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影视产业发展分析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影视产业发展分析范文1
[关键词] 服务经济 生产业 影响因素 回归分析
一、引言
正如配第-克拉克定律所阐释的“劳动人口由农业移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移向商业和服务业”(克拉克，1951)的发展规律，发达国家经济均呈现出服务型特征，即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比重和服务业就业比重均普遍提高。对此，西方学者大多将其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转型，如贝尔(1974)“后现代社会”和富克斯(1968)“服务经济”。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在经历工业化进程后，高度发达国家进入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新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大量实证研究亦表明:各国服务业产值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即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其服务业产出与就业比重亦相对较高，其经济和产业结构就呈现出高度化和现代化特征。如黄少军(2000)经过对相关国家服务业产值比重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后得出:从经济发展史来看，服务业比重是逐步提高的，而从截面数据来看，服务业比重提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综上，服务业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表现，亦是经济现代化必然的要求。据此，上海提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战略，而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的、具有中间投入品性质的生产业的发展应是该战略顺利实施的保障。故笔者特对上海市服务业和生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为制定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策略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经济理论史学者对服务业比重随GDP增长而增加做过尝试性解释，归纳起来主要原因如下：技术进步、分工深化、需求结构变化。如THij Ten Raa and Ronald Schettkat(2001)：持续上升的成本和恒久的需求是造成服务业比重上升的重要原因。Nanno Mulder(2002):因Engle定律作用，服务业已逐步替代初级产品与制造业而成为最重要的需求增长点，由此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化在经济演化过程中作用重大，并具体指出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可能因素为人均收入与收入分配、人口与劳动力参与度的变化、城市化、政府角色的扩张、服务业中间需求的变化等。黄维兵(2003)在综合分析和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市场发育是服务业增长的源泉、工业的快速增长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条件、社会需求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城市化则是服务业发展的助推器，并进一步指出影响一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服务业的输出状况。其中，人均GDP不仅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更代表需求水平，且更高的人均GDP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亦表明更高的市场发育程度；而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服务业输出等三项因素亦与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程度及其带来的需求水平提高密切相关。总之，人均GDP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状况进行研究的文献亦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针对某省份服务业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如何金耿(1999)建立江苏省第三产业比重与人均GDP的指数增长模型，并确认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均收入水平、分工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政府的作用，但其忽略了服务业各分行业间由于存在显著差异而导致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亦存在差异的现实；陈宝敏、张蕴如(2001)对南京服务业发展的总体状况、内部结构等进行分析，并分别对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构造出不同的与GDP关系的回归方程，但其忽略了影响服务业和分行业发展的除经济发展水平以外的其他因素;魏作磊(2003)则专门计算广东省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并将其结果与美国服务业内部就业增长弹性作粗略比较，最后确认居民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卫生、体育等行业应作为广东省重点发展的行业，但该分析忽视了影响服务业和分行业发展的除劳动力以外的其他因素。
综上研究，均存在全面性缺乏的局限和不足，故本文特使用1978年～2005年上海生产业数据，对其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分解，以为上海制订和实施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政策措施提供较为科学、全面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三、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理论综述表明，影响一国/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因素很多，但从一般的经济理论出发，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笔者在模型选用如下变量：
1.因变量
分别采用各生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来表示其发展水平，用Rv表示。
2.自变量
(1)人均GDP。根据服务经济理论，收入水平标志着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产值比重会逐步提高，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在1980年后的“去工业化”进程亦证明此趋势是一个必然规律。故考察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必然要考虑人均收入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处用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元)来表示。预期此变量应该对各服务业分行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因人均收入分布很不均匀，故为降低其分布的范围，同时亦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笔者特对该指标取自然对数。
(2)城市化率(Urban)。城市化是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过程，其水平高低是衡量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且服务业亦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因此一国城市化进程应该对服务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城市化则根据劳动力的分布情况来确定，即城市化率=城市劳动人口/全部劳动人口。
(3) 分工程度(DIS)。随着工业企业规模扩大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内部的服务项目不断分离出来，通过企业内部分工或外包等演化为专门的产业形态，即工业企业将以前由内部提供的生产活动(如研发、设计、内部运输、培训、采购、融投资等)进行垂直分解，实施外部化，进而推动服务业发展；且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还导致服务的较高质量和/或较低平均成本，进而导致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和生产增加。笔者采用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比重测量分工程度――该指标越小，表示社会分工越深化，则服务业/GDP比重越大。
(4)考虑到各分行业发展的独特影响因素，笔者特在构建服务业各分行业发展影响因素时，加入对各行业发展可能存在影响的因素：①交通运输业：铁路通车里程(TR)、公路通车里程(R)；②批发零售餐饮业：消费率(CR)――以投资率(IN)表示(消费率=1-投资率);③金融保险业：投资率。
3.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所确定的变量，特构建如下模型：
(1)交通运输业模型：Rv=β0+β1LnGDPp+β2Urban+β3DIS+β4TR+β5R+ε
(2)批发零售餐饮业：Rv=β0+β1LnGDPp+β2Urban+β3DIS+β4CR+ε
(3)金融保险业：Rv=β0+β1LnGDPp+β2Urban+β3DIS+β4IN+ε
为避免样本期间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所有与产值相关的变量均利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汇率换算成美元进行计算。
四、上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对于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上海，在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生产行服务业的发展，以充分发挥服务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此笔者特对方程式(1)(2)(3)进行回归，(表1、表2、表3)。
表1 交通运输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检测值，*和**分别表示通过5%和1%显著水平检验，下同。省去的回归系数是因为其未通过t检测，所以将其省略，下同。
表2 批发零售餐饮业发展因素分析
表3 金融保险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表1-3计量分析结果，将服务业主要分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按照作用方向和力度大小进行排序（表4），以为制订相应政策提供借鉴。
