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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概念范文1
日本国势调查的结果显示，197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日本人口总量的65%，日本开始进入高龄化社会。之后，1995年、2007年此比率分别上升至14.5%和21.5%，日本经由高龄社会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自1973年第二次婴儿出生以来，日本人口的出生率却在年年递减，少子高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给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年金制度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因为少子高龄化意味着领取年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缴纳年金保险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少子高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使现行的年金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国际上，像日本这样面临少子高龄化问题的国家不在少数。如中国，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少子高龄化程度不亚于日本。因此研究日本的年金制度也能给中国以启示。
一、日本的公共年金体系
日本年金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前，之后经过多次改革，形成了现在的比较完备的体系，分为公共年金制度和非公共年金制度两部分。公共年金是由国家主导施行的年金制度，而非公共年金是由国家以外的组织运营的年金体系。本论文主要研究公共年金制度。
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具有社会保险的性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国民年金（基础年金）。国民年金具有强制全民加入的特点。第二层次为厚生年金或共济年金，与加入者的收入相关。以下对这两个层次进行具体阐述。
1、国民年金。它是以全部的国民为对象的年金制度。具备参保资格的人分为三类：①第一号被保险者即个体工商户或学生；②第二号被保险者即厚生年金或共济年金制度的加入者；③第三号被保险者即第二号被保险者的配偶（20岁以上且未满60岁）。这三类被保险者缴纳的保险费都不同。第一号被保险者缴纳的费用与个人收入无关，每月是定额的。对第二号被保险者，有关部门定期从其工资中每月扣除相应费用来缴纳保险费。而第三号被保险者无需缴纳保险费。
其发放标准为：79万7000日元*z（缴费月数+半免保险费的月数*2/3+全免保险费的月数*1/3）/480个月{
2004年改革后，将国民年金的国库负担比例提高到了1/2。
2、厚生年金。它与个人的收入成正比。原则上正式员工在5人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加入厚生年金，缴费方式为劳使折半。
应缴纳的保险费为：标准月工资额*保险费率（逐年增加，到2017年固定为18.3%）
发放额为定额部分、报酬比例部分与加给年金额部分的总和。
3、共济年金。它以国家公务员、教员等特定职业的人员为对象。2015年10月开始，厚生年金将与共济年金统合在一起。
二、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在少子高龄化背景下存在的问题
随着少子高龄化程度的加深，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将影响到公共年金制度的存续。总结来看，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年金财政恶化问题。根据2003年6月发表的资料显示，此前一直处于盈余状态的厚生年金在2001年出现了约7000亿日元的赤字。并且，2001年以后，连续三年都出现了赤字。根据野口悠纪雄（2013）的测算，厚生年金将在2030年前后破产。这是由于日本的年金制度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即现在的劳动年龄人口缴纳的保险费用于发放给现阶段领取养老金的人群的方式，而伴随少子高龄化程度的加深，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逐渐增多，但缴费人群逐渐减少，政府不得不采取降低养老金发放标准并提高缴费额的政策。
厚生年金赤字问题已经产生，并且今后会将长时间持续下去。政府需要正面去面对此问题，并向国民说明情况，实施危机管理。
2、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问题。总结来看，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不确定保险费将增加到多高，因此而感到不安。
②与自己交的保险费相对应，不确定自己将来能得到多少养老金，因此而感到不安。
③代际之间缴纳的保险费与得到的养老金相差悬殊，因此而感到不满。
对于保险费上升的不安，归根结底来自于少子高龄化的现实，少子高龄化的压力应由年金的缴费方和领取方共同承担。此外，关于现阶段的劳动年龄人口今后能领到多少养老金的不安，这是由于现行制度的缺陷引起的。日本的年金制度中，每人缴纳的保险费与他们领取的养老金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从上一节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养老金发放额的算式中并没有把缴纳的保险费纳入考虑，即使由于保险费率上升而导致缴纳的保险费增多，也不会使最终的领取额增多。结果，有时甚至会发生缴纳的保险费甚至比领取的养老金还多的情况，这确实是不公平的。关于此问题的改革，需要参照瑞典的模式，之后加以分析。
3、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日本公共年金制度的一大特征是代际间抚养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保险费率取决于领取年金的人数和在职加入年金制度的人数之比例。伴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加深，势必会产生代际间的不平等问题。
根据日本劳动省2010年的测算，在厚生年金方面，70岁的人群一生中需要缴纳的保险费为900万日元，可以领取5600万日元的养老金，是缴费额的6.5倍；45岁的人群可以领取到自己缴费额2.7倍的养老金；30岁以下人群领取到的养老金是自己缴费额的2.3倍。在国民年金方面，70岁人群可以领取到缴费额4.5倍的养老金；而35岁以下人群只能领取到1.5倍。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可见一斑，也由此引发了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满。
4、年金空洞化问题。国民年金方面，2002年第一号被保险者中有近四成没有缴纳保险费，如果再加上学生、保险费免除者的话实际上有近半数的人都没有缴纳保险费。而厚生年金方面，空洞化现象更加明显。企业的经营者为了压缩人力费、逃避为员工缴纳保险费，而大量雇佣派遣工等的非正式员工，而非正式员工由于不能加入厚生年金，而被纳入国民年金制度，又因保险费过高而逃避缴纳保险费，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三、日本年金制度改革的方向
在少子高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如何改革日本的年金制度，使其能够持续下去，是一个重大课题。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将瑞典模式与日本模式相结合，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
在瑞典，无论是公司职员还是个体工商户，都加入的是报酬比例年金。保险费率是固定的18.5%，其中有16%采取现收现付制，剩下的2.5%采取基金积累制。这种制度下，如果缴纳的保险费少，领取的养老金也会较低。因此，政府为了保护一定生活水准以下的人群，设立了最低保证年金，其财源来自于税收。
瑞典模式的一大特征是在现收现付制之下实现了缴费额与领取额关系的明确化。这对于消除日本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瑞典模式也有其弊端，即忽略了年金制度的社会收入再分配原则。在瑞典模式下，年轻时如果收入高，缴纳保险费高，随之年老之后得到的养老金也高。而如果年轻时收入低，则年老后也不会得到太多的养老金。
将日本模式与瑞典模式相结合，可以解决现在日本存在的年金财政问题、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问题、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及年金空洞化问题，但具体细节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
四、给中国的启示
中国现今少子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研究了日本的经验教训后，为了避免重复犯日本的错误，中国应积极改革养老保险制度，逐渐完善“全民皆保”的政策，建立基本养老保险，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体化改革。适当、适度地提高退休年龄，缓解养老保险压力。使养老保险制度健康持续下去。（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杜军，任景波 日本的年金制度及其改革[J] 现代日本经济 2004，（6）
文化经济概念范文2
因此，尝试构建一个系统框架，将上述各项因素与股市的关系统筹考虑，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对于解决认知冲突和思维混乱，进而有效分析它们对股市的综合作用，就显得极为必要。
股市作为股票流通和交易的场所，由投资主体和投资客体两部分组成，其中投资主体是指股票市场的资金供给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内；投资客体是指各种股票，其实质是上市企业股权。对于投资主体的研究主要涉及投资者群体心理等主观因素，这些会通过估值水平的高低反映出来；对投资客体的研究则主要涉及上市企业客观经营状况，其直接衡量指标是每股收益。完整的股票市场未来趋势研究，必然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即股价等于每股收益乘估值）；但本文限于篇幅，所做的研究仅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上市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分析。
