最佳注解。进入21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学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瞩目。他们倡导通过人的主观感知来认识空间。因而，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既是旅游社区中家的空间变化的结果，也改变了人们对家的情感依恋和环境感知。目前，该领域相关研究内容已涵盖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婚姻关系、家庭结构、家屋空间和家庭认同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4.2 讨论
尽管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尤其对于东道主家庭这一微观的社会地理单元还缺乏充分的关注，对东道主家庭变迁与较高尺度的社区或区域变迁的关联性也未能明确。因而，该领域研究中尚存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首先，从不同研究流派出发，笔者提炼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内容：
结构-功能论强调人类被既有的（社会/空间）结构所创造，而相对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结构的调适[19]。实际上，东道主家庭往往因应旅游影响而出现再结构化的现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现的旅游消费移民，往往与其寓居的东道主家庭产生了类亲缘关系，从而产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可以视为对结构-功能论上述缺陷的完善。
权力理论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区中外部力量对东道主家庭内部权力重组的作用机制。但家庭外部的权力作用与其内部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还较少见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导型与社区自主型旅游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权力架构，对家庭权力配置的影响有何不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内外观照的解释框架。
性别理论对于揭示东道主家庭内部分工的差异性，倡导性别权利平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探究东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别的成员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的差异，从而了解性别建构的家庭社会空间是如何在旅游场域中发生变化的。此外，家作为一个提供安全和承载养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传统使用空间。对在家与离家的旅游从业女性的比较研究，可以反映其职业变化是如何影响她们对家这一场所环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将东道主家庭发生的变化归并为几个因变量，借此来分析旅游这一自变量对家庭的影响。而事实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旅游业只是当地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区中，个体因应现代化而进行的就业选择、当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等，都会对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具有差异性的特征。而文化差异在东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如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所构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伦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区家庭的结构化表征。因此，未来研究中或可考虑设计一个基于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结构方程（SEM）影响模型。
再者，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多选择少数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为案例地，并将游客与东道主区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社会群体，这是与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主客二分法容易导致研究对象的偏狭，也不便准_了解游客对东道主的家的感知。未来可将研究案例扩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类社群关系中来考察东道主家庭的变迁，从而摆脱固有的中心-边缘理论的约束。
最后，关于旅游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见诸于真实性、旅游凝视等旅游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动中对家的消费与现代性的关联[1]。然而，这些讨论都是以旅游者为出发点来展开的，对于东道主社会现代性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事实上，旅游者与东道主共同从属于旅游现代性的架构。如果说旅游者对家的消费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为旅游消费对象的东道主家庭则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地被再社会化（re-socialized），从而引发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旅游现代性的判读，本文的研究为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致谢：感谢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南英博士为本文修订英文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周尚意教授和两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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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Lastly，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ourism modernity from tourists’ perspective， ignoring hosts’ views. Studying resocialization of hosts’ families could be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th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