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优缺点范文1
对于全国知名白酒品牌而言，或许感触不到这种威胁的太大存在。因其整体利润空间较高，受原料成本上升影响不大；同时受近年来中高档白酒市场需求增长速度大，白酒消费成本较高等因素影响，原料成本价格上涨与成品价格的波动比影响不大。
但是，缺乏市场风险预警机制、缺乏优势市场竞争能力、缺乏有效融资能力的中小品牌白酒的生存和成长压力将日益增大。
中小品牌白酒，招商难、做市场难、做品牌难……，可以说随着白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白酒市场竞争集中度愈来愈高，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主要表为以下四个“营销难题”。
一是资金短缺
无论是受产业政策的影响，还是受市场竞争的推动，白酒市场竞争的成本日益增加，成为一种必然。在广告酒时代，广告比拼的直接对象就是资金实力的较量。从电视广告到平面广告，从广告到促销，市场竞争愈集中，对酒厂资金实力的要求就愈高。
同样，在终端争夺战，从最初的争夺终端向最后的垄断强势终端发展过程中，一些酒厂和品牌凭借其拥有的强大资金实力，以包场、买断货架等排它式竞争方式，将竞争者拒之门外，白酒终端营销对资金实力来说，绝对意义上的考验。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品牌白酒愈来愈感触到资金瓶颈对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大小的影响力和影响系数的大小，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就中小品牌白酒来说，资金短缺严重制约和影响其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于是，“裸价营销”，成了众多中小品牌白酒无奈的营销战略措辞和营销战术选择。
“裸价营销”从表面上看，对酒厂来说降低了市场投入风险，但失去了对市场的绝对控制权和足够的市场利润空间。长期下去，不利于酒厂和品牌的稳定性发展和成长。殊不知，凡是领先者和领导者品牌，市场投入一定是市场话语权的主导。
二是融资能力低
中小酒厂的溢出效应与市场弱势性的不对称，决定了市场化的融资机制对中小企业的失效。中小品牌白酒融资渠道窄、融资能力低，是构成资金压力显著增加的关键因素所在。
白酒业，属于产业政策不鼓励的行业，为中小品牌白酒欲借助创业板，以上市融资渠道解决融资设置了门槛；其次，受银行信贷风险预警机制提高的影响，中小品牌白酒由于缺乏相当资产抵押和缺乏完善的中小型企业信贷担保体系，银行贷款的难度很大。
三是市场竞争力低
困惑中小品牌白酒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市场竞争力低。无论是产品竞争力方面，还是品牌竞争力方面，都缺乏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优势。一方面是中小品牌白酒缺乏长远战略思想，出击市场的唯一方法是“游击战制胜”。机会意识在中小品牌白酒的战略思想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从当前整个白酒市场看，中小品牌白酒的产品，普遍处在低端、低价、低利润的消费层面，品牌影响力低、产品附加值低和品牌溢价能力不高。绝大部分中小品牌白酒对营销和品牌不重视，甚至对品牌和营销的理解有所偏颇，或寄望于单点突破，缺乏系统营销思想；或营销手段单一和无创意性，在产品、广告、促销、品牌、渠道、执行等等方面，同质化竞争的程度很大，缺乏清晰的品牌个性和产品特征。
四是人才短缺
中小品牌白酒由于资金短缺、缺乏长远规划和战略定位，人才短缺成了又一大“致命难题”。中小品牌白酒在对待人才上，管理基础薄弱，管理者的思想观念相对比较落后，没有树立以顾客为中心的观念，与先进的管理理念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小品牌白酒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受实力、用人观念和用人机制的影响，中小品牌白酒普遍存在高素质员工招不进、留不久、难于忠的尴尬境地，严重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和高品质成长。
人才短缺，尤其是具备丰富经验的营销人才和管理人才，是制约和影响中小品牌白酒产品、市场和品牌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优秀人才向优势酒厂和成熟品牌倾斜和集中，使得以市场和品牌塑造为主的中小品牌白酒，优秀人才招不来和留不久。
五是做品牌，还是做销量的“夹缝生存困惑”
中小品牌白酒越来越发现没有品牌而缺乏竞争力的苦衷。即使有相当可观的市场销量，由于品牌缺乏竞争力、品牌个性价值，只能依靠低价格惟一的“市场砝码”，求得市场的胜利。但本身产品就缺乏高价值，受一味的低价的“冲击”，其市场利润愈来愈低。于是，品牌酒成了不少中小品牌白酒热捧的突围方式？
但做品牌也并非容易。随着这几年来，酒类市场的竞争烽烟四起，竞争的水平愈来愈高，其竞争的程度也越来越大。巨额的广告费、终端促销费，使得很多中小品牌白酒越来越难以承受；品牌理念缺乏和品牌手段粗放，也使得很多酒厂力不从心，陷入乱花钱做广告看不见效果的品牌困境。
于是，做品牌还是做销量？对中小品牌白酒来说，犹如一道“十字路口”
当然，更多的企业想努力走出一条融合的路来。只是，路在何方？加强品牌战略规划，以品牌战略理论来指导企业营销实践，平衡企业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是解决之道。
六是市场狭窄
中小品牌白酒产品竞争力低，直接影响了中小品牌白酒的市场渠道和覆盖面相对狭窄。从当前整个白酒市场看，绝大部分中小品牌白酒扎堆低端产品市场和底层消费群，产品结构单一、产品盈利模式简单，靠纯粹的低价塑造吸引力，利润率低；市场覆盖面窄，是中小品牌白酒的致命问题。缺乏足够的资金拓展市场，只能委屈于某一区域市场或者说某一区域市场的某一渠道层面。目标市场与消费群体高度重叠，以价格战、成本战和促销战，追求短期利益，而忽略品牌塑造和营销服务，导致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的忠诚度不高，很容易受到竞争者的品类替代。这也难怪“一年喝倒一个牌子”，在各地白酒市场屡见不鲜；产品线单一、市场区隔特征不显著，市场拓展空间有限，是中小品牌白酒难以形成领先优势的关键所在。
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2009年，中小品牌白酒突围之道在哪里？
第一、区域抢跑
不一定全国市场都有覆盖，只要某一区域市场具备领导者效应和竞争能力，是中小品牌白酒营销的必然趋势之一。“贵州醇”领跑北京河北市场、珠江三角洲，华东部分市场以及贵州本土市场，就是典型的“区域抢跑”成功案例。
集中资源，谋求在区域市场做深、做强和做精，建立差异化市场竞争力优势，是近年来众多中小品牌白酒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所在。贵州醇系贵州省兴义市一家有着50年历史的国有大厂。自2005年实施品牌复兴以来以来，始终保持每年超过40%的增长速度发展。在不少区域市场，消费者只认可两种来自贵州的白酒，一个是贵州茅台，另一个则是同样出自贵州的贵州醇。
与贵州醇同样以区域抢跑获得成长的案例很多，其中绝大部分是地方名酒和中小品牌白酒。比如说像与贵州醇同在贵州省的“百年糊涂”、“酒中酒”、“钓鱼台国宾酒”等，以及湖北的“白云边”、“枝江大曲”、“稻花香”等等。
当然，区域抢跑离不开有效的战略定位和战术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区域市场和多大的区域市场竞争半径作为抢跑的据点，对以区域市场突破寻找成长机会至关重要。这涉及产品特点、品牌文化和企业整体综合实力，切不可茫然入迷。
第二、市场卡位
中小品牌白酒受资金、人才、管理等营销瓶颈的制约，不可能短期内以产品全覆盖获得比较市场竞争优势。本着精细化战略方向，在综合评估自我优势的基础上，锁定某一区域市场，某类消费群体，进行个性化消费需求战略布局，以领创者为目标，重点开发和推广，获得产品在类别上或者品牌在消费层上的卡位竞争优势。
贵州醇酒厂，近年来在北京市场的表现出色，其中最为关键的战略重点在于38度“银铁”在北京低度白酒市场的领导者地位。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贵州醇在北京的销售额中80%的贡献率来自“银铁”系列，卡位低度酒，是贵州醇北京市场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银铁”以人口多、白酒消费量大和白酒市场辐射效应大的北京市场为重点，将核心产品卡位在低度白酒上，突出其产品差异化，获得了跨越式发展。贵州醇作为中国低度白酒的领创者品牌，在38度白酒消费市场具有相当大的消费认知优势和产品竞争优势。“以纯粹38度，重塑贵州醇低度酒领导者品牌，是贵州醇酒厂2007年以来新的战略选择。贵州醇，在低度酒产品领域具备相当的技术领先优势。从最初的38度，到今天包括35度、29度等在内的系列低度白酒产品，技术相当成熟、产品风格突出。如果能在低度酒市场具备领导者地位，贵州醇的市场容量就十分可观。于是卡位低度酒市场，就成了贵州醇重振的关键所在”，贵州醇酒的营销顾问薛总如是说。
事实上，当白酒消费市场愈来愈细分时，以营销卡位工具来重划市场和消费优势区间，不失为一种正确选择。“金六福”始终卡位“中国人的福酒”，是领导福酒市场的必然；“贵州茅台”卡位高档酒第一领导者品牌，是塑造和提升国酒品牌价值的必然等等。
第三、差异领先