表4：服务业分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排序
注：虽表3显示，城市化率对金融保险业发展具有较强作用，但却是反向作用，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金融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阻碍(β2=-0.444)，故将其利在影响因素之末。
五、结论及建议
综观上海主要生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大致可得出以下结论，并针对相关结论提出促进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以实现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现代化。
1.经济发展水平对上海生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动力，故需采取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2.与理论分析相反，城市化水平对交通运输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几无任何影响，甚至对金融保险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独特性质：中国由于受政治形势、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轻生活、重生产”等思想的影响及人口与资源特征的限制，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导向战略使得城市人口扩张力弱。在短缺资金对过剩劳动力形成替代和高积累率条件下，自然削弱轻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导致劳动就业机会和城市建设未能随工业发展同步拓宽，从而导致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促进作用薄弱的现状。故要想发挥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必须转换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城市化机制，把市场经济规律引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用价值规律调节城镇的集散程度，改变福利型城市机制，建立市场型城市机制，如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商业化”、“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以扩大城市服务消费群体。
3.社会化分工程度对三大生产业发展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须注意，经济专业化分工水平低的现状已经成为制约上海、特别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经济专业化分工水平低，主要表现就是服务外包水平低。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鼓励服务外包业务的开展，特别是具有中间投入品性质的生产业的外包，以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
4.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交通运输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公路建设程度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故须注重市政交通的建设，特别是运用货物集散运输、市内公共交通和客运的公路建设。
5.消费率提高对批零餐饮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故须采用扩大内需的政策。同国际大城市相比较，上海最终消费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约15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消费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及相同发展水平城市基本相当，而居民消费比重明显偏低。故须加强服务领域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布局和机构，特别要注意农村技术设施的覆盖面，促进农民增加服务消费；改善服务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提倡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营造有利于扩大服务消费的社会氛围。
影视产业发展分析范文2
关键词 产业集群 AHP层次分析法 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一、山西省产业集群的状况
山西是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相对集中，资源丰富，全省加快了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基本形成了以煤炭、电力、化工、冶金、机械、建材等为支柱的主导产业、工业门类齐全的工业发展体系，形成产业集群经济效应。近年来，山西紧紧围绕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努力促进资源整合和集约发展，规划建设形成了一批各 具特色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的建设，对改善我省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促进产业集群平稳发展，就必须对全省的产业集群发展情况进行调研，以太原市为例，太原市初步形成了六个产业集群技术联盟，分别是：不锈钢产业集群技术联盟、三益电子科技专业科技园、钕铁硼产业集群技术联盟、重型机械产业集群技术联盟、医药产业集群技术联盟、新型墙体材料产业集群技术联盟。太原经过产业集群技术联盟，不但使优势产业日趋壮大，同时也整合了科技资源，降低了研发成本，使产品提档升级，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层次分析法和产业集群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产业集群各级指标的评价项目的指标权重是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分别确定。层次分析法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T・L・Saaty创立的一种系统分析与综合评价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政策评价和工业外贸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果。
第一、集成密度指标反映的是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度。集成密度是产业集群最重要的外部特征，该指标也是反映产业集群象参量的主要指标。第二，发展规模指标反映产业集群发展的规模大小以及经济总量大小，也是产业集群重要的外部特征。第三，服务体系指标反映产业集群内配套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这也是产业集群重要的外部特征。第四，基础设施指标反映产业集群及其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这也是产业集群重要的外部特征。包括道路、环境保护、水、电、汽、邮、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五，经济效益指标反映产业集群的盈利能力，是集群最重要的内在性质。体现金市场的健康发展。集群对更多的产品生产企业和相关服务企业，以及各种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第六，品牌形象指标反映产业集群的品牌形象。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是产业集群社会形象的表现形式。第七，科技水平指标反映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体现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第八，管理能力指标反映产业集群的内部管理水平。主要体现在产业集群的规则建设和文化建设以及集群引导能力。
2、指标权数的确定和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如下：
（1）一致性检验 得到
（2）一致性指标公式得到CI=0.13855
则比值小于0.1就通过一致性检验；
计算各层指标的组合权向量并做组合一致性检验；
数据标准化：均值法，标准茶法，最大值法等；
线性加权求和得出产业集群的综合评价得分，公式如下：
三、山西省产业集群综合评价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所建立的产业集群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山西省现有产业集群进行了数据采集。选取的产业集群主要是以山西的工业尤其是煤焦为主导的产业，参考其近几年内的相关数据。我们按年份收集这一大产业集群的集成密度、发展规模、经济效益及科技水平等方面的硬指标数据；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品牌形象及管理能力等方面的软指标。原始数据通过公式的无量纲化处理。最后利用公式线性加权求和，得出各个产业集群的综合评价得分曲线。由公式方法计算，得到山西煤焦化工集群综合评价如下：
2006年综合评价A=0.13444；2007年综合评价A=0.14223；2008年综合评价A=0.15666；2009年综合评价A=0.17337；2010年综合评价A=0.21639.
四、结论
从上述的层次分析产业集群综合评价指标来看，山西省的煤焦化工产业集群呈现较好的发展模式，整合后的山西煤炭工业，产业水平和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
由此可见，山西省工业中煤炭行业的产业集群效应取得了初步成效，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得到了充分验证，具有了初步产业集群规模，拉动了山西工业的发展，对山西GDP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同时说明了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繁荣的重大推动力，产业集群优势已经成为这些省份经济优势的重要标志。
（作者：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王缉慈.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科学出版社，2010.
[2]海峰，李必强，冯艳飞.集成论的基本范畴.中国软科学，2001.
[3]吴秋明.集成管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4]马建会.产业集群成长机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吴晓军.产业集群与工业园区建设.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6]周碧华，吴秋明，兰崇嵩.产业集群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管理科学文摘.
