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主体范文1
(一)我国的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
(二)我国人民检察院和外国检察机关;
(三)我国公安机关和外国警察机关;
司法的主体范文2
——以刑事诉讼法为范本的分析
【内容提要】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制度作出修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选择了一种新路径,即初步确立了司法鉴定主体格局的中国模式:选择了一种以鉴定人为主、专家辅助人为辅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由二者共同为案件中涉及的专门知识问题服务。然而,配套制度的缺憾可能造成这种模式选择希冀凸显的立法理念不能完全表达,期盼达到的目标不能完全实现。
【关键词】司法鉴定制度改革 司法鉴定主体格局 中国模式
司法鉴定问题在我国司法改革,特别是刑事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如何破解我国当前司法鉴定中鉴定主体混乱、鉴定暗箱操作、反复鉴定、多头鉴定、鉴定意见权威性低等难题,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制度作出了修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选择了一种新路径,即初步确立了司法鉴定主体格局的中国模式:选择了一种以鉴定人为主、专家辅助人为辅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由二者共同为案件中涉及的专门知识问题服务。然而,配套制度的缺憾造成这种模式选择希冀凸显的立法理念并未完全表达,期盼达到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这种配套制度的缺憾主要表现在:鉴定人管理体制、鉴定人制度以及鉴定程序不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可操作性不强等。
一、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新路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的中国模式
近几年来,冤假错案不断出现在社会公众的视线内,而错误的鉴定意见在很多冤假错案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在我国整个司法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然而,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应当如何改革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讨争论的问题。
(一)对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反思
明确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方向、思路,首先必须搞清楚我国司法鉴定的问题、弊端究竟在哪里。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可以说是在每个环节都存在问题,例如鉴定机构的设置,鉴定人的资格认定、鉴定人的权利义务、鉴定程序的启动、重复鉴定、多头鉴定、鉴定主体混乱、鉴定意见权威性低等。⑴针对以上问题,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了改革。虽然这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诉讼制度与司法鉴定制度的矛盾,然而,实践中暴露的上述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鉴定程序不公开、鉴定管理缺乏制约,特别是法院撤销鉴定机构,公安、检察机关的鉴定机构不再对外接受鉴定业务后,民间鉴定机构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制约,经常出具虚假鉴定意见,致使鉴定意见丧失其客观性和公正性。⑵为解决这些问题,司法部又进一步制定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然而,这些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司法鉴定行业依然纷乱异常。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亟待改革已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早已达成的共识,立法者也在法律规范性文件修订过程中对司法鉴定制度作出了很大关注,然而事与愿违,我国司法鉴定中的问题依然是我国司法改革中的顽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立法者对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仍停留在对细枝末节问题上的修修补补,并未从根本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即首先应当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选择一种理想、科学的模式。
(二)司法鉴定主体格局的中国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司法鉴定模式主要包括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的鉴定人模式。那么,我国应当选择何种模式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专家证人模式还是大陆法系的鉴定人模式都并非尽善尽美,都有其难以克服的先天和后天弊端。除此之外,我们也不难看出,专家证人模式和鉴定人模式存在着天然的互补性,即“鉴定人制度的客观中立无疑是避免专家证人倾向性的可取之道,法官职权的适当应用也是改善诉讼低效率的良方;而在相反的方向上,充分运用当事人从自身权利追求所生发出的诉讼激情,寻找当事人技术手段的有效扩张则为司法鉴定走出权力制约真空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专家辅助人制度更是融二者于一身的一项开创之举。”⑶因此,在改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时,完全照搬哪一种模式都不是明智之举,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与已有的本土司法资源,从各种模式中吸取合理因素,为我所用。同时,在改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时,还应当注意整个司法制度的配套性。“不同诉讼模式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彼此相连,从而形成了一套该模式特有的制度逻辑。当一个个具体制度集合而成固定的模式之后,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加入就不仅要具有抽象的合目的性,同时还必须接受该模式所特有的制度逻辑的检验。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后一方面的因素甚至更为重要,而且可能随时充满着风险。”⑷因此,我国司法鉴定改革时,应当首先注意我国的诉讼模式,此外,要注意这种制度与该诉讼模式下的其他制度的逻辑关系以及该制度本身内部各环节间的逻辑关系。
在上述改革理念的指导下,在我国现有司法体制下,应当构建一种以鉴定人为主、专家辅助人为辅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由二者共同为案件中涉及的专门知识问题服务。2012年《刑事诉讼法》基本构建起了这种司法鉴定主体格局。⑸
二、司法鉴定主体格局中国模式的成因
我国选择鉴定人为主、专家辅助人为辅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为应对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有深层次原因的,是一种历史的选择、现实的选择。
(一)鉴定人为主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成因
1.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刑事诉讼中,如何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到目前为止无法解决的难题。而不同的诉讼模式在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上会作出不同的选择。英美法系国家人权保障优先、程序正义优先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采取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赋予当事人以平等的诉讼地位,以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性。⑹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与这种诉讼模式相适应,专家证人的聘请当然由控辩双方自己决定。大陆法系国家的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实体正义优先的价值理念决定了其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通过国家专门机关行使职权,以发现真相,惩罚犯罪。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法官积极主动地履行职权。与这种诉讼模式相适应,鉴定人的选任自然由法官来决定。
我国在1996年、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就尝试引入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积极因素,但也注意到,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结构依然是以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基础的,并表现出“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最主要的就是法官的裁判权至上。
司法鉴定制度不是一个孤立的制度,它与一国的诉讼理念、诉讼模式、诉讼构造等密不可分。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既需要刑事诉讼制度的配合,也受到刑事诉讼制度的制约。因此,一国的司法鉴定制度要与其诉讼理念、诉讼模式、诉讼构造相一致,不能相距甚远。在我国当前这种“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应更多地借鉴大陆法系的鉴定人模式,即选择以鉴定人为主体的鉴定主体格局。如果采取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由于缺乏与其配套的诉讼模式、诉讼构造,势必造成司法鉴定制度运行混乱,甚至会出现司法鉴定制度的异化变形。
