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1
手机作为个性化的人际传播工具，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具有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对话优势。受众可以通过手机这一移动平台参与新闻报道的评论，改变了受众信息反馈长期被忽视的弊病。同时，手机也应及时利用新闻的对话理论，促进手机新闻传播的发展。
手机新闻传播的对话优势
个性化传播优势。手机作为个人的人际传播工具，具有个性化的传播要求。每一部手机的使用者，对手机的信息需求都是不同的。这促使手机新闻必须针对不同手机用户的需要，进行信息传播的个性化服务。此外，手机媒体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分众化和小众化的趋势，也使得手机新闻的传播越来越向个性化发展。②
手机的个性化传播使信息传播由最初的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转移。相比以往的传统媒体，手机媒体更加注重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满足，以此来调整以后的新闻传播工作。③这促使新闻传播中传者和受众的地位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使受众更加有信心与传者进行对话。
另一方面，手机本身具有的手机用户个性信息资料，为做好手机受众的统觉背景调查提供了帮助。巴赫金在对话理论中提出沟通的第一要素就是要调查受众的统觉背景。④而诸多大众媒体，因受众群的庞大和需求多元化等原因造成受众统觉调查无法有效开展。手机的个性化传播，使手机附带受众的基本信息。正好为新闻媒体及时了解受众的构成，发展手机对话新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及时互动的传播优势。手机传播是一种开放的互动式传播，具有很强的交互性。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无线网络平台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或是通过微博等交流平台进行讨论，实现了广泛、迅捷的互动传播。⑤
交互作为“对话”的基本精神，是对话新闻开展的重要条件。对话新闻强调新闻实践应致力于构建公共对话平台，促进受众之间的交流与理解。⑥然而，传统媒介的新闻传播由于其单向度的传播模式，而在对话方面存在缺失。互联网等新媒体虽然弥补了这一缺失，但由于时空限制，在传播效果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手机传播的便捷性和即时性等特点，较好地弥补了互联网的时空缺陷。手机传播的交互性也为对话新闻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手机传播自身的传受一体化，也使公众具备新闻的能力。公众可以自己编机新闻，并上传至无线平台，进行新闻传播。这改变了原有的“媒体独白”的局面，使受众获得发出自己声音的地位。这都将促进受众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事务的解决中来，为对话新闻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手机媒介自身的便捷性和互动性为对话新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新兴媒体，手机媒体的新闻报道更加贴近受众，并能与受众及时互动，创造一种平等的传授关系。这些特色都使手机媒体具有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对话优势，为对话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手机新闻的对话发展策略
利用手机媒介数据库，充分了解受众的统觉背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强调受者的主动性和
能动性，对此他提出了“统觉背景”这一概念。巴赫金指出不同统觉背景的读者，会对文本的性质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⑦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应用在传播学上即是强调受众的个性化传播。受众因个人价值观、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对新闻事件会有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受众会根据自己的观点，对新闻信息进行选择性注意和理解。如果信息与受众的统觉背景较为相似，则容易被受众接受，反之则会受到抵制。
对于手机媒体而言，个性化传播的特点是手机对话新闻发展的最大优势。因此，必须对手机用户的统觉背景加以了解，针对不同统觉背景的受众进行不同的传播策略，使受众较为愉快地接受新闻，并参与到新闻的讨论中。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手机作为个人的传播工具，具有私密性的特点。这导致了手机媒体无法直接获得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关于受众统觉背景的相关信息。所以手机媒体必须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分析，将受众定制的新闻并入数据库。利用相关的数据库管理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受众年龄、职业等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新闻信息传播，做到手机新闻的个性化传播。
通过平民化报道，激发受众的对话欲望。手机的平民化报道主要通过大众化的话语表达和平民化的视角两种方式来进行。手机媒体的受众常处于移动状态下，无法进行细致的信息阅读。这就要求手机媒体需要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进行报道，使受众能有效理解新闻内容，在此基础上产生对话欲望，进行与新闻媒体的“对话”。另一方面，接近性作为受众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被手机媒体所重视。对于自己周围发生的人或事，多数受众是乐意参与讨论评价的。因此，手机媒体需要运用平民化视角来进行新闻报道，贴近受众，回归本地，使受众产生乐于讨论的心理。此外，在报道中应营造一种语境氛围，使受众感受到新闻的重要性，促使受众积极参与新闻评论，实现新闻对话。
