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发展史范文1
【关键词】新闻传播史体系；三维空间；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
【中图分类号】G219.29【文献标识码】B
[作者简介]张昆（1962-），男，法学博士，湖北云梦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五年前，我曾在《世界新闻通史体系刍议》中提出[1]，世界新闻史体系应该涉及到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三个层次。以往的新闻历史研究，主要停留在新闻事业的层面，以探索各种新闻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演进的历史为主旨。至于新闻传播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新闻传播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则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忽略了。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和活动空间。此外，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新闻传播，都是在一定的传播理论、专业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理念决定行为。要全面地揭示并且正确地阐释新闻传播演进的历史，就应该把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有机地综合起来，建构包容事业、制度、意识的整体的三维空间，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一、整体的新闻传播史体系
所谓历史，在广义上讲是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按照事物的不同性质，可以将其划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通常意义上使用的历史概念，主要是指的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即与自然界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及其纵向的发展史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即由一系列复杂因素组成的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历史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对这种系统结构，做了精彩的解读：“所谓结构，社会观察家们认为是现实与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的一种组织、一种紧密联系及一系列相当固定的关系。而我们的史学家则认为，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某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这些结构在历史中到处可见，它们阻碍着历史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2]这种系统结构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系统中只要有一个因素或子系统发生了变化，或迟或早必将导致整个系统结构的变化。
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系统结构看似混沌，实则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历史看成大洋上漂浮的一座冰山。展现在我们面前、能够为我们所直接感知的只是冰山的山顶部分，其水线下的主体部分还有多层结构――至少还有山腰、山麓部分，远比我们能够看见的山顶要大得多，如果不潜入水下，实难窥见其真实面目。所以，仅仅只是看到了山尖部分，决不等于了解全部。客观历史如此，作为社会历史反映的历史著作自然也不例外。波兰历史学家托波尔斯基曾就历史叙事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历史叙事与历史实在相适应，也呈现出三层结构。“以陈述序列明确表述的清晰表面层（事实层A）；表述不明确，但间接地（经常是省略三段论式地）包含在表述清晰的层次内的表面层（事实层B）；通常以暗含的方式含在1与2中的更深层次（理论层）”。所谓清晰表面层，是那种读者与之有直接联系，并且其中通常运用真实性的古典标准资料。但它只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广基础的结构的最高的和可以看见的部分，犹如冰山的山尖。一个叙事的潜在因素采取了层次2和层次3的形式。一般而言，层次2通常是层次1的简单扩充，它并没有改变后者的结构、得出结论的趋向以及解释的途径。层次1因而是层次2的一种独特的简化方式，换句话说，层次2就像层次1的某种不太清晰的注释序列。只有当我们考虑了层次3，新的分析视角才展现出来。“层次3是一个理论层次。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明确地提出一种确定的普遍理论，但每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声称要简洁地表述而不承担评价的责任，他都涉及一种确定的有关人与世界的看法”。[3]
新闻传播史是人类社会整体历史的一部分，它也是一个由一系列复杂因素或层次组成的有序的系统结构。所以，新闻传播史研究不能满足于“考证确定零零粹粹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4]借用托波尔斯基的话来说，新闻传播史也呈现出三个密切相关的层次，即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三者彼此依赖，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了完整的新闻传播史体系。其中新闻传播事业属于漂浮于水面的冰山的山尖，而新闻传播制度则是水线下的主体部分，新闻传播观念则是一个理论层次，是对于前面两个事实层的深度注解。但是，传统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从总体上讲陷入了神秘的整体性经验，仅仅关注了新闻传播史本身的整体性，看到了各种要素的相互纠缠，但是没有尝试着对整体进行解析，而且试图将整体的历史归结为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5]所以这种研究看起来很完整，但是，对于业内人士或其他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漏掉了许多重要的东西。而这被漏掉的东西，对于完整地解释新闻传播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要将新闻传播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或者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就必须对这种混沌的整体进行深入的剖析。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者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如果不在思想上对宇宙加以条分缕析，我们就无法表达，无法思考和行动。如果我们重新陷入这种整体性的神秘经验，我们就无法继续思考和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分解和歪曲地呈现现实，这样才能在我们所发现的真理的指引下行动与生活。”很显然，这种解析并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在更高的意义上再现整体。所以汤因比说，“思想只要一启动，就会把现实打粹，但马上又会把现实加以组合”。[6]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同样也面临着这一重要的课题，需要使用解析的办法，分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混沌的整体，那怕这样做会破坏我们凭直觉感受到的神圣的统一，不然的话，我们的研究将难以突破现实的瓶颈，而进入科学的境界。
二、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
面对以混沌形式呈现的整体的新闻传播史，如果我们不想使自己的研究流于形式、肤浅，就必须将它分解成若干孤立的片段，这样才有可能深刻地理解历史。但是这种分解或者分类无疑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扭曲地呈现历史的状貌，或者割裂各个片段之间本来就存在的不能分解的联系，这是历史学向深度进军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笔者以为，对新闻传播史整体的简单易行的分解是三
分法：即将新闻传播史分解为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三个层次（子系统或组成部分），它们彼此依赖，相辅相成。循此而观察新闻传播史，给予我们的将是全然不同于分解之前的感觉。
首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冰山一角，就是新闻传播事业。我们置身于信息社会，被媒介化环境所包围，媒介信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任何人都摆脱不了新闻媒介的纠缠。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能够离开城邦的人，非神即兽。即便是枯坐守定的高僧，也难御信息于“庙门”之外。不管我们是否乐意，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总会融入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意识和行为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事业是我们生产、生活中无法回避的认识对象。由于我们的认识规律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近到远，我们对人类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自然也会从简单的易于把握的新闻传播事业着手。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演进成为新闻史学者最早的也是基本的研究领域，是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的。
