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适用论文范文1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赞成废除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因为法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法律实践能力的法律专业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具有法律意识的守法公民。这就要求法学本科生在毕业之后能够熟练运用法律通过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争议问题。不掌握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和文书制作技能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法科毕业生和法律人才。毕业论文恰恰能够达到检验学生法律适用方法和文书制作技能的目的。在不废除毕业论文的大前提下，笔者认为，很多高校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指导思路和评价机制偏离国家对本科生或学士学位申请者的要求，需要改革。根据我国《学位条例》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的条件是：“（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①不要求本科生达到硕士或博士的学术水平，即“对所研究地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②或“做出创造性的成果”③。换言之，本科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学术科研能力。因此，我们不能用见解独到或创新性来衡量一篇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也不能要求学生去解决一个学术或理论问题。对此，可能有人要问，不具有独到的见解或创新性，不解决学术问题，还能称之为论文吗？当然能，论文包括学术论文和非学术论文。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非学术论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就应该是学术论文。就法学论文而言，有法律适用方面的论文，也有立法完善方面的论文。前者主要研究现行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适用，属于解释论范畴；后者主要研究现行法律规范的弊端和修正，属于立法论范畴。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大多数学生喜欢选择后者，老师也乐见其成。这在以前很正常，因为以前我国的立法空白和漏洞太多，已有立法也往往存在诸多弊端，著文献策实属学者分内之事。但目前，我国各项法律已基本建立，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此前提下，如果还一味指导学生选择立法论方面的题目，就难免失之于法律规则的理解和适用。更为严重的是，此类选题侧重于学术研究，偏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还是更多地选择解释论方面的题目为宜，这才是法律学习的基础。在笔者参与的答辩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某论文提出的立法建议早已成为生效法律或者对刚刚出台的法律提出修改建议。这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在评价机制方面，从毕业论文的写作到答辩，一共有三个环节：指导教师意见、评阅教师意见以及答辩委员会意见。无论任何环节，一般高校都要求对论文的学术性或创新性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实际上是学术论文的评价标准。用此标准评价本科毕业论文是不适当的，因为本科毕业论文不是学术论文，我国《学位条例》也不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具有学术性。笔者在参加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评阅和答辩时，尽量回避对其进行学术性评价，但大多数老师仍然习惯与此，而没有认识到国家本科毕业论文的根本要求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非学术问题。总之，只要准确理解国家对本科毕业生或学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得出本科毕业论文不必具有学术性而应侧重实践性或应用性的结论。因此，必须改变我国目前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错误做法，恢复其应然功能。
二、将法律诊所课程作业作为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
为了矫正本科毕业论文对学术性的盲目追求以恢复应然功能，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势在必行。就法学专业而言，笔者主张实行本科毕业论文形式的多样化，将选修法律诊所课程作为法学本科毕业实践的重要环节，将法律诊所课程的结课作业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之一。凡是选修法律诊所课程并顺利通过考察的本科学生，即视为通过了本科毕业论文答辩。之所以如此主张，其原因在于法律诊所课程完全具备本科毕业论文的功能和形式。法律诊所，又称诊所式法律教育或临床法律教育，是对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之做法的借鉴，于二十世纪中叶发端于美国法学院，后风靡两大法系，而成为其法学院的主要课程之一。2000年之后，被引入中国法律教育体系，并被全国各大主要法学院所接受，面向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开设。法律诊所课程包括课堂讲授和案件处理两大部分，④其突出特色在于无论是课堂讲授还是案件处理都立足于真实的案例，并且都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亲自处理或的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案例。因此，法律诊所课程与传统法律课程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为中心，以实践为中心，一改传统课程的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的灌输式授课模式。法律诊所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该课程的功能不是要求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而是运用其已经掌握的法律基础知识去解决真实世界中的真实案例。在对真实案件的处理中，不仅能够反映出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和考察其运用法律基础知识解决现实争议的实践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顺利通过法律诊所课程学习的学生，就达到了本科毕业生或学士学位获得者的水平，满足我国《学位条例》规定的相关要求，依法可以获得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因此，该课程在功能上和本科毕业论文是一致的。选修法律诊所课程以后，不再另行完成本科毕业论文，是可以的。从课程指导和考察的角度看，法律诊所课程与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评阅和答辩也存在相同之处。在法律诊所课程的讲授和指导过程中，我国的法学院一般都配备多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和执业经验的专职教师以及从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选聘的富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充任兼职指导教师。我所在的内蒙古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诊所课程即是如此，我们有专职教师三名，都有律师执业资格和经验，在很多课程的讲授中也经常邀请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现身说法，随堂指导。在结课环节，我们要求每一位同学提交一份办案报告，然后三位老师集中会诊，结合日常案件处理或情况，给每一位同学一个合适的分数。这与本科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模式是类似的。最后，除法律诊所课程的实践性比较契合国家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之外，法律诊所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公益性。这种公益性主要体现在法律诊所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所以，每一个法律诊所都是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在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之前的2008年，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就与内蒙古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建立了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对外开放。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之后，法律诊所与援助中心合二为一。因此，法律诊所课程既是一门法学课程，又是一项公益活动，不仅能够锻炼和检验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更能培养和考察其法律职业道德。
三、完善法律诊所课程以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
法律诊所课程的实践性特征和评价机制决定了其与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同质性，也就决定了选修法律诊所课程可以作为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因此，建议教育部和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高等院校允许选修法律诊所课程的本科生以法律诊所结课作业作为本科毕业论文。为了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这一改革，法律诊所课程本身也要进行相应的完善。首先，提高认识，重视法律诊所课程。法律诊所课程自开设以来，一直都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这里，他们可以接触到真实的案例，可以认识鲜活的人物，可以了解复杂的社会，可以体会到法律的价值，可以感知胜诉的成就。就内蒙古大学法学院而言，每年要求选修法律诊所课程的学生都远远大于该课程的容量（30人）。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老师还没有认识到法律诊所课程的重要性，不愿意参与诊所课程，从而限制了该课程的容量。因此，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也为了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广大法学教师应当首先提高认识，积极参与法律诊所课程。其次，推动法律诊所课程的规范化建设。每一个法律诊所就是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因此，实现法律诊所的规范化，就应当以法律援助中心的标准建设法律诊所。比如，实行案件登记制度，记录每一个来电、来访的当事人和案件基本情况；完善案件处理机制，为每一个案件配备一个主办学生和指导教师；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为每一个结案的案件及时建立档案，载明处理结果；等等。同时，作为一个课程，还应要求主办学生在结案之后及时完成结案报告，梳理案件事实，整理争议焦点，明确法律适用，阐述裁决结果。最后，落实办案经费，为法律诊所的良性运作提供物质保障。法律诊所为当事人提供的是免费的法律服务。但任何法律服务都是需要经费支持的，比如打印复印费、差旅费、办公经费，等等。这就需要国家、社会和学校的多方支持。据笔者了解，有些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都有福特基金会的专项资金支持，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但更多的院校是从本院的办公经费中挤出来的，大多不足以支持法律诊所的正常运行。因此，建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教育部、司法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相关政策，为法律诊所课程提供专项教育经费。
四、结语
法律适用论文范文2
关键词：开放出版;预印本;著作权;开放获取;知识共享
开放出版与预印本是科技期刊2种引人瞩目的新型出版模式。一方面，源自“开放获取”运动的开放出版，以革新科技期刊出版的著作权机制为特征，解决了研究人员基于公共资金资助出版的科研论文因传统出版著作权运营模式而不能使公众永久免费获取的问题。另一方面，近几年涌现的预印本，直击科研论文评审周期长、评议机制不透明、获取费用高昂的痼疾，为科研论文直接发表和免费获取提供平台，被视为学术交流模式的“破坏性创新”［1］，对发掘优质稿源、缩短评审周期、革新评审方式带来积极意义［2］，也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2017年十大科学突破”［3］。科技期刊出版领域出现的这2种新型出版模式引起了业界广泛关注，但也因为政策定位不清晰、政策机制不完善等原因［4］，使业界有所顾虑。鉴于2种出版模式均以改革著作权运营模式为核心特征，厘清其著作权机制对理解这2种新型出版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1OA期刊出版
1．1开放获取及其相关概念。根据《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开放获取”(OA)指“公众可以通过公共网络免费获取文献，并被允许阅读、下载、复制、发行、打印、搜索，对论文全文进行链接，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携带数据或其他任何合法用途。使用文献不受经费、法律或技术的限制(接入互联网除外)。版权对作品的复制和发行并没有限制，其所发挥的唯一作用是赋予作者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作品被正确引用、贡献承认的权利”［5］。开放获取与免费获取不同。免费获取是对订阅期刊中的文章，向非订阅者提供免费阅读;开放获取则是依据具体的许可协议，向公众提供文章。两者的核心区别有二:一是开放获取允许第三方在遵守许可协议的前提下重用作品，免费获取只提供免费阅读;二是开放获取没有时间限制，免费获取可以对免费访问设置时间段。开放获取分为“金色OA”和“绿色OA”。金色OA即开放出版，意味着论文的最终出版版本可以永久在线免费向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获取。绿色OA即开放存储，也称为自存储(self-archiving)，意味着作者可以在数据库中存储论文的非最终出版版本，并向公众提供永久免费获取。金色OA通常会收取论文处理费(APC);绿色OA不需要支付论文处理费，但共享论文通常有时滞期(embargoperiod)限制。绿色OA是否设置时滞期，以及设置多长时滞期，取决于期刊政策。金色OA分为“完全OA”和“混合OA”。“完全OA”是指期刊中每一篇论文都是金色OA论文;“混合OA”是指期刊本身是订阅期刊，只是将其中一些论文制作成金色OA论文。制作方式有2种:一是在期刊决定录用论文后，由投稿人选择适用金色OA的许可协议，并支付APC;二是在论文作为订阅文章正式发表后，由投稿人联系期刊将论文回溯为金色OA论文并支付APC(图1)。回溯型金色OA论文与直接以金色OA出版的论文相比，投稿人所支付的APC计算标准不同，前者通常支付标准化的APC。对于以订阅模式出版的论文，即使不回溯为金色OA，也可依据期刊政策实现绿色OA。期刊是否支持绿色OA，以及以何种方式支持绿色OA，取决于期刊政策。