所谓“差异化营销”，是指酒厂以细分市场为标准，选择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子市场作为市场目标，分别对每个子市场提供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以及相应的销售措施。企业根据子市场的特点，分别制定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以及促销策略并予以实施。
差异化营销，核心思想是“细分市场，针对目标消费群进行定位，导入品牌，树立形象”。是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针对目标市场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品牌定位与传播，赋予品牌独特的价值，树立鲜明的形象，建立品牌的差异化和个性化核心竞争优势。差异花营销的关键是积极寻找市场空白点，选择目标市场，挖掘消费者尚未满足的个性化需求，开发产品的新功能，赋予品牌新的价值。差异化营销的依据，是市场消费需求的多样化特性。不同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爱好、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是收入水平和不同的消费理念等，从而决定了消费者对产品品牌有不同的需求侧重，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进行差异化营销的原因。
差异化营销不是某个营销层面、某种营销手段的创新，而是产品、概念、价值、形象、推广手段、方促销法等多方位、系统性的营销创新，并在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品牌在细分市场上的目标聚焦，取得战略性的领先优势。
奥运营销，2008年对所有的酒厂来说都是机会平等的。但为什么只有“青岛啤酒”、“中粮长城”、“水井坊”等少数品牌，才真正尝到了“奥运营销”的激情味道？问题就在于相同传播机会下的差异化传播手段而已。“举杯！中国”，作为“水井坊”奥运营销的新诉求价值，与“中国高尚生活元素”有机整合起来，给消费者传递的是“中国味道”和“中国元素”。将“水井坊”推移到一个顶级中国品味的位置，这是“水井坊”奥运营销成功的高度所在！
但相比“水井坊”而言，“国酒茅台”与“国球乒乓”联姻，本应该是贵州茅台酒国际化营销的一大契机。然而，在奥运营销上并没有完美的演绎。或许是因为“贵州茅台”，不需要更多的传播和推广。但这只是本土市场的优势而已。相对于世界著名酒类品牌诸如“芝华士”、“人头马”、“绝对伏特加”等来说，“贵州茅台”的国际化视野相对较小，对世界消费者来说依然是一个陌生的“中国制造”。至少消费者没有清晰地体验到“国酒茅台”和“国球乒乓”的价值融合所在，仅仅是一个赞助。并没有与众不同的营销表现所在！
第四、资源聚焦
中小品牌白酒，既没有独立做市场的能力，也没有控制经销商或者渠道商的能力。基于这种现实，可以供中小品牌白酒选择的战略，必不可少地就是整合与聚焦自我资源优势，与下游渠道商建立价值链合作关系，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上，共同建立市场竞争力，共同获取市场利润最大化。
资本市场优缺点范文2
1中国水资源日益加重的稀缺性呼唤水市场
水资源的稀缺由其本身的客观条件所决定，同时还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历史发展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
a．人口因素影响水资源的供给，造成了水资源的历史性稀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口众多，12亿人口对水资源的需求表现在基本的生活需求用水和非基本需求的多样化用水两个方面，这对水资源并不丰富的中国来说压力是十分巨大的．中国的河川径流量居世界第6位，人均占有河川径流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88位；耕地面积大，亩均占有河川径流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6％．因此，无论从耕地，还是从人口计算，中国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
b．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造成了水资源的客观性稀缺．辽河、海滦河、黄河、淮河四大流域，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8．7％，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5．2％，人口占全国的38．4％，但水资源却只有2702亿m3，相当于南方四大区域（长江流域及以南、珠江流域、浙闽台诸河和西南诸河）水资源量的12％，人均、亩均水资源量低下，分别只是全国平均值的16％和14％．
中国降水量和径流量的年际间和年内分布悬殊大，不仅给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困难，而且频繁的水、旱灾害对工农业的危害极为严重．仅农业每年缺水量约为33化m3，受旱面积达133～1900亿㎡／a，每年因得不到充分灌溉使粮食减产约50亿kg．现在还有5000万农村人口和300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c．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利用率低下，造成了水资源的制度性稀缺．以黄河为例，多数灌区工程老化失修，灌溉方式简单落后，不少地区还是大水漫灌，管理粗放，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只有0．3～0．5
d．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造成了水资源的发展性稀缺．城市缺水也日趋严重，全国58％的城市缺水，达58亿m3／a，且主要集中在华北、沿海地区名会及工业城市．地下水严重超采，导致地下水位大幅度持续下降．
e．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加剧了水资源的稀缺性．水资源污染也随工农业的发展而日趋严重，水质日益恶化．全国每年排放废污水量约达363亿t，80％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全国90％以上城市的水环境恶化，城市河流湖泊几乎成了排污道，且水污染由城市向乡镇蔓延，情景令人担忧．同时，中国长江、黄河等源头的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水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可缺性，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政治、经济和技术的方法来解决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缓解水资源的稀缺性有两条途径：①为缺水地区开源，即将相对丰水地区的水调向缺水的地区，这需要巨大的工程投资，如果仍然完全依赖于政府，可能是低效的，需要引进高效的市场运作机制；②节流，即节约用水、合理用水，促进水资源配置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促进水资源从低效益的用途向高效益的用途转移，这同样需要市场的自我调节，仅靠政策指令是很难实现的．可见，解决水资源的稀缺性问题，最迫切的是尽快建立水资源的有偿使用机制，培育和发展水市场．
2创建中国水市场的基础
2．1水市场的存在前提
水市场存在有两个前提：一是水需求的存在；二是水供给的可能．第一个前提是显然的，这可从中国水资源日益加重的稀缺性得到验证．第二个前提也是存在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①粗放型的经济模式造成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利用率低下．如灌区工程老化失修，灌溉方式简单落后，不少地区还是大水漫灌，节约用水可以提供潜在的水供给；②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北方缺水而南方水资源相对丰富，这为南水北调提供了可能；③利益的驱动使效益低下的用水户有潜在的水供给；④政策的引导，使不符合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用水户有潜在的水供给．
2．2水市场的运作前提
水市场运作前提是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界定，即水权界定．市场经济中的交换，表面上看是物品的物质上的转移和移动，但其实质是产权的交易，明确的产权是交易的先决条件．要进行交易，首先必须建立一套产权体系．同样，水市场上水资源的交易实质是水权的交易．要建立和发展水市场，首先要明晰水权，规定人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得到水资源，如何使用水资源，如何处理与其他用水者的关系．我国水法规定，水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在建立水资源财产共有的前提下，水权主要是指依法对于地表水、地下水所取得的使用权，以及相关的转让权、收益权．水权的公平合理分配是水市场运作的关键．
