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背景范文1
【摘 要 题】教育史研究
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救国”风行一时，而教育界也是新名词迭出：生产教育、艺术教育、军事教育……新式教育的推行从表面看亦是轰轰烈烈。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塾教育的盛行。私塾教育，在30年代的中国极其发达，据1935-1936学年度的统计，塾师人数约110,933人，学生数约1,878,351人，仅江苏省塾师即有24,259人，学生数为436,647人。[1]
私塾的盛行，作为民众教育投资选择的结果，展现了与教育当局迥异的心态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却缺乏对这种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凸显的复杂的农村文化背景的考量。本文拟从剖析教育素称发达的苏南地区私塾及塾师的状况入手，以私塾教育的消费群体——农民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回应。
一、三十年代苏南私塾之概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较之科举时代，其功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科举时代，私塾是国家教育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公学、义学、书院并行不悖，私塾的教化功能与地位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同。民国以前的私塾有经馆、蒙馆之分，分别承担着读书仕进和略识文字的两大功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的前一功能，民国时期的私塾已无经馆、蒙馆之分，[2]其所授内容亦已被视为“腐朽不堪”，私塾在教育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观念上已不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苏南的私塾情况。
当时教师所授课程大都依旧，间有思想开通之塾师讲授国文、算术、尺牍等科，但大都仍以《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为课本。教馆大多条件简陋，许多教馆没有窗户，光线昏暗，课桌椅制式不一，而师资亦参差不齐。据曾参加过塾师训练班工作的高馨圃回忆，“其中受训的就资格言，有逊清的禀贡生、秀才，有民国成立后的小学毕业生，还有些从前考秀才未取的童生和粗通文墨而教学多年的塾师……就年龄言，有须发皓然的老者，有初涉社会的青年，最可异的是，有几位塾师曾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3]
当时的私塾教法多为灌注式，对初级学生，一般只读书识字，不加讲解。然而就是这样看来死板的私塾，却在乡间大行其道，在与学校争夺生源时常占上风，令教育当局徒呼奈何。无论从受教育人数上还是民众拥护程度上，私塾的号召力都远远高于新式学校，这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来：镇江入学儿童共计11,346人，私塾儿童即占8700人。无锡入私塾学童达5,592人。据《江苏教育概览》介绍，本省入学儿童虽占百分之十四强，但入私塾者概略估计当亦不在百分之十以下。当时作为省会的镇江，“私塾为数极多，几乎每个街巷中都有”。[4](P.131)而据调查，句容1934年全县人口识字者31,562人，曾入私塾者22,802人。占2/3强。[5]
从30年代初起，江苏教育厅开始为取缔私塾作一系列努力，先后颁布了《江苏省各县塾师登记及核定暂行办法》、《江苏管理私塾暂行规程》(1930)、《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1932)等，试图将游离于新式教育体制之外的私塾教育纳入新式教育的框架，然而收效甚微。当时江苏省教育当局将之归咎于新式教育经费难以落实以及农民思想守旧。然而事实上，江苏省教育经费还是比较充足的。1927年，江苏开征义务教育捐，有忙漕附税、屠牙各税，年收约380万元。地方教育方面，全省各县教费总额已达1200余万元。故就经费而论，实为他省所难企及。[6]
二、私塾盛行的经济考察
私塾的盛行，从表面上来看，是“劣币驱逐良币”，出现这样的情况，30年代的农村经济凋敝作为一种背景确实应予考虑。
农民的收入原本不高，据1929年苏南10县的调查，不分业佃，不论面积，每亩农田（含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平均收入在10-30元之间，总平均为18,71元，去除各项开支，自种田每亩纯收入为13,49元，租种田为9,82元。
苏南各县田亩均收表(1929)[7]
县别
每亩平均
自种田每亩
租种田每亩
收入
平均纯收入
平均纯收入
嘉定
20.45
8.09
——
太仓
14.60
7.80
5.15
川沙
15.57
14.11
3.98
松江
18.37
16.28
10.52
昆山
14.60
10.40
8.71
武进
30.04
23.27
10.13
常熟
22.23
14.62
10.89
无锡
26.20
17.76
19.37
镇江
14.52
9.89
——
江宁
10.53
12.64
——
平均
18.71
13.49
9.82
30年代的农业危机更使农民收入下降，而学校高昂的费用是农民无力承受的。当时的教育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自从采用欧洲学校制度以来，教育的内容较前复杂，教育的费用从而增加，教育差不多成为富裕阶级的专利品，一个人进大学，每年非花三四百元不可，一个中学生每年亦非一二百元不可，惟富有阶级才能担当这么一笔学费。”[8]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农民在教育投资倾向上偏好于私塾。
同新式教育相比，私塾收费低廉而且灵活。据统计，江苏全年所收学费数（私塾）为人均3.4元。[1](P.683)而乡村塾师，全年每人收入仅三四十元[11](P.97)，“那些只能在小区域里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
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10](P.72)学费的收取也不像学堂一次收取，而是按端午、中秋、春节三节分期缴纳，[11](P.143)这更符合农民现金流动的习惯，而且“穷照穷出，富照富出，家长无不胜担负的痛苦”。[3]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灵活的收费方式招徕了众多学生。
另外，民国时期的私塾大多为蒙馆，其“消费群体”与学校有别，大多数选择私塾的家长教育观念比较现实，并不指望子女能从政入仕，而以读书识字为满足。加上私塾不是国家教育政策扶持的对象，私塾的生存直接仰仗于家长的供给，私塾先生需要满足家长的需要，所以事实上其教学内容的“适用性”超过了新式学校。当时一般商贾、业主对子弟的文化学习重在识字、作文和珠算，而这些皆是私塾的强项。
当时的改良私塾“着重读写算的训练。学生肄业两年，一般都娴于写算：能写一手工整的字，会写往来书信和其它应用文章（浅近的文言），会打算盘和算帐。这些技能正适应社会上的需要，特别在当时能适应某些学生到上海等外码头去学生意的需要。当时所设课程有习字、国文、尺牍和珠算等。习字是每日午后必不可少的一课。规定以欧、柳、颜的楷书字帖为临写范本，老师分别指导，学生刻苦临摹。尺牍和珠算两门课，老师都编有讲义，循序渐进。尺牍，从称呼、格式教起，指导学生学习各类书信的内容和写法。珠算，从口诀和发珠教起，指导学生练习加减乘除的打法和程序，以及各种应用题的运算，并经常对学生逐个考查和个别训练。”[12](P.64)由于私塾先生能迁就事实，迎合家长的心理来开设课程，故而其“适用性”优于学校。
私塾不仅收费低廉，而且杂费亦较学校为少。
学校虽收费高昂，但质量并不很高，当时的教育专家吴研因曾检讨说：“中国的小学，除极少数已依照教育原理，应用科学方法，在那里自耕自种之外，其余大多数的小学，实在程度远在水平线下，差不多和私塾一般，谈不上什么教育。”[8](P.310)而“学生的文化知识，就作文的测验看，是惊人的低下。”[13](P.29)
因而无论是从教育投入成本还是从产出效益来看，从乡民的角度审视，私塾无疑要超过学校。从“经济人”的角度，选择私塾作为教育投资的对象是自然的。
三、私塾盛行之文化心态