1．2开放出版的著作权机制。1．2．1金色OA的著作权机制在科技期刊的传统出版模式中，期刊往往要求作者将论文的著作权转让或排他性许可给期刊，期刊才能从事相应的出版活动。作者将论文的著作权转让或排他性许可给期刊后，期刊会主动管理论文的著作权，并在遭到侵权时主动维权。期刊同时也会制定政策允许投稿人保留一定的权利，例如保留署名权、保留非商业性使用论文的权利，以及保留在遵守期刊时滞期要求的前提下将论文手稿在个人网站、博客或机构知识库中等权利。在开放出版模式中，期刊不要求作者将论文的著作权转让或排他性许可给期刊，而是按照3个步骤来处理:1)作者保留论文的著作权，但与期刊签署出版协议，授予期刊出版发行该论文所需的权利。2)作者选择一种具体的著作权许可协议，并由该许可协议来规定论文出版后他人可以如何使用该论文。常用的许可协议是知识共享协议，即CC协议;也有出版商自行制定许可协议供作者选择，如爱思唯尔集团［6］。3)期刊以作者选择的许可协议向最终用户提供该论文的网络获取。在传统出版模式中，著作权运营是期刊的主要收益来源之一;而在金色OA模式中，由于作者保留著作权并提供开放获取，期刊便以收取APC的方式来弥补这部分的损失。当然，业界对金色OA模式下APC计算的依据与透明度仍有争议［7－9］，但这是审计问题，而非著作权本身的问题。未来需要探索如何从法律层面来规制不合理的APC，并建立合理、规范的标准，既保证对出版商具有一定的激励，也不会毫无限制地提高APC，使作者、机构难以负担，从而实现出版商和作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金色OA的可持续发展。1．2．2绿色OA的著作权机制与金色OA不同，绿色OA针对的是以传统模式出版的论文，即订阅期刊论文。绿色OA的主要途径是将论文手稿存储在机构知识库或主题存储库中，以及将论文在作者博客等社交媒体上。与普通存储不同，绿色OA是作者在适用某一著作权许可协议的前提下进行存储与。绿色OA不需要向期刊支付APC。期刊一般通过设置时滞期，并在时滞期内禁止作者公开共享论文，来保护期刊的收益。目前，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科研资助机构均对其资助的科研成果有绿色OA的要求［10－12］。期刊支持绿色OA，将有利于作者遵守其工作单位或资助机构的政策要求。
1．3开放出版的著作权问题与应对。1．3．1不同版本的共享问题在写作和出版的不同阶段，论文有多个版本，每个版本涉及的著作权法律关系略有不同。因此，不区分论文版本对论文进行共享会有著作权侵权风险。根据NISO(NationalInformationStandardsOrgani-zation)和ALPSP(AssociationofLearnedandProfessionalSocietyPublishers)制定的《期刊论文版本指南》，期刊论文分为“作者的原始手稿”(AOM)、“最终审定稿”(AM)和“出版版本”(VoR)［13］。AOM是作者向期刊投稿的、尚未进行同行评议的原始手稿。此时，著作权在作者手中，作者完全能够决定是否共享、如何共享。AM是经过同行评议后被修改并被期刊编辑接受发表的版本。此时，作者往往已经与期刊签署了出版协议，论文的著作权受协议的约束，因此AM是否共享、如何共享需遵守协议约定。例如，期刊有时滞期要求的，作者将AM上传至机构知识库时，需注意在时滞期内不得公开共享。“出版版本”是经过编辑、排版、应用元数据，并分配了DOI的正式出版版本。对于“出版版本”，除了出版协议的约束外，期刊还对论文排版享有版式设计权。对于出版版本，如果论文以金色OA出版，则可以根据需要共享;如果论文以订阅模式出版，则即使期刊有支持绿色OA的政策，共享该版本也必须有期刊的授权。1．3．2绿色OA著作权处置的权限问题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科研资助机构对其资助产出的科研成果制定了OA政策，包括绿色OA政策。在我国，2014年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基金委分别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1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15］，要求得到公共资助的科研论文在发表后12个月内实现绿色OA。然而，由于绿色OA针对的是订阅期刊论文，这类论文在录用时著作权往往已经转让或排他性许可给了期刊，作者对论文著作权的再次处置将受到出版协议的约束。由于机构政策对期刊与作者签署的合同并没有强制力，在期刊不支持绿色OA的情况下，如果作者依据机构的政策对论文进行绿色OA，则作者将面临违反出版协议，有违约责任的问题;如果作者依据出版协议不对论文进行绿色OA，则作者又将面临违反机构政策或资助协议，也有违规或违约的问题。为了避免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作者向期刊投稿之前，务必了解该论文的资助机构对有何要求;另一方面，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科技期刊支持绿色OA。1．3．3“CC协议”的冲突问题由于不同机构OA政策推荐使用的CC协议的类型可能不同，各个期刊的OA政策要求使用的CC协议的类型也可能不同，一篇论文因此可能会使用多个不同类型的CC协议，这就带来不同类型的CC协议相互冲突的问题。对此，建议期刊在作者选择CC协议时，提示作者核查其工作单位或资助机构是否有特定的许可协议要求，并提示作者哪些类型的CC协议相互之间不能兼容(表1)。1．3．4“CC协议”不可撤销的问题为保持著作权授权稳定，CC协议一经适用则不可撤销。如果作者因不了解CC协议的内容或对协议内容有误解，导致错误地选择适用了CC协议，或选择适用了错误的CC协议，则论文一旦以某种CC协议发表或共享，将不能再撤销协议。可见，CC协议关系到作者对其论文著作权的重大处分，期刊有必要在金色OA的出版协议或绿色OA的支持政策中，明确提示作者可选择的CC协议类型及其具体内容，并提示作者了解不同类型的CC协议对论文提供的重用权利和可能的影响。
2预印本出版
2．1期刊是否能出版预印本。2．1．1预印本论文的著作权法律关系与传统期刊出版模式不同，预印本模式下，预印本论文著作权通常由作者保留。arXiv、bioRxiv、ChemRxiv等知名预印本平台均不要求作者将预印本的著作权转让给平台，只要求作者授予平台存储和预印本的永久、非独占的著作权许可。这意味着作者仍可再向他人授予预印本著作权的非独占许可，如再许可其他平台使用、再以不同的协议后续版本，包括以CC协议等开放著作权许可协议对论文进行授权。这也意味着作者可以将著作财产权转让给付费/订阅期刊，只是期刊即使获得作者转让的著作财产权，也无法阻止他人依据预印本适用的CC协议规定的条件来使用该论文手稿。预印本平台支持预印本OA。建立预印本模式主要目的是向科研人员提供直接发表研究成果的渠道，以改善出版周期拉长科研成果时间的问题，加速科学研究的交流和OA。因此，arXiv、bioRxiv、ChemRxiv等知名预印本平台均支持以CC协议实现预印本的OA。CC协议是由6个基本元素进行不同组合而形成的一系列著作权许可协议，不同类型CC协议的开放程度各不同。开放程度越高，重用限制就越少。没有声明使用CC协议，且未对著作权作任何声明的预印本论文，在著作权法默认“保留所有权利”的立法模式下，只能推定该预印本论文不提供OA。由于文本与数据挖掘(TDM)需要海量的稿件，而CC协议的条款设计往往仅针对单篇稿件，因此bioRxiv、ChemRxiv等预印本平台均声明支持文本与数据挖掘，以消除这一方面的不确定性。2．1．2是否出版预印本取决于期刊的意愿期刊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作者以预印本论文投稿，以及是否出版预印本论文。在著作权法律关系上，预印本与传统期刊出版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预印本适用了某一著作权开放许可协议———目前大多数预印本使用的是CC协议。从调研来看，国外大多数科技期刊都愿意接受预印本投稿，很少因为许可协议而拒绝作者投稿［16］。当然，期刊接受预印本投稿，出版预印本论文，并不意味着只能遵循作者在预印本上使用的CC协议，相反，期刊可以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对接受投稿或拟出版的预印本的著作权许可协议提出要求。例如，基于保护市场销售的考虑，期刊可要求投稿本刊的预印本适用包含“NC”(禁止商业使用)、“ND”(禁止演绎)要素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以避免市场竞争对手对预印本进行商业利用。为了避免纠纷，对于接受预印本投稿的期刊，建议在著作权政策中声明本刊所接受的CC协议的类型，并提示作者向预印本平台提交论文前，先查阅本刊对CC协议的要求，避免与本刊支持的CC协议相冲突。此外，由于形成永久学术记录是预印本平台建设的目的之一，预印本平台一般不支持删除已提交并的预印本。又因为CC协议不可撤销，论文一旦以某一CC协议在预印本平台上，则期刊将无法阻止他人以该CC协议规定的条件使用在预印本平台上的该篇论文。因此，建议期刊在进行是否接受出版预印本的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是否能容忍这一情况。由于CC协议有多种类型，相互之间的条款可能不兼容，为避免同一篇论文上适用的CC协议发生冲突:一方面，建议作者将论文在预印本平台上发表之前，先核实计划投稿的期刊是否支持预印本投稿，并核实期刊具体支持的CC协议类型;另一方面，建议期刊在接受作者的预印本投稿时，要求作者明确告知期刊其在预印本上适用的许可协议。如果同一篇论文上存在着相互冲突的2种以上的CC协议，则意味着他人可选择该论文上任何一种CC协议约定的方式来重用论文。期刊在作出预印本论文出版决策时，需充分考虑是否能容忍这一情况。
2．2期刊对其出版的预印本是否享有著作权。2．2．1对出版版本的著作权由于预印本论文的著作权由作者保留，预印本平台只需获得作者有关存储和预印本的永久、非独占的著作权许可，因此期刊完全可以要求作者将被期刊录用出版的预印本论文的著作财产权转让给期刊或将独占许可给期刊，预印本论文的作者也完全有权这样做。除了著作权之外，期刊还可以通过与作者签署出版协议约定期刊对拟出版的预印本论文是否享有专有出版权、享有何种专有出版权，以避免其他期刊、出版商重复出版。此外，对于期刊出版版本的论文，期刊还享有为期10年的版式设计权。版式设计权可阻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使用载有该期刊版式设计的论文版本。需要注意的是，CC协议不可撤销，一旦以某一CC协议预印本，则正式出版该论文时，即使期刊通过签订协议获得了论文著作权的独占性许可，甚至获得了论文的著作权，都不能再阻止他人依照CC协议来使用预印本(即未经期刊编辑的作者手稿)。例如，不能撤回或阻止他人根据CC协议的授权对论文进行复制、汇编、改编等。2．2．2对更新版本的著作权预印本论文在被期刊正式接受发表前，作者可以随时在预印本平台上对预印本论文进行修订。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对“创作完成”的界定，创作完成包括整体完成和局部完成，“只要完成的部分能够以某种形式完整表达作者的思想，可以认定该部分属于创作完成”。因此，预印本的著作权自作者完成论文之日起自动产生，作者后续进行修改并不影响预印本著作权的产生，但如果修改版构成了新的作品，则产生新的著作权。由于判断修改版本是否构成新的作品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预印本平台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判断论文修改版本是否构成新的作品。为了避免纠纷，预印本平台通常让作者自行判断修改版是否构成新论文:如果作者提交的修改版本与原版本相比，内容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并且作者希望将其视为与原版本不同的新论文，则作者可以选择将其作为新稿件提交，系统将对该稿件创建新的DOI;如果作者提交的修改版本与原版本相比，内容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并且作者也不希望将其视为与原版本不同的新论文，则作者可在作者操作区域勾选“提交修订”选项，提交修改版本，与原版本在同一DOI下，原版本同时可在新版本论文页面的“信息/历史记录”选项中访问。就期刊而言，为了避免纠纷，可以要求作者在预印本被期刊正式接受发表后，又对该预印本论文进行重大修改，使论文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以新的DOI修改版本，且以与期刊政策不相冲突的CC协议;作者在预印本论文被期刊正式接受发表后，仅对该预印本论文进行文字性修改，未使论文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以原版本在同一DOI下，且以与期刊政策不相冲突的CC协议。同时，出于对期刊出版工作的尊重和便于读者追溯出版版本，无论哪种情况，建议均附上该预印本论文正式出版版本的出版信息和出版版本的官方链接。
2．3预印本投稿是否构成“一稿多投”“重复发表”。从著作权的角度看，著作权中并没有一项专有权利可以禁止“一稿多投”“重复发表”。我国法院在“戴捷与复旦大学出版社退稿纠纷”［(2008)沪高民三(知)终字第38号］一案中指出，一稿多投的行为并不受我国法律禁止。有学者甚至对一稿多投的合理、合法性质进行了论证［17－18］。期刊界之所以抵制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主要因为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浪费了珍贵的期刊审稿资源与出版资源。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的CY/T174—2019《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中(以下简称《界定》)也将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列为一类学术不端行为［19］。但是，从第2.5、2.6、3.5、3.6条对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的定义和列举来看，构成学术不端的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均以投稿人未作说明或违反约定为前提。如果投稿人已如实说明，不应被视为学术不端。可见，构成学术不端所指的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在主观上要求投稿人有隐瞒投稿、发表情况的恶意，在客观上投稿人有造成浪费期刊审稿资源与出版资源的结果。而以预印本向期刊投稿的投稿人，若投稿人已如实向期刊说明了该论文在预印本平台上的发表情况，则主观上投稿人并没有隐瞒投稿、发表情况的恶意;在投稿人如实告知，期刊能够充分知晓论文在预印本平台上发表的前提下，如果期刊仍决定接受该论文并进行审稿、出版，则表明期刊愿意付出相应的审稿资源和出版资源，在客观上投稿人也没有造成恶意浪费期刊审稿资源与出版资源的结果。因此，以预印本向期刊投稿时，若投稿人已如实向期刊说明预印本平台上的发表情况，不构成学术不端所指的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当然，为了避免纠纷，建议期刊在投稿政策中声明:作者以预印本投稿的论文，需说明该预印本的发表情况和所使用的著作权许可协议;并要求作者在期刊正式出版后，在相应的预印本平台上声明论文的正式出版情况，和/或添加指向论文正式出版版本的链接。如果期刊希望论文只发表在本刊上，也可以在投稿政策中要求作者告知论文是否已作为预印本发表，并声明本刊不接受预印本投稿，通过拒稿的方式拒绝预印本投稿。
法律适用论文范文3
社会发展中的金融法与环境法问题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批准“，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医事法中心、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主办。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德国洪堡大学、英国班戈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西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的知名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部分教师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围绕“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的主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沦，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 此议题研讨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杨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评议。主要论文包括： （1）俄罗斯前总理、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秘书长、莫斯科大学国家审计学院院长S．M．沙赫赖（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国家审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的报告。他认为，国家审计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条件下国家优化解决社会经济任务的工具，它以公民监督国家效率的机制合理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监督个人行为的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监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会经济改造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特别重视分析各种改革与战略的社会代价。国家审计制度是一项转向新经济类型和高水平社会发展的前提手段。 中国学者评论认为，俄罗斯的审计制度对于俄罗斯的反腐败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制度从学术角度来说是宪政的视角，值得中国学者研究与借鉴。 （2）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态立法的新的法律编纂》的报告，介绍了俄罗斯生态立法的主要任务、结构、主要途径(跨部门的法律编纂)、法律部门的区分与整合(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区分整合后形成生态法)、法典制定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认为生态立法改变了环境保护活动的法律基础，将会促进向清洁技术转化并保障国内经济在高生态标准下进一步增长，促使建立真正的国内生态安全体制。