利用互动平台，使受众参与新闻报道。对话理论认为对话交际才是传播的生命所在。但在传统媒介的新闻报道中，由于反馈机制的不健全造成新闻报道只是单向度的传播，传者与受者以及受者与受者之间的现场对话交际存在缺失。互联网络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由于媒介载体的携带问题，在互动的即时性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另一方面，手机媒体利用无线网络平台以及QQ、微博的网络互动工具构建了及时有效的互动平台，使受者与受者、传者与受者之间可以就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对话，并使话语权力的中心朝以受者为中心的方向发展。这都将有利于手机对话新闻的发展。
微博作为新兴的手机网络互动工具，是手机媒介与网络微博结合的产物。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将自己的信息发送到微博网站，其他手机用户可以对这些消息进行评论，并通过加粉丝的形式进行互动。⑧手机微博加强了传受双方的对话互动。受者可以将自己所见的新闻上传，实现受者到传者的转变。其平民化的视角以及新闻事件的贴近性都将激发其他受众的对话欲望，并通过评论这一形式与传者进行沟通，表达自己的看法心情。而“加粉”这一互动形式，也拉近了传者与受者以及受者与受者之间的距离，实现了交互、对等的“对话”精神。
手机实名制也为媒体的理性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手机实名制使得手机用户在进行互动的同时减少了偏激词语的使用，避免互联网媒体由于虚拟性而引发的混乱，使手机对话新闻更具合理性。因此，利用互动平台，促进受众与传者的相互对话是对话新闻发展的重要措施。
手机的对话新闻发展还需借鉴电视、互联网、广播等传统媒体的经验，并与传统媒体展开互动，共同促进对话新闻的发展。
随着新闻工作的开展，对话新闻已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发展趋势。手机作为新兴的新闻媒体在新闻对话方面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手机媒体需要利用这些优势努力发展对话新闻，同时针对新时期手机的传播特点，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促进对话新闻更加合理有效的进行。（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新闻对话理论研究”的成果之一）
注 释：
①④刘可铄：《对话理论下的民生新闻》，《当代传播》，2006（1）。
②靖鸣、刘锐：《手机传播学》，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③单文苑：《会议报道中对话精神的缺失与对策》，《新闻传播》，2007（1）。
⑤匡文波:《手机媒体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李习文：《“对话新闻”：理想、契机与障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1）。
⑦孙少晶：《论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传播学思想》，《国际新闻界》，1999（4）。
⑧马晓敏：《浅谈手机微博及其发展》，《新闻爱好者》，2010（10）。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2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 R. 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转贴于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 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 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 个，博士后流动站2 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 ：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 ，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3
关键词：新闻理论研究方法探寻
当今新闻理论研究方法众多，有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实验心理学的、现象学的、哲学的、阐释学和传播学的等等，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这些研究多缺乏的是学术的开放与本土的观照视野和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当代新闻理论研究缺乏的就是这种根本方法，即元方法的建构。
为了创新研究方法，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的探索，建构了一系列诸如“粒子说”、“世界图景”、“真相域”①等概念、范式或理论，提出了诸如“新闻理论要揭示新闻本身的知识结构，演化为序列性的原理体系。以最终解决‘对象的本质联系’、‘对象的关系范畴’、‘对象的真理体系’、‘对象的功能系统’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终极问题”②等新闻学理论建构的观点，为新闻理论研究方法的转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念。不过，这些研究要么是充实新闻学的社会学基础，要么是在哲学研究范式下进行抽象分析，要么借鉴物理学的“粒子”概念形式来建构新闻理论概念、理论或方法体系。这些建构没有建构起中国本土的元方法，没有对旧有研究元方法的超越，仅有经验性的总结和舶来品。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他的《转型中的新闻学》③一书中，用他的极其丰富的新闻学教学和新闻业界的实践经验，通过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的阐释，透射出较强的“实践――人学”意蕴。虽然他并没有把“实践――人学”这一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提炼出来，但他关于新闻本质、新闻学的本质、新闻教育的本质、新闻学基本原理、新闻实务等众多的论述，都透射出“实践――人学”的深广内涵。他的著作较好地体现出“新闻理论的实践性”与“新闻理论的人学性”的有机融合，让我们看到“实践――人学”这一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的因子。但李希光教授并没有对论述中的这种元方法因子进行提炼与整合研究，缺乏理论的逻辑提升。
