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调查报告范文1
通过这次调查，可以使我们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更好的将理论知识融入到实践中去，使理论知识与实践水平两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且通过这次实践，大大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为在校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的机会和平台，这也将大大促进我们专业目标“培养综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实现。
由于是初次对社区机构进行调查，所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只是使用了最基本的调查方法。比如
（1）主动向社区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2）向社区居民进行咨询，了解
（3）查阅社区相关台账
（4）查阅与社区相关的法律，条例
（5）学习关于社区的书籍、报纸等
一、社区居委会的基本结构：
根据我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五至九人组成。多民族居住地区，居民委员会中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根据居民意见，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至三人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其中社区党支部是党在城市的基层组织，是居民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也是做好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的基础。社区党支部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支持和保证居委会依法履行职责。
社区居民大会或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是社区成员表达自己意愿的组织形式，是社区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区居民大会或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对社区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进行民主选举，对涉及全体居民的公共事务进行民主表决，对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进行民主议事，对政府部门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进行民主监督。社区居民大会有权罢免、撤换、补选社区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居民大会的办事机构，由社区居民大会或社区居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社区居民委员会要执行社区居民大会的决定，并向社区居民大会负责，接受社区居民大会的监督，定期向社区居民大会报告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要在政府有关部门及政府派出机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组织社区成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
二、社区居委会的基本功能：
（1）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2）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3）调解民间纠纷；
（4）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5）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
（6）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社区也针对本社区内部具体情况对居民作出了如下承诺：
（1）为社区居民最底保障服务
（2）为残疾人提供服务
（3）为新市民提供多方面优质服务
（4）为育龄妇女优生优育指导
（5）为特困家庭提供关心服务
（6）为七十岁以上老人办理优待证
（7）为行动不便老人上门服务
（8）为待、下岗人员择业提供中介服务
（9）为军烈属提供服务
（10）为青少年提供法律维权服务
这些均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展开，这些也近一步促进了社区工作的开展，更好得发挥了居委会的职能，方便了社区里的居民。
并且*社区居委会下面设有：夏戈工作室（根据人名命名）；党员之家；文娱活动工作室；荷花棋室；荷花书室；康复活动室；爱心桥；荷花画室等。这些活动室的设立也大大方便了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的活动，丰富了老年人晚年生活，这也为社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为现代社区的建设打下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三、社区相关法律、条例
由于社区本身就是一群特殊的组织：社区是指一固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的社会团体，其成员有着共同的兴趣，彼此认识且互相来往，行使社会功能，创造社会规范，形成特有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福利事业。社区由居民所组成，所以适于对人进行规范，处罚的法律亦适用于社区组织，所以以下只列举部分与社区组织直接相关的法律，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
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民间纠纷处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末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
这些法律的设立很好的促进了社区自治工作的开展，保障了居民的安全，也为社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这也是现代社区，新型社区建设所必须。
四、通过这次调查，主要可以明确以下几点问题：
（1）社区虽然不是作为政府机关，但从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可以知道，社区居委会有义务协助政府部门开展政府工作。社区作为最基础的民间组织，社区的稳定，安全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安全，稳定。
（2）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大，加深。中国既处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黄金期，但任何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的矛盾多发期，社区作为基层群众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应当在这个时期肩负起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群众解难的重任，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担负应有的责任，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3）随着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承接人的作用。政府职能的能否成功转变很大方面取决于社区能否承接好，并将职能成功的转移到居民手中。在这个过程中居委会应尽大可能将物资资源，人员队伍以及意识思想进行整合，以此在职能的转变过程中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节约型的社会。
（4）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法律制度的健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正逐步贯彻，实施。在社区这个最基层，最复杂的机构中，面对不同人群，既要使居民能够依法行事，又能够使居民理解社区居委会的做法，知道政府的导引方向，这也是居委会工作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这除了需要增强居民的法律意识，更重要一方面需要社区工作者能够增强业务自身水平，工作能力，包括法律方面，管理知识，基本知识等。
法律调查报告范文2
论文关键词 社区矫正 法律监督 调查报告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根据2009年“两院两部”的《意见》，明确了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主要包括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被人民法院宣告缓刑、被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监狱管理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豍。最新的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对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实行社区矫正。这也是我国法律首次提及社区矫正。
一、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
1．户籍人口纳入社区矫正的人数。截至2011年4月25日，某区（不含Y新区）户籍人口共纳入社区矫正对象为38人，其中男性37人，女性1人。其中所纳入的社矫人员当中，某区政府所在街道人数最多为九人。到目前为止，有一名矫正对象发生再犯罪事件，除两个街道无接收社区矫正对象外，其余街道均接受了矫正对象。
2．社区矫正对象服刑类别。纳入社区矫正对象的服刑人员类别共有四种，其中缓刑21人、假释9人、剥夺政治权利6人、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2人。