影视产业发展分析范文3
【关键词 】文化产业，经济增长
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应正日益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金相郁、武鹏 （2009）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2005年中国各省级区域的文化资本存量水平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了文化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正面影响的观点。王林、顾江等（2009）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使用1992年-2006年长三角地区1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即使在当前准入门槛较高、允许社会资金进入的领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文化产业的发展依然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正是基于文化产业日益重要的影响，本文将进一步研究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以及影响程度。
一、指标的选取
在经济增长指标的选取上，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来描述我国经济增长，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在大多数研究中，均将用GDP的变化来描述经济增长。
在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相关指标的选取上，首先，选取文化事业机构数来代表我国文化产业基础设施的状况，也反映了我国文化事业的普及程度，一般说来文化事业机构越多，基础设施越完备，普及程度越广；其次，选取文化产业事业费用总支出来代表我国文化产业经济的状况，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文化产业市场的发展情况；最后，选取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数这个指标，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可供国家和社会利用的文化资源储备大小。
综上，我国经济水平发展所采用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Y），文化产业发展水平采用的指标是：文化事业机构（X1）、文化事业费用总支出（X2）、国家综合档案馆藏档案数（X3）。其中，Y与X3的数据是来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X1和X2的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二、单位根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ADF与KPSS进行单位根的检验。ADF检验中，当P值小于所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则拒绝原假设，即所检验的变量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 KPSS检验中，当t统计量值小于显著性水平α下的临界值时，则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所检验的变量为平稳序列。对变量的原数据与一阶差分数据均是非平稳的， X1和X3二阶差分后的ADF检验的P值分别为0.0554、0.0036均小于0. 1，所以拒绝原假设；Y和X2的二阶差分后的KPSS检验中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0.0967、0.0777均小于α=0. 1下的t值0.1190，不能拒绝原假设。
因而，在显著性水平α为10%的条件下， Y、X1、X2和X3均是二阶单整的，可进一步做变量间的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中的最大特征值检验（Maximum Eigenvalue Test）来确定变量间协整方程的个数以及存在协整时变量间的线性组合形式，检验的结果如下：
在协整方程的个数为1时，P值大于0.05，这意味着变量Y 、X1 、X2、 X3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方程。此外，协整方程中Y、X1、X2、X3的系数均不为零，且Y可以表示为其他变量的线性组合，因此协整方程的形式为：
对其进行回归，最终的协整方程为：
四、总结
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我国的文化事业机构数、文化事业费用总支出、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数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本文的协整方程系数表明： ① 我国的文化事业机构数对GDP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的文化事业机构数每增加1个，平均来说，将导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1.79亿元；② 在文化产业市场方面，文化产业市场的发展程度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系数为0.035；③ 在文化资源储备方面，我国的文化资储备量大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数每增加1万件，平均来说，可以使得GDP增长8.98亿元。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文化产业可以通过文化事业基础设施、文化产业市场发展水平与文化资源储备等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驱动作用。
参考文献：
影视产业发展分析范文4
［关键词］棉花产业化；经营现状；发展措施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19-0075-02
1 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现状
1.1 棉花产业化经营的情况
由于受到经济计划条件的影响,我国的棉花产业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但我国却早已经对棉花市场具有一定的需求,现今,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过去的棉花的收购价格主要是由市场的形式来决定,但是,随着棉花市场的开放,在市场经济和国家政策指导下,我国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显然已经成为了市场化经营的最佳方式,将棉花的种植生产、加工、经营以及消费衔接成为一个整体。近几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将生产、流通、纺织加工和销售为一体化的领头棉花企业,为真正实现棉花产业化经营管理的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2 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阻碍
当今,我国实施的棉花产业体制及其基本政策的目的在于稳定棉价,以保证在棉花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集中资源的分配,保障人民的生活。尽管这一体制有所成效,但是它只是适应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中仍然存在很多弊端,在我国向当今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很多因素都有可能成为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障碍。首先,棉花资源的分配仍然延续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很难适应整个市场环境,是棉花产业化的产业链发生偏差,并且在利益分配、价格管理、政府调控、企业经营等多方面受到来自产业链两头的制约,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很难使棉花产业化经营得到协调稳定的发展。其次,目前,由于我国棉花产业的管理涉及政府多个部门和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棉花的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等产业环节和领域过于分离,间接性地加大了棉花产业管理的费用和成本,同时也使得我国很难形成有效的宏观调控和统一有序的棉花产业化经营市场。接着,由于现在棉花产业的经营模式仍然要通过行政授权,棉农只能进行种植和生产,无法参与棉花的加工流通领域,增加了棉花的流通环节,这使得棉农丧失了棉花生产销售的主体地位,降低了他们劳动的经济效益,进而使农民丧失种植棉花的积极性,而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措施。再次,棉花小规模的生产经营主体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满足不了棉花产业化经营的需求。现今,大多数棉花生产的主体还是很分散的小规模个体,直接导致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很难实现棉花产业化经营。最后,实现棉花的产业化经营也能促进棉纺织企业的发展和棉花产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在我国类似这样的领先企业较少,不能够积极地带动棉花产业的发展,同时对棉花以及相关产品的深度开发的水平还比较低,阻碍了棉花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进程。
2 棉花产业化经营的优势的分析
2.1 棉花产业化经营的必要性
