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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通识课教育的建设到今天已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在这十多年中，国人对通识课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查询中国期刊网、博士论文数据库以及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有关大学通识教育课的文章和硕士、博士论文共达600多篇，这说明大学中的通识教育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多有研究和讨论。综观这些论文，主要涉及五个方面:(1)介绍国外经验或对比国内外做法;(2)对通识教育课的历史、现状的概述和总结或对未来的展望;(3)通识教育课的课程设计和评价研究;(4)某门通识教育课程的个案研究;(5)某校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实践经验介绍和总结。
这些文章中还未见有一篇是研究通识教育课的教法的。可见，通识教育课的教法问题目前关注的人还比较少。诚然，每门课都应有符合本课实际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不必每门课程都统一用一种教法，这是不符合教学规律的。然而，通过对某校的人文通识课进行调研，对该校人文通识课的教学方法的特点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时，它们是否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呢?尤其是在目前很少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情况下。本文即是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探讨人文通识教育课的教法，以期获得启迪。
本文通过对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年度第二学期全校人文通识教育课的调研，目的在于探察:(1)在目前的实践教学中，人文通识课有几种教法;(2)这些教法各自的特点和效果如何?(3)目前的这些教法其缺点是什么，怎样改进?为使调研全面、深入，本课题成立了6人调查组，其中5人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10级在校本科生，他们有些选修了人文通识课程，作为学生的他们在进行听课和在调查咨询时，其视角更为合理、感受更为真实，其调研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
调研组员们分工负责，分别在大学城校区和五山校区进行调研，采取听课和询问选课学生的调研方式。调研成员每人负责听某一类课程，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外文化、历史或哲学、艺术、绘画、音乐、影视、考古、收藏、集邮等，平均每人要听十多门课和咨询选课的学生，调研内容包括教学内容、目的、方法、教学效果、学生反应等。
二、人文通识教育课两种教法的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2013年2月～7月)共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106门220个班;本调研组调研了其中的69个班共42门人文通识教育课，其中，中外文学或文化课17门，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17门，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8门。根据调研，发现人文通识课大致有两种教法:(1)以教师在课堂展示的ppt为主要线索的口头讲述法;(2)以ppt为讲述线索，辅以音频或视频，然后以此进行分析的综合法，这类教法的课堂，学生注意力较为集中，在有视频片段浏览的课堂里，师生互动较多。文学文化类课程以及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主要采取以ppt为讲述线索的讲课方式;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课堂在ppt之外往往辅以音频或视频材料进行讲授。
1.依赖ppt的口头讲述法
上课使用ppt，这似乎已成为了目前高校课堂教学的标准和流行的教学模式。传统中师生拿着课本，以及教师不断板书的教学模式已经难得再见。从调研的情况看，几乎所有的人文通识课都使用了ppt辅助教学。其中文学文化课和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主要依靠ppt作为课堂讲述的线索，这样的课堂教学效果受到ppt制作质量和教师讲述方法的极大制约。有些课堂ppt制作精美，有各种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图片，极大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如文物鉴赏、集邮学等课程。有些课堂除了有精美ppt之外，教师依据ppt的讲述要么逻辑清晰、思路通畅，学生容易理解和领会，如外国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文学景观、美国社会与文化、岭南文化、中国情感文化学等课程;要么从ppt列述的要点推延出去，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知识都信手拈来进行辅助论证或联想，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引起学生的兴趣，如世界文化地理、跨文化交际等课程;要么把课堂讲述的某些内容与当今社会现实的热点问题联系起来论述，引起学生强烈共鸣，如中国传统文化、英语传媒与文化等课程。
这些都是较为成功的以ppt为讲述线索的教学方法。从调研的情况看，大部分使用ppt教学的课程，其效果都较好。然而，也有少数依赖ppt教学的课堂出现沉闷、乏味的教学效果，这主要与ppt的制作效果和教师的讲述方式有关。有少数课程的ppt制作比较粗糙、繁复或过于单调，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少数教师的讲述方式一本正经，虽然严肃认真，但语气平抑，照本宣科，从头到尾显得呆板、生硬，纵使逻辑清晰，内容丰富，也很快使课堂陷入沉闷、令人瞌睡的境地。原因很简单，教师自己不活跃，很难让学生活跃。这就是所谓的“填鸭式”教学，这样的教学方法比较容易出现在文学课上。本次调研也发现有几门文学文化类课程很少使用ppt，其主要依靠教师口述和板书，依然能使学生兴趣浓郁，课堂生气盎然，教学效果良好，如英美文学与文化等课程。其主要原因在于讲课教师的博学和良好的口才。在这样的课堂里，教师显然对所讲内容熟悉之至，对课程所属领域有全然了解和深入研究，凭着渊博的知识和敏捷的思维，教师旁征博引、妙语连珠，令学生折服。此时，对教学方法的考量似乎已显得次要，重要的是教师本身的学术修养和其表达能力。
2.使用ppt并辅以音频或视频的综合教学法
这种教学方法主要出现在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课堂里。具体而言，影视和舞蹈类课程主要辅以视频材料，音乐类课程主要辅以音频材料。总体来说，辅以音频和视频材料的课堂往往比较活跃，教学效果普遍较好。在音乐类课程中，教师往往采取先用ppt展示和介绍相关音乐知识，然后播放有关音乐范例，接着进行评述的教学方法。比如《影视音乐》课就在课堂上播放了不少影视音乐，包括电影、音乐剧等，如《天鹅湖》等，然后教师和学生一起点评和讨论，学生参与度比较高;同样，《20世纪西方音乐解读》介绍表现主义音乐、新古典主义音乐、民族主义音乐、序列主义音乐等不同类型的20世纪西方音乐时，就播放了相应的示例音乐，包括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表现主义音乐)，特斯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诗篇交响曲》(新古典主义音乐)，梅西安的《异国鸟》、《图朗加利拉交响曲》(序列主义音乐)等，然后教师进行点评和互动讨论。《音乐剧赏析》主要以播放音乐剧片段的方式介绍西方音乐流派、形式、一些基本的音乐词汇等，以培养学生赏析音乐剧的能力。一般而言，艺术学院开设的音乐课往往较为深入和生动，这可能和该学院教师本身的专业水平较好有关，而其他学院教师的音乐课则在音乐范例点评方面有所不足，有个别的课甚至没有点评，播放完示例音乐后则进入下一个内容，整个音乐赏析课主要是欣赏，缺乏足够的分析。本次调研发现，影视和舞蹈类通识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教学课堂最为活跃，概因影视课往往会播放经典影片或片段，学生往往较为感兴趣，而在随后的点评互动中，学生通常也能有感而发，因此，课堂活跃，教学效果良好。舞蹈类课程则因为课堂上一般都会放映经典动人的舞剧，令学生着迷，因而在随后的教师点评中学生也能听得津津有味，容易理解，颇有收获。
调研发现，播放视频的影视和舞蹈类课程如若教师随后进行点评和讨论，学生参与度较高，师生互动教学效果较好。比如《影像中的西方政治文化》课在播放相关影像后，教师的精彩点评有效地活跃了课堂气氛;《媒介与文化》课在课堂播放访谈、演讲、新闻、电影等，内容涉及健康、经济、环境、社会时事热点等，以此来分析和评述这些媒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外国舞蹈史及作品欣赏》主要介绍国内外的舞蹈表演，在课堂播放国内外著名舞蹈如《天鹅湖》、《走跑跳》、《TheBol-shoi》等让学生欣赏，然后是教师评述以及师生互动讨论;《中外舞剧欣赏》主要介绍一些有名的舞蹈艺术家如杨丽萍以及有名的舞种，课堂播放中外著名的舞蹈剧和有关舞蹈的电影如《舞出我人生》等，然后是点评和讨论;《中日韩风格舞蹈欣赏》主要介绍中、日、韩的各种舞蹈，课堂上也播放舞蹈剧，如唐宋时期的《胡旋舞》、《绿腰》等，然后是课堂讨论。一般而言，使用ppt并辅以音频或视频材料的课程，其教学效果会比仅使用ppt的效果要好一点，但并非绝对。教学效果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教学方法，还要视课程内容特点。比如文学课或者文物鉴赏或集邮等这样的课程，即使没有音频或视频的辅助，教学效果也可以很好，有些甚至不需要ppt也可以令学生沉迷，只要教师足够博学和有高超的表达能力。另外，有音频和视频材料辅助的课程也未必有好的教学效果，还要视其讲课的人，即教师是否够投入、课堂组织是否有序、语言表达是否恰当等。因此，可以说，教学效果好坏的决定因素并非在教学方式和手段本身，而在于课程内容和人，即教师本人如何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选取最恰当的教学方式和手段。也正因如此，有些课才可能无需ppt和音频或视频的辅助而依然精彩。
三、对人文通识教育课教法的建议
首先，通过本次调研，发现绝大部分的人文通识选修课的教学目的主要是，传授知识型而非培养学生能力，即运用多媒体等教学辅助手段向学生传授、介绍相关领域或课题的基本知识，以提高学生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知识涵养，而非提升学生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实践运用能力。人文通识教育课中更缺乏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课程。其实，有些人文通识教育课完全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和教学特点，不同程度地加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功能。
其次，在教学方法上，绝大部分的人文通识课都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如ppt展示、音频或视频播放等。在依赖ppt展示的口述教学和运用ppt辅以音频或视频材料的综合教学两种方法中，后者的教学效果一般来说比前者的教学效果好。
另外，在教学内容上，影视、音乐、舞剧和流行文化等课程内容更受学生欢迎，在课堂互动方面，学生在这几类课堂中也更为活跃，互动愿望更强。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当前大学人文通识教育课最普遍、最流行、也最受欢迎的教学方法是使用多媒体教学辅助手段，而非传统的“板书+口述”(Chalk-Talk)的教学方法。然而，考察当今大学人文通识教育课堂，多媒体教学辅助手段的普遍应用使学生获得视、听、说三方面陶冶和训练的同时，传统的“板书+口述”教学方法的被遗弃恐怕也在无形中削弱了教师和学生动手写字的训练和能力，这对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会造成怎样的不良后果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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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刊网融合模式
刊网融合是近年来学术期刊界研究与实践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学术期刊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目前形成了三种刊网融合的模式。第一，合作模式。学术期刊与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合作，利用这些数据库的技术优势、资源聚合功能和市场占有率，间接实现刊物的数字化。这种模式只需与数据库平台签订相关协议，即可实现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出版与网络传播。这就回避了传统学术期刊缺乏网络技术人才的劣势，极大地降低了网络运营和管理的成本，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第二，自建网站模式。学术期刊主动创建和运营网站，自己管理，自行，努力实现一体化的资源整合和转型发展。社科学术期刊独立建网站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学者在线”、浙江大学学报网站、新华文摘网、上海大学期刊社网站、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期刊网等。科技类期刊自建网站的较多，这些网站主要的技术支持方为西安三才科技、北京勤云软件、北京玛格泰克、中国知网等。第三，联盟模式。联盟模式是由业内公认的品牌期刊牵头，创建同行专业学术期刊数据库。比如《中国激光》牵头创建的中国光学期刊网，2004年正式上线，“它集中了国内光学期刊论文最为全面的数据，发表速度快于任何一个平台，检索功能、二次挖掘功能都实现了人性化设计，并初步实现了文献数据一次制作、多次的预期。不仅能在电脑上使用，同时也能在手机等移动终端使用。这个平台的平均排名约为全球网站前6万位，进入全球网站排名的前1%，是全球文献浏览和下载量最大的光学专业网站。”［1］此外，还有中国地学期刊网，其汇集了235种科技期刊，涉及40余家主管单位、110家主办单位，是以专业平台带动期刊汇聚的典范。