3．社区矫正对象所触犯的刑法罪名。社区矫正对象所触犯的刑法罪名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大类罪名当中，分别为贪污受贿类（受贿、行贿）、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类（涉毒案件、涉赌案件）、侵犯公民人身权类（故意伤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类（走私、非法经营）以及侵犯公民财产权类（抢劫、诈骗）。特别是贪污犯罪等职务犯罪类占了总数的34%。
二、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漏管现象严重
2010年1月份至2011年4月，某区院接收到本地、外地法院以及监狱寄达的户籍人口适用社区矫正法律文书为60份，应纳入社区矫正对象的户籍人数为60人。而通过社区矫正办统计数据来看，这段时间实际纳入社区矫正的人数只有10人。这说明还有50人没有纳入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或者漏管的比例高达80%，值得引起重视。各街道中出现脱管、漏管人数最多人数为Z街道，达15人之多。最少的街道为分别各一人。
（二）出入境管理宽松，社区矫正人员轻易出境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服刑人员是不能出境（包括前往港澳特别行政区）。深圳市四部门制定的《深圳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中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司法行政机关通报的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出入境管控”。我们在走访有关街道的时候，发现每个街道都不同程度存在社区矫正人员可以出境，例如某区某街道共接纳社区矫正人员5人，五人均持有《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通行证》，五名矫正对象最近一年以来均有出入境记录，最严重者罗某某，自2010年5月至2011年4月，前往香港次数达15次之多，而且最长还在香港逗留3天之久。由于社区矫正人员仍处于刑罚执行阶段，如在境外又触犯当地法律，后果不堪设想，甚者更有损我国司法权威，必须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三）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工作缺乏有效衔接
现阶段，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实行的是“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豎这其中涉及的工作主体有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矫正办）、公安机关、监狱等等。虽然社区矫正工作的牵头部门是司法行政部门，由于每个部门都只负责自身职责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协调机制，就单凭四部门印发的《深圳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整个社区矫正工作难于正常运作。上述所出现的脱管、漏管现象很大程度是由于各部门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
（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缺乏，管理力量不足
作为社区矫正对象的执行主体，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明显缺乏，通常是一个社区只有一个民警（而且是兼职的形式），而作为社区矫正管理的社区矫正办也同样面临着管理力量不足的局面。以某区某街道为例，街道社区矫正机构一般隶属于街道的司法所，一般由一个公务员和一个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负责一个街道的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在人员缺乏的情形下，街道一级的矫正办能做的就是应付上级的考核和检查，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和管理以及考核奖惩难以很好完成。
三、解决某区社区矫正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法院等有关部门应及时向社区矫正部门寄发判决书
法院应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在作出缓刑判决前，应委托被告人或罪犯户籍地的区级社区矫正机构进行庭前调查，了解被告人的实际住址和社会关系，如不满足适用缓刑条件，应及时收监执行，目前据了解，某区法院尚未出现过一起对被判处缓刑的被告人进行庭前调查。同时，法院在做出缓刑判决后以及减刑和假释裁定，应及时将判决书等有关法律文书寄往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和公安部门，让街道社区矫正办和公安机关能及时掌握缓刑服刑人员的有关信息，避免出现脱管、漏管现象。
（二）司法部门应定期将社区矫正人员名单报送出入境部门
调查中我们发现区级出入境管理部门无权对不准出境人员进行数据录入，数据录入的权限归市公安出入境管理处负责。区级司法机关应每月将社矫人员名单报送到市级司法机关，然后由市司法局统一报送到市出入境管理部门，从而有效杜绝社矫人员出境问题。
（三）定期召开公、检、法、司、监等职能部门协调会
由于社区矫正工作所涉及的职能部门较多，如果各职能部门只是生硬的按照《细则》上的条文执行，缺乏一个整体的有效协调工作模式，则工作中会出现很多问题，不利于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更不利于法律监督部门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因此，应该每年召开一次社区矫正工作协调会议，把平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拿出来讨论，该协调的协调，该处理的处理。以保证此项工作制度能够在日后得到更好的落实。同时，应把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加大对社区矫正经费的投入，确保人、财、物到位。
（四）政府应加大对社区矫正经费的投入
目前，法院对于部分主观恶性不大，悔罪态度较好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倾向于适用非监禁刑（缓刑）。2010年，某区院公诉部门共提起公诉案件5174宗7821人，其中提起公诉的户籍案件约为39宗54人豏。对户籍人口如果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都可以判处缓刑，换言之，2010年法院判处缓刑而应纳入社区矫正的人数约为50人。按照目前每个街道一个公务员一个社工的管理模式，难以有效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日常的管理和教育。政府应加大力度购买社工服务，应按照一名社工对应两名社区矫正人员的模式，同时，应定期举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培训课程，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
四、现阶段基层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如何进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现行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
在2009年“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中提及了“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发现有违法情况时应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保证刑罚的正确执行。”现阶段，我国并没有制定《社区矫正行为法》，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这一空白，我们能否能把社区矫正当作监外执行来实行法律监督呢？但纵观我国当前的法律法规，就监外执行检察的相关规定就过于原则、笼统，在日常的监督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监督的效果不太理想豐。
（二）社区矫正工作主体较多，法律监督难度大
上文已阐述过，社区矫正工作涉及到的职能主体有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矫正办）、监狱等。如果要对他们每一个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进行有效监督，督促其做好其本职工作，这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过去，检察机关的监外执行法律监督主要是倾向于对监外执行罪犯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现阶段，由于社区矫正办承担了大部分社区矫正的工作，要对其每一个环节实行有效的法律监督，这一块法律监督工作对检察院来说，由于无法可寻，是一块从来没涉及过的真空区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五、如何完善某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
（一）尝试整合检察院内部人员，增加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力量
可以学习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在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模式，如整合全院检察人员的力量，把全院的中层副职以上领导都任命为社区矫正检察官，每月固定到挂点街道进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一方面改变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人手缺乏的情况，增加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人员力量；另一方面也很好的体现了检察机关深入基层工作的形象，密切了检群之间的关系，有效的推行“三项重点工作”。
（二）逐步建立专属于检察机关的社区矫正对象台帐
对于被法院判处缓刑的本地户籍人员以及街道社区矫正办上报的社区矫正对象人员每月核对一次。重点核查两个单位上报的对象人员名单是否一致，并将上述两份报表汇总成一份包括矫正对象个人的基本信息、接受矫正教育情况以及特定事由有无事前备案等情况的台帐。确保矫正对象不会脱离监管以及了解到矫正对象最新的行踪，做好交付执行环节法律监督。
（三）不定期对各街道社区矫正办进行明察暗访
不定期到各街道社区矫正办进行明查，重点检查是否建立社区矫正对象台帐以及矫正对象措施的落实和矫正的教育效果，加强与街道一级社区矫正办的联系与沟通。在明查的同时，要做好暗访工作，对于台帐上登记的矫正对象要实行暗访，主要走访矫正对象住所并与其谈话，了解矫正对象的最新思想动态和矫正对象是否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有无出现脱离监管现象，对于部分严管对象要定时与其谈话，了解其是否按要求进行矫正，提升法律监督的实效以及确保法律监督落到实处，切实做好执行变更环节以及执行终止环节的法律监督。