元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是一个科学研究领域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即“形而上学方法”，也就是元方法，它是方法中层次最高，也是比较牢固的部分，构成方法的核心，包括某些基本原则、科学信念乃至世界观等，都受元方法的制约。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是对新闻活动的科学发展进行方向性的规定的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它对新闻活动的走向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没有元方法就不可能有正确、健康、合乎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活动。
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是强烈的“实践性”与丰富的“人学性”的有机统一。一个成功的新闻传播活动应是二者最完美的统一与结合，也即新闻传播活动是突出实践性的，新闻传播主体（媒体与新闻人）必须通过新闻传播实践来完成新闻传播活动，因此，新闻理论研究也必须把坚持实践的观点放在首位。正如陈坚所论：“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来，我们就能高屋建瓴，眼界更加开阔，目光更加深邃，就有希望对新闻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难题有所突破。因为实践概念天生地就综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辩证法等多方面的素质，它使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多种向度对新闻传播现象和新闻传播本质进行研究，从而使我们的研究立体化起来。”④同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传播的主体应始终坚持“人学性”，始终做到“以人为本”，强调新闻传播活动的“人学意识”。在“如何从人的全面发展的使命出发，提升新闻学研究的反思性，推进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成为现代性背景下新闻学的主要焦虑”⑤的现实学术语境下，当代新闻学研究缺少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缺乏能够统摄新闻理论研究的元方法。
只有把上述新闻理论研究的实践性与新闻理论研究的人学性进行有机的完美的结合，才能产生完美、健康、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活动。如此，才不会出现那些有缺陷的现象，诸如充斥新闻报道中大量的“客里空”⑥现象、各类新闻报道中数不胜数的“新闻侵权”现象和记者集体被“黑金收买”的腐败现象⑦等；也不会出现那些让人不愿意看到的新闻传播主体因“实践――人学”素质的缺乏而不能驾驭复杂的社会环境，从而被“诉讼”⑧或被抓入牢狱等⑨令人痛心的事。究其终极原因，都是因为缺乏新闻学的元方法的指导。因为这些新闻“事故”的产生，都是因为新闻传播主体的素质不佳或很差造成的，导致新闻主体出现如此情况的直接因素是我们没有恰当的科学理论指导。解决此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新闻理论研究，通过科学的方法建构，把新闻理论研究引向健康的发展途径。
笔者曾提出“新闻学是‘实践人学’⑩”的观点。???这一新闻学命题，不仅揭示了新闻学的本质，同时，它更具有元方法的价值与意义。其元方法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新闻学是实践人学这一关于“新闻学”概念的界定，可以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元方法，即它是最根本的、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的方法。对此可以进行如下界说：在新闻理论研究中，要达到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新闻业界实践中的实践的观点与人学的观点的有机结合；在新闻理论建设中，要密切联系实际，充分结合新闻实践，在实践中总结、提炼、抽象出具有本土化与科学化的新闻理论；在新闻理论研究中，不论是理论还是模式、方法的建构，都要始终坚持“人本理念”，站在人类本体的高度进行科学建构；在新闻理论研究中，要注重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在新闻教育理论与思想的确立和定位中，要以强烈的实践观点与丰富的人学观点为核心，在此前提下，构建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教学方法等，培养具有较强新闻实践能力和深远人学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
“实践――人学”这一元方法，是一个辩证的矛盾统一体。
一是表现在思维观念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传播观念中的“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观念是在不断的变革与更新之中前行的，这种变革与更新始终以“实践性”与“人学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表现在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理论研究要达到“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理论研究要对传统新闻理论研究进行科学的扬弃，紧跟时代新闻业界实践的步伐，在人本视野下进行新闻理论的科学建构。
三是表现在新闻传播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传播是“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实践要实现“三贴近”，要坚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丰富的新闻实践引导社会生活与社会思潮，同时要始终坚持人本理念，把人这个实践主体放在新闻传播实践最重要的位置。
