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1
新闻伦理，是伦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投射和反映，是指从事采访、编辑、出版、播出、经营、管理等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概言之，它是新闻媒体及其工作者出于自律而制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随着2010年“公民新闻”的全面发展，以及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的到来，2010年对网络媒体新闻的伦理研究在伦理研究领域占了很大一部分。同时，相对于2009年和2010年，学界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和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仍旧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关注。
一、新闻伦理原理层面
2010年专门针对新闻伦理原理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涉及这一领域的文章主要针对新闻传播与伦理问题的契合点、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观等方面。有研究者从新闻媒介及从业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遭遇的各种复杂的价值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新闻价值、职业价值、新闻伦理道德与社会伦理道德这四重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指出正是这四种价值相互之间补充、融合的过程，才促使了新闻伦理道德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但也是由于这四种价值相互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才引发了新闻伦理道德失范。①也有研究者从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观方面来界定新闻伦理的定义和行为准则，就尊重拍摄对象与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者引用了“亲密圈”和“无知之幕”这两个概念，以此对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观进行界定。②有研究者从新闻传播与伦理的定义着手，指出这两者互相交叉，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化的进化与发展的角度阐释新闻伦理问题研究的必要性。③
还有学者从中西方新闻图片伦理问题研究比较的角度，对当前的一些新闻图片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和分析当前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新闻图片伦理问题研究的不足之处。④也有研究者试图从社会学（历史、政治、文化）、道德哲学以及哲学性质的伦理学三个方面阐释其对新闻伦理学的理解，指出新闻传播理论和专业伦理理论本身所不能解决的，往往就是社会痼疾的病灶所在，但好在随着新闻从业者主体意志的苏醒，一种健康的媒体伦理已经破土。⑤有研究者通过对新闻伦理、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专业主义三者之间关系及其定义的重新分析与界定，指出新闻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只是一种对理想的不同表述而已，目的都是为了新闻事业能发挥最大的社会功用，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同时也指出，媒介行为失范归根到底是违反了新闻伦理、新闻职业道德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⑥
随着对新闻伦理学研究的逐步深入，2010年单纯对新闻伦理学定义、原理、特点等方面进行论述的文章已经不多，就像有的研究者说过的那样，“新闻伦理学的研究阶段似乎已经进入到现象性、规范性等更为具体的应用层面。”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对忽略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作为新闻伦理学的理论基石，只有在原理等基础性理论方面的不断完善与进步，才能促使实践工作更加顺畅地进行。
二、新闻伦理的失范原因及对策
2010年，有不少学者就新闻伦理的失范、媒体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等现象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分析和阐释，同时也就制定和完善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规范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法。有研究者分析并反思了近几年传媒界出现的一些“乱”象，并总结出传媒在开展传播活动时必须遵循的几个伦理原则：真实、仁爱、正义、适度、自由。⑦有研究者从新闻工作者本身出发，针对记者伦理道德失范事件的发生进行反思，通过研究记者自身情感、认知层面以及意志层面对其职业道德的影响和塑造，指出记者的良心是记者自身内部的道德评价，而唤起记者的良心是实现新闻自律的必由之路。⑧另外有研究者通过分析社会新闻的特性，指出社会新闻要写得好看、耐看、可看，就必须摒弃那些血腥夸张的现场描述、摒弃浮夸的文字风格和炒作式的细节渲染。⑨
有研究者从网络传播自身的内部根源和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对网络传播视域下的伦理失范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失范的原因主要包括：网络技术的特殊性，如网络的无中心离散性、网络的开放性等；网络传播的特殊性，如信息消费时空上的隔离性、信息消费方式的匿名性、网络“把关人”的缺位等等。⑩有研究者针对近几年流行于网络的网络恶搞现象展开分析，指出网络恶搞带来的传播伦理危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原有的传播者应当遵循的法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道德判断所需要的舆论缺失。究其原因，研究者从网络传播的虚拟性、隐蔽性、随意性、快速性，传播群体的心理因素，以及以网络世界的道德自主性、多元性与开放性为基础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对恶搞行为的推波助澜作用等等。⑾
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2
近年来，独立学院发展迅速，不少独立学院都设立了新闻学专业。与传统高校相比，独立学院在办学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都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新闻学专业为例，独立学院即更加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以适应新闻传播实践的现实需要。从客观形势来看，目前新闻学专业人才供大于求，很多新闻媒体倾向于选择重点本科院校的学生，这使得独立学院的学生在实习和就业的过程中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但现实的严峻恰恰是促使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进行教学改革的动力所在。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在课程教学中，难度较大的是新闻学理论课程。现实的情况是，学生似乎对新闻实务课程更感兴趣，思想上更为重视，学习也更为主动，这主要是因为实践性课程有较明确的目标导向，学生能体会到参与感，并能在实践成果中获得满足感。而新闻理论课程参与度较低，无法使学生明显感受到能力的提升。面对这种现状，新闻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迫在眉睫。随着新闻媒介传播格局的变化以及新闻传播领域对实践创新需求的日益迫切，独立学院在新闻学理论的教学过程中，应摆脱传统教学方法的束缚，求新求变，着眼于“理论促进实务，实务强化理论”，探索紧跟实际需要、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方法。对此，笔者根据自己在独立学院的实际教学活动，谈一些看法。
一、独立学院新闻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学生对理论学习有着畏难心理不少学生认为理论枯燥难学，“谈理论就头痛”，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成为学习过程中的一大障碍。这也许是独立学院的学生存在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解决的方法应重点放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上。
2、部分学生认为理论无用一些学生认为，老师与其花时间讲授新闻学理论知识，不如传授几招新闻写作编辑技巧。他们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新闻记者“冲锋陷阵”，却不愿意坐下来探讨“新闻是什么”、“新闻的特征和原则”这样的问题。一些学生不清楚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他们认为理论是“纸上谈兵”，而不是“真刀实枪”地演练。殊不知，缺少理论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和肤浅的。没有理论功底，实践也难以企及一定的高度。“理论无用”这种观点的背后既有急功近利的心理在作祟，也归因于学生无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认识不到理论对实践所具有的指导作用。
3、传统的“老师讲授要点，学生理解消化”的教学方法遭遇现实的尴尬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传统的单向式教学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的学生甚至游离于知识讲授之外，遇到有趣的内容听一下，感觉无趣便索性不听。在日益崇尚个性张扬的时代，学生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课堂的知识，而是渴望参与到课堂讨论当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不再是绝对的权威，学生也不甘于充当单纯的听众，两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变得非常重要。
4、理论知识“学过就忘”，难以形成长久的印象一些学生在课堂上似乎理解了理论知识，但却无法灵活地将其应用于实际操作当中，于是形成了“理论实践两张皮”，时间一长，理论慢慢被淡忘。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视野狭窄，对现实问题缺少深度关注，思维方法存在局限性。
5、在理论学习中，缺少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缺乏质疑和批判意识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新闻传播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不少理论需要在时代的变迁中被赋予新的视角和内容。这一点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密切关注业界动态，为学生提供学科前沿的资讯，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启发，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综合思维能力。
二、新闻学理论课程开放式教学的总体思路
所谓开放式教学，指的是教师在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过程中，着眼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打破课程内容边界，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多种形式的课堂互动，体现出教学过程的延伸性和开放性的一种教学方法。开放式教学包括开放的教学环境、开放的教学内容、开放的互动探讨、开放的教学手段等。新闻学理论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掌握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理解新闻事业的基本原理，树立正确的新闻传播观，运用原理分析和指导新闻实践。新闻学理论课程虽然并不直接讲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技巧，但其重在培养学生的新闻观念和新闻素养，而这对于新闻实践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新闻观念和新闻素养的培养，不在于学生记住了多少名词和概念，而在于对新闻及新闻事业的本质和特点有清楚的认知和理解。这种认知和理解仅凭教师的单向讲授无法形成，它更多地依赖于学生的主动参与和体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创设多种问题情境，吸引学生参与到对新闻传播现象和新闻实践的解析与讨论中，在讨论中掌握原理，在讨论中理清概念，在讨论中树立价值观。新闻学理论课程教学不宜从理论到理论，而应与新闻实践紧密结合。新闻传播领域的新现象、新课题层出不穷，大量鲜活的新闻实践案例不仅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新闻学理论中的原理和规律，而且能成为透视新闻事业的一面多棱镜，通过对各种“镜像”的分析，使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以及社会责任，这对于新闻观念和新闻素养的培养无疑有着直接作用。
三、新闻学理论课程的开放式教学途径探讨
为了解决实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尝试了以下做法：