通过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来调整棉花产业的生产布局和结构,来满足市场需求并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并形成地方化和专业化种植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以此来促进棉花产业的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棉花的产业化经营也有利于增加科技因素,当今激烈的竞争市场,对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有强烈的需求,所以说提高科技水平的开发和运用是很必要的。同时,领头企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带动棉花企业的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的一体化的经营方式,实现整体上的产业增值,并进行利润的及时返还,这些都有利于增加棉农的收入,降低农民的市场风险,有效地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这样也可以扩大棉花产业的规模,降低生产加工和流通的成本,提高棉花产品在整个市场中的竞争力。
2.2 棉花产业化经营的优势
在我国开展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有很多优势,第一,国家很注重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在政策和经济上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国家也对此成立专门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领导小组,对产业化的发展进行组织领导。第二,国内进行了棉花体制的改革,为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提供了比较宽松的行业内部环境,扩展了棉花的流通渠道,也为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提供了可能。第三,“七五”以来,国家和地方联合投资了大量资金在主产棉省的棉花生产基地的建设上,建设目标在于良好的种育体系,为棉花的种植提供了生产基地和齐全的设备,这些都为棉花的产业化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部分基地的棉加工厂在棉花的销售经营方面与科研单位进行了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相关制度和产业的一体化经营进行了探索,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3 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措施
棉花产业在受到企业管理体制和法规政策的影响下,也涉及科学研究、生产、加工、纺织、经营以及销售等各个方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加快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措施。
3.1 将现有的棉花产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由于我国的棉花产业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棉花产业的一体化经营,增加了棉花产业管理的费用和成本,同时也不利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棉花产业化经营的形成,由此可见,应从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总体角度出发,改变我国现有的棉花产业管理体制。首先,对现有的相关政府的管理部门进行一定调整,制定统一协调的棉花产业化经营政策,真正地实现统一的一体化管理,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和支持政策,来促进棉花产业化经营。其次,可以通过改变政府管理的相关职能,调节棉花的总储备量和进出口量,来建立棉花产业风险的保障机制,同时,对棉花的生产和流通进行间接性的调控,发挥市场机制在棉花的价格的形成和资源分配中所起到的作用,为棉花产业化经营营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
3.2 加大棉花产业管理体制中的科技创新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纺织行业对棉花的品质要求也随之增高,但是,我国在棉花的质量上面却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棉花的长度类型比较单一,高档棉花的比强度也比较低,满足不了纺高支纱的需求,并且各生态区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各不相同。同时,我国种植的棉花的成本也相对较高,但经济效益却相对偏低,这直接导致了我国棉花价格的升高,从而,在国际棉花市场上失去了一定的竞争能力。通过加大棉花产业管理体制中的科技创新,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通过对棉花品种的技术创新,培育高产量、优质、抗逆等在多方面具有先进性的棉花新品种。其次,对专用棉的新品种进行培育和与开发,如生产有机棉,这将会很大的促进我国的棉花产业及纺织工业的发展,具有较好的产业化发展前景。最后,充分利用棉花副产品的技术研究,对棉花的副产品进行深度的开发,这样才能实现棉花的产业化经营。
3.3 推进棉农的合作组织
建立并推进棉农的合作组织是整个国际棉花产业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对棉农的合作组织进行广泛的推广与实施更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由于市场对棉花的需求,棉农必须进入市场,加上我国棉花的生产过于分散,生产风险也很大,由此可见,建立一个代表棉农利益的新型棉花经济市场,也就是棉农的合作组合,这样不但能够解决棉农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有助于建立一种新型的分担以及回避风险的机制,进而从根本上保护棉农的切身利益。其次,要实现棉花生产的集约化、区域化、规模化以及专业化,必须要培育棉农的合作组织,它可以在组织内部逐步实现集约化生产和适度规模经营,实现棉花生产的更大规模的专业化,从而获得更具规模的经济效益。因此,培育新的市场主体,将棉农合作组织进行广泛的建立和推广,是棉花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建设要求。
3.4 建立统一而有序的棉花市场
为了实现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在国家的政策和宏观调控下,应该注重培育建立起既符合于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经济市场相接轨的棉花市场体系。随着棉花产业化经营的逐步放开,在所有具备条件的产区或销售区域,以棉花产业化经营机构的现有设施为基础,建立棉花批发市场,使已经得到国家资格认可的棉花企业和大型的棉农合作组织进行入场交易,实现产销的直接见面,批发市场上价格不受任何限制,公平竞争,可以在现有的批发市场的基础上,新建或依据其他交易所,开展棉花期货交易业务,进而与国际棉花的市场进行接轨,由此可见,建立统一而有序的棉花市场可以为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提供必备的交易场所。
3.5 加强领头棉花企业的发展
在农产业中,棉花产业是属于一种比较弱质的产业,尽管社会的收益很大,但是自身的经济效益却很偏低,这就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必要的扶持,通过国家对棉花产业的投资和政策上的宏观调控来扶持棉花产业上的领头企业,让这些领头的大企业来带动的棉花产业化的经营,这也是加快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进程的一条最根本也是最经济有效的途径。通过领头的棉花企业的雄厚基础条件和强带动力,来开阔市场,引导棉花的生产和深度加工。领头企业与当地的棉农合作组织进行结合,通过融资,发展成具有多层次的组织结构,形成较大规模的一体化产业集团,以此来带动整个棉花产业的发展,加快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进程。
影视产业发展分析范文5
饶亮，（1981.3-），男，重庆人，讲师，研究方向：营销管理、汽车营销管理。
摘要：本文以重庆市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市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和市级骨干高职院校为例，从其专业设置现状出发，结合直辖以来产业结构以及未来产业规划，分析和研究其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产业；适应性
高职教育是最直接连接产业的一种教育类型之一，作为服务区域经济主战场之一，应为重庆发展提供高端技能型人才支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指出：“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从2006年起，教育部和财政部先后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自2008年以来，重庆市也分别启动了市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和市级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截止至2012年12月，国家示范性和骨干高职院校、重庆市示范性和骨干高职院校共12所，约占全市高职院校的32.4%。不管是示范性高职院校还是骨干高职院校，都应是发展的模范、改革的模范和管理的模范，其专业设置更应针对地方经济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因此，本文以重庆市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市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和市级骨干高职院校为例，分析和研究其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发展的适应性。
