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发展范文1
[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产业 世界文化 英国创意产业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6-0106-04
英国政府在1998年出台了《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提出了以“创造性”为核心价值的推进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英国伦敦现代不仅是人们记忆中的世界金融中心，也成为了“世界创意之都”。对英国创意产业，国内已多有论及，但更多是描述性和介绍性的。研究表明，英国创意产业的兴起与取得成功，既与英国自身的文化和产业传统有关，同时也与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发展和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认识和把握这种内在关联，对中国当代文化和创意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上世纪80年代后，以工业化、现代性和信息科技进步为核心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强化并推及到当代世界各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时，人们在认知经济全球化对于推进世界经济发展作用的同时，也对内在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全球化给予了深切的关注。
人们看到，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仅国际资本、国际产业分工和世界市场不断整合着全球经济，而且自古代社会以来就不断演进中的人类各民族区域跨文化交流融合也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所谓的“文化全球化”的宏大趋势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种伴随着跨国公司、世界贸易、数码科技、文化产业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文化全球化趋势，在打破区域、民族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逐步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论述过的“世界文学”(即“世界文化”)中，既包含着各民族文化多元互动而形成的关切人类共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文化价值，同时也包含着世界史中帝国主义强势国家的价值取向。同时，20世纪中叶以来的由市场经济所滋生的文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更是在全世界快速扩散，形成了全球性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以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和各种廉价商品消费的愉悦，灌输给人们一种新的价值认同，消解和替代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各地塑造出了工业化时代的一种同质化新人群――“社会大众”。文化全球化中的这些所谓“趋同化”或“同质化”的趋势，一方面推进了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各民族区域的共同进步，另一方面其中的某些混合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文化模式也给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挑战和冲击，消解着其文化的特殊性，造成了这些国家的文化认同危机。
面对全球化这种趋势，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到底包含着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将会给各民族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命运?是否真的会出现极端全球化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全球经济的崛起、全球治理机构的出现以及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和交融预示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将要消亡”，将会出现一个“全球公民社会”和一种“全球文明”?[1]
二
对这样一个未来学的重大问题，不同民族文化主体会有不同的认识，但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分工的角度看，我们就能发现，恰恰是国际贸易、国际产业分工这种全球化的基本力量，在推进着全球文化趋同中，也内在地要求着文化多元、多样性价值观念来支持国际产业分工的细分，支持国际贸易更有效率的发展，从而又推进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并因此与以创造性所引导的文化艺术一道孕育出了西方发达国家新兴的创意产业。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世界文化的发展与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等经济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同时期，世界文化领域中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声音和形态，从而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
在二战前，与当时的原材料与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分工格局相适应，在世界文化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掠夺弱势国家资源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和弱势国家抗争的民族主义文化。二战后，在世界文化领域中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国际意识形态文化。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国际产业转移、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形成了“垂直水平型”国际产业分工格局。[2]在世界经济形态的这种发展中，世界文化出现了一种趋同与分化、同质与异质、普世性与差异性这种双向发展的态势。一方面是全球化中所有参与者共同认可并遵守的共同规则日益重要，另一方面则又需要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来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以进入“垂直水平型”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一方面是如和平发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保护、反对恐怖主义等成为普世性的文化观念，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所接受认同，另一方面在文化趋同和文化霸权主义的逼迫中，世界各民族主义主体进一步觉醒，民族主体的独特性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进一步显露，独特与多样性民族文化被认为是各国甚至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而在世界文化的这种双向发展中，计算机科技进步、信息技术发展和世界互联网的出现，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催生了知识信息产业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出现。而在知识信息产业经济和社会形态中，个人的智能创造、创新与创意作用日益突出，因而尊重个性、尊重独创性、追求特色成为这种经济和社会形态中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而自古以来就内在于劳动与生产活动中的“创造性”被提升为一种自觉的国家意识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念，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文化政策的价值导向，转化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因此开拓出影响和作用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创意产业。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产业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既促进了全球化，使全球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国际贸易更具效率，推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同时又推动了世界文化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两种意识形态文化向以人本、创造和多样性(“Diversity”，在英文中，“多样性”与“差异性”是一个词)为核心价值的当代世界文化发展，而这种文化在上升为自觉的国家意识后，立刻就转化为发达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产生了以“创新”培养国家核心竞争力，以创意产业来进入世界产业分工高端并优化和支持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21世纪的世界新一轮发展。
三