1、改革原有的案例教学法，鼓励学生寻找案例，创建学生案例库在新闻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法的使用是较为常见的。传统的案例教学法通常是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具体案例，并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知识点。这种方法固然使得知识点的讲授变得生动有趣，学生乐于接受，但学生仍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参与度不高。有时还会出现教师花了大量时间寻找或编写案例，给学生留下的印象却只是昙花一现的现象，案例的价值未能充分挖掘出来。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尝试了让学生自己寻找案例的做法。即鼓励学生在课后尽可能多地浏览各种新闻媒体，做个有心人，记录下那些具有典型意义或存在争议性的案例，然后拿到课堂上面与大家交流探讨。每次课都会预留一定的时间来作“案例交流”，学生提供的每一个案例经过整理后都会被汇总到学生案例库中。这种做法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增强他们的信息选择、处理和分析能力，并将理论与实践有效地联结起来，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培养了学生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例如，学生通过搜集国内外不同媒体对“神九”升空的报道并进行比较，更好地理解了新闻的客观性和倾向性等问题。还有学生反馈，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看问题的角度更加多元了，对问题的思考也具有了一定深度。#p#分页标题#e#
2、创建网络教学互动平台，将课堂教学延伸至课外互联网已经成为重要的沟通和学习渠道。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网络教学互动平台具有便捷性、互动性、延伸性等优势。教师可将教学资源放置在网络教学互动平台上，学生也可借助这个平台与教师展开更灵活的互动。网络教学互动平台有助于学生从接受式学习变为自主式学习，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对课程提出疑问并进行在线交流，更好地实现了“教学相长”。笔者发现，学生通过网络平台提出的不少问题都对教学产生了较大的启发意义。
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3
“传播”一词渊源甚早，据新闻传播史家考证，“传播”一词至今已有1400年以上的历史。据《北史•突厥传》云：“以敕有司，肃告郊庙，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这当是中文“传播”一词最早之语源。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新闻学者却把“mass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把“大众传播媒介”翻译成“群众交通机构”，或“群众思想交通工具”。1956年初到1957年6月，我国新闻业界及学界曾经开展过短期的新闻改革活动。在此期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的领导下，走在新闻改革的前列。1956年3月20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新闻学译丛》第一期出版（5月30日再版）。1956年，该刊共出三期；到1957年6月止，又出了两期，前后共出五期。《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1期（3月20日出版）首载《编者的说明》云：“《新闻学译丛》是以介绍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报刊的工作经验为目的的一个期刊，它可以作为各兄弟学校新闻系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新闻工作者、宣传鼓动干部进行研究与工作的参考读物。”因此，第一期的内容，译载了苏联联共（布）中央有关报刊的文件。《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2期（6月5日出版）除继续译载苏联报刊社论、联共（布）中央关于报刊工作的文件、苏联新闻事业概况等资料外，还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的内容，包括《美国报刊简史》、《美国报纸的组织机构》、《美国报纸和报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等译文。
《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3期（1956年11月15日出版）起，开始引进“大众传播学”的概念。该期刊登的由刘同舜翻译的《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一文中，他首次将“大众传媒”及“大众传播工具”译成“群众交通机构”云：“（美国的）群众交通机构是一种大企业，他们的老板就是大企业家。战前，美国消费者在四万家群众交通机构方面花了25亿美元，相当于该年总消费数字的二十七分之一。”“单是广告费这一项，‘消费者’向‘群众交通’企业的支出已年达65亿元之巨。”［1］61－67《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1期（1957年3月5日出版）刊载的由郑北渭翻译的《美国报纸的职能》一文中，他最早正式地把英语MassCom?munications译作“群众思想交通”。他还在该译文中云：“报纸是‘群众思想交通’（masscom?munications）工具之一。其他主要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有：杂志、广播、电影等。这些工具有一种到三种的职能，他们可以传播消息和知识，可以用言论来影响群众，最后是一种娱人的作用。要做到企业化，他们最起码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种（功能）之一”。
几乎在同一时期，王中在其《新闻学原理大纲》（写作于1956年9月至1957年初）中，最早将MassCommunication译为“大众传播”。他说：“美、日将报纸、广播、电视等总称为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见《王中文集》第38页）。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新闻学原理大纲》被当作供批判用的“靶子”，收入图书资料组编的《新闻界反右派斗争资料汇编》第二辑（1957年10月面世）中。以后又收入赵凯主编的《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及《世界新闻事业》对引进“公众传播”及“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贡献
1957年6月《新闻学译丛》停刊，21年之后的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继承《新闻学译丛》的传统，又创刊了《外国新闻事业资料》。该刊第一期首载《编者的话》云：“本刊将有重点的译载和介绍反映外国新闻事业情况和动向的材料、新闻学论文和新闻教育方面的文章等，为本系师生，提供研究和批判的资料。这些资料较大部分译自资本主义和苏修集团的书刊，政治观点和新闻观点是反动的，有些事例和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只能供读者参考，请勿公开引用。”该刊初为不定期出版，后为季刊，小32开本。刊物装帧简陋，而内容丰富充实，每期100页左右。1979年第4期达180页。该刊到1978年12月出了两期。到1979年初到9月又出4期，前后共出6期。主编舒宗侨，后由郑北渭继任主编。
1979年12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出版1980年第1期（总第7期）。该刊也是季刊，每三个月出版一期，内部发行。1980年9月，《世界新闻事业》出版第三期（总第九期）后停刊。
从《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7月创刊，到1980年9月《世界新闻事业》停刊，这两个刊物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又先后刊登了不少介绍、评论“大众传播学”的文章。如《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第1期第10页开始刊登郑北渭翻译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s）》。该文摘译自美国华伦•K•艾吉等著《公众传播工具概论》，认为“公众传播有四个方面需要我们研究：公众传播者，信息或讲话内容，传播渠道，被传播对象即观众或听众。”基于此，该文主要阐述了“公众传播工具的意义”、“公众传播工具”的种类、对“被传播对象”（即读者、听众和观众）的一些调查，等等。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第2期刊登陈韵昭翻译的《公众传播研究》。该文摘译自美国埃德温•艾默里等著《公众传播概论》（1971年版），主要阐述了“为什么要研究公众传播”、“公众传播有哪些类别”，包括对“读者群的研究”、“读者、观众、听众的研究”、“编排的研究”、“舆论的研究”、“内容分析”、“宣传效果的研究”、“对宣传人员的研究”、“创造性的研究”等等内容。同期还刊载了陈建德、欣文宪摘译的《菲律宾大学公众传播学院教学大纲》。#p#分页标题#e#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1期（总第三期）刊载了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内川芳美教授的《日本公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978年10月21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讲话》一文。该文由朴昌根译，仰文渊、周义澄校订，比较全面、概括地阐述了日本及世界上新闻学研究、“公众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世界上的新闻研究有两大潮流，其一，是美国式的实用新闻研究。在美国，以提高商业新闻和新闻记者水平为目的新闻学的研究和教育，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以1908年密苏里大学设置新闻学院为首创阶段，新闻教育作为大学水平的职业教育开始了”。“另一个是德国的理论研究潮流。十九世纪末，德国出现了对新闻学术关心的高潮。1910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次德国社会学大会上，有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贝尔（MaxWeber）指出：‘社会有必要进行最纯粹的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题目是新闻的社会学。’到1916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立了最初的新闻研究所，德国的新闻学不是停留在以具体的报纸材料为对象的，而是寻求从普遍概念形成的抽象理论。其目标是确立一个具有理论体系的新闻学”。日本的新闻学研究起步甚早，“最早是1899年出版的松本君平著的《新闻学》。以后，日本的一些热心的人———大部分是新闻记者—出版了一些新闻的先驱性的著作”，如杉村广太郎著的《最新新闻学》。“杉村是东京《朝日新闻》社调查部部长。”“至于在日本正式开始有关新闻学术研究”，即从1929年创办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文学院新闻研究室开始的。”“这个新闻研究室的第一位主任是小野秀雄。”小野秀雄在1923年公开发行了《日本新闻发展史》，此书被看作是日本新闻史方面的最权威的经典著作。“小野秀雄是一个具有新闻记者经验的人”。另外，“公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概念，“大约在40年代产生于美国。它在学术上被广泛使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它输入到日本来，一般认为是40年代末的事情。”“40年代末从美国新传入了公共传播的概念。而这种新概念没有经过多少年就取代了从前的德国新闻学或实用新闻学研究，直到形成了战后日本新闻研究的新潮流。1955年出版了城户和其他三个人编辑的《公众传播讲座》共六卷，这可以说是它的里程碑。”1978年10月间，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分别在北京、上海介绍了大众传播学。10月14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给当时新闻所的80多位第一届研究生作了学术报告。10月21日，他又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演讲《日本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2期刊载郑北渭的译文《民主、舆论与公众传播》，该文摘自美国新闻学者沃伦•K•艾吉等著《公众传播概论》（1976年版）。1979年第3期（总第5期）刊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介绍：传播学》一文，专门介绍《传播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一书的大致内容及其作者云：“宣韦伯（WilburSchramm，）”，又译作“施拉姆”博士，原为伊利诺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1956年任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1973年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学院院长。1975年获东西中心方‘最高荣誉研究员’衔，英国空中大学荣誉博士衔。著作有《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传播的社会责任》、《传播手册》、《大媒介与小媒介》、《传媒、信息与人》等二十种。1976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担任‘胡文虎传播讲席’教授。”1979年第4期（总第六期）载陈建德译文《大众传播简年表》（摘译自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该文第一次正式把masscommunication译为“大众传播”。
