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汉字范例6篇

汉语汉字

汉语汉字范文1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往往跟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许多关系。虽然语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现必然要适应并有利于这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一种文字与被记录的语言,必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否则,这种文字就会失去长存的资格。当然,文字与语言的哪一要素联系得较明显,这会因文字的特点不同而有所偏重。从汉字来看,它与汉语语法的个性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字的特性适应并支持了汉语语法的意合特点,同时,汉语语法性征也是汉字得以长存的因素之一。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性功能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 〕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拙文《论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载《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P4—6。

汉语汉字范文2

关键词:汉字;汉语;适应关系;探析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5-0275-02

中国汉字是独特的文字系统,不仅是汉语的简单记录,而且对汉语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汉语的研究和汉字的研究就要结合起来,从字的形、音、义和言语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自古母语教育自识字教育开始,据不完全统计最常用的1500个汉字一般都可覆盖汉字总用量近百分之九十五,有的学者考虑恢复老传统,采取从识字开始、以字带词的教学步骤,在识字教育中,又从最常用字入手,以少驭多,从实词到虚词,以实带虚,从阅读入手,以读带听,再回到口语训练中来,以说带写。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们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的辅助工具,它负载着特定的信息,而且能把这种信息传播万代之后”。在汉字出现之前的上古时代,通行“结绳而治”,“刻契”而记,“结绳”和“刻契”表示的信息很不清楚,随着时间或空间变化,就弄不清真正的意思了。如:三个绳结是代表三斤米?还是三里路?还是三只羊?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文字应运而生。这种以表意而不是以表音为主的文字,使信息交流不仅在当时可行,而且还能传以后代。今天读两千年前的古书时,还明白是什么意思。而如果用记音符号记录下来的话,由于古今语音的变迁,很容易产生歧义。

中国有句俗语:“要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友好下去。”“子子孙孙”这句话在青铜器时代就是常用语。中国人把字铸在青铜器物上,铭文的结尾总是说“子孙其永宝用”。所以中国人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能超越时空而永久保存下去的物件。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作为表意性质的汉字还有“超方言”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境内存在着多种方言,虽然人们的语音和说法有所不同,但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却是一样的,这就使汉语的书面语在不同时期、不同方言之间起得到了交际作用。

根据学者们考证:汉语在中华大地上有了古今南北的诸多变化,而汉字则凝成了相对的形体和结构的体制。这套形体和体制以字义为核心,以笔形为标志,成为脱离具体读音的、超方言的表达体系。这套书面表达体系,在一些场合具备了汉语的代行功能。它对于加强汉语的内聚力和统一性,对于发挥汉语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强力作用,对于维护民族的统一、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及提供中外文化交流的方便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同时,在为汉语作全方位服务的过程中,汉字也形成了配套的多种系统。例如各种字体(篆、隶、行、楷、草)的系统,反切注音系统,新字的造字法系统以及书法艺术的表现系统。不仅如此,从过去到现在,它还曾为少数民族语言和外族语言提供过服务,形成了标注多种民族语言的书写系统。

“音节界限分明”是汉语语音的特点。汉语的语音感知单位是声和韵,感知形式是声、韵的对立二分。声和韵的拼合不是线性的组合,而是非线性的。在音响形象上,专家们普遍认为:汉语的辅音和元音比较晦涩,音节清晰。辅音和元音的拼合是以一个共生的“团块”抛出。因此,汉语的音节内部具有很强的内聚力,相邻的音节之间具有离散性,音节界限分明。

汉字的音节和印欧语系中的与表义无关的纯粹的语音结构单位的音节不同,汉语的音节具有表义作用。不仅元、辅音的拼合可以表示意义,而且声调也可以区分意义。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字就是一个语素。由于汉字的关系,汉语形成了口头语和书面语两大表达体系。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汉字的繁难和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使它与劳动群众无缘。文人们的书面语刻意追求“古雅”、“简练”、“深奥”。民间的口头语则显得自然、通俗、浅显。在“两种民族文化”的矛盾冲突和调和统一的过程中,这两套表达系统也有过多次的撞击和长期的渗透。从总的趋势说,二者之间早期可能比较接近(例如《诗经》)可唱,《论语》可说);中期明显地分道扬镳了,从汉赋与乐府诗的对立到《汉书》与变文的差异以及后来的《聊斋》和《红楼》的不同,人们可以体会到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异越来越大。