对三个概念本质的分析
人们之所以不能将经济、政治和文化与股市统一起来，原因首先在于对“经济”、“政治”和“文化”本质内涵的理解和定义角度不尽相同，从而无法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具体而言，认知的不统一存在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由于对同一概念的定义角度不同而造成对这一概念认知上的不统一。
第二个层面则是由于对不同概念的定义角度不同而造成的不同概念之间认知上无法纳入统一的框架。
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就需要找到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概念所共同具有的核心出发点，并围绕这一共同出发点从各自侧重的方面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界定、明确这三个概念各自的特性。
由于不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其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某种现象，不管人们对其具体定义如何，其描述的内容都是与人相关，不能离开人这一要素。基于此特征，笔者从“人”这一共同核心出发，分别从“人的需求”、“人的关系”和“人的行为”角度，对“经济”、“政治”和“文化”做出定义（如图1）。
人无疑是经济的根本意义所在，没有人经济的概念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的需求，经济 活动将失去目的；没有由人的劳动转化而来的各种供给，经济的概念将缺乏实现渠道。也正源于此，“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等诸多经典经济理论在论证经济增长时也都将推动经济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人口因素。基于上述认识和理解，笔者从满足人的需求角度将“经济”定义为“人的各种需求如何得到满足的过程和结果”。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绝大部分的物质需求和相当大部分的精神需求得以满足。
当然，人的需求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除了人的主观意愿之外，劳动生产率水平代表着满足需求的客观能力。即需求含有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两方面。由于人的主观需求意愿弹性较大（即较少内在的自我克制，欲望无止境），所以人的需求满足主要受制于客观条件，人们通过能力的扩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满足其需求的主观意愿。
人无疑也是政治的根本意义所在。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并集中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脱离人这一核心因素，政治的概念将失去其解释的对象，若不包含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读，则政治的概念将丧失自身特性。从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将“政治”定义为“人与人之间、人群之间关系的调整过程和结果”。当然，并非全部人与人的关系均由政治来调整，但人群关系却主要外化为政治关系。
文化更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文化的形成源于人们的生存发展和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作为基因的“载体”在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若有人不接受某种主流文化，那么他将被自然和社会淘汰，相关的文化基因也因此消亡，其结果就是生存繁衍下来的人们对该文化基因上的适应性）。而文化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接受，就会以“潜意识”方式作用于人们的行为，进而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来自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对文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都会涉及文化对于人们行为倾向的影响。从影响人们行为倾向的角度将“文化”定义为“在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人们主观意识中所具有的某些行为倾向作用于其客观行为”。
三者与股市联系和作用机制
在完成了从“人”这一核心因素角度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定义后，接下来将解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而揭示三者如何作用于上市企业整体经营业绩。
一 经济涵盖并决定上市企业整体经营业绩
作为股市投资客体，上市企业本身就是经济中各行业的优秀代表。根据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观点，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组织器官，从根源上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因为它体现着某种社会特殊要求，而这种要求就是创造顾客；换言之，企业的意义在于通过它来发现人们的潜在需求并设法给予满足、从而推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前面所定义，由于经济就是满足人的需求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上市企业实际上就是经济实现其功能的载体之一，投资客体（即上市企业）包涵于经济之中。
从影响上市企业经营业绩的诸多因素来看，它们即使不是来自于经济内涵，也必然要通过作用于经济内涵来间接影响上市企业，从而决定上市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单个上市企业在经营状况上存在差异，但作为整体的上市企业，其总体经营业绩很大部分取决于经济环境）。
二 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总体而言，经济、政治和文化是通过共同作用于“人”这个因素而有机联系在一起，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服务于人这个核心因素并对人施加影响，进而彼此影响。
首先，经济和政治的联系机制在于，政治作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利益来实现，即人们的需求是否 能得到满足。换言之，要想调整人们的关系就必须满足他们的某种需求，通过利益引导来促使人们接受这种关系上的调整。所以政治要想通过满足需求来调整人们的关系，最现实的途径就是依靠经济手段，这就把政治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另一角度看，为了保持某种满足人们需求经济状态的稳定性，会产生相应人群关系上的调整，以确认和保持某种经济状态，这就产生了对政治的需求。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将会要求政治也相应发生改变。在两者之间，逻辑上是经济先行，即人们的需求先发生变化，再调整关系以适应需求的变化。在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时，即使人们有较高的满足需求的主观意愿，但却没有满足需求的客观能力。此时政治上很难发生变化，因为缺乏相应的调整人群关系的迫切需要。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的人的需求被满足时，随着经济变化，对政治变化的要求也随之产生。
在一种经济状态相对稳定的时期内，政治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主政者能够利用政治权利来干预经济，由于人的主观需求意愿难以琢磨，所以这种干预主要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影响来实现，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
其次，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机制在于，经济涉及人的需求，而人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认知所塑造的，前者代表了需求的客观能力，后者则形成需求的主观意愿。文化对人需求中的主观认知因素产生重要影响并决定人们的需求习惯――即以何为自己的需求、在这些需求中哪些更重要等。从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经济。按照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层次需求理论，人必须在具备一定经济条件时，在满足了较低层次需求的前提下，才能向较高层次的需求发展。而较高层次需求更多地具有文化活动属性。而文化一旦改变，就将对人们的需求习惯产生重要影响。
再次，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机制是，政治在调整人群关系的过程中，哪些关系更重要、选择怎样的政治工具进行调整等问题，很多都是从主观角度进行判断决策，主观决策往往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样从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政治。
三 三者与上市企业之间的联系