《世界新闻事业》1980年第3期（总第9期），刊载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新词》一文，第一次对“传学”（communication）、“智据”（information）“传通”（communication）、“人的传通”（humancommu?nication）、“传媒”（medium，复数media）、“传播”（masscommunication）、“传播媒介”（massmedia）、“把关人”（gatekeeper）、“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传者”（commu?nicator）、“受众”（audience）、“信息”（mes?sage）、“回报”（日本人译作“回馈”、“反馈”）（feedback）、“符号”（signs）、“非语言符号”（nonverbalsigns）等重要的大众传播学名词及概念作了比较详细、准确的解释。
1979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由油印的《国际新闻界简报》（1961年4月在北京创刊，至1965年12月停刊，共出24期）改版后出版的《国际新闻界》创刊。第一期刊登了该刊主编张隆栋翻译的希伯特的一篇长文：《公共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一）》（此文的（二）、（三）部分后来又分两期连载）。这篇文章是当时国内第一篇全面系统地介绍、引进、研究传播的过程、传播制度和效果研究的长篇论文。《国际新闻界》及其主编张隆栋（1917．7．3－2009．3．2）也为传播学在中国的早期引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80年代“大众传播学”开始全面、系统地传入中国
（一）80年代前期，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对传播学的全面引进
在1981年“世界新闻研究座谈会”的发言中，郑北渭谈及了西方最近在研究传播学，顿时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会议期间，临时决定请他作一个传播学讲座。1981年5月，《新闻大学》丛刊（后改为季刊，16开本）创刊，由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当时是作为新闻丛书形式出版的，故封面未署刊期（第一期共128页，23?2万字，以后每期篇幅保持在23万字上下）。1981年12月出版的第2期才在封面署名刊期。《新闻大学》从1983年5月出版的第3期后，便正式改为季刊，如，第4期于1982年9月出版，第5期于1982年12月出版，第6期于1983年6月出版，第7期于1984年10月出版，第8期于1984年12月出版。#p#分页标题#e#
《新闻大学》一创刊，便开始刊载陈韵昭等系统介绍传播学的学术论文和译文，以后基本上每期都有这方面的文章，其较为著名的篇目有：第一期第29页首载陈韵昭《传学浅谈》、第2期第18页载陈韵昭《传与传播》、第5期第23页载陈韵昭《传的周折》、第6期第118页载陈韵昭摘译的《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概况》、第9期第78页载《欧美大众传播研究的传统、特点和发展趋势》等等。
1981年6月，中国内地首篇以传播学研究为题、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通过答辩。在此之前，早在1978年9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就在高年级中开设了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的《国际新闻界》（季刊）第2期至第4期连载刊登了由张隆栋编译、并对大众传播学作批判性介绍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这也是我国较早系统译介大众传播学的文章之一。1982年11月23～26日，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倡议下，召开了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6所高等院校的新闻系和少数新闻单位的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工作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正式代表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林珊，上海复旦大学的郑北渭，广州暨南大学的马戎，北京广播学院的苑子熙，天津师范大学的刘卫东，厦门大学的陈阳明，新华社的李启，《新闻战线》的陈宏德，《北京周报》的刘有源，社科院新闻所副所长钱辛波及张黎、徐耀魁、陶涵、明安香、刘力群、黄可风等［3］。座谈会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要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的、有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见《报纸动态》1982年第34期）［4］。由《新闻战线》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报纸动态》（内刊）1982年第34期（1982年12月5日出版）第一面刊登简讯《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倡议召开的全国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首次召开的有关西方传播学问题的讨论会。”
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提出的十六字方针，促进了传播学研究在我国的健康发展。1983年，《新闻战线》月刊分七期连续刊登了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写的《传播学简介》，这是一篇客观介绍美国传播学的原理、模式的文章。《新闻业务》月刊1983年第一期也登载了作者写的《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这篇文章为《新华文摘》1983年3月号转载）。陈力丹在《新闻学刊》上发表了《对〈传学概论〉（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斯拉姆著）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1983年7月，暨南大学新闻系系主任马戎写出了《泛论中国式传播学之研究》的万言论文，明确指出：“研究中国式传播学，要明确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早就在研究中国式传播学，但没有多大进展。他们的路子不对。一是全盘照搬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模式付诸实践，在实践中验证。这样做，实践上跟外国人屁股跑，理论阐述上也为他人做嫁衣裳。另一是拿西方传播学现成理论观点套中国例子，做的是‘对号入座’的资料整理工作，或者如经传家作‘经注’。……象这样的研究，到底有多少实际意义？”作者接着写道：“我们不能走这条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指出的：‘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不妨想想，50年代我们照搬苏联传播模式，建立起‘宣传员网’，很快就垮了；我们在农村靠‘土广播’上马，逐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有线广播网’，却越来越显示其强大生命力，引起外国传播者极大兴趣。两个‘网’的兴衰表明：只有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传播研究，才有前途。”
（二）传学大师及传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访华及其对我国传学深入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
1982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1907～1987年）在他的高足弟子、香港地区著名传播学者余也鲁（1924．7．4－2012．9．8）的陪同下访华。这次活动的缘起是：经过十年“”浩劫，我国的教育战线形势严峻，大、中、小学的教师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广东毗邻港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广东省政府教育部门视野开阔，决定发展电化教学及教育传播事业，开办“电视大学”，“让少数的优秀教师与优良教材，通过录音、录像、广播、电视，把知识与技术传递到数目异常庞大的等待教育的儿童、少年与成人那里。”为此，他们组织人员到当时“电化教学”比较先进的香港地区“取经”学习。1981年春，广东省教育局长林川，亲自带领一个电化教育访问团到香港访问学习。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演讲室里，余也鲁等人向来自中国十几个省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及电化教育的策划人，介绍了国际上有关电化教学及教育传播方面的一些新发展。接着，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校长潘炯华协同李运林、李克东两位教师也来到香港，参观香港的电化教育设施，并向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传播研究中心负责人余也鲁提出，1982年在国内开办一个全国性的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的邀请。此事得到余也鲁的首肯。随后余也鲁便三次到夏威夷，去与他的老师、时年75岁的施拉姆（时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顾问），商讨学术报告的内容，进行精心的准备。据余也鲁回忆云：“宣伟伯博士已是75岁高龄，对这次演讲也是全力以赴。我们所有的材料都事先写好，用中文印出。同时准备了一套录像示范教材，大多为海外有相当水平的教学片。”#p#分页标题#e#
1982年4月下旬，正是“木棉花盛开的时候”，施拉姆偕夫人、余也鲁等一同来到广州，一共进行了为期7天共7个专题的学术演讲活动，参加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化教员三百余人。这之后，施拉姆、余也鲁等又应邀到上海、北京、厦门等地作了一连串介绍西方传播学内容的学术报告，并参加了不少座谈会，进行了充分、频繁而又紧凑的学术交流活动。如在北京时，施拉姆先后到《人民日报》社、社科院新闻所（5月3日、4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5月5日）等处作了学术报告。期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施拉姆夫妇和余也鲁一行。到复旦大学讲学时，同样也作了十分精彩的学术报告。复旦的陪同及接待人员有王中、舒宗侨、郑北渭、陈韵昭等。1982年《新闻学会通讯》第14期连续发表施拉姆（宣伟伯）在北京讲学的两篇经过整理的讲演稿《传学与新闻及其它》、《传学的发展概况》和余也鲁的《在祖国进行传学研究的可能性》一文，引起了新闻业界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施拉姆和余也鲁将这次的讲稿修订与增补成《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7月出版。其中，该书第二到第八章都是在广州讲习班七天七个专题的讲稿整理、修订与增补而成。第一章和第九章则是1983年后，余也鲁教授于1984年应西北电化教育协会的邀请在兰州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的两篇整理而成。此外，他们“又把西方与东方四十年来在传播教育与研究上的历史与发展合写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刊在本书之首，当作序言。”
1982年春夏之交施拉姆来华讲学以后，我国传播学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1982年前后，我国与国际传播学界的交流活动亦逐步开展起来。一些传播学者纷纷走出国门，与外国同行们切磋交流，境外学者也纷纷到中国来讲学。早在1980年1月5日，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赴夏威夷，参加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举办的为期10天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关于国际政治和大众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并作学术报告，最后为会议作总结。1980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居延安等人应邀参加了由美国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主办、在夏威夷召开的国际传播学理论研讨会，会上他们宣读了合作的论文《论中国报纸的改革》。1981年11月，中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在北京举行新闻传播学讨论会，这是我国新闻业界及学界第一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共同研讨新闻传播学问题。又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同美国科学院的高级学者交流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从1983年3月9日起，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访问，重点考察了美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美国报纸的读者工作。1983年6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奇科分校传播系主任祝基滢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与部分教师座谈，交流、探讨了大众传播学教学过程中的问题。1984年6月间，美国夏威夷大学新闻系主任路特教授到复旦大学讲授传播学。同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传播系主任爱德斯坦也来复旦讲学，介绍传播学。美国学者W•赛弗林作为富布赖特计划的一部分到复旦大学开设传播学课程。北京、上海等地一些新闻单位或新闻系还陆续派人去美国、日本等国留学、进修，研读传播学的基础课程。1986年，张隆栋作为中国学术界代表，参加澳大利亚召开的国际大众传播学术讨论会。