法律调查报告范文3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由于本调查问卷涉及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理论性和知识性，所以调查样本基本集中在接受过或正在接受大学本科或专科教育的人群，他们更能理解问卷的内容，更方便调查，而且涉及一定理论和知识的问题，如果有相当理论和知识功底的人群都对问题的回答尚且不乐观，则更可推知其他人群对此类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更加不乐观。
本次调查所有数据均只保留小数点前的数字，小数点后数字依四舍五入计算。
1.样品自然状况。在本次调查中，男性占29人，占总数比例的58%;女性21人，占总数比例的42%。其中18周岁以下年龄的有1人，占总数比例的2%;18周岁—25周岁的有45人，占总数比例的90%;25周岁—40周岁的有2人，占总数比例的4%;40周岁以上—60周岁的有2人，占总数比例的4%。
2.样本社会情况。在本次调查中，没有只有小学或初中学历的人;具有高中学历(包括在读)的有3人，占总数比例的6%;具有大学本科或专科学历(包括在读)的有45人，占总数比例的90%;具有研究生学历(包括在读)的有2人，占总数比例的4%。其中，职业或专业属于或更接近理科、工科的有23人，占总数比例的46%;职业或专业属于或更接近文科、艺术的有25人，占总数比例的50%;无职业或专业的有2人，占总数比例的4%。其中，中共党员有11人，占总数比例的22%，非中共党员39人、占总数比例的78%。因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本次受到调查的人群基本都接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适合回答涉及理论和知识更多的社会调查问卷。如果这类人群对某些问题给出的回答尚且不乐观，则其他人群对该问卷的回答很可能得出在价值上更为不容乐观的结果。
二、专门调查部分
1.社会主义制度与思想上的群众基础
(1)总体部分调查，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观念上思想上缺乏基础。
当代中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等缺乏基本的了解，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什么都不知道，很难认为人民都拥护或者热爱社会主义，或者即使说拥护、热爱等也是无意义或盲目的。在受调查的人群中，只有16个、占总数比例32%的人认为自己能说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有8个、占总数比例16%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而有26个、占总数比例52%的人说不准什么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则总共有68%的人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缺乏概念。
而就是否信仰共产主义这一点来看，形势则更为不容乐观。在受调查的人中，只有14个、占总数比例28%的人认为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有19个、占总数比例38%的人不信仰共产主义，有7个、占总数比例14%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有19个、占总数比例38%的人不信仰共产主义，有7个、占总数比例14%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有10个、占总数比例20%的人没想过这个问题，则共有72%的人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为不信仰、缺乏兴趣或不关心。
在对宗教或神仙之类的态度上，只有6个、占总数比例12%的人信仰，有15个、占总数比例30%的人不信仰，但是有24个、占总数比例48%的人选择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或“灵就信，不灵就信”，另有5个、占总数比例10%的人是其他态度。由此可见，至少在信念上，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受敬畏鬼神或实用主义态度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是否想加入中共的态度上，有25个、占总数比例50%的人想加入中共，有11个、占总数比例22%的人不想加入中共，另有14人、占总数比例28%的人不知道或没想过这个问题。从这组数字看，形势还算可以，但是从前几组信仰问题的调查数字看，很可能想加入中共的人中有不少是报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参加的。
从以上几组调查结果看，在思想、观念、价值、文化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严重缺乏民众基础，统治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很可能仍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可以得知，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律文化都是缺乏民众基础的。
(2)中共党员部分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11名中共党员中，有7个、占受调查党员总数比例64%的人认为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有1个、占受调查党员总数比例9%的人认为自己不信仰共产主义，另有3个、占受调查党员总数比例27%的人不知道或没想过这个问题。则有36%的受调查党员是不能被称为党员的。
在认为自己信仰共产主义的7名中共党员中，有3人在对宗教或神仙之类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或“灵就信，不灵就不信”，则这3个人也不能认为是合格的党员。则暂时来看，就已经得知11名受调查党员中有7人不能认为是中共党员，只有4人合格。如此计算，则在受调查的中共党员中，“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只占全部接受调查党员比例的36%。
由此更可以得出中国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法治还是社会主义文化、法律文化都是严重缺乏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群众的思想基础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受调查的人群中正在或已经接受过大学本科专科教育的人占了相当部分比例，在接受过如此高等教育、能经常接触先进文化的人群中，人们尚且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信仰共产主义或对此没有兴趣，而依然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调节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则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就更难说会知道、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其他这些人群会更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2、法律文化部分
(1)法律观念、意识部分
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有42个、占总数比例84%的人认为法律是作为一种工具在中国存在的，只有1个、占总数比例2%的人认为在中国法律是一种信仰，另有1个、占总数比例2%的人认为法律在中国以其他形式存在，还有6个、占总数比例12%的人没想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认为法律在中国是一种带有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目的的工具性地存在着的，而并非一种信仰。 而在多选题的“您守法的原因”一问中，有40个、占总数比例80%的人认为“守法是基本素质”是其守法的原因之一，有26个、占总数比例52%的人将“违法会受到处罚”列为自己守法的原因之一，有12个、占总数比例24%的人认为自己守法的原因之一是“出于习惯”，有2个、占总数比例4%的人同时也因为其他原因守法，只有4个、占总数8%的人守法的原因里有“信仰法律”这一条。可以看出，在中国，人们基本没有因为信仰法律而守法的。
(2)中国司法实践部分
有27个、占总数比例54%的人认为中国现在权力大于法律，有8个、占总数比例16%的人认为中国现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基本持平，另有5个、占总数比例10%的人不知道这个问题，只有10个、占总数比例20%的人认为中国现在是法律大于权力的。可见中国的法治状况在民众心目中的印象绝对不容乐观，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中国仍然是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
有27个、占总数比例54%的人认为中国的法律执行的一般，有15个、占总数比例30%的人认为中国的法律大部分执行的不好，有6个、占总数比例12%的人不知道这个问题，只有2个、占总数比例4%的人认为中国的法律执行的非常好。看来中国民众对中国执法状况的印象同样不容乐观。
在对待中国存在如此广泛的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这一问题上，受调查人群的意见则比较分散。有10个、占总数比例20%的人认为是社会制度，有5个、占总数比例10%的人认为是执政党，有13个、占总数比例26%的人认为是法律不健全，有9个、占总数比例18%的人认为是人民素质低下，有10个、占总数比例20%的人认为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有3个、占总数比例6%的人认为是其他原因。
有37%个、占总数比例74%的人认为现在打官司需要找人、托关系，另有8个、占总数比例16%的人不知道或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有5个、占总数比例10%的人认为现在打官司不需要找人、托关系。
有30个、占总数比例60%的人认为中国现在人情比法律起的作用更有效，有10个、占总数比例20%的人认为两者起到的作用的广泛性和有效性差不多，有2个、占总数比例4%的人不知道或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有8个、占总数比例16%的人认为中国现在法律比人情起的作用更广泛更有效。可见，当代中国，恐怕秩序的维持，传统文化起的作用比法治等外来观念更大，虽然这是不应该的。
