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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1
201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颇为关注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学者们试图从科学技术的宏观角度，重新打量陪伴人类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它的功能不仅是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传播科技是有偏向的，某一种媒介形态往往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理解媒介形态所代表的科学技术，不能局限于科技本身。在新媒体发展、媒介形态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获得了超越单一媒介形态的研究视野。
因而，201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讨论了一个新话题，即“媒介即控制”。媒介的控制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控制，形成无所不在的意识操纵。讨论中所要揭示的问题是：理性的控制是如何嵌入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环境之中的？体现为怎样的历史过程？如何成就了尼尔・波兹曼所说的“技术垄断”？人对媒介的控制与技术垄断的内在关联表现了怎样的权力运作方式？我们在何种层面上可以消解这种理性的控制，进而消解媒介的控制，形成平衡的、自由的媒介环境？无论如何，媒介即控制蕴涵的是技术理性的统治，这是一种反人性的统治。对此，真实的人文问题应当是：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放给人类自由精神一条生路，能展现人与人的沟通与理解，能铺开通向道德自由的道路。
就具体的对于新媒体的使用而言，这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发表上海市民使用传播新技术的六项调查报告，显示了四方面的发现。第一，网络和手机的使用虽然相当普及,但采纳和利用的程度在市民当中分布不均,呈现出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组之间的“数字鸿沟”。第二，把新媒体作为一种交往中介或理财、娱乐的形态，显现与之相应的社会关联、社会活动的较多。第三，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认同和对社会整合机制的看法，以及对社会阶层归属的感知；第四，上海市民的意见表达并不踊跃，但关注公共议题、具有表达意向的人，表达意见相对频繁，网民比非网民意见表达频繁，网络的使用强化了人们已有意见表达的倾向。
这些结果给学界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思路。它们包括：第一，媒体作为资源或“资本”具有与社会分层相对应的结构分布；第二，媒体在这个结构场景中，通过人们对其的使用，成为感知人的社会向心和离心力、感知自己所属社会阶层归属的重要手段；第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其共同构成的传播生态中，通过使用者的行为，相互补充但也相互抵触，渗入人们使用―满足的心理和社会需求的活动中。中介化成为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社会形塑过程的核心特征。因此，对于媒体公共性的衡量，最终得落实在媒体资源分布和媒体使用的结构上，是否实际体现公正、开放，以及个人和群体利益得到清晰认知和充分表达。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挑战
不仅过去的“新闻实务”得转变为“新闻与传播实务”（包含各种非新闻类信息的传播实务），而且以往以报纸实务为背景的采、写、编、评等，必须得适应新媒体的环境，整合为能够适用于各种媒介形态的新闻与非新闻类信息传播的实务。
在传播科技五光十色的变化面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把握住了“向前看”的视野。互联网和web2.0兴盛之际，已经把眼光投向未来的“物联网”和web3.0甚至N.0了。物联网即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Web3.0的技术特征是：万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与物质世界的联接。一位研究者就此提问：
当客观世界自身具有了自我表达能力，而公众能够更为直接地感知客观世界的情态展现的时候，以新闻记者个人观察及新闻机构观察构成的公共传播的信息单元，是否将显露出巨大局限？当信息获取功能和信息分析功能更为强大的个人信息终端更加普及的时候，人们对于大众媒体的依赖会发生什么变化？公众还会像今天这样局限于对孤立事件有限形态的了解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处的被动位置吗？”
曾经让新闻学拥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在今天也面临着信息通讯技术应用带来的震荡。经典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各个学派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它的理论体系进行着日益精美的建造。但是，面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经典传播学研究本身已经直接面对突破自身局限的挑战：首先，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仅仅是与人类相关的浩瀚的信息传播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信息交流无疑是深刻影响人类命运的更为丰富的信息传播活动。其次，即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在其形态、结构、渠道、手段、目标各个方面也都受到物质世界、客观环境的深刻影响与制约。