2.司法鉴定制度的传统体制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传统体制主要是以大陆法系的鉴定人模式为基础。从以下两方面可以佐证上述论断。首先是鉴定人的定位。新《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同时,《决定》第1条规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可见,我国相关法律对司法鉴定的定位就是为满足审理案件的需要。在这种司法鉴定的定位下,我国的鉴定人就是“法官的助手”,这与大陆法系鉴定人模式中对鉴定人的定位趋于一致。同时,鉴定人是中立的。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回避等制度保障鉴定人的中立地位。⑺这与英美法系由控辩双方聘请,因而天然具有倾向性的专家证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次是鉴定意见的定位。我国的鉴定意见是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⑻这与大陆法系证据法中的规定相一致。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言不是独立的证据种类,与普通证人证言地位无异。
由此,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传统体制主要是以大陆法系的鉴定人模式为基础的。这种现行司法鉴定体制,在最初选择时必然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时,这种运行了数十年的司法鉴定制度已深深扎根在我国社会中,与社会制度、价值取向、文化传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完全摒弃这种司法鉴定制度,而代之以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无异于割裂了历史传统,将与本土法律传统产生激烈冲突,使该制度面临本土刑事证据的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众特别是司法人员往往就会放弃对该制度的遵守。
此外,我国目前进行的司法改革是渐进式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使我国有时间和空间来不断调整司法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如果在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不仅与整个司法改革的步调难以协调,而且司法鉴定制度改革需要的配套制度也难以迅速跟进,如果没有与司法鉴定模式相配套的制度,那么这种超前的司法鉴定模式将难以实施。因此,在选择我国司法鉴定模式时仍应以大陆法系的鉴定人模式为基础,建立以鉴定人为主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
3.司法鉴定制度的配套措施
司法的主体范文3
首先，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其次，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或者解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而是规定在《刑法》总则部分中。
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来源：文章屋网 ）
司法的主体范文4
[关键词]主体性；民事司法；日本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民事司法改革
尊重人权已成为现世不可阻挡的潮流，也已写入我国宪法。尊重人权要求司法制度肯认公民的司法主体性，始终关注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正义的需求，充分发挥民权对于推动改革、完善司法的作用。本文拟对司法主体性理念及其在当代日本的实践作一研究，并就其对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借鉴意义进行了分析。
一、主体性基本内涵分析
自人类社会文明的早期开始，人的主体性问题就一直颇受学者们所关注。在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史上，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首先肯定了“自我”的存在。在他看来，“自我”的存在完全是自明的：我虽然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我不能怀疑，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而怀疑活动是思想活动，所以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想，作为怀疑活动主体的“自我”的存在是确实可靠的。由此，笛卡尔得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结论或公式， 将“我”作为理性的主体，视为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从而对主体性理念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至于康德，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初步建立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意志以及道德自律的哲学家。他在区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前提下，从理性出发解释自由，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他认为人作为主体包括两个方面，即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首先，在认识论领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康德强调人在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高扬了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其次，在道德领域，康德提出了“人为自身立法”的命题，并且他还认为，道德主体是人之主体性的最高峰，人只有作为道德主体，才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自由。由此，康德将人奉为整个世界的终极目的，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对此，他曾言道：“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就成为一个单纯的荒野，世界的存在就是徒然的，没有最后目的的了。”
对于主体性的理解，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的。在他看来，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人作为人类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其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人的主体性通过一种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包括实践活动、意识活动）来实现，并且随着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人作为主体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改造关系，第二层是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第三层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三个层次的关系统一于人的劳动创造和交往活动之中。 与之对应，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中，自主性在主客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为我”关系，即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来改造客观世界，体现为主体的自由意志；能动性则表明主体是能动的主体，其所有行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表现为主体的目的；创造性则意味着以人的方式改造物的存在方式，使物按照人的方式而存在，体现了人类的自我超越。
进入现代以后，思想家们继续宣扬着主体性理念。其中，麦克塔格特甚至说：“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手段”，国家“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方有价值可言”，如果赋予国家以终极价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样”。 由于现代社会工业化和科层化的扩张和发达，个人往往有如被压抑与操纵之机器。因此，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倡扬个人自主，强烈地抨击这种本末倒置的社会现象，主体性理念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强调和吁求。
面对纷繁的主体性学说，笔者认为，欲把握主体性的内涵，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关于主体性的理论有两种，即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如果仅仅强调前者，主体性就可能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成为一种无现实性可言的东西，因为人类的主体性必须要由个体来承担、落实和实现。因此，我们研究主体性问题应置重于个体主体性。其次，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客体世界的变化上，还表现在主体自身的发展上。人类自身的改善，既有精神的方面，也有肉体的方面，是灵与肉、心理与生理两个方面的改善。 最后，要强调人的社会本质，注重主体的实践性，要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并把实践和生活放在对理论来说具有根源意义的地位。 由此，对主体性可以作下列几点概括：第一，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主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权利。自主性源于人的意志自由，人作为世界的主人，万物之灵长，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因此，在对待意义上，任何将人视为他者作用之对象，或者任由他者摆布之对象的观念和行为都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容。第二，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觉性。自觉性是自主性扬弃的结果，同时又是主体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和展开形式。自觉性主要表现为主体能力。人作为主体进行任何活动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正是有了明确的目的，人们的行动才不会盲目，才是自觉的行动。自觉性还要求人们相信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人无从替代，也无需替代。第三，人之主体性体现为选择性。这是自觉性得到扬弃之后的结果。选择性体现了主体的自由判断，以及自由判断的能力与性质，展现了主体更充分的自由。对于主体的这种选择的愿望与自由，从理念上予以认可并使之正当化，这便是强调包含在主体性当中的选择性的现实意义。 第四，人之主体性还归结为责任。个人自主自觉地进行选择，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个人可以享受由此所带来的利益，也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责任。第五，实践性是人之主体性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康德式的道德自律也不能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诉诸物质的批判力量。主体性最终要落实为实践性，而实践是一种能动地改造外部对象的活动，正是通过实践，主体才达到了其目的，实现了其价值。