在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推进中的全球化背景中，面对全球化冲击和挑战，上世纪90年代后，各民族国家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一方面是根据本国的自然禀赋与经济发展实际，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既定格局中，以自身不断发展的优势和特色产业进入国际“垂直水平型”结构的产业分工中(如中国目前处在这个分工结构中的中低端制造业层级中)，以比较优势获取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利益，在全球化境域中推进本国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在全球化新的境域中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传统，显示出文化警觉和自觉意识，在保护自身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打破自身封闭和固执状态；在向世界文化的开放与交流中，大力推进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转化，而且如法国、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也积极抵御全球化中的某些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制定各种保护和发展本土文化的国家政策和战略。
正是在全球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与境域中，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的活动，并在1992年成立了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研，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在1995年推出了题为“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的研究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文化创造与文化多样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的作用。
指出：“要对构成21世纪特征的重大事件挑战作出回答，就必须在发展中强调两个重要的目标――发展的文化尺度和人的文化生活”；“要在经济和技术发展中，将文化和人的价值回复到中心的位置上来”。制定公共政策，推动文化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应有的重要责任。
此后，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召开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推进文化创造、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发展的决议、宣言、公约等文件，如《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教科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教科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2003，教科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教科文)；《人权与文化多样性决议》(2005，联合国大会)；等等。 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通过的这些决议、宣言、公约体现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国经过论战、文化对话交流而逐步形成的有关文化、文化创造、文化多样性与世界和平发展相互关系的基本共识和理念。
文化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世界各民族文化都有平等的受到尊敬和实现发展的权利；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它使人类有更多的选择，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观，并因此成为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需要把文化作为一个战略要素纳入国家和国际发展政策之中；教育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知识产权对支持文化创造的参与者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性质；信息和传播技术飞速发展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为加强各种文化互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同时也对文化多样性构成挑战，尤其是可能在富国与穷国之间造成种种失衡；等等。[3]
所以，我们看到，文化全球化不但形成了关切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发展的普世价值，而且还在反抗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主体觉醒之后，通过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开展和平对话交流，进一步提升了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同时也因此促成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主体对文化、文化创造、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新认识，从而形成了以民族文化主体平等为基础，以人本、创造和文化多样性为价值核心的世界新共识和新理念，为人类社会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观念基础，并在文化观念与国际产业分工发展的双重推动下，产生出对人类21世纪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创意产业。下面我们就看看英国创意产业产生和发展的情况。
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通过的一系列关于文化、文化创造、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宣言、公约性文件，不但奠定了一系列人类新世纪发展的新理念和共识，而且也以与世界各国签约的方式实际要求和推进各国更加关注文化、文化创造和文化多样性在本国发展中的作用，敦促世界各国将文化作为一个战略要素纳入国家文化政策和发展战略之中，以新姿态和新观念来推进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
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工作下，同时也是出于本国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看到，20世纪中叶后，西方各发达国家纷纷将文化纳入到国家文化政策中，制定文化发展国家战略，以一种自觉的国家意识来推进本国的文化发展。
这其中，英国的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其从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到开拓出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的经验，不仅进一步在学理逻辑上证明了美与创造、审美与人类创造性文化心理的内在关系，而且以社会发展形态向我们展示了文化艺术培育、涵养和支持国家创新，开拓创意产业，并由此优化整个国家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水平的巨大作用。
1990年，英国政府委托有关单位开始着手起草英国文化发展战略，在1992年形成了题为“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讨论稿，1993年，这个发展战略以《创造性的未来》的题目正式公布。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颁布国家文化政策，表明推进以“创造性”为核心价值的文化发展成为英国自觉的国家意识，而由此，以“创造性”为政策的价值导向，以各类文化艺术形态为发展领域，以审美创造为核心价值，英国找到了开拓新兴产业的一条路径。
我们知道，英国曾是世界工业化的先驱，老牌制造业大国，是“世界工厂”。但战后，在全球化中的美、德、法、日等国家的竞争中，英国制造业日显疲态，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英国1992年开始的文化艺术发展战略实施5年所积累成果的基础上，为走出经济困境，1998年英国政府又出台了《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提要以“创造性”价值导向和推进创意产业的国家产业政策，来调整英国产业结构，全面振兴英国经济，增强英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推动英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在实施了文化艺术国家战略的5年后，英国又提出推进创意产业发展，其意义不仅在于创意产业本身能创造财富，而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由国家战略的“创造性”价值导向所倡导和激发起的全社会的创造性，在于由国家文化政策所推进的创意产业对所有产业的优化、提升和改造作用，从而在“创造性”的国家共识上提升和锻造出的国家核心竞争力。正如奥康纳所说，“可以断言，地方和区域文化战略后10年的任务是找到一种可以把文化产业与更广泛的制造业部门联系起来的方式，创造性、风险、创新和信息、知识与文化在全球经济中将具有核心作用。”[3]