私塾的盛行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毕竟，作为“社会人”的农民，其选择必然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他们把私塾称为“本学堂”，把新式学堂称为“洋学堂”。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民对它模糊的艳羡或仇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农民与之相生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私塾与塾师是作为维护乡村文化秩序的重要力量被认可、接纳的。这种认可不仅仅源于塾师对儒家经典的占有而产生的权威感，更多的是对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扮演的角色的回应。塾师在乡村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们往往是乡村为数极少的识文断字者中的一员。这种知识技能使得他们在乡村交际系统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塾师对于社会上各种应用文的程序大都熟悉，他们会替人家看信、写信，会帮助人家写各项票据，会替人家写各式帖子或对联。一到红白喜事，这类书写工作自非塾师莫属。学校老师由于其生活质量的保障源于城市，他们的知识背景与个人认同同样源自城市，所以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在乡民的心目中，他们均属于另一个世界。而塾师，从情感上是一位熟人，然而又是必须带着几分敬意来交往的熟人。
私塾所拥有的一整套仪式更加强了乡民对塾师的敬畏。私塾学生入学第一天，要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或神像行跪拜之礼。跪拜时，燃香点烛，地铺红毡毯，礼节甚为隆重。[11](P.62)老师受聘时，先由东家定好关书（聘书），书上写明东家姓名及学生姓名，这种正式的文字在乡村也是不多见的。[9]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他能够对学生进行严厉的责罚。
在乡村，分家产及转让田地的契约的执笔者及代签名者也往往是塾师，由于塾师经常参与乡村权力机制的象征性事务：田地的转移，仪式的组织，加上塾师自身的权威感，因而虽不掌握真正的乡村权力，却分享权力的程序性资源，而在乡民心目中显现其为乡村权力结构的构成部分的感觉。这就是“软性权力”。
无疑，“软性权力”塑造了乡民对塾师的尊重感，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乡民对整个乡村秩序稳定性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又因乡村秩序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而日益动摇而强化。从总体上看，苏南农业经济属于“过密型经济”。[14](P.129)这种相对于产量增长劳力过于密集从而造成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缺乏效率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农业人均所得极少，农民为生存而挣扎，缓解的途径是释放相对于土地过剩的人口。然而由于缺乏流通的渠道和城市吸纳能力的欠缺，农业社会长期以来是单向流动，粮食与农产品流入城市，而大量的过剩人口却只能滞留在农村。因为与农业相比，中国的工业无疑更加脆弱，无力吸收庞大的剩余人口。因而农村经济虽已由自给经济的传统形态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但仍带有自给式小农生产的浓厚色彩。[15]而同时，自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化的力量却逐步动摇着农村，士绅集团从总体上所起的乡村——城市维系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精英与乡村社会出现了沟通上的功能。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村提供现代化所需的原料，而另一方面，又把乡村视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这一点在30年代江苏省教育厅对私塾的态度上映衬出来。
30年代，周佛海出掌教育厅，制定了《江苏教育三年计划草案》，其教育重心放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针对小学教育，全然不顾农民无力负担的事实，要增设初级小学，联合增设完全小学，增设高小，推行小学区制，[6]而对于私塾，则采取打压态度，1932年通过的《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一味要求塾师及私塾的正规化、“小学化”，规定私塾的课程，每周应授党义一小时，国语12小时，算术6小时，常识12小时，体育2小时，并以取缔相威胁。[16]这种借鉴欧美与日本而生的学制，并没有考虑城乡分别的现实。
这种一味追求教育正规化、西方化的趣求，即使在当时，亦有有识之士觉察到其难以实现的一面，教育界人士姜琦认为“中国教育确是有缺陷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组织的社会，而教育却是模仿欧、美及日本的工业经济组织社会的教育政策。这种教育为‘乐育英才主义’的教育。”[8](P.22)而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中，曾任村中小学 校长的陈村长也认为这种新的学校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并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学期没有按照村中农事活动的日历调整；第二，学校的教育方式是“集体”授课，很少考虑个人缺席的情况；第三，现有的女教员在村中没有威信。而这三点，均是普遍存在于学校而私塾所无的。[32]
虽然教育社区化的思路一直存在，并展现在陶行知等人的实践中，然而，教育的国家化从“现代化”的话语来看，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种努力作为一种合法性，从清末废除科举以来一直至今，都是主流学制。然而这种主流学制更多地考虑城市现代化的需求，它与农村的实际需求关联较少。农民对私塾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教育社区化的选择，可以看做对这种“现代化”破坏自身生存系统的反应与调适，然而这种反应在“现代化”的视角下被看做是愚昧的证明。这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对城市的疏离感及对渐遭破坏的乡村文化秩序的依恋。这种依恋在对塾师的尊敬中凸显出来。
然而农民心中充满了矛盾，他们不自觉地抗拒着西化对乡村社会的侵蚀，但他们也意识到，要想让他们的后代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走出乡村社会或者在这个社会中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这两者的实现，都只能依赖享有软性权力的塾师。因为在乡村，职业与教育很有关系。识字者常有职业的优先权。根据人类学家林耀华在福建义序的调查，识字而无职业者，几绝无仅有。15-49岁之间识字而无职业者仅有0.4%，而不识字无职业者占4.9%。[18](P.13)珠算及尺牍可以使子女成为学徒，从而离开乡村社会，识文断字亦可以使他在乡村获得尊重。塾师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民的视角，塾师是他们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同一秩序的共生物。
要之，30年代苏南地区私塾的盛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农民的选择不仅作出了在教育国家化还是社区化这一两难命题上乡村社区的回应，同时也凸显了国民政府30年代现代化努力（包括教育现代化）的阙失及农民对这种阙失的回应。
［收稿日期］2002-10-16
【参考文献】
[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M].