中国学者讨论认为，俄罗斯将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整合为生态法，这种跨部门的综合性的立法，即社会法的产生，值得我们研究。 （3）英国班戈大学法学院院长德莫特•卡希尔(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论文《欧盟内欧洲法院在公共采购领域对透明原则的运用》发表了演讲，介绍了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欧盟法确立了公共采购领域的透明原则及非歧视原则。欧洲法院（ECJ）的诸多判例已经对27个欧盟成员国不透明的公共采购现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强化了透明原则，产生了扩大适用非歧视和透明度一般原则的结果。英国法院遵循了欧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几乎所有该论文讨论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机构都被认定为违反了欧盟法律或一般原则。中国学者结合金融危机及中国的政府采购，与克希尔教授探讨了多层次的金融监管问题。 （4）复旦大学法学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规制法研究》为题作了演讲，以利益平衡为视角，探讨了中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朱教授指出，金融规制法律规范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规制发生的正当性、规制的合理限度和规制的法律控制3个方面。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公法 2社会发展与侵权责任法改革 规制主要目标包括：双向兼顾性目标、利益平衡化目标和全球化贡献目标。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交的论文《金融危机的法律思考》，俄罗斯的S．G梅德维杰夫教授提交的论文《俄罗斯联邦银行储蓄保险制度》，探讨了相关中、外金融法律问题。此议题的研讨由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法学院段匡教授评议。 主要报告有： （1）中国民法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医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学科负责人刘士国教授作了《中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争论问题》的主题发言，向中外学者介绍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进程等基本情况，着重对以下几个立法中的争论问题及主要意见予以介绍和评述：①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仅规定侵犯民事权利，是否再规定侵犯利益；②关于统一死亡赔偿金的规定；③关于要不要规定国家赔偿责任；④关于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关系；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是否规定矿害等工伤事故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邻人赔偿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刘士国教授认为：①侵权法调整的就是侵犯绝对性民事权利产生的社会关系，法与法律有区别，即使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也可能存在于社会生活规则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权利，反对对利益作出特别规定。②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保护受害人。③主要从性质上说，国家赔偿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就此，侵权责任法应作规定。鉴于国家赔偿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侵权法仅规定一条就可以了，表明这是侵权责任的一个类型及赔偿的性质，具体条文由国家赔偿法规定。④采用责任能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涉及侵权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的改革。监护人责任应以被监护人无责任能力为条件，如被监护人有责任能力，被监护人应承担责任，不能赔偿的，由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前者，是直接责任。侵权法以救济受害人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预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过错，应予批评教育，甚至责令赔礼道歉。⑤侵权法应规定矿害事故的使用人因违反对被用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且不限矿害，凡使用人对被使用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均应承担民事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不应由相邻人赔偿，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险行为或公平责任加以判决。加害人不明，公安机关应予立案侦查。 如仍不能确定加害人，公安部门可会同民政部门，对严重受害者实行社会救济。此外，受害人仍可依医疗保险减轻所支付的医疗支出，保险制度已对此具有救济功能。 对于中国侵权法的制定，外国专家饶有兴趣，就诸多问题与刘士国教授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2）韩国西江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长严东燮教 授以《韩国制造物责任法》为题，介绍了韩国制造物责任法的概要内容、制定该法以后韩国案例的动向，指出了该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议：应对“缺陷推定”作明文规定；《制造物责任法》适用范围应当包括预售公寓的缺陷责任；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法令制定的标准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为强制性的；法规条文应更明确。 （3）华东政法大学张礼洪教授就其论文《对侵权行为过错认定标准的新认识》作了报告。他以《阿奎利亚法》中关于过失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对完善现有的过失判断标准提出了建议：侵权过失的判断标准以客观过错为基本原则，即过失是对行为人没有尽一个理性善良的人的义务，预见或者预防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的。过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过失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因果关系。过失的存在以行为人是否尽一般人应采取的谨慎义务为标准，但是，还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认识，以造成损害的危险是否由行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据自己的意志将自身处于一个不应处于的危险区域来判断行为人的过失。 （4）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淑华作了《未登记过户之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的发言，她认为我国《物权法》对机动车的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机动车所有权自买卖交付时发生移转，登记过户仅是买受人据以获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属于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畴。转让交付但未办理登记过户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由对机动车享有运营支配权和运营利益的机动车实际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登记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构成侵权行为。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共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保险责任研究》。 3社会发展中的医事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韩长印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王全弟教授评议。主要报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学法科大学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医疗诉讼与医疗的法制度的动向》的报告。 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介绍了日本国内患者权利运动的发展、重大医疗事故诉讼持续增加的特点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产科医疗补偿制度、对因出生时的原因造成的脑性麻痹患儿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医药品副作用受害人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及预防接种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2）复旦大学法学院姚军副教授作了《医疗事故侵权责任范围的正确确定》的演讲，他提出，作为法治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公平的核心内容，要求行为(或责任)人对己方行为及其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即法律上对己不利的后果)。在具体承担法律责任时，它又意味着责任人仅对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而不应对超出该不良后果部分负责；同理，基于该核心价值(也是诸法的基本原则)，医疗事故的责任人也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立法即司法上不应强迫其承担超出该后果的责任。 （3）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满洪杰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人体试验侵权责任研究》的发言，建议我国应当构建独立于医疗过失责任的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制度。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可以在对过错的举证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疫学原理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来进行综合判断。 （4）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李燕以《双性儿童性别确定的法律问题探究》为题，提出双性儿童并不是不正常的，当前医学界普遍施行的、经父母知情同意而为双性儿童确定性别的性别再造手术，并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性别确定应是儿童自己的宪法权利，父母对子女性别再造手术的知情同意权与双性儿童自己的宪法基本权利相冲突。法律应承认男女二元性别体系外的第三种性别，双性儿童的性别确定应待其长大后自己决定。 韩长印教授评议认为，医事法的研究提醒学者注意到平时不为大众所关注的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人的权利，也提醒学者们思考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论问题。由于医事法内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学者就医疗过失认定、损害赔偿、医疗诉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4社会发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段匡教授评议。主要论文有： （1）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莱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变迁中的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报告，介绍了社会模型的概念和它作为法律发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纪私法秩序的社会模型的发展以及德国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变迁，提出了现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会国家化、告别契约法中形式自由伦理模式，强调程序的和实质的合同正义，强调了民法的社会责任。 （2）复旦大学法学院王全弟教授所作报告《两岸担保物权比较研究论纲》，就如何确立保证债权获得完全清偿的制度，比较了2007年3月中国大陆《物权法》与台湾地区在2007年3月经立法院审议通过的担保物权修正草案，在担保物权的追及力、担保物权的实行期间、抵押权顺位、动产抵押、最高限额抵押、权利质权和商事留置权7个方面对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物权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有利于两岸发展及法律相互借鉴与完善的建议。 （3）复旦大学法学院胡鸿高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律改革》的报告，介绍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治演进历程与特点、中国企业并购的模式、企业并购突出问题与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业并购，不仅应当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要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加强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特别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企业并购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发展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区与社会。目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法律改革，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实现机制，倡导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p#分页标题#e# （4）复旦大学法学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的演讲，指出中国的资源特需改变了世界资源供求格局，阐述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进展，分析了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成为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障碍，分析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环境法和政治动乱问题，最后就中国海外资源投资保护的法律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5）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盖威作了《社会组织在我国协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与功能》的论文发言，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尽快制定社团法、修改现行特别法增加法律责任的规定，进一步扶持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淡化一些社会组织的行政色彩，转变政府中心主义治国理念，确立以民为本、以市民社会和市民组织活动为导向的治国之策，进一步完善协商治理机制。 （6）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托马斯•莱塞尔(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与合同法》的报告，俄罗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民事立法修订的构想》的论文，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韩伟、王森波分别提交了论文《斯多葛派的伦理哲学与罗马法的转型》、《必亦正名乎?———美国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透析》。