新闻传播事业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子系统。其组成要素包括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技术、新闻事件等。新闻传播媒介有传统的报纸、期刊、广播电视、通讯社以及新兴的网络、手机媒体等，这些媒体产生、发展、沿革的历史，是新闻传播事业史的主体。与此相关的还有，媒介传播业务的变迁，如编辑业务、采访报道业务、发行广告业务、经营管理业务的变化，这些内容共同汇集成了新闻传播媒介的历史。新闻传播技术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最吸引人的要素。技术的进步不仅决定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信息传播的速度、清晰度，甚至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口头传播时代到手抄传播时代，进而到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乃至今天的网络传播时代，传播技术本身就是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在新闻传播历史的长河中，由新闻传播媒介及其从业者主演的新闻事件，始终是引发后人思古幽情的主要兴奋点。英国报人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特别是争取自由报道国会新闻的斗争，美国独立战争前殖民地时期的“曾格案件”，欧洲大革命时期革命派报纸与保皇派报刊的激烈论战，几乎是所有新闻史专家大书特书的内容。所有这些，是新闻传播史的实体部分，抽去这些内容，新闻传播史就无法站立起来。
但是，新闻传播事业在整个新闻传播史体系中，毕竟只是冰山一角。其高度、广度及其内涵，主要是由水线下的基础部分决定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水平，报纸、广播电视的普及率，新闻媒体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新闻媒体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发挥，新闻从业人员的活动空间的大小等，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所在国家的制度安排是直接相关的。不同国家新闻传播媒介的法律地位、新闻媒介与权力系统的相互关系、新闻媒介的所有制差异及各种政治文化禁忌等，都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其新闻传播事业及新闻传播活动的状貌。所以，要解读一个国家或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揭示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必须透过表层现象，进入到水线下面，深入到制度的层面。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视角，解读各种制度因素对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考察新闻传播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从特定社会政治体系的安排、经济上的所有制结构、法律上的保护宣示和设置、道德上的规范准则和自律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研究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史的人都知道，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实体中，同样的制度形式下可能会包含着绝然不同的实质内容。梁启超曾感概地说：“政治组织上的形式，其实无论如何，和实际运用都不能相同。比如中华民国约法，现在似乎仍旧有效。但具文的约法和实际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几千万里。若从《政府公报》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强有力，吴佩孚、亦得禀命中央。如打破了南口，许多威字将军都是由吴、张上呈文，由内阁发表。事实上，骨子里何尝如此？一切大权都不在内阁，吴、张上呈文亦等于一纸命令”。[7]反映在新闻传播方面也是如此。在当今世界近两百个国家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宪法中承诺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但实质上能够做到的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几乎所有国家的新闻媒体都有监督政府的职能，但是其发挥的程度有天壤之别。另方面，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安排，尽管有本质与形式上的差异，但是绝对不能否认其历史的继承性。正如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周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8]制度安排确定了新闻传播历史展演的舞台空间，规范着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行为，没有制度的支持，新闻传播事业就失去了立身之基。
同时，我们还须注意，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社会的主体都是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9]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种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10]作为历史主体的人，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地位，有着特定的利益诉求，具有特定的思想、意识、情感。正是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成了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不是无意识的梦游者般的行为，而是基于特定立场和利益的自主的有意识的行动。梁启超曾经作过如此的表述，“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因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11]对此，恩格斯做过更精辟的解读，“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12]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从而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
新闻传播史也是新闻从业者及相关者自我意志的产物。虽然不是每个新闻从业者或相关者都能如愿，在个体意义上，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潮，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意识，相关者对新闻媒介的角色期待，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等，在相互交错、冲突、融合中形成合力，会在无形中划定新闻传播进化的轨迹，推动着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的演进。因为，如何建构适应社会需求的新闻传播制度，设定新闻传媒及从业者的活动空间，划清公共权力系统与新闻传媒系统彼此领域的界限，规制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行为等，都是在一定的新闻传播观念的影响下实现的。新闻传播观念的历史是一个“边界不定的研究
领域，它需要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为它营构一个叙述的背景，也需要研究者在种种有文字的无文字的实物、文献、遗迹中，细心地体验思想所在的历史语境”。[13]当然，一定时期的新闻传播观念，归根到底是一定时期新闻传播实践的产物，是新闻传播从业者及新闻传播相关者对新闻传播活动的能动的反映。而且这种观念未必总是以完全理性化、系统化的形式展现，在许多场合甚至以具有浪漫情调的幻想出现。但它对于解读那个时代的新闻传播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历史学家赫伊津主张：“文明史应当像重视人口、税收数字和经济史一样，重视对美的梦幻和浪漫的幻想。”他又说：“当代人生活于其中的幻想具有一种真理的价值”。[14]这种幻想连同系统化、理性化的思考，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新闻传播活动的展开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因此，完全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透过新闻传播的表象，穿越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的屏障，潜入到水线下冰山的更深层的观念部分，这样才能科学地解读、全面地展现新闻传播发展、进化的完整脉络。
三、历史进程中三大空间的交织和互动
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及新闻传播观念的交融，形成了多维的一体化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新闻传播史，必须首先正视历史发展演进的整体性，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子系统的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另方面则是整体对部分的制约，即多维整体的新闻传播史对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的影响。单一的子系统的发展进化，不能离开整体的背景，更不能忽略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变化，难以从其自身得到圆满的解释，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亦然。只有在相关子系统的互动和彼此制约中，才能全面地揭示其进化的动因及其规律。