在进行水权分配时应遵循以下原则：①人的基本生活用水首先要得到保障；②水源地优先原则；③粮食安全优先原则；④用水效益优先原则；⑤投资能力优先原则；⑥用水现状优先的原则．具体操作时，首先确定或建立能充分代表地区和用户用水利益的组织，称为一级用水户．其次，根据以上六个原则确定各一级用水户的需水权大小，如按“21世纪议程”要求每人每天40L的基本生活用水，确定该一级用水户的一年人的基本生活用水的水权需求量．按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规划确定该一级用水户的粮食安全的水权需求量等．第三步，由水资源总量和考虑防洪、冲沙、生态保护等的用水，确定可供分配的总水权的大小．第四步，由于可供分配的总水权远小于各一级用水户需水权的总和，只能按他们需水权大小比例来确定各一级用水户实际分得水权的大小．
2．3为水市场服务的公共物品
国家作为水资源的所有者，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以及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获得的资金可用于公共物品的投资建设．如将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源头作为国家的公共物品，由国家投资植树造林、进行生态环境建设，以提供全国的生态安全．又如，水文资料作为治理江河、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基础性资料，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应由国家财政投资、公共机构采集并广泛披露，社会无偿使用．它是政府合理分配水权的前提和监督水市场运作的手段．
3我国水市场的框架模型
水资源的短缺呼唤水市场，潜在的水供给为水市场存在提供了可能，水权的明晰则为水市场的运作提供了基础，那么就需要研究构架一个运作有效的水市场．
根据水资源的分布，中国水市场可以分两类三个递级层次来构架：第一类为流域内的水市场；第二类为跨流域的水市场．流域内的水市场又可分为以下三个递级层次：
a．流域内第一个层次的水市场称为一级市场，它是流域内的一级用水户间的水权交易市场，实现本流域内的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如经济相对发达且缺水的用水户甲以一定的经济损失和有节水潜力的用水户乙提供的水供给相交换，用水户甲的水短缺和支付水费都会促使其提高节水水平，从而总受益增加；而用水户己收取用水户甲的水费，以此对节水灌溉进行投资，虽然水量减少而产出却可以继续增加，其总受益也增加．具体交易可采用申报期货制：由水权出让者可转让数量信息，由水权购买者申报需要量，由水权的供需情况来定价，由代表政府行使管理职能的流域管理局组织交易和监督实施．具体交易运作模型见图1．
图1一级水市场运作模型
b．流域内第二个层次的水市场称为二级市场，它是流域内的一级用水户与其地域或水系范围内的水厂、农业灌溉公司间以及各水厂、农业灌溉公司间的商品水买卖市场，实现本地区或水系范围内的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保证人的基本生活用水、粮食安全生产用水的前提下，其它社会经济多样化用水实行自由竟争，市场调节．
c．流域内第三个层次的水市场称为三级市场，它是地域或水系范围内的水厂与城市居民、工业用水单位间，以及农业灌溉公司与农民用水者间的商品水买卖市场，实现一个城市或一个灌区范围内的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类为跨流域的水市场，由水供给的提供地区（一级用水户）和各跨流域的需水地（一级用水户），以及国家共同出资组成调水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调水工程的建设与运营．例如我国南水北调工程方案，是以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通过水市场来运作的．各需水地（一级用水户）按其需要水量的多少确定相应的股权，按股权的大小确定投资的多少和将来可用水的多少．同时可根据经济的发展和具体情况的变化来进行水权的转让和买卖．
4水权定价的动态分析
4．1合理确定水的价格的必要性
经济增长若以资源过度耗损为代价，就反映出各产业或各企业的成本远远小于含有其应付出资源代价的成本即社会成本．在经济学中，把某个经济实体的行为使他人受益（称为正外部效应）或受损（称为负外部效应），即不会因之得到补偿或付出代价称为经济外部性．
自然资源无价或长期低价，特别是公共资源的使用缺乏排它性权利界定，很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即会产生过度耗损．例如引黄入晋工程，从黄河调水的生产成本远高于在太原当地开采地下水的生产成本．如果只计算工程水价，地下水的水价低于调水的水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必然选择用地下水，其结果是继续大量开采地下水，不用调水的水．扭曲的价格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当考虑资源水价后，其结果就不一样了．由于超量开采地下水会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调水有助于缓解开采地下水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开采地下水的资源水价远远高于调水的资源水价．考虑资源水价后，调水的价格低于开采地下水的价格，就能引导人们使用调来的水，少开采地下水，引导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要想建立真正的水市场运行机制，缓解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引导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除了对水资源使用权进行界定外，还必须合理地确定水的价格．
4．2商品水的价格组成
商品水的价格由三个部分组成：①资源水价或叫水权费，用水者为取得水权而付出的水资源的机会成本；②生产成本和产权收益，即工程水价；③环境水价，即水污染处理费，但不应包括超标排放的污水．在水价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工程水价相对固定，它只随工程投资的大小和运行成本的高低而变化；环境水价比较稳定；资源水价则是水价组成中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部分．
4．3商品水价的动态性
资源水价的确定，是在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用水前提下，以有利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为基本出发点，综合考虑需水、供水和水资源总量三方面的因素，不断地调整和变动．
我们可以从资源水费的用途和市场交易的特性来分析资源水价的动态性．资源水费的用途主要是为保证水市场正常运作的社会公共物品建设，如河流源头的生态保护、水市场的水文基础资料、水市场的交易监督等．通过市场调查可统计分析出这部分公共物品的建设费，这是需要通过资源水费来补偿的．而水资源的不同用途其资源水费单价是不一样的，生态用水和人的基本生活用水单价最低，其次是粮食安全用水，单价最高的应是不符合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产业．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
式中：F为公共物品的建设费；pj为第j种用途的资源水单价；Qij化为第i个一级用水产第j种用途的水量．
F的大小反映公共物品范围的大小和建设的完善程度，它是一个变量，各种用途的资源水单价间的关系体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的原则，但具体的比例会随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可以建立一个信息管理系统，动态跟踪这些相关量的变化，正确地给水资源定价．
5结论
a．水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缺性，迫切需要通过建立水市场来代化配置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b．水市场的建立需要明晰水权，合理地进行商品水定价．
c．需要考虑水市场的特性，构架合理的、方便运作的水市场模型．
资本市场优缺点范文3
【关键词】人力资源 内部市场 现状 必要性 主要思路
一、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现状分析
（一）人力资源结构性失衡
电力是带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供电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近年来电网建设力度大，持续推进智能电网建设，这势必需要一些高素质的员工队伍。然而，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因素，和原有电力行业自身的垄断地位、市场化程度低，造成人力资源整体结构性供需失衡严重。
（二）一线人才储备不足，缺员明显