[2] 宜兴文史资料：第十三辑[M].
[3]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J].1936.(1):40.
[4] 镇江文史资料：第14辑.
[5] 吴相湘.民国史料丛刊[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6]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教育概览》（一）.
[7] 古木某.中国农村经济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8] 革命文献：第55辑.
[9] 常州文史资料：第2辑.
[10]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11] 江都文史资料：第6辑[M].
[12] 无锡县文史资料：第4辑[M].
[13] 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14]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5] 周中建.二三十年代苏南农家收支状况研究[J].中国农史，1999.(4).
[16] 江苏教育[J].1932.(3).
数字乡村背景范文2
以乡村旅游为背景，运用信息设计的方法，研究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设计的流程，在社会需求分析和数据库建立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乡村旅游信息的筛选与整合及视觉转化与表现，为提高乡村旅游信息化程度，推广宣传旅游资源，为新农村走向信息型城市综合体的转变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
乡村旅游 信息视觉化 设计流程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乡村旅游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选择。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信息的传递打破了更多的时空障碍，其传播方式和途径发生的量的超越和质的改变。信息视觉化设计将一系列信息数据转化成视觉图表或图标，使繁复的信息更有效地传递给信息受众，以实现“用视觉去思考”的最终目的，实现信息的高效有序传播。
一、研究背景
旅游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乡村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产业，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因其明显的特色和多样的性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成为社会热点。2006年我国把旅游主题确定为乡村旅游年，这更加凸显了乡村旅游的重要性。2014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提到，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开发一批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推动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建设一批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规范乡村旅游开发建设，完善乡村旅游服务体系。党的十发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号召，充分利用美好乡村建设成果，经营美好乡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十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紧密联系十建设美丽乡村的号召，以乡村旅游推动新农村的建设，实现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双赢。
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转变，使得乡村旅游市场日趋活跃，对乡村旅游的需求日趋增长，人们对乡村旅游提出了新的要求。旅游信息视觉化设计是区域旅游发展和区域形象塑造的重要载体，该研究可提高乡村旅游信息化程度，更好地宣传和推广旅游资源，扩大影响，在区域范围内，结合信息时代的发展和要求，为新农村走向信息型城市综合体的转变提供有力保障。同时，为其他区域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现实参照，还可为区域内其他产业的信息视觉化设计提供示范。
二、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
（一）乡村旅游
我国的乡村旅游活动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接待活动。真正意义上乡村旅游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乡村旅游是在乡村地区开展的旅游活动，即旅游开发的行为发生在乡村地区既包括以乡村事物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也包括以非乡村事物，如观光资源、温泉和宗教场所传统资源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乡村旅游是城市与荒野间连续体内人们文化特点的旅游。乡村旅游最大的吸引力是与城市不同的环境，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与生态旅游结合起来，形成乡村旅游自身的特点，主要的客源市场是都市居民，是以农业文化景观、农村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族风情为资源，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特产、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二）信息视觉化
信息视觉化是对大容量信息整合、归纳，从而进行视觉设计的―种方法，其本质是从抽象数据到视觉化结构的映射，是交互式的视觉展示。信息视觉化的目的不仅仅是视觉化的一种手段，最终是要实现从视觉化中进行数据挖掘，为决策服务。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是旅游信息呈现的独特途径和形式，是对信息架构运用艺术化、视觉化的方法和手段，是实现清晰的信息传达、有效沟通及使用。
三、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设计流程
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以市场调研为依据，实施社会需求的分析，以数据库的建立为基础，通过信息筛选与整合，利用视觉转换与表现来实现。
（一）社会需求分析
社会需求分析是人们借助各种途径了解和掌握并分析相关信息的能力。社会需求分析的质量和水平，是信息视觉化设计的前提，也是信息视觉化设计的驱动力，其水平直接影响整体水平。社会需求分析主要借助一系列的市场调查和信息收集来完成，通过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以及大量文献信息、电子信息、网络信息的收集整理。
乡村旅游的社会需求分析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社会需要哪些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或者说哪些乡村旅游信息可以通过视觉化，以提高人们旅游的方便快捷，这就关系到乡村旅游数据库的建立以及信息的筛选与整合；二是社会需要怎样的乡村旅游视觉信息，即通过对乡村旅游信息的视觉化设计能否实现积极准确的引导人们，提高乡村旅游的服务，影响人们旅游中的出行、游玩、休闲，甚至影响人们的旅游决策，这涉及到信息的视觉转化及表现。
（二）数据库建立
信息是人们传达意思的内容。信息由一系列有效数据组成，数据是信息的原始形态。通过这种数据按一定程序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加工才能产生有助于实现特定目的的信息。数据是信息的载体，信息是数据的内容。数据库的建立主要是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并实行统一有效的管理和利用。想要对什么信息进行视觉设计，就决定了要收集怎样的数据类型，即这些数据是数量的、序列的、范围的还是什么等，最重要的是要弄清这些数据与我们想要表达的信息是否存在本质的联系。
