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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范文1
(一)图书馆应用
在经济时代背景下，知识经济的管理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了知识的搜集、保存与整理服务，同时也有助于知识经济的管理，为实现知识经济与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努力。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需要重视到知识经济在图书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图书管理朝向数字化管理的态势，将知识经济的管理融入到企业数字化图书的管理当中，从而实现新阶段的不断发展。
(二)企业管理应用
2001年的我国莲花软件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中提出了企业的创新推广应用，一些比较有名的公司，如清华紫光公司、联想公司等尝试采用知识经济管理策略，当这些企业实施知识经济管理后，将帮助企业构建企业数据库与人力资源，实现了企业数据信息的透明化，有助于构建企业的文化。企业通过知识经济促进了资本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企业根据自己的需求，形成了相应的知识经济管理方案，促进了企业的进步。
二、新时代知识下的经济发展方向
(一)正视知识工作者崛起的意义
人类最先使用并搜集信息，后来人通过尝试性地探索，通过书写方式将这部分信息保存起来，使得这些信息能够继续使用，所以，知识经济的更新显得十分重要。作为知识工作者要遵循上述趋势，首先从知识的搜集与应用开始，然后将其付出实际行动中。从深层意义上说，知识经济为竞争提供了策略。人才的流通不受国界限制。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美国向全球招募员工。从中我们发现，知识经济在某种层面上与企业的经济利益有密切的关系。人才产生了群聚现象，并且逐渐靠向一些领域。面对上述趋势，我们发现知识经济崛起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知识经济要变成一种服务型的模式，并且以此作为导向，将风险降低在可控范围之内，以此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当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人口失业率不断增高的同时，这就说明劳动力时代已经不再占主流，取而代之的是知识经济。透过信息科技，知识工作者要转变工作，进行有效管理，以更好地适应以后的工作，这是政府与社会所有人需要担负的责任。此外，政府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解决因失业带来的技术落差。
(二)加强知识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创造价值体现了时代突出的一种特征，是在知识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竞争模式，集体价值由所有成员的共同创造。因此，企业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需要强化自身能力的培养，此外，还需要发展核心能力与创造价值，将工作目标定位于问题的解决与企业现状的改善，同时扩展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随着新的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源的管理要定位在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创造价值能力上。当然，知识经济在管理过程中必然存有相应的风险，这样的风险产生于人力资源了管理中的人才流动，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带来了竞争风险。
(三)哲学与人文精神的反思
在现代技术创新活动中，科技与人文已经是互相支撑、共同作用。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将处于因知识所产生的阶级改造中，并且需要长期与人文思想作斗争。而且片面的引入西方社会的科学价值主流与信息技术，代工忽视了哲学如人文思想的反思，师德丧失了人文价值，影响了学术的正常研究，这是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知识经济和一些科技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主要形式是代工，如果不能创新，那么我国的知识经济将处在美国的价值底线下，代工不利于长期科技的发展，专利数量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并不表示科技实力，我国科技同美国加州地区的高科技技术比起来，仍然相差甚远，发展如要平稳前进，还需重视到高等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根本在与构建学术理论，才能改良社会风气，提高学术研究质量，这就需要知识分子担负相应的责任。情况严重可能出现网络活动的普及，有可能就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将伴随新的社会形成；真正层面上的生活考验与人文变迁才刚开始，依然存有统合趋势和人文抗争，这是未来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不难发现，随着经济管理的发展，企业发展趋势中的突出人物将是核心技术人员。
三、结语
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范文2
【关键词】经济新闻 统计新闻 深度报道
统计界有名言：“统计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流动的统计。”每项统计报告，记载了刚刚过去的社会经济的数据历史；及时讲述这段历史，告诉人们这些刚产生的数字，此刻代表着什么、说明着什么、揭示出什么，预示出什么？那么统计无论是“流动的历史”也好，“历史的流动”也罢，就成为了当下的新闻。
一、统计新闻的特点