法律适用论文范文4
关键词：法学本科生；科研能力；鉴定式案例教学
随着近年来法学教育的发展，法学人才数量呈大幅增长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法学普通本科毕业生在2000年至2015年间，从19806人增长为131285人。在法学人才数量增长的同时，法学人才培养质量是否同步增长呢？目前，高校和实务界对法学本科生的培养质量普遍反映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学生科研能力不足，应用能力差，实践能力弱。为加强本科生培养质量，把好学生质量关，教育部于2018年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新国标”），其中规定了法学类专业人才应当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其中包括四项专业能力，即学习能力、应用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那么，在四项能力的培养中，应当以何者为“中心”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呢？本文认为，法学本科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应当是知识与能力的同步提高，而将科研能力作为学生培养质量的核心，有助于全面提高法学本科生的专业能力。
一、以科研能力为核心提高法学本科生培养质量
何谓“科研能力”？国外学者对科研能力的界定，采用广义的观点。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娜•休斯、马尔克姆•泰特对“研究”所做的定义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研究，需要的很多技巧都是普通的、日常的技巧，包括提出问题、倾听、做记录和思考的能力；研究并不是由超然的科学家进行的完全客观的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活动，受到研究者本人持有的动机和价值观念的强烈影响。美国学者布鲁姆对学习的认知过程的分类，除知识外，还包括对知识的理解、适用、分析、归纳与评价。理解是指该人知道或被告知的是什么，也可以使用被告知的材料或概念，虽然不一定能将该概念或材料与其他东西联系起来或完全了解它。例如，对《合同法》某一条文，能举例说明其适用条件和法律后果。适用是指将某一抽象的规则应用于特定或具体的情况。例如，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学生能找出适用的规则，然后将它适用于有关事实，得出结果。分析是指将某一个概念或事实分解成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属性和关系。例如，民事法律关系可分解为主体、客体及内容三个部分，三个部分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归纳是指将不同成分或部分放在一起形成一体。评价是指关于材料及方法对某些目的的价值判断。从两国学者的观点可得出以下几点：第一，科研能力就是一种认知能力或者智力能力。第二，在这种广义的科研能力概念下，学习能力、应用能力都属于科研能力的组成部分。我国学者通常对科研能力采用狭义的定义，普遍认为，科研能力主要包括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获取信息和收集资料的能力、对研究对象及其相关资料和信息进行分析与思考的能力、运用创造性思维提出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结果的能力，以及对科研活动的过程与结果进行表达的能力。我国学者将科研能力界定为较高级的认知能力。显然，新国标中的“科研能力”也在此意义上使用。本文认为，广义的科研能力即智力能力。学习的认知过程中各项能力是不可分割的，新国标中所区分的“学习能力”“应用能力”“科研能力”，实际上都是智力能力的组成部分。本文在不同语境下使用“科研能力”，但就文章的主旨而言，采用的是广义的科研能力。只有真正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才能解决学生培养质量问题。就高校法学专业而言，毕业论文一直是衡量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但高校法学院普遍反映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质量差，学生只会陈述法条和他人观点，有的学生甚至连他人观点都未理解，只是复制粘贴、囫囵吞枣。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学生并未掌握科研方法的知识和缺乏写作技能的训练，但究其本质原因是高校在理念上认为“科研能力”只是研究生培养的主要目标，而非本科生培养的主要任务。在此理念之下，很多学校并未在本科阶段开设法学方法论课程；有的虽然开设，也未结合学生进行法学研究活动的需要。就学生写作技能的训练，有的学校虽然有学年论文实践环节，但也流于形式，学生并未通过学年论文的写作获得法学思维能力的训练。举例而言，法学研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为法律解释方法，而多数法学院校并未系统传授这一研究方法并训练学生掌握这种方法。实务界对学生培养质量的质疑主要是反映学生的“应用能力”与“实践能力”不足。实务界认为学生只学习了理论，而未掌握应用能力。事实上，法科学生并未掌握的是“理论知识”而非“应用能力”，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能力方面存在问题，未能真正获得和更新理论知识。例如，从事实务的毕业生咨询的民事疑难案件，有的案件属于法律存在漏洞，需要补充；有的属于法条更新而并未了解新的法条背后的理论。多数情形，不是应用能力的问题，而是理论知识的问题。至于所谓“实践能力的不足”，不应当归因于法学院的教学。因为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法学院教学的“核心”。何美欢教授对此有很好的论述。她认为，实务技能（即可认为是实践能力）的核心是处理业务中的人际关系，尤其表现为对待客户的“临床态度”或办公室管理技能。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通过法学院的教学活动，往往通过实习等实践环节来锻炼。
二、法学鉴定式案例教学是提高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学方式
所谓鉴定式（Gutachtenstil）案例教学法，是指德国高校法学院在教学过程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采用该方法分析案例时，要遵循逻辑三段论的规则，先假设所有可能的情形，再分别进行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该种教学法适用于民法、刑法和公法等各部门法。在德国，通常在一、二年级开设案例练习课适用这种教学法。这种课程往往进行小班授课，授课人数通常为每班15~20人。民法的案例教学，通常称为“请求权基础的方法”。典型的案例题的出题模式为：“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寻找依据的法律规范是“找法”的过程。而相应的支持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即为请求权规范基础，简称请求权基础。请求权基础方法在适用时，有一定的检查顺序，须按照合同请求权、类合同请求权、无因管理请求权、物权关系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其他请求权的顺序依次检索。而在检查每一个请求权基础是否成立时，又必须严格按照请求权是否产生、是否消灭、是否可行使三个步骤来进行。刑法鉴定式案例教学则以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这三个阶层为分析框架，行政法鉴定式案例教学则存在着违法性审查和请求权基础两种模式。源自德国的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在日本、中国台湾被广泛传播，并产生持久的影响，主要在于其有利于法律人能力的培养。第一，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及其适用能力。鉴定式案例教学法以具体案例为研习对象，需要学生从法律条文出发解答案例。在此过程中，学生不能仅以法学概念、理论为出发点回答，需要加深对法条的理解，同时加深对法条中所涉及的概念、制度、理论的理解，才能真正理解法条。在此基础上，学生查阅法条，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可增加其对法学知识的理解和适用能力。第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分析、归纳及评价能力。鉴定式案例教学法需遵循逻辑三段论，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分析模式。在法学逻辑三段论中，法条是大前提，具体案件的事实是小前提，将事实适用于法条，才能得出结论。而在此过程中，学生分析归纳法条、事实的能力以及理论观点、学说的能力将不断提高。同时在适用法条的过程中，对现有法律规定的价值取向、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是否合理，也会形成自己独有的评价与判断，学生的评价能力会逐步提升。第三，有助于提高学生主动收集、检索资料的能力。学生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法律规定有漏洞，而理论、学说有分歧，这会促使学生主动收集、检索国内外资料，以求证理论、学说的合理性。收集、检索资料的能力在此过程中的提高不亚于或者说比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提高更快，因为有了问题意识的主动收集和检索更有效率。第四，有助于促使学生养成独立思考与交流的能力。学生在“找法”的过程中，需要解决法律适用的“大前提”，若找到法律，可能要进行法律解释；若找不到法律，可能要进行漏洞补充或价值补充。在此过程中，学生个体进行的是独立的“法律思维之旅”。而为了更好地解释法律，学生可能要比较对法律不同的解释理论、学说及判决，在此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思考、评析文献中提到的观点，与其中的观点交锋。在案例研习中，通常以小组进行，学生在与其他同学的交流中，他需要倾听并理解他人的观点，也可能要说服他人，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与书面表达能力也能够得到提高。
三、法学鉴定式案例教学在我国的发展
目前，国内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已初具规模，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不同方式开展鉴定式案例教学法的高校主要有：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这些高校开展的鉴定式案例教学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为在法学培养方案中设置案例课程，面向本校法学专业学生开展，例如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另一种模式为通过暑期夏令营的形式，面向全国高校学生开展，例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以下介绍的内容主要来自2019年5月24日至2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的“法学教育中的案例教学”研讨会相关学者的经验分享。北京大学的葛云松、车浩、刘哲玮分别开设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案例教学课程。葛云松老师的案例教学分为初阶训练与高阶训练。初阶训练在理论课程中完成，高阶训练则通过高年级开设的案例课程完成。初阶训练主要是在有限教学时间内，控制学生依据材料处理案件的能力。具体方法是给学生两个法条，与个案材料结合，让学生给出分析结论。这种训练方法通过随堂检测来完成。华东政法大学姚明斌老师在2012年开始开设请求权基础案例研习课。大二开设民法初阶课程，课程为单周上课；大三开设民法高阶课程。平时作业有七至八次，占考核成绩的70%，期末考查占30%。该课程的授课师资要求是在德国学习过鉴定式案例教学法或者独立完成过解题报告。学生反映通过这种学习方式，主干课的知识学活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主要特色是开展鉴定式案例教学法的暑期夏令营。该夏令营在2017年、2018年均取得良好的效果，并于2019年8月2日至15日再次开设。授课分为中国民法案例分析、中国刑法案例分析、中国公法案例分析。授课形式为每天上午由任课教师授课，下午由学员分组讨论次日讲解的案例，并制作个人案例分析报告，每个学员均需提交个人作业，每组选出最优的一份作业并附讨论记录，当晚按组汇总提交。任课教师次日上午对作业进行评讲，下午进行答疑。教学团队由张家勇、夏吴晗、季红明、陈大创、王复春、查云飞、曾韬、黄泽敏、刘征峰组成，师资队伍全部具有留德或海外留学背景。在“法学教育中的案例教学”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鉴定式案例教学”的重要意义基本达成了共识，会后不久，北京大学于2019年9月4日至5日举办“首届全国法学教育师资研修班———民法教学方法：基础课与案例课”。此次师资培训不同于以往的一个特色是关于案例课的教学展示与培训，而该案例研习课也将主要展示德国的鉴定式案例教学法。从上文的典型院校开展法学鉴定式案例教学的形势来看，未来这种案例教学法会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渐被引入我国其他高校。但是，目前在国内法学院校开展鉴定式案例教学还存在诸多障碍。其一，“法律思维能力”定位不准确。从法学人才培养的国家标准来看，“法学类专业的思维方法”只是作为“素质”要求被提到，而在法学专业能力中并未明确规定“法律思维能力”。纲举则目张，如果在国家标准中“法律思维能力”未被作为一项能力来对待，那么在法学教学中这种能力的训练被忽视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标准”的能力要求中明确将“法律思维能力”作为法学本科生专业技能之一。其二，案例教学未被设定为“课程”。法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必须依据国家标准提出的“法律思维能力”这一培养目标，合理设置案例课程。鉴定式案例教学法以一定的理论课为基础，所以不宜开设过早。在培养方案中可设置在大二或大三的课程中。同时，民法、刑法、公法都应当开设相应的鉴定式案例教学课程。但由于对“法律思维能力”训练认识不足，许多学校并未开设案例教学课程。其三，师资队伍培养不足。德国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引自德国，本国培养的高校法学教师基本未接受这样的能力训练。虽然目前国内一流法学院校已有留德师资的引进，也有个别高校培养出经过案例教学法技能训练的毕业生，但全国能胜任这种教学的师资队伍的培养仍需假以时日。其四，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理念有待变革。我国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有大量案例考查，但无论客观题还是主观题，从命题目的、命题方式均未依循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原理，仍然存在大量对法条知识点的记忆考查。如果不能改变司法考试的案例考查方式，那么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在全国的推广仍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此外，鉴定式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选择、教材的编写都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但是，毋庸质疑，鉴定式案例教学法已开始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生根、开花和结果。
参考文献：
[1]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J].清华法学,2006,(9).