我国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正在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为典型的是传播真实问题。在新媒体及数字化的条件下，原来的真实与虚拟的理解与界说，已经缺乏解释力了。这种情形要求新闻传播学者思考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现在的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与虚拟两种世界之中。然而网络等新媒体颠覆了这种认识，虚拟≠0，网上的聊天和信息传递，虽然不是物理符号的在场，但就信息与情感的交流而言，并不比现实生活缺少实在与真实。虚拟与现实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已经构成了互为因果的真实关系。它改变着传统的真实理念，而且改变着对真实的理解。
于是，“虚拟真实”的概念得以挑战传统的现实真实。在虚拟真实中人们可以与储存数据和消息的环境互动，所有的信息都被“真实”地呈现。在虚拟技术的帮助下，可以创造全新的信息环境，并在其中获得新的体验与能力。在这种情形下，网络传播时代的信息、信息环境真实问题，需要得到理论上的重新阐发。
也正是新媒体的环境，带来了新的问题，促使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得以跳出传统的研究范式，综合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权力学派的观点，以人文的思路来质疑这个新环境。2010年11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庆55周年的研讨会上，有学者借用尼尔・波兹曼的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四个问题：
“一种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 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人类的道义感，提高或减弱了我们向善的能力？其中波兹曼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人类执着地追求快速提供信息的机器，结果，我们被淹没在信息的大海里，新媒体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信息垃圾堆放场。”①
一些新闻传播学界人士已经认识到，在讨论新媒体的众声喧哗中，需要批判的视野。对于媒体融合等媒介科技的变革，学术研究关注点不宜仅仅集中于媒介内部以及技术本身，而要将这种变化放在一个宽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去考察、阐发。“技术垄断文化，文化向技术投降”，这种可能的结果需要学界向社会发出警告。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亦敌亦友，如果仅仅从技术，从传媒业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科技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视野以及研究水平将会有极大的局限性。正是在新闻传播学从分化到整合过程中，我国学者获得了这种较为清醒的认识。
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当前中国媒介技术的迅猛变革，以及由此激发出的民众、社会的巨大能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罕见的；关于媒介技术、媒体融合，我国从来不缺乏中国经验，在新媒体实践和研究方面，我国的学界与世界同行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丰富的中国经验可能催生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创新能力。
2010年内，一些传统的新闻学研究话题与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相结合，得出了较新的论点，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的特稿文章《媒介接触时间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建构逻辑》，便是典型。该文深化了“媒介接触时间”这个新闻学的话题，作者们同时着眼于量和质两个层面，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分析路线，并在全媒体生态的大背景下，以时钟时间和社会时间相结合的方式来描摹受众的媒介接触图景，通过日记法来同步展现人在时间序列上的行为空间、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在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媒介素养、媒介印象四个维度上对受众特征进行深度把握。