统计新闻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新闻直接反映具体的、实在的、可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它往往是用经过抽象量化的统计数字来反映某个经济活动或经济砚象的数量状态，让人们从这个数量形态上去认识这个经济活动或经济现象的意义。如果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那么可以说，统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间接性报道。
在统计新闻中，除了描述新闻事实的数字材料外，大量的引证和分析数字的材料往往是“背景材料”。从这个意义上看，有时统计新闻实际上是背景性新闻。
一般的经济新闻要求及时、新鲜，有严格的时间性限制，报道上要与事实发生的时间距离越近越好，但统计新闻所报道的不是“现在事实”而是“过去事实”，有时还会有对“未来事实”的预测报道，因而表现为一定的滞后性和超前性。它的主要价值不在时新性上，而重在针对性上，只要它针对有关决策提出了适时的分析和建议，起到了参谋作用，那么它就是有较强的新闻价值。
统计新闻虽然也是以经济为题材的，但不能把它与一般的经济新闻划等号。由于它是以统计数字为主要特征的，而统计数字是统计信息的表现形式，因而它是既具有一般新闻的特点，又具有统计信息特征的新闻。同时，由于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反映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因此，它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既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社会的，还可以是科技、文教、卫生、体育类新闻。
二、在统计信息中寻找新闻点
目前出现在各类媒体上的统计信息，大致有这么三类：一是统计公报，分年度、季度、月度，以及各行各业的统计数据；第二类是与部门工作相关的统计信息，多出现在专业报刊上；第三类是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统计信息，比如GDP的增长速度、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变动幅度等。在实践中，笔者体会到，充分挖掘第三类统计信息，从内容到形式对其进行完全新闻化的处理，辅以写作技巧上的创新，新闻的亮点就会从统计信息中凸显出来。
如何让普通群众对统计新闻产生兴趣？关键还是要围绕社会热点，围绕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去挖掘数字背后有用、有益的信息。比如，当今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也最令他们关注的问题可以说集中体现在青少年的“校”和“学”，中青年的“岗”和“房”，中老年的“财”和“保”，老年人的“医”和“养”上，从统计信息中寻找和这些热点问题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自然会吸引眼球。
统计信息数据多，专业性强，必须对其进行新闻化处理。笔者在实践中摸索出四种写作技巧：第一是数字转换法。把大数字转换成小数字。正如英国的一本关于新闻写作的书中曾提到，当读者从报刊上读到他的国家财政赤字是1亿美元，或国民生产总值是50亿美元时，他并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但当他读到国家债务摊到每个男人、妇女和小孩头上是2美元时，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第二是数字拟人化。把数字的变化落实到人的身上。比如去年一直居高不下的物价，笔者在采写相关稿件时，先通过一位普通市民每天的算账记账说菜价的变化，再通过一个农贸市场的市场部经理来分析具体市场的情况，由此带出全市的价格变化，最后分析其上涨的背景原因。以点带面，贴近民生，使文章通俗易懂。
第三是数字对比法。通过对数字的横向、纵向比较，从比较中发现问题，寻找原因。
第四是数字延伸法。从眼前的数据寻找背后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原因，以此深化数据的含义。如2012年我市公布老龄人口数据，笔者在采写相关稿件时，没有把它处理成常规的排行榜解读，而是重点把社会发展指标、人口素质指标等拎出来，综合以前的采访素材，进行点评分析，从强调铜陵步入老龄化社会方面采写报道。
三、拓宽统计新闻的深度广度
随着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主体这一观点被社会所接受，统计资料日益被新闻媒介所重视，形成了以统计资料为主要报道素材的统计新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统计新闻都有别于一般的杜会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有着自己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统计新闻有广泛性特点。统计工作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工业、农业、财贸、物资、劳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统计资料全面地反映出社会的经济情况，并在这一基础上，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进行分析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统计信息，包括经济分析报告、对宏观经济的监控、预告情况、社会经济问题的预测等等。这些统计成果都是社会急需的，而且成为统计新闻广泛的素材来源，使统计新闻的内容较之其它新闻类别更具有广泛性。
在形式上，统计新闻以数据运用为主体，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统计新闻是以数字运用的方式对社会经济生活加以反映、判断、分析，统计工作的基本成果——数据资料，是统计新闻赖以存在的基础。建立在大量的准确性高、可靠性强的统计数据基础上，使人感到统计新闻主观色彩较少，无需花费更多的笔墨渲染气氛，阐述观点、展开议论，通过数字，使人一目了然。数字在统计新闻中起着多方面的作用。
首先，通过数字的比较，直接说明主题，经济活动的成果，往往通过数字的比较，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例如，《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大幅增长》（《中国信息报》1994年3月4日），这条消息中，“35个大中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227.6元，比上年增长31%，人均生活费收入2998.3元，比上年增长31.5%”通过数字的相对数的揭示，使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增长这一主题清晰明了，不需加多余的说明。其次，系列的数字运用，可以通过相互的连带关系，揭示规律及趋势。《上海市的经济地位明显提高》（《中国信息报》1994年4月25日）这条消息中，就是用数字指标来揭示上海经济持续发展提高这一趋势的。