二、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司法主体性理念的确立
人之主体性的确立有一个发展过程，它经历了一个由理念存在到实然享有，由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由少数人权主体到多数人权主体，由主体性不充分到主体性充分，由适用的领域有限到广阔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机制的强大推动下，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社会，主体性理念已落脚成为许多国家的司法指导理念。
所谓司法主体性理念，是指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沦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 从司法主体性理念出发，就应当树立法官的服务意识，保障公民和当事人对其的决定、支配和主导地位，维护他们的自主性，使司法民主化、便利化，使公民可对其寄予厚望。具体言之，司法主体性理念的基本要求有：(1)由公民来决定司法制度的构建。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依民主要求，在民，司法权的运作亦应由公民决定和进行。第二，由公民主导司法改革的方向和进程。（2）司法体制的设置及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当以“便民原则”为指导，要便利公民利用司法制度。（3）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当事人为诉讼主体，当事人应当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
司法主体性理念在其发展历史上经历了法权主体和程序主体两个阶段。
（一）法权主体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且当法治成了一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时候，法律的基本功能及其使命便在于构建并保护以社会主体的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关系。这种权利关系既包括体现了权力职责与作用的权利——权力关系，也包括体现了私权之间相互交换或协调关系的权利——权利关系。 这种法律关系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作为主体享有并支配着自己的权利，并且这种支配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或者是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从而接受和服从国家权力对自己的干预，或者是与其他的社会个体进行一种私权利的交换。无论哪一种情形，社会个体（包括集合体）在法律关系当中都是以法权（利）主体的姿态出现的。由此，一方面，在其产生以及行使的方式上，国家权力就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产生目的绝非是将其作用对象当成客体来对待，而是最终服务于所有成员的整体利益。至此，人便由哲学意义上的道德主体过渡到了现实世界当中的法权主体。
作为国家权力分支之一的司法权，自然也应当体现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服务于人。近代以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主体性理念的意义与内容以不同方式得到了表达与实践。在司法领域，主体性理念在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传统英美法程序中的对抗式诉讼理论和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导”理论。近代民事诉讼法奠基之作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以及以其为样本制定的1865年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主体性理念。
（二）程序主体
主体性理念真正作为司法实践和改革的重要目标而确立并大力推广，则发生于当代。如自上个世纪70年韧并持续至今的、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使诉讼便利公民、低廉有效的“接近正义”运动，便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性理念。学者们为维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避免将当事人作为审判客体对待，提出了衡量民事审判是否正当的依据不仅在于判决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而且在于民事程序本身能否保证当事人参与的观点。诚如王亚新教授所指出的，司法审判在许多方面的特点都可以视为在制度上对判决的可变性加以严格限制的必要或非必要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中最直接也最具根本意义的因素恐怕还在于诉讼审判所特有的程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当事人对抗结构。 笔者亦认为，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保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与主体性理念相适应的民事诉讼制度结构与技术规则的总和。
程序保障，可以理解为通过程序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其主体性和自律性。它直接反映了正当程序思想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并具体体现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之中，以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当事人主导原则）、证明责任原则等法理为其内容。这种当事人主义的程序结构意味着把更多的诉讼主导权作为权利赋予当事人，而不是作为权力留给法官。尽管最终作出判决的是法官，但当事人却是形成判决的主体：在诉讼开始时，当事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请求，该请求划定了判决的范围；接着，当事人双方必须就争执的事项进行协议以确定争点，争点一旦确定亦对法官具有约束力；之后，当事人又围绕着争点收集和提出证据，并就事实和证据进行辩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尽管法官主持着程序的进行，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 这样，当事人的实体性诉求在进入程序之后，便在诉讼这一“法的空间”里置换成了程序上的需求，当事人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支配者，转变成了程序的利用者、支配者，成了程序主体。程序之设定是为当事人服务的，是当事人作用的客体。于是，当事人通过程序这一制度在约束自身的同时，也使自身获得了真正的、最大的自由。同时，由于整个诉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思展开的，按照自我选择即自我负责的法理，当事人必须对法官的判决表示认可与服从。于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成了一种负担和责任。当然，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责任性相比，其对法官权力的制约性更具现实意义。
三、从法权主体、程序主体到现实权利主体：主体性理念在当代日本司法中的展开
日本在二战后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复苏与崛起，与之相应，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快速的革新。就法律制度而言，对司法制度的整体反思和对适应未来日本社会经济生活之司法制度的向往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必然。时至今日，自二战以后，日本已进行了三次司法改革。第一次是在二战后，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进行了第二次。然而，由于理念指导存在问题，正如季卫东先生指出的那样：“在日本法制现代化的长期实践中，被变革的对象实际上是民众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国家的权威结构”。 故改革的效果不如人意，司法的现状依然不理想：法院和法官不堪重负，诉讼迟延，诉讼成本过高，导致国民不满；法曹人员数量过少，不能满足需求；解决纠纷途径滞后于新型的社会矛盾和纠纷； 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更是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为了重振日本经济雄风，应对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日本社会各界要求全面改革司法制度的呼声日高。在此次司法改革之前，日本已经着手进行行政改革了，1997年12月3日行政改革会议提出的《最终报告》提出了“公共性空间”的概念，认为：日本国民作为国家统治的主体，肩负着维系国家命运的重大责任。在日本从过去的“事前规制型社会”向“事后监督与救济型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司法部门与政治部门（包括国会和内阁）并列，共同铸成日本社会的“公共性空间”。人们对司法的普遍期待是：以具体的案件、争讼为契机，正确解释、运用法律，解决争讼，矫正违法行为，对被侵害的权利实施救济，以及运用公正的程序，适正且迅速地实现刑罚权，以谋求法的秩序的形成与维持。 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日本拉开了这次司法改革的序幕。
1999年日本官方终于下定决心将全国统一的司法改革纳入官方途径。 是年6月9日，日本国会公布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成立了由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共13人组成的司法改革审议会，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通盘考虑改革的智囊班子。该审议会由日本法学界、商界和律师界著名人士组成，但排除了法官和检察官参加，以防止改革朝他们的利益方向发展。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审议会多次召开会议，并建立了专门组织和网站负责收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司法制度改革意见的信件和电子邮件，广泛听取来自日本政府、学者、实务法曹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并对国外司法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审议会于2001年6月向日本内阁提交了《最终报告》，即《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意见书》（以下称意见书），勾勒了本次改革的基本框架和改革的基本设想，是本次改革的纲领。