一、专业设置现状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这12所主要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分布在17个大类，57个二级类，共开设204个专业，其中目录外专业29个。
（一）专业覆盖面
1.大类分布
据调查，这12所学校开设的专业覆盖了17个大类，其中公安大类、法律大类无专业分布；开设了财经大类的学校最多，有11所；开设了制造大类、电子信息大类和旅游大类专业的学校也较多，均有10所；土建大类、艺术设计传媒大类、轻纺食品大类、交通运输大类、生化与药品大类和文化教育大类等6个大类，开设的学校均在5所以上；开设了水利大类专业的学校仅1所；其余有专业布点的大类，开设的学校数量均较少，有2至3所。
2.二级类分布
从二级类来看，57个开设有专业的二级类，有13个二级类被一半以上学校的专业设置所覆盖。其中，专业覆盖最多的是市场营销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和旅游管理类，均有10所学校；其次为自动化类、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类、艺术设计类、财政金融类和建筑设计类，有7-9所学校开设；开设学校超过一半的二级类，还有工程管理类、机械设计制造类和汽车类；有5个二级类被5所学校的专业所覆盖，有5个二级类被4所学校的专业所覆盖，3个二级类被3所学校的专业设置所覆盖，12个二级类被2所学校的专业设置所覆盖，19个二级类均只有1所学校开设。
（二）专业布点数
1.目录内专业
本文调查的12所学校，专业布点数共为407个。其中，有11个专业有一半以上的学校开设，其中，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会计电算化、计算机应用技术和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布点数最多；有118个专业的布点数仅有1个，40个专业的布点数为2个，14个专业的布点数为3个，12个专业的布点数为4个。
2.目录外专业
本文所调查的12所学校，开设的29个目录外专业，涉及11个大类，其中制造大类覆盖的最多，有9个专业，其次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大类、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以及材料与能源大类。
二、产业结构演变与发展
（一）直辖以来经济发展的概况
重庆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也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直辖以来，重庆经济实力不断增强，GDP从1997年的1509.7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10011.37亿元，翻了6倍多；2011年人均GDP达到了34500元，是1997年的6.5倍。1997年至2011年的15年间，三次产业的产值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第一产业产值波动较为明显，但总体呈增长趋势；第二产业产值增长较快，增长了8倍多；第三产业产值也呈逐步增长的态势，仅次于第二产业产值增长。
（二）直辖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动
重庆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调整。直辖之初，三次产业构成为20.3：43.1：36.6，2011年为8.4：55.4：36.2。1997-2011年，第一产业GDP比重下降了11.9%，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了12.3%，第三产业比重下降了0.4%。从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虽然继续保持了“二、三、一”结构，但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其中，1998、2006、2007、2010年是产业结构变化较大的年份，据此可把直辖以来，重庆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分为几个阶段。1997年，第一产业GDP所占比重超过了20%，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1998-2006年，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出现先减少后增加的态势，第三产业GDP所占比重总体上在增加，大部分在40%以上，工业和服务业逐步成为经济主导；2007年以后，第二产业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其GDP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超过了50%，第一产业GDP所占比重持续减少，2011年相比1997年下降了约59%，而第三产业GDP所占比重有一定回落，跌到40%以下，表明工业化趋势显著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后劲仍显不足。
（三）“十二五”期间产业发展定位
直辖后，重庆市逐步形成了以机械、摩托车、汽车、冶金、电子、仪表、化工、食品行业为支柱行业的工业布局。根据《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首先，重庆将以建设国家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为目标，加快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要支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通信设备、高性能集成电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环保装备、风电装备及系统、
光源设备、新材料、仪器仪表、生物医药10大重点产业集群，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重庆产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推动工业内涵式发展。其次，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相结合，重点推进汽车摩托车产业、装备制造产业、化工产业、材料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大做强，实现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发展。第三，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通过创新发展金融业，建成内陆地区金融高地；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西部地区国际物流中心；加快旅游业转型升级，建设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发展新型消费业态，建设西部地区消费中心；建设西部地区会展之都，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互动，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积极发展专业服务业和中介服务业，大力发展高端生产业，从而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发展。
三、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的适应性
（一）与产业发展需要的适应性
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整和设置专业。目前，重庆主要高职院校的专业覆盖面较广，专业大类涵盖了全国高职专科专业大类的89.47%。从二级类开设情况来看，涵盖了全国高职专科二级类的73.08%，只有13个二级类的开办率较高，在50%以上，其余44个二级类的开办率低于50%。本文调查的12所学校，开设了175个目录内专业，其中有11个专业的开办率在50%以上，其余164个专业的开办率在50%以下，并且164个专业中有71.95%的专业布点数仅为1个。由此可见，从这些学校的专业设置结构来看，专业的多样化符合产业发展不断细化的趋势，能够满足地方产业发展对多样性人才的需求。
（二）与产业结构变动的适应性
本文所调查学校设置的专业，从总体结构看较为平衡。从专业大类开设情况来看，17个专业大类仅有公安大类和法律大类无专业分布，表明为第一、二、三产业服务的专业大类均有开设。统计结果表明，开设专业最多的10个大类，除了制造大类、土建大类和部分电子信息类专业属于第二产业专业外，其余财经大类等8个大类专业均属于第三产业，说明重庆市高职高专院校专业设置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上。从专业布点情况来看，布点率超过50%的专业有11个，既有办学成本相对较低的管理、服务类专业，也有办学成本相对较高的生产、制造类专业，符合产业结构变动的需求。
（三）与产业发展规划的适应性
重庆将加快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要支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10大重点产业集群；改造提升汽车摩托车产业、装备制造产业、化工产业、材料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将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发展金融业、现代物流业、旅游业、会展业、高技术服务业等，与此相适应，制造大类、电子信息大类、材料与能源大类、生化与药品大类、财经大类、旅游大类等大类专业人才需求会较大，高职院校的专业发展应与之相匹配。当前，本文所调查的学校，从开设一级大类情况来看，财经大类、制造大类、电子信息大类和旅游大类专业开设较多，紧随其后的是土建大类、生化与药品大类，材料与能源大类开设学校较少。从专业开设率来看，超过10%的有财经大类、制造大类、电子信息大类和土建大类，分别为13.14%、10.86%、10.86%、 10.29%；介于5%至10%的有生化与药品大类、材料与能源大类，分别为5.71%、5.14%；最低的为旅游大类，仅1.14%。因此，从适应未来产业发展需要来看，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发展规划还不够。（作者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注：本文为2010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庆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就业需求的适应性研究》（10SKS10）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胡家秀.高职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适切性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8）：107-110