但是，研究者同时也要注意到新闻传播史各个子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因为在低一级的层次上，子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所以，从整体上看，每个子系统，包括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及新闻传播观念等，都有其特定的发展进化规律，都在“按其特定的节奏演进着”。[15]就观念的发展进化而言，其决定性因素乃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变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6]但观念有时也会超前于客观现实，领先于、并且指导着后续物质生活方式的变革。特别是在王朝末期症状出现之后，新的观念会成为引发革命或改革的关键因素。美国传播史学者在研究独立战争的历史时认为，“如果把思想观点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可以说革命到1775年就完成了。这样的话，战争只不过是保护新思想的手段而已，其目的是捍卫这些新思想，抵御那些不能接受新思想的人”。[17]新闻传播观念也是如此，它虽然在根本上来源于新闻传播现实，是对当前新闻制度和传播实践的能动反映，但新闻传播观念有时也会先于现实，引领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指导着新闻传播制度的设计。17世纪初期，英国诗人、政论家约翰•密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托马斯•杰斐逊关于报纸与政府关系的论述，都是作为现实新闻传播制度的对立物出现的，但由于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潮流，最终为社会所接纳，成为建构自由主义社会新闻传播制度的指南。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通常与该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水平是一致的；新闻传播制度的设计，也受到当地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水平，及新闻传播观念的影响。在一个新闻传播事业极不发达的国家，或者在新闻观念落后的国家，不可能有先进的制度安排。当然，如果国家掌握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党手中，还是有可能确立先进的制度安排的。这种制度安排能够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为新闻观念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反之，落后的新闻传播制度不仅会成为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桎梏，还会限制新闻传播观念的发展。17世纪初期，英国实行的出版检查制度、特许出版制度，不仅成为英国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且成为限制新思想、新思潮传播的决定性因素，密尔顿就是因为出版了未经许可的小册子而受到国会的质询，这才有了《论出版自由》这篇影响深远的历史名篇。反之，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政府，特别是在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统治下，其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安排，确保了报刊独立的政治法律地位，从而拉开了美国报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军领导下进行的新闻改革，清除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影响，建立了适应和平宪法的民主的传播体制，从而保证了战后60年日本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新闻传播事业史虽然不等于新闻传播史，但它绝对是新闻传播史的主体部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除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到新闻传播观念、新闻传播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先进的新闻传播观念，能够激发出新闻生产力的深厚潜力。19世纪美国大众化报纸的兴起，与当时报人的报纸产业化理念是分不开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内地都市报崛起，与报业集团化的进程，也可从中国报人及党政领袖的新闻观念的转变中得到解释。而报业、广播电视业、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不仅会促成新闻管理制度的变化，也会促进新闻传播思想的升华。此类例证，实在是举不胜举。
在新闻传播史体系中，新闻传播事业始终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因为，新闻传播事业作为新闻传播史的实体部分，它总是与生产力直接相连。在工业时代，新闻传播事业不仅是一种产业，更是成为公众的意见论坛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动荡时期，无论是经济繁荣还是社会凋敝，总是在持续地积累着能量，默默地拓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新闻传播制度则相对地比较滞后，一旦新的制度建立起来，就会具有一定的持久性、适应性和稳定性。说到底，新闻传播制度属于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先进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新闻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制度设施则会成为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障碍。制度设施的相对稳定性不等于一成不变，更不能说它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僵死的东西。一般而言，新闻传播制度总是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地做出新的调适，随着新闻传播观念的变革而改革。甚至不能排除，由于先进的政治理论和传播观念的指导，新闻传播制度会领先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为新闻事业的发展预留空间。新闻传播观念虽然最终是由新闻传播实践所决定的，是主体对于新闻传播实践的能动的反映，但是科学的观念一旦形成，就能够转化成物质的力量，成为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传播制度设计的指南。
所以，审视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我们能看到的，有如一场沸腾的马拉松赛，各个运动员在看客狂热的呼喊中，彼此交叉领先，又相互影响，一路向前。每个运动员都有各自内在的动力和逻辑，似乎彼此都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其实，在历史这个竞技场上，他们虽然人各有志，却几乎都是身不由己。在直观上，有时新闻传播事业先于观念、制度的发展，有时新闻传播观念先于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的进化，有时观念和制度一起超前于事业、成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在动态的发展进化中，这三个子系统唇齿相依，彼此交叉、融会、相互咬合，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在这种情况下，要理清新闻传播发展进化的基本脉络，使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必须建构起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和新闻传播观念交融的统一的三维空间。在这种三维空间中，解析各个子系统的互动关系，梳理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进化的脉络。只有这样才能“解构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和社会神话，”而还原新闻传播历史本来的面目。
注释：
[1]张昆.世界新闻通史体系刍议[J]，国际新闻界.2001(1)
[2]J・勒高夫、R・夏蒂埃(主编).新史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p262-263
[3]（波）托波尔斯基.历史叙事之真实性的条件[M]，转引自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p153-155
[4]李守常.史学要论[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17
[5]这一点可以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一系列新闻史教材的名称上看出来，不少新闻史教材都冠名为“XX新闻事业史”。
[6]（英）阿诺德・汤因比，刘北成等译.历史研究[M]（修订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423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298-299
[8]《论语・为政》
[9]恩格斯.恩格斯致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p23
[10]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p343，人民出版社,1965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p151
[12]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p478-479
[13]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p49
[14]转引自J・勒高夫、R・夏蒂埃(编).新史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p172
[15]J・勒高夫、R・夏蒂埃(编).新史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p268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第2卷,p82-83
新闻传播发展史范文2
［关键词］大众传播；历史研究；新闻史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的不同，在于“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不同。将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同归于“传播”旗下，已是学界的共识。若按传播方式可将传播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如果站在新闻的立场上，又可以把传播按照内容分为新闻活动和非新闻活动两类。这四个概念相交叉，就构成人类社会传播的一个图景，其关系如下表所示：