从1998年以后，英国的创意产业和相关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根据英国政府的统计报告 ，英国所划定的13项文化创意产业2001年产值达1125亿英镑，这使英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创意产品生产国。1997年至2001年，创意产业是英国发展最快的产业，期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8%，而同期整体经济增长率则为2.8%，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8.2 %。在伦敦，创意产业更是成为伦敦的第二大产业，仅次于商业服务业，已经超过制造业、零售业等行业，产值已达到250亿～290亿英镑，伦敦也因此被誉为世界“创意之都”。由此，英国推进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用就业和产出衡量，英国的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第一大产业金融业。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期间，在创意产业的推进和带动下，英国提出的以“创造性”为核心的国家创新战略也在英国制造业中显示出巨大的成果，重新振兴英国的制造业的目标取得了成功。除了传统制造业由于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等战略环节产业链的创新提升而获得新生外，能源、生命科学等几大新兴产业领域也成为英国的新经济增长点。资料显示，2005年，英国生命科学产业的市场规模达到850亿美元；在基因、干细胞、生物信息工程等新兴研发领域，有480多家私人公司；而英国创新的另一产业领域，ICT电子产业的全球市场价值高达1500亿美元，拥有7500个公司。 正因为如此，欧委会宣称英国是欧洲大陆上最健康、最强壮和最成功的经济体。
上述论述表明，英国创意产业兴起和发展，一方面是基于本国发展需要基础上的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发展的推进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从中则看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巨大推进作用。世界文化的过程是复杂的，但价值指向又是清晰而确定的，即世界文化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血与火、刀与剑的洗礼后，最终在世界的竞争与和平发展的21世纪走向了“人本”、“多样性发展”的“创造性的未来”，而文化艺术与创意产业正担负着世界走向这个创造性未来的使命。英国人是幸运的，他们从世界文化的发展和自身的需要中把握了历史契机，再次拯救了自己，率先走向了创造性的未来。
注释：
[1][英]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
世界文化发展范文2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在世界各国经贸联系愈来愈紧密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产生、发展的原因往往也被视作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理由。实际上，这种解释只能说明部分问题。各国之间能否走向经济一体化，不仅取决于现时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经济利益，而且，也是各国政策策略选择的结果。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即各国政策选择如果不在合作中实现较大效益，就会在冲突中遭受更大损失，这已成为决定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另一方面的因由。本文试图用对策论来分析这一情况。一、传统理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解释的片面性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主权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 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表1 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B国开放 不开放A 开放 Ⅰ（3，8） Ⅱ（0，10）国 不开放 Ⅲ（4，0） Ⅳ（0，0）（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表2 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附图 {图}）（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 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附图 {图}）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附图 {图}），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附图 {图}），则项目可修建。若（附图 {图}），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附图 {图}），S［，i］＜P［，i］，在此情况下，项目可建成；（附图 {图}），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附图 {图}），项目不能建立，再进行第二次认捐，一直到各国出资数目达到（附图 {图}），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由于各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 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表3 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降低资源 降低资本密 降低高精密集产品关税 集产品关税 尖产品关税A国 3 2 1B国 2 1 3C国 1 3 2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三、运用策略选择分析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随着各国相互依赖关系加深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发展趋势会日益明显，从而，运用对策论分 析、解决的问题会增多。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参加国家越多，协调领域越多，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分歧也会越多，进行重复游戏的成本会增加，要达成协议和维持规则运转的费用会越来越高。因此，如果不能找到比较合理的决策机制和程序，那么，依靠对策论分析也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策略选择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基础上，任何超越于生产力许可范围之上的政策安排都是不现实的。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可能要求各国走向高度的经济一体化，但策略选择总受制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范围内，所以，两者会存在不同步发展的问题。在分析经济一体化过程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两者存在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将它们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世界文化发展范文3
关键词: 中国传统音乐 多元文化 保护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灿烂的音乐文化,历经漫长的岁月而保存至今,并积淀了丰厚的传统,成为一座传统音乐文化的宝库。历代以来,各族人民一直传承和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可以说,我国音乐文化本身就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大文化集合。近代以来世事巨变,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和发展空前严峻,连连遭受重大损失。社会政治动荡、内外战乱、强敌入侵等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音乐的大量涌入,使得人们学习、接收和欣赏音乐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音乐也遇到了无数巨大的新挑战。
当前,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加速和世界经济一体化逐渐形成,由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平等相处和交往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发达国家,有一种以强势经济为后盾的强势文化主宰世界的趋势,使得部分国家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有些已经濒临。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更好地展示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文化生存空间,在2001年的联合国文明对话年活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化宣言》,宣言认为文化多样化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1]因此,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尤其是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及时地抢救和保护处于生存困境中的文化遗产,成为时代赋予世界各国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正视当代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实际上,我们要认识到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既有同步的一面又有独立的一面,任何以牺牲文化建设来进行经济建设的做法都是万万不可取的。