统计新闻具有简洁明了的特征，它侧重于事物“面”的报道，对事物的表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一般的社会新闻则不同，它更侧重于事物“点”的报道，具有较强的形象性特征。统计新闻往往是对一段时期发生的事，或一个极典型而又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进行报道，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统计工作的事后性与阶段性所决定的。
统计新闻属于过去时范畴，如何让过去的这一范畴与现在和将来接轨，笔者做了一些尝试，将简单的数字报表写成读者关注的深度报道。如在处理统计部门的本市儿童、妇女发展纲要这类稿件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将数据与相关部门采取的发展举措、落实成效等结合起来，就目前存在的问题，引入统计部门未来的数字预测，采写的相关稿件以数字为起始，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深度报道中体现，无形中加深了统计报道内容的深度和可读性。
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范文3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速度正在逐渐加快，在对外贸易的连接上，我国正努力扮演一个重要的崛起者，逐年增强与国际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与国家间的商业运作也更加频繁化和多样化。在公司的商业合同中，有关于贸易、投资、运输等项目的用语被统称为商务性英语。随着公司之间的国际性联络愈加紧密，商业合同中出现英语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这就使得正确地翻译公司商业合同中的英语显得尤其重要。但是，在这个对外贸易签订商业合同的必经之路上，仍然有很多公司没有能够很好地对其商业合同中的英语进行正确的翻译，从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风险和损失。
二、公司商业合同中英语翻译的重要性以及存在价值
在如今这个世界经济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处处都蕴藏着商业契机，同时也对人才有了更新的定义，对知识的融会贯通也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上，单纯的科目性知识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社会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的时代下只有加快适应生存环境的速度才是唯一的办法。
在国际贸易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人，随着时代的需要正变得越来越紧俏，或者说是越来越吃香，因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被这群人牢牢盯紧着，他们不放过一丝一毫赚钱的机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这项职业，对赚取外汇时刻充满动力和热情。可是，就算是一切准备事项就绪，双方在签订商业合同的时候还是会发现信息上的不对称而导致的交流障碍，这种阻碍合同签约的客观因素。
一个恰到好处的英语合同翻译工作者可以为公司作出很大的贡献，这种贡献不是那种能够立即表露在外的经济层面上的价值意义，而是自身公司与合作公司之间的信用默契程度。因为对于外国公司而言，尤其是那些发展完善的国际性大公司，他们的发展对象中除了要考察对方公司的硬性指标，还要关注对方公司在历届合作中的成功率，以至于自身亲自尝试合作后，会得出直观全面的公司评价，这种评价的背后就是由公司的软件做后盾，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合同签订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而这绝对少不了一个合格的英语翻译工作者孜孜不倦的努力。这样无形中的贡献能够造就公司与另一合作公司之间的默契，更加能够提升一个公司的内在软件实力。在如今这些拥有英语专业背景的人士看来，公司商业合同中英语翻译对于词汇的精准性和语气基调的延展性都要求甚高，虽然他们自身的英语功底不浅，但是一些常见的翻译错误依旧是时常困扰他们的“心病”。拥有灵活的英语翻译技巧和扎实的翻译能力是每个对外贸易公司热切追求的不二选择。
三、商业合同产生的英语错误原因探索
1.翻译者的专业知识结构不同
有很多商业合同的英语翻译工作者，对合同的英语翻译出现过或大或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几乎都由于缺乏先天的知识基础，继而导致了在对商业合同进行英语翻译的时候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商业合同中的英语翻译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它需要翻译工作者拥有厚实的英语基础做铺垫，能够对词汇意思和句段排列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和理解，甚至是对英语词汇的多种搭配方案都弄得清清楚楚。如果从事公司商业合同英语翻译的工作者没有相关的知识背景做后盾，在处理英语翻译过程中的细枝末节时就难免出错误。要顺利进行商业合同英语翻译工作，一方面是翻译工作者要有英语的专业背景，而另一方面是需要翻译工作者接受过一定的专业基础培训，强化英语翻译工作者在经济以及法律理论的知识，这一点往往被很多翻译工作者无意识地忽略了，自认为商业合同的英语翻译也就不过是英语翻译的一种形式而已，事实上，商业合同中的法律条文和基础经济知识在一般性的英语专业知识中很少涉及，就算有所涉猎，也不过是片面而粗浅的点到为止，举一个常见的英语翻译错误，翻译“出口退税政策”时，有些人会。要兼顾英语背景和经济法律知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顾此失彼的后果则是在无形中增加公司的对外贸易运作风险。
2.翻译者的自身经历影响