乡村旅游信息视觉化，通过视觉传达设计的相关原理把信息视觉化、符号化、图表化，使信息更方便、快捷地传达。乡村旅游数据库包含乡村旅游的方方面面，主要分为两大块，即乡村旅游消费者信息和产品信息。消费者信息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消费者旅游动机，一般来讲划分为三种（农事活动为主――回归乡村、休闲度假旅游、村寨景色为依托的环境旅游――生态绿色的乡村旅游、农村文化风俗为目的的旅游――体现为旧地重游、实践学习的旅游形式）；二是消费者消费意向水平；三是消费者喜好。产品信息涉及到五个方面：一是属性：根据消费者乡村旅游动机，目前的乡村旅游产品的主要类型有：休闲旅游（农家乐、渔家乐）、观光旅游（观光农业、科技观光、古村落观光）、收获品尝（采摘节、垂钓）、学习体验（夏令营旅游）、运动休闲（温泉、高尔夫球、攀岩）、以及复合产品等；二是规模：占地多大、客容量多大、同时可接纳住宿、就餐人数等。三是特色优势；四是位置和交通；五是价格。以上信息数据，可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形成一个乡村旅游信息平台。
（三）信息筛选与整合
信息的筛选和整合是将已经收集到的信息依据设计的目的，选择有用的、有代表性的信息进行归纳整理，是一个由繁到简的筛选过程。毫无保留地将全部信息呈现给读者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在信息网络时『弋，我们不是缺乏信息，而是如何使我们更方便地获得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信息还需要加以分析、解释并表达，信息筛选和整合的质量严重影响信息结构及视觉化设计的整体效果，建立明确、合理、清晰的信息关系是信息筛选和整合的关键。
乡村旅游涉及到的信息包括很多：旅游位置、景点特色、消费水平、条件、行程等；在信息筛选与整合的过程中，首先要设定涉及目标，突出中心概念；其次要对已经收集的信息进行认真的筛选，去粗取精，保留最有价值的信息，或者说受众最感兴趣的乡村旅游信息，比如：乡村旅游景点分布、景点特色、线路等。通过对乡村旅游现状的调研，分析其旅游资源、客源信息、线路信息、交通信息等，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和与整合设计，使得信息的传达更明晰有效。
（四）视觉转化与表现
信息视觉转化与表现是指将信息形式转化为视觉形式并合理表达，即信息内容的视觉转化与表达。信息是抽象的，如何对信息进行视觉转化和表现是信息视觉化的核心。信息通过视觉转化使信息传达更方便、准确、更易识别，因而更有魅力和价值。乡村旅游信息的视觉转化主要通过视觉信息图形（图标）、视觉信息图表、视觉信息地图三种形式表现。
1.视觉信息图形（图标）
康德说：“绘画、雕塑甚至还包括建筑和园艺，只要是属于美术的视觉艺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图样的造型，因为造型能够给人带来愉快的形状去奠定趣味的基础。”图通常表达一定的视觉内容所要传达的信息，而形是一定内容上的适合形式，具有形式美的表现力，图形所要表达的必定是具有内容的美的形式。乡村旅游信息涉及到旅游主客体的方方面面，如何使旅行者在繁杂的信息中快速、准确地锁定所需信息，视觉信息图形（图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将乡村旅游的特征、旅游项目、客容量等通过图形（图标）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得人们能更加快捷地捕捉信息，为决策服务。
2.视觉信息图表
视觉信息图表是以数据为依据而设计出来的，表现事物的客观内容、信息含量大，视觉信息图表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其内涵也远远超过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理查德・乌尔曼首次提出“视觉信息图表”的概念，他将视觉信息图表设计看作是一种构造信息结构的方式，认为信息结构设计师的根本任务是设计对信息的表达，即信息结构设计师应该能够提取复杂环境和信息中的内核并将其以清晰、美观的方式呈现给受众。作为一种视觉语言传达方式，将文本形象化、时空层次化、信息秩序化，通过对图像、文字、符号、色彩等视觉元素的综合运用来处理一些单靠文本或数据很难解释的信息间的相对关系，并试图通过视觉语言提高信息传达的感染力、丰富性及交流的效率。
乡村旅游视觉信息图表不限于常用的数据图表，它所涵盖范围更大，它将乡村旅游信息量化，将视觉审美艺术与准确的乡村旅游数字文本信息结合在一起，用适当的视觉语言将数字与数字间的关系有效地组织和归纳，形成既生动又容易识别的图表格式，使人们以最少的时间消耗和最大的趣味性去阅读乡村旅游的信息，帮助读者理解过于乏味的描述性文字。
3.视觉信息地图
视觉信息地图的设计关键在于让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因此，信息地图是一种做减法的设计。视觉信息地图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事物的重要资料。乡村旅游信息地图可解决区域范围类旅游的信息传递。主要有乡村旅游区域分布视觉信息地图、乡村旅游交通线路地图、旅游项目特色地图等。日益发展的乡村旅游业使得人们对乡村旅游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如何通过乡村旅游信息地图一目了然的找到目的地才是一张好的视觉信息地图的标准。
四、结语
数字乡村背景范文3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融城；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以长期务工为生计、务农经验低、融城愿望强烈等为显著特征的具有农村户籍的青年群体。作为当下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新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型劳动大部队，虽然其融城之路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更加艰苦，但是直至今天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城的热情只增不减，人数仍呈现旺盛的上涨之势。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新生代农民工急速向城市靠拢与融入背后的艰难和困境。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背景
（一）新生代农民工“恋土情结”的消失
当下社会，传统的“恋土情结”随着非农产业的兴起已经土崩瓦解。这种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让很多农民，确切的说是让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感到绝望与困扰。据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至2012年已接近8487万人[1]，占农民工总数的58.4%，可以说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土地感情的淡漠另人咋舌，更谈不上父辈的“恋土”，对土地的根性情愫已然淡漠，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视土地为身份的代名词，甚至是他们耻辱的象征。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离家之初最深切的愿望就是：一定要与农村一刀两断。他们认为土地不会给他们经济、地位和幸福，只有进入城市才能找寻出路。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城渴望强烈
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强力推力，更是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无疑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融城的契机，更是吸引其融城的动力之一。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务农观逐渐发生改变，强烈的融城愿望使亿万新生代农民离开历代固守的土地，在城市中找寻维持生活的方式并由最初的不适应到越发的希望成为城市中的一员。城市梦拉扯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神经，且一直延伸至他们心底，成为抛弃故土后的理想新天地。城里人曾认为，“农民工”不过是一个暂时的称谓，他们在城市难以立足，农民才是他们真正的姓名。但是实际情况超出了城里人的预料，新生代农民工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将融城之路走得大张旗鼓，轰轰烈烈。