影视产业发展分析范文6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摘要］文章通过对山东省烟台、青岛、威海三地市的渔民进行调查问卷，分析了三地市渔业养殖的基本情况，并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影响因素。从Logit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渔业生产年限、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的比例、保费补贴水平、年龄、对保险了解程度、保险重要性、保障程度、赔付水平、对理赔定损服务满意度等因素与渔业保险需求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保费水平与渔业保险需求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的得出立足于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视角，对于构建完善的渔业保险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关键词 ］渔业养殖；渔业保险；影响因素；Logit模型
［基金项目］山东渔业产业体系和泰安市大学生科技创新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贾清茹（1990－），女，山东寿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保险理论与政策；通讯作者：陈盛伟（1971－），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农业保险与农业风险管理。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渔业大国，水产品产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水产品捕捞量约占世界的六分之一，水产养殖量约占世界的70％。自1978年实施“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政策以来，渔业产业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渔业产值在农业产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渔业的健康发展不仅对满足国民优质蛋白需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世界渔业产业的稳定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也至关重要。
但是，水产养殖对环境条件以及管理方面的要求都比较高，温度的升降、氧溶量的变化、污水废水的影响、饵料的质量以及洪水、海啸、异常海潮等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都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水产养殖保险标的多样性、差异性，防灾防损工作的难以施行造成的高风险性，保险责任的复杂性和难以鉴别性，以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事故的频发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存在，使得保险公司对开展水产养殖保险非常谨慎，水产养殖保险的开展被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以养为主”方针的深入落实，水产养殖保险逐渐引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同时，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各级政府的重视，推动了学术界对渔业保险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王朝华系统阐述了渔业产业以及渔业保险的风险，并详细介绍了渔业互保协会的制度诚意和必要性［1］；庹国柱论述了构建渔业保险巨灾风险机制的必要性，并从巨灾风险机制的制度、规模、原则、融资安排以及构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2］；龙文军、张成、王瑞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水产养殖保险的可行性、必要性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促进水产养殖保险发展的具体措施建议［3］；Mosehini＆Hennessy的研究发现农户对保险的需求受到农户的风险态度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风险爱好者倾向于自担风险，而风险厌恶者更喜欢通过购买保险分散风险［4］；MonteL．Vandevee通过log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农户学历水平、费率水平、保障程度、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家庭收入、风险管理办法等因素对农户的保险需求产生显著影响［5］；叶晓凌对影响浙江省渔业保险的因素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6］；徐小怡用二项logit模型分析了影响渔业保险需求的因素［7］。
纵观文献可知，各学者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重要性、必要性已经达成共识，也试图从各方面寻求促进水产养殖保险发展的策略。“需求催生供给”，水产养殖保险的供给应该以渔民的实际需求为基础，但是，基于渔民视角对水产养殖保险的实际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略显不足。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水产养殖的现状，从渔民的需求出发，利用山东省青岛、烟台、威海三市的200份调查问卷，从微观层面分析影响渔业保险需求的因素，旨在为建立完善的渔业保险体系，增强渔业保险的保障能力提高理论依据和借鉴意义。
二、问卷设计及组织实施
（一）问卷设计
为了了解山东省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影响因素，2015年初，我们对山东省威海、烟台、青岛3个重要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水产养殖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由5个部分，50个问题构成，采用封闭性和开放式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由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问卷的5个部分分别针对养殖户的个人信息、水产养殖生产情况、水产养殖风险情况、水产养殖保险市场需求情况以及水产养殖保险的市场运行情况展开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20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189份，样本有效率96．9％。为保证样本的有效性和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我们选择本校的学生干部组成调研小组，并事先对他们进行了相关知识培训和讲解；在调研过程中，学生首先对受访者进行问卷相关知识的讲解，让受访者了解水产养殖保险及其作用，增强对问卷的重视和配合，尽可能减少了问卷填写的随意性。
（二）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通过样本的基本信息可以看出，调查对象中，男性占了86％，年龄主要分布在40－6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多为初中和高中；84％的被调查对象从事渔业生产年限在5年以上。可以认为，被调查者能够较好的辨析调查问卷的基本内容，且他们渔业生产经验较为丰富，对渔业风险和渔业保险有较为充分的认识。
同时，86％的被调查者属于家庭养殖户，养殖方式中，海水养殖占到58％，其次为池塘养殖；大约一半的渔户固定成本投入在20万元以下，而78％渔民养殖收入占到家庭纯收入的一半以上。这一数据表明，大多数的被调查渔户以家庭个体养殖为主，水产养殖规模适中或偏小；同时，渔民家庭生活对水产养殖收入的依赖性较大，风险的发生可能会给渔户的生活带来较为严重的影响（如表1所示）。
三、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渔民对风险的认知情况
一般认为，渔民对风险的认知情况的差异性，会影响到对保险的购买以及险种的需求。从表2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渔民认为自然风险、病害以及污染是导致水产养殖损失的主要原因；同时，对于自然灾害和污染带来的灾害，渔民感到最力不从心，难以采取防灾减灾措施进行施救。在自然风险中，台风、赤潮对受访者造成最大的困扰，这与58％的被调查者采取海水养殖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水产养殖的对象生活在水中，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因此，水温的控制和水质的监控是渔民面临的最严重的技术风险。