2．开放存取模式
开放存取（OpenAccess，简称OA），原指图书馆领域的“开架借阅”，后被赋予新的内涵，即在互联网环境中以自由、开放、共享和免费方式获取并利用学术信息的一种出版、交流模式。国内OA期刊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特别是自科类期刊的发展速度令人刮目相看。早在2010年，1868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就有461种在自建网站上实现了OA出版，可让用户免费浏览期刊全文，加上中国科技论文在线、首席医学网、科学出版社期刊出版平台实现OA出版的期刊，据保守统计，中国OA期刊的总数接近1000种，约占中国期刊总数的10%［2］。有学者将实现OA出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归纳为三大类11种具体模型。第一类为传统印刷期刊+后印本存档模式，具体包括个人主页开放存取、个人博客开放存取、网络集成开放存取和电子印本开放存取仓储4种模型。第二类为混合型OA期刊模式，包括双重模式开放存取、延迟开放存取、部分开放存取、开放存取索引4种模型。第三类为创建型OA期刊模式，包括基于作者付费的开放存取、受资助的开放存取和多元融资模式的开放存取期刊3种模型［3］。中国社科类期刊的OA出版远逊色于自科类，但仍呈现增长趋势。有学者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2—2013）535种来源期刊做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8月，其中73种期刊实现了OA出版，占总数的13.6%［4］。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4—2015）533种来源期刊，有120种期刊实现了OA出版，占总数的22.5%。尽管社科类OA期刊还存在地区和学科分布不均、上网时滞严重、全文回溯时间有限等不足之处，但开放存取已经成为获得学术信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3．微信公众号出版模式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推出的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软件。2012年8月23日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开启了个人、企业或组织通过公众平台面向特定群体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和图文消息的模式，实现了个人、企业或组织与目标用户全方位沟通互动的变革。根据腾讯的2017年第三季度财报，截至2017年9月30日，微信用户达到9.8亿，日发送的消息数约为380亿条，月活跃公众号为350万个，月活跃公众号关注用户数为7.97亿。“微信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推送平台，更是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和数字出版模式”［5］。随着微信的风靡，专家和学者对其有过很多阐述，比如微信内容传播就有十大特征：第一，内容自由度高；第二，受众黏度强；第三，多媒体传播；第四，系统开放免费；第五，传播互动及时；第六，阅读可选择性强；第七，受众可辨认度高；第八，碎片化内容过多；第九，垃圾信息泛滥；第十，安全性脆弱［6］。目前，微信公众号在学术期刊领域已经得到普及应用，许多期刊开始与腾讯合作，开通微信公众号，通过信息揭橥、内容、优先出版、稿件查询、在线投稿、审稿、编辑加工、读者关系维护等方式来扩大手机读者群，拓展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截至2015年5月30日，1200种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ScienceCitationDatabase，简称CSCD）期刊，共有283种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占全部期刊的23.6%，且比例在不断递增。”［7］在学术期刊与微信的媒体融合过程中，科技期刊的微信公众号结构相对完善，服务比较有序。《中国激光》《中华医学杂志》等期刊的微信公众号更是凭借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得到专家点赞。2014年11月，人大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人大书报资料中心148种学术刊群，推出“壹学者”微信学术平台，提供“壹阅读”“壹科研”“壹社交”“壹传播”的一站式服务，可谓独树一帜。“壹学者”微信学术平台有几个主要功能，一是实时推送学科资讯，二是建立学者交互空间，三是提供各类科研服务，四是扩大科研传播渠道，比如可以查看周边会议、沙龙信息，快速结识参会学者。“‘壹学者’坚持用户价值导向，着力于满足用户社交与传播需求，打造‘内容’+‘工具’+‘社交’的移动互联网产品架构，并开展了丰富的用户运营探索，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生态系统”［8］。
4．域出版模式
2011年3月，《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等17家“名刊工程”学报联合发起“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简称网刊），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学报》《历史学学报》《哲学学报》等10个一级学科的专业刊，在中国知网以开放获取方式正式上线。网刊创办以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提高了收录文章的下载量、引用率和影响力，而且得到了管理部门的充分认可与支持。然而由于体制的掣肘和思维惯性，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局限。“在实践上，比如合作仅限于最终产品的重组，而没能推进到出版全流程；网刊的发起者既不是社会团体也不是企业，而是分散的学术期刊，这些期刊编辑部几乎没有独立的法人身份，这导致了网刊主体身份的暧昧，也限制了外部资源的投入；由于缺少现实利益的支撑，提供技术平台的合作者投入动力不足，使得网刊缺少进一步发展的支撑。在理念上，网刊创办针对的是纸本期刊的现实焦虑问题，尽管运用了互联网技术，但在观念上还没有转变为互联网思维。”［9］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以互联网思维思考构建学术传播新秩序的问题时，“期”和“刊”这两个最具纸本时代特征的要素恰恰成了首先要突破的框框。2015年3月，《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在清华大学筹办的首届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上，明确提出“专栏是在线数字传播的最佳单元”。2015年4月北京超星公司副总经理汪新红在澳门华文学术期刊发展趋势国际研讨会上，公开使用“域出版”来指称超星公司正在开辟的期刊业务。此后，经过多次接触、沟通、协商、谈判，超星公司完全认同并接受了高校期刊界提出的“以专栏为中心的期刊数字出版理念”，并将其定名为“域出版”。2016年9月，高校学报界在吉林大学召开“‘域出版’暨学术期刊联盟建设研讨会”，2016年10月，北京超星公司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大厦举行了“期刊智能出版传播平台暨‘域出版’会”，这标志着“域出版”这个名称已经正式被学术期刊界接受。“域出版”是高校学术期刊界与北京超星公司双向互动、合作创新的产物，也是思想与技术、专域与渠道、内容与平台融合的新尝试。正如朱剑所说：“‘域出版’理念的要义是将‘域’的概念引入互联网出版领域，在信息聚合型编辑、出版、传播平台上，实现以‘专域’为基本单元的多元、有序、高效的出版和传播。在这里，‘专域’将取代传统秩序中的基本单元——书、报、刊，成为新的传播基本单元和构建新秩序的基础，而域出版平台将为‘专域’的编辑、制作和传播提供强大的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撑，以实现内容、形式、渠道的统一。”［10］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只有与新媒体融合，才能实现真正的数字化、专业化和集约化转型。《清华大学学报》主编仲伟民认为“域出版”是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学术期刊走媒体融合之路的桥梁，理由有六：第一，域出版有利于新旧学术期刊体制的融合；第二，域出版有利于作者、读者与编者的深度融合；第三，域出版是公私融合共赢的典范；第四，域出版是上层决策与民间智慧融合的典范；第五，域出版有望使综合性期刊和专业性期刊走向融合之路；第六，域出版有望实现专家与技术的深度融合［11］。
5．集群化发展模式
随着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期刊集群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我国学术期刊在集群化建设过程中，探索多种实现路径，取得可喜成果。第一，改造式路径。“改造式路径的核心在于从刊群整体定位布局和发展战略出发，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刊群中已有子刊或作为潜在刊群成员的期刊进行改造。改造的内容包括单刊的品牌定位、服务定位、栏目设置以及后台的采编管理工作等，使其适应刊群的整体发展定位和发展布局。”［12］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一方面深耕农业机械领域的期刊，另一方面又改造拓展《汽车与驾驶维修》原有的某些栏目，相继推出《商用汽车》《车主之友》等新刊，形成《农业机械》《数码摄影》《机电商报》《卓众汽车网》等17刊1报3网组成的刊群。通过构建互联网、手机、平板电脑等多层次、多平台的数字期刊产品，卓众出版初步形成了立体化的媒介传播形式。第二，加盟式路径。在数字出版时代，网络聚合刊群已经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来自不同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不同地域的学术期刊，完全可以聚集在一个网络平台下抱团取暖、借力而行。典型的案例有中华医学会刊群、材料期刊网、中国光学期刊网等。《中国激光》杂志牵头成立的中国光学期刊网，囊括了国内51家期刊，以“共享资源，共享经验，抱团取暖，做大做强”为宗旨，致力于推动光学期刊的发展和光学知识的传播，如今在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第三，孵化式路径。孵化式路径指同一主办单位将分散在各编辑部的人、财、物实行统一管理和运作，通过资源共享、打造名刊、孵化新刊、共同发展的方式，形成差异化定位、优势互补的期刊群。比如上海大学期刊社率先实施社科类期刊与科技类期刊，综合性期刊与专业性期刊，中文期刊与英文期刊集约化管理运营模式，并创办《先进制造进展》等英文刊，形成目前上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学术期刊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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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文学价值已进入学术视野。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师大李春青先生著述《文学价值学导论》一书，对文学价值做过系统探讨，富有启迪性。本文试从文学影响力、文学传播力、文学增值力三个普适性向度切入，考量文学价值。 一、文学影响力 文学影响力，是指文学作品在社会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感染效应、震惊效应、辐射效应、证同效应、启迪效应、净化效应、弥补效应、幽默效应、谐谑效应、衍生效应、溢出效应、诱导效应、象征效应、心理对应效应、美感效应。考量文学价值，文学影响力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一部文学作品一经问世，便成为社会公共精神财富，人们消费它、臧否它。越是经典名著，文化品位越高，其影响力就越大。任何作品，都要在公众参与、时间检验的文化坐标上接受考验、评定价值。时间成就经典，读者点评价值。 考量文学价值，基本条件要看文学作品是否体现了文学永恒性元素。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学创作，有许多本质相通、相同或相近的永恒的思想蕴涵，如历史感、民族感;人性美、人情美、个性美;爱情、生死、苦难;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的搏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情感与理智的矛盾等，这些跨越时代与国度的共同的文学因素，称之为文学永恒性元素。［1］ 丹纳在《艺术概论》中讲，一部作品要吸引人，必须写出时代、地域、种族的特性，只有如此，才能在作品里表现出广阔的空间。 审视文学影响力，应关注读者参与、社会环境融入两个向度。 1．形成读者群。文学传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以作品为中心，以作家、读者为基本点。