由于汉字可以“望文生义”,单字与语素是大体重合的,汉语的词汇系统便有了若干显著特点,以下汇总学者们的部分观点。

第一,单音词占优势。早期形成的语素大多是单音的基本词,世代相传之后至今还是常用词。虽然从单词的数量说复音词已比单音词多,但是高频词大多是单音的,单音词在词汇用量中仍占着优势比例。如果不是因为汉字是表意表形的,大量同音的单音词何以能够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词汇的孳生明显地分为文人的书面造词和大众的口语造词两大门类。例如与“爱”有关的“爱人儿,逗人爱,爱哭,爱唱歌,爱面子”应该是口语造词,“爱慕,爱恋,爱心,”可能是书面造词。单音词增加了新的义项,往往用语素合成的方式造出意义更加明确的双音词,这就为汉语词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如果汉字只能标音,而造词是下可想象的。许多书面造词用开了,也逐渐进入了口语。例如“友爱、敬爱、情爱、心爱、至爱、仁爱、疼爱”。

第三,汉语的词汇史明显地表现出从单音到复音、从单词到词组词的发展趋势。中古以后,语素合成的双音词和四字格成语大量增加,到了现代汉语则涌现了大量多音俗语,其中不少是短语或短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语海》就收了这类三音以上的短语十万条。大众文艺出版社的《歇后语大全》所收的歇后语在六万条以上。然而物极必反,词语长了,还得往短里缩。既然汉字可以“望文生义”,许多多音的短语说惯了之后又被压缩为新的双音词。例如:国家标准――国标,计划生育――计生,监视控制――监控,关心爱护――关爱,航空测量――航测,这是一种压缩的方式;“三反,四化,五讲四美”是另一种压缩的方式。可见,表意的汉字不但为汉语词汇提供了派生新词语的多种途径,还为汉语词语的音节长短提供了合理调节的机制。

汉字的表意性质还为词义的引申、词性的转移(虚化)提供了便捷的条件。例如“高”,从“自下而上距离大”的义位可引出“高山,高峰,高楼,高地,高层”等等合成词;从“超过一般标准”去类推,又有“高温,高速,高产,高效,高价,高科技”等说法;从“崇高”之意则有“高洁,高尚,高远,高贵,高风亮节”等词语;用作形容词有“高超,高强,高明,高妙”;用作动词则有“高兴,高攀,高歌,高举”;用作敬辞还有“高见,高论,高邻”等等。这些词语哪怕从未听过说过,只要认得字,造词的人可以因义派生,读书学话的人也可以望文解义。如果只是按拼音符号读出声音,而完全不借助文字,就只能在口语中熟练地掌握了这些词语才能听得懂。

汉语汉字范文3

 

语言文字问题不但涉及文化、教育,而且还同经济和政治相关。国力孱弱的国家,其语文也必然弱势。国力强盛者,其语文也必然势头强劲。前者可以非洲除阿拉伯语、南非英语以外诸多语言为例,当代的俄语地位的变化也可见其通理;后者,美国是最佳实例。因此,各国各民族历来都把语文政策提到政治高度,甚至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对于中华民族,汉语汉字的状态也将严重影响其在世界的地位。

汉语汉字有两大问题:一是整合(一般都称为统一);二是发展。所谓整合,即调整、整理以尽可能合一,也就是达致相对的统一。实际上整合也是一种发展,而发展又无法离开整合。目前两岸语言的差别估计不超过5%,并不严重影响交流;汉字的繁简差异也可以经过较短时间适应即可彼此相通。尽管如此,毕竟还是对各类语文应用有不利影响,有必要加以整合。本世纪已经接近终结,在汉语汉字问题上已不可能有明显的新作为。无论何种专业或行业,都已经把目光移向即将到来的21世纪,汉语文方面当然也必须如此。在新世纪中,中华民族将有新的机会又有新的挑战。面对这个变动的新世纪,我们应该有新的视角、视域和观念,方可有新的拓展。

 

一、汉语汉字整合之可能

 