到80年代中期，我国传播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如，《新闻学刊》1986年第6期刊登了王志兴的文章：《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歧》。该文对世界两大传播学派———美国的“传播学经验学派”（通常也被称为“传统学派”和“正统学派”），和欧洲传播学界“传播学批判学派”，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剖析。与此同时，有不少论文就“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播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新闻学刊》1986年第5期刊登的徐耀魁的文章《试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吴文虎的文章《传播学理论架构初探》，还有苑子熙在第二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上的论文《传播学若干原理与应用》纲要和姜克安的论文《我国传播学途径初探》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同期刊登的杨思讯的文章《社会制约简论———谁影响传播》，也全面地探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不多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控制问题。这些都是喜人的成果。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讨论会在黄山举行。会上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并明确确定把“新闻传播”作为今后传播学研究的主攻方向。
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教育；教学设计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他提出，新闻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高校新闻院系为国家的新闻事业培养输送人才，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应该是高校新闻学教育的重中之重。本文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如何编入教材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对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的认识。它包括新闻本质、新闻的本源以及新闻传播的规律等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它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奠基，以及列宁为代表的前苏党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继承与发展。然而现今的新闻学理论教材没有一部能够集中分析讲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容只是散见于《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学史》《新闻采访学》等教材中。由于内容的分散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没有形成完整的认识。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作为专章进入《新闻采访学》教材中。该章内容应由五节组成：第一节：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二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溯源；第三节：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第四节：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五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如何融入课堂教学
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融入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需要教师认真思考。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尝试：第一，在课堂教学中紧密结合热点事件和国家出台的新政策，深度解析马列主义与采访学理论及实践的密切联系之处。第二，在记者修养的教学中增加中国名记者传略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在名记者的伟大精神与不凡经历中真切体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事业的推动作用。第三，利用丰富的在线学习工具，如利用微课、慕课开展自主学习，也可以利用各电视台的大型节目学习。与此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的是，必须围绕传播格局变化突出最新内容。特别是当前传媒各界和新闻舆论环境都发生了阶段性变化，人们可以通过更多的途径来接收信息，能够选择的信息范围也更加广泛，而且传统作者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者和受者。为此，在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融入课堂时，最重要的是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新闻自由与滥用自由”“反映与引导”“好看与正确”的关系，只有真正明确了这3个关系，才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真正走进心中。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如何渗入学生头脑
强调：“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他指出，用井冈山、延安的红色资源回溯和重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有力地推动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更有成效地进入干部头脑。新闻学院师生应充分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措施，运用“红色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笔者认为，可以设计如下专题教学：第一，音乐教学：“歌声中的红色记忆”。以红歌为载体，寓教于乐，寓教于学，将分组唱、独唱、朗诵、歌曲欣赏、乐器演奏等形式融为一体，在参与互动中使学生感受红歌的艺术魅力，特别是了解红歌背后所承载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感悟红歌精神，引发理性思考。第二，情景教学：“与历史的对话”。以井冈山斗争中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人物对话为基础，通过学生扮演其中的历史人物，展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和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过情景剧的表演，激发学生的红色情感，拉近与革命人物的距离，深化学生对井冈山斗争的整体认识和理解，使学生在个人品质、党性原则、价值观等方面得到深切感悟。总之，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拨亮其精神“灯塔”，是新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必须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不断强化。一方面，教师的教学要有实效性，避免空洞灌输理论，让教学内容真正鲜活生动起来；另一方面，每个学生必须加强学习的主动性和实践性，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与党的方针政策，并付诸实践，从而唤醒党性意识，激发奉献精神，最终增强新闻工作的使命感。
参考文献：
［1］张征.新闻采访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7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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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覃霞.对新时代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的思考［J］.中国报业，2018（18）：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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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5
一、问题的提出：信息化时代需要媒介素养教育
“在1999年维也纳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会议中，来自33个国家的代表们呼吁，在各国尽可能开展各种形式的、全民的和终身的媒介素养教育。”[1]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迅速开展并且在学校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是人们认识媒介以及利用媒介为自己服务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也是培养人如何正确理解和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媒资源、充分地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的教育。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培养人如何认识媒介；二是培养人如何利用媒介。世界正经历着信息革命，信息时代需要媒介素养。以数字信息传播为技术特征的信息化浪潮，推动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引起人们生活、学习与工作方式、思维模式的深刻转变。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工具，不可能长久地作为单向灌输工具继续存在。如何应对快速增长的信息，从而避免信息迷雾，这是信息时代媒介素养研究的意义所在。与此同时，大众传媒在公民建设中发挥着传递信息、沟通意见、形成公众舆论等巨大作用。为了更好地建设公民社会，必须大力推进媒介素养教育。此外，在信息时代，由于传播媒介建构了新闻学专业学生必须面对的“媒介环境”，因此把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单独提出，加以强调。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作为即将入门的媒体工作者，只有在接触大量的新闻传播媒介和渠道的过程中，了解信息传播的特点，掌握其规律，提高媒介素养，未来才有可能更好地胜任广大受众的信息“把关人”这一角色，才能更好地为提高普通民众认识及利用媒介的能力服务。
二、加强地方性本科院校新闻学专业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作为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今后从事的工作必将与信息产业有密切关联，他们必将站在大众传媒产业的最前沿，因此加强这些未来的信息产业专门人才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升他们认识和使用媒介的能力，对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媒介机构、媒介技术、媒介语言、媒介生产过程，从而更好地了解世界、认清现实，进而更加理智地做出判断和行动，更加胜任今后的工作，同时推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是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归宿地方性本科院校的办学思路一般多立足于为地方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一大批具有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作为地方性本科院校中的应用型专业———新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也多定位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掌握一定的现代网络技术，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在新闻、网络、出版等媒体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编辑、记者、宣传教育与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当代新闻学专业学生是在大众传媒十分普及的环境中成长的，和传媒“打交道”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在和媒介打交道时心态更加开放和自由，对传媒的认知和了解比一般人更深，能更快接受新型媒介。但是这些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对传媒的认知往往不全面不系统，很多知识都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以纸上谈兵为多，因此加强对他们的媒介素养教育，使这些未来的新闻工作者能够健康成长为培养目标中所提及的高素质专门人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群体乃至全民媒介素养水平的必要手段传播媒介是大学生们成长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空间”，对当代大学生会产生诸多影响。新闻学专业学生相比其他专业大学生，较为系统地接受了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很多人都有在媒体实习的亲身体验，在利用媒介资源能力和参与媒介产品制作方面，在媒介认知和媒介批判方面，已具备一定的能力。可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媒介素养和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的能力。因此，新闻学专业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水平的高下，对整个高等教育乃至全民的媒介素养教育，都具有一定的典型示范意义。以点带面，可以以新闻学专业学生为依托，进而辐射全体大学生。大学生是走在社会科学文化潮流前面的群体，他们如何正确认识媒介、有效利用媒介，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总的说来，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还比较低，尤其是在广大基层和农村。据张开、吴敏苏在《中国城市居民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以北京上海调查数据为依据》中指出：虽然大多数受众对媒介都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但是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缺乏对媒介信息的正确判断力，他们对媒介的认识主要出于感性认识，因此时常会出一些问题。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可以成为提升全社会公民媒介素养水平的突破口，而新闻学专业学生是大学生中最专业、最熟悉传媒、接触媒介最多、媒介素养最高的群体，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更具典型意义与示范效应。因此，为了更好地建设公民社会，我们必须首先大力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以点带面，引领整个公民社会媒介素养水平的提高。