（三）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观念的变化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与务农相比较高的经济收入，实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衣锦还乡”，最终仍落脚于故土。受传统伦理文化节约思想与较低的收入的制约，大多数父辈农民工勤俭持家，奢侈、浪费现象极少。也正是短缺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之间的矛盾造就了中国农民极端节俭、克制欲望、任劳任怨品性[2]。但是，当下的中国，无论从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而言，农民早已经远离了传统“士农工商”的第二阶层，处于金字塔最低层。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功力主义、消费主义、奢侈主义等等不良思想之风席卷了整个中国，对传统的朴素、节俭的优良传统进行了猛烈的撞击。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青年群体，有着捕捉新生事物的敏锐感，由于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缺少长期的农村生活，比父辈农民工更容易接受城市新兴的消费观念的影响。2013年的调查就已发现[3]，71.9%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商品选择上向个性、时尚、风格、求异靠拢。消费主义的兴起拉拢着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靠拢、只有在城市才能体验最时髦的生活、获取最快捷的资讯和体验最时尚的消费，但在农村的生活环境与条件下，这一切难以实现。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困境
（一）社会地位尴尬
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是摆在新生代农民工面前难以逾越的鸿沟，户籍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依然没有走出父辈农民工的困境，从最根本的身份而言就无法与城市人站在同等的地位，甚至被戏谑为城里的“配角”。城市无法给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保证，乡村也容不务农经验缺失的年轻人，游离于乡村与城市的尴尬境地，新生代农民工俨然已经成为新一社会群体，工漂族，三个字形象生动的对新生代农民工当下难容城亦难返乡的困境做出了最形象的阐释。
（二）生活条件艰苦
虽然较父辈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生活状况显著提高，但是相对城市人而言，他们无法获得良好的社会服务与公共供给，工作和生活环境依然不容乐观。较低的工资收入使其面对住房成本高、住房难、日常高消费的生活时倍感生活的艰苦。如何安顿上亿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难题，让这一社会群体既能减少住房成本又能获取住房资源无疑是困扰国家的难题，直至今天这一难题仍未得到良好的解决，这更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夹缝中生存。
（三）政治参与权力缺失
据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不容小觑。面对这一日趋壮大特殊群体，保证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力的实现，对于促和谐、安民心、稳民生而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力缺失已成常态，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这一显现都较为普遍：由于新生代农民总体接受高等教育程度偏低，所以普遍缺乏政治参与观念、维权意识也较为薄弱。与此同时，法律制度不完善未能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良好的制度性保障机制，这些都给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带来障碍。而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的政治参与情况较城市而言也无太大差别。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的政治参与也令人堪忧，长期远离家乡缺乏对农村政治参与的信息接收，回乡选举的成本较高打击了参与的积极性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的政治权力难以得到保障。
农村城镇化实质是农村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交流方式再改造的过程，更是一种趋向同一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城乡差别逐步缩小、融合，并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自然历史过程[4]。正处于改革攻坚期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下，如何改革现行制度，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城的制度融合、文化融合、社会融合以及心里融合，让新生代农民工走进城市，国家还需要长期的努力。（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路径建构》（项目编号：2014BSH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学网.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EB/OL]. [2012-04-20].http：///news/479487.htm.
[2]贺雪峰.回乡记[M].东方出版社，2014.
数字乡村背景范文4
这样的关口，表现乡土的乡土文学的命运，成为当代作家和学人心虑的焦点，是当前众多学人不断推测考证的重大命题。乡村的城镇化迫在眉睫，那么，乡土文学的终结，是不是真的就在眼前？当前生活的空前繁杂使乡土文学的表达宽阔杂乱，凡是涉及农村、农村人的，无论其身处乡里还是城里，种地还是务工，洗头还是捏脚，好似都可包含其中，并且大都陷入贴现实记录式写作的浅窠，陷入堆积事件而忽视塑造人物、表现生活而忽视发掘精神的模式。乡土文学在民族精神启蒙建构背景下的批判和牧歌，尤其是后者，基本不再唱响。乡土的变化势必引起乡土文学的调适，但乡土的文化丧失精神丧失人性变异，不应引起乡土文学相对的这些方面追问、质疑和表达的缺失。反而，正因为经济年代国民整体望化的释放、物质化的裹挟，乡土文学才更应该发掘自身曾经内含的审美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与人性意义，更应该成为一种与现实保持远距离的参照或反观。
偶然读到了王青伟的《村庄秘史》，内心在震撼中不由发出长久的喟叹。《村庄秘史》的意蕴空间混沌而阔大，沉重而深刻，权力与欲望，历史与现实，人性与亲情，美善与丑恶……对思考造成极大的冲击力。我想，王青伟的立足点其实是当下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之变，但笔锋的尖锐却延伸至相对遥远的历史，他深刻地洞悉了历史发展中那隐秘而牢固得不可思议的联系：文化以及人性本能。小说回顾了章村人几十年间风风雨雨的历史沉浮，不着眼表达历史的史诗性宏阔，而是在每个不同的章节细细道来不同人物的命运悲欢，在历史性书写中致力于民族性，在民族性表达中剖析出人性。文本以章一回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讲述了五个各自独立的故事。章大章小兄弟在战争过程中命运起伏，走出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现实抗衡，最终却殊途同归，沦为非理性时代残酷打压的牺牲品；少年章顺与五旬陈氏大太太在原始本能的冲动中结合，娶妻生子仍深情挂念，残酷锁住妻子麻姑下身，使之与阿贵的正常无法实现，麻姑怀着神圣情感所汇的女书被烧毁，天书指引的理想生活也化为乌有；章义在战争中被俘，脊梁被砸弯，从此承受难以忍受的身心压迫和身份不被认同的焦灼，他在群体中失去做正常人的资格，儿子认有话语权的章一回做父亲，成为他许多干儿子中的一个；红湾经历着极为难熬的岁月，与动物交媾，兄妹，在荒唐中盛演，两湾掀起疯狂杀戮，两升谷子五块钱都成为残忍杀害一个人的动因；章得父子带领全村人做炮赚钱，最终却被陈军占去商机，章家的新房轰然崩塌，再娃和小梅带走了章湾人最后的清醒与精神……这部作品内在张力很大，老湾红湾对峙并存，百年历史间仇恨不断争斗不休，民族劣根性在原始状态生存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人性的丑恶自私残忍也在荒唐而酷烈的厮杀中得到形神栩栩的表现。这部小说的书写，虽然并不是没有瑕疵，但却引起了我对当前乡土文学表达状态的反思。
当前的乡土文学，基本着力于转型期农村人生存苦难的艰辛和疼痛，常见雷同化的叙述模式和类同化的事件罗列，甚至相对模糊而类同的人物形象。“文艺就是模仿”的观念从亚里士多德至今，仍在某些作家的创作思想中占据主导。但随着科技的高速发达，网络与媒体的信息铺天盖地，记录，文字已落后于摄像机，作家在这样的语境中，需要发挥通讯员的功能吗？这个时代的文学，要追求的应该是高于生活的超越性，致力于表达内质的深刻性，和传达精神信息的诗意性。文学不必追求与生活同流，要在表现当下时力求超越当下，瞻前顾后致力于民族精神的追溯与重构。