大众传播人际传播
新闻活动A.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如报纸的消息报道、电影的新闻纪录片等。C.人际新闻传播活动，如口头新闻等。
非新闻活动B.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的文艺副刊、电视的综艺节目以及电影故事片等，图书及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版也在其中。D.人际非新闻活动，如一般性聊天、打电话等。
大众传播既包括一些新闻活动，又包括一些非新闻活动，即表中A、B两部分。而新闻事业是由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新闻活动，即表中A部分。
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体是A中的报纸新闻部分，近年来兼顾到广播电视新闻。虽然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一些属于大众传播领域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副刊等，但是在戈公振等学术先驱所开创并延续至今的“报学”研究范型(paradigm)之中，在报纸新闻研究的总体格局的深层制约之下，此类内容只是作为附庸，处于类似“补白”的从属地位。大众传播的B部分尤其缺乏传播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代报纸产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所谓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只有一家，即报社。而报社显然是以新闻活动为主的，因此，将报业等同于新闻事业，将新闻事业等同于大众传播也就顺理成章了；新闻史研究把报纸新闻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的核心，也事出必然。然而，这样的观念在媒介结构与功能发生巨变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和电视的勃兴，人类进入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时代。如果说，过去称报社、通讯社为新闻机构还算差强人意的话，现在还把电台、电视台叫做新闻机构，就无论如何说不通了。广播电视的非新闻节目如教育、娱乐、广告等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重要程度并不逊于新闻节目。即使报纸也在发生变化，不仅综合报纸的非新闻内容比重大大增加，还出现了各种专门传播知识和刊载文艺作品、美术作品的报纸。从形态上，不能不承认它们也是报纸，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纸”。这样，单一化的“新闻媒介”就发展为多样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此同时，电影及录音录像制品在传播方式上与报纸、广播、电视有根本的相同之处，也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是B部分，也是相当有限的。电视史、电影史的研究都只是单个媒介的专史，尚无包括B部分所有内容的媒介史。
大众传播史的位置应当处于一般史与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等专史之间。对于一般史而言，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对于各种媒介的专史而言，它又是大众传播这一特定层面上的一般史。它以宏观综合性和系统性为特色，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产业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内容涵盖各分支媒介发生发展的历史，著名人物的活动和传播思想，有影响的传播事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
我们期待的大众传播史研究，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我国全体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全部活动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必要性
无论是新闻史还是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各种媒介的专史，都不能取代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大众传播史对于新闻传播发展的实际、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以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发展与交互融合呼唤大众传播历史研究
时至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区域政治一体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不同区域从敌对走向协作，力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企业走上了集团化道路，作为现代社会重要产业的大众传媒也迈出了“多媒体”联合的步伐。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美国，单一媒介的发展，很难在竞争中取得生存发展的有利地位。美国的报业集团，早已突破了印刷媒介集合体的范畴，而是拥有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在内的综合化媒介托拉斯，以“联合舰队”的形式抵御市场竞争的大风大浪。以纽约时报公司为例，它的旗下有美国第三大通讯社——纽约时报通讯社，有大规模的特稿辛迪加——美国报业联盟，还有多家日报、周报、杂志以及电台、电视台、电子报刊、图片社和造纸厂等，在1993—1999年中，纽约时报在激烈竞争中稳步前进，利润不断增加，股票市值由21美元上升到71美元，多媒体集团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了。(3)
中国的传媒业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快速走上媒介集团化的道路。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报刊媒体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实质性联盟，但是跨媒介联合乃大势所趋。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与北京有线电视台合作，推出了一个由经济日报独立创意并独立制作的经济类节目，以期在发展经济日报行业权威优势的同时增强电视节目的力度和深度。这样一来，报刊社会与电视台互不渗透的传统格局打破了，成为“多媒体”联合、优势互补、发展媒介立体空间的一个典范。在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以及无集团之名而有其实的解放日报集团形成双龙戏珠之势，双方旗下都有十来种报刊媒体。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负责人赵凯曾明确表明：上海传媒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三种媒体，即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之间“拆围墙”，组建成为拥有各种媒体的媒体集团。(4)
如果说，传统媒介的“多媒体”集团化发展令人咂舌，那么网络媒体的出现对于传媒业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的重大进步。网络将使原来既相互竞争又井水不犯河水的各种不同形态的传统媒介进一步整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1、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传输的平台，为多种媒介提供了施展技能的场所，新闻的、生活服务的、教育的、游戏娱乐的内容乃至商务运作都包容在其中，这种融合是前所未有的；2、传统媒介向互联网靠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信息，作为自身的补充；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结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组成媒介产业的巨无霸。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为相互融合、交互汇聚，互联网等传媒新技术的发展也使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渗透，加速了媒介大汇流的进程。那么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这些现象？如何更准确地把握这一趋势、预测其未来发展动向？今天的现状，是昨天历史的结果，要解释今天、预测明天，就要追溯昨天。面对媒介的综合发展趋势，只有整个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经验。只提供某一特定领域历史经验的各种媒介的专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在大众传播层面上的“一般史”就是很有研究的必要。史学巨擘布洛赫曾提出“总体史”(UniversalHistory)的思想——“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5)他认为，对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由古及今地描述事件，而在于由今及古地提出问题，即所谓“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当前，媒介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而且它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相对于当今世界加速度的变化而言），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考察它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单个媒介的专史之时，也一定有必要研究大众传播这一层面的“总体史”，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解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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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文学批评，有整个一部文学史作为支撑；现今的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同样，新闻学研究依托的是新闻史；那么，新闻传播学学科则呼唤大众传播史研究，这样一来，无论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还是注重实证的经济研究，都会突破“现在”的局限，以昨天的历史理解“现在”、预测未来。新闻传播学需要大众传播史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基础。