(一)汉语整合之可能。

汉语的整合,归根到底就是台海两岸语言的整合,而这是无须怀疑的。因为在世界交通、通信越来越发达、越快速的今天,一方面人们呼吁维持不同的语言以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另一方面,世界的语言和方言种类却正在越来越快地减少。在一个越来越重视效率(通信的、交际的、市场的效率)的世界上,语言工具种类的集中或即少数化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探讨。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前景:大陆和台湾的语言分歧在未来会达到无法通话的境地。即使如南非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并已形成一种南非英语,但他们仍然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仍然可以同英国、美国沟通。而美国在成为超级强国之后,虽然美国英语已经开始凌驾于英国英语之上,可是由于交际的需要和交通、流动的加快,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方言的联盟,谁也不会让自己一方的英语过于离开对方,都会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言语。因此,语言、方言之间的互动并靠拢已经是信息时代的一个不能无视的事实。散布世界各地的英语如此,仅仅海峡之隔的两岸更当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此再深入探讨一下。就我们所见,语言整合的动力主要来自下列三者。

1.市场竞争的需要。当今的世界是由市场主导的。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市场,它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着竞争,以便保持本地投资者(国家、私人)的利益。在结成市场集团的成员之间固然需要更快地互通信息,协调策略,而在竞争集团之间也需要彼此了解对方,展开谈判。因此在21世纪中,当市场和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语言的进一步分化和拉开距离那是不可想象,也是不被世界性市场及其组成企业所接受并允许的。

2.交流效率的需要。人们的交流不限于市场,也表现在各个方面,21世纪时人们的流动将越来越频繁,交流也将越来越超出目前的格式(例如电脑互联网络)。我们无法具体描述未来的交流格式,但却可以指出交流的总的模式:这将是多方向、高频率的交互沟通形式。效率在新世纪中将越来越突显其地位。如果语言不能有效地适应这一交流模式,人们将自动调整它,让它们互相靠近,而不管政府如何干涉。即使政府干涉,这种干涉也将是苍白的,无力的,于是也就是无效的。单纯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在此时可能会变得有点可笑。

3.文化共享的需要。市场是一种文化,但文化并不仅限于市场。世界既然是多元的、多极的,文化也将是多元的、多极的。在21世纪,文化的多极不再是相互隔绝或对抗的,而是一种相互的补充。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已经不可能是纯粹的,它只是以某种单一文化为主,并融合了另种文化的“文化”。这是由于人们共享的需要。语言是广义文化的一种,由于语言间的接触和渗透一—吸收,同样不再可能存在单一的纯粹的语言品种。语言同样需要共享,并通过它再去共享狭义的文化。因此语言种类的复杂和分化(或以此作为主流)显然同这个趋势背道而驰。它必然会通过互相接触,互相联盟,从最接近的语言、方言处开始形成局部范围的相对统一。

所谓相对统一,就是语言不可能完全统一和一致;差别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语言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像美国和英国的英语那样。这也正是本文“整合”的含义。在这种意义上说,“整合”正是本文所期待的一种新观念。

(二)汉字整合之可能。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又是语言赖以发展的工具和助动力之一。文字依赖语言而立而行,语言也依赖文字而远而强。语言和文字之间是互为依存、互为制约、互为促进的关系。但语言毕竟是第一性的。语言的整合必然要求文字的整合,在某种条件下文字的整合又可能是语言整合的先驱和条件。因此汉字的整合是无须辩说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汉语要在世界上确立地位而不被淘汰,必须以整合文字作为重要条件之一。如果拼音文字在技术上、在现实层面上还无法取代汉字,那么改善汉字系统一一包括整合汉字,就是极其现实、极其迫切的一项考虑。

简要地说,两岸间整合汉字之可能,是基于以下三项:

1.海峡两岸都认识到确立汉语之世界地位的必要性,也都将认识到作为确立汉语世界地位的重要条件的汉字整合之必要性。

2.由于利用传承文献和现实文献之需要,由于现代市场、现代通信系统对字符统一之要求,也即在文字层面上对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市场竞争的需要,因此,海峡两岸将终于认识到整合汉字攸关世界华人之共同利益。

3.海峡两岸的汉字系统的分歧尚未达到无法整合的地步。几乎所有对应传承汉字的各种字形,都没有超出传统造字原则的范围,基本上是以千百年来民间流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实际上只是围绕传承字作出的不同程度的摆动。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