在中华文化已有的各种传承方式中,努力建立一种严格意义的“原样保存”模式,不仅仅是借用今天的录音、录像、书籍记录等现代化保存手段,记录下传统的“此刻”状态,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发自内心对传统的尊重和珍惜,为当代及后代负责的态度,以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尽可能地将传统原样保存和继承。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在保存自己文化遗产过程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任何轻言“创新”都是很危险的,只把传统看成“创新”的垫脚石,更是非常可笑的。马克思指出,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永远起着后人难以企及的不可代替的“典范作用”。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思想的不断传播,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喜讯捷传。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蒙古长调民歌(与蒙古国共同申报)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先后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有如此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之余,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人们传统生存环境的改变和文化选择多元的冲击,部分传统音乐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使在风雨飘零中的传统音乐受到了历史性的挑战。我们没有理由不将这些遗产保护好、管理好、传承好。
近年,国家针对传统文化流失严重的现象,采取了相关的保护政策。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政府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及总体目标,大大推动了对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的力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并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有史以来,官方大规模地保护传统文化正深入发展。
此后,部分专家认为“申遗”是保护传统文化的最好手段,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也有这种想法。而一些地方政府却往往借文化的招牌招商引资,其结果是“政绩”有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真正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如果仅仅通过“申遗”来保护文化遗产,将对传统音乐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如只通过“申遗”保护,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申遗”是一种手段,保护文化才是最终目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手段多种多样,不能在“申遗”这一棵树上“吊死”。传统音乐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不论是否“申遗”,它都是我们世代相传、不可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自觉保护这份遗产。人们最初是自发学习和传承传统音乐的,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如今,乐师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传承后继乏人,只要有人习之,他们便竭尽全力“传道、授业、解惑也”。政府的帮扶有利于乐社的发展,但传统音乐始终是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的,传统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民间。我们认为,政府的积极、正确引导有利于传统音乐的健康发展。乐师不仅要推动乐社发展,而且要自觉保护祖上留下的音乐文化,积极招纳、吸引新成员加入乐社,培养新会员和知音,因为人们的需要是传统音乐真正存在的价值。
总之,处于自发状态下的传统音乐人,不但要自醒,而且要自觉保护传统文化,要有一种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珍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子孙负责,尽可能将这份遗产“原样”传承下去。
历经岁月的洗礼而保存下来的传统音乐,虽然在当代急剧变化的浪潮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但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河北省徐水县迁民庄南乐会“无论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或是隐存于内部的危机,都从未令它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善于利用各种变体巧妙地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2]河北省高碑店市虽紧邻京郊,尤其是部分大型企业入住该市后,使得其经济快速发展,但城郊的虎贲峄南乐会依然茁壮成长。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民间乐社遍地开花,尤其在广州,以及广州附近的番禺、佛山、中山等地较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番禺区有大大小小的民间乐社60个”,[3]它们依然活跃在民间社区。因此说,中国传统音乐依旧前景光明,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壮大,并非有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消亡。
然而,在部分地区,民间乐社不能正常参与活动,甚至有些乐社已经陷入瘫痪的境地,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振涛研究员在1993年至1996年采访的冀中地区55家乐社中有8家乐社已经瘫痪,[4]占总数的15%,相当于有1/7的民间传统乐社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时至今日,更多的传统乐社不能正常活动。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加强保护处于困境中的民间乐社和那些承载着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民间乐师。冯骥才曾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每一分钟都有遗产在消失,文化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遗产,全靠实物和传人,实物、传人一旦消失,这些遗产也就随之消失。”因此,必须正视当代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必须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
当前,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好形势之下,各地政府应该提倡和积极引导,让农民做新农村文化的主角,正确合理地开发中国蕴藏的乡土文化资源,激发乡土文化的活力,这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延续无疑将会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政府和民众保护古乐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中国传统音乐的复兴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真正到来之时,中华文化将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大家庭”中一枝美丽的奇葩。
参考文献:
[1]管建华.文化策略与世界多元 文化音乐教育的思考[J].中国音乐,2005,2.
[2]谢穗.河北徐水县迁民庄南乐会研究[J].中国音乐学,2007,1.
[3]王晓燕.对民间乐社的文化价值探讨[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6,1.
世界文化发展范文4
一、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它更早于文字的出现。上古文学同现实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其中有同自然作斗争的神话，有和生产密切相联系的诗歌，也有表示愿望、趋吉避凶的咒语式的祷祝词。在早期，文学通过口头传诵的方式流传。文学和其他艺术如诗歌、音乐、舞蹈那样互相结合的形式，没有单纯的文学作品独立存在。中国文学的最初比较系统地成型是在上古至战国时期。后至秦汉时期出现了乐府诗，魏晋时出现了志怪小说，隋唐时期的诗歌发展到了中国的高峰，而且出现了唐传奇这一具有奇幻特色的文体。后至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可以说在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独有的文学成就。诗歌、散文、词赋、民歌、小说、戏曲等多种文学形态构成了中华民族庞大而又精细的文学体系，影响着一代代炎黄子孙。在这其中有许多词句故事广泛流传，家喻户晓。如屈原在《离骚》中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描写了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给人以鼓舞。李白的诗豪情万丈。他那炽热的感情，强烈的个性，在表现各种生活的诗篇中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处处留下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如《北风行》里“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以大胆的夸张手法衬托出了诗人的魄力。至于四大名著的故事更是流传至广，《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热爱自由、勇于反抗；《水浒传》中梁山英雄个个性格分明；《三国》的宏伟庞大；《红楼梦》的温婉凄美都深深地刻在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而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塑造制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鬼狐仙怪的形象，在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同时又暗含了作者对社会的不满与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三言二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一方面揭示了社会的黑暗与政治的腐败，将中国志于宦途的文人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也对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发出了控诉。