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与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艺术家、艺术品、欣赏者和世界”的文学四要素说。读者是文学作品的消费群体，离开了读者，文学作品就会失去文化消费市场。 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读者群、阅读场。譬如儿童读者群、青年读者群、妇女读者群、老人读者群、知识分子读者群等。离开了特定读者群，作家作品等于失去人脉市场。作品培养了特定的“追星族”“粉丝”。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文学作品当数小说、民间传说、故事。拥有广大观众群的文艺当数影视剧、戏剧、相声、小品。 2．融入社会度。文学反响力由其融入社会度来考量。文学作品问世后，大致产生以下三种传播效应:轰轰烈烈、平平淡淡、冷冷清清。轰轰烈烈者，如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后风靡京都，民谣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又如被称为“无产阶级战歌”的《国际歌》及“全世界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群众诗歌总会”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有些文学作品，由于不合时宜，被列入“禁书”惨遭封杀，此属文学影响力的反例。大部分作品由于读者群小，或无人问津，而泯没于世。 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融入度，涉及多维要素。 《唐诗排行榜》前言，推出的评价唐诗排行榜标准是:“为了统计唐诗在后代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关注度，我们采集了四个方面的数据:历代选本入选唐诗的数据，历代评点唐诗的数据，20世纪研究唐诗的论文数据和文学史著作选介唐诗的数据。”并依此标准评出了唐诗中关注度知名度最高的一百首诗。［2］ 凡能入心、入目、入口、入耳、入用、入评(评论、评奖)的作品，即使产生一次性审美效应，也可算做有影响力。读者人群、文学评论、文学运动、文学事件、小说点评、诗话、创作逸闻轶事、文坛花絮等，都可视为考量文学价值影响力的切入点与参照系数。 二、文学传播力 1．出版率。出版发行量大，反映社会需求强劲，覆盖面广。名著与时尚读物，发行量较大。有的作品曾多次再版，说明文化消费市场畅通。 2．翻译率。翻译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津梁，许多文学名著是通过翻译走向世界的。通过翻译，拓宽了传播途径，繁荣了文坛，实现了文化资源共享。 3．评介率。评价推介是为作品做广告，把文学作品广而告知大众，起着导读领航作用，促进作品尽快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是出版发行中的造势行为。历代流传的诗话、文学轶事，当今的《中华读书报》《中华书目报·社科新书目》《新华书目报·读者新书目》等即是。 4．阅读率。文本只有经过阅读，进入阅读期待视野，才能转化为作品。阅读率高，说明作品有市场占有率，作品魅力大，辐射力强，有人脉。 5．解读率。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决定文学作品历史地位和价值的因素是读者的接受意识。对于作品的解读，是读者参与阅读的反馈行为。解读是深度阅读，是二度创作，是践行“对话理论”，从而发现意义、创造意义，从“显文本”中发掘“隐文本”。古代的小说评点、现代的文艺评论即是解读行为。 6．摘抄率。阅读过程中，好作品常能引人入胜，有人寻章摘句、探赜索隐，精心摘录名言警句、精彩片段，整理成名人名言录、编成描写词典、比喻词典、议论文大全类的压缩饼干式辞书，供青少年学生作为写作参考工具书。近年来，剪报、文摘报之类的媒介，专事摘录工作，为读者提供阅读快餐。 7．转载率。经过阅读市场筛选，有价值的好作品被人们认可选择，被纷纷转载应用，扩大了作品影响，实现了信息共享。 8．收视率(上座率)。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或戏剧，通过大众传媒进入千家万户，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收视率、上座率成为追求票房价值的衡量指标。 9．点击率。在互联网时代，文学作品进入网虫视野，任由人们曝晒浏览下载。因此，点击率成为透视作品市场占有率的重要窗口。#p#分页标题#e# 10．引用率。在写作、交谈、演讲活动中，人们采取“拿来主义”，常引用诗文佳句、文学典型，既开发了作品的使用价值，也契合了学术界影响因子之说。 11．争鸣率。有的文学作品问世后，引发强烈争鸣，叫好者有之，叫骂者有之。毁誉参半，置身焦点。从传播角度分析，这种争鸣有利于扩大作品知名度。那些被打成“毒草”、列入“禁书”的作品，尤能引人关注。 12．获奖率。获奖是对于文学作品价值的认可评价，具有一定荣誉效应。譬如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文学家、茅盾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相对而言，能入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品位。 13．反弹率。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沉寂一段后，又“梅开二度”，显示出新的价值。文学反弹，是一种文学资源开发、价值再现。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功能潜力”，即具有发挥某种社会功能的可能性，但功能的实现，是在接受的过程中完成的。 14．入教材率。某些经典作品，作为范文入选教材，成为文学启蒙读物:载入文学史，供读者研习欣赏。语文课程，为青少年涉猎文学提供了文本、时间、师资保障，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人们通过语文课程走近名家名著。 15．传承率。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否则就会中断“文脉”。作品不仅要有老读者，还要培养新生代读者。唯此，作品才有生命力。文学作品的常青藤，是靠前赴后继的读者群接力打造的。民间文学是靠世代口耳相传维系生机的。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奇”、哈萨克族的“阿肯”(民间歌手)，就是本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承人。传播形式多样，如哈萨克族民间文化艺术有“木沙依拉”(诗歌朗诵)。 三、文学增值力 1．续编率。作品续编是指后续作者在阅读原著基础上，遵循“空筐结构”“召唤结构”理论，运用发散性思维，在原著基础生发出新的内容。这是一种踵事增华或狗尾续貂式的工作。一则表明作品的辐射效应;二则表明续编者的灵感创意。名著孕育续编，不乏范例。作品的文化底蕴越厚，孕育新作的概率越高。 2．改编率。根据原著改写成另一种著作，叫做演绎作品，如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改编是再创作。最近几年，文学作品借助大众传媒，实现美丽转身。例如，把小说、神话传说、民间史诗、报告文学等文本，改编成电影、电视、动漫、戏剧、相声、小品、广播剧、舞蹈、歌剧等形式，快速传播到民众之中，寓教于乐。作家蒋子龙指出:“经典是经得住改编的，中国的所有戏剧门类都从四部古典名著中吸收了无尽的营养，仅京剧就有200多部‘三国戏’。经典同样也经得住糟蹋，无论现代影视作品怎么随心所欲地改编和解读，都伤害不了经典，并让他们照样能大赚其钱。［3］ 互联网普及千家万户，许多人不看书，往往通过观看影视了解作品。今后，作品的传播，唯有与大众传媒联姻，走改编之路，才能畅销。 3．戏说率。大众文化时代流行俗文化，年轻人以讽刺、幽默、搞笑的视角戏说名著。恶搞是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解构传统、颠覆经典、自娱自乐成为网络风尚。戏说拓展延伸了原作的传播，戏说运用剥皮诗、仿词、套用修辞手法寓庄于谐，催生谐谑效应。 4．研讨率。文学作品一旦发表，便进入评论家视野，任人评说。文学评论家们撰写文章，臧否作品，褒贬得失。有的作品竟然引发研讨会，评论家们激扬文字，或美化，或恶评，探究其文化意义。 出乎意料，有时一个作家、一篇文章、一首诗、一本书，被演化为一个文化圈、一个文化符号，或形成一个流派。无疑，能引起人们敬畏的作家作品，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能跻身“?学”或“研究会”的作家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5．商业率。近年来，人们不仅追求文学的社会效益，更追求文学的经济效益。千方百计地开发文化产业，从中“淘金”。鲁迅作品中的许多地名、人名成为注册商标，就是明例。 总之，考量文学价值，文学影响力是表象，文学传播力是过程，文学增值力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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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影视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显。它不仅是文化创造和传播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影响和塑造人们精神世界的文化现象之一。因此，如何发挥影视艺术的综合优势，以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是我校进行教改的一项迫切任务。
一、开设影视鉴赏课程的必要性
1、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在高等教育的探索历程中，素质教育对培养创新性人才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已成为我党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早在1994年国务院就发文强调，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该文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二十一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既然民族的复兴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那么如何造就这样的人才也就成了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影视艺术在培养人才综合素质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1996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的通知》，该通知强调指出，各大学应该把影视鉴赏等艺术课程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和指导下，全国各高校都纷纷开设影视鉴赏课程。据有关部门统计，至2005年，全国开设影视鉴赏公选课的高校已达到75%。[1（]P208）令人遗憾的是，在全国许多高校积极探索影视鉴赏课程的教学改革时，我校却至今还没有把影视艺术鉴赏课程列为公共选修课提到议事日程，这种发展现状是明显滞后于党的教育方针的。
2、时展的需要。必须正视的是，当今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图时代”、“影像时代”的来临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传播学者米歇尔就直接地指出，全球化的视觉文化时代将不可避免地来临。这一时代所特有的视觉文化特色必然从根本上改变年轻人的文化欣赏和接受模式，传统的纸质媒介和书面阅读逐渐受到冷落，而电影电视、电脑网络、手机通讯等现代媒体受到大众的追捧。因此，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书面阅读兴趣锐减，并将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具有新时代特色的视觉文化享受。文化欣赏和接受模式的改变必将极大地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当前影像文化的强势推进，不仅早已打破长者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而且对权威、经典发出了挑战。青年人借助影视和互联网完全能够实现自我教育，还可以向年长者传播文化信息。”[2]身处大学校园的青年学子们，无疑正是这种文化潮流的生力军。影像文化带给青年学生自我教育的便利，必将极大地丰富他们的知识和视野，从而最终对教师的权威地位构成挑战。既然新的时代造就了新的文化受众，那么站在时代前沿的高等学校更应该顺应这种需要，采用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去传播知识和文化，这样才能满足青年学生的求知渴求，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人才。美国影视教育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系统的影视教育不仅能有效地模塑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而且在提高人才的综合素养和竞争力方面，都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我校适时开设影视鉴赏课程，是适应时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体现我校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3、人才培养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对整个民族自我发展的重要性。李岚清曾精辟地指出，“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确，在世界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更加全面。