由于经济决定上市企业之整体业绩表现，而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又相互作用，因此政治和文化也会通过经济对上市企业施加影响，而具体影响方式由于时间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从短期来看，文化因素在三者中最为稳定，它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它受两者的影响。它影响上市企业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通过作用于政治、进而影响经济及上市企业，另一种则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并影响上市企业。文化因素作为人主观意愿的需求偏好和行为倾向，构成了经济和政治的可行边界，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内涵和政策选择。
政治因素短期内则具有一定的变动性，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但受经济的影响不大，它主要通过经济对上市企业产生影响。政治在短期内受文化的影响形成各项政策的优先次序，并以政府既定经济目标对经济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到上市企业。
经济因素短期内变动性最大，除了经济自身的波动之外，还受到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因此经济因素在三者中的短期变动性最强。（见图2）
文化经济概念范文3
“创意”一词成为今日日常生活和经济社会的核心词汇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尽管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词能够带来的一种词意上的诱惑力。
事实上，“直到十七世纪末期，人文主义意义上的‘原创’一词才出现”。①法语中首次出现orginalite是1699。而在英语中，“原创”一词则出现的更晚， original出现于1742年，Create则晚在1775年。在汉语里，“创意”一词则出现较早。东汉章帝元和三年即公元86年的《论衡・超奇》中，王充论《春秋》时提到：“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②其后，唐朝李翱（772-841贞元进士）在继承韩愈“唯陈言之务去”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意造言，皆不相师”说。③清朝的学者方东树在《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中说道：“及其营之于口而书之于纸也，创意造言，导气扶理，雄深骏远，瑰奇宏杰，蟠空直达，无一字不自己出。”④王国维《人间词话》有言：“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⑤郭沫若《鼎》：“文学家在自己的作品的创意和风格上，应该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⑥
我们可以看到，起初的“创意”主要是指文学上的创新和立意。直到1990年代中期，创意才摆脱专业用语的角色，普遍成为具有广泛基础的特质，甚至是一种新的经济、社会话语通货。后来其中部分属于产生变化，文化产业成了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ues），接着在2002年时，又出现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与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概念。⑦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文学和艺术是创意汇聚、创意体现的最佳方式。从而在这种消费社会的体系之下，现代的创意理论研究者对这个词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命名，卫斯理1990年提出了“符号性创意”这一概念。英国利兹大学传播研究所媒体与音乐产业研究中心教授David Hesmondhalgh认为可以以“符号性创意”（symbolic creativity）⑧来取代“艺术”一词，因为“‘艺术’一词含有个人天赋与高等职业的意涵”⑨，并进一步提出了“符号创作者（symbol creators）”代替“艺术家”一词，以指所有诠释或改编修订故事、歌曲、影像、新闻工作者及其他处理文化产业资讯相关业务等的人士。
“创意经济”的提出者约翰・霍金斯教授曾经这样定义创意，他认为：“‘创意’就是催生某种新事物的能力，它表示一个或多人创意和发明的产生，这种创意和发明必须是个人的、原创性的，且具有深远意义的和有用的（personal， original， meaningful and useful，简称为POMU）。”⑩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霍金斯看来，“创意”其实可以被简单的定义为“有新点子”，同时他用了四个标准来衡量一个新创意，即个人的、独到的、有意义的、和有用的，他说道：“‘创意’必须是根据这些标准，创作一幅油画、发明一个新的装置、解决交通堵塞以及是黑人和少数民族能充分参与经济生活都是、或可以是同样富有创造力的。”{11}他同时总结了属于“创意”的六项特质――它是生命的一项基本要素、创意是普遍性的才赋、创意其乐无穷、竞争意识、若干可辨识的人格特质、令人惊讶。{12}
这样一来，约翰・ 霍金斯将“创意”的范围扩展到了几乎人类可以涉猎的所有领域，因为他看来，任何一个范围内的任何一个有“新点子”的行为都可以是“创意”，并且可以带动一种创意经济的起步和发展。
澳大利亚学者埃利・伦尼认为：“创意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进行目标重新设定、颠覆及改善。”{13}他强调的是创意是一种“变化”“改变”，而不是一种全面的创造和无中生有，缩小了约翰・霍金斯的创意范畴。
英国威克大学的学者克里斯・比尔顿认为：“‘创意’实质上是一个复杂得多的、异常艰巨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凭‘灵光’乍现或沉溺于片刻偶发得来的聪明点子。......创意需要我们兼具非理性与理性的思维，跨越不同思维方式的边界，不仅要有新点子，还要拥有与之相关的资源与偏好。”{14}他所强调的不仅仅在于“灵光一现”的“想法”和“点子”，更重要的是一种来自于理性世界的管理艺术对于这种非理性的头脑风暴的调控。
伦敦城市大学教授安迪・普拉特（Andy C. Pratt）从创意得以发展的人类科技背景出发，提出：“创意是一个包含创意工作者、知识、网络与技术，以让新的想法与背景脉络得以交互连结的过程。”{15}在他看来，创意并不能够单独存在，它不仅仅是一个“点子”，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性对感性的调控，更为重要的是它首先得依存于一个“交互链接”的网络世界，而它自身从而也成为了一个连接、传输新想法的过程。
台湾实践大学的李天铎教授认为，创意“可以是在全球的网络中流动品牌符号、可以是某种主题空间，甚至是玄妙想象的影音产品等等”。{16}他将创意符号化，并注入了品牌理论，使得创意的概念在更为广阔的商业空间进一步扩展。
美国创意理论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的主张是：“创造力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拼编（redaction）：“为了创造和进行综合，我们需要刺激物――那些可以被陌生的方式拼凑在一起的零零碎碎的东西。”{17}
从而在这个数据时代、在这个互联网平台时代、在这个消费时代，“创意”不再是文字，不再是发明，甚至不再是一种思想――而成为一种与互联网的丰富的数据和内容相互结合起来全新的事物。它不仅可以让从头起步的个体成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尤物，更可以将已有的事物在后现代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当中加以改造和包装，从而为我们构成了一种来自于各个方向的互相增强的力量而存在的多维的“创意世界”。
二、“创意产业”：起源与概念
很多学者曾经认为创意产业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的澳大利亚，并于20世纪之交瞬间遍布全球。这是由于1994年10月澳大利亚推出“创意国家：国民文化政策”（Creative Nation： Commonwealth Cultural Policy）。在该政策中，澳大利亚政府强调了文化产业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意义，并提出要高度重视新的通信科技，并将此作为主要的经济发展策略。然而事实上，真正让“创意产业”概念遍布全球的是英国首相布莱尔。他于1997年成立了文化传媒体育部DCMS（The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 1998 年出台《创意产业规划》（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并界定了英国创意产业的范畴――广告、建筑、艺术、古董、工艺、设计、软件及电脑服务等十三项。2008年，DCMS发表Creative Britain： New Talents for the New Economy《创意英国：新经济的新天赋》，并成立英国文化创意技术学院National kills Academy，开始进行专门的创意人才培养计划。英国的创意产业计划实行得非常成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2005年英国的创意产业市值已经提升到1.3兆美元。