二、中国古代艺术
1．绘画 中国绘画包括卷轴画、壁画、年画、版画等各种各样的门类。有时特指以中国独有的笔墨等工具材料按照长期形成的传统而创作的绘画。中国画有工笔与写意两大种画法，现分为三大画科：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有卷、轴、册、屏等多种装裱形制。中国绘画的起源可上溯到远古时期的壁画及最初陶器上的花纹。秦汉王朝时期的绘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潮。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绘画史中的重要阶段，由于社会混乱，人民寄希望于佛教，石窟壁画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特别是敦煌莫高窟都保存有大量的此一时期壁画，展示出高度的艺术造诣。中国隋唐时代的绘画艺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在各方面均取得了杰出成就，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之一。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绘画及以敦煌220窟为代表的壁画体现着此一时期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五代两宋以后，中国绘画成为中古绘画的鼎盛时期。元、明、清时期文人画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强调抒发主观情趣，提出“不求形似”“无求于世，不以赞毁挠怀”，这时起，中国的绘画已走向了由形到神的蜕变。中国绘画所描绘的对象，都充满着生命的气韵之动。由文化的沉淀所反映出的画者本身的意境，画家将这种对生活及艺术的感悟注入笔端，凝结为画的神韵。而且中国画家常常自身的修为都比较高，同时涉猎艺术的各个领域，往往会将他们的政治理念及艺术思想融入绘画中，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情，因此绘画所表达的思想往往比较深刻。
2．戏曲 中国的戏曲在世界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梵剧并列称为世界上三大戏剧源流。前两者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消逝，唯有古老的中国戏曲源远流长，硕果仅存，并依然在世界艺术领域散发出夺目光芒，成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戏曲集中宣扬、展示了中华民族在文学、哲学、美学、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杂技、武术、曲艺、建筑等方面的水平和成就，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艺术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民族精神体现。中华民族是一个追求中庸的国家，所有的协调性的思想都被倍加推崇。“和”成为中国戏曲美学的美的标准。这种美学思想，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人处理矛盾和对待时间及运动的理想方式及态度，“和”表现并渗透在中国文化的一切方面。中国戏曲的美学形态及其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诗词书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求和谐、求均衡对称、求圆满、求完美、求兼收并蓄。这种民族的美学特色，在中国戏曲的剧目中有着充分的反映，主要表现在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结合方面。如忠肝义胆的《赵氏孤儿》，匡扶正义的《四进士》，为民伸冤的《铡美案》，爱国主义情操的《杨门女将》、《满江红》、《桃花扇》，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这种中庸理论。
3．建筑 中国艺术和建筑有三种主要传统形式——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这些形式可以说都是宗教和政治之下的产物。从政治角度来讲，从秦代的宫殿开始，宫殿这种建筑就象征了皇帝的集权，显示了古代帝王的一种惟我独尊的心态。到了骊山的秦始皇陵，可以说这是一个“从宗庙到墓葬”的转变过程。高祖皇帝时期长安城诞生，当时只是建造了单独的宫殿以象征新政权的设立，接着惠帝时期建起了长安城墙，然后是传奇式人物汉武帝，他在城外建造了一座梦幻般的庭院——上林苑，最后是王莽的“明堂”，它是依托儒家理念所建的纪念性建筑，通过对上林苑的破坏，确立了自己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中国古代建筑在造型及材料色彩的应用上也是独具一格。首先，它具有独特的木结构体系。可以有效地减轻墙壁压力。其次，中国古代建筑一般采用庭院式的布局，主要形式有三合院、四合院及廊院，且多用对称型，体现一种庄重大气的感觉。再次，色彩的运用是古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色彩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装饰手段。这主要是由中国建筑的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建筑多用木材，为了防止木材腐烂而在其表面涂上油漆，逐渐演变成为建筑彩画，继而是雕梁画柱。在中国古式的宫殿中常常采用黄色琉璃瓦顶、朱红色的柱子、门窗，并在屋檐下处于阴影部分的彩画用青绿色略加点金，使之在白色台阶的对比衬托之下显得轮廓分明、强烈鲜艳。可以说在建筑上使用如此强烈的色彩而又能得到如此完美的艺术效果，即使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是极为少见的。这种中国传统的以龙凤为主题，附以青绿色的背景色，并使用大量的沥粉在彩画上画突起的线条，上面涂刷大量明亮的色彩和贴金，显得立体感非常强，达到一种极致的富丽堂皇的效果，被称为“和玺彩画”。正是由这诸多因素组合，经过历代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建筑特有的华丽磅礴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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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舞蹈 舞蹈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在原始时代，舞蹈是文化的基本形态。凡狩猎、战争或者性爱、生殖，以及祭祀或祈祷等活动，都是通过舞蹈来进行的。中国的汉魏和隋唐时代，是宫廷舞蹈发展的两个高峰。宫廷内设有专门管理收集乐舞的乐府、太常寺、梨园等机构，训练和培养宫廷乐舞演员和乐员。唐玄宗和南唐李后主等皇帝还亲自参加编制乐舞。宋元以来，民族民间舞蹈兴盛，许多前朝有名的古曲舞蹈逐渐被新兴的戏曲中的舞蹈所代替。明清时代，戏曲舞蹈渐趋成熟，其丰富的特技表现手段，大大增强了戏剧的艺术表现力。
5．陶瓷 我国商代在陶瓷工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商代，由于金属；台炼和窑炉结构等高温技术取得的成就，陶瓷的高温烧成成为可能，烧成温度从1000℃提高到了1200℃以上。在这样的高温下，不少中、低熔点物质转化为玻璃态，于是萌生了釉。到了宋代，陶瓷艺术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全国各地地方窑釉色争奇斗艳、丰富多彩。“钧窑”釉瑰丽犹如朝霞；“汝窑”釉色美似天青；“官窑”釉厚如凝脂；“哥窑”釉以冰裂纹见长；龙泉青瓷釉色葱翠欲滴、色调雅洁。明代在继承宋代传统的基础上釉色又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永乐时期的“鲜红釉”“翠青釉”；宣德时期的“宝石红釉”；弘治时期的“娇黄釉”；正德时期的“孔雀绿釉”等，它们在制作技巧及艺术风格上都达到了以前难以企及的高度。景德镇的陶瓷驰名中外，其中不能不说大部分归因于它精致的釉艺。