传媒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微观的认知神经传播的研究（使用眼动仪来观察测量人在接受信息瞬间的变化）。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传播与认知科学实验室完成的论文《媒介即信息：一项基于MMN的实证研究》，采用的便是这种方法。该文通过眼动仪，证实纸质报纸和电纸书报纸在脑认知机制上的差异及不同特点。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采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尝试。这项实验表明，纸质报纸需要调动更多的人脑机制参与；而电纸书报纸调动人脑的程度相对小些。实验同时证实，人们利用纸质报纸和利用电纸书报纸阅读内容时存在认知方式上的明显差异，电纸书报纸的认知发生更加全面均衡。
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对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技术挑战。换一种角度看，人的精神活动能这样被机械地研究吗？唯一会思想的高级动物，在自己创造的技术设备下变成了可以被精确测量的物，但人不是无机的物。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于科学方法论兴趣盎然，这是一种学术发展的好现象。时刻需要提醒的是：防止单纯使用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历史―哲学的理性思维。我国的新闻学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缺乏人文―哲学―历史思维的传统，在经历了长期政治化浸润之后，很快转入传播学“科学方法论”的窠臼，相对原来的政治化思维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维对人文―社科（包括新闻传播学）形成了压倒性的强大影响，已经显露出学术研究的机械和无深度。因而要具备这样的基本认识：无论“科学方法论”名下的各种方法如何新颖并在实证方面显得有效，人文―历史―哲学的逻辑分析比单纯的量化分析更显示人的思维特性。
在这方面，新闻传播学科内已有一些论文指出了这类问题。一位作者写道：“多数研究者考虑得更多地是用最容易操作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一支付手段来获得更多的课题经费、社会地位、学术地位而不是自己的学术责任―理论创新。……不管有没有必要，几乎所有的课题论证都要写上那么一点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者们拿出来的大量课题成果大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调查加对策报告，这些在方法论上有严重缺陷的报告不但对于理论没有贡献，而且对于实践也没有指导作用。”“随着科学理性压倒性的胜利，在与传播学术有关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数据成了社会稀缺资源，似乎谁都需要数据，似乎只有数据才能代表科学……我们的学术期刊也需要实证研究，因为它不仅能够看上去符合学科发展的主流，也意味着期刊的影响因子会得到保障等等。这些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实证研究的交换功能日渐显著，在中国迅速完成了货币化的历史进程。”②
鉴于此，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结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适当回归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注释
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2
关键词：传播学 专业英语 教学探索
研究背景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传播学专业也已经列入高校本科生专业目录，成为国内多所大学的新办专业。目前。中国高校本科生传播学专业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大多平衡和兼顾了学术界与业界两个方面，力图为社会培养两类毕业生：第一类是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使未来的从业人员在当代传媒中有效地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理解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以及大众传媒和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能够以战略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方式思考和解决专业领域中的各种问题，应对专业领域中的变化；第二类是科研人员：要让未来的科研人员在大学就读期间，从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得到熏陶，毕业后能够致力于对媒体内容、表现和受众方面的批判性分析，增加这个领域中的基础和应用知识，使他们具有批判性和规范性的分析角度，在学界和业界都能出类拔萃，在国内外担任领军人物。
经调查分析，中国的传播学本科教育与美国的大众传播学教育相仿。因此，课程设置要考虑到大众传播学专业的特点，增加学生对大众传媒的认知，注重传媒实践，同时提高传播学理论素养。传播学专业英语正是适应上述人才培养目标而设立的本科生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
概念界定