根据意见书，设置审议会的目的是：“阐明司法制度在21世纪日本社会的职能，调查审议为实现下列目标所需的措施，即实现更便于公民利用的司法制度，促进国民对司法的参与，培养能够适应该目标要求的法曹并加强其职能，加强司法制度的其他改革，以及改善司法制度的基础结构。” 审议会确定的本次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现“大司法”和“方便市民利用的司法”。基于此，意见书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之一是“从以公民为统治客体的意识转变到公民为统治主体的意识。” 并且意见书对公民主体性意识的构筑与保障进行了具体论述：“使每个国民都从统治客体意识中摆脱出来，作为自由的、担负起社会责任的统治主体，互相协助投身自由公正社会的构筑，有志于在这个国家中发挥出自己丰富的创造性和巨大能量。” 为此，审议会认为改革的三大支柱是：建构能够满足公民需求的司法制度，以“公民社会生活中的医生”角色标准来要求法律家的数量和质量，引入陪审参审制以确保公民的司法参与， 进行一个涉及司法体制、诉讼程序、法曹养成、法律援助、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的民主化法律革命，建立一个易于被国民理解、便于国民利用，为国民所接受和信赖的司法制度。具体而言，意见书所勾画的改革措施有八个方面，其中涉及到尊重、提高国民主体性的有：1、人员的扩充，即大幅度增加法院法官和法院有关人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律师的人数，确保公民接近法院、接近律师；2、在人事诉讼中，确保调停委员、司法委员和参与员人才的多样化；3、扩充对法院的利用，具体包括：第一，减轻利用者的费用负担，如手续费的低额化、律师报酬由败诉人负担、简化费用数额确定的程序、开发并普及诉讼费用保险等；第二，扩充民事法律援助；第三，提高法院的便利性，如设置司法咨询对话窗口、信息的提供、强化法院的信息通信技术、夜间、休假日的服务、调整法院的设置，等等。4、adr的扩充和实效化。
日本这次改革司法的力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是与其政治、经济改革相关联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作业，它所勾画的“国民期待的司法”已不仅仅将公平、效率等价值理念作为追求目标，而且要求国民作为权利主体，通过主动、能动地参与司法实践，形成和维持以法律专业人员为主体要素的国民自己支配的司法。正因如此，在日本，有人将其称为继明治维新时的法制现代化，战后的法制民主化之后的第三次改革法律。 当然，也有人对日本的这次司法改革提出了批评，指出由于日本国民“尊强鄙弱”的性格特质，及日本目前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以及国际国内的压力，这次改革实际上是以美国为摹本的，且有过于迎合国民之嫌，抛弃了一些原来日本司法中应予肯定的东西。 笔者认为，不管人们评价如何，也不管其最终结局如何，日本这次改革对国民主体性意识的尊重是其精髓，是值得肯认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下面笔者以日本的这次司法改革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精神为参照系，对我国的民事司法制度作一个检视并提出改进、完善的具体建议。
四、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和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日中两国之间司法制度存在类似性或同一性的基础，中国加入wto也强化了这一基础。这是我国借鉴日本改革经验的客观基础。但与日本等西方法治国家不同，我国的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对国家权力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进行调整；此外，日本的司法改革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而中国的司法改革采取的则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改革道路、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与日本不同。不过，有一点是不变的，即改革方案的选择基准是维护人权、维护国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囿于本文主题，笔者只对具体司法制度和程序设计进行探讨，而不涉及意义上的司法在整个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对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检讨
依是否体现了司法主体性理念，具体说来，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缺陷主要有：
1、公民利用法院的机会不充分也不平等
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权利侵害之所以未能及时得到应有的救济，往往是因为受害人无法诉诸司法，其主要表现为：法院的受案范围仍较为有限，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正义的要求；多数人诉讼制度仍不完善，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尚付阙如，不能有效应对现实需求 ；诉讼费用居高不下，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覆盖面却十分有限，仍有许多公民因为经济原因而被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尚没有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即便是诉讼程序也没有实行多轨制，当事人的选择余地不大；此外，律师行业逐利倾向严重，导致许多同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然而标的额较低的案件得不到律师，致使其维权不力，等等。
2、诉讼程序设计上仍存在不少问题
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诉讼程序和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衔接不够，未能共同筑起一道纠纷解决的“城墙”；条件过于严格，要作实体审查，常常导致公民不能有效地行使诉权；法院立案审查随意性过大，一些符合条件的案件被拒之门外；诉讼程序欠缺经济性 ，过于追求程序的严密性、完整性，加重了财政和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诉讼的公开性、透明性不够，通常只限于形式意义上的公开，即公开开庭审理，但对法官心证的公开、判决理由的详细阐述等仍旧重视不够；法官经常过于消极，假当事人主义之名而行偷懒之实；此外，还有一些程序职权色彩浓厚，如法院主动追加当事人，法院、检察院可以提起再审或审判监督程序，法院可以主动移送执行等。
3、国民参与司法不够
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于人民的原则之上的，人民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就国民参与司法而言（司法民主化），我国还做得很不够，其表现如下：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基本上是由有权机关进行，广大公民参与很少；法官的选任名义上是由民意机关——人大进行，但我国的现行政治构架决定了其实际上是操诸于各级党政机关，普通民众基本上无权参与；陪审制 等民众参与司法的制度长期以来被空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民众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广大公民的监督权、申诉权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除非借助于有权国家机关，此外，代表市民社会的新闻媒体也还多为官方控制，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仍很有限；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布面较窄，公众无从及时获得相关信息，自然也无法对之进行评论和监督，诸此等等。
(二)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以上我们列举了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要解决问题，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首要的，因此我们从改革司法制度赖以建构的理念入手。
在司法观念的变革方面，笔者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将司法主体性理念作为司法制度设计和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同时，理念也要通过具体的制度来实现，我们不能只重视大道理而忽视“小”制度——其实，制度建设也是一个知识的积累过程，制度发育程度的差异往往是操作制度的人们的知识差异的反映。 笔者以为，增强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国民基础，建立一个能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民事司法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增加公民利用法院的机会
为确实保障公民接近法院的权利，应当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放宽条件，取消立案制度而行登记办法；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确立多元化的裁判组织和机制；要对诉讼费用进行改革，可以考虑改进诉讼标的额的计算方法，实行低额的手续费，可考虑借鉴德国的“诉额确定制度”， 以便利公民提讼；加重滥用诉权者的诉讼费用责任和诉讼风险承担以补偿对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应当透明化、合理化，要加强律师对客户的报酬说明义务，并大力推行律师费转付制度；此外，还要扩充民事法律援助，在援助案件及援助对象的范围、利用者负担的合理方法、理想的运作主体等问题上，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2、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
在程序的设置上，应按照多元、可选择的价值取向设计出满足社会多元价值需求的多元程序；司法规则和司法语言应当明确易晓，以尽益避免由于司法专业性和封闭性所导致的“司法的剧场化” 而使司法距离社会大众愈来愈远，甚至成为公民之对立物的弊端；法院和法官的行为要具有经济性、便民性、亲和性，如可以考虑设置司法咨询对话、信息提供窗口，实行夜间、休假日服务，进一步推进现代通讯技术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法官必须做到中立无偏，并履行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告知、阐明等诉讼义务，并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法官都应当对当事人以礼相待，并尽力保障他们能方便地行使诉讼权利；改变诉讼中的职权主义做法，由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提供证据资料，双方平等对抗，主导诉讼进程，要赋予当事人决定各项事务的处分权，以及最终形成裁判结论的辩论权。