[2]夏昊晗.鉴定式案例研习：德国法学教育皇冠上的明珠[J].人民法治,20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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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适用论文范文5
1.法律难以跟上新媒体发展节拍
学术期刊没有作者许可是否可以网络使用存量论文。“先授权后使用”是版权使用的通常法则。依此，学术期刊网络使用论文除法定例外必须获得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然而，广大学术期刊对历史上的大量存量论文，尤其是互联网还没有兴起时登载的论文，并没得到这样的授权。这意味着从法律意义上讲，学术期刊们是无法直接网络使用这些存量论文的，除非他们一个个找到作者，拿到授权，但这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学术期刊与新兴媒体融合是大势，但若不能很顺畅地利用这部分存量作品，融媒进程自会大大受阻。学术期刊是否有“孤儿作品”的网络使用权。或者因为作者离世且无继承人，或者因为版权管理信息不全而无法找到作者，或者其他原因没有作者，等等，使得很多学术期刊掌握大量的“孤儿”或“无主”作品，对于这些作品是否能网络使用，目前得不到相关法律支持。学术期刊通过“用稿声明”方式获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效力问题。目前大部分学术期刊通过“用稿声明”或“投稿声明”方式来获取作者的信息网络使用权，诸如“凡经本刊采用的稿件，即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本刊对其图文作品形式网络传播再使用的权利”。对于这种获权方式的合法性，学术界有不同声音，司法实践也未给予实质性支持。[4]经过作者许可的网络使用是否不需要学术期刊的授权？依照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论文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作者手里，为此，一些网络媒体时常只获得了作者的许可便转载使用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这样的网络使用对学术期刊的利益损害很大，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发行，此外也是对学术期刊论文生产投入的否定。学术论文的最终成稿出版，并非仅仅是作者的劳动成果，外审专家的评审，编辑的选稿、审稿和与作者的反复讨论，校对的审校，等等，学术期刊投入了很多，网络转载时不经过学术期刊的许可，这意味着这种投入是“为他人作了嫁衣”“被打了水漂”，是一种不公正的对待，也会严重挫伤学术期刊的积极性。现有“合理使用”给融媒环境中学术期刊合法利益带来潜在风险。如果微信或微博用户个体在朋友圈或微博空间里以学习、研究或欣赏的目的将学术期刊的论文进行上传或转发，那么这样的作品使用是否适用“合理使用”？依照传统环境来看，这样的作品使用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但在融媒环境中，若也简单将其适用，就有可能对学术期刊合法利益带来较大的损害。因为假如用户是网络大V，那么这样的上传或转发就可能带来很大的论文点击量和转发频次，这自然会冲击到学术期刊的发行量，损害学术期刊和作者的利益。
2.学术期刊版权素养整体偏低
2010年9月《传媒》杂志曾经展开过“中国媒体人版权素养调查”，数据表明，与其他媒体人相比，期刊人的版权素养最低，只有18%的期刊人经过版权培训，3%的期刊社有自己的法律顾问。[5]其中的学术期刊也不乐观。2014年和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认定了两批学术期刊名单，第一批为5756种，第二批为693种。这些学术期刊大部分处于“小弱散”的状况：几名编辑，有时会有一两个编务和一两名经营人员，加上社长总编，大致10人左右规模；经营收入大多是勉以度日或靠体外输血；至今没有一家叫得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期刊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很少。此外，这些学术期刊的体制机制时常较为保守，大量依然是事业单位，一些已转为企业的也仅仅是“翻牌公司”。总的来说，学术期刊现有的状态很不利于学术期刊版权素养的提升。一方面，没有能力在版权领域做过多的投入，如设置版权管理部门、整理作品版权信息、展开维权保护、让员工接受版权培训，等等；另一方面，也缺少动力，体制的庇护和资源的红利虽不能使日子“红红火火”但也能“旱涝保收”，版权保护所带来的增利很难内化为一种激励。
3.版权的授权和评估环节不畅
版权的保护与利用相辅相成，合理的版权保护有助于版权利用的顺利进行，顺畅的版权利用能促使版权得到更好的保护。现今融媒环境中学术期刊的版权利用不是太畅通，突出表现在版权的授权组织不发达和价值难评估两方面。融媒环境中如何将学术期刊版权的三大利益方——作者、学术期刊和新媒体用户联系起来，这需要较为发达的版权授权中介组织。当前，与学术期刊版权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虽成立时间较早，但依然处于职能较弱、权限不大、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学术期刊版权授权时较少会想到借助它的力量。版权作为无形资产，如何评估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传统难题。一篇学术论文究竟价值几何，惯例评估做法，一是国家法定规定，如《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的千字稿酬标准；二是合同约定，当事人互相约定价格。然而，现有法定规定针对传统纸质环境中而形成，融媒环境中是否适用没有法律支撑，也时常得不到相关当事人的认可，如论文的市场表现数据，如点击率和转载率的造假问题，便容易使作者或学术期刊质疑所获得的版权报偿。合同签订习惯的未养成，如很少有学术期刊与作者签订书面的授权协议，以及新环境中版权价格的很难达成等客观因素导致的合同签订率不高，也使得借助合同约定来评估版权价格的这一方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法律适用论文范文6
一是缺乏学术思维的培养。在以传授课本知识为目的的教学理念和一切为考试服务的教学目标的作用下，课堂教学中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硬性知识的传授上，缺乏对学生法律思维和学术素养的培养，学生成了“硬性记忆的机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多数学生迷茫于众多法律条文的表面知识，无法探索法律条文背后的深刻法理，更不能在理解法理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众多法条的规律。在此作用下，一方面，对于经济法的学习和考试成了学生们学习的唯一目的;另一方面，死记硬背成了学生们学习经济法的唯一方法。由于缺少学术思维的培养，学生学习吃力、效率低下、学习兴趣索然，教学效果一般，无法实现培养学术型人才的教学目标。二是教学方式陈旧。未来的经济世界中，以高超的专业知识为基础、辅之以娴熟的外语技能才是在人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王道。国与国之间在宏观层面的博弈与角逐、跨国私权主体之间在微观交易中的摩擦与较量，都离不开对他国及国际法律规则的准确判断与选用，而这需要过硬的法律和英语实力做后盾。然而，就我院现阶段的经济法教学来说，教学手段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化的加剧而有所改变，教学方式呈现出“格局小，模式老”的特点。直言之，单纯的全中文讲授已无法满足国际化对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一方面制约了经济法学科的建设和教资的培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学生国际化素质的提高。
2、经济法课程教学的优化策略
2．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应当遵循“目的性与趣味性兼有”和“客观性与启发性并重”两大原则。案例教学法的核心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运用经济法处理具体实务的本领，进而使学生在未来生活中面对相关问题时能够表现出一个法律人应有的从容。经济法教学现状表明，“许多学生尚不能充分认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对于学习纯理论问题的兴趣并不高，因此，在法学教学中应尽量选择具有趣味性和新颖性的案例。”通过生动有趣的案例强化学生对经济法原理的理解和关注。此外，“所选取的案例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这样才能反映社会生活实际，突出法律的实践性，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避免走入误区，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同时，客观的案例还应当包含着带有启发性的问题，使得学生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判断、推理、论证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法学素养与法律技能。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主要体现在课前准备和课上施用两个环节上。案例库的建设是课前准备阶段的核心工作。学校可通过鼓励师生踊跃参加、开展校际教学资源共享活动、成立教学案例库编纂小组等手段做好教学案例库的建设工作。具体经济法教学案例的选取可借鉴现行出版案例资料、符合案例模式要求的社会热点问题、理论界的经典案例等。规范操作流程是课上有效施用案例的重中之重。具体来说，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其一，案例选取。授课教师课前从案例库中精心择取与特定专题关联度较高的教学案例。其二，案例导入。授课教师在明确本课时的教学目标后以适当的方式向学生展示教学案例。其三，案例讨论。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就特定的问题对教学案例展开讨论并汇报讨论结果。其四，案例总结。授课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予以点评，阐释特定案例反映的理论教学内容，以案说法、依案论理。
2．2论文教学法
论文教学法应当紧紧围绕“提升思维能力”这一原则而展开。思维能力对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能独立思考、会独立表达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而论文教学则是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论文教学力争实现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达到量的积累和质的突变两者相统一的结果，因此，期末论文考核和毕业论文考核是论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传统的授课模式，无论是考试课还是考查课，在期末考核中一般采用闭卷考试或开卷考试的方式。并且，考试成绩一律按照事先给定的标准答案进行评判。应试教育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使多数学生形成机械的思维和划一的行动，显然，这不利于个性化创新能力的培养。鉴于此，我校鼓励教师改善期末评估标准，采用更富实效的考核方式给学生期末评分。目前，已有少数教师将结课论文作为期末考核的方式。笔者认为，对于经济法这门课，一个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法学学科，应采用结课论文与闭卷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结课论文、闭卷考试各占期末总成绩的50%。当然，授课之初，应专门拿出一次课给学生讲授法学论文的写作方法和评分标准问题。“毕业设计(论文)是学习的深化与升华的重要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对大学生学习、研究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锻炼，又是对大学生学习成果的全面总结，是对大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培养效果的全面检验。”经过之前的阶段性论文写作训练，学生已初步具备学术研究的基本技能。在毕业论文考核环节，应进一步加强论文规范性的指导，使学生在选题、资料、结构、注释、见解、相似度等标准上有更加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为创新性思维能力的养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2．3双语教学法经济法
法律适用论文范文7
一模拟立法及其特点
模拟立法是指在法学本科教育过程中，由老师组织、指导，由学生按照立法程序就社会热点问题、国家和地方立法规划制定相应法律草案的一种实践性教育活动。具体来说，模拟立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模拟立法的活动内容是让学生学习制定法律，而不是学习运用法律。这是模拟立法与其他法学实践性教育环节的最重要区别。在目前的法学实践性教育环节中，除了毕业论文可能会涉及到对法律的评价和建议以外，其他的环节，如模拟法庭、诊所教育、案例教育、法律援助、专业见习和实习都仅仅强调学生如何去运用法律，而不涉及到法律从何而来、为什么要这么规定的问题。