在对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机关的态度上，有22个、占总数比例44%的人态度是一般信任，有22个、占总数比例44%的人态度是“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想接触”，有4个、占总数比例8%的人态度是不信任，另有2个、占总数比例为4%的人为其他态度，但是选择“非常信任”一选项的人数，在本次调查中为0。则共有占总数比例52%的人对这些机关具有排斥的态度。
一旦发生受到国家侵权的事件，有26个、占总数比例52%的人会积极进行诉讼、要求国家损害赔偿，有9个、占总数比例18%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国家的对手、只能忍了，有3个、占总数比例6%的人不知道或者没想过这个问题，有2个、占总数比例4%的人会采取其他方式解决。本题结论对比前面部分问题看来已经算是乐观了，有勉强超过一半的人会去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也应该看到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这种权利意识。
在被社会的黑恶势力侵犯了合法权益的问题上，有1个、占总数比例2%的人选择以法律手段解决，有18个、占总数比例36%的人选择没什么大事就忍了，有2个、占总数比例4%的人认为“不能指望法院、公安局等机关，他们很可能与黑恶势力存在某种关系”，有7个、占总数比例14%的人选择以“以暴制暴”的方式解决，另有2个、占总数比例4%的人选择其他方式解决。可见“警匪一窝”的说法在一部分民众意识中是存在的，同时民众对自己维权上带有的消极态度也助长了社会黑恶势力的存在。
三、结论和建议
1、结论
(1)现代中国，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治还是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在民众的思想、意识、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或者说文化上是严重缺乏基础的，民众对共产主义缺乏了解，不信仰，甚至没有兴趣。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缺乏应有的文化思想基础，仅仅能以一种经济制度和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的形式存在。
(2)即使是中共党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不能认为是合格的，或者是带着某种实用主义的功利心态入的党，即使在党员中也只有少部分人信仰共产主义。
(3)中国政治、法治方面很大程度上还在延续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人们认为社会依然是权力大于法律，人情大于法律，统治、调节人们行为的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类似民主、法治、平等这样的西方传来观念只能在价值上受到肯定而在实践中难以实行。外来的法律观念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法律文化冲突。
(4)中国的法律实践方面给民众心中留下了比较恶劣的印象，形势不容乐观。
2、建议
(1)进一步开放中国，加大对外交流，与世界接轨，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在学术上思考研究中国法律文化冲突的解决办法，可能会对个别问题的解决产生促进作用。
(2)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近代化和现代化只是从西方发展出来的，也必将带有其文化和文明的特点，这也是从西方而来的近现代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严重矛盾的地方。我们的尴尬之处就是不得不使用西方的制度，但是又无法也不能接触与之对立的民族传统文化。因此，此问题很可能是不可解决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
附录:调查问卷原稿
您好，感谢您能填写这份社会调查问卷，该问卷是以匿名的方式填写的，所以您尽可以放心填写。另外由于本报告是用来进行写论文的，纯属学术研究用，所以请您务必认真填写，写真实情况，非常感谢您的合作，谢谢。
您可以将选出的答案写进括号内，如果您选的是“其他”项，请在“其他”后面写上您认为应该写的内容。
1.您的性别是?( )
A.男 B.女
2.您的年龄?( )
A.18周岁以下 B.18周岁—25周岁 C.25周岁—40周岁 D.40周岁—60周岁
3.您的文化程度(包括在读)?( )
A.小学 B.初中 C.高中或中专 D.大学本科或专科 E.研究生
4.您的职业或专业属于或更接近于?( )
A.理科、工科 B.文科、艺术 C.无职业或专业
5.您现在能说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吗?( )
A.能 B.不能 C.说不准
6.您有信仰吗?( )
A.有 B.没有 C.不知道 D.没想过
7.您信仰共产主义吗?( )
A.信仰 B.不信仰 C.不知道 D.没想过
8.您是否在乎自己生活的国家或者国籍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
A.在乎 B.不在乎 C.不知道 D.没想过 E.其他：
9.您对宗教或者神仙之类的态度是怎样的?( )
A.信仰 B.不信仰 C.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D.灵就信，不灵就不信 E.不知道
10.您是否想加入中共?( )
A.想加入 B.不想加入 C.不知道 D.没想过
11.您是中共党员吗?( )
A.是 B.不是
12.您认为在中国，法律是一种?( )
A.信仰 B.工具 C.不知道 D.没想过 E.其他：
13.您认为现在在中国法与权力的关系是?( )
A.权力大于法 B.法大于权力 C.但两者基本持平 D.不知道 E.其他：
14.您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是否法应该高于一切?( )
A.是 B.不是 C.不知道 D.没想过
15.您认为中国的法律?( )
A.执行的很好 B.执行的一般 C.大部分执行的不好 D.不知道
16.您遵守法律是因为(可多选)?( )
A.信仰法律 B.出于习惯 C.守法是基本素质 D.违法会遭到处罚 E.其他：
17.您认为司法腐败在中国存在如此“广泛”的“根本”原因是?( )
A.社会制度 B.执政党 C.法律不健全 D.人民素质低下 E.民族传统文化影响 F.其他：
18.您认为现在打官司是否需要找人、托关系?( )
A.需要 B.不需要 C.不知道 D.没想过
19.您认为现在在中国，法律和人情关系，谁起的作用更广泛更有用?( )
A.法律 B.人情关系 C.两者差不多 D.不知道 E.没想过
20.您对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机关的态度是?( )
A.非常信任 B.一般信任 C.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想接触 D.不信任 E.其他：
21.在中国，如果国家损害了您的合法权益，您的态度是?( )
A.积极进行诉讼，要求国家损害赔偿
B.只能忍了，怎么可能是国家的对手呢
C.不知道
D.没想过
E.其他：
22.如果现在社会的黑恶势力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您的态度是?( )
A.积极维护自己权利，向法院、公安局等机关进行诉求
B.如果没大事情就忍了
C.不能指望公安局、法院等部门等机关，他们很可能与黑恶势力存在关系
D.以暴制暴
法律调查报告范文4
一、事故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
《条例》规定，事故调查组在一定期限内应当向有关人民政府提交符合法定内容的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在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的异议或者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就是关于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行政约束力和法律效力的问题。对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有了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依照《安全生产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条例》的有关规定，调查报告是在事故调查中反映事故真实情况、提出处理意见的法律文书，其法律属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调查报告具有真实性。调查报告是在进行详细周密的调查核实之后，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发生原因的原始材料。调查报告不得对事故原貌进行修改、修饰，不得掺杂人为色彩，不得弄虚作假。
(二)调查报告具有证据性。经依法调查核实和有关人民政府认定的调查报告及其证明材料具有法定的证明力，它是有关人民政府作出事故处理批复的重要依据，也可以作为司法机关办案的佐证材料。调查报告及其证明材料包括主报告及其附属的调查记录、讯问笔录、鉴定报告、物证、书证、视听材料和其他相关材料。
(三)调查报告具有建议性。调查报告在查明事故真相的基础上，要对事故性质、事故责任认定、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等问题提出结论性意见。调查报告反映的是参加事故调查的成员单位的意见、建议，至于其是否正确、适当，应由有关人民政府加以确认。
(四)调查报告具有不可复议、诉讼性。由于一些当事人对事故调查报告具有不可复议、不可诉讼的法律属性不了解，所以因对调查报告持有异议而提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时有发生。调查报告的这种属性表现在：一是提交调查报告的不是独立的行政主体。事故调查组是临时工作机构，无权独立作出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具体行政行为。二是调查报告不具有独立完整、直接执行的法律效力和行政约束力。不能依据调查报告直接实施法律责任追究。三是对调查报告持有异议，不属于法定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照《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相对人申请复议和的主体必须是独立的国家行政机关，复议和的事由必须是被认为是侵犯其合法权益的独立的、完整的具体行政行为。鉴于调查报告不具备上述法定特征，所以行政相对人不能针对事故调查组及其提交的调查报告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调查报告提交后，有关人民政府对调查报告中关于事故基本情况尤其是事故定性、责任划分和处理建议等问题要进行全面地讨论研究。如果认为调查报告对事故原因认定不清、定性不准、责任不明，有权要求进行重新调查或者补充调查和补正材料。