当前的历史语境中，乡土文学究竟要表现什么？我想，《村庄秘史》给出了重要启示：重返历史现场，追根民族精神。这是与另一位著名的湖南作家韩少功不谋而合的认知。“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当代文学的流变中已经退场，但“寻根文学”的立意与追寻仍需作为文学精神的重要一维，持续进行下去。尤其在当前商业文化的冲击中，与这股潮流不谋而合并且滋生出更多腐烂的“恶之花”的，其实是深藏在世人性情中的国民劣根——奴性，和人性劣根——私性的萌芽壮大。民族文化正面价值的继承实质上浅显片面，但负面的因袭却常常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王青伟面带苦涩的微笑，凝神注目村人灵魂深处的秘史，发现了真相，表露了真相，并预言了真相。而目前，审视历史以把握民族嬗变的脉络，打量前人以参透今人世相的本源，被很多人抛诸脑后。因与果的连绵不断，仍将在人类历史中不断演绎，不知因，何以创得善果正果？任何今天都是昨天的延续，任何今天都内隐着明天的发展脉络。今人的形象谱系暗含在过往岁月的沉淀里，也预示着未来人们的面貌可能，遗传以跨时代的能量在后世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追问历史过程中的民族性，析理历史境遇里的人性，其实是在严肃地思考当前，看向未来。
此外，我想当前的乡土文学还有两个主题维度需要继续深化。其一，聚焦社会世相，发掘灵魂嬗变。当前转型期乡土社会的变动，是几千年未曾有过的狂飙，正在进行时的乡土世界生活方式、精神面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变化，为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广阔的乡土世界在当代社会变迁中积累的经验如此丰厚，以至于当代无数小说家折腰，而全球化的到来，必将使乡村经验叙事具有更为复杂的意义。”③乡村，几千年以来一直是“超稳定性”的结构，以致几十年前作家们还在焦虑它的凝滞和封闭，但几十年后，却不由地反过来焦虑它的动荡与开放。这看似悖论中隐含着一个民族全球化背景下的整体性巨变的复杂，前后矛盾的心态发于同质性的忧国忧民的不安，是期望中国乡土向着理想方向进步的社会关怀，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保持的深刻清醒与警觉。乡土世界动荡的生活表层也被很多作家聚焦书写，文字复制生活、画面再现生活的工作很多人已经完成的很好，但这一代农民，从守在田边地头，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到出外打工飘零，在不属于家的地方呆很久，他们内心感受世界、观念世界的深刻变化是民族性文化心理的新质素，这是笔力发挥长项的领域，是需要付出长时间深入熟悉和长时间思考析理的，因浮躁文风，也是当前文学表达的软肋。其二，书写理想牧歌，致力精神重构。乡村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一度是人性纯美的寓体，沈从文、废名、师陀、孙犁、汪曾祺都满怀深情地书写那纯净村落中的美善人性，作为他们对现代文明鄙弃质疑的理想寄托。当前变化中的乡土好像已不再具有让作家心灵诗意栖居的特征，几十年的牧歌传统基本不再悠然唱响。但“乡土的美，其实质是自然的美、风俗的美、人性的美，这些都是超时空、越地域性的，它是人类审美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可能随生活方式改变而消灭。相反，在工业化背景下，乡土的美会更凸显其意义。”④农村外在形态的变化虽然剧烈，但乡土生活所蕴含的真善美，即便真的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也需要追溯和再张扬，尤其是生态环境恶劣的当下，怀念美好，自然的、人性的、文化的，都将是工业社会发展中民族美好生活和精神建构的必需。更何况，实际上在广大的乡村，仍然有民间美善的性情与精神存在，仍然有需要挖掘以利于民族精神建构的有益元素。只是作家跟农民的距离，包括一些从农村走出来曾经大力描写乡土世界的作家，已经过于遥远了。
乡土文学，如何叙述？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由地怀念起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先锋文学” 注意到作品形式的重要性，以其严肃的文体意识和积极的形式探索，在借鉴吸取西方现代后现代的理论资源和写作经验的基础上，自觉地创造着表达中国经验的新方式，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披荆斩棘，拓开一条宽阔的新路，为更深邃更多元的意义表达提供可能。令人惋惜的是：这段文学只是昙花一现的异彩，很快就被浩浩荡荡的现实主义所逼没。探索之路陷入困境，读者接受的惯性排斥，市场化潮流的汹涌冲击，使大多数作家扎堆沉陷“如实描写现实生活”舒适轻松的安乐窝，写起了融进大众文化流行元素、毫无自我特征、复制时代民生的平庸之作。当前乡土文学的叙述状况，让人不忍卒读。一味地描述外在生活流，沉湎于人们表层感受的细腻真切，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向普遍性和深刻性挖掘表达的可能性。大量文本以“苦难叠加”的模式单调地叙述着农民的艰辛，主要叙写他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好像这是一群被压着的面人，因为缺乏对内在灵魂的揭示而显得过于虚假，贴现实的结果是让人质疑的“伪现实”。还是要重提“先锋”，要再次重视文本结构、叙述方式等的意义。“喜剧型、戏剧化、狂欢化、解构主义、戏仿、反讽的叙事，这也许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个历史性机遇，他们可能会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文学时代，将来人们也有可能从美学上怀念这个时代。”⑤文学的低级形态是模仿，但在新的语境下，在媒体和网络的记录都要快于文学、真于文学的年代，文学要沉静下来，追求那不可复制的超越性和回归诗意的审美性。乡土文学的叙述，“模仿说”的旧经验已远远无法表达作家内心的困惑和参悟，怎么叙述是作家面对的重要命题，但因其难度和受众的厌弃，十几年来正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放弃，他们的精力放在用一种方式堆砌不同文字的积木上。
不过让人失望中还尚存欣喜的是：当前的乡土文学尽管大多秉承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但还是有少数作家有着强烈的创新诉求，并且在形式超越性创新与内容的现实根基性之间建立了本质意义的联系，作品具有独特而深厚的审美意蕴张力。比如阎连科的《受活》，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绳子》等。还有王青伟的《村庄秘史》，都有清醒的文体意识和执着的探索精神，再次将魔幻现实主义和乡土经验历史本质之间的关系呈现在人们的思考中，也再次将已被忽略的如何叙述的问题放在字里行间。这部作品显示了他强大的叙述自信和对平庸化日常叙述的厌弃和反抗。
《村庄秘史》采用魔幻现实、荒诞化、寓言式等写法，故事怪诞，文字夸张，极富想象力，仿佛每一页纸上都氤氲着永州大地古老而神秘的气息。那历史曾有的矮奴像幽灵一样渗透在村庄每个人的骨血里，那残酷的血腥与折断的奴性化为一条滔滔的红河，那棵高大茂盛的古樟树默默伫立，守望着子民们生生不息的蒙昧与可怜。《村庄秘史》的行文结构巧妙而富有意味，每个章节的故事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互印互证，共同深刻地表现出百年沧桑中普通百姓外在命运的演绎与内在魂灵的撕裂。但我觉得最具匠心的安排是每一章第一部分的叙写，章一回以诡异的面容迷惑着一个个女性，又在一个个女性的怀抱中满怀忏悔地反省赎罪，每一次忏悔就年轻一次，最后忏悔结束的时候，一个生命的新生才刚刚开始。类似于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这个结构安排富含深意，在这里，王青伟参透了形式与内容的本质关系：形式即内容。章一回是村庄秘史的领悟者，从而他轻易地掌控了村庄的局面，决定着村里人的命运，他是凌驾于每一章人物之上的统治者。他认识到了罪孽，他的忏悔其实是王青伟对历史的在席审判，也是他对民族精神康健新生之路的沉思：忏悔自身，才有新生可能。《村庄秘史》处处发人深思的象征性，使文本的意蕴空间开阔而深邃。小到很多细节：麻姑身上的锁、女书、章一回多变的脸等，大到人物之间的关系、古樟树的命运、红河相隔的两个村庄的纠葛……无不是符号式的密码，让读者觅踪探寻村庄秘密中的文化秘密、人性秘密以及历史秘密。王青伟对这块土地，对文学本身，爱之深，悟之深，盼之切，字字为证。
外在的城镇化正在加速，乡土的历史形态将不再保存。但起码短时期内，农民仍将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⑥关注乡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关注我们整个民族。乡土文学，叙述什么，如何叙述？是时代生活给文学提出的一个不可避的问题，关系到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是否得以延续和发展。
注释：