四是表现在新闻教育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教育是“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走出象牙塔式的书斋，把新闻课堂开设在社会生活一线，到工厂、矿山、农村，到大漠荒原，使学生在生活与社会的体验中把握新闻学；???更要让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人的本质有较深入的把握，具备应对复杂社会环境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在各种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能把自己的新闻活动与人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对人的本质、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全面理解与把握，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闻责任与使命。
这四对“实践――人学”方法关系在理论研究与新闻传播实践中是相互作用的。新闻传播或新闻实践主体只有通过“实践性”这个环节，才能达到“人学性”的充分实现；而“人学性”的充分实现，又能反作用于“实践性”，使“实践性”得到更大的扩展和提升。因此，这四对关系理应确定为新闻传播学中最核心的关系范畴。“实践――人学”方法能够科学地统摄这四对关系，这就奠定了“实践――人学”这一方法的元方法地位。这种“元地位”对新闻学的价值作用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它对新闻学的本质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它对新闻活动的本质进行了实践与人学的双重构建；它为新闻学理论研究的本质进行了方法层次的最高定位；它从实践角度与人学层面对新闻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方向性的规定；它对新闻理论研究的诸多方法进行了科学的统摄；它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新闻传播实践、新闻理论研究、当代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它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当代新闻观念与实践模式进行了重构。
其实早有学者指出：“研究新闻必然要研究‘人’和人的社会本质，研究人类社会是怎样创造了新闻以及新闻是怎样为人类社会服务的。确立人在新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是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到新闻学原理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关于人的观点、关于实践的观点已经很好地为新闻学的“实践――人学”方法提供了有力注脚。可惜的是，作者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的论述，没有对这种思想萌芽进行更高层次的思索与建构。
从本质层面和新闻学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实践――人学”方法不仅揭示了新闻学的本质，更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最高方法论和最根本的研究范式。其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于它把当代新闻理论研究中的研究与实践脱节问题进行了解构与建构，指出研究中存在的“空中楼阁”现象，并对如何进行新闻理论的科学研究提出了实践性的根本性的方法论要求；同时，对当今新闻业界存在的轻视理论指导的现象提出了方法论层面的批评，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践方法模式。总之，“实践――人学”的新闻理论研究方法，如同“历史――逻辑”的方法，为新闻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YJA860020）
注释：
①郝雨：《新闻理论的哲学化研究与体系建构》，《河北学刊》，2006（1）。
②转引自纪忠惠：《理论新闻学的范式转变》，《当代传播》，2007（6）。
③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482页。
④陈坚：《新闻实践论――实践的观点是新闻学原理研究中的基本观点》，《江苏社会科学》，1994（5）。
⑤唐海江：《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新闻学》，《现代传播》，2007（3）。
⑥“客里空”是苏联作家柯涅楚克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话剧《前线》中一个特派记者的名字。他善于捕风捉影、弄虚作假。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新闻中虚构胡编的代名词。
⑦杜一娜：《山西煤矿封口费事件60人涉案14名媒体责任人受罚》，《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11-27。
⑧邱敏：《两记者遭富士康3000万天价索赔》，《广州日报》，2006-12-29。
⑨宋万林：《“实践人学”的缺位与“角色定位”的迷失――从“记者高勤荣案”透视中国新闻学体系》，《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7（5）。
⑩宋万林：“实践人学”这种概念最早是在宋万林著《“实践人学”的缺位与“角色定位”的迷失》，[《新闻爱好者》2007(5)]中提出的。
⑾宋万林：《“实践人学”视域下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传媒观察》，2008（9）。
⑿王卫明、揭云：《新闻业务类课程怎样进行实战训练？》，《今传媒》，2008（7）。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4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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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5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 科学 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 理学 、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 经济 领域、 历史 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 总结 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 网络 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 规律 ，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 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 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 历史 的 发展 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 科学 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6