由于精益化管理的要求社会和客户对电网企业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供电企业新增用工计划有限，多为高校毕业生，经过一段时间培养，大部分流向管理层。由于电力行业生产特性及用工特点的限制，线路、配电等登高作业受性别、年龄限制、导致生产岗位断层明显，缺乏懂技术、有经验的青年员工，部分岗位结构性缺员较为严重。
（三）人才培养机制尚不完善，缺乏复合型人才
供电企业内部市场化程度较低，人员流动单一，人才系统培养的机制，缺乏综合素质强、实践能力过硬的复合型人才，这不仅降低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人员配置效率，也阻碍了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
（四）激励机制不完善，劳动效率低下
供电企业虽然实行全员绩效管理，但在实际工作中全员绩效管理的深度和广度还未达到期望的效果，人浮于事、平均主义、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等现象依然存在。考核、激励作用没有得到效发挥，无法真正考出“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的差距造成能干事、干成事的员工积极性受到挫伤，缺乏积极向上的内生动力，企业劳动效率不高。
二、供电企业内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一）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通过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的人力资源管理新局面;建立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灵活竞争机制，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用人自，竞争上岗，择优录取，形成内部人才的良好流动，盘活人力资源。
（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打造综合型人才梯队
通过内部人力资源市场将员工职业生涯规划有机结合，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引导员工自主流动自主学习，不断提升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科学开展员工职业生管理，促进员工素质全面提高，充分挖掘员工潜力，达到员工个人和企业共同发展的目的。
三、供电企业内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主要途径
总体思路：以控总量、调结构、提素质为导向，以盘活存量、解决超缺员为重点，构建统一规范、目标明确、功能完备、流动有序的内部人力资源市场，促进供电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
（一）盘活人力资源存量计划
严格按机构编制和核准定员配置人员，择优从严控制员工向上级单位岗位流动，鼓励到乡镇供电所、艰苦边远地区工作。实行内部公开竞聘，规范用工需求。针对超职超员人员开展转岗、适岗培训，优先配置到缺员岗位。严格执行退休、退养、退二线等政策，加强绩效考核、薪酬分配、用工规范等工作联动，畅通员工出口。新员工在生产一线工作年限至少满足硕士4年、本科7年、专科10年。用好网络大学和公司培训资源，加大管理、技术、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员工素质。
（二）强化市场平台基础建设
按照统筹设计、系统规范、持续优化的原则，形成覆盖公司各层级的市场平台，强化信息、流程规范、监控分析、交流互动等功能。一是及时在市场平台超缺员、配置计划等供需信息。及时维护人力资源基础信息库，确保数据信息全面、准确。二是科学开展人力资源需求预测。以劳动定员为基础，结合经营效益、人工成本、人才素质等因素，从总量、专业、素质三个维度，合理预测本单位人力资源需求，科学编制“十三五”人力资源规划、年度用工计划。三是完善监控系统。建立市场运行看板，接入本单位运营监测中心，实时监控各层级“三定”落实和人员优化配置情况。
（三）完善市场运行激励约束机制
充分发挥薪酬分配在内部市场运行中的激励导向作用。一是建立人工成本与收入、利润、定员、市场占比等挂钩核定机制，强化各单位用工总量自我约束，将职工工资总额与超缺员挂钩。二是加大薪酬分配倾斜力度。以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为基本模式，统筹岗位价值、绩效贡献、能力素质等要素，全面完成薪酬分配制度建设任务，强化全员绩效量化考核和结果应用，注重向关键核心岗位、优秀专家人才、绩效突出员工、艰苦边远地区合理倾斜。三是加强市场运行考核评价。各单位内部市场建设运行、盘活存量计划落实、解决超缺员等情况，纳入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和人力资源同业对标，考核结果与负责人薪酬和单位工资总额基数核定挂钩。
（四）健全内部市场制度体系
制定完善内部人力资源市场运行管理实施细则。一是规范人员配置方式。考虑地域分布、岗位分类、人员结构等因素，多措并举推进员工按需顺向流动。岗位竞聘，主要解决管理、技术、重要技能岗位缺员问题。组织调配，根据各单位工作需要和员工个人意愿，按组织人事权限和程序进行人员调动。劳务协作，针对低端业务、一线技能岗位用工需求，利用地域相邻或忙闲错峰，开展劳务输出或相关业务委托。人才帮扶，重点解决项目管理、生产一线及边远地区技能岗位人才短缺问题。挂职（岗）锻炼，拓展人才培养通道，定期安排员工到新的职务（岗位）进行学习锻炼。临时借用，主要满足阶段性、临时性工作的用人需求。二是制定四项配套制度。激励考核制度，通过制度培训制度，针对员工适应度等培训。员工退出制度部退养、退休等情况。市流程及供需平台系统操作视做好制度学习、宣传和载体，将各项制度要求固化到市场常态运行机制。
四、结语
全面科学推进供电企业内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将有效地盘活内部人力资源存量，缓解人才供需矛盾，充分挖掘员工潜力，促进员工和供电企业共同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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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优缺点范文4
关键词：国有企业；资本运营；产业结构；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025-02
一、国有企业资本运营的障碍及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运营者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资本运营是高智力密集型活动，发展资本运营需要造就一批熟练掌握资本运营知识，富有实战经验的高素质的资本经营者队伍。但目前我国资本运营者队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资本运营者逐步进入高学历的知识结构，但综合职业素质有待提高；企业领导制度改革成效显著，但还需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经营者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缺乏长期激励机制等。
(二)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
目前我国各地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时间比较短，运行不规范，相应的制度建设又很滞后，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具体表现为：产权交易市场缺乏宏观指导和统筹规划，政府外部推动作用过大，产权交易主体不规范，立法滞后导致行为不规范等。我国的证券市场发育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说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的问题较多。一是行政化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第一个制度缺陷。由于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的大规模介入，我国证券市场被严重行政化了。二是竞争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三重缺陷。我国的证券市场缺乏产权关系明确的市场主体，缺乏通过正常竞争而形成的市场价格，缺乏市场主体间通过价格而形成的有效竞争，这些都是我国证券市场上资源流动和动态组合机制不健全，从而不能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源。三是市场结构单调是我国证券市场的重要制度缺陷。如我国的证券市场只有股票、债券等现货市场，缺乏期货期权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四是缺乏价格市场化的基础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缺陷。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还远不具备，市场的起落往往不是供求关系的真实反映，这种失真的市场价格是不可能担当起引导社会资源流向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重任的。