1、大众传播史研究对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
对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学者指陈其一个重要缺陷为“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对不同传媒的综合研究”。(6)大众传播史研究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促进新闻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某些不易在新闻学自身领域解答的问题，可以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中，通过对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予以解答。应当说，这一点在传统新闻学中也是一个重点，但是仍受到研究领域的限制，例如，新闻史论及五、六十年代报纸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宣传，如果结合电影、图书出版进行综合考察，无疑会给人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历史图景，不同媒介运作方式及所取得效果的不同也自然容易体现出来。再如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就涉及到电影作品、报纸新闻等多种传播活动的联动关系，也适合于综合考察。
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往往把报纸新闻、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思想文化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而新闻史或其他媒介史研究往往把涉及自身领域的某一方面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如果有一部综合的大众传播史，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深入地领会其要旨。
就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而言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往往不只局限于新闻事业，而且一开始集中表现于出版事业。后来，广播电视的非新闻传播以及电影、录音录像也都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领域。如果有一部整合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历史，对于我们勾勒出言论自由斗争的历史会大有助益。
2、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意义更为直接
传播学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其所以成为必然，也许同传播学的综合性及跨学科性质有关。毕竟，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包容多种文化、多种思想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目前，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各类课程仍旧是美国大学里跨学科研修者最多的科目之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仍旧是其综合性、包容性的魅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大学教材的情况反映出来。以美国大学流行的教材而言，绝大多数为《大众传播导论》、《媒介通论》之类，内容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制品（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已将新媒介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广告、公共关系、国际传播等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在历史研究方面，这种融汇各类媒介的综合性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即是。这些教材大多数次重版，有的多达十余次，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7)
如果说，在横断面的媒介知识、理论方面，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通过一定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填补了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空白，并继续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媒介发展史方面，这种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研究却还是一片空白。“史”与“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翼，只有共同发展、协调发展，才能互为促进，作用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
刘建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仅以大众传播而言，所有的大众传播学者都没有系统地谈过出版规律，甚至对电影也很少研究。由于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学“泛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传播学研究真正立得住的东西不多，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更少。(8)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我们可以断言，有了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导研究关注新闻媒介的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媒介的传播。
从刘建明教授的一些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传播学的“泛化”和“玄化”是其特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因为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固定的研究领域和清晰的轮廓是必不可少的，而传播学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演绎出种种模糊不清的结论，必然会使其失去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大而化之的“传播史”是不可取的，但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却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为趋于“泛化”、“玄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划定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一些抽象理论也得以通过历史经验予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现时的实地调查或控制实验来加以验证。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由此可以得到巩固。
就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与未来趋势而言，也迫切需要一部中国大众传播史。传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闻学，第二阶段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传播学，第三阶段则以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为标志。可以说，传播学走向社会信息学研究阶段，是信息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桂敬一教授说，新闻研究所更名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近几十年来信息媒介多样化和人们信息行为的变化这一所谓高度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将自己的领域扩展到具有社会意义的所有信息形态和现象”。(9)应当说，1992年之后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加快了这种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传播学研究更不可能囿於新闻学的传统范畴，新闻史更无法替代整个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
我们的传播学是舶来品，而在引进过程之中，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仅仅依托以往的新闻史不足以胜任，必须在整个大众传播领域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
三、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作用于现实。以大众传播史培育传播人才，就是这一专史研究体现其功能的重要途径。