一、新闻理论
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多次结合新闻工作实践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我国新闻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劲头。在媒体融合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新闻学科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2016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趋势。在新闻传播学科研究中细分化与专业化不断增强，更加专注于学科基础理论与概念的研究，增强自我反思意识，其下设多个领域均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同时，在深化新闻领域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引入交叉学科知识与思维模式，横向拓宽研究领域，为新闻学科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总体来说，本年度新闻学科研究兼具变革与创新、探索与建设、深化与反思的特点。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其中所列举的11个学科中包括新闻学。
新闻研究是研究新闻活动作为人的活动、作为主体的活动的基本特征、功能、作用与可能规律。“新闻主体”是新闻研究的真正出发点与归宿处，“新闻主体论”理应成为新闻理论系统的核心内容。①
现阶段中国新闻学理论真空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价值观尚未凝聚共识，便被去中心化的亚文化所解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重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就要对“新闻学”重新定义，并重塑新闻理论主体性，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研究。②
重新梳理包括在新闻观念、理论等方面的边界问题与演变路径，为探索中国新闻学发展规律提供可行路径。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有学者认为中国要产出能同国际新闻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学术成果，应当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赋予学者充分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与自由、充分吸收包括西方国家新闻传播学科知识与原理等其他学科的养分。③
（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面对新历史时期的新闻舆论工作，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上，科学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新观点、新理念，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党的十以来的新闻宣传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不断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党的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2月19日，同志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就我国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与新要求，明确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地位、责任使命、基本方针、根本保证等内容，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指明方向。针对同志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学界展开了广范围、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与研究，探究其理论基础与创新之处，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拓展与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果。
2016年4月19日，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从四个方面深入分析网络安全与发展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对信息技术的重视，从信息革命带来的技术发展态势、网信事业的发展到核心技术突破、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再到技术人才培养，从三个层次深化互联网技术观。④
面对快速演变的媒体环境，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媒体的作用，并形成了新媒体观，强调新媒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把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强调利用新技术占领信息制高点，鼓励理念、体制机制变革，重视网络强国战略的构建与国际话语权的掌控。⑤