(三)兼容日本汉字之可能。

如果把眼光扩大到日本,那么日本在加入自身因素后,无疑也会同意上述三项估测。在传承字的范围内,中日字形同样是围绕传承字的不同变异,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为了日本民族的利益,为了日本语的推广(不论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哪个国家都是想推广自己的语言的),日本也不可能无视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中日之间毕竟存在着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利害关系。因此,日本未来同样不可能长期让日本字形同中国字形分道扬镳。

 

二、汉语汉字整合之困难

 

(一)华人世界内的困难。

然而我们必须认真估计到整合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下面三方面:

困难之一:泛政治化。语文成为政治的一种。语文不是政治,但在当前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政治化。更何况可以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语言?比如还没有到达动武地步的比利时、加拿大的语言问题,已经真枪真刀演出过的斯里兰卡的语言问题。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语言问题同样受到政治的摆弄,都将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或者希冀以人口数量作为最终解决的武器,或者借口以语言文字正统与否作为核定标准。这突出表现在汉字繁简字形问题上。在先进行国家统一,还是先进行文字统一这个问题上,两岸的分歧和冲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民间对此只能兴叹而已。

困难之二:惰性效应。一定数量人口在长期使用某种语文下造成的惰性效应。人口越多,使用某种语文时间越长,使用该种语文积累文化的历史越长,就越具有惰性。而且使用人口的数量和使用时间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程度增加。文字历史越短、使用人口有限、所造成的成果也越有限的文字,也就越容易改革、改变。语言也是这样。两岸人民具有几乎同样长的使用汉语文的历史(台湾开发虽然只有四百余年,但其汉族居民却是从大陆移民去的,历史的源头是相同的),具有同一个文化积累,一方虽仅有两千万之数,但数量也已经相当巨大。要改变任何一方的语文现实都不是容易的。

困难之三:物质负担。文化的物化产品的损失与处理。语言文字的变更将影响一大批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人数越多的,损失越大,处理也越困难。当初大陆废止第二批简化字的考虑之一就是新简化字将影响大批电脑硬件(软件硬件化)的使用,将使这些产品报废,从而造成惊人的损失。至于印刷物的损失则更是可以想见的。一般来说,社会比较容易承受渐进的变更,而较难接受急剧的改变或更换。

(二)兼容日本汉字的困难。

如果把日本也考虑在汉字整合范围之内,那么除了上述困难(尤其是第一项)将大大增加外,还会加入语言不同和假名系统干扰所带来的某些整合困难,例如“?”(?,中国大陆民间曾将‘?’作为“道”的简化字)、“芸”(?,中国汉字另有“芸”字)、“オ”(日本片假名,与大陆“才”字相同)。

三、面对新世纪汉语汉字之整合方略

 

(一)关于汉语之整合。

面对未来世界的变化以及汉语整合的可能与困难,我们必须有所超越。过去的研讨常常停留在就事论事,就两岸论两岸。这正是局限之所在。有鉴于此,新的汉语研讨应该定位在“应对”上,而不是就整合论整合、就统一论统一。所谓应对,就是“应对”新世纪向中华民族和汉语的挑战。汉语之整合乃是在此视界下的整合。概略而言,就是:

1.倚重自然调整。在下个世纪至少头10年内,两岸之间的分裂和对峙看来还无法根本消除,因此,要依靠政府来起动语言整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英语世界的经验,在信息交流畅通并快速的时代,人们出于效率考虑,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最佳语言形式并逐渐导致语言或方言之间接近,或可防止距离失控。这是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没有政治因素渗入,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论和不快。随着两岸对立的逐渐消除,并预期两岸出现和平统一现实,这个自然过程将更快和更和谐。因此,把“调整”确定为实际整合或统一的原则将更具有弹性和容纳度,更有现实性,回旋余地也更大。在目前看来,只有自然调整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2.发展民间交往。上述原则必然导出此一原则,民间交往是两岸当局都认可并承诺发展的活动,因此推动政府在此项目上有所作为是可能的。随着世界新的多“极”格局的逐渐形成,这个过程将更具有现实和积极意义。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两岸交往的开展(常常借助香港作为中间站),许多两岸不同的词语已经可以为对方所接受,例如台湾的“互动、共识、关爱、亮丽、光碟、雷射、手机”已经在大陆广泛使用,大陆的“软件、激光、整风、反右、一语堂、戴帽子”也广为台湾所了解,甚至大陆已经不用的“政治挂帅”居然也在现在的台湾通行使用。语词的共存互识并用无疑是整合的第一步。