大众传播史能够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媒介历史全图，而非支离破碎的知识汇集。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也便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高效率地了解传播媒介知识，从业人员也有了可以集中学习的媒介知识综合参考书。美国传播史家史密斯说得好：“一旦现今的传播者获知了关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的历史情况，他们就会更好地计划前进的方向。”(10)
广告、公共关系、对外传播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都需要掌握多种媒介知识。以往的新闻史可以提供的历史经验只局限于报纸等主要的新闻媒介，局限于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即使分门别类学习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专史，仍旧欠缺真正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各种媒介之间相互的关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仍没有很好地解决。
网络的发展更需要熟悉多种传媒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独立的网站媒体（ICP）不断将传统媒介的传播内容吸纳进来，传统媒体也积极开设网站作为自身的补充，网络同各种传统媒介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样就要求新型的传播人才特别是网络人才具备多种媒介知识，才能更好地将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不同类型的媒介都纳入网络这一巨大无比的平台上来。网络的同一页面上，可能囊括了图片、动画、广告、文字稿。新闻性内容与非新闻性内容可以任意链接，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一部涵盖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综合的历史借鉴，使他们从宏观的、综合的层次历时性地了解各种媒介的知识，从而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今年4月，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新作《骑在子弹上飞行》首次在线出版，两天之内即被全球50余万读者以网络下载形式“购买”；美国的亚马逊网上书店4年来已为150多个国家的1700万顾客提供了网上书籍。可以说，数字化出版前景可观。这就要求出版人才突破传统传播观念的藩篱，运用发散型思维，把图书的概念从“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延展开去，同其他新型媒介结合起来；同时，又要求专业的网络人才了解出版规律，懂得图书与报纸、期刊等不同媒介的区别，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拓展在线出版业务。
我国各种媒体都越来越重视经营管理。管理要求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而在各种媒介多元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态势下，更要求管理人员特别是多媒体集团的管理人员具备多种媒介的综合知识。大众传播史对这些人才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可行性
修撰《中国大众传播史》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我们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但也有相当成熟的条件。
首先，大众传播各种媒介的历史都有研究。报纸自不必说，广播有上海市档案局等单位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和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电视有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电影有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陈荒煤的《当代中国电影》；图书、期刊则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和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等。另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的各种年鉴也可以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各种媒介的历史研究简单相加就可大功告成，而且应当在掌握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其次，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都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而且，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探索传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此外，我们也有具体的传播史研究经验可以参考。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最为重要。琼·福克茨和德怀特·L·梯忒尔的《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史书的撰述基于这样的前提：“美国的媒介是多元的。”作者把大众传播媒介看做“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机构”，看做不同群体的“许多声音的产物”；而且“各种媒介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所以，其历史也同其他社会机构交织在一起”。(11)于是，宏观地考察大众传播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关系成为该书的重头戏，大众传播的非新闻活动如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也同新闻活动平起平坐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始终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历史，这一点从各章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例如第7章“反奴隶制运动和内战中的传播议题”，第8章“现代化与印刷工业”，第9章“大众市场与大众文化”等，都没有把某一种媒介单独列出。
中国学者也有把各种媒介综合起来考察的先例，如张国良教授的《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具有同《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相似的特点。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国外大众传播的发展史，但是仍是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中日两国在新闻事业、大众传播事业方面有一些相近之处，该书可以给我们本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者很多启发。
电视综合了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种传播符号，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介”；网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综合了诸多媒介的优势，有凌驾于所有传统媒介之势；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边缘化、交叉化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在当前媒介相互渗透、学科相互融汇的大背景下，以综合性、宏观性为特点的大众传播专史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播人才的培养以及多学科交融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方汉奇《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载《新闻春秋》1998年专辑。
(3)参见孙建健《从三大基本结构看媒介的现状和走势》，载《新闻通讯》1999年第8期。
(4)赵凯《上海传媒业集团化发展的现状、思路》，载《中国报业》1999年第7期。
(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6)吴崇杰《二十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成果与缺陷》，载《中国广播》1999年第7期。
(7)例如WarrenK.Agee等合著的IntroductiontoMassCommunications已再版至少11次。
(8)参见韩运荣《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9)参见朱光烈《我们将化为‘泡沫’》，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新闻传播发展史范文3
【关键词】中外分治 四种模式 差异
所谓历史，从广义上讲，是指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而我们研究的历史往往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即在已有的社会中 自然 与人相互之间发生运动发展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就注定有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传播，这种有效地传播我们可以理解为新闻传播。而新闻传播的方式和过程往往在时间的洗礼中构成了新闻史和新闻学。事实上，新闻史完整的说应该是新闻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新闻学诞生以来，新闻史就伴随着新闻学的发展而记录着，所以常常可以单列研究。作为如此重要的新闻历史，研究新闻历史体系 科学 的组成是当下紧迫的主题。具体而言，当今时代期待着一种全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这既是新闻事业跨世纪发展的要求，又是健全，完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四种模式