传统意义上那种专精型人才显然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因为知识的快速更新会从根本上打破人们习惯固守的狭隘领域，这样，适时更新知识对每一个从业者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每一个从业者都应该有广阔的视野和健全的知识结构，尤其是精神人格的健康，这样才能应对复杂的社会境况。而影视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富创造性的艺术形式，它涉及到人类多种的艺术种类，其中包括文学创造、艺术表演、戏剧舞蹈、摄影艺术、后期制作等诸多方面。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不仅能有效改善知识结构，有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且它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培养健康人格方面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美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推动了一项旨在提高青少年精神人格的“媒体素质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不仅是帮助青少年有效地抵制影视等媒体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借助这一运动客观上陶冶了青少年健康的审美情操和人格旨趣。正是看到了影视艺术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积极作用，教育部才制定和出台了多项措施，以切实推进高校影视教育的落实。既然影视教育对高校学生的素质培养如此重要，那么，集美大学要培养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在全校开设影视教育的课程就刻不容缓。
4、课程改革的需要。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学科领域的边界日益拓展。在这一拓展历程中，传统的课程设置必然会受到较大程度的挑战。显然，固守已有的课程设置是难以适应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的。在全国众多高等学校中，新学科、新课程的建设成绩斐然，就以影视教育所涉及的课程建设来说，在全国竟然有500多所高校开设过一门以上的影视课程，它们分别包括《电影艺术》、《影视艺术鉴赏》、《电影评论》、《经典影片分析》、《影视制作技巧》等。集美大学在实质性合并以后，课程改革一直是各学院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使得课程设置进一步合理化，课程结构日趋丰富，有效地强化了学校的综合实力。但全校公选课的课程建设却未引起学校的足够重视，公选课的设置一直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课程设置的随意性非常大。很多公选课的开设都是因为老师课时量不够，然后为了满足工作量的需要临时开设。这种随意性既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没法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因此，适时地调整课程设置，下大力气地建设好学生喜爱的公共课拳头产品，是学校提升综合实力的迫切需要。影视课程的艺术性和娱乐性属性，使这一独具魅力的文化形态能够赢得学生更多的喜爱。而影视艺术的综合性，又能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大量的优秀影视作品，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而且在对它的鉴赏中又能有别有洞天的独特发现。通过直观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丰富他们的文化素养，又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比如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就集艺术性、思想性和娱乐性于一体，影片不仅展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且展开了对西方文明的深层次思考。同时，影片所采用的现代高科技手段，又会激起学生的极大震撼和遐想。一门涉及人类想象力的如此生机勃勃的艺术形式，受到各高等学校的重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集美大学要形成课程特色，达成跨专业培养的目标，影视艺术课程的开设必将能发挥重要的作用。#p#分页标题#e#
二、开设影视艺术鉴赏课程的可行性
1、教学设备得到完善，能满足教学需要。与人文科学的其它课程教学不同，影视艺术教学对教学的现代化要求更高，必须配备有先进的教学设备，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也就意味着开课之前，在教学的硬件设施上要有相应的配套保障。集美大学经过本科教学评估的洗礼，在教学硬件的改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为影视艺术课程在全校的开设提供了设备保障。首先教学场地的建设有了质的提升。这突出地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场地的面积大大拓展。自从学校花大力气建设新校区以来，禹州楼、建发楼、美玲楼相继投入使用，用于教学的教室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些新增的教室都配有较为先进的教学设备，宽大屏幕的投影设施和高质量的音响器材，足以能完美呈现影视作品的视听效果，充分满足学生对现代教学手段的要求。加上各学院本身所拥有的多媒体教室，教学场地基本可满足全校影视教学的需要。其次影像制品的购置有了极大的丰富。文学院经过几年的发展，现代教学资源得到可喜的开掘。前几年、用于备课和讲课的影像制品十分缺乏，教材中详细讲述的许多影片，如《罗马假日》、《勇敢的心》、《现代启示录》、《红高粱》、《活着》等等，这些有较高艺术成就的影片却难找到，在学生没有直接欣赏的情况下向他们讲解、分析、评价就难免会产生不着边际的玄虚感。而今，在学院领导的支持下，学院购买了一批经典的教学影片。这批影片对教师准备和收集影视资料，精心选择好教学片给学生欣赏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些影片中有一部分是从文学经典改编而来的，借助影片的欣赏和分析，能为学生重读文学经典提供有利的契机。可见，从教学所必需的硬件条件上来看，集美大学向全校普及开设影视艺术鉴赏课程的时机已经成熟。
2、师资力量有了明显的增强。教师始终是高校自我建设的重要一环，因为充足的师资储备是确保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文学院在这几年的发展中，一直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在软件的建设上成绩喜人。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师资数量的增长。在教学评估以前，文艺学教研室的师资力量十分薄弱，长期只有一个老师从事《文学理论》课的教学，其它相关课程根本无法开出，这也是影视艺术课程遭到忽视的原因所在。经过这几年的师资队伍建设，文艺学教研室实力大增，现有专任教师9人，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影视艺术鉴赏》、《民间文学》、《文化概论》、《写作》课程的教学。在这些教师中，有罗伟文、管雪莲、周伟薇等5人都先后讲授过《影视艺术鉴赏》。其中的一些老师，不仅在文学院给中文系的学生讲授过该门课程，而且还在全校开设过公选课，教学效果都很不错。二是师资质量的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历来就是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年，学院采取引进和培养双管齐下的方式提升师资队伍的素质，取得明显的效果。在讲授《影视艺术鉴赏》课程的5位教师中，有4人具有博士学位，1人正在攻读在职博士学位。而荣耀军老师则是今年学院引进的人才，他曾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影视文化专业做过博士后，有较高的影视文化素养。今后，学院将进一步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提高和锤炼教师的教学能力，并鼓励教师努力从事影视学科的理论研究，拓展理论思维的空间，切实增强影视评论的写作本领。应该说，从事影视教育的师资力量的充实，为在全校逐步开设影视鉴赏课程创造了人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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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科技部编制了《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加强文化科技创新，增强文化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伴随着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杂志社紧跟国家的战略部署，以期刊影响力和策划团队为核心竞争力，通过成立各类工作室、举办特色活动、参加境外交流等措施，实现期刊和航空文化的融合发展，加强航空文化的国际交流，大力推广中国航空文化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1.1成立宫浩钦工作室，以航空文化为纽带加强国际交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宫浩钦是中国航空绘画领域的知名艺术家，因《航空知识》而对航空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已出版和展出多种航空绘画作品，如《画布上的中国航空》。2016年正值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援华参加中国抗日战争75周年，为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美国瑞德福大学计划联合举办“飞虎队”主题画展，以文化为纽带纪念中美两国人民的情谊。杂志社承接了这一任务，策划绘画的展现形式和内容，宫浩钦主笔作画飞虎队的故事，杂志社将绘画背后的故事译为英文，与北航出版社合作出版画册，于2016年9月在美国华盛顿罗纳德•里根国家机场、弗吉尼亚瑞德福大学美术馆举办了“飞虎情缘—宫浩钦航空绘画展”，展览反响热烈，极大提升了期刊策划团队的声誉和知名度，为后续进行国际参展奠定了基础。
1.2成立魏福波工作室，展示中国元素的航空文化
在发达国家，航空文化常以平易近人或大众易接受的形式公之于众，航空知识杂志社受到这一启发，着力挖掘航空文化的展现形式，与国画名家魏福波教授合作成立工作室，用中国传统的绘画形式展现看似神秘高端的航空文化和艺术，凸显中国元素，寻求航空文化的多元化创作。魏福波教授在中国国画领域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曾在行业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多篇作品，出版多本画集和专著。杂志社与其合作，将编辑的策划水平、专业知识和对航空的理解融入其国画的创作，进行多次开发，形成文化艺术商品，还将计划进行版权输出，参展、巡展。杂志社将魏福波创作的展现中国历史以及近现代航空大事件的国画推荐给国外有关人士，引起了英国相关展会和博物馆的收藏兴趣，目前正在推进中。
1.3成立影视工作室，寻求航空文化的多元展现
影视工作室包含两部分：一是影视制作工作室，二是影视脚本创作工作室（王亚男工作室）。首先，利用新媒体运营团队的技术资源、期刊编辑的策划能力和航空领域的专业知识，与影视制作机构合作，进行航空题材相关的影片、宣传片和纪录片的拍摄和创作。其次，成立影视脚本创作工作室(王亚男工作室)，进行影视脚本的创作。《航空知识》的主编王亚男同志在科幻题材创作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底，擅长撰写科幻小说并多次获奖，如《邮差》获得第12届科幻奖三等奖；《盗墓》获得2001年第13届银河奖。其中，《邮差》的宣传片版权已被一家美国影视公司购买，将拍摄成短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展示。《航空知识》团队中的其他人对创作也情有独钟，利用集团的新媒体技术资源，已自编自导自演《航知神聊》等多部视频短片，在军迷、航空迷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对拍摄的亲自体验、写作功底、创意和航空知识的结合，为撰写出色的影视脚本奠定了基础。除上述三大方面的融合发展措施以外，2017年杂志社将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合作。利用期刊编辑对航空文化的解读，以及该学会在美国的影响力、场地资源、文化资源，将其与中国爱好者的需求相结合，策划适合不同人群和年龄段的旅游路线，进行国际航空夏令营活动，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
2科技期刊与所在集团和学校资源的融合发展
2.1举办学术会议
学术期刊和集团下辖的致真文化公司利用各自优势，开展融合发展。杂志社的两本学术期刊均为顶尖期刊，具有相当大的行业影响力，已形成品牌效应；文化公司具有人员、场地和资质的优势，二者开展合作，举办行业学术会议，可共赢互惠。近两年来，已举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5年度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中期检查学术交流会、2016中国航空学会流体传动与控制学术会议、2016机载机电系统国际学术会议等数场会议，会议规模不断扩大，初步形成品牌和规模效应。通过合作，增加了文化公司创收渠道和期刊的宣传窗口，扩大了期刊的受众面和稿件来源，扩展了集团的经营范围，形成多元化的产品体系。