在“创意产业”出现之前，与其类似的是在学术界多年争执不休的重要概念“文化产业”。有学者认为， 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的概念变化，是一次来源于社会变迁的“概念升级”。澳大利亚学者斯图亚特・坎宁安曾经指出，“创意产业”这一学术概念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捕捉到大量新经济企业的动态 ，而“文化产业”这个词汇却无法做到。它与文化产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区分“传统受赞助的艺术部门和通过知识产权的产生和开发而具有创造财富的巨大潜能的文化产业”{18}。澳大利亚创意产业研究专家约翰・哈利特曾经这样评价创意产业：“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本身给了人希望，因为它自身的创意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解决并有可能进一步解决这些对立（公民与消费者、自由与福利、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现如今“创意产业”的概念界定也较为多样丰富。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各个国家为推动本国创意产业的发展，而对其进行了界定。英国将创意产业视为“源自于个人创意、技巧和才能的活动，通过智慧财产权的生成与利用，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19}，强调的是创意过程中的个人“创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下的定义是：“一个经济活动群组，开拓和利用创意、技术和知识产权以生产并分配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产品与服务，更可望成为一个创造财富和就业的生产系统。”{20}而台湾则将之定义为“源自创意或文化积累，透过智慧财产的形成运用，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潜力，并促进整体生活环境提升的行业”。{21}
在学术领域，各个国家的理论家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也对“创意产业”的概念持有不同的看法。
澳大利亚的“创意产业”研究专家、昆士兰科技大学教授约翰・哈特利认为：“‘创意产业’”这一概念试图以新知识经济中的新媒体技术发展为背景，描述创意艺术（个人才能）和文化工业（大规模）在概念和实践层面上的融合，供新近才实现互动的‘公民-消费者’所用。”在这个概念中，他强调的是概念的范畴（是在文化产业的范围内）、社会经济背景（新经济、新媒体）、及其核心――个人才能/创意艺术，以及创意产业能够存在及发展的意义。
英国的“创意经济学”泰斗约翰・霍金斯教授则将创意产业定义为“版权产业”。他认为定义“创意产业”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切围绕“新点子”，而这些“新点子”正是知识产权所产生作用的根本所在。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他所声称的“创意产业”的定义并不包括所有创意发生的产业，因为创意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而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以“脑力劳动”作为决定性、作为核心的产业。
台湾实践大学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专家李天铎教授则将创意产业归结为一个生产体系。他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着复杂的社会意涵――它作为一个生产体系，不同于传统制造、餐饮食品、机电重工、资讯科技等产业，参照马克思的观点，有着独特的双重属性。在表意层面，它的产出涉及文学、艺术、教育、风俗、历史等各个领域，必然与属于社会“上层结构”的政治法律、价值信念、文化成规，还有总体意识形态等，有着既张弛又呼应的辩证关系；但是在生产实践层面上，由原创制作、发行行销、映演版售、到集体消费，它需要庞大资金的运转，复杂的人员分工，更与相关产业（如音乐、电影、电视、动漫、广告、资讯科技等），还有地缘产销位置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下层基础”的一环，是社会总体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并有其特殊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22}
还有一些学者从产业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创意产业进行定义和概念的梳理，因此也更加内在地指向一种经济建制或者经济实践。新西兰学者杰森・波特（Jason Pott）强调，创意产业是一系列包含了创意力、社交网络运作和价值生产的经济活动，而这个产业会根据社交网络的评价作出生产与消费的抉择。{23}
注释：
①⑩{12}[英]约翰・霍金斯著，洪庆福、孙薇薇、刘茂玲译：《创意经济――如何点石成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页、第17页、第21-24页。
②③④⑤⑥赵宏：《汉语中“创意”一词源自华夏文化》，《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7年第4期。
⑦[英]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⑧此词借用自卫理斯的概念，卫理斯着重年轻族群消费者的创意。转引自[英]大卫・赫斯蒙德夫著，廖君译：《文化产业》，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页。
⑨[英]大卫・赫斯蒙德夫著，廖君译：《文化产业》，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页。
{11}[英]约翰・霍金斯：《创意产业市长委员会》，选自[澳]约翰・哈特利编著，曹书乐、包建女、李慧译：《创意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13} [澳]埃利・伦尼：《创意世界》，选自[澳]约翰・哈特利编著，曹书乐、包建女、李慧译：《创意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 页。
{14}[英]克里斯・比尔顿著，向勇译：《创意与管理――从创意产业到创意管理》，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5}Andy C. Pratc， "The Cultural Economy： A Call for Spatialized 'Production of Culture'Perspectiv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7（1），2004：117-128，P34
{16}{22}李天铎编著：《文化创意产业读本――创意管理与文化经济》，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2页、第20页。
{17}[澳]约翰・哈特利：《创意身份》，选自[澳]约翰・哈特利编著，曹书乐、包建女、李慧译：《创意产业读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18}金元浦编著：《文化创意产业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19}DCMS，Creative Industries Mappping Document（London：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UK，1998）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政策概观，邱勇著：《文化创意产业读本――创意管理与文化经济》，李天铎编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4页。
{20}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香港创意产业基线研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2003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政策概观》，邱勇著：《文化创意产业读本――创意管理与文化经济》，李天铎编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4页 （经济部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办公室：《2005年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年报》，（经济部工业局2006年）。
{21}邱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政策概观》，选自李天铎编著：《文化创意产业读本――创意管理与文化经济》，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4页。
文化经济概念范文4
【关键词】民族地区；旅游需求；旅游行为
【作者】刘润，兰州大学资环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永春，兰州大学资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巍，西北师范大学城市规划与旅游景观设计研究院讲师。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156-009
旅游需求是旅游发展的重要参照与依据，是影响旅游经济的重要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旅游的产业地位逐渐得到认可，并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旅游需求的研究日渐增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①旅游需求模型与预测理论的探索，如人工神经网络、Web数据挖掘、SOM网络、灰色模型；②旅游需求影响因子分析，既有王艳平（2005）、翁钢民（2007）和雷平（2009）等的综合因子分析，也有诸如职业分异、黄金周制度、重大事件。等单因子研究；③旅游需求实证研究，包括不同类型旅游需求、不同区域旅游需求和不同群体旅游需求等。旅游需求既是总体趋势，也是个体诉求；既涵括空间特性，也服从时间规律；既由环境刺激形成，也凭借行为导向作用于环境。目前，国内对旅游需求研究主要以服务经济为直接导向，探讨旅游需求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其与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注重旅游需求的结果分析，对过程、动态研究不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旅游需求的全面认识。近年来，随着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深入，大量外来游客涌入（尤其节假日期间）。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少民族地区直接将旅游需求视为其旅游发展依据，对于旅游需求的合理与否未经论证，采取了一系列不顾地方实际的发展举措，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破坏、社会关系恶化、文化变异等。因此，民族地区旅游业面临着如何实现其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的多重统一协调发展的重大考验。本文便在此背景下，以旅游需求内涵、影响和过程的多维透视为主线，进而探讨旅游需求对地方旅游行为决策的启示，以增强地方行为主体旅游决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促进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