（三）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是改善我国媒介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新闻学专业学生未来从事的是媒体工作，因而提高他们选择和理解信息的能力对于改善我国媒介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新闻学专业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一部分，除了具有求知欲强、兴趣广泛等大学生共同特点之外，尤其对新媒介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一群体在进入新闻学专业学习的第一天开始，就在学习如何写作、如何采访、如何制作新闻节目，在追求技术娴熟的同时如果忽略了对他们进行媒介教育，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而我国新闻界暴露出来的诸多负面现象，如2008年的假新闻《六旬老人考取清华研究生激励儿子》、《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拍摄下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来到出事地点领取封口费，这些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幕，也恰恰是媒介素养教育缺失的具体体现。大局意识的欠缺、经济利益的驱使、缺乏自律意识、法律意识淡薄，固然是这些丑闻出现的重要原因。但在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和职业道德准则后，这些现象仍然频频发生，追根溯源，在校期间的新闻学教育中媒介素养教育缺失亦是主因。所以说，新闻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除接受新闻业务的训练外，媒介素养教育也是新闻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从源头上改善媒介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和方法。#p#分页标题#e#
三、当前地方性本科院校新闻学专业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状况及其相关教育还存在诸多与迅速发展的媒介社会不相适应的现象和问题。只有清醒认识到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效提高新闻学专业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水平，继而引领广大受众去正确认识、使用和评价媒介，强化对媒介传播内容的评判意识，最终使广大民众学会如何利用媒介来参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公民社会建设。
（一）地方性本科院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现有的新闻传播院系或专业，很多都把精力放在互相攀比、一味追求大而全上，忽视了对自身特色的培养。从目前迅猛发展的媒介社会现状和社会需求来看，新闻学专业的发展在由传统新闻教育向现代传媒教育转型和发展、由单一的采编人才培养向复合型的媒介经营人才培养转变、由主要为各类新闻媒介机构培养人才向为各种社会传媒机构培养人才转变等几个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2]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具有高度的市场化素质，网络媒体、数字媒体等各种新型媒体的出现，也对新闻从业人员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定位于多科性、地方性、应用型的地方性本科院校，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区域环境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其财政支持、师资力量、生源质量、设备条件等方面与重点大学相比，都有较大差距。”[2]不少此类院校盲目照搬名牌大学的模式，定位过高。培养过程没有特色，这样培养出来的新闻从业人员难免“千篇一律”，缺乏鲜明特点，在竞争力方面难以体现出自身优势。
（二）地方性本科院校新闻学专业学生媒介素养水平整体质量不高新闻学专业的学生是未来的新闻从业者，作为将来广大受众的信息“把关人”，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理应接触大量的新闻传播媒介，了解多种信息传播渠道的特点，掌握其规律。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应注重提高对于新闻信息的甄别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和大众传媒的特殊受众，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储备不够专业化、精细化，不够理性。应用型专业的人才相对于研究型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应该更加注重面向基层、一线，具有较强的职业性，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本应是地方性本科院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基本素质，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中不少人使用媒介能力较弱，在对媒介素养的认知程度上并没有高过非新闻专业的学生很多，跟非专业的受众没有明显区别。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是“准新闻人”、“准媒体人”，应有极其专业的媒介素养，高超的驾驭媒介的能力及对媒介传播信息的分析和批判能力。“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所以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在当前情况下，更显急迫。
其次，他们的媒介素养还处在一种自发状态，没有上升到自觉和形成并养成理论体系的高度。这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各新闻学专业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课程设置不够普及，包括一些研究型大学，其教学研究还处在摸索状态。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虽然接触媒介的机会多，也比较主动，但并不一定代表着他们的媒介素养一定高，二者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下还不能构成正比例关系。“他们媒介素养的获得，不是通过科学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指导以及系统的训练而来，而是在日常媒介接触经验和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上，通过个人的自觉感悟来培养自身的媒介素养，许多是盲目的、不系统的、不健全的。”[3]
四、新闻学专业人才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途径新探
（一）思想上高度重视，建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媒介素养立体教育格局教育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公众更客观地认识媒介，更理智地判断信息，更理性地维护公共利益。著名报学家戈公振在1929年指出：“新闻学是无条件的一种国民修养，倘若不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知道报纸是出于什么需求的，报纸有何力量，报纸受何种努力的影响，那么国人才可以对报纸有理解和正当的态度，才可以成为舆论一分子。”而作为未来社会信息尤其是新闻信息的“守门员”，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和教育方式方法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之事，也不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必须要加快形成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立体教育格局。学校是学生在校期间教育的主阵地，应该制定具体的媒介素养教学规划，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打造知识雄厚、经验丰富的媒介素养教育队伍。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媒体的实践教育功能，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详尽了解媒介的运作规律等，增强动手能力，提高实践水平。在我国现阶段媒介素养教育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如何提高新闻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应该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议题。学校和社会应该共同努力，提高这一特定群体的媒介素养，使之拥有较高的“媒介认知理解能力、媒介内容分析能力、媒介评估批判能力、媒介参与传播能力”，[4]并且以他们为示范典型，带动提高全民族的媒介素养水平。
（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注重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本土化研究媒介素养教育在国外得到关注较早，经过近80年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大量的理论流派，其中有一些各国学者都普遍接受的原理。这些原理无论是在媒介素养的涵义、核心概念、基本要素还是在教育目标、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方面，都在不断充实着媒介素养的内涵，共同构成了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体系。同时，各国都在实践层面加大媒介素养教育的力度，扩大媒介素养教育的覆盖面。这些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媒介素养教育自从20世纪末被引入中国，经过几年的时间即掀起高潮，目前已开始规模发展，在扩展领域、实践模式、教育内容、专业组织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进程大大加快。随之而来的是介入这一领域的人员和组织日益增多，观点日趋多元，既有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来自草根的、由大量的社会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开展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的理论主张，也有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靠主管部门强力普及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理论主张。无论何种理论，最终目的是为实践服务。媒介素养教育作为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的重要实践，急需的是富有成效的行动。当下，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本土化更应树立“媒介素养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重要构成”[5]这一理念，加强对实践模式、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加快教学实例的本土化进程，寻找到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途径、方法。#p#分页标题#e#