风险的发生给渔民造成的损失程度存在差异，对渔民的生活的影响也相应的不同，渔民对风险感知程度和对保险的购买力也就不同。从表3可以看出，84％的被调查者遭受的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一半以下，说明风险的损失比并不是特别高；但是由于水产养殖的高成本收入却偏低，73％的被调查者在风险发生后基本可以或者难以维持生活，说明风险事故对渔民生活的影响较大。一般认为，风险给渔民造成的影响越大，对保险的需求越大，因此，从渔民对风险影响的认知情况看，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潜力强劲。
（二）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认知情况
风险因素的存在，促生了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潜在的需求，但是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认知情况是决定潜在需求能否转换为真实需求的内在动力。渔民对保险了解的越充分，对保险分散风险、保障成本的功能越认可，实际购买力就越强。从表4可以看出，46％的渔民对渔业保险了解甚少，36％的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了解相对充分；82％的渔户认可水产养殖保险的重要性。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得出，渔民对保险的了解程度并不是很高，这可能与水产养殖保险刚刚起步有关，但是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重要性具有较高的认识，这可能得益于最近几年社保宣传的强化，使得民众的保险意识普遍提高，进而提升了对水产养殖保险的认可。
表5进一步反映了渔民对保险的实际需求情况，被调查者对购买保险的主要目的比较理性，仅6％的渔民不清楚自己为何购买保险。同时，大多数渔民认为收入水平和生产风险因素对渔业保险的实际购买起到决定性作用；渔民在购买保险时，考虑因素依次是理赔速度、费率、保险条款与责任以及防灾减损技术。这为保险公司开展、完善水产养殖保险提供了指引，要提高勘察、定损的质量和理赔速度，通过合理的费率吸引投保对象积极投保；保险条款应当通俗易懂，并向投保对象解释清楚；要增强防灾减损技术，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力。
（三）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情况
渔民虽然对水产养殖保险有较大的需求，但是，对保险的支付能力却显得有点乏力（如表6所示）。70％的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年保费支出额在5000元以下，同时希望费率在6％以下，这与大农险费率在6％－7％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更与理论上渔业产业高风险对应的略高的保险费率要求存在偏差。同时，一半以上的渔民期望保费补贴比例在40％－60％区间，这与现行的保费补贴试点地区的20％－30％的补贴水平也存在差距。这一方面可能与渔民对“保险保成本”原则的理解不到位有关，另一方面，渔民的高风险、高损失，导致收入降低，购买力减弱，对保费、费率、补贴的要求相应的较敏感。
从渔民的投保途径来看，约一半的渔民倾向于“渔业主管部门或乡镇干部动员”，约四分之一的渔民喜欢“亲戚朋友同事推荐”。因此，渔业保险的推广应该集合各方力量，加大政府部门的参与，促进渔业保险向强、向大发展。
四、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基本假设与模型选择
本文研究认为影响渔民参与水产养殖保险的因素主要有渔民的基本情况、风险因素对渔民的影响、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认知情况、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反馈、政策环境因素五个方面。
养殖渔民对“是否购买水产养殖保险”这一问题有两种答案：“是”和“否”；对于这种机会概率问题或“0－1型”问题，在模型设定上，通常可选择逻辑生长曲线函数和正态分布函数两种形式，他们分别对应模型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但是Logit模型不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能够克服线性方程受统计假设约束的局限性，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出于实际情况考虑，本研究用Log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二）影响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因素变量
根据本文的基本假设，选取五类解释变量作为影响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因素，用于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对选取的变量赋值如表7所示。
（三）影响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
由于“是否购买水产养殖保险”Y是一个二元取值变量，我们选择Logit模型来描述其与影响因素的关系。为此，设第i个观测者选择Y＝1的次数比例为Pi，即Pi为第i个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概率；以选择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机会比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Z，令：
上式中β0为常数项，μi为随机误差项，C（1）、C（2）、C（3）、C（4）、C（5）、C（6）、C（7）、C（8）、C（9）、C（10）、C（11）、C（12）、C（13）、C（14）、C（15）为所求Logit方程的回归系数，z为第i被调查者选择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机会比的对数，Pi为第i个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概率。
（四）影响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因素的实证分析
影响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因素的理论模型与参数估计。本文以调查问卷数据作样本，利用Eviews7．2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首先将所以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得到模型1，其中性别（X2）、学历（X3）、对防灾减灾工作的满意度（X10）、对险种的满意度（X11）四个变量对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影响不显著，然后根据各变量的P值，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2，下文将围绕模型2进行回归解析（见表8）。
表8列出了该模型的回归系数、Z－统计量及Z－统计量的P值，可知回归方程如下：
1．从模型的整体检验程度来看，赤迟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值分别为0．244和0．382，似然比系数值为0．889，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这一问题88．9％可以由选定的11个解释变量解释；LR值为93．287，LR检验统计量的相伴概率是0．00，所以该模型整体高度显著。
2．从各变量的显著性程度看，五类解释变量中有11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渔业生产时间（X4）、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X5）、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的比例（X6）、保费补贴水平（X15）在1％水平下显著；对渔业保险了解程度（X7）、渔业保险重要性（X8）、保费水平（X12）、保障程度（X13）、赔付水平（X14）的检验值在5％水平下显著；年龄（X1）、对理赔定损服务满意度（X9）在10％水平下显著。
3．在11个变量中，保费补贴水平（X15）的系数大于2，说明保费补贴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影响非常大；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X5）、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的比例（X6）系数在1．5－2之间，说明这两个变量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影响比较大；保费水平的系数为负值，说明此因素值的增大，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产生反向的影响。
（五）影响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因素分析
1．渔民的基本情况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渔民的基本情况中包含五个因素，其中性别、学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渔业生产时间、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对渔业保险的需求产生正向影响。总体而言，渔民的基本情况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具有比较大的影响。
年龄与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有较为显著（10％）的正向影响，该变量的系数为0．392。年龄越大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丰富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能更好的把握渔业生产的规律，增强风险应对能力，因此会削弱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渔业风险的高损失性认识更为深刻，体质的下降、生活压力的增大促使他们对待风险的态度逐渐转为消极型，因此他们希望最大程度的分散风险，用相对少额的保费支出减小风险损失。因此，年龄对保险的需求产生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