一、旅游需求的内涵
1.概念界定
关于旅游需求的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但主要以经济学的定义为主。谢彦君（1999）指出：“旅游需求是指一定时期内核心旅游产品的各种可能价格和在这些价格水平上，潜在旅游者愿意并能购买的数量关系。而旅游需求量是指人们在一定时间内愿意按照一定价格而购买某种核心旅游产品的数量”。根据该定义，可将旅游需求理解为时间和价格的函数，是因为购买而存在的数量关系，无法反映出旅游需求究竟是什么。对此，王艳平（2005）指出目前“旅游需求”与“旅游需求量”存在混淆的现象，进而提出旅游需求应该包含“需求什么”和“需求多少”两个层面的问题。此外，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学科对旅游需求概念也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界定。
心理学概念。以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为代表，以研究旅游动机为核心，将人的动机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5种类型，并认为如果层级中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将支配人的行为。按照马斯洛的解释，旅游需求即在基本需求得以满足后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一种高层次的需求。
人类学概念。“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是一种“世俗的精神追求”，也是一种特殊的仪式。旅游是为了“倒换生活体验的需求”，到外面去寻求一种真实的、属于自己心灵的家园。据此，有学者将旅游进一步引申为“一种现代新形式的精神文化‘朝圣’”，是为了不断丰富、改变、创造自己的精神素质，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和精神价值。
社会学概念。旅游是基于社会交往的需要，旅游活动可满足人们发展社会交往能力，促使身心健康发展，是人类通过旅游交往而参与社会与社会化过程的结果，人们可体验旅行中的新奇和生活变化所带来的愉悦。因此，旅游需求是交际和自我发展的需要。
文化经济概念范文5
关键词：社会转型；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研究
所谓社会转型期，主要是指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变成现代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促使了企业管理的不断改革与转变，在这一时期管理创新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的基础，这主要是源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管理机制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因素的需要。在当前的形势下，加强对企业管理创新及其管理模型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1、企业管理创新及其理念
企业管理创新与传统管理模式和方法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主要是指企业以自身经济发展条件和实际生产经营需求为基础，在当前企业管理制度背景下创建的一种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模式，实质上它是一种理念上的创新。一般而言，企业管理创新主要分为三大类内容，即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以及机制创新，进而又可以细化为理念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组织结构创新、运作过程创新以及相关制度方式方法上的创新等。对于企业管理创新而言，它主要融合了决策层、操作层和执行层的共同创新，其核心在于制度上的创新。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国外企业管理创新理论的相关代表人士就提出了双重核心的管理创新理念，将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整体创新的重要方式和内容。同时，还提出了企业管理创新模式，将管理人员的组织学习能力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市场竞争优势和企业发展的基础。国内最早提出管理创新概念的是芮明杰，他在《超越一流的智慧——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一文中提出，企业管理创新实质上就是一种科学有效的资源管理和利用模式，不仅是对资源整合及利用的全方位管理，而且也是具体资源利用和目标整合的细节管理。实践中，为了能够有效地建立一种全新的、科学的企业管理创新模型，首先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影响企业管理创新的重要要素。管理组织人员是企业管理创新机制改革的本体；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及其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成为企业管理创新的主要动机来源；企业管理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基本目标；资源整合及其利用是企业管理创新机制改革的间接目的；企业管理创新是企业管理长期坚持的活动。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企业管理创新实质上就是企业管理人员对全部参与者的影响能力，同时还包括调动企业工作人员积极性与执行力，从而更好的实现其管理目标。
2、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企业管理创新可能性
第一，加强企业管理中的人性认识，并对其进行不断的创新。从实践来看，不管是管理人员还是被管理人员，都是广大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在实际管理过程中通常会以人性论为基础，对如何使管理工作有效地满足人性之需求。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若该种人性化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实现理想目标，则管理人员就应当在这一基础之上对其进行强化与完善。若是不能满足以上需求，则管理人员应当对人性关系进行全面的探索，从中找到不合理的因素和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再探究新的、人性化的企业管理模式。在人性与管理相协调的过程中，将会促进管理实效与人际关系更加的和谐，对推动企业管理模式创新具有非常重大作用。一般而言，人性化管理创新理论关注的是人性之需求，对当前社会转型背景条件下的人性发展及其变化也是一种客观的反映，因此，基于人性化的思考，管理模式创新将成为顺应管理理念和管理逻辑要求的有效管理模式。
第二，将把转型背景条件下的现代社会文化应用于管理实践中去。一般而言，社会文化既包括存在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文化内容，又将管理纳入到了社会文化的范畴。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社会文化的注入实际上就是管理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制约与相互融合。根据西方管理模式之特点，企业管理人员应当很早就对企业管理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加强注意，而且多数企业管理中通常都会有本企业的精神文化始终贯穿在企业管理过程之中。企业精神文化，实质上就是企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源泉，实践中只有对企业进而全面的资源调整与生产劳动关系改善，才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可以将其作为企业管理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前的资本市场文化进行统一，以此为契机来加强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价值观与制度的融合，管理创新成为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影响因素。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自身的价值观念认可及其自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
第三，社会经济与企业管理转型实际上是同一的。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形态就会随着而改变，即社会来使发展转型。企业管理转型，实际上就是管理过程中的主体、客体、行为、组织以及具体的管理方式改变与完善。一般而言，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同决定的，生产关系又决定着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形式与特征，对上层建筑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企业管理创新，实际上就是管理精神和文化的一种创新，管理文化滞后必然对管理创新造成消极的影响；相反，社会转型会对精神文化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为企业管理创新创造新的条件。企业管理创新，通常是建立在企业管理思想创新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转变通常会带动思想认识的进步，使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思想变得多元化、合理化和规范化。