2.2策划专题活动
专题活动是科普期刊和集团资源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科普期刊编辑对航空的历史和发展具有较深刻的理解和掌握，同时，科普期刊拥有的平面、网络等立体化宣传平台不仅能提高活动宣传力度，还能提供报名入口，方便统计报名信息，对客户群进行分析；文化公司具有公司运营资质和专业的市场、协调和运营人员，便于对活动的实施进行把控和协调。二者合作策划专题活动不仅能为编辑提供全新的活动体验，增强编辑的专业素养，还可提升杂志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而文化公司则可形成系列品牌活动，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航空旅游便是杂志社策划的专题活动之一。国务院的《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中指出，要提升旅游发展文化内涵，推进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建设文化旅游精品[12]。杂志社深刻领悟这一方针，将编辑对航空文化和专业的理解融入旅游路线的制定、旅游地点的讲解、旅游经历的分享之中，实现期刊、旅行和文化的融合，带给参加者不同的体验。目前，已开发“法国巴黎航展”“美国飞来者大会（EAA）”“俄罗斯莫斯科航展”3条线路。十三五期间，还将开辟“英国范堡罗航展”“澳大利亚墨尔本航展”等新线路。同时，计划增加驻校营地、NASA体验营、知名航空航天研制机构交流等多个适合不同层面需求的主题线路，构建多样的用户体验，力求将这一品牌塑造成国内首家涵盖全部国际知名航展的特色旅游提供商，成为国内航空爱好者赴国外参观航展的主要窗口。同时，还将策划和举办国内航空航模类夏令营、训练营、航模制作、模拟飞行体验等活动。
2.3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意见中指出，应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化、专业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促进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满足新需求。集团结合学校和行业需求，创建了高校中少有的航空文创馆，将科普期刊团队和航空文化、艺术融合起来，共同发展。聘请艺术家担任艺术总监，运用期刊编辑的专业知识和素养，将航空元素、北航元素以及艺术创意有机结合，开发文化衫、口杯、明信片等航空元素作品，以及北航特色纪念品，深受师生喜爱，也成为行业活动采购纪念品的首选。同时，还为北航师生提供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辅导、设备场地支持、展示及销售平台，帮助其将创意转化成产品，成为北航展示校园文化的窗口，也成为杂志与行业爱好者联系的另一纽带。
2.4成立人才聚合型工作室
利用北航的人才优势，与北航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颜新元教授合作，成立“绘画一家人”工作室，将油画、茶画、摄影等艺术分工融合起来，设水墨、书法工作部，油画、绘本工作部，北航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和讲习所等多个工作单元。将期刊编辑的策划能力、对行业需求的了解和绘画一家人的艺术创作能力、展现能力相结合，原创壁画、雕塑、摄影、绘画、绘本等多种形式的航空元素艺术作品，进行展览、宣传、收藏，还将创作航空航天科普或重大题材的动画短片、微电影、宣传片等，宣传航空航天文化，普及航空航天知识。在学校资源的配合下，还可进行航空绘画、摄影相关的教学活动；开办“北航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举办不同绘画类别的研修班；面向社会，承接商业性公共艺术项目，诸如公共空间的雕塑、摄影、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策划设计等业务。这一举措是对科技期刊与艺术结合新形式的有益探讨，将丰富杂志的宣传内涵和展现形式，使航空科普更加形象化、立体化、灵活化；对于北航来说，“绘画一家人”的品牌效益可带动、培植北航名下的人才群体品牌，提高学校文化艺术层次，创新人才聚合的模式。
3科技期刊与行业需求的融合发展
3.1承办行业相关赛事，彰显航空品牌
杂志社紧扣行业需求，积极承办国际组织、知名航空企业、国内学会、协会或地方相关单位主办的各项行业赛事，发挥编辑的策划能力、专业讲解和点评优势，以及英文期刊编辑的语言优势，在活动中担任讲解嘉宾、裁判或翻译，展示了期刊的整体实力和形象，有效宣传了期刊，增加知名度。2009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杂志社与中国航空学会联合承办了首届中国（北京）国际航空模型表演活动，邀请来自美国、英国等近20位航空模型大师参加航空模型飞行表演。现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空军司令亲临现场观看，该活动目前已升级为中国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另外，杂志社和集团市场运营部联合承办的“创新杯”全国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也取得巨大成功，每届参赛人数约3000～5000人，范围几乎覆盖全国各省市。其他活动还有CADC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摄影大赛、2016国际空中机器人大赛（亚太赛区）、“中国梦航天梦—中国航天日”主题活动、“论道通航”系列沙龙等。今后，期刊的融合发展力争打破只能承办外部赛事的现状，着力打造自主产权的航空航天类赛事。
3.2打造航空创客实体，创新发展理念
借助杂志社多本期刊在科技内容及专家资源上的优势，与集团文化公司合作，策划了使用面积1600平米的众创平台—致真创享空间，内设咖啡馆、文创馆、飞行模拟体验中心。这一融合实现了几方面功能的集约。第一，科技期刊可利用场地方便地举办期刊相关的活动，如读者见面会、专家评审会、颁奖活动等，扩大期刊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例如，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科普工作委员会的一些会议即在此召开。第二，飞行体验中心既可为北航的飞行员上课提供场所和设备，也可为大众及航空爱好者提供飞行模拟体验，进行科普教育；第三，咖啡厅、场地和相关设备可以承接沙龙、主题活动、新闻会等，例如，中国商飞的新闻会、英国范堡罗航展中国区新闻会即在此举行，极大提升了科普杂志《航空知识》的品牌知名度；第四，作为培育中国创客、集航空文化传播、创意、设计、生产、销售全产业链的一体化平台，可以进行资本化运作。这一举措不失为杂志社发挥科技背景下文化优势的创举，也有效落实了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这一发展理念。2017年，该空间成功申请成为北京市科普基地。
3.3投身航空公益事业，普及航空知识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航空、热爱航空，热爱中国的航空事业，科普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近年来加大了公益科普力度，从不同的形式开展公益活动，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储备后续人才。科普期刊编辑走进学校，深入活动现场，参与中国科协、中国航空学会等组织的各类科普讲座、航空模型飞行表演、书刊捐赠等公益科普活动数百场，足迹遍及北京、河北、山东、浙江等10几个省区市。其中“用航空的眼睛看世界”、“飞虎传奇”等主题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学术期刊编辑深入飞机研究所、航空航天生产制造单位和高等院校进行学术交流，对科研人员进行过50多场、上万人次的科技论文撰写与投稿相关培训和座谈，解决科研人员写论文存在的实际困难，促进科研人员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学术论文，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技术推广和交流。
3.4策划出版专刊专栏，搭建产学研平台
为了引领行业的学科发展，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平台，服务行业和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学术期刊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出版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在科技前沿有突破和建树、对原始创新有引领作用的优秀论文，维护我国科技期刊的成果首发权，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界的话语权。比如，《航空学报》中英文版的编辑深入走访科研院所，了解最新研究热点和前沿技术，相继策划和出版大飞机专刊、飞行器总体设计专刊、流体传送专栏等多个专刊和专栏。根据数据统计显示，所出版的专刊专栏受到行业广泛好评，多篇文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4科技期刊融合发展的几点思考
科技期刊与文化资源、行业和社会需求的融合，在出版行业，尤其是以期刊出版为主的杂志社、期刊社尚不多见。结合近几年的发展实践发现，这一发展模式的实行有几点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
4.1吃透国家文化产业政策—融合的根本
出版属于文化产业，出版与文化资源的结合需要经营管理人员吃透国家文化产业的方针政策，先明白去哪里，再思考怎么去。如果仅凭主观判断，易造成无的放矢，不仅浪费单位资源，也会偏离正确的发展道路。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央作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定，这一决定符合我国国情和世界潮流。其中，出版物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文化“走出去”战略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便于我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优秀结晶，并且有利于与同样拥有优秀文化成果的国家进行交流合作，学人之所长[10]。期刊发展与文化产业大政方针政策结合，还能在申请文化专项方面取得突破，为期刊拓展办刊经费来源。比如，创享空间部分创办经费即为结合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与科技期刊的运营而申请到的国家文化专项“2013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航空体验中心建设’”。
4.2正确认识科技期刊的功能—融合的关键
科技期刊的功能主要是服务社会和服务行业，社会效益是其主要属性。在办刊过程中，可以用期刊品牌衍生其他的经济效益，但始终要以社会效益为主，要作为原始创新的重要平台。在与各方资源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把握住这一方向，立足于提升科技期刊的知名度、影响力、服务功能。比如，学术期刊要牢记学术交流的使命、学术评价的功能，科普期刊要加强科学普及，唤醒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有时，科技期刊迫于生存压力，在融合发展时也难免受到诸多诱惑，容易产生一味地用品牌换资源、换经济效益的过激行为，并不可取。
4.3出版机构体制机制的创新—融合的保障
近年来，科技期刊的整合和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仿照国外成立大型出版集团进行集约化、集团化运营的模式，国内成立了多家出版集团或机构，然而，这些集团多是杂志与杂志的整合或杂志与出版社的整合，鲜有杂志、出版社、文化公司、场馆等多元化的整合。北航文化传媒集团堪称国内高校率先成立颇具特色的文化传媒资源整合机构，机制的创新为整合文化、校内外资源提供了有力保证。只有搭好架构，理顺关系，才能统一调动资源，发挥激励机制，统一目标，确定朝向，为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共同努力。
4.4对新技术新概念的紧密追踪—融合的抓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新技术、新概念层出不穷，杂志社时刻注意、紧密跟踪新技术，探讨适用于科技期刊发展的可行性。比如，两年前，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集团层面审时度势，成立了新媒体战略发展部，进行期刊微信平台的开发和维护，以及视频和短片的拍摄和制作，有效促进了期刊的品牌宣传和运营。自2016年区块链技术在中国蓬勃发展以来，杂志社密切追踪，探索将此技术应用于版权保护、盈利渠道拓展、学术诚信建设、科研成果鉴定等方面的可行性，促进期刊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始终能引领潮流，抓住先机，一手抓不变的内容为王，一手抓变化的运营模式，实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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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及平时研究小论文的撰写中，对古代文学选题的文献综述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应该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的综述意识，这其中就应该包括针对某一问题下的知识点，可以有选择地辅以代表性话题，罗列并阐述学界对该内容及问题的研究现状，引导学生如何查引学术论文，如何把握论证主旨及要点，从而让学生知道关于这个话题，已有哪些人做过哪些研究？研究到何种程度？是否还有研究的空间？培养综述意识，还可把视野投向港台地区，以及海外，这样，在做文献综述时就能达到较为全面的效果。如果在本科阶段就培养起综述意识，那么深入学习及研究时会大有裨益。