每个翻译者作为人的独立个体，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自身成长经历，有自幼长大的学习经历，也有出身社会的就业经历，但无论是什么样子的经历都会对其今后的人生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从这个方面看起来好像是对商业合同中的英语翻译工作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客观来说，这种经历带来的辐射效应会延续到人的很多个方面，如果一个翻译工作者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内陆地区，受到的传统观念就会比较浓厚深远，以至于在英语翻译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对一些词汇的理解和运用相对保守。在西方社会和美国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相对开放和热烈，社会对人民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国家和人民都不拘一格，倡导人性的彻底释放，所以，对于翻译的理解和词汇的运用就很灵活和多样。
3.因词义多样化而混淆意义
公司的商业合同，一般而言，都具有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显著特点。合同中的任何条款细节和文字修饰都是按照公司的需求严格部署的，没有任何累赘。很多的翻译都没有基于原文，这就造成了一个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曲解文义，这可以直接导致公司的商业合同破绽重重，对公司的经济利益造成了不小的威胁。曲解原文不是因为翻译者没有正确运用词汇导致的，而是翻译者对于词汇的意义层次感拿捏不到位，造成了翻译出来的结果不能完整准确，有误导阅读的嫌疑，尤其是对于公司的商业合同而言，词义的模棱两可可能会成为制约两家公司合作的绊脚石。在英语的词汇意义中，很多词汇都不单单是纯粹的既定意义，比如green这个单词，就不是单单的绿色那么简单，在完整的词语解释中，它还有幼稚的意思在里面，这不是一个常用的概念，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混淆，或者让人产生歧义，对于公司商业合同的制定来说，无疑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漏洞。
四、公司商业合同中英文翻译错误的应对策略
1.尽量还原合同原文的真实性
在一个商业合同英语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直观全面地将合同中的内容用英语呈现在另一张纸上，“不夸大、不捏造、不篡改原文”可以说是英语翻译的核心思想了。对于翻译这个过程而言，要做到忠于原文就必须对现有文字进行充分地阅读和彻头彻尾地理解吸收，只有对已有的内容有了一个全方位地掌握，才有可能在接下来的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思想感情以及语气基调，乃至于细节条款的陈述方式做到有理可依。
2.适当增加白话文的使用范围
在商业合同的英语翻译中，有一些条款或许很难只用单纯的英语词汇去拼凑和组合来表达，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中国特有的文化词句时，而合同中的英语翻译在面临这种问题是，往往会习惯性地将学校模板或者好词好句型的作文模板拿来拼凑，以显得才华洋溢，可事实上，这和商业合同所需要的已经有所出入了，商业合同要求的是实用的文字叙述和清楚明了的逻辑顺序，而不是用花哨的英语句段和生僻歧义的英语词汇。词义固定的单词和词组可以诠释意义相对稳定的句子，而平铺直叙的翻译风格虽然老套，但是可以和原文如出一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将商业合同中英语翻译成白话文不仅仅能够扩宽读者的理解范围，而且可以增加双方的意见沟通流畅程度。而据有关调查的信息反馈，最理想的状态是，白话文的翻译所占比例大概接近翻译全文的一半，这样的翻译比例结构被认为是最方便阅读和理解的。
3.加强对法律专业术语的使用规范性
在一些常见的商业合同中，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任何条款都有相应的国家法律做支撑，没有凭空臆想或是值得修改的余地，一旦在合同翻译过程中对原有的法律意义有所撬动，就有可能会造成公司间因信息互通障碍所导致的法律纠纷。要避免这样的错误发生，就要求在对商业合同翻译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针对其中的法律条款进行专业词汇的对换，即将法律条款的翻译做到一词不漏，用英语中常用的、适用性强的、既定意义的专业词汇，可以减少在翻译过程中不必要的错误发生。
4.注意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商业翻译歧义
在公司的对外贸易活动中，有很多外国公司都是与中国的文化风俗迥然不同的，从他们的说话语气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都有些让身为中国人的我们一时之间无法适应，但面对这样的有着文化差异的商业合作伙伴公司，在充分尊重双方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双赢才是最佳的方案。而在这样的商业合作背景中，翻译者应该尤其注意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词汇歧义影响，比如在中国人惯有的传统观念里，数字4谐音“死”字，寓意不吉利和霉运，连选楼层都尽量避开4楼的标示，而在西方人的眼中，4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千百个寻常数字代号中的一个而已，真正令他们感到恐惧和不详的是数字13，这是因为大部分的西方人都有自己的基督宗教信仰，讨厌数字13是因为基督教中耶稣和其十二个门下弟子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一共有13个人。像数字4和数字13这样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感受差异，使得中外人在信息的交流和互通上产生了一定的先天障碍，这种障碍让翻译者在进行商业合同翻译时必须将双方的文化背景都有一个充分透彻的了解和对比，注意翻译结果中可能出现的理解歧义。另外，不得不说的是，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也是制衡双方理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比如，“龙”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传统风俗中，龙的出现似乎永远都是伴随着不可一世的慑人气势，象征着无上的荣耀和吉祥如意。在西方人所接受的文化观念里，龙是一种十恶不赦的邪恶怪兽，称得上是十足的罪恶之物，相对于龙而言，西方人认为老虎是象征威猛和霸气的动物，更是健康与活力的代名词，在对一些带有褒奖色彩的事物进行比拟的时候，通常会使用tiger，比如在对“亚洲四小龙”这个当年经济发展迅速而猛烈的群体进行比喻的时候，就会是“Four Asian Tigers”，但是依据中国人习惯性的依样画葫芦式的翻译就会变成“Four Asian Dragons”。类似于这样的文化差异如果只是出现在一般性的交谈和玩笑中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出现在公司之间的商业合同中的英语翻译的话，就有可能导致意义错乱、张冠李戴。