3、国民参与司法
在国民参与司法方面，要吸收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可以设立由专家、学者和普通公民组成的司法咨询委员会；法官的选任应当听取民众的声音，如可考虑采行法官民选制、法官遴任之国民审查制或法官人事咨询制等， 以避免法官队伍的官僚化；改革、完善、落实陪审制等公民直接参与司法的制度，增强司法的民主化；加大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范围和力度，以利于公民对其进行监督；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要加强民众监督的范围、力度和法律效力，加强新闻媒体等“社会独立之眼” 对司法的民意监测；还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法院之友”制度以促进国民对司法的参与。
近代以来，总体而言，司法改革及其成果的发展与巩固也就是主体性理念的发展与壮大。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就这一历史进程这样评价道：“司法的存在理由完全在于向国民提供服务这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思想，因为包含着与近代司法理念不相容的成份，所以一直未得到强调。但是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这种思想开始了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如果稍稍夸张一点，那么可以说，在这样的现象背后，正在发生一般民众从司法作用的客体向主体转化，并积极动员审判来实现对一般政治过程进行参加的意识革命。” 我国台湾学者邱联恭在分析民事诉讼诸问题时，亦处处“以人为法的主体” 的法意识作为基点，并进一步论述司法的建构和运行必须以尊重人的尊严为指导原理，指出：“国民是抉择如何组成、运作司法制度的主体”。 日本在其1999年开始的这次改革中，就充分体现了司法主体性理念，以建立一个易于国民理解、便于国民利用，为国民所接受和信赖的司法制度为目标。而观诸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至今为止，改革已进行了十几年，但对当事人的尊重一直不够，更遑论公民对司法的参与之不足了。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应当明确将司法主体性理念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以真正实现“人民的司法”。
西南政法大学2003级民事诉讼法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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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意见书》。
日本原来的改革司法基本上是在原有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进行，同时各个领域，如民事司法、刑事司法、行政司法、律师制度等的改革也是各自为阵，缺乏统一和协调。
参见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意见书》。
另一目标是：“从过度的事先限制型的社会转变到事后监视救济型的社会”。参见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意见书》。
参见《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意见书》。
参见《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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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决定》已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定于2005年5月1日起实施。该决定对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产生、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任职条件、参与陪审具体案件的确定形式、日常管理以及履行职责的经费保障等八个方面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人民陪审制度在我国仍缺乏宪法依据，这导致了其贯彻实施的难度；此外，“纸面上的法”不等于“行动中的法”，该决定的实施效果如何仍有待于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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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额确定制度是指：如原告预先证明了其无经济能力承担相对方的诉讼费用，就可以在时向法院提出将诉额设定在比实际争议标的额低得多的水平上。如果原告胜诉，就由败诉的相对方承担实际费用，但若原告败诉，原告就只根据降低了的诉额依比例承担对方的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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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的主体范文5
一、 wto司法审查的主要内容
wto司法审查，即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审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建立、维持或指定能够对有关行政行为进行及时审查的裁判机构和程序。wto要求裁判机构必须是公正的，独立于有行政执行权的行政机构，与裁判结果没有实质性利益关系；二是这套独立、客观、公正的司法审查程序，要保证受到行政主体的各种行政行为影响的当事人，有机会将案件最后诉至司法机构、享有请求司法审查的权利。在这方面，我国目前已建立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制度，这些制度已基本能满足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基本需要②。但是，我国加入wto后将给我国的司法审查注入大量新内容，司法审查必然成为我国司法部门实施wto规则的中心任务。
根据wto规则和我国的承诺，司法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审查对象、审查范围、审查机构、审查程序和审查标准。①审查对象 审查对象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这些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内容是实施《1994关贸总协定》（gatt）第10条第1款、《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6条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相应条款所提及的法律、法规、有普遍适用力的司法决定和行政裁决的，采取行政行为的主体是政府各级行政主体。gatt第10条第1款规定的行为内容包括：产品的海关归类或者海关估价；关税税率、国内税税率和其他费用；有关进出口或者它的支付转账，或者影响其销售、分销、运输、保险、仓储检验、展览、加工、混合或者其它用途的要求、限制或者禁止。gats第6条规定的行为非常宽，即所谓“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所有上述这些行政行为，有的是过去我国行政主体已经执行过的，例如gatt所提到的那些管理货物贸易的措施；有的是过去我国的行政主体很少或者没有执行过的，例如gats所概括提到的行政决定。②审查范围 审查范围的确定，有行政行为和受保护权利两个方面。gats第6条第2款（a）项规定：“每个成员应维持或按照实际可能，尽快地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作出迅速审查，并在请求被证明合理时给予适当的补救”。根据gats的上述规定，中央、地方或者行使行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在作出影响服务贸易的抽象行政行为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trips第41条第4款规定：“诉讼当事方应有机会要求司法当局对行政终局决定进行审查，并在遵守一成员有关案件重要性的法律中有关司法管辖权规定的前提下，有机会要求至少对司法初审判决的法律方面进行审查”。根据该款规定，当事人对行政终局决定不服，可以寻求司法审查，并有权对初审判决提出上诉。如果将实施上述法律、法规、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行为都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就一定会突破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权利保护范围，即在不涉及授权问题的情况下，行政立法以外的部分抽象行政行为、部分终局裁决行为将纳入司法审查范围。③审查机构 审查机构存在两方面内容，一是审查机构的确定，一是审查机构的地位。我国既可以建立一种新的专门审查机构，也可以指定一个目前执行其他职能的既存机构担负审查职能，还可以维持目前执行审查职能的机构。执行第一级审查的机构既可以是行政性质的，也可以是司法性质的，但是执行最后一级审查职能的机构必须是司法性质的。无论是那种性质的审查机构，在地位上都应当是公正无偏袒的、独立于有行政执行职能的机构的和与争议事项的结果没有实质性利益的。④审查程序 审查程序方面主要有司法效率和上诉问题。wto相关规则和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文件中一再提到司法审查应当是“迅速的”。这一关于审判效率的原则要求，不但是对市场中贸易机会变化迅速的反映，而且是防止因为司法程序冗长造成新的贸易壁垒，成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其中wto相关文件的要求有：第一，审查程序应当包括给予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企业以上诉的机会，并且不会因为上诉而受到处罚；第二，一定给予当事人最后上诉至司法机构的机会；第三，应当将关于上诉的决定告知上诉人；第四，上诉决定应当提供书面理由，上诉人有权了解进一步上诉的权利。
二、wto司法审查对我国行政主体的挑战
面对入世后司法审查的新形势，首当其冲的应是我国的行政主体，由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观念、制度、方式、手段等行政审查、管理体制仍处于改革阶段，难免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的体制与认识的局限，或多或少地存在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入世后要求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了保证自由贸易目标的实现，wto规则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司法审查保障制度，必然对我国政府各级行政主体提出最直接、最具体的挑战，从行政法学研究的角度，可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行政主体角色有待在wto司法审查机制中准确定位。