(三)缺乏规范化的中介机构
资本运营的主要业务是从事资金融通、产权交易和资产重组等，这项业务需要广泛而正确的信息、深入且专业化的分析、需要资本市场的操作能力等，而这些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于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中介服务，这种专业中介服务通常是由投资银行来完成的。但我国的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起步较晚，对企业的购并、内部财务管理等知之甚少，服务意识淡薄。正是由于缺少规范化的中介机构导致了国有企业资本运营过程中出现了信息风险。
(四)产业结构亟待调整
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是目前经济中突出的问题。从地区产业结构来看，主要是“大而全”、“小而全”、结构重复等现象严重；从行业结构来看，主要是优势不突出，没有形成优势群体；从产品结构看，主要是技术水平低，产品雷同，重复生产，产品更新换代慢，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中、低档产品过剩积压，高新技术产品短缺；从企业组织来看，主要是企业规模小，生产集中度低，核心竞争能力没有形成，适应市场的能力不强。
(五)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是：统筹层次低、社会化管理和服务程度低。除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比较成形外，其他社会保险仍然处于试点阶段，并没有全面实行社会统筹；覆盖面不完整，待遇水平存在较大差别；社会保障制度总体筹资比例偏高，企业负担过重。虽然我国在社会保障这方面的制度框架已初具雏形，并按现有的在职职工共同承担的原则提取基金。但目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本该用于社会保障的基金积累，用在了生产建设投资方面，形成了保障基金的历史欠账，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彻底解决。因此，我国应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推动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盘活存量资产。
二、发展完善国有企业实行资本运营的对策
(一)造就一支资本运营者队伍
经营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培养高素质的资本经营者，除了经营者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提供一定的外部条件。第一，建立和完善资本经营者培训制度。如建立资本经营者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强培训基地的规范化建设，加大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等措施。第二，建立和完善资本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可选择年薪制度、产权激励制度、荣誉激励等措施激励资本运营者。
(二)积极培育资本市场
首先，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做到明晰产权，理顺它与地方政府、国有银行、主管部门的关系，解决好企业的资金软约束及内部管理失控等问题。其次，改造和培育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资本市场上理想的投资者应该是各机构投资主体，如投资银行、投资基金、各种社会保障基金等。再次，加快产权的有形市场建设，充分发挥产权交易市场的作用。最后，加快立法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建立一套规范市场主体、规范市场活动秩序、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以保证企业资本运营的顺利进行。
(三)加强中介机构建设
中介机构的行为直接关系到资本运营的成败，中介机构在资本运作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建立一系列完整配套的中介机构，如金融机构、信息网络、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所等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投资银行，即金融市场中最具活力和创新性的行业。投资银行是指资本市场中所有从事有偿中介业务的金融性机构，其业务范围很广，如证券承销、分销和买卖，企业兼并和收购，提供财务和投资咨询等，实质是资金短缺者和资金盈余者之间的中介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功能是融资中介功能，是提供融资中介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在资本运营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筹资者，可以开辟筹资渠道，扩大资金来源，降低发行费用，减少筹资成本，加强证券信用，协助理财；对于投资者，可以指导投资方向，降低投资风险，担任投资顾问，促进资产增值，开拓投资领域。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投资银行把企业增资减债和股份制改造结合起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投资银行体系。投资银行可以选择一些有上市前途的国有企业作为投资对象，帮助企业解决在上市集资前的融资安排和发展计划，对企业注入资金和技术，让企业改善自己的产品，树立企业的形象，然后，投资银行负责做企业的保荐人，将企业推荐上市给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再将前期投入的资金套现回收。因此，政府可以有计划地建立一批以包装国有企业上市为目的的投资银行。
(四)与宏观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
要把国有企业进行资本运营和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国有经济整体上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效益。政府可以运用宏观调控手段通过资本运营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综合考虑全局的条件下，制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计划，明确产业发展顺序和重点，利用各种调控手段引导和鼓励企业通过资本运营增强优先发展产业的实力，推动产业升级。要想进一步调整我国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就必须宏观上加以引导，依托优势企业进行兼并、收购、联合等资本运营活动，实现优胜劣汰，使存量资产得到优化得组。
(五)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资本运营过程中，必然会使一些企业被兼并收购或破产，由此导致一部分富余人员进入社会，因此应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要加快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可靠、稳定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筹措机制和有效营运、严格管理的机制。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把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纳入失业保险。加强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城市贫困人口救济补助标准。积极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社会保障事业。发挥基层组织、社区组织在社会保障以及管理和服务方面的作用，对于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国有企业社会性负担重的情况，将通过一部分国有企业资产变现所得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障的基金的积累，弥补国有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历史欠账。
参考文献：
[1] 余东华.海尔的资本运营型管理模式探秘[J].企业经济，2004(1).