二、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与综述意识是有连带关系的，综述意识强，往往更能发现问题，引出问题，从而做细致研讨。问题意识应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全过程，教与学中应抱着探问的态度，这样才能获益更多。鼓励学生本着求同、求异的思路读书，从中寻找问题点，往往这个问题就是需要去研究的东西。数年教学实践证明，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过程中萌发、成长的。如循着这样的思路，学生在课堂中针对所教学内容，提出“难道真正诗死于宋、词死于明”、“为何元曲四大家没有王实甫”诸如此类问题，教师会倍感到欣慰。这就促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前提下，进行更细致的阅读、研究，刺激创新欲望。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胡适所谓：“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前贤妙论，实际阐述的核心是要有问题意识及怀疑态度，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的培养是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的。问题意识的探索与培养取决于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因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学的组织者就应该发挥引导作用，有目的地往问题探索方面靠拢，采取举一反三的方式训练，这样，整个课堂教学中就会弥漫着问题气氛；同时，学生要发挥主动性作用，“业精于勤荒于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充当“主人公”角色，而不是“观众”。鼓励学生在阅读中做笔记，将所思所想书之于卷册或笔记中，这样就能把有时灵光一闪的想法记录下来，累积下来，长此以往，就会是一篇论文，甚至是一部论稿的基础。在教师和学生合力作用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氛围就会越发浓厚。
三、前沿意识
前沿意识是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培养不可忽视的环节。只有关注学术动态、发展，站在学术前沿，才能对学科中某一领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应适当涉及知识点的前沿情况，让学生心中有数；向学生推荐相关刊物或研究文章阅读，以及邀请相关学者做学术讲座，增强大学生学科意识。本科导师制对培养学生前沿意识是一个有创意的探索，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组成“教师—学生”团队，将研究型学习切实推广，导师更能依据学生兴趣、特长，因材引导，将创新意识培养落到实处。比如我班一学生对岳飞词颇感兴趣，我建议其阅读有关词集与论文，该生拟写的《岳飞〈满江红〉的传播与接受》就是一个较好的选题，既有问题意识，又紧扣当下学术前沿。学生前沿意识的培养，对任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教师有前沿意识和前沿视野，才能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总览全局，对学生做出积极有效的导引，否则只会是空谈。
四、理论意识
没有理论做基础的实践是盲目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研究型学习创新意识探索与培养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引。适当的理论指导，会使研究豁然开朗，效果良好。汉语文学专业除了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还要学习古代文艺理论，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然后将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结合研究。古代无数的理论家对古代文学现象及作品做过深刻研究，提出历经检验的理论主张，是现在进行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要观照。其实，不但要运用好现成的古代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而且可以灵活运用西方文艺理论，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之用。在这方面，王国维为世人做出了表率，他率先将西方美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结合，用之于词学研究，撰写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专著《人间词话》，开风气之先。当代著名学者叶嘉莹用西方文艺理论解读宋词，为词学研究拓出一片新领域。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也应增强大学生理论意识，让他们阅读、钻研文艺理论，并用之于学习、研究实践。譬如一学生用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移植于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影视改编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并做到了将文学与传媒研究结合。
五、方法意识
合适的研究方法是创新意识探索与培养的依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研究型学习惯用的方法有文献文本阅读法、田野调查法、分析比较法、理论归纳法等。每一种方法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与优长，有时可以综合使用，有助于研究的细化与深刻。在方法意识创新方面，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做了成功的探索，他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方法研究唐诗宋词，近年成果丰硕。［1］通过对存词、版本、品评、研究、历代词选等指标项统计，王兆鹏对宋代词人进行定量分析，做了综合排名，并且排出两宋十大词人依次为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由于使用方法得当，结论可信，为古代文学研究型教学提供借鉴，具有启示意义。
六、实践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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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院校；数字媒体技术；教学模式；“一体化”项目；实施路线图
1引言
目前我国内地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均面临如何对原有的专业课程教学模式进行解构[1]，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遵循教育规律、顺应教学目标的应用型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数字媒体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为基础，近年来被广泛应用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2]。目前国内约有上百所本科院校开设数字媒体技术或艺术专业[3]。相对于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是一个以计算机技术为主、艺术为辅、技术与艺术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的新兴专业[4]。它涉及到通信技术、计算机网络、美术和音乐、影视动画等相关领域。大多数高校开设此专业的时间不长，由于各高校自身情况以及教学出发点不同，所制定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模式也因此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均还处于摸索阶段。“一体化”项目教学模式以其独有的优势条件，近年来逐渐被引入高校教学中，取得了显著成绩[2]。在教学实践中，人们逐渐意识到结合高校实际探讨“一体化”项目教学模式的构建，是一种有效建设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途径。它可以很好地实现资源优化整合，极大地提升教学质量，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培养要求。
2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2.1教学内容的实用性。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参考了国外高校和国内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模式，没有充分体现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地方性”、“应用性”、“有特色”的定位，很难灵活地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而开设相适应的新课程来满足专业需求。“互联网+”时代应用技术日新月异，相比之下，没有融入新知识新技术、陈旧过时的教学内容显然不能契合社会对专业技能的需求，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难以被调动起来，达不到学生吸收新知识、提升新技能的要求。实践教学方式落后，教学内容跟不上“互联网+”时展的步伐，老师在教学中也就很难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点。即使在课堂上有少量的实践知识，多数也只是对理论知识的简单验证，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实验实训实习教学体系，起不到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作用。教学内容实用性不强，学生自然难以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他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会受到严重制约，“一体化”项目教学模式的优势就很难体现出来。
2.2实验设备。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课程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因此提供完善的实验设备，为学生的实际操作提供基本保障是顺利实施“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必然要求。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涉及的课程方向较多，包括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制作、音视频处理、影视后期制作等，因此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实验室需要投入较大的资金购买数字媒体技术软硬件。这就要求院校有比较充裕的实验教学配套资金。但目前由于种种原因，不少院校还达不到要求，对数字媒体技术课程实验设备的资金投入较低，导致实验设备缺乏。一些课程甚至是一些主干课程的实践无法按教学要求完成，严重影响了课程教学的质量。
2.3师资力量。近十年来，国内对数字媒体技术人才的需求量稳步提升，对人才的相关要求也逐步提高。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师的专业素养会对课程的教学质量和“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产生直接且较深远的影响，教师只有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掌握“互联网+”时代的传媒科学技术，才能驾驭数字媒体技术课程教学。但从目前的实际教学情况来看，许多教师还达不到这个要求，只具备单一知识结构体系的现象还较普遍，在课程教学中很难准确掌控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一体化”教学模式实施起来也就困难重重。
2.4创新意识。“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要求老师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来培养学生。而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思维也相应地需要极大地拓展，但目前国内高校传统教学模式基本上还只是老师教授、学生吸收的简单教学模式。处于被动地位的学生只能生搬硬套老师上课传授的知识，“创新”意识被极大地限制，技术应用上的革新、思维上的创新、作品上的突破都难以实现。
3构建研究