无论是世贸规则还是市场经济都对行政主体在市场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定位有严格的要求，在司法审查机制中也一样，行政主体不能越俎代庖，在市场经济中既当“运动员”，又要当“裁判员”，这对于正在进行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角色转换的我国各级行政主体而言，达到这一要求颇为艰巨。因为，一方面受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我们的一些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还习惯于“全能政府”、“保姆政府”，仍然存在行政行为的“官本位”、单纯的强制、命令与服从观念，因而转变观念，从过去的主导地位到接受审查地位转换的任务还相当繁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欠缺市场经济的传统，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只能是政府主导型，这又决定了我国各级行政主体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扮演比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主体更为积极主动、更为关键的角色。
二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程序化和公开化。
wto司法审查制度对程序和透明度的要求非常高，它不仅确立了以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的原则，而且有相当多的关于程序的具体规定，如知识产权保护、许可证的发放、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税的征收都有明确的程序规定，行政主体在行使经济管理等行政权力时必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并公开其行政行为的程序。在我国，行政行为中最为大量和最具影响力的是通过制定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进行管制。根据我国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可以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及县级以上各级行政主体可以规定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地方组织法》第61条规定，乡、镇政府行政主体可以决定和命令。这些“行政措施”、“决定”、“命令”等都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们涉及的范围广、数量大、层次多。在加入wto以后，凡是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都将接受透明度原则和贸易审查机制的约束，如果不符合wto规则，极有可能引发贸易争端，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甚至有可能引发贸易制裁。
三是行政主体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wto规则明确要求，中央、地方行政主体或者行使行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在作出影响贸易的抽象行政行为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即对行政立法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要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司法审查的内容仅为合法性审查，不直接涉及行为的合理性或适当性。如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不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内。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法律是由行政系统推行的，在依法行政的条件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的合法性成为我国依法行政的起点。由于法律已明确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不能，加上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我国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的合法性事实上成为一个不受审查的领域。而这些抽象行政行为又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前提，在前提不受审查的条件下，结果审查的合理性和效能将大大减少。其次，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行政法规通常是人民法院的适法依据，既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依据之一。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7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行政法规又是行政主体制定的，随着行政立法的强化，行政主体利用自己的行政立法权来证明自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极为容易③。再次，按照我国的立法级次来排列适用法律的顺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为先，其次是国务院及其部、委制定的行政性法规，再次是地方性法规。政府官员的解释性讲话应该不具备法律效力。然而，行政主体以往的做法往往是不按这样的次序办事，而习惯在公开的法律、法规之外，又制订若干“内部决定”、“红头文件”，甚至这些决定、文件比法律还重要，某些官员的讲话比法规更有效④。因而，wto规则关于对行政主体的抽象行政行为予以司法审查的规定必然对我国行政主体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提出了挑战。
四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终局性的丧失。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4项规定：“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当事人申请行政机关复议或复审后，该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为终局性的，当事人必须遵从，不能再提讼。从司法审查的角度看，行政终局裁决模式的弊端在于行政权超越了司法权。根据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工原则，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管理的专业问题，不能排除法院对法律问题的司法审查权，而就有关法律规范性文件关于行政终局裁决的规定来看，就不尽合理。如国务院的最终裁决权确立了我国最高行政权与最高司法权相抗衡、前者不受后者制约的制度，同时也就否定了司法权的最后屏障功能⑤。wto的司法审查对此明确规定，与wto成员国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均可以请求成员国国内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寻求救济。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41条第4款规定了对于初审的司法裁决，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应使当事人有上诉提请复审的机会；而对于行政主体的终局决定或裁决，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使当事人有机会要求司法审查。《反倾销协议》第13条则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复审作了强制性规定，根据司法审查制度，倾销案件的有关当事人如对处理该案的国家行政主管机构所作的最终裁决或行政复审结果不服，有权向司法机关提讼，请求对该案重新作出裁决。这项规定就使得法院取得了对终局行政决定予以司法审查的权力，必然对现行我国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终局权威性提出了挑战。
五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统一性的强化。
wto的各种规则要求自由贸易必须有平等的竞争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规则，最终为统一的国际大市场而建立。因此，成员国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就是保障wto规则的统一实施。《货物贸易总协定》第34条第12款明确规定：“缔约方应当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适当措施，保证在它的领土以内的地区政府和当局、地方政府和当局能够遵守本协定的各项规定。”《中国议定书草案》也专门承诺：“中国政府保证wto协定以及本议定书在其整个关税领土内，包括国家一级以下政府部门，统一实施。”而目前我国现有的各级行政主体在立法、管理事项的划分与执法等各方面远未形成全局性、整体性和统一性。如我国的法律法规有80%是行政部门起草的，有的部门在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过程中从狭隘的部门保护主义出发，不适当地强化本部门的利益和权力，争审批权、收费权、发证权和处罚权等。此外，国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各方面表现也十分突出。在经济方面，是地方行政部门从本地的经济利益和财政利益出发，对于本地与外地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如对本地资源的输出加以禁止、对外地产品实行打压或封锁，以图保护本地的局部利益；表现在执法和司法方面，是一些地方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名，保护本地的非法产业，如制假售假、假冒商标；一些地方制定“土政策”，实行区域性或行业性保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等。这不仅与wto规则所要求的统一实施严重不符，也与我国建设法治统一、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大市场相悖。⑥
总之，wto司法审查制度是对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制约，为行政相对方提供有力的司法救济，也对我国现行行政法制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这将促进我国行政主体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机构，促进各级行政主体的各种行政管理行为进一步规范化。
三、行政主体应对wto司法审查之策