对于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即存在国别史，又包含了地区史；既有专门史，又有综合新闻史。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大体可以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这一模式缘起于日本学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内外新闻史》( 台湾 译本名为《中外新闻史》)。台湾 政治 大学教授李瞻的《世界新闻史》的本例，就是来源于小野秀雄。大陆学者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七国传播事业》等，从其内容、体例上看，均应属于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此种模式实际是地区新闻史研究。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张隆栋、傅显明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纲要》、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史》和张允若、高宁远所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
第三种模式是专门史研究。如苑子熙著的《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编辑的《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和王泰玄的《西方著名报纸概要》等。?
第四种模式是国别史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国人自己独著的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著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国埃德温·埃默里等著的《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及刘有源著的《美国新闻事业概况》等。?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新闻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学的深度发掘，至少表现出其独有的三大长处：?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别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一理清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因为在陈述各个国家新闻史时，不必过多地顾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因而能够集中精力于该国新闻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在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逐个地研究个别主要国家的新闻历史，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对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综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演进的特殊 规律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政治 经济 制度诸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不仅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结构，而且在媒介的功能、支作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甚至在新闻传播演变的途径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各个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种种差别?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本身去寻找。
第三，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还有利于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新闻 历史 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每个国家所置身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环境不同， 政治 经济 制度的不同，每个国家新闻传播 发展 、演变的道路也大不一样。那么，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历史的独特性何在?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些独特性?这些问题，仅仅通过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的。只有把相关的国家放在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作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对比较对象历史与现实的全面把握。这一前提正是通过国别史、地区史研究的展开，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但是，在一定得情况下，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尤其是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虽然有很多长处，但是却存在一些不可或缺的缺陷。而单独另辟外国新闻史研究也存在着各种不利的因素：
首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单独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新闻历史，人为孤立了存在着的必然的社会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历史体系，很难解释外国新闻历史中存在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立体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使得研究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人犯错，比如当研究墨西哥新闻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关注该地区报纸行业的诞生以及其有关影响，而往往忽略在同一时间内，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类似报业出现的情况，以及这些决定他出现的社会因素为什么会使得不同地区产生不同但相同的新闻业务。
其次，研究视野相当狭隘。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社会，比新闻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要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充满了不定因素。而这些条件，在一个新闻著作中，往往呈现出必然性，可预计性，这使得原有的社会面貌和所描写的世界面貌脱节。
再者，作为研究外国新闻历史，往往对单一历史研究，很难把握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世界新闻历史上的地位，在历史舞台上，每个国家、地区因为对世界文明进化的贡献值大小，而占有不同的位置。这种贡献或者地位，不仅是相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的，而且还必须从世界全局出发进行综合的权衡，将中外新闻史分而治之的研究方法很难说可以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
统筹模式的新闻历史
如前所述，世界新闻史体系有它的必然性，并且有它的可能性。以下是建立的基本条件：
首先，世界一体化持续加强，世界历史正在形成。地理大发现至19世纪中期 工业 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统一的全球市场出现，世界历史即告形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经济集中化，跨国垄断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传播技术也在迅速地进步发展，全球的政治经济空间都在日趋缩小，整个世界不断得到一体化。诸多通史著作出现，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三史”，即《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苏联 科学 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还有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等。
其次，新闻史的研究成果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学术界对新闻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来看，仍然受到中外分治格局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研究阶段。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固然不等于世界史，但是世界史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基础之上。新闻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基础业已奠定。现在的任务，只是从宏观的全局出发，对这些成果进行有机的整合。
世界新闻史体系还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新闻史应该涵盖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整个地球，在空间上必须注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地区与世界整体的横向联系，关注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二，世界新闻史应该古今贯通，必须把新闻 历史 研究与先是新闻传播的 发展 紧密结合，展现新闻传播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至今的脉络。