3.适时顺水推舟。我们不希望将政府永远排除在语言整合过程之外,因为这不但不可能,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麻烦。我们希望政府在适当时机加入这个过程。在自然调整到达趋势比较明朗的阶段,政府的适时参与,不但对他们是方便的,不至于引起政治上的联想和风波,而且也可以加速整合的过程,建立新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就是参与时机的选择。至于参与的具体时间,可以让人们随着过程的推移,把这个问题具体化。

4.选择大同小异。既然我们把两岸语言问题确定采用“整合”即调整、整理的原则,那么两岸之间语言的大同小异就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弹性的做法。因为语言学告诉人们,只要地域有区别,语言之间就一定有差异。大陆南方许多城市,一城之中尚且城东、城西、城北、城南往往还有方言的差别,更何况两岸?企图“全同”那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乌托邦。因此选择大同小异不但是现实的,也是科学的。在需要规范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在现今的时代中早已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在语文方面也同样需要结合新的条件予以调整或改造。

在具体项目上,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字词读音的调整开始,也即字音的调整和词音(比如轻声、儿化)的调整。接着是词汇。语法或文法上的差别不大,主要是书面的文体语言的调整,个别语法形式的取舍(例如台湾用“有/有没有”作为助动词,用“不会”代替“没有”、“不用”回答问题,用“耶”、“啦”之类的语气词),大概会随着词汇的调整自然展开的。至于语调差异,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台湾地区一般民众说国语时语调较软较平,尾音也比大陆北方地区普通话略长。但是新闻播音员在这两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容忍、并在互动过程中解决的课题。在具体行动上,可以先开展两岸语言异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纂两岸用词用语异同词典,然后推动两岸互相熟悉彼此不同的用词用语,观察两岸人民选择词语的趋向,以作为未来官方和语文指导机构推荐词语时的依据。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已经接受了类似词典的编纂工作,但希望有进一步的后续项目。

(二)关于汉字之整合。

汉字问题有类似汉语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对于两岸之间的汉字问题,几乎可以全部照搬上述汉语整合、应对的考虑。从更广阔的层面看:汉字已经是一种“准”国际性文字系统,并可能朝向“真”国际性文字的方向发展。在新世纪中,中华经济文化圈可能成为新的一极,为了应对新“极”的形成,中国两岸和日本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个文字上的三角互动、互制的关系。韩国的总统曾经建议中日韩就汉字“统一”问题展开磋商和研究。对此,我们欢迎韩国此项建议,并欢迎韩国参与这个过程。然而,鉴于韩国使用汉字有太多、太大的局限性,他们的发言力量不可能很大。现在看来汉字整合问题要大于、复杂于汉语问题,因此,有必要另行探讨。概略而言,汉字整合就是:

1.开展多边协商。相对于语言来说,文字是较容易规范的项目,也是最受到政府干预的事物之一。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且是几个政府分别管辖着汉字,因此,汉字的自然调整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同语言不同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协商就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协商(包含研究)可以有两个方面,学界的协商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商。这二者都是多边性的协商。学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是互相依靠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参与,文字的调整很难实现,而没有学界的研究,也不可能产生最佳方案,从而也影响政府的有效推行。中日韩三方是当然的协商参与者,同时也应欢迎韩国参加。至于新、马,希望他们也能参与这个决策过程,以利集思广益并实施最终的调整方案。多元因素的参与当然会导致人多嘴杂、延宕时日、不易取得一致的缺点,但却是防止产生更多遗憾后果的必要条件。

2.发展民间交往。同时,我们还需要开展民间交往,一方面让人们互相熟悉对方的汉字字形系统,去除隔阂与误解(1997年底笔者参加第五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亲眼看到台湾同行对简化字“爱”群起而攻之,指责“没有心怎么有爱”,痛感隔阂、误解之深),便于自然调整,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更切实地感受一下字形分歧给各方带来的不便和问题,并在实践中找到最佳整合方案。看来,这个过程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这个过程,汉字的整合就没有民众的压力,也就没有充分的基础。