（三）抓住重点，在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专业化、精细化和实践模式科学化上下苦功国内著名学者黄旦指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是辨析大众文化，不仅认识不同媒介所承载的内容，而且注重媒介的外在形式。”[6]对于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而言，媒介素养教育更应注重引导学生认知媒介内容和技术，培养和提升对信息的评价和批判意识。教学要突破传统的模式，改善教学方式和方法，从实践动手能力入手。
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6
美国的新闻学教育相当普及，全美很多学校设有新闻学院或新闻学专业。随着媒介融合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美国各新闻学院或新闻学专业从课程设置、教育方向等方面对新闻学教育体系进行了大的变革和建构。除了继续遵循传统的通识教育模式，美国新闻学教育日趋重视媒介融合教育，注重具有实践经验的师资培养，强调实践与应用训练，新闻学教育日趋国际化，其目的是培养适应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人才。为了更加全面地说明问题，本文选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石溪大学新闻学院、圣克劳德大学传播与新闻系、北阿拉巴马大学传播系新闻专业、太平洋大学传播系新闻专业等五个不同知名度的新闻学院或新闻专业作为分析和研究样本，以免以偏概全之嫌。
重视媒介融合教育
美国新闻学教育通常采用新闻学和社会、人文学科以及跨学科教学并重的课程模式，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注意拓宽学生的视野，重视媒介融合教育。随着数字技术对信息传播形态的改变，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受过良好媒介融合训练的新闻专业毕业生。近年来，美国新闻学教育紧跟媒介融合的时代步伐，看准发展趋势，新开了很多媒介融合的专业课程，或者在传统新闻学教育中加入了很多媒介融合教育的课程，增加了很多用于进行媒介融合教学的硬件设备和多媒体教室。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下有10多家各类新闻专业机构，学生有大量机会与在职记者交流。近年来，哥伦比亚大学还开办了数字新闻塔尔中心（TowCenter），并开始授予计算机科学和新闻学的双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认为自己一直致力于新闻学教育向多媒体和媒介融合方向的革新与衍变。
美国石溪大学（StonyBrookUniversity）新闻学院开设了很多注重媒介融合教育的课程：电视报道与编辑，电视制作，高级报道/写作/广播、高级编辑与表现/网络、高级数字叙事，音频新闻，数字摄影新闻实验室，在线新闻学等，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传统采写能力以及多媒体运用的融合。为了培养能够适应处于动态中的媒介未来的新闻人，石溪大学新闻学院建设了配备有最新数字技术的“未来编辑部（NewsroomofFuture）”多媒体专业教室。所谓“未来编辑部”，包括采集、文字编辑、音频视频剪辑设备等，并使用一套软件连接各个新闻工作者的电脑，使得新闻资料编制传送一体化。石溪大学很多课程都在这个“未来编辑部”里完成。所有石溪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都被要求必修广播、印刷、在线新闻等课程，并学会如何利用多媒体平台和模式进行思考与工作，然后在最后一学年才可专注于其中某一种媒介的学习和应用。北阿拉巴马大学传播系确立了广播新闻、融合传播、媒介研究、出版与在线新闻、广播电视与互动媒介等专业研究方向，从这些专业设置可以看出其对媒介融合教育的重视。
美国和中国在新闻教育理念上有很多差异，其中之一就体现在对教师背景的要求方面。中国新闻教育大多要求教师具备高学历，美国看重学历的同时，更看重教师的从业经历，在媒介融合时代，后者的要求尤甚。由石溪大学新闻学院网站提供的相关资料可看出，石溪大学新闻学院共有教师28人，其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两人，占所有教师的7%；具备媒介从业经历的教师27人，占比96%；来自传媒行业的兼职教师10人，占比36%。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这个媒介融合的时代，美国的新闻学院非常看重教师的实践经验，并不过分看重教师的学历和学位，这与中国的新闻学教育有很大不同。中国新闻学教育非常重视学历和学位，将博士学位视为进入各新闻学院工作的通行证，使得中国新闻学教育体系建设出现了种种偏差。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员也全部是来自各个领域的拔尖人才，包括获得各种奖项的记者、专栏记者、作家、杂志编辑、纪录片制片人，以及数字媒介领域的专家。这些教员全部有着丰富的从业经验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完全胜任媒介融合的专业教学与支持学生发展的工作。美国各新闻学院近年来新聘用了很多在新媒体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员，与传统新闻学教员一起，致力于培养新型新闻人才。即便原有的新闻学教员，也在向媒介融合研究领域靠拢。美国太平洋大学传播系在2010年招聘教员时，发现应聘者发来的简历中90%以上都号称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新媒体。
强调多媒介的实践与应用训练
美国的新闻学教育非常强调实践和应用训练，因此，很多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报纸、出版、电台、电视台等领域从业，或进入娱乐、多媒体、广告、公关、外事、文化交流等领域。在常青藤盟校中，哥伦比亚大学是唯一拥有新闻学院的大学，其研究生院是全美乃至全球顶尖新闻学院之一，普利策新闻奖就是由哥大新闻学院主评。该校新闻学院在兼顾传播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偏重新闻实务培训，致力于培养新闻界精英人才，其毕业生拥有最实用的技能，不需要很多的在职训练就能解决重要问题，在美国传媒界备受欢迎。当然，该校新闻研究生院的入学要求也非常严格，它并不看重申请者的语言成绩，申请者将参加该校自设的测试，比如让申请人写出类似《纽约时报》的社论，甚至允许研究生以新闻作品代替毕业论文，其重视实践程度可见一斑。
美国新闻教育在授课环节就已开始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石溪大学新闻学院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未来编辑部”多媒体专业教室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平台，大部分课程都会给学生进行新闻采集与编辑的时间，你很难区分哪些课程是课堂教学、哪些课程是实践教学。而且，这些专业课基本上都采用小班教学，任课教师有较为充足的时间指导每一个学生，这样就保证了每一个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迅速地提高新闻实践能力，在课上就能实现上手训练（handson）的实践型教育模式。同时，石溪大学新闻学院几乎所有的教员都有丰富的从业经历，其院长霍华德曾担任纽约市长岛《新闻日报》（Newsday）编辑部主任18年，在他任职内，该报有8人次获普利策奖；其副院长马茜曾在CBS工作30年，曾任CBS《新闻报道》节目的高级副总监；其他专职或兼职教员也多数具有丰富从业经历。这样的师资配比保证了新闻教学的实践水平。
美国新闻教育还非常注重为学生提供校内校外实习和实践的机会。石溪大学要求所有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在石溪大学的校办报纸、校办杂志、校办网站、校办电台或校办电视台选择其一进行一学期的校内实习。据美国太平洋大学传播系主任董庆文介绍，美国约95%的新闻学院办有一份由学院新闻专业主办的报纸；约90%的新闻学院办有电台；约50%的新闻学院拥有电视台。约70%的新闻学院拥有多媒体教室；约50%的新闻学院拥有广播实验室。还有一些新闻学院办有低功率电台，其信号覆盖范围不到一英里，不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直接规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办有《哥伦比亚观察家日报》（ColumbiaDailySpectator）、哥伦比亚大学电视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其出版社更是全球闻名；石溪大学新闻学院拥有一个非常完备的电视演播室；圣克劳德大学传播与新闻系拥有一个UTVS电视台以及KVSC广播电台和KVSC网络电台；太平洋大学传播系拥有一个Pacific2电视台和一个KPAC电台。这些学校媒体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无数的实践机会。同时，石溪大学新闻学院还要求学生在石溪大学所在的长岛，或纽约市，或大纽约区的媒体进行多样化的校外实习，石溪大学新闻学院设一专门教员为实习协调员，接受学生咨询，帮助学生联系实习单位。#p#分页标题#e#
石溪大学位于长岛，紧邻媒介之都纽约，石溪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有机会到长岛和曼哈顿的媒体机构学习和实习，其毕业生也有机会到CBS新闻（CBSNews）、《新闻日报》（Newsday）、东汉普顿出版社（TheEastHamptonPress）等众多美国媒体工作。每年毕业季，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会举办招聘会，其2011年招聘会有110多家媒体出席，包括纽约时报、BBC国际频道（BBCWORLD）、公共广播网（PBS）等国际知名媒体，也包括TWC本地新闻（TWCLocalNews）、麦德迪斯视频工作室（MederithVideoStudios）等，为毕业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和就业机会。
新闻学教育日趋国际化
美国的新闻学教育注重国际化合作办学与交流。其初衷有三：一是通过国际化扩大自己的国内国际影响力；二是通过国际化让自己的学生走出去，拓宽自己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培养国际化传播人才；三是通过国际化办学、招生为学院和学校盈利。随着中国这些年经济的持续发展，美国各新闻学院都非常看重与中国的合作，日益把中国作为新闻学教育项目国际化的首要合作目标，并为此采取了一些举措。一是派遣一些教员到中国来，与中国的新闻学院建立联系与合作；二是聘用一些华裔作为留学事务管理人员，专门负责该新闻学院的国际合作事务和留学事务，甚至在学校的国际交流学院里专门成立中国事务部，比如圣克劳德大学就有专门的中国事务部，可见对中国的重视。因为有华裔的帮助，美国一些新闻学院与中国的新闻学院建立合作的障碍大大减少，而且双方合作的机会也大为增多。显然，这些举措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几所国内新闻学院建立有长效合作机制。中国学生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为了使留学生能够更好地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和生活，该校成立了国际学生及学者服务中心(ISSO)，为留学生提供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服务。
石溪大学新闻学院与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都有合作。2009年6月，石溪大学14名新闻系学生参加了石溪大学和清华大学合办的的暑期“大篷车课堂”之“重走丝绸之路”，两校学生在中美新闻教师的现场指导下，沿着古丝绸之路进行实地考察、采访和写作，一直到万里长城的最西端——甘肃省的嘉峪关。石溪大学新闻学院不断策划组织赴中国的暑期交流班。中国的新闻专业学生也有相应的赴美暑期班，内容主要是接受美国教授的新闻基础理论培训、多媒体应用培训、考察部分美国媒体。北阿拉巴马大学与国内很多院校都有合作，如贵州大学、海南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虽然都是校级合作的项目，但这里面都包含了新闻学教育合作的子项目。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北阿拉巴马大学的新闻学教育项目设立了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英文教学ESL课程，其直接目的是帮助中国留学生尽快听懂美国教授的授课。
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7
一、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
首先，很多地方师范院校对新闻学专业缺乏了解，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操作，课程体系与现代媒体发展的势头不相适应，大比重设置新闻学概论、新闻史、新闻采访与写作等传统新闻类课程，而对广播电视新闻业务课程和新媒体课程的设置却显得欠系统。同时，新闻实践教学环节占教学课时数较少，学生的新闻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整体策划能力得不到针对性训练。
其次，很多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专业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缺少有直接新闻实战经验的教师。很多新建新闻学专业的相当一部分教师是从汉语言文学专业转行而来，毫无新闻学专业背景可言，更不用说实践能力了。由于很多专业教师缺乏媒介实践的第一手经验，往往是书本知识的现学现卖，实践能力与一线实践教学要求存在很大差距。还有，和其他文科专业相比，新闻学专业实验实训需要的硬件设备投入较大，建立设备较齐全的实验室动辄需要上百万元的投入，学校办学经费长期不能满足该专业建设需要。［1］现有的部分实验设备由于先前选型不当，利用率低或被长期闲置。同时，由于实践经费的不足，很难与校外媒体建立长期合作的对口关系，学生实践途径很单一，有时学校把实践压力转嫁给老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地理位置的劣势也给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专业的教学实践和学生的未来就业带来不小的障碍。很多地方师范院校地处距离省会和信息中心城市较远的内陆城市，所在地的新闻传媒机构无论数量和规模上都不及一线和省会城市，而有限的新闻机构大多人员饱和或机制不灵活，同时，经济发展和媒介市场化进程的滞后导致私营文化传播类企业类型比较单一，数量比较少，层次也比较低，想建立一批常态化和高层次的实习基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二、实践教学新理念———加强基础、强化应用、多领域培养、多渠道实践