3、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
在加强企业管理创新的同时，提出了企业管理创新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的意义在于对现有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对当前生产经营模式进行优胜劣汰式的选择与应用。对于企业管理创新问题进行研究，实际上是一项非常科学的管理研究课题，对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建立成为该项研究工作的基础与核心。从实践来看，当前企业管理创新概念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概念模型的提出与管理情景的发掘。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交易费用的降低与经济效应的创新。虽然看上去企业的生存发展与企业的管理创新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企业管理模式是在不断的转变过程中改进的，它是一个动态完善的过程。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企业管理工作变得非常复杂，企业管理也随之变成了一种职业。在该种模式条件下，一定要实现技术与管理上的不断创新，将管理理念有效地运用到企业制度和文化机制之中。在当前的新社会背景条件下，企业管理创新通常会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内容，但只有根据市场发展之需要进行管理创新，才能实现管理创新效益的最大化。
从本质上来讲，企业管理创新实质上就是对当前企业现有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与整合，从而提高其利用效率，尤其是企业目标与管理过程的不断优化。一般而言，管理创新主要由以下情况构成：新管理理念的产生与应用；管理机构的创新与新管理理念的适应；新型管理模式的配套适用以及企业内部各项机制的改变与完善。所谓管理创新，就是通过人为的油画布置使企业管理系统中各项工作更加的协调，提高其积极性，以促进企业管理目标的有效实现。通常情况下，管理创新主要是指手段、任务以及目标上的创新，一个合理的可供选择的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应当包括创新基础、手段的创新、任务的创新以及管理目创新等内容，其中创新基础又可以分为管理基本形式分析、思想出发点分析以及人性论分析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这种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应当遵循传统理性。所谓理性，主要是指人的各种行为所蕴含的能力及其所遵循的准则，而传统理性则是利用传统作为诠释各种事物及其发展模式的道理或者根据。根据传统理性的要求，以人治人的管理；理念与人性本善的人性论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促使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形成。这一概念模型的提出，无论是普通的管理普适性要求、社会转型背景条件下的管理特色性确立，还是将该种要求归结于四个要求，其本身均带有非常强的经验论特色。
其次，根据经验方法获得的管理创新概念模型。从形式上看，虽然该种模型源于传统理性，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让这种传统理性与当前的实用性理性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企业获得真正的理性认同。在当前社会转型背景条件下，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实际上就是在对管理时空的连续性承认基础上形成的，它是根据管理活动的普适性、特色性要求确定下来的，而这两种要求都是根据经验分析所得，同时也是对传统理性的一种客观反映。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理性似乎逐渐失去了其原本合理的原始属性，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实际应用也将成为实用理性的有效支撑，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应当被不断地证明实用理性的科学性，才能认为该种模型确实具有实用价值的真理性与规范性。以上仅是对概念模型的理论分析，实践中仍需通过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实际应用对其进行验证。社会转型时代，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发掘，实际上就是传统理性和实用理性共融的方法论选择问题。
再次，将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应用于企业管理创新实践之中，若企业管理创新实践与创新模型内容相一致，则应当认为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实用性。针对这一问题，通常我们可以认为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已经对企业具备了建构管理创新模式的真理性与实用性；同时，也可以按照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四个基本维度对企业管理创新属性进行深挖掘。从而找到企业建立在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基础之上的有效模式。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若企业管理创新与概念模型的内容不相符，则企业概念模型及其管理之间也是不相贴合的，那么再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模型将难以确立企业管理创模式。在这种条件下，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对企业管理创新模式的发掘已不再具有实用性，此时最重要的就是要改进或选择其他的管理概念模型，并对其进行验证。
结语：总而言之，社会转型背景条件下管理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企业只有在管理创新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身的整体创新。因此，应当不断地加强对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研究，并将其科学合理地运用到企业管理创新实践之中，才能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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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概念范文6
摘 要：社会资本概念是社会学借鉴经济学资本概念而创立的一个新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的形成却带来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不仅要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社会资本概念的科学性，而且还要从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角度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社会资本；；评价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5-0054-04
一、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出现并不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使用了这一概念。不过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概念是相对个人资本而言的。一个资本如果来源于单一的个人，就是一种个人资本或私人资本，如果来源于社会上的两个人以上就是社会资本。这是从资本社会化的角度理解的社会资本概念。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为了说明：随着社会发展，资本来源渠道更加广泛，资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完全具有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私人资本，而是经过各种途径进入资本市场的只追求获利而不具有独占性的社会性资本。马克思把股份资本、国家资本等都称为社会资本，有时也把整个社会的资本总和称为社会资本。在现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来源更加广泛，除了股份资本、国家资本外，各种基金管理着许多资金也进入资本市场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虽然存在一些不同之处，所有权和使用权更加分离，但社会资本与传统的私人资本没有本质区别，其获利的本性没有改变，进入资本市场后为保证自己获利而享有的控制权没有变，只不过控制权不再由原始出资者掌握，而是由人掌握。马克思的这种社会资本概念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
社会资本概念还有另一种理解，即从社会学角度的理解。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西方社会学界提出了社会资本学说。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第一个系统表述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科尔曼。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科尔曼把它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