3.面对网络需求。新世纪中光电子通讯是最关键的一项。由于电脑及其网络(网路)的出现,文字功能就显得特别重要。现在已经出现日文和中文兼容的问题,影响了许多人的工作效率,也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商业利益。尽管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定的兼容方式解决,但是在电脑内部仍然属于不同的系统,有不同内码,无法统一为一个系统。这样就非常妨碍汉字提升其国际文字地位。符号的基本单一是任何具有扩展/提升价值的国际符号的基本要求。因此,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人们也必须为汉字去考虑其系统的单一性问题。

4.选择大同小异。同样,由于中日之间国情不同,语言不同,两国的汉字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日本有自己创造的“国字”,中国也有日本不用的汉字。即使在互相重叠、交集的部分,有时也需要容许各自有部分的“自主权”。日本的姓,由于家系不同,同一个汉字(字种)会分成好几个字形,例如,“岛”,其中的“山”既有在下的,又有在左的,甚至还有在上的;“吉”字,日本有的家族是用“士”字头,有的则是“土”字头。各家“祖传”,有神圣性,更动不得。但是通用语词所用的汉字基本上是可以尽量调整、整理并获得一致的。

在具体行动上,我们建议先做好基础工作或当前急需解决的如下工作:调查各自使用汉字现状;编制以传承字为中心包括各种异体在内的全汉字形音义字典/字表;制定全三系(传承系列、大陆简化系列、日本系列)实用汉字计算机统一内码表;制定汉字字形统一检索法方案及其实用检索表。

(三)伴随课题之配合。

语言文字还有一些重要的伴随项目,比如标点符号以及其他相关符号。无庸置疑,随着前者的整合,后者的整合也是必需和必然的。

 

结语

 

说到底,语言文字就是语言文字。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虽然它同政治经济都有微妙的关系。所以,既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办法解决,也无法用无情的经济措施控制。21世纪向华人和汉语汉字提出严酷的挑战,我们如果不能排除小我,牺性部分,以获胜全局,达致世界一等的一“极”,那就必将陷入困守小我,抱残守缺,被动挨打,沦为二等民族、二等国家的境地。进一步说,如果日本在可见的将来还继续使用汉字,又不想游离于东亚和汉字文化一经济圈之外的话,那么汉字的整合无疑对日本也是利益攸关的。因此,作为平民,作为当局,都需要静思再三,都需要、也可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各方如能超脱狭隘,不急不躁,持之以恒,必能收水到渠成,皆大欢喜之果。

 

注释:

卞成林:1992,《港台与大陆的用语分歧》,《语文建设通讯》38期,香港。

曹逢甫:1995,《台湾的国语教育》,《语文建设通讯》50期,香港。日本歧阜。

潘礼美:1995,《海峡两岸审音比较》,《语文建设通讯》47期,香港。

史有为:1992,《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世界汉语教学》,92年4期,北京。

史有为:1993,《从日本看汉字和汉文》,《华文世界》68期,93.6;台北。

史有为:1993,《汉文建设和汉字建设》,《语文建设通讯》39期,香港。

史有为:1994,《汉语建设试议及其他》,《语文建设通讯》43期,香港。

史有为:1995,《语文对接论纲》上下,《语文建设通讯》48/49期,香港。

汉语汉字范文4

在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无疑是表达概念的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索绪尔在谈到语言与其所表达概念之间的联系时曾用“能指”与“所指”来区别“音响形象”与这种“音响形象”所表示的“概念”[②]。事物的“概念”是事物在人类大脑中的反映,而“音响形象”则是人类表达这种概念的一种语言符号方式,即一种“能指”。

当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器官接收信号,然后再通过发音器官传达信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也可以通过视觉器官接受信号,然后再通过手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画动作来传达信号。初民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使用听觉器官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发出的声音记忆下来,而且他的视觉器官同样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印刻在大脑皮层上,在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时,他可以用声音来表达,也可以用身体的各种动作主要是手势来表达。例如他要表达一个果实的概念,他可以发出果实被他抛掷时发出的“gululu”(后来成为“果裸”一词的来源)滚动声,也可以用手比划一下果实的圆形。因此,与“音响形象”一样,用手比划一个圆形也是一种“能指”。如果说前一种“能指”根源于人类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那么,后一种“能指”则根源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手,我们将前者姑称之为“听说器官”,后者姑称之为“视写器官”,当然这里的“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指写在纸上的,刻划在石头或陶器上的符号,也指诉诸视觉的空间动作。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lu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lu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lu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lu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lu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1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汉语汉字范文5