二、事故处理批复的法律属性
事故处理批复(以下简称事故批复)与调查报告不同，它是由有关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部门依法作出的具有行政约束力和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对于事故批复的性质存在着不同认识，影响了事故批复的法律效力和执行力。
(一)事故批复主体是法定的行政机关。《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负责事故调查的国家、省、市、县四级人民政府接到事故调查报告后，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批复。这就是说，事故批复权属于上述有关人民政府。在实践中，下达事故批复的形式有两种，一种形式是由有关人民政府直接下达事故批复，另一种形式是由有关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部门，或者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部门受权下达事故批复。
(二)作出事故批复是对确定事故原因、事故性质和实施事故追究责任的具体行政行为。这是有关人民政府根据事故调查报告，依照职权独立作出的、直接确定事故责任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约束力的行政决定。有关行政机关和单位必须遵照执行，不得任意改变或者拒绝执行。
(三)事故批复是事故处理的法定依据。依照《条例》的规定，事故批复应当对负有行政责任的事故责任者作出追究行政责任的决定。有关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事故发生单位应当按照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的批复，对本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理。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事故批复虽然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约束力，但它不是而且不能替代有关机关根据事故批复对事故责任者做出下达的行政处分、行政处罚等法律文书。
(四)行政相对人对事故批复持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从作出事故批复的主体、内容和效力上看，进行事故处理具备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要件。因此，事故发生单位或者有关责任人员认为事故批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三、事故批复的实施机关
鉴于事故责任主体及其法律责任有所不同，所以需要明确落实事故批复、实施责任追究的主体即实施机关。《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有关机关”是事故批复的实施机关，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两类国家机关。有关机关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施事故责任追究。
法律调查报告范文5
一、问题之提出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就使得原本活跃于各地少年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正式被立法机关采纳，也正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从原本散落于各处的法律法规到如今法律层面上的正式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适用经验，这对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新刑诉法对社会调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仅仅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社会调查的内容，但对于社会调查报告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却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明确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就会使各地司法机关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制定出不同的实施细则。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破坏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削弱此项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实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将其视为证据，可以在审理阶段进行质证；而有的司法机关只将其视为量刑参考意见，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属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规制的条件下界定社会调查报告属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难题。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不同界定及评析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源于实践，其在施行初期并无普遍性法律的规制，所以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允许诉讼参与人提出质疑，然后由社会调查员进行解答。而江苏省的部分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随着社会调查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其研究也越发深入，总结各地的司法实践经验，学界大体上将社会调查报告界定为三种不同属性：即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参考说。
（一）品格证据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其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或是品格调查，而调查的主要内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认为社会调查就是品格调查，主要是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因为品格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人格特点并加以科学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更加准确、可靠”。那么为何要考虑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呢？这主要是和社会调查的目的有关。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点在于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稳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等，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恶极”者。少年司法方针主要是考虑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这里就要放弃刑罚传统上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转而找到案件处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结合点”。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将对其未来的教育改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格调查制度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审判前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症。”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便具有品格证据的性质。
笔者认为，产生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其报告的法律属性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等同于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一是因为“品格证据”属于“舶来”的法律词语，其并没有反映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范来看，其法定证据种类中并不包含“品格证据”。如果将其纳入现有的证据种类中，就会破坏证据适用的法定性。二是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虽然“等”字属于列举未完，但从上述三个要素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向不仅包括犯罪主体情况的调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调查。所以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险性只是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选项，将其统称为“人格调查”不免会以偏概全。虽然社会调查以行为人为核心而展开，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但是其最终目的是并不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分析和预测，它还包括行为人社会危险性方面的分析，而这其中显然又会考虑众多的社会因素。再者，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决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人格调查实际上就是追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其并不能脱离社会属性。