五、结语
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范文4
麦迪森最新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rtive)一书应该说是他迄今为止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顶峰。
按照麦迪森自己的说法，他这本新著在一定的意义上既是他1995年完成的《1820至1992年世界经济之考察》一书的延伸，又是同他1998年完成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的结合。所以，有志于完整了解麦迪森对世界长期经济增长分析的读者，特别是研究者，也应该阅读那两本书。但是，我认为本书的独立性还是很强的，它完全体现了“麦迪森风格”，是计量经济史研究领域中新的里程碑。
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麦迪森对迄今为止各国学者在各个有关历史研究领域中所发掘出来的各种数据和资料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诠释和经济分析，其别重视新的研究和发现。在此基础上，他对人类社会过去两千年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新的探讨，对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重新划分。麦迪森在处理历史数据和资料方面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个别经济事件之间在当时历史和国际背景下的因果关系和它们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以系统地揭示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而不是逸闻趣事式地着重个别事件或人物的影响，更没有囿于任何有影响的学说或信仰。
我所说的“麦迪森风格”离不开麦迪森在历史数据考证和处理上的客观性、严谨性、透明性，以及必须在逻辑上交叉检验不同来源的资料的做法。我同麦迪森教授从相识到结下不解之缘是从我对中国历史GDP的估计开始的。后来我有幸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尝试重建中国工业主要行业物量指数和按照他所创立的生产法估计中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在这中间，除了受益于他深厚的理论和方法上的造诣，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这种“麦迪森风格”。由于麦迪森多次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我的这两项研究都取得了初步令人满意的结果。
不知道是否有人思考过统计数字的饶有意味的性质：一方面，它可能被公认为是最枯燥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会使所有的说教黯然失色，苍白无力。历史可以被按照不同的需要编撰成绘声绘色的故事，只有可靠的数字可以使它恢复本来的面目。当然，数字的力量也促使一些人去编造数字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罕见。科学研究离不开数字，也可以说数字的精神本身就体现着科学的精神。一个研究者首先要清楚他的数据的来源、定义及其统计、报告、记录方法等等。对于经济历史数据来说，一个研究者还要注意某一指标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如何，它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又在哪里，即宏观经济的变化与利益不同的经济个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对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掌握和对一定制度下经济个体行为的理解。麦迪森搜集、整理、分析和报告宏观经济数据的方法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科学精神。
数字分析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它的透明性上。不但数字的来源、定义及其统计方法等等要文全公开透明，对数字的加工处理方法也要完全公开透明。麦迪森强调，数据工作的透明性就是要使数字可以受到质疑，而且，这种工作从一开始就准备受到质疑或挑战。因为它的目的就是在于鼓励发现新的更可靠的证据、刺激新的观点、挑战原有的假说，甚至包括研究者本人曾经接受的假说。本书的一个例子是，依靠由大量新的证据所支持的对15世纪末至18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增长率的估计，麦迪森了自己以前还接受的有关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库兹涅茨假说。他的新发现不再支持库兹涅茨的有关“封建制度”和“商人资本主义”时期在15世纪末的划分。因此，他将这两个时期合并为他所定义的“原始资本主义”时期(公元1000～1820年)，这个结果将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推迟了半个世纪以上。