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与发展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传统观念也成为本年度的研究重点。受众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论及的重要内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受众观进行详实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受众观”的特点与规律得以被揭示。⑥
（二） 新闻基本概念
新的传播技术不断推动媒介生态环境的演变与革新，传统的新闻概念与理论也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与特点。“新闻”内涵、新闻形态、新闻的生产与消费等领域都被互联网重构，新闻核心知识与知识领域的边界逐渐趋于模糊，重新考虑核心知识领域的知识特性重建边界，并着重研究知识领域定界的复杂性，是新闻业边界研究的新方向。⑦“新闻”中的“新”超越线性时间的“新”，整合事实和链接相关联的事实，已经成为互联网新闻的题中之义，再界定的“新闻”打破了传统的新闻线性生产模式。⑧
在多维度快速变迁的过程中，普通公众在网络新闻业的专业主义建构中既是专业主义的有效助力，也以一种去“专业化”话语挑战着职业新闻人对传统专业主义规范的坚守⑨，新闻专业主义开始被视为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不断改变媒体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对媒介伦理提出了挑战。在缺少把关机制以及传播主体多元化的影响下，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日趋远离主流伦理意识，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媒介伦理失格的乱象。因此，狭义的新闻职业伦理已经难以覆w所有的传播主体，公民的传播伦理应当与新闻职业伦理共同构成传播伦理概念内涵的两大基石。⑩
新闻真实是新闻实践与理论研究最基础的问题。新的传播生态格局中，新闻真实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即新闻真实要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11但新闻不是事实本身，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距，因此，新闻真实表现为一个过程。而泛众传播时代的到来虽然使得新闻真实程度没有大众传播时代高，但新闻事实显现的过程要比大众传播时代短。12这就需要专业媒体提高辨别信息真实性的能力。
（三） 网络与新媒体
“新媒体”是当今媒介社会中使用广泛的词，也是最难界定的模糊概念之一。依据“新媒体”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其相对稳定的基本特征与使用的不同情境与指向，新媒体的概念得以被界定：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13平台化发展是当前国刃旅教宀业发展的趋势之一，利用开放平台实现数据生成、传播已经成为当前国内不少媒体的重要举措。如微信平台生成新闻是在交往中产生，这种新闻方式打破了大众媒体新闻生产中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对立和线性序列，形成无本原生产，表征了全新的新闻范式。14
新技术不断推动着新的传播方式诞生与发展，网络视频以及直播产业在2016年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具有更为直接化、感性化的情感偏向以及个体化、私语化偏向的移动网络视频传播，不断加剧着符号意义的流失，削弱符号的叙事意义。15目前，数据新闻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形式，其全面的呈现方式可以规避以往陈述新闻所导致的舆论与审查问题。
除了产生新的新闻生产模式外，社交媒体也影响着政治参与程度。网络社会运动凭借社交媒体或数字技术工具正在迅速兴起，其日渐成为当前社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
2016年10月1日，世界互联网管理权从美国政府长期监管下的ICANN机构受众转移到一个国际多方利益攸关方力量角力下形成的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中，网络空间将迎来一次格局与秩序的大洗牌。16目前，新媒体存在着对权利扭曲和权力的不当限制等问题，其根源在于自由与秩序的法律价值在新媒体中的不平衡，而事前限制与事后规制相配合是规制新媒体法律进路的可选方法之一。17
由于受到传统学术研究的束缚，目前新媒体研究整体学科面貌呈现出理论与现实、科学研究与社会需要难以平衡的局面，依据“认识-视角-方法”的路径构建多层次研究框架是新媒体研究的出路之一。18
二、新闻业务
（一） 媒体融合
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面对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依据国情与国内媒体现状，提出要重视网上舆论宣传，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本年度，分析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探寻出路仍旧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国内110家主流媒体展开调查，60%的媒体完成两微一端的布局，但限于人力、经费、制度等资源条件，媒体两微一端运营后备动力和创新激励不足。19
互联网作为一种改变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结构”和游戏规制的革命性力量，传统媒体自绝其外或者仅将互联网作为延伸自身影响力的工作的做法难以持久。20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媒体的深层危机是产能过剩，传媒产业去产能需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进行“关、停、并、转”改革创新。21而新闻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传统新闻模式与新兴的技术特性相结合，这既需要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引导，同时也需要媒体行业主动采用新技术，积极融入融合浪潮。
媒介融合实践不断推动着学科创新与发展。媒介作为嵌入物和中间体，对信息资源和传播过程进行资产重组，形成跨界融合。跨界融合及其形成的跨界媒体不断重塑传媒产业形态与传播智慧格局，并改写或重写新闻和媒体的知识体系，推动新闻学知识体系进行“范式转换”。22