如今,学习汉语的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自己的国家通过当地教师或外籍教师授课的方式学习汉语,另一种是来到中国这个目的语环境中学习汉语。今天,我主要想讲的是,在针对第一种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怎样处理口语和汉字的关系。

第一种学生,即在海外学习汉语的学生,相对于第二种学生来说既有优势又有不足。优点是:1.其学习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母语授课。2.学生间没有文化差异,便于课后交流。3.教师授课方式本地化,符合学生的学习和思维习惯。缺点是:1.身处非目的语环境,汉语在日常生活中用处不多。2.教授汉语的外籍教师如果发音不准或水平不高,很容易影响到学生的学习。3.由于没有接触过中国的环境,因此在学习中如果遇到有文化差异的地方,很容易造成理解困难。

鉴于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在海外的汉语教学应该如何处理口语和汉字的关系。

第一种:口语汉字同时教

这种方法是最基础的教学方法,现在大部分教师和教材都采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符合大部分人的认知习惯,也是中国人小时候学习汉语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汉字文化圈的学生的学习。因为身处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在汉字学习时,会受到母语正迁移的影响,脑中已经形成了对于汉字的认识,接受起来更容易。例如日本学生一般会对学习汉字有很浓厚的兴趣,因为日语和汉语形态相近,很多汉字一看就懂。

这种教学方法的优点是:方法传统,体系成熟,有很多资料可以借鉴。现在国内大部分教科书的编排顺序都是口语和汉字同时进行,而且很多教学法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种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因此,一个没有什么教学经验的新老师可以采用这种教学方式,比较保险不会出错,同时也能借鉴很多前辈的经验。

这种教学方法的缺点是:汉字字形复杂,与读音联系不大,会加重初学汉语的学习者的负担。口语和汉字同时教符合中国人的习得规律,但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却不一定会收到良好效果。因为外国学生大多从小学习拼音文字,脑中完全没有建立字形和字义的联系。如果学生学习初期就接触汉字,可能会产生畏难心理,丧失学习信心。

第二种:口语汉字先后教

这种教学方法称为“口语先行法”,是最近才被提出的理念。曾经有外国教师以这种教学方法做实验,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这种“口语先行、集中识字”的方法教出来的学生大多口语表达能力很强,发音准确,但在汉字书写方面有所欠缺。这种方法适合对汉语有口语需求的学习者和短期速成学习者。

这种教学方法的优点是:符合外国人对中文的认知习惯,由口语开始,由易及难,循序渐进。汉语拼音同拼音文字相似,都是以字母表音进而表意,这与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脑中已有的语言认知模型结构相似,因此,外国学生很容易接受汉语拼音。在学习初期,仅用拼音学习口语,外国学生就会进步飞速。

这种教学方法的缺点是:一音多义会有歧义,学习了一定程度的口语后,学生会对汉字有抵触心理,不利于更高程度的汉语学习。中文里同音字很多,汉语拼音数量有限,如果完全以拼音代替汉字,必然会引起很多理解上的困惑。另外,留学生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口语后会对拼音产生一定依赖,在口语交际方面能取得一些成绩。而汉字的学习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收效缓慢,这时再让他们学习汉字,可能很多外国学生会觉得汉字并不重要,只要口语好就行了,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放在自己擅长的口语方面,忽视汉字的学习。

第三种:口语汉字应该同时教,但是着重口语,限制汉字

这种教学方法更适合准备长期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在学习初期,外国学生学习汉字的重点应该在听、说、读上面,而写汉字可以借助各种其他机械,如电脑、打字机等。在经过长时间的汉语学习和阅读后,大部分学生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对汉字形态的认知,当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汉语汉字范文6

关键词:汉字构件;词类;构词法;语法关系

中图分类号:H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97—03

语素是汉语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句子中最小的语法单位,故从语法研究的角度讲,不需要对语素内部进行切分。但不少语素对应的汉字是合体字,这些汉字“是有意义的语素”①,是记词的。它们又由若干构件组成,其中的成字构件本身具有独立的形、音、义,能和其他构件若干次组合,跟语素有大致相同的性质,所以有的学者把汉字构件称为“字素”②,完全不同于拼音文字中那些仅表音而不表意的字母。因此,要细化汉语语法研究,要深刻解释汉字与汉语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就应当从语法的角度重新审视汉字构件之间以及构件与所构汉字之间的逻辑关系,探寻汉字构件对语法信息的表达。