第二，模拟立法是通过让学生理解法律来提高其运用法律的能力。尽管模拟立法是制定法律，不是应用法律，看似与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目标不一致，但问题是要想熟练运用法律，首先得理解法律，而理解法律往往需要结合社会实际情况去揣摩立法者的意图和分析立法之时的社会背景。这些是传统的实践性教育环节所做不到的。而通过模拟立法，让学生自己站在立法者的角度去思考、去分析、去决断，促使学生养成从立法者的高度去理解法律的思维，能够使学生最大限度地领会法律的制定目的和法律背后隐藏的精神。而若真正地理解了法律，那正确的运用法律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第三，模拟立法的参与主体是学生。模拟立法是一种实践性教育环节，其注重的是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其活动主体自然是学生，而不是老师。老师在这一过程中仅起到选题、主持和指导的作用。第四，模拟立法的形式多样。根据模拟立法的规模以及适用对象，可以将其分为课堂讨论式、会议听证式和全程模仿式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各有其适用范围和模拟对象，共同构成一个有层次、体系化的实践性教育模式。
二模拟立法的形式
（一）课堂讨论式
课堂讨论式是指在部门法教学中，由任课老师事先布置某一议题，然后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立法层面讨论的一种模拟立法形式。具体而言，任课老师首先要事先布置讨论议题，这个议题一般要结合某一社会热点问题，也可选择某一现行法律条文，然后在课堂上由任课老师组织全班学生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对该问题的现行法律评价以及现行法律本身的合理性等问题。这种方式看起来似乎就是一个讨论课，但其与传统的讨论课有着本质区别。在部门法教学中，传统的讨论基本是案例讨论，即由老师引入一个疑难案例，然后由学生运用法律去分析、解决，老师最后根据学生讨论情况进行总结。这种案例讨论强调的是对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培养。而课堂讨论式模拟立法讨论的不是如何运用法律去解决案例，而是讨论在某一问题上是否要有法律、法律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其强调的是让学生如何深刻地理解法律、领会法律背后的精神。总之，这是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的讨论，而不是如何运用法律的讨论；这是一个应然问题的讨论，而不是一个实然问题的讨论。具体来说，课堂讨论式模拟立法有以几个特点。第一，讨论对象单一、规模较小。这种形式一般是针对一些社会焦点问题来进行，往往仅涉及到个别条文的模拟，规模较小。如最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在媒体上引发了见死不救入罪的争议，那么刑法学老师就可以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关于见死不救入罪与否的讨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部门法课程都可以采用这种课堂讨论式的模拟立法。如在宪法学课上，可以结合孙志刚案件来讨论违宪审查的构建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学课上，可以结合赵作海案件来讨论沉默权是否可以写进我国刑诉法的问题；在民事诉讼法学课上，可以结合“农民工拍卖判决书”新闻来讨论执行难的解决机制问题等等。第二，实施简便、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种形式的特点在于其随机性较强，涉及条文较少，具体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在上课过程中即可进行，且不用占用很多时间。另外，由于课堂讨论本身属于传统的理论课教学中的环节之一，任课老师一般都具备一定的经验和能力，在实践中，对于任课老师而言，只要转换思维，将本来可能由自己评价的内容布置给学生讨论即可。而对于学生，拿到议题后只要事先适当查找资料，一般即可在课堂上发表意见。第三，适用范围广泛。这种课堂讨论式模拟立法可以在所有的部门法教学中予以适用，而且可以直接在课堂上随机进行，并且由于其实施简便，可以在同一门课中反复适用。另外，学生只要愿意，能够普遍参与。应该说，这是一种运用范围最广的模拟立法形式。
（二）会议听证式
会议听证式是由老师组织学生以召开听证会的方式对国家或地方层面的立法征求意见稿或某一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立法听证并提出立法建议的一种模拟立法形式。目前各大高校开展的模拟立法活动基本都是这种形式。如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于2008年3月22日举行的控烟模拟立法和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于2009年5月5日举行的五一黄金周调整方案模拟立法都是采用的这种方式。从选题来看，各高校普遍选择的是某一社会热点问题。但笔者设计的这种形式的选题不仅包括社会热点问题，还包括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立法征求意见稿。当然，对于立法征求意见稿进行听证无疑难度较大，因为涉及的条文众多，而且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是本科生难以把握的。但其优点在于学生通过听证将会深刻地理解这部将生效的法律，另外，通过提出立法建议，也能让学生感受到模拟立法的成就感，提高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提升学生的公民参与精神。组织会议听证式模拟立法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要求：第一，参与主体主要是大三学生。这种听证往往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律功底和花费较多的准备时间，但对于大一、大二的学生而言，专业课知识还不够全面，而对于大四学生而言，由于面临各种考试、毕业论文写作和找工作等压力，一般也没有时间去准备，所以，为了活动效果，以大三学生作为参与主体比较合适。第二，议题选择要切合学生兴趣或者与所学课程有关。尤其是立法征求意见稿一定要与主干课程有关，比如，可以在刑诉法学习过程中选择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进行听证，可以在婚姻家庭法课程中选择婚姻法解释三草案举进行听证。这样能够一举两得，即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而且也是一种理论课程的学习。第三，对于征求意见稿的听证，考虑到条文众多，可以选择其中争议较大的个别条款来听证，也可以分组对全文进行听证。如老师在组织学生对刑诉法修正草案进行听证的时候，可以选择争议较大的指定监视居住、技术侦查措施等条款进行听证，也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组对全部条文进行听证。第四，负责组织的老师应当是议题所涉领域相关的任课老师，会后由老师组织学生提出立法建议稿，并向发出征求意见的机关提交。#p#分页标题#e#
（三）全程模仿式
全程模仿式是指由老师选择与学生联系密切的议题组织学生严格按照提案、起草、审议、表决和公布等立法程序所进行的一种模拟立法形式。与上述两种模拟立法不同的是，全程模仿式模拟立法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全程模仿式是对整个立法程序的模拟，而不局限于某一环节。而课堂讨论式和会议听证式仅仅模拟的是立法程序中的单个环节。第二，全程模仿式模拟的不仅是立法实体，还包括立法程序。上述两种形式仅关注的是立法实体问题，即法律应该如何规定的问题，而全程模仿式不仅关注法律应该如何规定的实体问题，还关注如何规定法律的程序问题。第三，难度较大，对学生的要求甚高。因为没有现成的草案可供讨论或听证，需要学生自己提出草案，这对于本科生来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第四，模拟对象要是学生熟悉的领域。老师在选择模拟对象的时候，要选择学生比较熟悉的领域，否则在缺乏感性认识的前提下，学生很难提出高质量的草案。如行政程序法、违法行为矫治法等尚在规划中的法律就不适合学生全程模拟，因为学生对这些领域几乎完全没有认识。根据笔者的试验，比较可行的是选择班级管理办法为对象组织学生予以制定。因为对于班级管理制度，学生有较多的体会，制定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另外，参与主体应为大一新生，因为如果制定班级管理办法的话，这个就不仅是实践性教育活动的一个成果，还可以通过让其生效的方式来形成班规，而班规对于大一学生来说无疑更为紧迫和现实。在实施过程中，具体由宪法学老师和辅导员或班主任负责，可以先组织部分同学熟悉宪法条文结构和学校相关规章制度，然后由学生参照宪法、根据学校规章制度和班情起草草案，接着通过班会由全班同学对草案进行审议，最后由全班同学投票决定，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的即通过，生效以后班级管理即以此为依据。那么，这个班级管理办法就不仅是一个模拟成果了，而且还是班级的“宪法”，可以直接在今后的班级管理中予以适用。
三模拟立法的作用
模拟立法作为法学实践性教育环节的创新，具有以下作用：
第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模拟立法尽管与传统的法学实践性教育环节不一样，但其仍然是一种实践性教育，仍是通过学生亲自参与的方式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具体模拟过程中，学生需要亲自参与很多活动，如搜集资料、社会调查、论证、讨论、辩论、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学生的实践能力无疑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第二，有利于学生真正地理解法律、正确地运用法律。在模拟立法过程中，学生不仅仅收获了所立之“法”，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这种形式找到了理解法律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自觉地站在立法者的角度去思考法律的制定背景。当学生在部门法的学习过程中能够自觉地运用这把钥匙去探究立法背景的话，那无疑将会加深其对法律的理解。另外，传统的法学教育，基本都是从法律到社会的模式，即由老师教学生运用法律来解决案例，但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学生对法律的理解往往比较浅显，自然很难正确地运用法律。而模拟立法正好与此相反，其通过从社会到法律再到社会的模式，让学生先了解法律背后的社会因素，然后再去理解法律，最后再去运用法律。这无疑将会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
第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一般倾向于保守，其重要原因在于长期的运用法律的训练使他们形成了因循守旧、循规蹈矩的行为模式。事实上，这种保守正是法律人的优良品质，因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2]。如果连法律人都不遵守规则的话，“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无论如何也无法在社会中形成，那么法治理想无异于痴人说梦、法治建设只能是空中阁楼。但从法学自身发展和法律发展的角度而言，法学教育不仅要培养应用型的法律工匠，还需要培养创新型的法学研究人才。模拟立法事实上也是一项培养创造力的活动，因为立法就是改变现有规则、进行制度创新的一项活动。
法律适用论文范文8
关键词：成人学历教育；法律专业；职业化；教学改革；路径
一、成人学历教育法学专业职业化改革的必要性
1.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特征
有论者指出，成人教育的职业化是指：“成人教育以满足、面向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以促进服务对象就业、转岗为主要价值取向，通过校内校外两个课堂为服务对象提供学习产品，从而使服务对象在取得学历的同时，获得一技之长。”[1]有必要说明的是，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化并不是将成人教育吸收并入职业教育，因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类依据不同，属于性质、定位不同的教育门类，那种“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教育又属于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职业教育内容的重要补充、职业教育实践的主要阵地。成人教育的职业化和职业教育的成人化，是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重要交叉点”[2]的观点并不妥适。成人学历教育职业化的目标是满足成人学生的实际需求，着眼于提升其职业技能或职场能力，其核心是去理论化，即去除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中过于理念化、理论性的内容以及脱离成人学习者实际情况的教学要求，回归成人学历教育应用化、技能型、职业性的初心。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成人学历教育对象的职业特征。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成人学历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教育对象是在职在岗的已就业者，多数在24—29岁这个年龄段，对依靠记忆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学习手段充满抵触，对记忆中的中学阶段的填鸭式教学更是天然排斥，这些学习特点决定了他们对纯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不高。成人学习者已经就职于某一行业，和普通高校学生相比具有鲜明的职业背景，不管其求学目的是补偿学历，还是职场充电，或是重新择业，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着眼于提升职业能力都不违反其求学目的和职业需求。因此，对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进行职业化改革是符合成人教育对象的特征的。“认清成人教育对象的职业化特征，使其和普通教育相区别，这是制定教育目标和教学计划的基础。”[3]（2）培养目标的职业化。进入21世纪后，成人学历教育尽管尚肩负着学历补偿教育任务，但培养目标已趋多元化，不少学生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学习目标或虽以获得学历为目的但并不拒绝职业能力的提升（见表1）。更重要的是，就算以学历获得为目的，但学历就排斥职业技能吗？因此，培养目标的职业化既符合经济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有利于受教育对象，是双赢之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1997），教育级别被划分为0-6级6个层次，其中ISCED5B类大致等同于我国的专科教育层次。ISCED5B类定位为“实际的/技术的/职业的特殊专业课程”（practical/technical/occupationallyspecificprogrammes），培养目标为使求学者获得某一特定职业或职业群所需的包括技能和知识等实际能力，其教学计划比5A（通常理解的大学本科教育）的计划“更面向实际，更与具体的职业挂钩”。可见，虽不能据此将成人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划等号，但根据ISCED1997，成人学历专科教育从教学计划伊始就应该呈现出其相应的职业特征。（3）教育政策的调整。早在2000年，教育部就了《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教高【2000】2号），其第5条规定，该要点供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参照实施，说明在教学管理要求上，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与高职高专适用同一标准。其次，在专科专业目录上，“法学”已不再是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专业名称，而代之以“法律事务”为代表的法律实务类专业。从“法学”二字到“法律事务”的调整揭示了专业定位从重理论学习到重实务操作的政策导向。鉴于目前只有成人高校和高职学院还开设专科专业，这一定位转换再次证明了成人学历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上的职业化特征。