6．雕塑 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石器和陶器制作。战国至秦汉时期出现的大量用于陪葬的陶质和木质的人物及动物俑像。展现了强烈的本民族雕塑艺术的特色。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东汉至十六国时期的佛像作品，造型古朴。北魏的佛像制作在吸收外来艺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雕刻技法，体现出丰澹华美、清新俊逸的汉文化特色。东魏和西魏的佛像，面容亲切蔼然，蕴含着深切的宗教内涵；北齐、北周的作品，技法上更趋纯熟，人物塑造比例得当，情态表现开始走向世俗化。南朝的佛教艺术也形成了独特而有影响力的风格，其形象上的“秀骨清像”和服饰上的“褒衣博带”，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逐渐成为南北朝佛教造像的一个共性特征。唐代是中国雕塑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唐代佛像雕塑在吸取了印度古典艺术精华的同时，结合本民族深厚的艺术传统和人文思想，形成了雍容壮阔、庄严深沉的艺术风格。唐代的彩色陶俑以生动的造型和绚烂的色彩多侧面地反映出唐代豪华富丽的社会生活。宋代的造像以彩塑和木雕为主，体现人物的情感和神态尤为细腻真实。元、明、清时期的佛教雕塑伴随着技术上的高度成熟也带来了造型上的陈陈相因，缺乏生气；与此同时，中国的工艺雕塑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它的精华，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光辉灿烂，而且正在受到世界范围内日益众多的国家和人民的重视。它既见诸于经典文献、制度规章等程式化的客体形式之中，又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主体形式之内，经过数千年的扬弃和演绎，这种文化沉淀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规律的强大力量，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不得不提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文化在中国国人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中国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热潮不仅仅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它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当今文明的一个极大误区：长久以来对本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忽视。试想，在一个始终重视本土文化的国家中怎么会忽然间掀起民族文化的热潮?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今并未受到国人的广泛关注是一项不争的事实。相较于《蒙娜丽莎》在卢浮宫失窃时全体巴黎市民的痛哭流涕，梁实秋夫妇为北京旧城墙的拆除所拘的一把泪不免显得势单力薄。但从全局看来，中国文化艺术无疑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并顺应时代的道路，在沉睡了多年之后重新散发出耀目光芒。我们应一方面充分利用当前形式，立足于本国文化，面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在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使我们的下一代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这对中国发展成为文化大国及经济大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建筑》作者：乔匀，刘叙杰、傅熹年等 中国新世纪出版社&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世界文化发展范文5
关键词：中华文化；满足各国；消费需求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国际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集中优秀人才，增强中华文化对外影响力，增强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改善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一、要有在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思路
要有利用世界各国先进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产品的战略观念，中华文化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化的前列，才能增强在世界文化中的竞争力。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源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先进文化资源更是短缺的。要想使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使中华文化成为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拥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先进文化，必须要有利用各国文化资源意识，尤其是要有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文化资源来发展中华文化的战略观念。只有文化开放，才能带来文化繁荣；只有利用世界先进文化资源，才能把中华文化建设成世界优秀文化。
唐朝文化能够成为当时中国和世界最繁荣、最灿烂的中华文化，与唐王朝实行开放和兼容的对外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唐王朝十分重视各民族文化交流，实行开明、兼容的民族文化政策，努力吸收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如吐蕃医书《四部医典》代表了少数民族医学对汉文化的丰富，唐朝乐舞也吸收了少数民族乐舞等等。同时，唐王朝与亚洲、欧洲甚至非洲一些国家的文化往来频繁，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如唐朝吸收了西亚和南亚国家的宗教文化，周边邻国的艺术、音乐、舞蹈、服饰等优秀文化。
美国文化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也与大量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化成分是分不开的。早期移民把欧洲各国文化带到美国，形成美国独有的移民文化。而移民文化实际上是各国的精英文化。移民具有开拓精神、创新意识、容纳能力，他们不断移民到美国，实际上就是把世界各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移植到美国，汇集成美国现代文化。这也是美国文化能够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之一的主要原因。由移民文化演变成的当今美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折扣”就低，“文化亲近”度就高。这是美国文化产品容易被各国民众接受，称霸世界文化市场的主要因素，也是“天生”因素。而其他国家文化在这一方面与美国文化相比却“先天不足”。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文化产品要进入国际文化市场，首先要有在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发展中华文化的战略思路。大胆学习和吸收各国先进文化，在消化世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的再创新，形成进入国际文化市场的后发优势。
二、要有在世界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的21世纪，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基础，也是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是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文化产品要走向世界，只能通过文化竞争进入各国文化市场。因此，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前提条件是要有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任何一种文化的竞争力都来自两大因素：一是能够生产出不断满足各国人民文化生活需求的文化产品；二是能够创造出满足各国人民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的文化需求市场。满足世界文化市场需求和创造世界文化需求市场是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硬条件”、“硬道理”。
从文化水平来看，世界文化又分为生存性文化、发展性文化、竞争性文化。生存性文化以传统文化为主调，维护传统、维持现状成为人们生活观念的主流意识。发展性文化以兼容文化为主调，在传统优秀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强调自我发展成为人们生活文化观念的主流意识。竞争性文化以创新文化为主调，在不断自我完善的基础上强调科学发展和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成为人们生活文化观念的主流意识。如对这三种不同发展层次文化的特性进行比较，生存性文化较为封闭，甚至拒绝外来文化；发展性文化较为开放，善于消化外来文化；竞争性文化善于创新、创造，不断输出新兴文化。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包含着生存性文化、发展性文化、竞争性文化这三种不同层次的文化，但是，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把生存性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在新兴经济国家把发展性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在发达国家把竞争性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在21世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要有在世界现代文化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战略思路
要有实现把以传统文化为主的文化产品转变为以现代文化为主的文化产品的战略观念。首先要明白，中华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是当代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当代中国人的现代文化走向当今世界，并不是古代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和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也绝对不是当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走向当今世界。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文化产品的重要内容，但不是中华文化、文化产品的主要内容，更不应该成为现代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