（二） 新闻法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本年度关于新闻法的研究重点在网络治理与公民权利保护。尤其是关于个人隐私保护，相较于前一年热度不减。个人网络隐私既包括网络私密信息，也包括网络安宁。收集和使用个人网络信息，收集行为本身或在使用个人网络信息过程中侵害他人隐私。23面对信息的获取和挖掘对公民隐私权的挑战，我国虽然相继出台保护用户隐私的法律条文与政策，但是总体来看依旧缺乏强有力的立法基础与保护。
在全球信息公开法治化浪潮中，信息权作为基本人权得到越来越多的法律保护。面对中国信息公开的困境，需要在“变法模式”下引入“自发模式”，以“自发模式”促“变法模式”，实现立法模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真正构建起权利型信息公开制度。24
本年度，对新闻工作者的劳动权保护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对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规条款及典型案例的梳理与分析，劳动权真正获得保障有赖于“集体协商权”的运用，但是媒体从业者普遍表现不佳。因此，媒体从业者群体须破除其“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白领”的身份迷障，增强其劳动权益意识。25
（三） 新闻实务
传播技术不断推动着新闻报道形式的创新与发展，本年度探求技术对报道影响以及分析报道案例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
每一个媒体形式和技术都会是重塑获取信息、感知现实和话语表达的方式，智能技术是媒体进化的重要一环，其对时空压缩、场景再造、传感器社会的打造和放大，对媒体而言，这是演进也是变革。26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广泛使用推动传统新闻与高新技术相结合，实现沉浸式的新闻报道形式，增强用户参与感。但也存在过于注重技术导致要素表现重于核心议题传达，以及片面追求影响效果的放大而导致舆论引导效果的弱化等问题。27
不少学者针对新闻报道案例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分析或探求背后的成因、特点及影响。有学者以把关人理论、框架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支撑，考察特大事故的媒体呈现途径、影响因素，以及其15年间在媒介语境中的守望与遗忘路径。28
三、新闻史
在本年度新闻史的研究中，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在对新史料的挖掘上成果颇丰，关注领域也从原有的报刊史拓展到新闻核心概念，并在新闻的外延影响上采用更丰富的视角切入，真正打破以往“历史的报刊”，转向“报刊的历史”研究。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也有所拓展。
（一） 中国新闻史研究
关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诞生的时间与考察标准，有学者认为应以新闻传播活动的诞生为标识，而非“纸质媒介”。并指出先秦时期“史官记事”等社会传播活动主要承担着“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的功能，依稀显现新闻传播活动的多种特质，可以看作是我国大众新闻传播活动的雏形。29从宋代始，经筵会讲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政治传播传统。但其传播机制和政治传统在历史变迁中发生了变化，影响了“建构政治共同体”的战略功能实现。有学者总结其传播机制对功能实现的影响，为当下政治传播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30
清末民初依旧是研究重点关注时期，本年度针对报刊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集中。针对清末“官营商报”案的研究以小窥大，成为观察预备立宪时期各方力量的影响以及报界政治生态的一个窗口。31也有学者从“媒介政治化”角度出发，指出《苏报》的“放言革命”以动员为风格，以组织行动为旨归，并以革命实践的推行者造就了思潮与运动，改变政治运动方式。32随着民国初期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对抗，报刊与政治的关系看似愈加紧密，背后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上海报界抵制《暂行报律》加诸报刊的政治规训，报刊被建构为牵制国家的“结构性力量”。但近代中国的“共和”有自身的复杂性与中国性，包含多重意涵与价值对抗，带出了民国初年多样的报刊实践和媒介化政治。33
民国初年新闻观念从表面到内在的发展和深化，背后的动力之一是传播技术，可以说，传播技术对我国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34
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对外交流是该时期新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前的新闻业对外交流则是基础。有学者首次梳理中国人对外新闻交流的开端、中国政治人物在海外的新闻活动等，分析归纳民国前中国新闻界对外交流的特点。35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新闻道德讨论也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二） 外国新闻史研究
此外，针对国外新闻史的研究较往年也有增加，弥补了一些外国新闻史研究中理论思想的缺位。国内学者常认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出版自由思想是对立的。为了修正这种“对立”认知框架，有学者梳理汉密尔顿所经历的三个历史事件，深入探讨了汉密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并探究汉密尔顿在本土研究的缺失。36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同样也是国内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凯瑞新闻史观的脉络被重新考察。37
针对日本新闻史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战时体制下，日本报界既顺从帮助宣传战时言论统制政策，反过来也不断被军国主义控制和利用，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38日系蒙古文报刊既是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手段，同时也是具有民族启蒙意识知识分子的抵抗工具。39
注释：
①杨保军.“新闻主体论”论纲[J].国际新闻界，2016（1）：88-101.