在探讨传播学专业英语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之前，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界定。传播学专业英语不完全等同于新闻专业英语，但与新闻专业英语存在着部分交叉。传播学专业英语应界定为“以英语为唯一的语言载体，既涵盖英语传媒实践，即英语新闻的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翻译、摄影摄像等业务技能，又包括大众传媒历史与现实方面的专业术语、传播学经典著作赏析及前沿思潮研读的专业知识体系”。
基于上述概念。传播学专业英语课程应该包括两大类课程：以英语新闻实践为内容的课程，是通过对英美电视新闻的分析，让学生了解英语电视新闻主持人、记者、编辑和技术人员的工作方法和特点，掌握英语电视新闻文本的结构、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特色，掌握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体育和健康等方面的英语新闻术语。而以传播学专业文章为核心内容的课程，则是通过阅读英语专业论文和著作，在了解传播学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为学生独立阅读专业英文著作、撰写英文论文奠定良好的基础。
特色探索
根据传播学专业英语本科生的教学实践，笔者对传播学专业英语在教学内容构成和教学方法层面的一些特点予以探究。《新闻英语视听说》和《传媒专业英语》两门课程共同构成传播学专业英语课程。借鉴美国大学的做法，前者是后者的预备课程，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的高级课程。第一门课程在二年级下半学期开设，第二门课程贯穿于三年级整个学年。
《新闻英语视听说》。《新闻英语视听说》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接触美、英和中国知名媒体的经典新闻作品或最新要闻；鼓励学生分析和借鉴美英电视新闻在采访、写作、摄影、播报等新闻业务中体现的特点，初步培养传媒职业精神和跨文化传播的视野；通过生动直观的案例赏析和专业知识讲解，帮助学生逐步掌握必备的电视新闻学术语，如新闻价值、电视文稿、主持人、标题、导人等，同时培养良好的英语新闻语感以及扩大新闻英语词汇量。另一方面。精要、简洁、辩证地指出中西方新闻媒体在议程设置、平衡报道、新闻与宣传、新闻与法律等方面的异同。
教学内容。课堂教学以CNN、NBC、CBS和BBC的新闻作品为主要视听材料。课后，学生阅读英文报纸，收听英文广播，收看英语节目，登录知名媒体的英文网站进行在线学习。熟悉主要新闻事件，了解其背景和最新进展。
《新闻英语视听说》包含英语和新闻视听说，其中英语是“外壳”，新闻视听说是“内核”。从“外壳”进人“内核”务必首先突破“外壳”。因此，课堂教学应引人视听跟读播报的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知识和技巧包括：练习跟读和复述，了解英语电视新闻结构，识记专有名词，听记数字，辨析和熟悉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发音特点，提高辨识新词的能力，领悟新闻导人部分的核心作用，利用句型结构理解大意，学习并掌握英语速记法等。
教学方法。《新闻英语视听说》课程为全英文教学，对学生的英语水平综合要求较高。而且，二年级本科生的英语水平大多为公共英语四级，建议采取以下教学方法：
课前问卷调查，了解学生需求。正式授课前的课堂调查，让学生介绍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听说水平作出自我评价，提出对课程的期望。设立学习目标。教师可根据学生的总体水平，控制课程难度和进度，也可依据学生各自的特点，因材施教。
课上精心引导，消除焦虑情绪。初次接触本课程的学生因听不懂，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和紧张。因此，教师应耐心引导学生放松心情，介绍英语电视新闻结构和听力技巧，鼓励他们进行跟读练习，模仿纯正的发音；了解英美新闻播报时的弱读、连读等语音习惯，熟悉不同民族和种族人士的口音，做到泛听与精听相结合；通过模仿正确发音，学生逐渐培养起对原汁原味英语的敏感和适应；针对新闻作品中涉及的专业话题向学生提问，启发学生从中借鉴其独特的采、写、编、评、摄等技巧。每课练习前介绍相关的新闻背景和新闻人物，帮助学生迅速增加新闻知识，消除在理解时的不确定性。
互动式教学，个性化辅导。在教学中，努力向互动式教学和个别化学习模式转变，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以学生的新闻实践作为传播学专业英语的“模拟演练”。
如每课开始时，学生播报英语新闻，以求掌握并应用英语新闻中的常见词汇。随后，教师会对每名学生的语音、语调、非语言交流等方面予以个性化的即兴点评和指导。
在此基础上，教师“模拟”英语电视新闻策划、采集、编辑、制作和播出的全过程。学生自愿分组，召开选题策划讨论会，实施采访，制作英语新闻。此教学实践强调原创性和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可根据各自的兴趣和特长确定分工。教师不断关注学生的作业进展，按专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建议。最终对学生的作品依次给予个性化的指导，巧妙地把新闻价值、倒金字塔结构、平衡报道等内容融入练习。
通过学习，学生既可系统地掌握热点新闻及其新闻背景和发展趋势，也可熟悉英语新闻的词汇、语法和文体特色，并逐渐适应电视英语新闻的语音语调、语速和语气，最终理论联系实际，合作完成电视英语新闻作品，全面提升对英语新闻的理解力和掌控力。学生树立了自信心，发挥
了最大潜能，沉着应对社会现实对新闻工作者的挑战，
《传媒专业英语》。《传媒专业英语》课程跨越一个学年，分成Ⅰ和Ⅱ两个梯度。教学目的在于：满足全球化对英语教学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要求，引导传播学专业的高年级本科学生直接阅读专业原著，在专业学习中巩固和提高英语水平，在英语学习中了解和研究专业知识。