关于汉字构件对语法信息的表达,已有学者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发现义符“有一定的词类标记功能”③,但对哪些义符易于和所构形声字词性一致,哪些义符不易和所构形声字词性一致,义符与形声字词性之间各有哪些复杂联系,则探讨不够。对于合体字构件之间的组合关系,学者多以会意字为研究对象④,而对形声字鲜有涉及。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如果缺少对形声字构件之间组合关系的探索,那么人们对汉字构件关系的认识将既不全面也不深刻。本文主要以形声字构件(因隶变、简化或者讹变而理据尽失的字除外)为考察对象,结合会意字相关研究成果,探索构件之间以及构件与汉字之间的语法关联。

一、不同义符对确定词类的影响

形声结构中具有表意功能而不表音的构件,我们称为义符。义符不仅在意义上与所构汉字关系密切,而且在词性上也存在若干联系。李国英先生把《说文》中高于平均构字频度0.26%的义符称为高频义符,并得出72个高频义符⑤。我们将这72个高频义符归类,得出名词性义符64个,动词性义符7个,形容词性义符1个。我们对这72个义符所构成的形声字的词性作了粗略的统计,结果发现,不同词性的义符对形声字词性的影响有不同的趋势。

动词性义符和形容词性义符对形声字词性的影响相对简单。动词性义符“言”、“辵”、“走”、“攴”、“欠”、“見”构成的汉字主要表现为动词。如动词性义符“走”,在所构成的84个形声字中,动词性形声字43个,占总数的51.19%,形容词性形声字37个,占总数的44.05%,名词性形声字仅4个。也就是说,在义符“走”构成的形声字中,谓词性(即动词和形容词)形声字占总数的95.24%。形容词义符“黑”构成的汉字主要表现为形容词。在由“黑”构成的形声字中,形容词性形声字27个,加上动词性形声字3个,共计30个,占总数36个形声字的83.33%。可见,表示行为和性状的义符所构成的形声字多是谓词性的。

名词性义符构成的形声字词性较复杂,名、动、形各占一定比例。名词性义符所构形声字的词性之所以复杂,主要原因在于名词性义符多是表示人或物体的指称字,如指称人及人体的“人”、“女”、“齿”、“足”、“手”等,指称草木动物的“艸”、“木”、“竹”、“犬”、“马”等。这些人或物体的命名是概括抽象的结果,但回到认知社会和语言交际中,人们认知和讨论的又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或物体,它们具备相应的性质、状态、特征、功能,会进行相应的动作,会和其他事物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为了表达这些具体的内容,古人使用相关义符去组配一定的声符,构成形声字。相对于单个义符来讲,义符和声符组配不仅可以增加构形的复杂性,提高汉字之间的区别度,提示汉字的音读,而且还可以起到使意义具体化的作用。声符所承载的意义,特别是语源义,通常是表达性状和行为的。我们通观《汉语同源字词丛考》中以126个声符系联的271个同源词条,发现所谓的语源义绝大多数是表示性状、行为的。表示性状的如“于声”的“大义”、“宛转义”,“少声”的“微小义”,“古”声的“干枯义”、“粗劣义”、“时久义”,“同声”的“空义”、“轻义”等。表示行为的如“甘声”的“衔含义”,“皮声”的“分解义”,“真声”的“填塞义”等⑥。名词性义符的指称义和声符表示性状、行为的语源义结合在一起,有助于实现义符在现实语言环境中所要表现的性状、特征、功能、行为等具体内容,并相应产生不同词性的形声字。

并不是所有的名词性义符构成的形声字词性都缺乏规律,有一些名词性义符在确定形声字词性方面还是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的,如“手”、“口”、“心”、“足”这些与人类日常行为关系密切的名词性义符,所构成的汉字多表现为动词。同样是人体器官的“肉”、“骨”,一则不是外露的器官,二则不是主动活动的器官,因此所构汉字以名词为主。而“页”虽是外露器官,但活动能力差,因此所构汉字多是名词,表示动作的较少。

二、汉字构件之间的语法关系

合体字构件之间的语法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联合

上一篇危机管理

下一篇三学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