[2] 赵三渊，曹杰.资本结构优化及资本运营初探[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7).
资本市场优缺点范文5
【关键词】攀枝花 风险投资 发展 重点问题 研究
风险投资可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工程化和商业化，实现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新兴产业中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是提高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由于风险投资对新兴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巨大推动作用，国内各地区争相发展风险投资，力图抢占发展的先机和制高点，各地高新技术风险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公司蔚然成风，掀起了风险投资发展浪潮。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还欠发达的资源型城市-攀枝花来说，大力推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主动融入到这个发展浪潮，跟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
一、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发展概况
风险投资最早源于五十年代的美国。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和西方各国科技竞争的加剧，急需提供一种有效地金融支持，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应运而生，并在各国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下迅速变及和发展起来。经过多年的发展，风险投资不仅成为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助推器，而且在新兴工业国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中也显示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的世界知名高科技企业，如英特尔，亚马逊、苹果、微软等，都是在获得风险投资的资金投入后成长起来的。如今，风险投资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国际化投资方式，有一套完整的操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国内风险投资起步于80年代中期。1985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即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之后，风险投资机构纷纷创立，我国风险投资业得到蓬勃发展。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已广泛分布于软件、集成电路设计、制造业、农业、新材料工业、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生物医药、通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
二、攀枝花市风险投资现状
（一）风险投资机构缺乏
目前，攀枝花市的风险投资业发展滞后，在高新项目投资中，风险投资总额不高且大多以信贷或担保等方式参与风险投资，尚没有充分利用个人、企业、金融或非金融机构等具有投资潜力的力量共同构筑一个有机的风险投资网络。
（二）风险投资的项目源头不足，可供风险投资转化的科研成果少
我市每年的高新技术项目中能够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很少，大多缺乏市场操作性和商业投资吸引力。2013年，全市实施科技项目1456项，其中，高新技术项目193项；当年新上高新技术项目101项，其中：部级仅有9项，省部级28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大都属于攀钢集团公司，最终能够遴选作为风险投资对象的项目较少。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目前我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有小额贷款、抵押质押贷款、合伙创业、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但由于投融资渠道狭窄，资金规模较小、不配套，高新技术转化的中试环节资金缺口严重，风险投资在高技术商品化、产业化方面主导作用的缺失，成为制约我市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的瓶颈。
（四）风险投资人才缺乏
风险投资过程中需要准确的掌握所投企业的管理团队、市场、科技含量等要素，因而风险投资人才素质的高低成为直接决定风险投资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攀枝花市风险投资业发展滞后，发展风险投资所需的大量的懂技术、管理、营销、金融等多方面知识的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缺乏。
三、攀枝花市发展风险投资的重点及难点
（一）风险资本来源
随着我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持续增加，全市个人、企业储蓄余额的逐年增加，各类保险基金沉积的大量资金等都为风险投资资金提供了潜在来源。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地方财政收入82.96亿元；全市科技活动经费支出达14.76亿元。2013年，攀枝花市储蓄存款余额395.94亿元，比年初增加36.95亿元，增长10.3%；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06元，增长9.2%。通过政府的大力引导和对风险投资资金的规范化、市场化运作，以及风险投资中与高风险性相对应的高收益性，用先进的体制和良好的机制吸引这部分资金，我市风险资本的来源不成问题。
（二）风险投资主体的培育
发展攀枝花市风险投资业，也要着力创造条件促进投资者、投资公司（基金）和风险企业（项目）成熟壮大，充分发挥他们在风险投资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一是引进和培育风险投资公司。通过政府的引导，引进国内外风险投资机构，并鼓励发展本地风险投资公司。二是培育风险投资基金。通过私募或公募方式筹集风险投资基金，扩大风险资本，发展风险投资主体。
（三）创业投资市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创业投资市场体系是风险投资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攀枝花市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完善的创业投资市场体系的支持，必须大力推进创业投资市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我市“高新技术项目库”，并不断筛选、补充新的项目、技术、专利和生产许可权等。加强科技信息网络建设，完善各项服务，和国内先进地区的技术交易市场建立合作关系，立足本市和本省，辐射周边城市，吸引更多的企业和项目进场交易。
人才市场。发展风险投资，既需要一批复合型高级科技、管理人才，也需要大量的财务、管理、技术人才。国内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旗下都拥有一批一流的风险投资家。获取这些人才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各级人才市场。完善我市综合性、流动性的人才市场，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为人才合理流动创造必要条件，通过招聘或国内外交流，引进风险投资专家，弥补市内人才的不足，改善人才缺乏状况。
风险投资服务体系。由于攀枝花市风险投资业发展滞后，一般的中介机构还没有为风险投资服务的实践和经验，要根据风险投资业发展过程中的需要，逐步推动风险投资协的会、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科技项目评估机构、风险企业评级机构、风险企业融资担保公司、信息咨询服务机构风险投资家咨询委员会、风险投资顾问与管理公司等专门中介机构建立。
（四）风险投资的源头开发
发展风险投资，必须重视风险投资的源头开发，要形成有效率的科技开发机制，增加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投入，用信贷资金、民间资本、外资等多种资金形成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合力；重视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能推动攀枝花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关键技术研究；进一步完善科研机制，提高创新意识。
（五）推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政策