2.成人学历教育严重的理论化现状
然而，与成人学历教育职业化特征形成严重反差的是其严重的理论化现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上向本科院校看齐。成人学历教育的“降生”是政策推动型的，上级政令一出，各地全面开花，要多快好省上规模，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套用、照搬普通高校现成的计划、课程、教材、考试评价标准是最简单易行的做法。在成人学历教育兴办之初的197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55%，[4]客观上还担负有帮助大量优秀在职人员一圆大学梦的学历补偿任务，因此尽管也存在前期理论论证不足、顶层设计过于粗放、缺乏对成人教育特殊性进行系统研究、普教化严重等弊病，但鉴于当时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弥补文化理论知识，矛盾尚不尖锐。而进入21世纪后，成人学历教育学生生源构成、学习目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文化知识不再感兴趣，对系统化的理论学习产生抵触甚至厌倦情绪，而且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素质也无法与20世纪相提并论，普教化的教育理念、模式与学生现状发生了根本对立，再加之个别社会教学点视办学为生财之道，教学环节虚无、考风考纪差，口碑急剧下滑。（2）大量使用与普通高校高度同质化的教材。当前国家开放大学（电大）系统使用的教材编者不乏大家，在编写、印刷、出版质量等方面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偏重理论、内容枯燥、版式设计单调，与普通高校教材高度同质化，或者就是普通高校教材的翻版。其次，拥有与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或视频讲解曾经是开放教育引以为傲的特色教材，但观看这类音像资料后，会发现多数授课专家一本正经地把概念的“定义—特征—比较辨析”从头说到尾，讲得多，互动少，在拍摄时长时间保持同一个镜头，画面呆板，课堂实录化严重，严肃有余而吸引力不足，不能激发学生观看兴趣，实践中利用率极低，更别提对教学的辅助功能了。（3）考试题量上死记硬背题“一家独大”。仅以开放教育民法学课程考试为例来说明。在2019年X月期末试卷100分的总分值中，除16分的案例分析和一个3分的单选题外，其余81分均系就概念术语、法律理论进行考核，学生必须在大量的背诵记忆基础上方能作答。（4）实践环节考核以论文等理论化成果为唯一方式。就法律专业而言，实践环节是为数不多的将抽象的法律原理应用到具体生活现象的从理论到事实的思维训练过程。实践环节是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活知识的桥梁，是将法律条文实用化的过程。然而囿于在业余学习模式下组织集中实习几乎不可能、实践环节考核标准的高度主观化等现实问题，实践环节在教学过程中能省则省、能简则简，或干脆睁只眼闭只眼，其重要性仅停留在教学计划中的文字表述上，徒具“理论价值”。实际操作中，多以论文写作作为实践环节的最重要甚至唯一考核方式，而论文写作本身就是理论化的，用一种理论化的成果来评价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职业化改革的路径探索
成人学历教育严重的理论化现状和职业化特征形成尖锐冲突，在理论化和职业化两者之间长期的角色错位导致其自身定位上的不明，定位上的暧昧反过来严重限制了成人学历教育的发展思路，因此，不再跟在普通高校后邯郸学步，而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职业定位有利无弊。有鉴于此，结合法律人才的社会需求和专业特点，我们对法律事务专业按照以下思路进行了初步的职业化改革。
1.培养目标的复合化
普通高校学生以职业选择为求学目的，顺利就业或继续深造是学习需求也是教学目标，培养研究（预备）型人才或高级应用型人才是普通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成人高校学生不以就业或升学为目标，他们已经有特定的工作岗位，毕业后多数还是继续原来的职业，他们会不知不觉把工作困惑、业务需求带到学习过程中，也会本能地把所学到的知识和真实的工作、生活相比较，并自然地用个人经验来评价所学知识对工作有无裨益，因此单纯以知识灌输为手段的教学很难满足学生实际需求，极易形成教与学的严重对立。这种不以知识获取为单纯目的、学习目的多样化的实际决定了成人学历教育在培养目标定位上的特殊性，具体到法律事务专业，就是培养目标的复合化。法律从业人员的高起点化是国际惯例，职业的高门槛化使专科层次的学生不可能从事律师、审判人员、法学教师等传统的法律职业或专业性事务，即使非全日制本科毕业，也不具备报考法律资格考试的资格。培养目标复合化要求分析目前职业资质要求，找准行业定位，放弃传统的纯法律职业，而以掌握一定法律知识作为基础的相关或交叉职业为职业定位，具体如行政执法、辅助执法、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司法机关书记员、法律秘书、治保人员、村社干部、基层干部、律师助理以及税务、证券、工商等各类专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等初级复合型岗位。以社会工作为例，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社区的背景下，社会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很大。社会工作从业人员日常接触的家庭养老、继承抚养、相邻关系、社会保险、工伤优抚、民间纠纷等纠纷性质不严重，但多发易发，纠纷的调处需要综合运用道德、政策、法律、纪律等手段，工作内容不是纯粹的法律事务，但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背景对开展工作非常必要。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广州持证社工人数已逾1.8万，[5]而四川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仅2万余人，其中取得全国社会工作专业职业水平证书人员6931人（《四川省“十三五”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四川社会工作人员不仅缺口相当大，而且学历偏低，还有半数以上未取得职业水平证书，他们有在职接受学历提升的需求。因此，将初级复合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符合成人学历教育的办学定位，也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2.课程设置技能化
在确定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目标后，我们放弃了对普通高校专业建设模式的简单模仿，以应用化、技能化为指导思想对法律事务专业教学计划进行了改造（新旧教学计划部分课程对比关系见表2）。法律事务专业共开设有民法基础与实务、刑事法律基础与实务、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仲裁实务、行政法律制度与实务、经济法基础实务、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基础与实务、办公室实务、书记员工作与实务、律师与公证实务、合同法律制度与实务、行政执法实务、法律文书、婚姻法、司法笔录14门专业课程，课程名称“实务”化成为显著特征。为实现“名实一致”，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参照高职教学要求，较大幅度降低理论难度和减少理论教学，增加大量法律运用性知识，强调课堂微型案例分析，突出实操性和思维分析能力训练。
3.教学资源设计小微化
根据注意力衰减规律，长篇、大幅的文字阅读容易使读者产生枯燥感，因此，在教材的选择上，原则上以高职高专教材为主教材，以理论够用、重应用分析、“互联网+”教材为选用原则，避免单一章节文字过长、板式设计单一的版本。视频是网络学习的重要教学资源。针对成人学习者学习环境易受干扰性和时间零碎化的特点，首先尽量避免使用课堂讲课式的视频，代之以一定镜头切换、画面变化的视频来保持学习者注意力。其次，视频资源以微课为主体，每讲5—8分钟，以一个知识点或典型案例分析为线切入知识点，如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选用了“王健林名誉权侵权案”“重庆天降烟灰缸伤人案”“未成年人购买案”等分别介绍人身权制度、共同危险责任制度、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选取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故意、犯罪过失、一般正当防卫、特殊正当防卫等30个重要知识点，分别制作30个微课，其间穿插大量经典案例及生活化小案例。通过专业公司进行动画制作、美化处理，保证视频教学资源具备一定观赏性，提高教学资源的实际利用率。同时，资源的小微化也为下一步应用在手机移动学习平台上预留了空间。
4.考试方式实用化
考试是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任何回避考试环节的教学改革都难以形成“教学设计—项目运行—成效评估”的逻辑闭合圈，都可能陷入纸上谈兵。成人教育学生天然存在工作与学习时间的激烈冲突，生存本能会促使他们在时间安排上以工作为优先，闲暇的时间才会安排学习，甚至考试，也会让位于工作。历年的期末考试都有不小的缺考率，即使在实行随到随考网络化考试后，四川电大近三次考试缺考率仍然达7.3%、6.7%、7.1%。因此，需要就考试方式做一些适应性改革，区分具体课程在专业知识构造中的地位，采取部分课程形成化考核、部分课程集中考试的混合考核机制。具体而言，民法基础与实务、刑事法律基础与实务、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仲裁实务、行政法律制度与实务、经济法基础实务、法律文书等6门专业核心课程采取纸质化统一考试，其余课程采取网络化形成性考核。问卷调查也表明，通过将考试过程化，分散在日常学习过程中，有助于减轻学生工学矛盾，增强学习获得感，受到95.93%学生的欢迎。
5.考题内容应用化
成人学习者的另一个学习特点是机械记忆能力明显下降，具备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对他们而言，背诵记忆大量的概念、术语有相当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就算概念、术语烂熟于心对实际工作也裨益不大，所以主观上也排斥概念、术语的死记硬背。如果考试一味考法律术语的概念和特征，一方面极易诱发学生考试时铤而走险去作弊抄袭，另一方面会降低其学习获得感。破解这一问题，需要教师动脑筋将所欲考察的教学知识点进行应用化设计，减少记忆型试题，增加分析型考题。同样以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期末试题为例。该课程试题分选择、判断、问答、案例分析四种题型，从分值构成上看综合案例分析、小分析题达50分。教师在试题设计时，将一些重要概念的关键字适当改动作为判断题，引导学生辨析概念的核心要素。如对“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以及不平等主体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进行对错判断；又如不问什么是原始取得的概念，而是以“李四新购得三居室新房一套，其对该房所有权的取得方式是原始取得”为题来判断什么是原始取得。这样既有考点，又有迷惑点，又省掉对概念的记忆，将考点从概念记忆转换成对概念的理解分析。尽管考题内容应用化不可能根除考试作弊，但可以提高作弊的难度，降低作弊的“收益率”，值得一试。考题内容的应用化变化在实践中也获得67.48%的问卷受访者好评。在最喜欢题型上，单选题、判断题、案例分析题占比分别为47.15%、35.77%、15.45%。
三、职业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分析
法律事务专业的一系列职业化改革措施因应了学习者实际情况，受到学生的欢迎。通过问卷调查、学生访谈得知，学生对课程设置、教学资源小微化、形成性考核方式的满意程度分别达到84.55%、97.56%、95.93%。当然，在新教学计划和教学要求的实际运行中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使改革的设想和实际效果间出现一些差异。
1.考试内容应用化后，成绩及格率反而下降
