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某医院患者安全文化现状，为持续改善医疗质量提供依据。方法对全院员工发放中文版医院患者安全文化调查表（HSOPSC），计算量表各维度及各条目的积极反应率。结果共1208名员工参与调查，组织的学习与持续改进、科室内团队合作、对医院安全的总体评价、管理者在促进患者安全方面的意愿和行动、管理者对患者安全的支持、交接班和转科等维度积极反应率均大于75％，为优势区域；人员配置、对错误的非惩罚性反应、沟通开放程度、不良事件报告频率等维度积极反应率均小于50％，为待改进区域。不同职称、学历、下班延误时间、年龄、岗位、与患者直接接触等因素对医院患者安全文化总分有显著影响。结论该院员工对患者安全文化认知现状较好，但在人员配置等方面需继续改进。
【关键词】患者安全文化；员工；认知现状
患者安全文化是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常被定义为医疗组织机构内所有员工对患者安全问题的共同态度、信仰和价值倾向，包括以患者为中心、团队合作、组织学习、持续改进及不良事件上报等［1］。国外关于患者安全文化的调查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测评对象针对性越来越强，但国内尚处于摸索阶段，需要对安全文化状况进行持续改进并追踪监测［2］。JCI已将患者安全文化纳入评审［3］。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借助JCI评审，采用患者安全文化调查问卷对全院工作人员进行测评，旨在为医院持续改善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提供参考。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18年11月在院在岗全体员工。纳入标准：正式在编或合同制工作1年以上工作人员，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调查期间未在岗人员，包括产假、病假、事假、年休假、学习、出差等。
1．2研究内容
采用美国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机构（AHRQ）开发的患者安全文化调查表（HSOPSC）展开调查。中文版患者安全文化调查表Cronbach＇sα为0．869，KMO统计量为0．91，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4］。该表共12个维度、42个条目。同时收集了研究对象个人资料等信息。
1．3研究方法
选择120名JCI联络人员（包括医师、护士、技师、行政后勤人员等）进行预调查，对存有疑议的条目在遵循原意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修改，形成最终版调查表。调查前，对所有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表在网上自愿填写，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调查数据核对合格方可纳入数据库。调查条目选项设置均为单选，所有条目在规定时间内填写完整后才可提交。调查表条目包括正、负向测试两类，采用Likert5级量表计分法，正向测评条目包括“非常同意”或“总是”、“同意”或“经常”、“中立”或“有时”，负向测评条目包括“反对”或“很少”、“强烈反对”或“从不”，负向测评条目为反向计分。
1．4统计方法
运用Excel、SPSS软件对个人资料和各维度／条目的积极反应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计算积极反应率，积极反应率高于75％即为优势区域，低于50％即为待改进区域。对患者安全文化总分及预进行分析的自变量进行探索性分析，对自变量符合正态性且方差齐性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个人资料对患者安全文化得分的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与分析
2．1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共发放调查表1300份，排除选项异常和逻辑错误的调查表，共回收有效调查表1208份，有效率92．92％。1208名员工中：男性620人（51．32％），女性588人（48．68％）；内科332人，外科309人，妇产科和儿科143人，急诊和重症医学科111人，医技科室160人，行政职能科室153人；在该院工作年限1年～＜6年309人（25．58％），6年～＜11年607人（50．25％），11年～＜16年145人（12％），16年～＜21年48人（3．97％），21年及以上99人（8．20％）；按岗位分类：医生329人（27．24％），护士586人（48．51％），药师49人（4．06％），技师91人（7．53％），管理103人（8．53％），后勤50人（4．14％）；与患者直接接触964人（79．8％），不直接接触244人（20．2％）；有266人参与过临床带教，占22．02％；大多数人员一周内工作时长约41小时～80小时（88．65％），小于20小时和大于100小时共21人（1．74％）。仅29．55％的人员能按时下班，下班延误时间≥3小时的占6．46％。
2．2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对患者安全文化得分的影响