本书使用了大约一半的篇幅详细报告数据处理工作和计算结果以支持作者的新发现和新观点。当然，这可能只适合那些具有研究兴趣的读者。但是我相信其他读者会发现本书正文中对一些国家的案例研究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不但有高度的可读性，而且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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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原经济区建设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 人才需求分析
随着信息革命发展起来的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三大空间信息技术（也称为“3S”技术），已成为构建国家空间基础设施的核心高科技手段，影响着国民经济的众多行业，以及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自然》杂志把空间信息技术称作世界上继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之后发展最为迅速的第三大新技术［1］。尤其是二十世纪末，前任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数字地球概念后，以计算机技术和空间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为纽带，运用空间信息对地球、城市等进行多分辨率、多尺度、多时空和多种类描述，并以此为工具支持和改善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数字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数字城市、数字行业等数字工程项目建设不断涌现且稳固推进。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于2004年由武汉大学首次设置，培养面向国民经济各行业数字化建设迫切需要，具有扎实数字工程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业知识，掌握空间信息获取、数字表达和应用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和研究方法，能从事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应用、信息服务和管理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但是，由于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全国范围内开设此专业的院校仅有七所，专业建设时间短、社会知名度低等不足使得本专业必须直面生存现状，厘清自身优势，在人才培养方案及模式这一核心内容上下工夫。我校（河南工业大学）2012年新办此专业，当务之急就是制订出能够充分依托自身当前优势，面向行业及社会需求，培养方向清晰、定位准确的人才培养方案。我校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市，面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机遇，准确科学地分析出中原经济区建设对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对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目前，国内共有武汉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七所院校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如测绘、电子、矿业、海洋环境、计算机等），开设了具有自身特色和定位的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本科专业（如下表所示）。
经过近十年的专业建设，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无论从培养规模还是专业特色点位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这几所院校都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各自特色的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人才。例如厦门理工学院就是结合福建省/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尤其是面向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对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方面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每年近1000人的人才需求［2］制订合理、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的。但是，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由于建设起步晚、开设院校少等原因，目前本专业人才培养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相距甚远，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全国范围内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规模小、培养模式研究不足。
《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3］指出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我国测绘地理信息发展正进入全面构建数字中国的关键期、测绘产品服务需求的旺盛期、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机遇期、加快建设测绘强国的攻坚期。为牢牢把握难得的黄金战略机遇期，推动测绘地理信息加速发展、转型发展，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服务能力，《规划》明确提出联合国内高校，加强测绘地理信息学科建设；加大测绘地理信息科技人才培养力度，提升测绘地理信息队伍整体素质的要求。因此，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任务重要且紧迫。