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不足，理由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尤其是现代价值是十分有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中国曾经成为对周边各国有很强影响力的封建帝国，但是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对当代世界有很强影响力的世界强国。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局限性，影响力是有限的，世界各国不可能完全接受。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只能让世界各国感兴趣，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世界文化的点缀，但是，不可能成为当今和未来世界的主流文化。
在中华文化、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正确理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口号。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口号并不完整，不是所有的民族文都能自动成为对世界文化有影响力的、并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国际主流文化；也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的东西就应该成为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国际文化。只有对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对本土文化进行国际化的改造，形成能够满足现代文化生活所需要的新兴的现代文化产品，民族文化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化、世界性文化产品。
当代世界文化的新知识、新技术含量较多，代表着当今世界的高水平、先进水平的国际文化潮流。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在世界现代文化基础上建中华文化、开发文化产品的战略思路。
四、要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思路
经济全球化决定了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向。从发展规律看，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是物品、技术、资本、人员等经济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且包括文化产品、文化资本、文化信息和文化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系统等现代传媒设施日益国际化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艺术、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在国际范围交往碰撞，推动了文化全球化。
随着全球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文化贸易数量增大，导致了一种大量的文化交换和适应。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增长将不断促进世界范围内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使各国文化消费种类、文化消费时尚、文化消费价值观念日趋国际化。这些文化情形的产生有利于各国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从而根本上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产品全球化推动着中国产品文化全球化。产品出口既是一种货物出口，也是一种文化出口。产品出口含有一个国家的文化理念的出口。各国消费者在接受中国产品的同时，意味着同时接受中国的传统习俗和文化理念。中国“春节”正逐渐演化为世界“中国年”。目前，春节正成为中国传递给世界的一张传统“文化名片”。在2008年春节，巴黎的家乐福超市挂起“吉祥如意”的横幅，纽约帝国大厦用代表中国的红黄两色灯光点亮自己，巴西总统为华人朋友的儿子包起了红包，这些意味着中国年文化已进入世界各国。
如何借助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产品全球化，来推动中国文化全球化，实现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如何有效地把货物出口和文化出口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货物商品出口带动文化产品输出，推动观念、思维、文化出口。这是中国文化界和产业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五、要有在世界文化强国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思路
在21世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要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而且在文化发展水平上也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要有成为世界文化强国的意识，大胆制定开发国际文化产品市场的战略思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拥有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雄心。同样，我们应该拥有成为世界文化强国的决心，来制定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路。
世界文化发展范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12-0025-0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得到较为系统地展开。在上述三个历史文本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张得到集中和完整的阐述，对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量、发展趋势和涉及广度有了较为深刻的探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科学地预测了在社会生产的世界化背景下，人类社会的世界一体化的总体发展趋势。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唯物主义在世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有效运用，为各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实践提供了认识论指导。从本质上而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认了基于生产交往的全球范围内展开所引发的主体生活实践的世界化趋势，核心是社会生产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有效力量。从有效经验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逻辑为既有的人类历史发展所经验。故而，马克思世界历史为我们有效预测人类未来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
一、早期“世界历史”的局限
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概念在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在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因为当时的世界历史理论或者观念尚且处在萌芽阶段，缺乏有效的探索；同时也缺乏科学的现实依据，就连世界历史的空间认识也尚且残缺不全。因此，从实践意义和认识意义来看，那些世界历史无论在空间或者在实践中远远还不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理论。
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中国古代司马迁的《史记》都使用过“世界历史”，其他文化也或存在这种世界探索。只不过，现在看来，他们所谓世界历史中的“世界”只是他们各自所认知的客观“世界”或者“天下”。在希罗德看来，世界只是地中海周围，他的世界历史也就是地中海国家和人群的相互交往的历史。在司马迁看来“天下”也就是世界，只是这个“天下”大致就是以汉朝为中心围绕着的几个诸侯国直接的生产、社会交往。因为没有更多的实践支持，所以他们的世界历史认识的局限是明显的。
同时，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世界历史局限还在于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只是若干个国家的空间的简单罗织，没有进行有效地联系和广泛的生产交往。国家之间存在与不存在没有任何实践意义，他们也未能发现他们的世界中实践主体之间和国家间的生产交往。当然现在看来，这多少有些求全责备的意味。但是他们的世界探索在于他们在探索自身以及以各自为中心的简单外部空间。说到底，这个时期的世界历史观念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基于认识者个体局限的，缺乏国家间的内在本质观察，是各国家之间缺乏普遍联系的民族独立空间排列。
二、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