政策支持体系对攀枝花这样科技、资金要素缺乏的偏远地区来讲尤为重要，一方面要贯彻好、利用好国家、省、市的有关政策法律，为风险投资的开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条件，要将现有的有关鼓励和扶持高新技术和创新的政策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工业园区也应制定和落实支持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抓紧制定我市鼓励发展风险投资的政策性文件，为风险投资业在我市的孕育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性支撑。
四、攀枝花市发展风险投资的对策措施
（一）建立专门机构，加强对风险投资的指导和协调
由政府牵头，市科技局、市发改委、市经委、市政府政研室等经济、综合部门和产业园区等部门参加，成立攀枝花市风险投资推进办公室，负责制定风险投资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协调与组织全市风险投资的试点工作；对全市风险投资的要素包括人才、项目、资本等信息进行调研、收集和整理；组织专家对风险投资项目进行鉴定；着手引进和培养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加强与国内风险投资机构的交流、引进与合作。
（二）建立完备的风险投资运作机制
1.强化风险投资项目评估与选择机制。为了减少风险投资的风险程度，必须对投资项目严格把关。通过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在风险投资机构汇集一批懂技术、懂金融的专门人才，并建立一套严格的项目评估、选择程序；建立风险投资咨询管理公司和企业财务顾问公司等专业市场媒介机构，发挥其特色、评估投资项目的优势，将风险投资导入经过培育的有前途、有潜质的高科技企业。
2.建立完善的风险资本退出通道。充分发挥“创业板市场”的作用，同时充分利用境外公开资本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NASDAQ）、香港创业板等，重视和发挥回购、兼并、收购、买壳借壳以及场外交易（柜台交易）等多种有效手段在风险资本退出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正确使用清算方式。
（三）培养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
通过组织专业知识培训，提高风险投资从业人员的业务管理水平；大力发展教育，尽快培养既懂金融、证券、投资，又懂财务、会计（审计）、管理、法律的复合型风险投资人才；制定优惠政策，提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为人才合理流动创造必要条件，通过招聘或国内外交流，引进风险投资专家，弥补市内人才的不足，改善人才缺乏状况；利用社会传媒，大力宣传风险投资知识，培养公众的风险投资意识；创造有利于风险投资人才成长的环境，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高层次科技与经济管理人才投身于风险投资事业。
（四）发挥好各级工业园区的“孵化器”载体的作用
加快攀枝花市风险投资发展进程，要大力建设各级工业园区的创业中心或“孵化中心”，尤其发挥是省级钒钛高新园区的作用，使更多的科研项目落户并最终实现产业化。通过园区来集聚中小科技型创新企业、创新资源和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推进中小科技型创新企业的集群发展，充分发挥园区作为高新技术“孵化器”载体的作用，为风险投资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空间。
（五）设立风险投资资金
鉴于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程序比较繁琐，由政府牵头，出资设立风险投资资金，引导攀枝花市风险投资业起步，后期可吸引经济实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银行，各种养老保险、社保基金和其他社会资金以及外来资金等加入。风险投资资金是属于高科技型产业的投资资金，实行“共同投资、专家经营、组合投资”的运作方式。
（六）引进和发展风险投资公司，增强风险投资能力
由政府主导成立本地风险投资公司，并通过政府资金资助和税收优惠政策，规范市场化运作，逐步吸引民间资本、国内外风险投资参与我市的风险投资事业。
总之，发展风险投资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我市区位优势、人才资源、科研实力相对大城市并不占优的情况下，更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和引导，在科学规划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逐步实施，绝不能求快求简。
参考文献
[1]杨大楷.《中国投资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徐冠华.《发展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促自主创新》.
[3]辜胜阻，李正龙.《我国风险投资的问题与对策》.
资本市场优缺点范文6
一、西方国家关于教师流动的理论探索
国外学者往往将教师流动视为人力资本市场中人事流动在教育行业内的一种具体体现，是根据人力资本市场中供求关系、受金钱或非金钱利益驱动而自主进行的教师资源调配行为。[1]也有学者认为，教师流动现象是在社会、心理、经济，甚至纯偶然非理性因素作用下产生的一种复杂现象，需要政策制定者、教育机构、社会力量、学区与学校、教育研究者等多方角色共同影响和干预。[2]还有学者用统计学的方法将教师流动看作一个变量，将其定义为个体教师在特定时间段内离开其所从教的学校的概率。[3]
将教师流动进行分类，按属性可分为教师聘任、留任、辞职、调动、晋升等；按流动形态分，教师流动可分为教师资源从社会经济条件或教学质量薄弱的学校或学区流入优质学校或学区和优质教师在各种激励措施下向师资极度短缺地区的输送；按流动向度分，可分为单向的输入型或输出型流动和双向的流动；按流动范围分，可分为在一国区域内学区间、学区内各学校间的流动和在国际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国际流动。总之，教师资源调配与优化的过程是教师流动的基本内涵，而这一过程由于受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相应的市场、政策、个人与外界因素作用下会形成不同的运行态势。
教师作为一种社会职业与其他社会职业类型在本质属性上具有共同点，因而教师流动从本质上也具有社会人力资本流动的基本特性。基于此，西方学者较为普遍地将经济学领域的人力市场供求关系理论、内部人力市场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师流动的理论根基。
用人力市场供求理论来看教师流动，教师“需求”即为能够提供一定补偿与回报(包括薪酬、工作条件、个人成就感等)的教师岗位的空缺；教师“供给”即为具备资格并且有意愿接受特定补偿与回报去从事教学工作的人群。所提供的补偿与回报的吸引程度既决定了需求方提供教师岗位的数量与质量，也决定了能够招来教师的数量与质量。这一观点成为西方学者研究教师流动问题的基本逻辑起点。[4]
卡拉克·克尔(Clark Kerr)是首位提出“内部人力市场”(Internal Labor Market)概念的经济学家。内部人力市场指某一特定行业内部的人力市场，分为三种类型：“开放型市场”(open)——由外部行业转入该行业内的、无序的、竞争性强的自由市场；“庄园型市场”(manorial)——由基层向上晋升的垂直型市场；“行会型市场”(guild)——通过准入标准而可自由平级流动的市场。教师市场最接近于第三种市场类型，一旦取得了教师资格证书，便取得了自由横向流动的权利与机会。从聘任层面看，教师市场也具有开放型市场的特点；从晋升层面看，教师市场也具有庄园型市场的特点。[5]
人力资本论最核心的观点认为，每个个体都是凝结着一定价值的经济资本，并在其一生中以各种形式产生着回报。教师人力资本投入包括职前教育、在职培训、迁移及信息积累(如对教育环境的熟悉)等多种形式。教师流动作为一种教师人力资本价值的投入与损耗，期待在新的岗位中获得的回报与补偿能够超越旧的岗位所提供的回报与补偿，并能够弥补损耗。[6]这一原则成为决定教师选择岗位和选择流动与否、流向何方的最根本依据。
上述人力市场供求关系、内部人力市场和人力资本三种经济学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教师流动的种种形态与走向，摸索出教师流动的自然属性与市场规律，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教师流动的所有现象。事实上，教师的个体特征、自身经验的积累以及培训经历等因素有时会打破教师人力资本市场中的常规。格拉迪斯·克森特(Gladis Kersaint)[7]采用艾斯克·阿齐兹(Icek 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着重从教师的情感态度、价值判断、认知能力等角度来解释教师流动的原因。这一理论框架从教师个体及心理角度探测了教师流动行为的模式与规律，弥补了单纯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教师流动这一具有很强主观性的复杂行为时所存有的缺陷，为我们全面、综合地探究教师流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西方国家中小学教师流动的政策环境与主要经验