自武汉大学2004年在国内首次开设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目前全国仅有武汉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厦门理工学院、河南工业大学等七所院校招收培养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领域人才，毕业及在校本科生不足2000人，整体培养规模明显偏小，远远达不到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与此同时，这些高等院校中的大多数学校本专业也都刚刚起步，尚未成熟，因此对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不足。
（二）我校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人才培养远达不到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需求。
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范文6
对分享经济的讨论，必须放在“产权经济”与“使用权经济”，或“占有型消费”与“分享型消费”的关系结构中来进行。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文献中，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支柱，是市场效率和市场动力的源泉。但是，儿乎所有关于产权的讨论，大多限定在生产领域，较少涉及消费领域。与产权相关的研究即使涉及消费领域，也往往是限定在公共消费领域。在学者眼中，共有产权的消费(如福利)不但会导致消费者对公共消费资料的不珍惜，进而导致浪费，而且往往会导致个体需求无限膨胀，从而导致供不应求，并进而导致财政危机。与私有产权相关的消费的研究，事实上大多没有把消费同私有产权联系起来讨论。例如，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应该是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消费研究。但是，在这里，产权问题事实上被搁置了。它只是被当作一个缄默的前提。
事实上，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消费，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浪费的问题。这种浪费源于私有产权所导致的使用权垄断。这种使用权垄断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使用权排斥，即:他人分享财物的需求遭到私有产权制度的合法排斥。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消费，就是“占有型消费”。它在所有权基础上，形成了对他人的使用权排斥。
尽管人们常常拥有冗余、多余、不再有用或低度使用的财物，但由于“占有型消费”所具有的使用权排斥，使得他人无法分享物品的使用权，从而导致这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不仅如此，占有型消费模式还常常导致一些“主观效用”(即:虽然物品还能用，但拥有者不再喜欢了)终结的物品被提早当作垃圾丢弃。这种行为不但使这些物品尚存的使用价值被浪费掉，而且还增加了社区处理垃圾的成本，并加剧环境问题。可见，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占有型消费，在社会层面和环境层面上，存在负外部性。
只有相对于产权经济和占有型消费的负外部性这样的背景，分享经济的社会与环境意义才得以充分显示出来。分享经济实质上是一场针对产权经济和占有型消费的负外部性所展开的改良运动。通过这样的运动，分享经济打断了私有产权与使用权垄断之间的内在关联。它不牺牲私有产权，但它瓦解了使用权垄断。它不试图颠覆财产私有制，但它试图隔断私有制与使用权排斥的必然联系。分享经济不是一种产权革命，而是一种改良运动。由于这种运动不会牺牲与产权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使得它所遭遇的抵制不会像产权革命那样大。但同时，分享经济还给许多人带来增量收益，从而获得的社会支持，不会比产权革命少。作为一种保留现存所有制下的使用权经济，分享经济的真正意义在于为人们找到了一条可持续消费的道路以及加强社会团结的生活方式路径。
正是这种折中和改良的特点，才能说明，何以分享经济首先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分享经济是一种从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中演化出来的改良运动。之所以是改良运动，一方面是因为它不去触碰私有产权这个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支柱，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试图对私有产权所导致的负外部性进行修正。改良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折中、调和或融合，如:市场与社会、经济与文化或理性选择与价值规范的融合。就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市场的支柱是私有产权，市场行为的逻辑是盈利最大化。而私有产权制度体现在消费上，就是“占有型消费”。与占有型消费相联系的消费特征，一方面体现为使用权排斥，另一方面体现为地位竞赛，如凡勃仑所说的“炫耀性消费”。
这两种行为都具有某种负外部性或消极性。与市场相对，社会的支柱是公民精神及合作意识。体现在消费领域，社会性就是消费行为中的公民性。它是与占有型消费所引申出来的使用权排斥和个体主义的地位竞赛相对立的，因为作为公民，消费者要时刻关注自己行为的外部性，并尽可能减少其负外部性或消极社会后果，如因为浪费而造成的环境问题，因为地位竞赛而导致的社会割裂问题，等等。因此，市场与社会的折中和融合过程，既包括市场行动者主动放弃掉自己的一些消极因素，并吸纳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如公民精神)，也包括社会积极利用市场的一些积极因素(如效率和规模效应)。
那么，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改良运动，究竟是如何实现了市场与社会，或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折中和融合的呢?这就是接下来要分析的问题。我将说明，分享经济是市场和社会互动演化的结果，一方面，市场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向社会靠拢的情形，从而试图克服私有制的某些负外部性。另一方面，社会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向市场靠拢的状况，从而试图克服以往的道德精英主义者的社会运动的覆盖面过小的问题。正是市场和社会的融合，催生了分享经济。