认知和实践是相互伴随的过程。人类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是随着人的实践得到普遍发展的，并且随着世界的交往的发展，逐渐完善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为探索世界历史提供绝好的观察样本，黑格尔为探索世界历史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中，黑格尔将美洲和大洋洲的发现作为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点，这一点到现在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仍然认为是成立的。同时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是与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之所以他把地理大发现当作是世界历史的分界线，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在地理大发现背景下主体世界化交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总体改塑意义，从而将其世界历史理论基点至于其上。正是由于普遍交往，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世界才得以形成。笔者认为就这点而言，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突破了既有的世界历史研究中的空间简单拓展的初步理论阶段，使得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深入到人类社会发展本身。
但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探索也止步于此。在发现世界历史的现实基点之后，他将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带入到了唯心主义世界。黑格尔在正确的发现世界历史分界线之后，进一步认为世界历史是精神的体现，认为是精神实体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从而为他的世界历史研究烙上唯心论的封印。与黑格尔的其他哲学范畴一样，在他把它们托付给精神观念的时候，也意味着同时把它们都断送了。黑格尔指出：因此，我们要研究的，只是“精神”的观念，而且在世界历史中，我们把任何一切完全都看做是“精神观念”的表现。[1]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缺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开创意义在于，他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始于主体世界普遍交往。缺陷是黑格尔未能给予世界历史理论一个科学可以经验的实践基础。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和特质
给世界历史研究奠定科学基础的是马克思。正如马克思重新确立黑格尔的其他很多范畴的研究一样，马克思为世界历史理论重新确立了研究坐标，并赋予了世界历史研究科学基础。对世界历史理论谱系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黑格尔提出了世界历史形成于主体普遍交往的世界化的真理性认识。但是，黑格尔缺乏对世界历史研究继续追问，特别是搬出“精神观念”考察主体普遍交往的世界化如何形成，从而将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断送。
马克思在黑格尔的研究基础上推进了世界历史研究，形成了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导致主体普遍交往的世界化的科学认识，并且得到历史实践的检验。实践主体正因为社会生产的世界化得以确立普遍而且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促使人类发展的普遍联系的态势形成，进而“世界历史”得以确立。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在于主体生产世界化发展的推动。马克思这一颠覆性观点为世界历史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基础，从而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化发展，使得生产向世界化发展，生产世界化的过程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世界化流动。社会化的生产试图建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产链条。世界化的生产推动人类生活的整体化过程，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世界历史阶段。现实中，资本家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广泛推动社会生产的世界化，从而建立世界市场。同时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为这种生产方式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行的路径。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若干特质。
首先，马克思给予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科学基础。相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而言，马克思给予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一个科学的、可以经验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认为生产世界化过程起初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拓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是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资本家主观上为追逐剩余价值，而客观推动了生产的世界化发展，这是世界历史发展中原初的推动力量。通过组织世界化生产，资本家主观上获得了剩余价值，客观上推动了实践主体交往的世界化普遍交往。由于俄国和美国“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3]正是基于这种相互依赖的紧密生产关系的建立，使得人类在世界范围内联系更加紧密，世界历史得以形成。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4]这是实践主体生活完全与世界构成一种交织的场景，也是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所未能预见的也未能体验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不是仅仅在于世界空间的简单拓展，而是世界实践主体的形成，实践主体生活的全面世界化拓展。
其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确地指出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在确认世界历史的实践基础之后，马克思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他认为经由世界历史的充分发展，世界整体发展是趋同化的。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导致世界历史形成，世界历史形成意味着实践主体生活的趋同化，进而世界总体趋势是同质化。“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5]这是马克思认为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会形成人类生活的一体化，也就是指出人类整体生活的趋同化。
最后，世界历史是一种主体生活的整体化趋势。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整体化趋势是指世界化背景下主体生活全部会纳入到世界化过程当中，而不局限于某种生活，或者某类主体。“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马克思在此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在世界历史拓展后的一种结果就是文化的世界化。从而马克思认为人类的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是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包括文化、政治等。同时必须关注的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生活生产两个纬度，而生活生产意味着主体生活的拓展和同化。经由历史实践主体的实践世界化发展，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进入实践主体整体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
马克思意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拓展，必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各民族因此都被卷入到世界化生产过程中来。从而生产变为世界化行为，各民族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世界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各民族在世界化生产链条中获取不同的生产地位，但是联系紧密却是一致的，逐渐地实践主体的生活也就实现了一体化。
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是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通过否定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精神观念核心，并代之以主体社会化生产，从而为世界历史理论提出了科学基础。之所以说是科学的基础，是此种社会生产核心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实践主体可以经验的，并现实中为人类实践所检验。现实中世界历史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化，是因为资本家在追逐剩余价值目的推动下导致生产要素的世界流动，从而形成世界化的生产方式，以及世界化的实践主体生活本身，也即世界历史本身。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8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