总体说，社会资本理论建立在社会学的“社会网”理论基础上，主要考察个体如何受到各种外在社会关系的影响，正如科尔曼认为的：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义务和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社会组织等。
二、社会学角度的社会资本概念的意义与存在问题
社会资本学说揭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人构建社会资本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获利，或在社会资本拥有下可以获得便利，而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形成是需要投资的。这样，社会资本概念又对人的社会交往活动进行投入产出分析，使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变为个人的一种获利的资本形式，在人的关系中建立了与生产等活动中的资本形式的联系。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本质上就是将人的社会关系看作是获利的手段。他关注的是个人通过参与群体活动不断增加的收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而对社会能力的精心建构。社会网络不是自然赋予的，必须通过投资于群体关系来建构，它是投资后可以获得收益的一种来源。布迪厄分析的重点在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他认为，投资于社会关系的目的在于把超功利的、集体的、公共的、合法的利益转化为自我的、私有的特殊利益。因此，通过社会资本，行动者能够涉取经济资源，提高自己的资本占有量。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依赖于行动者可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所以，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预设了对社交活动的不间断的努力，这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直接和间接的消耗经济资本。
詹姆斯•科尔曼把社会资本概念当作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概念本质是一样的，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完全可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根本无用，甚至有害。但是他也指出了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之处，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
当然，一些研究者从宏观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把社会中人与人的联系和沟通从经济角度进行了重新的认识，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在文化、思想上的协调对经济活动具有相当的价值。在普特南的社会资本学说研究中，他就认为，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像货币交换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样，因为信任为社会生活增添了剂。他还认为，像信任、惯例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提高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就社会学的社会资本概念本身来看，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其一是把人的各种活动包括社会交往活动都归于一种理性选择过程，但实际社会中，人的交往活动并不总是理性的，也不是完全可以由经济利益来决定。社会资本理论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选择理论，忽视了人类行动的非预期后果、非理性后果、无理性后果的存在。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和控制手段，是理性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行动者为了彼此的利益而相互协调和适应。虽然社会行动多数是有目的的和理性的，但是如果说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是受到理性和目的支配的，未免陷入理性选择论的沼泽。实际上，社会行动区别于经济行动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前者经常导致非预期后果。比如人们在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时，并不一定能准确预测到可能的后果。况且，目的性或功利性很明显的社会资本投资往往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开放网络更能带来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个命题在工具性行动中可以得到验证，但却不能有效地解释情感性行动。其二是社会资本理论存在使用同义反复式的定义和论证。多数社会资本理论家主张，人们之所以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是因为这有助于实现未来的利益。然而，利益体现在行动结果中。他们不得不用行动的结果来揭示其原因，在逻辑上重复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谬误。
三、从经济学角度来认识社会资本概念
社会资本既然是一种资本，应该与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有着相同的本质。这种本质表现为社会资本的私有性、价值性、收益性。当然社会资本的使用者会反复强调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如社会资本的无法转让、社会资本收益的不确定性和社会资本的危害性。过于强调一种资本的特殊性，只能是使这种概念本身离概念内在的要求越远，最后连其是否是资本也值得怀疑了。社会资本概念揭示了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网络对人的活动的经济价值，反映了人际关系给人带来的收益，由此明确为社会资本。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有共同之处，都是可以给人带来收益的一种手段。社会资本，尤其是个人建立的社会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私有性，是以个人为中心形成的与他人的联系与沟通。这种联系与沟通使个人在今后与他人的交流中不需要再作更多的铺垫，减少初期交流的时间与成本，而且建立的沟通机制可以使交流活动更加顺利。现代制度经济学从另一方面指出了人与人形成的制度对人的活动的经济意义。不过制度经济学主要是从社会宏观的交往规范着眼的，而社会资本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制度经济学将来可能会殊途同归，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社会资本对人类经济活动的解释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从另一角度来讲，把可以带来收益的投资活动都称为资本活动往往并不能真正揭示这种活动的内容。一个概念，尤其是科学的概念应该有较为明确的内涵与外延，资本概念也不例外。有投入有收益的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没有必要一定把这种活动的载体都称为资本。在经济学研究中已经有明确指向的资本，不能泛化地用于任何与收入有关的领域。因为一旦处处使用，必然导致整个资本概念的失效。人与社会建立的联系确实需要花费人的时间、精力与钱物，这种联系对个人的未来发展也会有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如果单一地把这种现象称为是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形成，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与社会建立联系，不仅有经济考虑，也有心理、情感与社会需要等各种复杂的动机，其从社会获得的也不仅是收入上的提高或经济交往的便利。如果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归于利益活动，这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济学的缺陷所在，经济学的方法只是从人之外的市场来把握人的经济性，而社会学的研究正是要弥补经济学的缺陷，但社会资本概念却是社会学借用了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
如果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人与社会建立联系的投入产出，量化分析实现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无法用货币来进行计量，这也说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可以看到有这种投入产出的现象，只能用定性的语言加以描述，但真正用定量的方法进行测量时则难以做到。人在构建与社会的联系中，许多活动主观上并没有获得收益的意识，即便一些活动的投入主观上有获得收益的意识，但是在与人的互动中既不能确定投入量应该是多少，也不能确定最终有多少收益。把这样一种活动名之为社会资本形成活动，可以在现象上描述之，但不可能从定量上加以把握。