从事渔业生产年限与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存在较为显著（10％）的正向影响；变量系数为1．410，影响程度较大。渔民从事渔业生产的时间越长，目睹、经历的渔业风险就越多，对灾害损失给家庭造成的影响感受也越深，越希望通过购买渔业保险来分散风险。
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与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存在显著（5％）的正相关性；变量的系数为1．903，影响程度非常大。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越高，渔户的家庭生活对渔业生产的依赖程度越大，风险事件造成的损失给渔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越严重，因此渔户希望通过购买保险进行风险分散的需求就越大。
2．风险因素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本次调查主要探讨了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的比例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损失占收入的比例越高，风险的破坏性越强，对渔民生活的危害性越强，渔民对保险的需求相应提升。因此，调查发现，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的比例与水产养殖保险需求呈现显著（5％）的正相关性，且变量系数1．946，对其影响程度也非常大。
3．渔民对渔业保险的认知情况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渔民对渔业保险的认知包含对渔业保险了解程度和渔业保险重要性两方面的认识，两个因素都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都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产生正向影响，说明这一类因素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比较大。
渔民对保险的原则、目标等方面了解的越清晰，会深化对保险重要性的认识，对保险分散风险、保成本的认可度会相应提升，因而会刺激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增加。
4．渔民对渔业保险的反馈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渔民对渔业保险的反馈包括对理赔定损服务、防灾减灾工作、险种的满意度，以及保费水平、保障程度、赔付水平六个因素。通过模型分析，渔民对防灾减灾工作、险种的满意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保费水平对保险的需求产生负向影响。
对理赔定损服务满意度与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呈现较强（10％）的正相关性，该变量的系数为0．058。渔民参与水产养殖保险目的就是在发生灾害损失后及时获得应有的赔偿，以维持正常的渔业生产和家庭生活。如果保险理赔定损过程有失公允或者赔偿不及时，则渔民的投保目标得不到满足，保险的信誉也会有所降低。渔民花费了资金进行投保，在风险发生后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保险公司周旋于理赔定损，各种摩擦的出现会降低渔民对保险分散风险的期望，降低投保热情。
保费水平与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呈现很强（5％）的相关性，且变量系数是－1．302，这说明渔业保险的保费对渔民参与相互制渔业保险具有反响影响，而且影响很大。因为保费水平越高，渔民的费用支出越大，造成生活压力加重，使得购买渔业保险的实际购买能力下降。2008年6月，《农业部关于下达2008年渔业互助保险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试点项目资金的通知》（农财发［2008］78号印发），首次启动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试点项目，对沿海七省重点渔区的渔民渔船参加渔民人身平安互保和渔船全损互保给予25％保费补贴，总补贴资金1000万元，共带动地方财政配套补贴8680万元。同年，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的业务规模首次突5亿元，完成了相当于过去9年的互保业绩，这充分显示了保费与渔民参与渔业保险的反向关系。
保障程度和赔付水平与水产养殖保险需求之间都呈现很强（5％）的相关性，变量的系数分别为1．215和1．314。这说明保障程度和赔付水平对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影响较大。一般而言，保障程度越高、赔付水平越高，在渔民受灾后更能充分的获得赔偿，从而减轻损失带来的影响、尽快恢复生产，因而渔民参与保险的意愿越强烈，保险需求越大。
5．政策环境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影响。本次调查中，政策环境因素包含保费补贴水平这一变量，从模型分析表面，政策环境因素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变量系数为2．261。因此保费补贴水平与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且系数大于2，对其影响程度在模型的11个变量中最大。
保费补贴一方面凸显了政府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重视，会刺激保险公司开展水产养殖保险项目，竞争的加剧会激励保险公司优化服务、增强竞争力，进而使水产养殖保险市场规范化，增强渔民的购买欲望；另一方面，保费补贴会直接减小渔民的费用支出，降低购买保险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压力，因而会使水产养殖保险的实际需求明显增加。从开办渔业保险的经验也可以看出保费补贴对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刺激作用：2008年，农业部开展保费补贴试点后渔业互保协会的保费激增，虽然中央仅有1000万元的补贴，但是带动了地方财政8680万元的补贴，减轻了渔民的保费负担，刺激了渔业保险市场的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对山东省水产养殖保险需求调查的实证分析表明，总体而言渔民对水产养殖保险的需求受年龄、渔业生产时间、养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风险损失占养殖收入的比例、对渔业保险了解程度、渔业保险重要性认识、对险种的满意度、保费水平、保障程度、赔付水平、保费补贴水平等11个因素的影响；其中保费水平对保险的需求产生反向影响，补贴水平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最为显著，影响程度也最高。
（二）启示
1．应该提高对渔业保险的补贴。科学实施保费补贴，减轻地方政府压力。保费补贴可以对渔民采取直接补贴的方式，并在投保时向其解释说明应缴保费、政府补贴、实缴保费等内容，以提高渔民对补贴的认识和投保积极性。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为避免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钓鱼问题”，施行“层层补贴＋倒补贴联动机制”，保障中央、省、市、县补贴按时全面到位。但是这样不仅延长了补贴资金的划拨周期，而且地方政府限于财政压力可能不愿扩大保险覆盖面。因此，渔业保险财政补贴可实行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补贴，并根据地区经济实力差异适当调整补贴比例，但中央财政补贴比例不应低于50％。
2．渔民的保险意识还有待于提高。由于我国渔民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偏低等因素造成渔民的保险意识差，渔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渔业主管部门或乡镇干部的职能优势，深入到渔业村镇开展水产养殖保险宣传工作；另一方面，要保障渔民对渔业保险的满意水平，利用渔民口耳相传的途径，增强渔民的投保意识。
3．要建立合理的保费机制，适当降低保费水平。对不同的养殖品种、风险状况不同的地区施行弹性保费制度。并且通过费率减免制度，提高渔户积极施行防灾救灾措施，降低道德风险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王朝华．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制度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保险，2013，（08）：16－22．
［2］庹国柱．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里程碑——论《农业保险条例》的特点与贡献［J］．中国保险，2013，（02）：12－18．
［3］张成，龙文军，王瑞民．我国水产养殖业保险发展特点、问题和建议［J］．中国渔业经济，2013，06：05－10．
［4］Mosehini＆Hennessy，TheUtilityAnalysisofChoiceInvolvingRisk［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9，56（8）：279－304．
［5］MonteL．Vandevee，SurveyofU．S．MultiplePerilCropInsuranceLiteratureSince［J］．ReviewofAgriculturalEconomics，2001．
［6］叶晓凌．农业保险产品开发及运作模式——以浙江渔业保险为例［J］．浙江金融，2012，（01）：4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