②胡珏、虞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国际新闻界，2016（8）：92-115.
③童兵.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框架结构解读[J].新闻爱好者，2016（3）：12-18.
④殷乐.把握态势 加强连接 推进互联网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之道――学习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8）：15-25.
⑤黄楚新、、任芳言.试论的新媒体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7-17.
⑥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受众”[J].新闻与写作，2016（10）：53-57.
⑦郑忠明、江作苏.作为知识的新闻：知识特性和建构空间――重思新闻业的边界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6（4）：142-156.
⑧陈力丹、胡杨、刘晓阳.互联网条件下“新闻”的延展[J].新闻与写作，2016（5）：49-53.
⑨张志安、吴涛.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业的重构――以结构、生产、公共性为维度的研究[J].现代传播，2016（1）：44-50.
⑩张咏华、贾楠.传播伦理概念研究的中西方视野与数字化背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120-125.
11杨保军.新闻真实需要回到“再现真实”[J].新闻记者，2016（9）：4-9.
12陈力丹、孙龙飞、邝西曦.泛众传播视域下的新闻真实[J].新闻与写作，2016（3）：51-55.
13彭兰.“新媒体”概念界定的三条线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120-125.
14谢静.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4）：10-28.
15王长潇、任媛媛.移动网络视频传播偏向性的媒介影响与意义重构[J].当代传播，2016（3）：31-33.
16崔保国.网络空间之力模式的争议与博弈[J].新闻与写作，2016（10）：23-26.
17王少、孔燕.规制新媒体的法律进路研究[J].当代传播，2016（2）：67-70.
18谢新洲、李冰.新媒体研究的困境及发展[J].新闻与写作，2016（2）：29-32.
19向安玲、沈阳、罗茜.媒体两微一端融合策略研究――基于国内110家主流媒体的调查分析[J].现代传播，2016（4）：64-69.
20张志安、曾子瑾.从“媒体平台”到“平台媒体”――海外互联网巨头的新闻创新及启示[J].新闻记者，2016（1）：16-26.
21崔保国.传统媒体的深层危机是产能过剩[J].新闻与写作，2016（7）：29-34.
22韩立新.时空转移与智慧分流：媒体的分化与重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98-112。
23宋素红、罗斌.个人网络信息的隐私性及侵害方式――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性质分析[J].当代传播，2016（2）：63-66.
24黄建友.中国信息公开立法模式变革探讨[J].当代传播，2016（2）： 71-73.
25夏倩芳、李婧.媒介转型与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保护[J].新与传播研究，2016（3）：38-58.
26殷乐.智能技术与媒体进化：国外相关实践探索与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6（2）：20-24.
27张志安、曾子瑾.网络时政新闻的亲近性文本研究――以三家央媒2016年全国“两会”报道为例[J].新闻大学，2016（3）：38-44.
28闫岩.喧哗与寂灭：中国特别重大事故的媒体呈现（2000-2015）[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73-97.
29赵云泽、丁琢、孟雅、李师贤.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先秦时期社会传播活动的功能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6（6）：129-140.
30朱鸿军、季成浩.经筵会讲：一种中国本土的政治传播仪式及其演变[J].现代传播，2016（10）：18-24.
31李卫华.清末“官营商报”案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59-75.
32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媒介化政治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6）：22-45.
33周叶飞.报刊与政府关系的重组：报律风波中的“共和”想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6）：46-61
34王润泽、余玉.技术与观念的互动：民初传播技术进步与新闻业务发展[J].国际新闻界，2016（3）：133-150.
35倪艳年.论民国前国人的对外新闻交流及其特征[J].现代传播，2016（6）：25-30.
36彭桂兵.汉密尔顿与出版自由：新闻法制史的考察――兼论“二元对立”框架生成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6（8）：36-53.
37方晨、李金泳、蔡博方.忽略的维度：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及其批判[J].国际新闻界，2016（2）：131-149.
38孙继强.论战时日本报界国家宣传机构身份的构建――驳日本报界“受害论”战争责任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113-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