目前，为了适应加入wto之后司法审查的要求，我国已经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和我国加入wto法律文件的承诺，采取许多相关措施。一方面修改和制定了大量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对凡不符合wto各项原则的，一一修改，有的还被取消。清理检查的方针是：立、改、废，即对照wto协议的规则，尚属空白的方面，进行立法增补；那些与wto规则冲突不大的，进行修改；违背wto规则的则废止。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审议通过了新修改的六部法律，包括外商投资方面的三部和有关知识产权的三部。不久前，国务院又公布了221件被废止的行政法规清单。将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拓宽了行政审判的领域，完善了司法审查的制度。2002年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即从2002年10月1日起，我国法院将受理外国人提出的行政诉讼案件，承担起我国加入wto后审理与wto规则相关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职责。《规定》不仅适用于与wto规则有关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还适用于有关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其他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双边国际条约或多边国际条约的行政案件；同时规定，当一个案件的审判国内法律规定存在两种以上合理解释时，可以选择与wto规则有关规定相一致的那条解释进行判决，进一步明确了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应当尽量避免与wto规则相冲突。另一方面努力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我国承诺：以后所有的涉外经济法规都将透明，黑箱操作的内部文件不复存在。同时，司法体制改革也明确要求审理和判决之间不应有不透明的东西，司法审查的庭审过程和判决书都应公开。目前，人民法院已在进行机构改革，各级法院也确立了立案与审判分离、审判与执行分离、执行与监督分离等制度，普遍实施审判长选认制度和逐步公开审判文书的制度，为加入wto后的我国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与此同时，大力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提升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效率和质量更显迫切，而作为各级政府主要载体的行政主体势必要根据新形势的需要作出相应的、必要的调整，以适应wto司法审查。
一、行政主体要转变行政理念
在我国加入wto所签订的23个协议492页文本文件中，只有2项涉及到企业，其余均与政府有关。由此，与其说是中国企业入世，倒不如说是我国的各级行政主体入世，是我国各级行政主体如何逐步适应wto各项国际规则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更为具体的说，就是我国各级行政主体在管理观念、体制、过程、方式、职能的配置、监督等各方面不断接受wto国际规则的洗炼与挑战，并最终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⑦。其中首要的就是我国各级行政主体的行政理念的不断强化与更新：一是要强化法治和统一实施理念。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对国家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法治化，法治理念的核心是树立宪法与法律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政府各级行政主体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主体，其有维护宪法与法律绝对权威的义务。加入wto，各级行政主体还要树立wto规则的理念，树立行政行为的国际规则意识，打破传统的封闭性、本土化、地方化观念，明确行政主体自身职能的边界，明确法制统一实施的重要性，在有效地实施对本地的社会管理的同时，又不至落入“地方保护主义”的俗套，确保使行政权力、权限受到国家法律与wto规则的“双重约束”。二是要强化平等和服务理念。就是树立平等行政、公正执法和服务社会的行政观念。各级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并保证社会各行为主体和企业法人的平等权利，以平等的姿态行使行政主体的各项权利与义务，要有行政权力来自于人民，行政主体必须为人民服务，替人民负责的意识，平等地对待各行政相对方，平等地接受司法审查，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要从传统的命令、服从观向服务、公朴观转变，进一步增强行政主体的服务意识，这不仅是wto对我国行政主体的要求，也是我国各级行政主体为了更好的促进国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wto各项贸易规则的客观要求。三是要强化科学理念。也就是各级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培养科学的精神，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推动行政主体的科学决策及科学管理，把科学创新作为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强大动力，把行政主体的决策与行为过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从而减少行政失误，实现行政组织的科学化，行政管理手段的科学化。四是要强化效能理念。这既是解决当前各级行政主体效率普遍低下的需要，也是迎接wto挑战的需要。要求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树立起追求效率、追求效益的行政理念，完善对各种新情况保持灵敏高效的应对机制，使行政主体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机制作用的过程中保证各种社会资源获得最佳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行政主体要学习、熟悉wto的运行方式及规则，并培育一支适应wto要求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各级行政主体有必要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全面认识和掌握有关wto的法律与政策。一方面深入了解和认真研究wto规则和我国加入wto议定书的承诺，关注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以及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出台，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吸收和借鉴已入世国家的先进经验与教训，改进和完善有关工作，从而做到预估在先，心中有底，有备而战。同时，要不断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努力提高行政公务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wto要求各成员要有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者的素质及其管理至关重要，因此突出推进行政公务人员职业化，努力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官制度就显得十分迫切。具体是：①改革公务员的选拔机制。把住公务员“入口”关，建立一套能吸引人才、发现人才、任用人才的选拔机制，坚持公务员逢进必考制度，对担任领导的公务员选任，要坚持德才兼备的要求。②改革公务员的考核机制。③改革公务员的激励机制。打破“顺次而进，依阶而上”的机制。此外，还要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增强现有的公务员队伍对金融、税收、外贸、外语、wto等方面知识的掌握程度，培养出一支既熟悉行政工作业务，又掌握现代经济知识和wto运行规则的专业队伍。
三、行政主体要适应司法审查的需要推行政务公开化、程序化
各级行政主体的组织结构是行政组织体制的有形表现，是履行行政职能的载体。因此，行政主体适应wto司法审查的需要，就应该按照wto规则要求推行政务公开来保证竞争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促进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化、公开化。一是公开重大决策。公开重大的行政决策，特别是公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抽象行政行为，使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熟知行政主体的行政决策行为，提高人们对行政决策行为的理解、认知程度，减少实施过程中的阻力；二是公开重要的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法规、规章是行政主体在国家法律指导下，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规范与原则指导，尤其是我国各级行政机关正处于体制改革及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时，这种法规、规章对经济活动的适应更为重要。三是公开行政标准。公开各级行政主体的职责与职能，公开依据有关法规实施的行政收费标准、行政处罚标准，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四是公开行政程序。既可以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加强对办事过程的监督，避免“暗箱操作”。五是公开行政结果。各级行政主体将具体的审批或报批等办事结果，及时向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反馈公开，提高透明度⑧。行政主体只有不断优化组织结构，推行政务公开，按照wto规则办事，才能更好地适应wto司法审查的需要，避免犯不必要的行政失误。
四、行政主体要强化依法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
各级行政主体要摒弃过去“全能政府”的意识，摒弃行政行为的“官本位”思想，不断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在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作出能够经得起司法审查的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行为。
在行政决策上主要做到多方面综合因素的结合：①依法决策机制与科学思维决策相结合。依法进行的科学思维的行政决策会发挥出更好地作用，这有利于限制决策者的主观臆断，从而保证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有效减少行政决策工作中的失误。②行政首长决策与智囊机构相结合。提高各级行政首长的科学决策意识和决策能力是实现科学决策的关键，同时更应该充分认识到智囊咨询机构在决策中的参谋作用，辅之以智囊咨询机构决策。③不断完善科学的决策程序。重视信息的收集与整理，确保决策目标的准确无误；同时提出并优化决策方案，规范决策的既定程序，建立决策的反馈、评价和调整机制。⑨
在行政管理方面：除了要健全行政法律法规体系外，一方面要实现行政主体机构设置的法定化。通过法定化将行政主体的机构、职能及编制等固定下来，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行政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和机构、职能、编制的严肃性，从根本上改变随意增设机构、乱授权力的状况，使行政体系严格在法治轨道上正常运行。另一方面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即依法行政。首先要做到程序合法，其次要严格控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确保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经得起司法审查。