(一)保持理论教学优势，重视专业实践教育管理部门和所在院校必须更新文科师范教学的传统理念，对新开设的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采取应有的重视。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既要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专业知识的讲述和专业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又要探索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新模式，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不放松对学生的理论素养提升。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技能的锻炼，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这应是我们构建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主要指导思想。
(二)扩宽实践口径，体现“大媒介”观如今，传媒机构类型和传播方式正在进行革命性改变。社会为新闻学毕业生提供的实践岗位已经不单单局限在新闻机构，可以说一切属于媒介传播的岗位都是我们专业的对口岗位。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新闻学就业形势的严峻，加上学校级别和地域劣势，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专业很多毕业生无法进入新闻媒体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学专业如果仅以新闻专才作为培养目标，显然不现实。［2］因此，我们的实践教学应摆脱单一新闻媒体平台的窠臼，把范围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体现多学科和“大媒介”观。比如在实践领域上可以从新闻传媒拓展至广告、电影、数码产品制作、商业传媒、企业传媒等，这种“大媒介”的实践理念真正体现信息社会学科交叉的特点，也真正能把学生的专业理论和综合理论所学运用到实际，是符合新闻学教育趋势的。
三、建立新闻学实践教学新模式
(一)建立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突出灵活性和持续性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实践教学的高效性得益于一套目标明确、方法灵活、多层次、贯穿全程的实践教学体系。这里面最重要的两点是方法灵活与连续性。所谓方法灵活，即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实践，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媒体和社会。所谓贯穿全程，是指注重实践教学过程中不同时段、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连续设置，从而使四年的专业实践教学形成一个有效、连续的体系，真正保证学生实践技能的全面性。同时，为保证实践教学体系的顺利实施，我们把实践教学学时从原来22%增加到30%。
1．针对性的课内实践课内实践是围绕课程理论内容展开的实践教学活动，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及时消化课程的理论内容，掌握新闻专业应具备的采、写、摄、录、编、播等基本技能。《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电视摄像》《广播电视节目编辑与制作》等课程教学，教师在开展理论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课内实践教学，强化基本技能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如带领学生采访高考、车展、秋菜买卖、新生军训等新闻事件，可以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现场指导学生如何把握新闻眼、如何采访、如何摄录等，或指导学生制作合成广播电视节目，让学生在新闻实训中学习，在理论学习与实践的比较中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进步。
2．灵活的第二课堂除课堂教学外，经常组织学生进行第二课堂活动也是我们实践教学的良好示范。如每年一次举办的大学生记者节活动，通过学生电视纪录片、电视短剧、电视音乐片和电视专题片的展播及评奖，使学生得到新闻业务的全面训练，提高了综合能力。还有不定期举办的主持人大赛、摄影大赛、DV作品大赛等，对于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都大有裨益。此外，经常邀请新闻界人士开展学术讲座，让学生与业界人士“面对面”，拓宽学生视野，引导学生关注新闻前沿。“请进来”的同时“走出去”，通过组织学生去媒体参观，使学生对电台、电视台、报社等新闻媒体机构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对新闻采编流程有一个宏观的把握。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而且激发了学生学习新闻专业的兴趣。当然，第二课堂实践也同样要形成常规化和连续化，并考虑纳入教学计划，效果才能显著。
3．常规的小学期见习小学期见习的内容主要是组织学生走入社会、进工厂、进社区、下农村、走入各行各业、了解国计民生，目的是加强学生对国情、民情以及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尤其是对新闻工作实践的了解。
4．总结性的毕业实习毕业实习是加强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通过毕业实习，学生可以广泛了解我国新闻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将课堂上所学到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增强感性认识、加深知识理解，进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为撰写毕业论文作必要的材料准备，为毕业后奔赴新的工作或学习岗位奠定良好的基础。#p#分页标题#e#
(二)创新实践教学平台，实现实践基地多元化，创新与媒体互动形式实践教学基地是学生运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的初始平台，同时可以有效解决专业发展中存在的设备短缺、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在建设实践基地过程中，我们努力打通多种渠道，实现实践基地多元化，同时创新与媒体互动形式，巩固与媒体实践基地的长期互利合作关系。首先，充分利用校内资源，联合党办、团委和学生会把校园广播台、校园网、校报、校刊等利用起来，同时创造机会让学生参与宣传部的一些重要宣传活动。其次，充分挖掘省内外的媒体资源和社会资源。不仅与媒体单位合作共建，还在很多单位组织、工厂农村等建立了广泛的实践教学基地。这个过程中，我们注重对不同实习基地进行横向和纵向开发，最终形成了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衔接紧凑的专业实践教学基地资源，有效解决了学生无处实习、实践基地单一等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用多元化的角度来定义实践平台，从电台电视台到报社、杂志社、网络公司、出版业、电影业、音像业、广告业、数码产品制作业、网络传播业，只要对媒介传播类人才有需求的岗位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实践平台，这个思路是符合传媒发展趋势和本专业实际情况的。一个长期而稳定的实习基地的建设有赖于一种双向互利的合作关系。关注传媒发展前沿、主动参与传媒机构发展是我们保持与实习基地合作关系的一个得力措施。比如我们会定期对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或报刊的栏目进行监评，或从读者角度对其改版提出更专业的意见。我们还与媒体合作，帮助他们策划有关大学生的一些节目，或者设立媒体的校园通讯员，这样即增加了学生参与媒体实践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实习基地从中也有所收获，真正体现了与实习基地的“双向互动”性。
(三)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业界与学界共育人才高质量的实践教学需要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学校现有的进人机制很难在短时间内引进大量高学历、强实践的人才，这种情况下，“双师型”人才的培养就被提上日程。首先，我们要求每名专业教师都必须进入传媒机构或传媒企业学习或顶岗工作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充分熟悉自己课程范围的业务操作，同时了解业界实践的新动向和新知识，把新的教学理念贯穿在今后的实践教学中去。此外，为了解决眼前实践教师缺乏的情况，我们聘请新闻机构的资深记者、编辑和管理人员作为外聘教师参与到我们的教学中来，即实现了师生与媒体的零距离接触，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这种高校和业界的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对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意义非凡。
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8
有学者谈到微博两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时这样说：“无论是‘7.23’温州动车特大事故，还是‘让领导先飞’的宁波机场风波；无论是徒手接住高空坠落女孩的‘最美妈妈’，还是饿死九旬老母的‘武平公务员’；无论是微博炫富的‘郭美美’还是直播开房的‘蠢局长’……都是由微博最早播发，迅速引起全国的普遍关注。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中国已进入微博时代。”[1]“易观国际”的分析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已达4.3亿，环比增长近50%；2012年移动互联网用户将有可能突破6亿，超过互联网用户数量。自从2010年“微博元年”以来，仅仅过了两年，微博同传统媒体比较，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范围、传播形式、传播对象、传播速度和传播效果等方面都显示出鲜明和优越的特征，中国新的传播形态和新的舆论机制正在形成，对传统新闻学原理的挑战已经展开。
一、传统媒体的应对和新兴媒体的腾飞
中国新闻传播业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催动下，利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成果，在更新新闻观念、改进新闻实务、启动体制改革的同时，在新闻生产和信息传输方面也跨出了不小的步子。以激光照排、彩色胶印和数字出版为突破的现代印刷技术，成为推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先锋，采编和办公管理电脑化成为中国报业现代化的标志。在电子技术、卫星转播、线缆联通等多种技术支持下，中国的广播电视一路高歌，成为当代中国飞速发展的新产业。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催生了第四媒体——互联网和第五媒体——手机（移动无线互联网络），这两种新兴媒体不仅改变了报纸的生存与运作模式，令传统的广播电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其本身作为崭新的传播工具正式进入了大众传播的行列。在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下，中国传统媒体积极应对，新兴媒体展翅腾飞，呈现出这样的态势和特征：
一是媒介传播形态的多元并进。现在亿万民众广泛接触的大众传媒有：报纸杂志、卫星电视、有线调频广播、手机报纸、手机电视、数字电视等。中国民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不同介质的大众传媒。
二是传播观念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现在受众观看数字电视输送的节目，可以不再受制于特定时段而是依据自己的需要随时检索各种节目。互联网络传播以极强的互动性而突破以往媒介单向传递的不足。因此，数字传输条件下媒介的服务意识、用户意识空前强化，多元、开放、受众本位的观念逐步落实到新闻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三是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的能动改革。长期以来，使用行政手段约束、限制和监管媒介是新闻管理的唯一途径，而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这种手段正在淡化并开始失去它以往的灵验。今天，对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络新闻及言论的控制，比对传统媒体的监管不知要困难多少。博客、播客乃至微博的问世，意味着人人都成了记者，个个都当上了编辑，每家每户的电脑和手机，都成了名副其实的编辑部，可以随时新闻，可以就任何话题发表“社论”。原有的信息垄断已被打破，多元、多向传递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四是传媒和传媒企业（事业）的经营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数字技术实现了传媒资源的横向与纵向整合，促进了传媒资源在行业间和地域间自由流动。推动这些资源自由流动，发挥传媒功能的整体效应，是媒体经营管理者肩负的新任务。这种资源自由流动和功能整体效应发挥，导致中国新闻传媒业朝着公益化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双重方向分流，在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原则下，完成不同的传媒责任和社会使命。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和第五媒体的移动互联网络的持续高速大普及大发展，使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动进一步加剧，效果不断放大，有的地方甚至达到颠覆性、革命性的强度。