3.1总体思路。由于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创造性活动较多，必须以应用技术的深度理解与熟练掌握为基础，因此，“一体化”项目教学模式适宜在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课程教学中采用，即将课程作业、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有机结合在一起，采用项目化教学[5]。“一体化”教学理念的内在要求是将课程作业、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这三个实践教学环节形成相互支撑、互为依托、由易到难，实现循序渐进的实践课程体系。目前国内大部分院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离此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项目化教学意味着以学生的“学”为中心，而教师更多的是以引导的方式开展教学，教学的主体从老师转移到了学生，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作为一门实践性强的交叉学科专业，十分适合采用这样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一体化”项目课程教学中，教师能将传统教学模式中相关知识点的传授融入实践操作的项目中。在项目实践的过程中，学生是主体，传统的学生被动接受被转变为学生主动探索。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通过老师的引导与解惑被逐步加深，同时也给与项目相关的课程学习增添了许多新意，而且项目实践还促进了其与“互联网+”时代的融合。“一体化”项目教学将课堂知识融入项目中，学生可通过项目主题与实践操作实现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课堂知识与项目对接，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更大的自主选择性。通过规模不等的项目完成了学生对教学目的的有效认知，激发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问题以及项目实施的结果相比于传统的教学考核更能反映出学生技能掌握的程度，让学生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效果，有的放矢地攻克技能中的薄弱环节。在“一体化”项目教学中，项目之间虽然互为依托，但每个项目是相对独立的，从信息的采集、方案的确立、设计及项目的最终评价，都是在老师的引导下，主要由学生组成项目小组负责完成的。组内学生及组与组之间的学生在项目化实践过程中互相帮助探索，交流分享，通过集体的智慧发现并解决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过程中，学生的协作意识得到加强，能通过积极沟通来吸收融合来自不同观点的意见建议，为将来在工作岗位上更好地参与工作培养起良好的团队意识。这种教学策略使得学生间的学习合作更加紧密，充分发掘了学生潜能，让学生更加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毕业后能更快更好地适应工作氛围，就业方向也更广泛。
3.2实施路线。实施“一体化”项目教学模式，首先便是分析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实验课程相互之间的关联，基于整合思维来融合构建实验课程体系。然后要依据人才培养方案中各专业课程的不同层次，将实习、创意和技术应用等引入不同年级的课程设计中。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将课程设计的内容与后续学习中的专业实习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完成课程设计的过程中能对自身的专业学习情况有一定的认识，也对专业实习有一定的了解，进而能将即将实施的实习项目确定下来，之后继续引导学生在项目实践的过程中开展相关的专业技术研究和专业技能训练。在经过这样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日积月累的知识和技能沉淀之后，对毕业论文和设计项目形成比较全面清晰深刻地认识。最后，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课程体系，科学合理地安排实训、实习和毕业设计，紧紧围绕课程体系独立有序开展这些教学环节。在课程体系中设置专业讲座、认知实习等，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充分了解实践项目。在学生实习过程中，教师从学生的专业基础、兴趣爱好、技术水平等方面来制定合理可行的项目计划，同时通过教学激励措施鼓励学生深入扎实地探究传媒技术、动画、动漫、影视等方面的知识，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有计划有安排地完成实践项目，进而确立创意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的项目。学生整体上的知识认知对创意产生起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加强学生的综合技能训练，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项目开展创意实习，并依据项目要求进行技术组合训练，突破单一的知识认知，从整体上把握提升专业知识与技能。在毕业实习阶段，毕业实习指导教师要指导学生增强知识积累、加强技术提升，不断夯实文化底蕴，开拓视野，并积极探索与项目设计相关的技能技术，提升学生的技术能力与设计理念，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制作方案，使学生能更好地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在项目实施环节完成之后，“一体化”项目教学模式也很重视对整个项目的评价总结，这是专业学习过程中重要的实结教学环节。教师和学生共同来参与项目评价，都是评价主体。首先是学生自己和组内外成员对其项目进行总结评价。这个过程不仅是在总结自身优缺点，也是在相互学习、分享经验心得，共同提高。学生们在完成这个过程后，教师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全面分析整个项目，点评每位学生的项目执行过程和结果，指出完成较好的地方和不足之处，进而梳理出学生的知识盲区，并分析讲解，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项目和相关知识点。教师在进行知识点普及的同时，还能结合具体的数字媒体技术项目，主动分析解答学生知识盲区中的具体知识点。这便是“一体化”项目教学的最大优势，这样的教学模式使得其教学效果要远优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一体化”项目教学模式的实施路线如图1所示。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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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像时代的“经典悲歌”
在所有的人文经典中，毋庸置疑，文学经典是核心。正如美国学者范德勒所言，“人文学科的核心教材，不应该是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文本，而应当是人类审美努力的产物———文学和艺术，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达成的。”[1]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方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其一，以图像表达意义，将传统的文本阅读转换为图像阅读。大量由经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充斥着人们的视觉，不少学生以看电视、电影代替阅读经典作品。在对某省属重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进行的古典名著阅读调查中显示，四大古典名著皆读过的不足10%，只读过其中一部的亦仅有35%，但看过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影与电视剧的则在90%以上，这样的现状令人担忧。当下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大多对原作有所曲解，甚至是对经典的颠覆。法国小说家乔治•杜亚美曾把电影视作“被奴役者的消遣，给那些愚昧无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们散心用的娱乐……一种既不需要全神贯注，也不要观众有多少智商的热闹场面。”[2]以影像观赏代替经典阅读，不仅无法真正领略文学真谛，而且视觉的冲击淡化了对文学内容的深入思考与解读，压制了受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在阅读中能够对同一文学形象进行不同的再创造。而一旦将其影像化，则所有的观众看到的皆是同一个“哈姆雷特”。阅读《红楼梦》，“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而观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只有一个，那就是陈晓旭所扮演的。其虽形神毕肖，深得人心，却终究与原著中的“林黛玉”不同。叶朗先生指出：“‘读图’一代与人文经典的隔绝，将导致我们的民族变成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民族，变成一个肤浅的民族，灿烂的中华文明就会中断，那是极其危险的。”[3]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经过，深得观众喜爱。然而，蕴含在原著中的对“佛性”的弘扬却无法深刻体现。如南帆先生所言：“经典文化是创造，泡沫文化是制造。泡沫文化定位为快乐的休闲，于是，所有的深刻———无论是深刻的故事、人物还是深刻的思想———都将成为画蛇添足的赘物。”[4]“读图”使学生难以体味经典蕴含的深层意蕴，长此以往，必然使其思考能力萎缩，审美趣味低下。其二，对娱乐功能的强化使影像媒介淡化经典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品位低俗，对学校的文学教育造成冲击。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5]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经典的魅力首先表现于其不受时空限制、永不磨灭的审美力量，而一旦转化成影视作品，则更注重画面与情节，反而使文学作品本身通过语言营构而发散出的审美魅力被削弱。文学经典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等内涵。通过研读经典，学生受益的不仅是读写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正如高尔基所言：“文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们中间的卑俗作斗争，并善于在人民中间找到好的东西；就是在人们的灵魂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6]这是影视媒介所无法达到的。其三，影视作品在对文学经典改编过程中，常常在“经济利益”指挥棒下，为了提高收视率，而迎合当下社会的价值观，从而背弃原著精旨，给观众造成误读。电影《赤壁》里的孙尚香，胆大心细，武艺高强，巾帼不让须眉，潜入曹军，亲自绘制曹营地图，为蜀吴抗曹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她还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极强的追求自由的渴望，以依附于男人为耻，对孙权为自己与刘备结成的政治婚姻心怀不满，却与诸葛亮产生惺惺相惜之情。这一角色的塑造显然有悖于《三国演义》的主旨，体现出现代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如果只看电影而不看原著，学生会误以为三国时期的女性就是如此。再如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美丽、温柔、勤劳，淡化原著中对其“淫妇”形象的塑造，从而让观众对其境遇充满同情，而非谴责与痛恨，这显然是从现代人的视角进行地解读。