三是要对“品格证据”作出正确的理解。虽然对其概念的表面含义不难理解，但作为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它的适用却十分复杂。“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附随事实，二是攻击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还会对被告人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因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提出会给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审理带来风险，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它的调查内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是犯罪原因的归纳，所以并不对定罪产生任何影响，主要作用是在刑罚个别化原则下对量刑和未来帮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诉法268条对社会调查的启动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综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证据”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不可相提并论。
（二）鉴定意见说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是近来不少学者的主张。“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形成的过程来看，社会调查报告的类型视为鉴定意见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定。国外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进行前款规定的调查，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论。美国也是采用类似的做法，由鉴别中心或鉴别所负责社会调查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将社会调查员的地位等同于鉴定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
笔者不赞同上述说法，社会调查报告不能等同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社会调查工作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对调查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和判断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从某些方面看和传统的司法鉴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下规定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包含社会调查报告的可能性。第一，因为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的资格和条件有着原则性的要求。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业务的开展必须要经过相关机构的登记和公告，鉴定人的资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规定。而且从现有规定看，我国鉴定工作根据鉴定对象可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类鉴定”。将社会调查强行纳入鉴定意见，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国的规定在我国使用。第二，鉴定意见为“鉴定人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也包含了定罪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鉴定等同于事实调查，也就是对与定罪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对被告人定罪情况的考虑，并不调查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行为和结果事实。第三，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鉴定人故意作出虚假鉴定或不实鉴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第268条也没有规定虚假调查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贸然认为其属于鉴定意见，也不能将国外的制度不加辨别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将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鉴定意见，其在形式上是想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实质上是将由专业性工作人员作出的调查报告等同于“专家意见书”，这样也是不妥的，同证据能力法定化和证据形式法定化原则相悖。虽然其中会包含专家事实意见，但对案件事实却不是亲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量刑参考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的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该种观点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根据通说，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不是证据，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的关联性是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因为证据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它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客观的联系，对证明案情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案件事实正如上所述，主要是关于行为和结果的事实，是定罪事实。而社会调查所反映的内容却同案件事实没有必然和客观的联系，例如社会调查中关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实的发生虽然有某种联系，但却不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或间接联系。而且社会调查中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这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案件事实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同量刑参考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违法”嫌疑，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上来说，确实没有突破证据的法定种类的限制。但这并不表明将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从社会调查报告本应具有的“应然法律效果”和“应然社会效果”来看，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量刑参考意见，则难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使社会调查的适用效果“大幅缩水”。因为量刑参考意见只是在量刑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内容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一项诉讼材料在取得证据能力之后才可以对它的证明力运用自由心证进行综合评判。而证据能力的获得要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那么量刑参考能否获得证据能力？另外，控辩双方如果对其真实性产生异议，能否适用质证程序？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意见仍然不妥，因为不能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法定程序的检验。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单纯的量刑建议，势必会使社会调查的内容形式化和单一化，使其无法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项情况，以至于法官无法把握刑罚的裁量和后期的帮教矫治，削弱社会调查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重新认识