①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页。
②梁鸿：《中国在梁庄·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
③王干：《“小说”乡村的难度》，《文艺报》2007年2月10日。
④贺仲明：《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发展空间》，《文艺报》2009年6月18日。
⑤张清华：《中国乡土文学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3日。
⑥：《青年与农民》，《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05页。
数字乡村背景范文5
与当地实际相联系
我去平度市大泽山镇采访时，镇负责同志向我介绍了当地农田水利建设的情况：两年间，全镇总投资2000多万元，其中尹家村投资800多万元，修了900多米长的扬水管道，从山下大泽山水库向山上输水；又在山上修建了大小八九个蓄水池，使全村2000多亩农田全部实现自动灌溉。我心里很清楚，就上述情况，认认真真地拍张照片，再了解一下增产效果，写个照片说明刊登在农村大众报上，也不是不可以。我到现场一看，大泽山水库大坝的堤岸被水泥块砌得焕然一新，120多米长的栈桥直通湖心处建起的亭阁；尹家村的蓄水池也都是水泥砌块护堤，有拱桥、石雕、亭阁等，而且起的名字也好听，什么五龙潭、凤凰池、拜月亭等，简直就是观光游玩的景点。
大泽山山清水秀，所产葡萄以品质极佳闻名全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在这里挥笔写下“西有吐鲁番，东有大泽山”的题辞。同时，大泽山镇境内景点多，镇政府早就致力于发展当地旅游业。
如果把水利建设和当地实际――发展旅游的背景相联系，总比单纯说水利建设要新一些，因为这里的水利建设不仅服务于农业发展，同时也服务于旅游业发展。红旗渠不是先服务于农业，后来又成为全国闻名的旅游景观了吗？所以，我以“大泽山水利设施成景点”为题，从水利建设服务农业、服务旅游的角度，写了照片的文字说明，效果比较理想。
与大城市相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很快，新事物层出不穷。从媒体的角度来说，很多新事物已报道过了。
新生事物的角度有多方面，换个角度看，新事物报道得并不充分。如何选出还没被报道的角度，写活照片说明，就需要多下一番工夫。类似这种情况我就遇到过好多次。
2003年10月，我在广饶县大王镇采访：一个只有8.7万人的普通乡镇，在2002年实现社会总产值90亿元，利税7.8亿元，计划在2003年突破100亿元在与全国也是数得着的经济强镇。于是，我搞了一个“记者眼中的大王镇”系列照片报道，共5篇。其中有个四星级宾馆的报道让我为了难：报道它吧，从新闻的角度看，它已不是新闻，因为在两年前就建成营业了；不报道吧，又觉得很可惜，能有四星级宾馆的乡镇，毕竟为数不多，还算得上是个新事物，经营情况也很好。怎么办，吃饭也想，睡觉也想，最后决定从乡镇少有四星级宾馆这个角度推敲照片说明 ，把它与县城、省城相联系、相比较，标题是“大王镇的宾馆四星级”，照片说明是“说起四星级宾馆 ，不但很多县城没有，就是省城济南也不多。可是广饶县大王镇在 2000年就建起了一座集餐饮、客房、娱乐、商务于一体的四星级涉外宾馆 ――华泰饭店……”这样写虽然谈不上高明，却使这组照片报道起死回生。
与社会大环境相联系
2003年7月，我到滕州市西岗镇采访，当地负责人向我介绍了农民改造厕所的情况。说实在的，农村改造个厕所，一是没有多大的新闻价值，二是把厕所拍成照片，画面也不会好看。但当时我想到了春天“非典”给人们带来的恐慌，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夺取了抗击“非典”的伟大胜利。“
数字乡村背景范文6
大家知道党的报告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而且也把这个战略写进了《党章》（修正案）。报告在第五部分的第三条专门讲了“乡村振兴”战略。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在第六部分和第九部分也做了一些农村的安排和要求。所以，我们要学习领会党的报告，既要学好第五部分的第三条，还要学好其他有关的章节和内容。我将借这个机会，就学习领会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个话题，给大家谈五点体会和思考。
第一，时代背景。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大家知道，提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转化，对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从供给来看，过去我们主要是关注数量，现在更加注重质量，过去主要是保供给，现在还要保安全。
再比方说，从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来看，过去主要是强调农业的生产，农业的产业发展，现在我们既要做好农业的发展，同时还要围绕着农业做好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从过去的一产到现在的三产融合发展。这也提出来新的要求，特别是要求提质增效。
第三个方面，从农村的生态环境来说，过去我们要搞好农村生态环境，主要是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农民的生活条件，让农民宜居、宜业。现在我们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还要能够吸引城里人到农村休闲、渡假、投资、兴业。
第四个就是从农民的收入来看，过去我们讲增加农民收入，主要是要满足农民的衣、食、行的要求。现在我们不仅要满足这些要求，还要满足农民的就学、养老、居住等一些新的要求。
总体来看，新时代人们对生活需要的要求也对我们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这个主要矛盾转化的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我们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不平衡、不充分。
从不平衡来看有三个问题，城乡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不平衡，比如现在城乡差距还有2.7：1，这个数据和世界银行讲的世界的平均经验数据2.5：1还有一定的差距。大家知道，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分配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的研究给我们提供新的判断。如果考虑到计算方法的不同和我们实际计算的一些项的漏项，学者的判断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在4.5：1。
第二个不平衡，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不平衡。从水、电、路、房和教育、文化、社保、医疗这八个方面，我们从感受上就能看出来差距。我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第三个不平衡，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比如东部地区一些城市郊区出现了一些十亿元村，百亿元村，有些地区还很贫困，还有空客村和贫困村。
不充分也有三个表现。一，农业发展的基础依然薄弱。我们从“三力”来看，综合生产能力，土地资源透支，生态环境超载，双重约束压力很大。二，资源利用的不平衡，农业、秸秆还存在大量的不能充分利用，这个秸秆的不能充分利用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等于丢了一半农业。三，农业基础不平衡，就是持续发展能力，防灾、减灾、抗灾，遇到灾害还是没有办法，马上就下去了。
所以，不论从农业的生产能力、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力，还是由27%的农业劳动人口支撑着不到9%的农业生产值来看，我们的基础依然薄弱。
第二个不充分，资源利用不充分，刚才我讲了，土地、劳动、资源利用不充分。
第三个不充分，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不充分，比方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讲农业投入主要是看渠道，另外农民增收，现在主要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比重还很低，农民增收困难，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这也是我们增收不充分的原因。