二、经典阅读，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包括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门课程，不同高校所用教材可能不同，但所选文本均较为有限。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只开古代文学史这一课程，所用教材为袁行霈主编本，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节课，共开四个学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要向学生展示数千年的文学历程，其难度可想而知。而文学史的编撰本身即具有选择性，编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进行取舍。如果仅仅照本宣科，传授给学生的是一些教条式的结论，以此取代学生自觉主动地体味涵咏，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必然无法让学生深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让学生在与古人心会神通中受到熏陶感染，并磨砺提升自己的品格。因此，回归经典，才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首先，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置身历史文化语境，在与古人建立的平等“对话”关系中，体认古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智慧，使自己得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7]古代文学经典之作，不管是诗、词、曲、赋还是散文、小说、戏曲，皆表现了言说者一定的生存处境与文化心态，蕴含着创作者的某种人格理想。不管是有感于天下的混乱无序状态而欲起救之的救世心态，还是对自己的个体生命面临的种种危机深感焦虑而欲求安身立命之术的自救心态，均寄托着古代文人的生命追求与价值理念。这种精神既指向久远的过去，也指向对不同时代读者而言的“现代”，并且在不同时代的阅读中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建立在《伊利亚特》、《圣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先辈遗产上的教育，在某种有限的形式中仍是我们的理想，虽然对我们身处闹市的生活来说，这些文化基石不免显得遥远。”[5]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其《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将使人置身于无限蕴藏的本质之中。”对学生而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然，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亦甚遥远，如果只阅读教材，理解未免偏颇，只有回到文本，在对《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的深度阅读中，才能跨越亘古长空，切身体悟诗人的喜怒哀乐，洞悉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坎坷，寻找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学生通过对历史上永恒经典著作的阅读，将文本中所负载的信息，还原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从而建立起读者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用前人智慧的雨露滋润自己的心灵，升华其精神，完善其人格，唤醒其作为“人”的良知，使其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其次，经典阅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鉴赏，使学生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由简单的文本研究拓展至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乃至文学精神的感悟与把握，促进学生心智成熟与心灵成长。哈罗德•布鲁姆称：“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的自我成长。”[5]自成一体的审美独特性与人类经验普遍性共同赋予经典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阅读，才能够让学生完全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体验到单纯阅读的愉悦，从而在阅读中暂时逃避一下甚嚣尘上的生活，感受到只有最优秀的作品中才有的清朗与宁静。而学生的心灵正是在这种阅读中日渐丰盈，从而学会明辨是非，取得进步，在与书中人物的同欢戚、共命运中培养同理心，在享受现在的同时不忘过去的。最后，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汉语的凝练、精粹与传神，从而提升自身的语言感悟能力与表达能力。笔者每年指导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经常发现学生的语言功底太差，论文选题陈旧、逻辑混乱、病句连篇、错字累牍，让人不忍心读，这固然与平日缺乏写作训练有关，其根本原因则在语感太差。而当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将“金箍”戴在教师头上，将评价教师的权力交给学生，于是，教师为了得高分，不乏“媚”生之举，课堂之上，笑话、故事蜂拥，一片欢乐气氛，对学生学业应达到的要求则一降再降。加之生活于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在放逐思辨的同时，学生的语言能力普遍下降。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典阅读。就目前古代文学教学而言，大部分教师仍局限在照本宣科上，并未有意识地指导学生阅读原典。
三、探究式阅读，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对于求知欲旺盛的大学生而言，这种探索发现未知世界的渴望尤其强烈。在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兴趣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因此，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古代文学课程所跨越的时间段从先秦一直到近代，涉及的经典之作浩如烟海，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进行精读，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起步。卡尔维诺结合其自身阅读经验，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指出要读的书有两类：一是“读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因为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即要读原典，而非阐释原典的评论。二是“教材要教你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你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学校有责任向你提供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只有那些你有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8]即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属于自己的经典，强调阅读的个性化。本着这样两个原则，结合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在学期初课程刚开始时，即给学生列出阅读书目，让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本进行精读。如在讲授先秦文学时，考虑到大一学生的古文解读能力尚弱，为其推荐经典的译注本，包括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让学生结合注释与译文来解读原文，可以参阅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但绝不允许以此取代对《论语》与《庄子》原著的阅读。当然，在经典选择的过程中，也要尊重学生不同的阅读兴趣，在规定的书目中，让其自主选择。在对经典精读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搜集资料，进行深入探究，并将其成果做成PPT，根据课程进度，安排其在课堂上讲解，与老师同学交流，从而强化其阅读的兴趣与探究的信心。在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与指点后，将其写成小论文，作为课程作业。如此，既提升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在讲魏晋南北朝小说时，有同学选读干宝的《搜神记》，兴致盎然地到讲台上与同学交流阅读心得，对书中的人鬼恋进行深入探析，并为同学答疑，其效果远远超过教师单纯的讲解。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的读书交流会，可视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也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方式。读书交流会可围绕某部经典进行深入探究，如围绕阅读《陶渊明集》进行的“今天为什么要读陶渊明”交流会，学生从不同角度谈自己的阅读体验，既表现出其自发阅读评点的灵敏与坦率，又在旁征博引中打通古今，表现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征，实现经典与读者跨越时空的对话，使学生在阅读交流中培养心智、拓展自我意识。在读书交流会中采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reading）”法，也是一种有益尝试。所谓“对位”，源于西方古典音乐“对位法（counterpoint）”，即在复调音乐中，根据一定的规则以音对音，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起来，从而使音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间的对比与联系，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所谓“对位阅读”，萨义德称其为“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展开文学阅读。“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多声部乐曲中，各个主题互相替代，只给予某一个主题以短暂的突出地位。在由此而产生的复调音乐中，有协奏与秩序，有组织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种来自主题，而不是来自作品之外的严格的旋律或形式上的原则。”[9]借鉴这一做法，在读书交流时，从当下的热门话题入手，选择一个可以贯通古今的主题，让学生围绕此主题谈论其经典阅读的体会。如“愚人节里话诚信”，学生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愚人节”谈起，联系其阅读的《论语》、《孟子》等经典，探讨古人对“诚信”的见解及其对今人的启示。这样既调动学生探究的兴趣，又赋予经典以现代意义，从而让学生认识到在当今商品大潮下诚信的重要性。将经典原著与影视作品进行比较，是探究式阅读的有益做法。作为生活于影像时代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影视作品与瞬息之间层出不穷的图像。既然逃避无益，不如坦然视之。阅读经典与观赏影视最大的区别在于，“书籍予以我们某种自由——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可以使思想保持活跃而不受束缚；我们是创造（即想象）故事的全程参与者。”[10]惬意阅读的状态之美，正在于有时间去想象出一切，读者具有能动性，而影视作品则以演员的形象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在讲《红楼梦》时，笔者曾组织学生精读“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一节，之后又让其欣赏王扶林导演的87版《红楼梦》与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红楼梦》相关情节，通过比较，让学生探究三者在意境营构方面的异同，进而分析文字表达与影视呈现的区别与局限。从而使其明白，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固然可以比较完整地传达作者的某些意图，却也存在对原著的误读与颠覆。不管影视拍摄多么成功，终究不能取代文字尽显人类心智与想象的魅力。所以，观看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绝不能替代对名著本身的阅读。否则，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闪烁在字里行间的诗意，还有思想的厚重、情感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悲哀地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难以逆转”。他是针对形形色色的“政治阅读”对经典的破坏而言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不仅如此，还有来自信息时代的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媒介手段对传统阅读行为的干扰。“灯火夜深书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的情形似乎已经与经典一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在教师的有意引导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未必不可实现。莘莘学子在经典阅读中，“每览昔人兴怀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11]与古人跨越时空相视而笑，体验着方块文字中葱茏着的诗意与美感。这种感觉岂是影视图像所能带来的。
作者：杨朝蕾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批准号：13YJC75106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5BZW111）。
参考文献：
[1]叶扬.文学教育还有没有办法补救[J].上海文化，2010，（6）.
[2][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叶朗.让大学生具有更高的精神追求[J].中国大学教育，2009，（7）.
[4]南帆.泡沫文化•面具之后[M].北京：三联书店，2010.
[5][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6][苏]高尔基著，孟昌等译.高尔基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天津社会科学，2005，（3）.
[8][意大利]伊泰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9][美]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