对医院患者安全文化总分及个人一般资料进行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年龄、学历、职称、科别、岗位、工作年限、延迟下班时间、每周工作时间及是否与患者直接接触对医院患者安全文化总分影响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了进一步明确各影响因素对员工患者安全文化认知状况的作用，本研究对影响较大的因素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称对患者安全文化影响最大，有职称人员认知程度较高；学历越高人员对患者安全文化感知越高；年龄在46岁及以上人员，相比其他年龄段对患者安全文化认知较高；护士相较于医师、技师等对患者安全文化认知程度较好；每天下班延误时间在0小时～2小时的人员对患者安全文化的认知较差；相比其他科室，妇产科、儿科的工作人员患者安全文化得分较低；工作中不直接与患者接触的人员（后勤人员）对患者安全文化感知差；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60小时～＜80小时的人员对患者安全文化的总体认知较差。以上结果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对患者安全文化的积极反应情况
该院患者安全文化总体积极反应率为63％，其中，组织的学习与持续改进等6个维度积极反应率均＞75％，尤其是对医院安全的总体评价积极反应率为80％，表明较高认同。在人员配置、对错误的非惩罚性反应、沟通开放性程度和不良事件报告频率积极反应率均＜50％，且均低于2018年AHRQ报告数据，为待改进区域。见表1。从维度各条目来看，本部门同事互相支持和帮助，医院为提高患者安全进行了改善并评价了其有效性等20余个条目反应率＞75％，为优势区域；担心犯错会被记录在个人档案中，人员不足且感觉错误在于自己和不良事件报告频率等8个条目积极反应率低于50％，为待改进条目，其中“员工可以质疑权威人士的决策和措施”“我们处于‘危机模式’，一直不断试图做更多事情，做得更快”“员工担心自己所犯的错误会被记录在个人档案中”积极反应率均低于20％，亟待改进。
2．4患者安全文化等级和不良事件报告次数
994人认为医院患者安全文化“很好”或“特别棒”（占78．15％），“一般”占16．64％，“不好”或“非常差”有63人（占5．21％），总体评价较积极。1208名工作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数量均做出回应，有802人表示在过去1年内未曾上报不良事件（占66．39％），上报数量1件～2件占23．18％，3件～5件占7．04％，上报6件及以上仅41人（占3．39％）。
3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该院大多数员工对患者安全文化的总体评价较好。与2018年AHRQ医院患者安全文化报告相比［5］，除科室内团队合作和管理者在促进患者安全方面的意愿和行动外，其余各维度积极反应率均有一定差异，组织的学习与持续改进、对医院安全的总体评价等维度积极反应率优于AHRQ调查结果，特别是“交接班和转科”为该院患者安全文化管理优势区域。考虑这可能与医院近年来不断地走出去学习和引进新理念新观点密切相关。该院在人员配置、对错误的非惩罚性反应、沟通开放程度、不良事件报告频率等方面需继续改进，这与邱亭林［6］、鲁超［7］等的研究结果相似。近年来，该院发展快速，患者量急增，而员工相对不足，工作量大且工作时间过长，工作负荷重，进而对患者安全文化产生了不良影响。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与相应的工作强度是保证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不可或缺的前提［8］。因此这提示医院需进一步强化管理者的危机感和领导力，针对性制定人才储备和教育培训计划，加强人文管理与团队建设，增加交流与沟通渠道。对于不良事件报告频率积极反应率低，这与李颖等的调查结果相同［9］。调查还发现，部分员工从未上报过不良事件，尤其是后勤科室人员对不良事件的定义、分类和上报流程不明晰。这提示医院需全方位加强对不良事件上报重要性的培训，改变传统“问责”机制，营造非惩罚性上报文化。员工认为医院患者安全文化“很好”或“特别棒”占78．15％，这与吴华娟［10］调查结果相似。但无论从患者安全文化等级评价还是总体积极反应情况来看，均差于美国同类医院。究其原因，可能与医院启动JCI后，患者安全得到一定关注，院级层面制定了患者安全相关制度与流程并加强了培训与学习有关。但上述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改善结果的有效性、安全性、持续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员工认知程度和认知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回顾以往文献，员工个人资料对患者安全文化有一定影响。这提示该院在目前医院患者安全文化现状下，应坚持人才“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建立非惩罚性上报文化，合理配置科室人员，执行弹性排班，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与考核，最终提升员工对患者安全文化的认知水平。
4结论与建议
本次调查显示，该院工作人员对医院患者安全文化认知现状较好，但在人员配置等方面还需继续改进。建议该院应在人员合理配置、人文医院管理与团队建设、不良事件上报氛围与原因分析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1－12］，寻找系统性风险漏洞，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并分析与评估改进效果，同时改变传统“问责”机制，建立全员参与的多途径交流与沟通渠道［13］，及时反馈相关安全问题。此外，每年进行一次患者安全文化调查，动态对比，科学、合理地评价改进效果，真正解决医院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
作者:王刚 黄彩凤 王祎祎 韩琳 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