第三，世界新闻史应该设计新闻事业、制度、观念三个层次。新闻传播所置身的社会 政治 制度以及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不可被忽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动空间。传播理论也不容忽视，因为正式传播理念决定着传播行为。将此三个层次有机综合，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新闻传播发展史范文4
白润生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历史新闻学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没有55个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和办报活动历史的新闻史就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科学的、系统而全面的史学著作。总结和归纳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及其新闻工作者对中国历史新闻学的贡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学兼有历史学、民族学、新闻学、文化学的特质，是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兴起与发展改变了过去研究汉语文载体的新闻传播史的单一格局，完善和发展了我国新闻传播史。这一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拓宽了研究领域，为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学是中国历史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分支。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的研究，是我国传播学界、民族学界以及文化学界关注和重视的一个课题。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的研究已使“冷门变热门”。我国社会发展战略重点转移，为这一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从应用学角度研究新闻资源开发利用
蔡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导）
新闻资源是新闻媒介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资源，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新闻信息资源；二是新闻环境资源；三是新闻媒介资源；四是新闻受众资源。对新闻资源的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到媒介的产品竞争力。
新闻资源开发是新闻传播活动以及新闻媒介产业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由新闻媒介主体如媒介管理者、新闻传播者、媒介经营者等自主设计和运行的一项系统工程。从应用学的角度研究这个课题，主要研究这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新闻资源的发现，这是新闻资源开发的前提与起点；二是新闻资源的鉴别，这是资源开发的战略决策基础；三是新闻资源的转换，也是资源开发的必要中转环节；四是新闻资源的整合，即如何对新闻资源进行统筹开发与优化组合；五是新闻成果的展示，即研究资源开发的成果表现方式；六是新闻资源的增值，即如何使新闻资源价值获得提升，包括以“产品链”模式使新闻资源获得增值，和以“共享”模式使新闻资源获得增值。新闻资源开发的各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的，有时还是相互包容，甚至并行的。这项研究涉及到各类新闻媒介与各项新闻业务，但不是分类研究的，而是一种整体化的研究，并且强调理论成果的可操作性。
媒体的意识形态真理
在对网络文化的反思中，重视技术先进国家对技术落后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是必要的，但不能把这种渗透的作用夸大。网络同其他传播技术一样，在意识形态影响中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意识形态的真理性。
新闻传播发展史范文5
综观我国当前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注重对西方主流传播思想。主要是自由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
二是注重实践，主要是传媒经济的研究，并有较大的实绩。
但也有两个偏向：
一是缺乏对当代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和思潮的全面研究，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不够，并且只停留在对西方传播思想的介绍和消化上；
二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的研究，对实践的研究还比较浮躁。总之，我们无法将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在实践中复制，而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展的新闻传播思想理论框架尚未形成。
我国新闻节目是基本叙事模式。比如，百姓利益受损一记者调查取证一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行动以及执法者出面一百姓利益得到补偿。那么，透过这种叙事模式，我们不难发现新闻传播要表达的意义是：人民利益应该受到保护，非法行动必须受打击，作为执法者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完全可以信任，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
在相当长的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一直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成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成为权力的助手。其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其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则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地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新闻传播逐渐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市场化。但仍面临着必须改革的巨大压力。
首先，伴随经济一体化、世界全球化的打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各种传媒技术的进步，人们已不满足子传统的灌输式的宣传报道。对“知情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要求越来越强烈，这是很正常的。“而当这种要求在国内的新闻传媒上无法、或者很难得到满足时。就会转向国外的媒体寻求信息来源，互联网正满足了这一需求”。因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既不能只拥有一种声音，也不能只属于一种声音；当今世界又为人们传播和获取个种声音提供了相应条件。
其次，新闻传媒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产业，理应与世界接轨。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市场一直是独家经营，规定外资不能经营国内新闻媒体，亦不能合资经营。
第三，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论文联盟更容易收听和收视到国外广播电台、国外电视台的(包括卫星电视)节目。互联网、国际传媒已造成“全球共此时”的状态，人们已进入开放的全球信息空间。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也实现了新突破：一是加强传播学中国化研究。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科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对于本学科的思想历史资源的整理和发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一个新兴的学科就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近年来，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就非常重视新闻传播学术史的整理尤其是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系统研究。先后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和《中国传播思想史》两套传播学术史专著。不仅及时总结了近一百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全面发展状况，而且全面深入研究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传播思想的历史演进。从而成为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开拓与奠基之作。但研究是刚刚开始，任务仍繁重。二是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研究，尤其是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中的非主流传播思想研究。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大约分三个阶段，即15世纪——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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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发展史范文6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