二、分享经济的演化:市场向社会的靠拢
尽管分享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儿千年时间(Belk, 2010; Widlok, 2017)，分享经济却是在2000年后的头十年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马丁认为，分享经济之所以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发源于硅谷的Airbnb(爱彼迎)和Uber(优步)取得巨大成功。这两个平台自创立后的短短的儿年时间就成为价值儿十亿美元的国际性公司(Martin , 2016 )。博茨曼和罗杰斯也敏锐地觉察到，分享经济可以中断驱动资本主义经济的超消费实践。它使得人们可以从消费者追求“占有的文化”转向消费者与他人分享使用权的文化(Botsman and Rogers , 2010 ) o
分享经济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理查森(Richardson, 2015)认为，它有三个新的特征。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数字化在线平台。互联网，尤其是Web 2. 0，不但促成了新的分享形式，而且也让旧形式的分享获得了更大的规模。这一在线平台可以减少把许多不同的潜在消费者和生产者连接起来的成本，并有助于增加供给和消费者选择，并因而降低价格(Botsman andRogers , 2010 ; Belk , 2014b ; Schor et al.，2015 ; 14 ; Richardson , 2015 )。其次，分享经济大多采取点对点(peer-to-peer)，或个人对个人的直接联系和交换，无需借助中介组织居中协调(但Zipca:和中国的共享单车不具有这个特点)，从而提高了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匹配效率和匹配精准性(Botsman and Rogers , 2010 ; Richardson , 2015 )。
第三，分享经济主要是立足于对物品和服务的特定时段的使用权的获取(access-based consumption)，而不是立足于获得物品的所有权(但也有例外，分享经济也可以包括转让产权的物品交易，如Etsy )，从而有助于提高冗余闲置资源的社会利用率，并因此有助于遏制过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问题(Chen, 2009; Botsman andRogers , 2010 ; Bardhi and Eckhardt , 2012 ; Richardson , 2015 )。有学者明确地区分了“分享”和“共享”的区别:“共享”意味着产权共有，“分享”则只是使用权的分享(李文明、吕福玉，2ols>。如果说，要成为分享经济，上述第二和第三项条件可以是二选一的条件，那么，第一项是必要条件(Richardson, 2015)。也有一些学者只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分享经济，并把分享经济等同于在线平台(Wosskow , 2014 ; 13 ) o
第四，分享经济本身蕴含着明显的悖论。一方面，它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是“吃了兴奋剂的新自由主义”( Morozov , 2013。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被看作是对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过度消费的一种改良办法(Schor et al.，2015 )。或者说，分享经济既是资本主义商业模式的延续，又是这种商业模式的替换物。分享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展演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某种矛盾，它又试图去克服这种矛盾。分享经济就是一种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种展演(performance ) ( Richardson , 2015 )。正因为分享经济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不同的学者对它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对有的人来说，分享经济是化解资本主义内在困境的一剂良药(Botsman and Rogers , 2010 ; Sundararajan , 2016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分享经济将把我们带到灾难的深渊(斯蒂文·希尔，2017 ) o
第五，分享经济所蕴含的这种内在矛盾性，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单一的视角来审视它。分享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或资本主义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多样性中的一种(Richardson ,2015)。在一定的意义上，分享经济是市场(或经济)走向与社会(或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国家，会出现某个部分的市场与社会相融合的现象呢?这源于数字技术领域的私有产权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产权与社会公共目标之间的矛盾。作为对这些矛盾的回应，数字技术领域首先发生了信息和知识共享运动。这种共享运动是与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相矛盾的。这就使得分享经济在一开始就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某些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吴晓隽、沈嘉斌，2015 )。但由于它不废除私有制，因此其实质还只是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