这样看来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一方面是对我们的农业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从不平衡、不充分方面凸显了我们农业、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一方面是目标导向，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给我们的“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问题导向，我们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尤其突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时代背景。
第二，历史方位。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战略？这个战略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是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这样一个历史交汇期提出来的，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去解读。
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决胜期来看，可以说“乡村振兴”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2005年我们提出新农村建设，讲了五句话20个字，这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也讲了五句话20个字，这五句话我们对比一下，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从村荣整洁到生态宜居，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在内容、内涵上都有提升，都有转变。同时，乡村文明的内涵要求也不一样。也就是说，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乡村振兴”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在决胜全面小康的时期它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二，从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我们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乡村振兴”。这个战略部署实际上是在我们开启新征程的时候新时期的“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它不仅是一场经济社会的变革，而且是一次文化、生态的复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它的目标导向就是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让农业成为有希望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希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美丽的家园，也就是“乡村振兴”战略是面向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第三，总体要求。这个总体要求我们看报告，从原则上来提“乡村振兴”，我看有这样六条。
第一条，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我们要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为行动指南。
第二条，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也要树立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说要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来实现“乡村振兴”。
第三条，行动举措、战略安排的五句话20个字，实际上都体现了“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所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也要统筹推进这五个建设。
第四条，坚持两个优先，这次特别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第五条，要强化两个保障。“乡村振兴”需要有体制机制创新，需要有政策体系的调整和完善，就是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第六条，加快两个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四，主要任务。这个主要任务就是这五句话20个字，我简单说一下。
一，产业兴旺。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要求。我们要实现产业兴旺，还是要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为主线。那么，以提高质量效益竞争力为方向，我们主要关注这样四个事，或者四个问题。
1.粮食安全要确保。这个确保主要要有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就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2.处理好农业这个产业的发展问题，还是要通过调结构，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3.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问题，促进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
4.处理好规模经营主体的发展与小农户之间发展的关系，特别是要完善利益完善机制，让小农户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平等参与战略之路。
“乡村振兴”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生态宜居，我个人理解是两方面。一个是生态，一个是宜居，良好的生态，宜居的环境，是我们农村留住人，吸引人的重要方面。我个人想是不是要促进三个转变，完成三个任务。三个转变，报告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第二，发展方式要转变。要构建五谷丰登，百业兴旺，绿色循环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第三，发展模式要转变。这是三个转变，转变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模式。
四个任务。第一，治理突出环境污染问题。很多地方土壤污染了，水源污染了，大气污染了要治理，我们出台了三个十条，“土十条”“水十条”“气十条”。出台了三个规划。第二，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和修复好，要依照尊重自然、修复自然的方式修复。第三，建立多元化甚至是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第四，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产业，这是生态宜居。
第三个任务就是乡风文明。乡风文明就是“乡村振兴”过程中，既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我们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要弘扬传统文化，把很多文化遗产保护起来，特别是李司长原来讲的三古，古村落、古建筑，古村寨，要保护好。还有把文化设施和文化体系搞好，文化建设乡村文明没有基础设施、没有公共服务体系也不行，治理有效，这里既要治理，还要有效。
我们要加强农业农村的基础工作，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还要加强基础工作，这个基础规律既有农村发展的基础，也有执政体系的基础。第二，建成农村治理体系，这次我们提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第三，要培养造就三农工作体系队伍，我们提的叫“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这样的队伍造就出来，实现乡风文明。同时，要挖掘传统文化。最后，生活富裕，还是要增加农民收入。要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搞好，这本身既是富裕的内容，也是富裕的表现。建设美丽乡村，就是村容整洁的问题，比如垃圾、污水，如实施三年的“厕所革命”。
最后，政策措施，或者叫体制和举措。整个报告里面，400个字讲了六条政策举措，我概括为叫三个制度，三个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