美国政府和相关机构采取了多种举措，力图通过补充教师资源来解决“教师留住危机”(Teacher Retention Crisis)，[8]推动教师的均衡流动与合理调配。美国2001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提出设立“全国教师流动委员会”(National Panel on Teacher Mobility)[9]来专门负责对各州教师流动进行定期调查与评估，并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全国境内优秀教师的有效流动，为优秀教师创造机会，合理调配他们的工作岗位，尤其鼓励教师向师资短缺、难以吸引或留住教师的州流动。加拿大政府也通过政策法规的形式保障教师在全国范围内能够自由流动。加拿大依照《内部贸易协定》(Internal Trade Agreement)的规定，竭力建立一个开放、高效、稳定的境内教师流动市场。其具体规定如下：各地的教师资格认证具有全国通用效力，在一个地区取得认证的教师可持该证在全国各地自由选择从教岗位；各地教育部门建立相应机制，以便教师进行跨省和跨区域认证；各地设立明确的条例和规范对教师资格证进行审查。[10]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教师的跨国流动政策来实现教师的流动和资源配置。这使得师资紧缺这一困境的解决不仅可以在本 土区域内实现，而且还可以通过调动更大范围内的人力资本要素，实现全球性的教师资源优化配置。如英联邦成员国(南非、英国等)、欧盟成员国(奥地利、西班牙、芬兰等)之间都通过制定联盟教师流动协议来保障教师资源输出国向师资匮乏国输出教师的合法化和规范化。[11][12]总之，西方国家通过一些宽松自由的教育政策和法规，鼓励和保障了教师资源以境内流动和跨国流动的方式在教师人力市场中实现优化配置。在西方国家发达的经济基础和成熟的教育体系下，这种以市场为主导、以政策法规为保障的教师流动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更新。
在这些宽松的政策环境中，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机构组织、基金组织、学校、教师也充分发挥了各自的自主性，自由灵活地发起教师流动实践项目以改善区域性师资匮乏的现状，积极推动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美国“德维特·华莱士读者文摘基金”(Dewitt Wallace-Reader's Digest Fund)从1989年起就提供大量资金发起“通向教师之路”项目(Pathways to Teaching Careers Program)来帮助师资短缺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培养、聘任并留住愿意去那里从教的优质教师。
上述的以及在本文中未能全面提及的诸多西方国家教师流动项目，总体上都有效利用了内部人力市场的推动力，促进了教师人力资源的供求平衡与结构优化，激活了教师队伍在一定时期内的更新，推动了知识的转移与传播，同时也促进了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大范围内的国际师资调配更是实现了文化多样性，拓展了师生视野，调动了师生积极性，推动了政治和社会的融合。[16]但市场固有的盲目性也必然会带来一些隐患，如经济发达、具有优越教育环境的国家、地区、学校成为吸引弱势地区优质教师资源的磁石，从而导致师资输出国、输出地陷入优质师资紧缺的困境，形成恶性循环。如果这种上位流动的现象无法根除，便只有采取具体措施对影响教师流动的部分诱因进行积极的干预与引导，才能在遵循市场自由竞争的规律下达到最优配置状态。
教师流动作为一种教育资源配置形式，其流动的效果直接影响着以学校为基本教育单位的学区间、学区内部整个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行。而教师流动的效果取决于教师流动环节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制约和作用。因此，研究影响教师流动的因素是极为必要的。大卫·格林伯格(David Greenberg)和约翰·麦克考(John McCall)[17]认为，影响教师流动的因素包括金钱方面的回报(如工资、奖金、津贴、养老金等)和非金钱方面的回报(如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成就感等)。卡桑德拉·嘉瑞诺(Cassandra Guarino)[18]等学者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有关教师聘任与留任问题的相关实证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在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从性别、年龄、经验、种族、能力、心理及家庭等变量分析出影响教师选择教师行业、选择离开或留任的因素。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份研究报告[19]通过对太平洋沿岸多个国家的教师流动状况进行分析后认为：优质教师流动的动因并非仅仅是市场上岗位的需求和薪金待遇的诱惑，个人的愿望、梦想、期望与所在岗位能够提供的条件同样也是影响流动的重要因素。克森特[20]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影响教师留任或离职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能够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此外，行政支持、福利待遇、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也是影响教师流动的因素。安奈格雷特·哈尼斯菲戈(Annegret Harnischfeger)[21]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影响教师流动的个人特点和机构特点。他将影响教师流动的因素划分为五大类型：个人特点、学校特点、学区特征、地区/片区特征及总体外界因素，并将这些因素建立在一个模型中，采集了大量数据放入模型进行多重回归，分析各种要素间如何通过相互关联与作用对教师流动产生影响。
三、启示与借鉴
国外有关教师流动的文献大多采用实证调查与统计分析的方法来考察教师流动政策、项目及其影响因素，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参考。国外教师流动所取得的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启示。
第一，建立系统的理论框架，为教师流动机制的探索提供理论基础。国外学者有关教师流动的理论探究有力地解释了教师流动现象的本质和趋势，也有助于诊断流动中出现的问题与困境。然而从国内大多数文献看来，学者们往往采用思辨的方法来分析教师流动的现状、问题并提出对策，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索。笔者认为，要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机制，就必须探索扎实的、本土化的，既符合普遍市场规律和教师个体发展规律，又符合我国教育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使教师流动制度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第二，确立清晰的指导原则，为教师流动机制的构建指明方向。国外教师流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充分尊重市场的无形力量，营造开放适度的政策环境是教师流动能够实现人力资本要素优化组合的有力外部保障。如果要避免市场盲目性带来的弊端，则需要国家、机构、教师个体间进行多方协商，根据机构的实际需求与教师个体的优势和利益，将政府干预和市场导向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再分配。此外，我国要建立合理有序的良性教师流动机制，需要进行充分的实证调查，科学诊断区域间、城乡间师资的供需失衡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对教师人力内部市场的教师优势、利益与意愿进行充分了解与引导。总之，我国教师流动机制的建立必须遵循以地区需求为本、市场开放为前提、政府引导为保障 、教师自主为核心的公正与公平原则。
第三，建立阶段性目标，为教师流动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找准定位。西方现行教师流动制度是与西方国家发达的经济社会状态及教育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笔者认为，教师流动根据国家经济与教育发展的自然规律需经历不同的阶段：一为自发的、无序的、以市场为导向、缺失政策法规保障的阶段；二为制约的、以政府干预为主导、调控市场杠杆、遵循教师个体与教育机构发展规律、着力于帮扶与补偿的阶段；三为自主的、以市场为主导、以教师主体为本、以全国师资队伍为系统，以完善的政策法规为宏观保障、开放灵活、国际化发展的阶段。依此划分，西方国家已经步入第三个阶段，而我国尚处于努力脱离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转折期，急需政府建立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以改善无序失衡的现状，引导教师流动走向规范的阶段。当前，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教师流动的现状特点，基于政府、教师个体与学校机构三方间的博弈，打破旧有的教师人事机制，将学校机构中的教师个体看作整个国家师资系统下的个体，合理发挥政府职能，按地区需求进行师资的统筹调配，制定科学的帮扶、补偿和激励对策，防止区域性师资差距的进一步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