五、行政主体在管理运作上要讲求统一、实效、诚信
wto规则要求各成员国行政机构在行政管理运作效率上有明确的标准，促使各级行政主体务必要增强整体意识和整体效能，建立起统一的、协调高效的行政运行机制。首先要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从而减少部门之间、地方之间扯皮推诿、效率低下的现象发生，确保法律法规及wto规则在我国的统一实施，为建立统一、高效的行政体制打下基础；其次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化行政办事程序。对凡是不需要国家投资，不属于国有资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投资上的新项目等，都可以改为登记备案；再次要完善行政主体绩效考核机制。要确立“职权绩效观”，对各行政主体及其部门负责人应主要考评其法定职权的行使状况和实际效果，要科学地设定考核项目和考核指标，要将绩效考评结果与干部的奖惩激励挂钩。与此同时，全面提倡行政管理手段信息化，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速推进管理手段的信息化进程，建设“高效电子政府”，使行政主体能敏捷地对国际经贸活动作出及时正确的反应，从而提高行政主体的工作效率。此外，建立一个守信、诚信的行政主体也是法治社会对行政机关最起码的要求，是市场经济秩序正常运转的前提。做到以上三方面，必然可以大大降低行政相对方对行政主体的不信任，降低司法审查对行政主体正常公务的影响频率，进一步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相应提高了行政主体的威信。
注 释：①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页。
②黄志：《wto：推动政府行为法治化》，《法制日报》2001年10月8日。
③④蒋德海：《抽象行政行为应纳入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报》2002年8月24日。
⑤⑥傅思明：《“入世”对我国司法审查理论与实践的突破》，《法制日报》2001年10月29日。
⑦方世荣、戚建刚、杨景军：《论我国行政主体的wto观念》，（）第1页。
⑧⑨卢朋武：《迎接加入wto挑战建立现代化政府体制》，《法制日报》2002年3月10日。
参考文献：①席建林、洪涛、夏廷堂：《浅谈对行政自由载量权的司法审查》，《人民法院报》2001年5月11日。
②甘文:《wto与司法审查的范围》，《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24日。
③方世荣、戚建刚、杨景军：《论我国行政主体的wto观念》，（）。
④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傅思明：《“入世”对我国司法审查理论与实践的突破》，《法制日报》2001年10月29日。
⑥黄志：《wto：推动政府行为法治化》，《法制日报》2001年10月8日。
⑦卢朋武：《迎接加入wto挑战建立现代化政府体制》，《法制日报》2002年3月10日。
司法的主体范文6
现代刑事案件中的控辩审三者的关系，是一个等边的三角形关系。任何一边的增减，都有可能导致权利关系的变异和案件真相查明的困难。在我国，由于一直盛行国家本位的刑事司法政策，致使代表个体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权利，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伸展。设立律师辩护权，其宗旨固然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但在此目的之下，律师的工作无疑为法院查明事实真相、正确裁断案件，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和线索，促使法官兼听则明、辨证思考。所以，律师工作的最终结果，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准确追究犯罪、正确适用法律。
既然工作方式虽异而目标相同，那么，充分重视和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就是推动司法公正工作中的应有之义。律师的辩护权，不外乎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鉴定权、申请证人出庭权、质证权、发问权、辩论权，这些权利的本源其实就是嫌疑人自己所拥有的，只是囿于人身自由的局限和专业知识的缺乏，委托由律师行使而已。让这些权利得到充分的施展，不会导致漏掉罪犯，不会加大案件侦查的难度，相反，将会使案件侦查办法和人权保障，得到脱胎换骨般的提升。限制律师的辩护权，就是限制嫌疑人自身拥有的权利，是一种有罪推定的陈腐、落后的思维和做法，应当坚决抛弃。
刑事司法改革中律师主体性的制度展开首先，刑事司法改革应当在理念上突出律师的不可或缺性，认同刑事辩护律师的作用。以往的刑事司法改革之所以成效不显，关键原因是我们对司法改革存在一种错误理念，即相信只要通过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即能够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不需要依赖于律师。历史教训多次证明:没有刑事辩护律师高度参与的刑事司法实践，是难以取得实效的。实践中，由于存在体制内外的差异性，公检法往往简单的认为自己是代表国家的，而律师是为自己赚钱的，甚至认为律师就是商人，这无疑会在情感上排斥对律师的认同。因此，刑事司法改革首先要解决一个理念问题，即职业共同体的认同问题。法官检察官律师应当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要形成相同的理念，即大家要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检察官通过指控去追求正义，律师通过辩护追求正义，不同的仅仅是大家的角色差异，而维护公平正义则是共同的理念和目标。
其次，制度设计上应充分体现辩护律师的主体地位。理念上的改变需要制度上的保障，没有司法机关之外的力量的介入和监督，司法不公的僵局很难从根本上打破。如果不将律师作为司法改革的一种重要力量，使其在司法改革中与公检法享有同等的地位，并据此设计律师的诉讼权利，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充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难免还会出现下一个张高平、呼格吉勒图。刑事司法改革离不开辩护制度的完善，刑事司法改革的很多举措都旨在促使刑事诉讼程序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诉讼程序，其价值导向和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而诉讼中被告人的权利需要律师来实现，律师职业权利的保障实际上就是保障人权的一个重要体现。
应当说，新刑事诉讼法生效以来，刑事辩护中存在的传统三难(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在新刑诉法下，又出现了所谓新三难(申请调取证据难、法庭上质证难、律师正确意见得到采纳难)。不管是老三难还是新三难，其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律师权利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我们看到的新三难实际上更多的是辩方和审判方的关系问题，通俗一点讲就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
例如，法庭在庭审过程中态度明显倾向于控方。本来应该表现出来的控辩冲突，在当前的刑事司法领域更多地变成了辩审冲突。近年社会高度关注的广西北海案、常熟聚众斗殴案等一批有影响的案件，都有一批被称为死磕律师的身影，而这些案件背后反映的恰恰是法院丧失基本的中立性和庭审的严重虚化问题。又如，当判决不采纳辩护意见时，要么干脆回避不予回应，要么是简单一句话没有依据，不予采纳。这样的判决书，实际上显现了刑事司法对辩护的排斥感。因此，当前的司法改革，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律师辩护权，让辩护律师真正成为刑事司法的主体之一。
第三，刑事司法改革中，还需要围绕刑事辩护问题构建一套系统完善的法律制度。当前刑事辩护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刑事司法制度设计中对公检法与律师关系的理念和制度安排上的偏差所造成的，但这背后实际上是制度设计上没有形成以刑事辩护制度为重心的刑事司法制度。应当说，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终极目标，重构刑事司法控辩审之间的基本关系。因此，以辩护权为重心的制度设计更容易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比如，在侦查阶段，按照现在的规定，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要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但是这个规定一方面在实践中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另一方面这一规定也让律师处于尴尬境地，因为我国刑事侦查仍然是封闭式的，律师只能会见当事人，不能把握全案，更看不到证据，因而无法针对案件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又如，在审查起诉阶段，刑诉法明确规定要听取律师的意见。实践中，检察人员、公诉人也愿意听取律师意见的，但是有的辩护律师却不愿提出意见，其最大的顾虑是补充侦查制度。如果律师提出意见，侦查、检察机关据此补充侦查完整了，律师自己就将陷入被动，反而不如不提。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在进行立法的时候，没有真正从辩护方的角度去考虑。因此，以人权保障为导向，以辩护权为中心，构建一套系统完整的保障辩护权的刑事法律和司法制度，应当是当前刑事司法改革最为关键的问题。
第四，刑事司法改革中，还需要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我国关于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散见于诸如律师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民法等实体法中，不仅没有系统性，在立法结构上不规范，而且在这些法律中都缺乏关于律师的社会功能以及律师在司法体制中地位的规定，以致律师的执业权利极易被国家权力机关所忽视。因而在现实中，律师调查取证面临诸多限制，阅卷权利范围极其有限，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难上加难，从而在客观上导致了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使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而必然累及审判质量及司法公正。律师如果连自己的执业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他如何去维护和捍卫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呢? 因此在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如同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职业保障一样，律师的执业权利保障也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