社会学家们在使用社会资本概念时确实看到了人的社会关系对人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生产经营和收入活动带来的影响。而且社会关系的建立是一种人与人沟通与联系过程，不可能不花费人们时间和金钱。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社会中是存在社会资本的，人要有意识地去认识与把握社会资本，从而为自己的生活提供更加明确的行为指南。但是，这种对社会关系经济价值的表象认识不能代替数量上的把握。没有指标来定量地测算社会资本价值量，既无法表明社会资本概念的科学性，也无法为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提供帮助。在究竟用哪些指标来测量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资本，不同的学者提出过不同的方法。事实上，任何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的形形的测量，均与他们对社会资本的不同界定密切相关。一些学者把焦点对准社会网络中个人所处的位置，并把此视为理解社会资本的关键。通过确认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有可能评估行动者与一个结构位置的距离，诸如一座“桥梁”，在获取更多的、不同的和有价值的信息方面，“桥梁”的占据者有可能处于竞争性优势。强度也被证明为测量“桥梁”有效性的网络位置尺度。这种测量方法是想说明：网络位置是识别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然而，它们并没有为这些方法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可行性提供十分清晰的研究论据。除非有在任何特定测量中运用的明确理论论据，像对社会资源和网络位置所进行的测量一样，简单地把任何社会网络的指标运用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中是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本定量化的。
由此可以发现，社会学家使用的这些测量方法不过是比较不同人的社会资本的差别，是一种序数价值测量方法，是从社会关系对人重要性的角度来进行测量的。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投入多的总体上要比投入少的人的社会资本多，社会资本多的总要比社会资本少的可能获得的收入多。但这些方法没有从经济价值角度对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做出定量测量。如果不能对人的社会资本进行价值测度，这种资本与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明确，只能停留在定性的阶段，而这种定性的分析也影响了社会资本进一步深化。
四、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分析与批判
从社会学角度理解的社会资本概念本身并不复杂，实际上是一种将社会关系庸俗化的做法。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通过对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的分析来认识人的思想和行为。但将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可以为自己谋利的资本，这种观点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影响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表面上将人的关系货币化，商品化，从而可以更容易度量和投资，但实际上是一种对人与人关系的非人化。社会资本只能由社会学家提出，因为它不需要如经济学家那样对其进行直接的价值度量，不涉及资本转让等问题，也不必与一般资本概念作比较。一旦进入经济学的领域，这种社会资本概念的提法就存在许多问题。这个概念反映了社会学在研究人类社会现象时是如何从现象出发而且只停留在现象上，表明其概念体系的贫乏。为了说明这种资本的实在性，社会学家又从文化、网络等方面说明这种资本的存在，而这更说明这种概念只能从抽象的角度去理解。如社会资本的代表人物福山对“社会资本”作了新的解释，使其从属于文化范畴。他用“信任”这个概念把社会资本与文化联系起来。“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而“规范”、“角色”在深层次上都受到文化的影响，所以信任实际上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所谓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既然社会资本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信任又以文化为基础，所以，经“信任”的传递，文化便成为社会资本深层的决定性条件。“社会资本和其他形态的人力资本不一样，它通常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所建立起来的。”福山把人与人之间一切交流和沟通的内容都归在社会资本范畴内，由此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可以被用来获利的手段，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是物质还是人自身，都被当作资本来看待，这正是资本宽派论和资本主义异化的表现。
将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扩大，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这实际上会导致社会资本概念的泛化和滥用，也说明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简单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事物都被商品化了，人的社会关系用投入产出来分析并不奇怪，国外多数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者都是从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人在市场中获利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的。这一理论一进入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市场化、商品化程度不高，权钱交易现象较为普遍，所谓的关系、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就被当作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的代名词，新闻媒体当然也多从消极方面报道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的作用。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不过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描述，社会上一些人把社会资本的投机行为――如通过贿赂达到自己的及时性目的――与社会资本的正常投资混为一谈也就成了一种正常认识。要想正常使用社会资本概念，不是要还社会资本的社会学定义的本来面目，而是要从现实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确立来着手。这一概念的独特的模糊性、歧义性与综合性所具有的调和、折衷特征获得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广泛的认同。“资本”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它在政治领域往往与利益、竞争、社会关系的物化、人的精明的计算，甚至与剥削与阶级斗争等含义相联系，而社会资本中的“社会”概念却反映的是道德价值、合作、义务、互惠以及共同体生活等与“资本”内涵相对立的方面。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名词的结合所体现的正是遭到马克思批判的普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折衷方法：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每个事物都只要它的好的一面。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的拓展与其说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如说它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根本困境。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中都有社会关系的影响，它在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关系”似乎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突生现象。许多人投入大量的精力与金钱来构建自己的“关系网”，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入地加以研究，同时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这种关系到底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还是只是一种为个人私利的结合。许多人乐于用公共的资源为自己建立个人的关系网，这不仅不会促进社会发展，反而会出现权、官与金钱的结合，成为权力资本主义的腐败的社会表现。如果我们简单地将西方的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测量工具照搬到中国，忽视中国社会中“关系”的真实内涵，社会资本的概念不过是为一些人构建自己的关系网提供了借口，而中国发展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则被忽视。因此，我们要将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本质揭示出来，要进一步弄清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内涵和变化规律，为中国现实社会的现实关系研究提供更加科学的方法，这才是未来中国社会研究的努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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