上述几种观点都不能准确地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这就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解析其法律属性。可以说上述对社会调查报告属性的认识都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进行的。能否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这里首先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重新认识――定罪与量刑的分离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社会调查制度，是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量刑前社会调查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少年刑事诉讼体现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推进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从社会调查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实，而是围绕未成年人的个人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来展开，这些因素都是量刑过程中法官所应考虑的酌定情节。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之对其未来人生发展的考量，法官必须在量刑时慎之又慎。继续延续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无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节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分离。二是因为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有法可依。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院在审理活动中应当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影响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经过质证程序，说明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便是在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之重新认识
上述已经阐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生成的。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属性便是量刑证据材料，即用来证明量刑事实的载体。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与案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显而易见，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是证据的属性”。许多学者也认为社会调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实，所以其缺少证据所应该具有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上述结论都是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诚然，证据的关联性必须要求证据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下，在量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影响量刑的客观事实，即量刑事实。“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这里所作出的扩大解释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包括了“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又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这也就是说，影响量刑的事实完全属于案件事实，而社会调查所记载的事实同定罪无关，但却影响量刑事实的认定。
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同量刑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就是量刑证据？笔者将其认定为量刑阶段的证据材料，而不是量刑证据。此处关于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一方面会涉及到二者属性的认定，另一方面也同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有关。
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关键是要明晰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里的“材料”不是指证据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材料，并且经过各种证据规则查证属实。那些同案件事实无关联，或者未经证据规则查证的材料，则是证据材料，它只是案件证据的“来源”，并不是证据本身。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各种证明规则查证属实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才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证据资料和证据之间应该有证明规则的链接。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接受质证，表明报告所记载的事项需要经过法定的证明规则来查证属实，进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证据材料，并不是证据本身。因为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证明能力，接下来才能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才能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并成为裁决的依据，而那些未查证属实的事项则被排除在证据之外。所以说，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只有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后，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法官才会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对调查内容进行采纳，那些被采纳的内容才会对量刑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定罪程序在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必须要对定罪事实坚持严格证明原则，对证据种类和取证方法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即证据资料必须为法定证据种类，获取这些证据资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而量刑程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在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启动的，所以其证据材料的认定不必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自由证明即可，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不受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认定为量刑证据也要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
另一方面，从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其也只是证据材料。因为社会调查报告需要反映未成年人人身情况的多方面内容，包括成长经历、监护教育、犯罪原因等许多情况，而这些内容又多具有社会属性，其是通过调查员多方走访而来的，其中必然掺杂着主观的成分，加之调查报告一般都附有调查员的事实分析和法律建议，这其中也都包含众多主观因素。而证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客观性要求排除个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其来源必须保证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则要求其同案件事实必须要有某种联系；合法性则要求证据必须要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就现阶段来说，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其并没有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且其调查内容并不都具有客观性，其中必然掺杂着被调查对象或调查员的主观判断。因此，现在就贸然承认其为“证据”则操之过急，其只是由众多材料堆砌而成的证据材料。
法律调查报告范文6
[关键词]隐蔽劳动；雇佣；劳务派遣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6-0087-03
我国劳动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劳务派遣、兼职、实习等现象，这些用工形式可能构成隐蔽劳动并对劳动者权益造成侵害。但是究竟何谓隐蔽劳动关系，其危害性何在？笔者在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青海省某市服务业隐蔽劳动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促进劳动相关法律的完善和发展。
一、隐蔽劳动关系的概念
隐蔽雇佣关系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国际劳工组织2003年第九十一届国际劳动大会上发表的《雇佣关系的范围》报告中，指出：“所谓隐蔽雇佣关系，即指假造某种与事实不同的表面现象，从而达到限制或削弱法律所提供的保护的目的。因此，这是一种旨在隐藏或扭曲雇佣关系的行为，其手段包括以另一种法律外壳加以掩盖或赋予其另一种使工人获得更少保护的工作形式。隐蔽雇佣关系亦可能涉及到掩盖雇主身份，即被指定为雇主的人实为中介，意在避免使真正的雇主被牵扯进雇佣关系中，首先可以避免承担对于工人的任何责任。”目前西方国家对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没有做严格区分，一般统称为雇佣关系或劳资关系，因此国外通常用“隐蔽雇佣关系”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对我国而言，笔者认为用隐蔽劳动关系更为恰当，原因有两点：第一，从国际劳工组织对“隐蔽雇佣关系”的概念界定及列举的特点来看，劳动单位是想掩盖用工事实，逃避劳动法的法定义务。第二，在我国，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受不同的法律调整，且保护的程度不一。故本文中隐蔽劳动关系的定义为：用工单位故意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合同，并设置种种障碍混淆用工主体、掩盖用工事实，从而使劳动者获得更少的保护，以达到逃避劳动法法定义务的行为。