这是在制订专业改革方案时未曾预计到的情况。如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目前经过了三次考试，第一次考试及格率为93.75%，第二次为33.33%，第三次为86.36%；而课程改革之前的三次民法学课程考试及格率分别为94.74%、100%、100%。刑法基础与实务课程最近三次考试的及格率为90.91%、77.78%、86.36%，而改革之前三次刑法学课程考试及格率分别为91.67%、75%、100%。究其原因，首先，成人学历教育实行教考分离，学生，特别是分散在各地教学点的学生，难以参加命题教师的面授课，不能面对面接触命题教师，把握不住命题的思路和复习的方向。其次，学生一方面排斥机械记忆，一方面又懒于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致使考背诵的题记不住，考分析题又做不来，学习态度上还需改进。最后，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已经对填鸭式教学形成全面依赖，虽已具备相应的逻辑思维能力，却不善于、不喜欢运用这种能力去解决问题，仍然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所以分析能力差强人意。考虑到成人学习者学习能力不可能短期内取得突破性的改进，一方面要加强针对性的考试辅导；另一方面要提高命题科学化，在分析题与记忆题之间寻求题型、题量的平衡点。
2.适用的文字教材匮乏
尽管各式文本教材种类繁多，但真正适用成人学习者且满足职业技能训练所需的教材却不多。首先，绝大多数教材内容上严重理论化已有如前述。其次，部分专为成人学历教育编写、设计的教材因出版日期久远或不再版或内容老旧而无法选用。再次，尽管高职类教材为数不少，但因高职教育以技术、工程类见长，法律类教材却并不多见。最后，少数课程如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仲裁实务因内容涵盖民事诉讼法与仲裁两个领域，可适用的教材非常少。因此，教材的可选择面并不大。
3.实践环节依旧相当薄弱
首先，虽然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建立了实践基地，不过学生地域分散、时间难以统一，加之成人学生也没有寒暑假可言，难以集中组织教学实践，学生自行联系的实践又难保质量。其次，在进行需求调研时，尽管学生都对流于形式的实践极为不满，希望大幅提升实践环节的质量，而一旦真正要求其协调好工作安排、牺牲部分个人闲暇时间时，又畏难退却，认为实践环节没必要一丝不苟，没必要进行刚性考核，学生的两面性暴露无遗。最后，实践环节如何设计、如何考核以及如何制定考核标准同样是不太容易解决的老问题。
4.教学质量保证体系脆弱
首先，课堂教学仍旧形不成双向互动。尽管在教学要求中安排了不少微型案例分析的内容，也受到学生欢迎，但学生更习惯于听教师讲案例，极不情愿主动参与分析讨论，也鲜有提问或质疑。课堂仍然是教师→学生的单向交流，不能有效形成师生的双向互动，对学生技能的训练也停留在理论设计层面。其次，成人学历教育目前采用课堂面授+网络自学的混合教学模式，相较而言，网上学习的质量更难以保证。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对学生是否上网学习、学习时间等进行记录，但是否挂机学习、形成性考核是否本人完成、学习状态、学习效果等学习质量要素却不可能以技术手段来监控，只能由学生的自觉性来保证，而一切依赖于个人自觉性的保证体系经证明都是非常脆弱的。
四、对法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借鉴意义
四川电大法律事务专业的职业化改革绝非完美，但也可以为下一步的法学本科教学改革提供以下有益借鉴。
1.坚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用性
在过去普通高等教育精英化的时代，成人学历教育尚负有为在职人员提供学历补偿教育的使命，学科理论体系的教学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获取学历为学习目标有其历史合理性。这样的功能定位决定了除受教育对象有区别外，成人学历教育几乎是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翻版，“事实上成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普通教育的简单移植和翻版，毫无特色可言。当普通教育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功能定位后，成人教育便在教育目的、培养目标、教育方法乃至服务功能上迷失自我”[6]。随着普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持续提高（2020年将达到40%）和教学改革的深入，成人学历教育低门槛化、学习方式灵活的优势不再明显，继续和普通高等教育保持同质化，会逐渐丧失特色，走向消亡也并非危言耸听。在不同教育类型层次鲜明，教育供给市场细分化的今天，成人教育更要发挥贴近社会接地气、贴近在职人员职业需求的优势，以职业化教学为特色，确立以在职人员职业能力提升、职场竞争能力提高为导向的实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实用性并不排斥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成人教育的职业化发展并不意味着其他教学环节的忽视，也不意味着盲目的扩招和理论教学的弱化”。[7]我们是在学历教育的大前提下探讨职业化，缺乏成体系的专业知识是不能称为学历教育的，因此职业化是在掌握必需的理论知识基础上进行的，理论知识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再拓展职业能力、满足职业发展需求，二者是皮与毛的关系。不能过分强调职业技能的培训与训练而忽视理论学习，那样可能滑向只有技能没有专业知识的极端，将学历教育培训化，将理论知识无用化。轻视构成专业知识体系核心的理论之核，缺乏学历所必备的理论学术素养，就好比没有内功功底的武术，缺乏进一步向上提升的基石，必然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下滑。
2.课程设置的构想
（1）课程体系宜简单化。可设公共课、专业课、综合实践课三个板块，各板块学分之比为3∶6∶1，公共课、专业课相应分必修课、选修课，必修课、选修课学分之比以6∶4为宜。选修课开设的总门数不宜太多，因为成人学习者一来不像普通高校学生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二来并不通过选修课学习这一途径来提升素质，选修课过多并无实益，甚至反而导致师资的不足。（2）在具体课程设置上，鉴于法律事务专科未开设法理学课程，在本科阶段应开设法理学，以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法律思维方式，为未来更高层次的专业学习奠定理论基础。首先，有学者认为专升本课程“应以专科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标，基础课程应少而精，理论知识应以实用、够用为度，不能盲目以宽口径、厚基础来要求‘专升本’学生”。[8]不过，本科毕竟不同于专科，本科的教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理论性的或具有相应的理论教学要求，“可以要求完成一个研究项目或一篇论文，为从事高技术要求的专业或为进入高级研究计划提供所需的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相较于专科的应用性，本科应该具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和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因此要注重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其次，根据2018年4月司法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不能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人学历教育毕业生很难再从事律师、公证、司法人员等职业。与国家政策相适应，可以考虑删除律师实务类课程，代之以行政执法实务、交通管理执法实务、婚姻家庭继承法律等课程，以与法学本科学生大量从事的行政执法、行政辅助执法、社区服务等工作的内容相适应。最后，为增加课程的实用性，可以用司法文书取代法律文书课程，加大实务中常用、常见的行政执法文书、调解文书的教学内容。囿于篇幅，具体课程的设置不能一一而论，要注意的是，目前的成人学历教育法学本科是专升本专业，在课程设置时要考虑如何与专科课程科学衔接，尤应避免在课程名称、教学内容上的简单重复。
3.课程内容建构的职业化
课程内容建构，包括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与调整，在广义上还应包括考试以及实践环节的设计，以下分别说明之。（1）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进一步增强课程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成人学历教育“在教材、教学内容上应体现‘学以致用’的原则，讲究实用性，在课程内容上要结合专业实际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增减、融合或重组”，[9]即教学中不一定面面俱到，根据成人学生行业特点，合理增删教学内容或根据实际对教学重点适当做出调整，以实现针对性施教。以司法文书课程为例，可以减少判决书、起诉状、答辩状、辩护词等诉讼文书的教学，加大调解文书、公证文书、现场笔录、行政申请、案情通报、行政执法处理决定、行政决定、听证文书、家庭纠纷调处协议、遗嘱等常用、常见的行政、民事文书的训练。应该讲，课程内容建构合理性与教学成效的最直接评价指标是学生在单位上的好评度、职位晋升速率、跳槽成功率等，但在缺乏学生追踪数据的条件下，目前更多还是通过考试、实践环节来验证。因此，在对课程教学内容做出调整后，还需要对考试、试题设计及实践环节做出相应变更。（2）题型、考题的均衡化。教学内容的变化必然要求考试题型、试题与之相适应，方能实现教考一致性。在设计成人教育考试题型时，可以减少名词解释、概念比较、问答、论述等记忆类题型，增加分析类题型如判断分析、案例分析等，适应成年人机械记忆衰退的特点。在试题设计时，可以将概念、特征等知识点生活现象化，通过对生活现象的判断帮助学生掌握基本原理。当然，这客观上增加了试题难度系数，尽管没人喜欢死记硬背，但分析型试题的灵活性和困难度显然高于死记硬背型试题。教师首先要掌握好度，平衡好记忆题与分析题的比重，根据及格率、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比例，避免发生大规模不及格现象；其次要适度控制试题的灵活性，减少试题的迷惑点；最后要加强对学生的辅导尤其是面授辅导或案例分析专项练习，在面授中有意识加入小案例的分析，切实提高学生思维与分析能力。（3）课程内容的合理建构同时也要反映在实践教学环节上。目前，成人学生跨职业、跨专业学习比例相当高，据统计，有68.18%的法学本科学生没有从事法律实务的经历，有15.91%的学生是为了换工作而新选择法学专业，他们没有专业背景，更没有实践经验，让这些零基础的“法律素人”建立起起码的专业感性认识非常迫切。组织学生观摩庭审，到律师事务所参观，听律师讲授实务基础知识与经验、初步掌握具体个案的办案流程和涉及的协同部门等，都是可行的办法。为此，需要建立一批实践教学基地，通过专业见习、课内实践教学尽快形成对法律的直观认识以及作为专业人的自我定位。其次，法律咨询仍然不失为实践能力锻炼的好方式。生活现象千奇百怪，用预先制定好的几百条、几千条法律条文来应对大千世界总有捉襟见肘的不足。为了把千奇百怪的生活现象与法律条文相对应，就要把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进行梳理提炼，提炼成符合法律规范所要求的事实构成，即把生活事实提炼为法律事实，再将之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相比对，界定其法律关系性质，再区分容易混淆或似是而非的法律规范，找出正确适用的法律关系，明确具体权利和义务。剖析真实的纠纷最能锻炼对所学法律知识的灵活运用和分析能力，是把“纸法”变成“活法”的不二途径。通过法律咨询接触到鲜活真实的案情，在对其进行法理分析的过程中，学生必然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所学知识严重不足、难敷应用之感，会促进他们努力钻研法学知识，在学习中带着解决问题的意识主动思考，增强学习效果。
4.综合实践考核方式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法学综合实践环节都被设定为综合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两部分，毕业论文通常计5学分，不仅在分值上高于3学分的综合实践（以国家开放大学法学本科教学计划为例），同时还因与学位挂钩而倍显重要，写毕业论文是毕业前的最后一环已成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认识。不容否认，写作论文可以训练逻辑思维与分析能力，论文成为公认的综合实践考核方式也有其合理性，但论文就其实质而言是理论化的成果，用一个理论化的成果作为实践成绩的评价标准似乎本身就说明了实践环节考核方式上的无奈。正如法学实践教学应包含“实践性法律课程体系（包括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专题辩论教学法、法律诊所式教学法）、社会实践课程体系（包括社会调查教学法、法院旁听教学法、法律咨询教学法）、实习课程体系（包括中期实习和毕业实习）、论文课程体系（包括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10]等多种课程体系，也应允许多元化的实践教学考核方式并存。根据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需求，可以“提供更多的毕业设计选项，给予学生一定的选择自由，致力于更高层次学习的或对法学理论感兴趣的可以选择写作论文……其他致力于法律实务工作的可以通过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法律文书来增强实践训练”。[11]因此，需要改变那种将论文等同于毕业设计的“唯论文”的一元考核方式，使综合实践考核方式多元化，实现实践教学的实践性这一本质属性的回归。为配合综合实践考核方式的多元化，前期需要加强课程内实践教学，在教学中有意识增加文书写作和案例分析的训练，同时通过举办司法文书写作、案例分析比赛等活动，营造重实践重技能的教学氛围。
5.职业化与人文性相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