互联网具有信息资源丰富（所谓海量信息）、信息传播高度个人化和交互性、声音图像文字一体化等特点。网络新闻传播打破传统新闻采编固有观念和操作程序，重组新闻传播格局，改变以往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对新闻传播业的现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网络媒体高度的兼容性催生了许多新的传播形式。例如博客，一些知名的博客网站的点击量动辄超过千万人次。又如播客，利用RSS技术，聚合声像资源，使广播节目可以自由“订阅”和任意选择。网络媒体在独立闯天下的同时，不断参与传统媒体的创新合作，取长补短，互相融合，衍生出不少新的传播形式，无疑扩充了传媒的生存空间，改善了传播的社会生态，开创了多样化的传播局面。十几年来，网络的传播魅力在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报道中屡展风采。“神舟”六号发射与返航的报道中，人民网和新华网经授权对发射进行实况现场直播。
在长达120多个小时的直播中，人民网直播页面共信息1209条，平均6分钟1条。这种奇迹，对传统媒体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移动互联网络作为通讯工具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其信息传播功能尤其是新闻信息传播功能得到深度开发。自从2004年7月18日中国第一家手机报纸《中国妇女报•彩信版》开通后，不少网站尝试探索手机媒介业务。现在，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小说、手机搜索等多种媒介争先恐后、纷纷问世，生动地展示出新媒体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功能。从2010年开始，以手机为移动网络技术支撑和具有新一代新兴媒体平台功能的微博在中国登上历史舞台，再一次展现新媒体的惊人魅力。有了微博这一神奇的传播手段，一机在手，便可知晓天下。从事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媒体工作者必须经过一定的专业教育和训练，门槛高，还要受到主管部门法规政策的严格监管。而微博则不必，使用者只要能用手机发短信，就能自主地在自己的“媒体”上“织围脖”，利用互联网来传播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2]过去由职业记者和社会精英垄断的讨论公共话题和重大问题的职权，现在普罗大众也可以参与，而且他们的微博言论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草根们成了真正的全民记者、全民编辑。
正由于具备了这些因素，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文化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3]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巨大社会功能，表明了党和政府对新兴媒体社会使命新的认识。#p#分页标题#e#
二、新闻学对新兴媒体的解读和规范意义
我们可以根据新闻学的基本原理，解读当代新兴媒体——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络的若干问题。新闻学中关于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动因解释，使我们得以认识新兴媒体问世的社会动因和技术基础。新闻学指出，现代新闻传播事业——以报纸为例，它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动因和条件，第一，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具备一定的社会需求即社会条件。其中，物质条件是新闻传播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最根本的条件。没有文字、纸张和书写工具，便不会有手抄新闻；没有印刷技术和印刷机械，不会有印刷新闻。同样，如果没有无线电技术和电子设备，也不会有电子新闻。诚如马克思所言，既然已经证明，一定的现象必然由当时存在的关系所引起，那就不难确定，在何种外在条件下这种现象会真正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需要它，它也不能产生。第二个条件即社会条件，这是新闻传播事业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几种社会形态中，人们的横向交流和纵向交流不多。即使在封建社会，有关当局开始注意了解较大范围内动向，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只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纪元开始之后，全社会逐渐成为一部协调运转的大机器，横向交流和纵向交流变得不可缺少且日趋频繁，新闻传播事业才能在这种强烈的社会需求的有力推动下，凭借现代生产力提供的物质条件应运而生。[4]从物质条件分析，新兴媒体的问世，离不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支持，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支撑。数字技术的主要功能是用计算机自动对信息、文字、影像及声音等进行符号处理，使之变为通讯和信息网络中的数据符号，即以0和1组合的比特数据，进而用于传播和传输，接收后再把数字还原为初始形态的存在物。数字信号的优点是传输过程中信息保存完好，传输质量完美，速度迅捷。这种数字技术是人类社会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掌握的，是新时代带给人类的福祉。
新兴媒体问世的社会需求不可缺少。新世纪来临之际，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突破时空限制，不同国界、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之间传播各种信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强烈，公开信息和保守信息的较量比以任何时期都要尖锐。正因为充分看到了这种发展态势，所以邓小平早在上一世纪80年代就指出，计算机教育和应用必须从娃娃抓起，抓紧抓好。而考察人民日报社时强调对新兴媒体要高度重视，则显示了我们党对于新兴媒体，以及支持人民群众掌握数字技术意义的认识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我们还可以借助新闻学来感知和认识新兴媒体收集、制作、传输以及受众消费新闻信息的一般流程和基本规律。笔者认为，传播学家拉斯韦尔提出的信息传播流程（图1），本质上也是对新闻信息传递的一般过程的揭示①，即：同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新闻传媒一样，新兴媒体在从事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也包括这五个必要的环节，包括谁——新兴媒体中的某个互联网站与传播人，即网站的工作者或电脑手机的拥有人；说什么——报道的内容，表达的意见；通过什么渠道——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络；对谁——网络新闻信息的收受人、使用人；取得什么效果——收受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络新闻信息的受众的反响等五个方面。
当然，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在上述五个环节中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呈现的重点也不同，比如在新兴媒体的传——受两个环节中，可能是同一个人。新闻人，同时又可能是信息消费者。既然主要环节相似，对这些环节的操作规程也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说什么——对传播内容的要求，都应该提出可靠、真实、客观的要求。在一个健康的传播世界里，两类媒体传播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在坚持新闻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方面，一般说，新兴媒体的表现比传统媒体的表现要差得多。前者不仅假新闻多，可信度差，而且屏蔽信息的随意性大。这表明，新兴媒体在新闻生产上尚缺乏正确的理念引领和规范约束，也缺少同业间的相互监督。新闻学中对“传播效果”的设定，也可以视作新兴媒体对自己传播活动“有效”的要求，因为所谓“传播致效”的原则，原本是一切传播活动的共同追求。新闻学中把信息共享、情趣养成、知识承传、情绪宣泄、审美感受、价值认同、态度改变、行为转化八个方面作为效果构成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同样可以作为对新兴媒体传播行为是否有效的考察标准，同时应该成为新兴媒体工作者的职业追求。简言之，新闻学基本原理，对于新兴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大体上是适用的，同样具有指导和规范的意义。
三、新兴媒体对传统新闻学的挑战
学术学术，总是先有术，后有学。有了炼丹术，才有日后的化学；有了丈量术，才有后来的数学。新闻学也是这样，它是对特定时空中丰富的新闻传播实践经验的观察与思考，是人们对这些经验所内含的新闻传播规律的感知和论证。当代新闻学从本质上说，它只是对已有的传统新闻传媒的活动及支配这些活动的新闻传播规律的学术考察和理论表达。对于新兴媒体来说，当代中国的新闻学也可以视作传统新闻学。新兴传媒作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和服务于当代政治经济的新闻传播媒介，必然有着传统新闻学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新内容、新认识、新理论。换言之，新兴媒体正在对传统新闻学不断地提出新的挑战。据笔者的观察与思考，这种挑战，至少来自这样五个方面：
（一）关于新兴传媒的性质传统新闻学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性质是这样分析的：在庞大的社会结构中，新闻传播事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产物，是人们物质的生活关系的反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即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这个基本原理，决定着新闻传播事业的性质。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又表现为阶级关系，经济上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既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又是思想文化的支配者。这个阶级既可以利用手中的物质生产资料来建立国家组织和确立政治法律制度，实施经济建设，又可以利用手中占有的精神生产资料，来进行精神产品的生产，用报刊、广播电视节目来传播本阶级的思想意识，贯彻本阶级的意志。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新闻传播事业是用新闻手段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产物，它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依据这一原理，对于新闻传播事业的性质，新闻学这样表达：新闻传播事业是以新闻手段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新闻舆论机构，它以传播新闻和引导舆论为其经常性的社会活动。在阶级社会中，新闻传播事业总是一定阶级的新闻舆论工具。用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和经典理论来讨论今天的新兴传媒，多数情况下这种分析能够成立。但也有一些特殊的情状。首先，今天中国的新兴媒体，有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离的；其次，今天的一些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络，是“去政治化”的，是商业性的；再次，这些新兴媒体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也是多元化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用过去单一的所谓有阶级性的“新闻舆论工具”来界定今天的新兴媒体，是缺乏说服力的。也就是说，传统新闻学的“性质说”，遇到了新兴媒体的挑战。#p#分页标题#e#
（二）关于传媒人的社会角色传统新闻学从新闻传播者的职业特点——同实际、同政治、同群众有关最密切的联系——出发，强调新闻传播者——记者和编辑——是新闻信息的报道者，又是立场鲜明的社会活动家。这一界定，对从事报纸、广播、电视行业的新闻传播者来说是完全适用的。可当今从事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络的工作者——其中多数人严格说来，连“工作者”都不是，他们是社会信息的私人者。这些随着海量信息的碎片化而涌现的大批“新闻民工”及私人传播者，已经不能用传统新闻学对传媒及传媒人的角色认定来描述他们的身份了，倒是关于他们“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是编辑”、他们手中的电脑或手机就是“编辑部”的说法，更接近实际一些。
（三）关于新兴媒体的新闻信息的价值认定新闻学强调，新闻的价值是传播者所提供的新闻信息对收受者信息缺乏的满足程度。新闻信息的价值，是该信息（陈述事实变动状态的客观信息和传播者陈述该事实变动状态过程时渗透其中的主观信息）的各种价值总和。新闻学还强调，在新闻信息传递过程中，新闻传媒在传递新闻信息的同时，也大量传递着各种价值观，传播者以各种公开或隐匿的方式散布着自己的价值取向以及对被报道事物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观的传播和价值判断的显示，实际上是对社会的一种价值教化，即媒介的社会规范功能。新兴媒体在传递新闻信息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实施着价值传递和价值教化的功能，但往细处考察，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有着极大的不同。传统媒体不少属于党报党刊性质媒体，即便是都市类报纸等媒体，也都被置于党委领导之下，因此它们都会自觉地以主流价值观为价值传递的指导思想和主体内容，而新兴媒体则有很多不同。后者的官网，同传统媒体的价值导向基本一致。官方之外，则五花八门。对这类个人化碎片化媒体的价值传递和价值教化功能如何认定、如何规范，是传统新闻学中没有涉及的，是传统新闻学今后适应当代社会生活新变动而必须完备的新内容。对新兴媒体运作中的某些反主流价值观的行为如何监管和调整，也是今后新闻学研究中应该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