二、青海省某市服务业隐蔽劳动关系现状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调查问卷和走访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共设计了22个问题，包括性别、学历、从事行业、合同签订情况，权利侵害情况，权利救济情况等，一般为认知性题目。此问卷共发出300份，回收问卷数285份，有效问卷数267份。根据对问卷的统计，对某市服务业隐蔽劳动关系的产生及特点进行数据分析。
（一）某市服务业隐蔽劳动关系产生分析
1.用人单位处于强势地位，而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劳动力成本太低，被隐蔽的劳动者除少数21.35%工资能达到每月3000元外，其余被隐蔽的劳动者月工资一般在1500元以下，加之劳动力市场本身供大于求的现象，使用人单位具备一定地位去侵害劳动者的权益。
2.从采取隐蔽手段看，采取承揽关系的占23.23%；采取实习合同（学徒工）占12.1%；采取劳务派遣的占44.86%；采取劳务关系的占19.81%。劳务派遣为某市服务业隐蔽劳动关系主要手段，主要因为劳务派遣行业经营混乱，许多劳务派遣机构从事劳务中介、劳务服务等业务，有的以劳务承包或劳务中介为主业，兼营劳务派遣，这在客观上创造了隐蔽劳动关系滋生的土壤。
3.被隐蔽的劳动者78.9%是专科以下学历，主要因为他们不具备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劳动者竞争中不具备优势。但是也有一些是本科毕业生，他们就业观偏重于相对稳定、社会地位较高的单位，这样博弈的结果是当代大学生虽然临时就业于一般单位，但是他们随时打算跳槽到比较好的单位。正是这种心态，导致了大量大学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者以其他合同进行工作。
（二）某市服务业隐蔽劳动关系特点分析
1.人员特点：在有效问卷267份中，有102人曾被或者正被隐蔽劳动关系，从性别看女性居多，占67.45%；从年龄看，大多集中在16-25岁和36-50岁这两个年龄段；从学历看，专科以下居多，占78.9%；从服务业具体行业看，促销服务占46.7%，餐饮服务占23.9%，其余服务行业比例均比较小，尤其在科教文卫业几乎为零。从职位层级看，普通员工占86.4%，经理以上职位的没有；从技术含量看，技术含量较低的占89.9%。
从以上的人员特点可知，隐蔽劳动关系大多存在于人员学历较低的人群、技术含量不高的岗位和行业，职位层级较低，对企业来讲，走或留影响不大，可替代性较强。
2.从权利救济看，一直不知道是违法行为的占42.2%，不知道是违法行为，但出现权利受损时，才知道是违法行为的占24.6%，知道是违法行为，忍气吞声，即使权利受损，也不想维护权利的占14.2%；知道是违法行为，一开始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为零；知道是违法行为，但当用工出现矛盾或者是辞职要离开时才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占19%。被隐蔽劳动者为了工作的稳定，一般选择忍气吞声，只有在辞职或权利受侵时才去维护自己权益，此时公权力的监督检查对维护被隐蔽劳动者的权利显得尤为重要。
3.在被隐蔽劳动者中，单位没有给其买社会保险的占93.64%。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可能存在劳动关系，知道的占36.78%，不知道的占多数；被隐蔽者中，因工作受伤后，未享受工伤待遇的占86.46%；对企业忠诚度看，86.5%的被隐蔽者对企业忠诚度比较低，做好随时跳槽的准备。这种规避法律的行为，侵害了众多劳动者应该享受的劳动法中的合法权益，因为不知企业是违法行为，所以没有及时维护相关权益，导致不利的后果只能自己承担。劳动者对企业忠诚度不高，工作积极性也就不高，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
4.被隐蔽劳动者希望提供的帮助中，希望提供就业法律指导的占10.4%；希望劳动监察部门暗访的占23.3%；希望设立专职的劳动监督警察，以便随时处理的占30.34%；希望通过立法规制的占34.5%；希望加大企业违法惩罚力度43.46%。被隐蔽劳动者一般生活在社会底层，法律知识淡薄，维权意识不强，所以他们特别希望能够获得就业法律指导，希望设立劳动监督警察，对企业加大执法力度，让其不敢违法，不愿违法。
三、青海省某市服务业隐蔽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
（一）用工主体身份的确定及其法律责任问题
在传统的劳动关系里，用工单位的身份通常很容易确定，那些与工人直接订约的人通常被认定为用工单位，用工单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隐蔽劳动关系中，情况会变得异常复杂，由于观念和证据方面的问题，劳动者很难知道谁是自己的用工主体。与传统劳动关系比较，隐蔽劳动关系中的用工单位责任问题绝不是数量上的不同，而是存在实质上的区别，如何对用工主体及其它可能出现的各方身份进行确认、如何对劳动者的权利及保障此权利得以实现的人进行确认，如何保证这种关系中的劳动者享有与法律所赋予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享有的权利，都是不易解决的法律问题。
（二）就业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就业服务本是一类服务就业的组织，它的有效运行，首先需要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和制度环境，而当前就业服务虽适用的法律不多，但劳动者就业服务的供给、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等都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由于基础性工作薄弱，不能准确掌握一段时间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大部分政府所属就业服务机构既提供市场主体和市场经营服务又履行服务监管职能，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现象，导致监管不严。如上述分析看，被隐蔽劳动者大多属于弱势群体，法律意识与法律知识淡薄，维权意识差，在这种情况下，就业服务又存在诸多问题，更不利于劳动者维权。
（三）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
在当今的立法背景下，除非劳动者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否则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私法自治关系，公权力并不介入，这无形中为隐蔽劳动关系提供了活跃的空间。
四、青海省西宁市服务业隐蔽劳动关系法律规制建议
（一）完善立法确定隐蔽劳动关系的存在
我国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确定一种劳动关系的存在往往强调要通过劳动合同的形式来确定。这种仅仅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在形式上与民事合同、商业合同进行区分是远远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混淆劳动关系与民事和商业关系，特别是如何尽可能地防止劳动关系被当做一种民事和商业关系而被用工主体采用来规避劳动法律法规。
在我国有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规定，虽然隐蔽劳动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又不同于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主观可能基于故意或疏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了无效的劳动同，而隐蔽劳动关系主观上故意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签订其他合同来掩盖劳动关系，二者相同之处是必须构成实际用工事实，故隐蔽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是：第一、用工单位主观故意；第二、构成实际用工；第三、表面上签订其它合同掩盖真实劳动关系或用工主体。这三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隐蔽劳动关系的存在，刺破表面合同的面纱，强调“事实第一原则”，为规制隐蔽劳动关系提供法律支撑。
（二）明确隐蔽劳动关系的法律责任
第一，隐蔽劳动本质的认定就像公司法上“刺破公司面纱”的概念，需要看到其实质上的用工关系。以实质用工关系为基本判断要素。隐蔽劳动关系中存在复杂的合同关系，涉及多元主体，法官判断劳动关系时，需要把握劳动者和用工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实际用工关系，具体方法是结合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工作强度、岗位性质、报酬水平等，并将这些因素与用人单位的正式员工进行比较，如果相同或者接近，可以认为双方之间构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隐蔽劳动关系应被刺破。
第二，先前的合同关系一般表现为其他合同关系，比如劳务派遣合同、兼职合同或者其他劳务合同，可以认为这些合同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认定此类合同为无效，或认为这些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3条规定的可撤销要件，并要求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三）加强对企业的劳动监察
加强劳动执法是压缩隐蔽劳动关系生存空间的一个重要手段，鉴于劳务派遣已经成为隐蔽劳动的主要形式，因此劳动执法应将劳务派遣作为隐蔽劳动关系查处的入口。劳动执法机关可以对劳务派遣公司、用工单位实施法律法规的状况进行监督检查，通过行政检查权、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对利用劳务派遣侵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进行处罚，以增加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的违法成本。
（四）建立有效的劳动纠纷处理机制
一方面，建立劳动监察制度，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监察，对违反法律法规、不照章办事的企业及时地加以整顿；另一方面，建立行之有效的劳动纠纷处理机制。在解决日益增加的个别劳动纠纷时，可借鉴美国的“小额诉讼制度”和日本的“劳动审判制度”，力争在短期内快速结案，避免劳动者承受复杂、繁琐的争议处理机制。
劳动需要付出，但劳动同时也是一种获得，虽然从根本上说，劳动使人生价值得以实现，但如果一种劳动需要劳动者出卖自己的权益和尊严来获得更多的劳动收益，则这种劳动仍然是不道德的，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对隐蔽劳动关系的审视和反思。
参考文献：
[1]问清泓.体面劳动调控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