教学内容。课程内容大致涵盖各类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学的主要领域，点面结合，深浅有致。形成梯次。每个单元一般包括综述文章、个案研究和著名学者关于该主题的经典论述。教师根据难易程度，灵活选取精讲和泛读的文章。
第一学期，课程以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开篇。导论中首先界定“传播”的概念。随后，以大众传媒出现的先后为序，选取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新媒体的相关文章。第二学期，学习内容更加倾向于学术性较强的文章，其中涉及广告、公共关系、传媒经济、文化产业与文化研究、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传播法律与道德等方面。
教学方法。《传媒专业英语》课程是重要的高年级专业课程之一，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由于该课程的讲授跨越一个学年，教师在教学中体现的侧重点也不同：第一学期强调听力、口语、阅读和翻译训练，第二学期则突出概括文章大意、收集素材、撰写学术文章的练习。具体采取的是以下三种教学方法：
研讨式教学。课前，学生预习指定文章，查阅相关材料，大胆提出疑问。课上，通过学生口译与教师点评相结合、对文章重点和难点的师生互动分组研讨、相关纪录片的播放等方式，着重培养学生对文章的精准理解、准确翻译、正确归纳作者观点的能力。在翻译和讨论时，鼓励学生大胆提出独到见解，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教师保持开放的、学习的心态，与学生平等、自由地研讨。课后，教师向学生推荐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鼓励他们继续深入研究。
研讨式教学不仅切实提高了学生阅读理解和翻译英文专业文章的能力，而且着重培养了学生探索新知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为撰写专业论文奠定了基础。
课堂演讲。无论学生日后是从事传媒实践，还是学术研究，他们都应成为某领域的“专家”。因此，第一学期教师建议学生从大众传播中选择某一感兴趣的领域，以课堂演讲形式介绍该领域并陈述自己的观点。演讲后的问答环节培养了学生的应变能力。教师根据演讲内容，结合学生未来的传媒实践和研究的需要，补充实用性强的传播学专业术语，播放相关视频，介绍相关传媒机构，拓宽就业渠道。
因此，课堂演讲的内容大于形式，切实有效地帮助学生灵活掌握传媒专业术语、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专业英语的听说能力，为日后就业拓宽思路、夯实基础。
科研课题。在听、说、译三种能力提高的基础上，教师要求学生撰写英文科研论文。论文撰写严格按照开题、撰写、修改、定稿的流程执行。
教师将论文开题移至课堂进行，既兼顾整体，又注重个体。论文写作中，教师不断激发学生的潜能，培育原创精神，鼓励他们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在思维和行文方面，学生要借鉴所学文章，体会东西方跨文化差异，运用正确的术语、英文表达和论述方式。教师借助电子邮件对学生的论文提出指导意见。虽然教师的工作量增大了，但学生常常被教师严谨治学的精神所感染，并在科研实践中激发和培养出强烈的成就感。
上述教学方法营造了张弛有度的课堂氛围，利于学生树立创新意识，提高其口头和笔头的专业交流能力。
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3
关键词 传播学教育 教学改革 课堂教学 建构式学习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1年开始，教育部开始批准部分高校在本科阶段开设传播学专业，传播学教育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与新闻教育的依附程度。然而，传播学与新闻学教育的关系，传播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师队伍、教学模式等众多问题的不明朗影响着传播学教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本文将简要叙述近几年传播学专业教学研究状况，概括本科传播学教育遇到的问题和教学改革研究，并对本科传播学教育改革提出建议性意见。
一、传播学本科教育的研究现状
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即传播学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传播学教育大众传播化导致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
传播学教育的新闻化源于传播学与新闻学一直以来的界限不清晰，两者的胶着导致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并为新闻工作者所研究，而新闻学界对传播理论的研究集中于大众传播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现及其在新闻实践工作中的理论支撑作用激发了新闻界对大众传播理论的研究兴趣，这又促进了研究成果源源不断的出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循环的过程推动了大众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大众传播学在高校和学界得以广泛快速的传播。
然而大众传播学的教育并不等同于传播学教育。在教学中，从专业名称的确定到教学方案、课程体系的设置实际上都面临如何科学认识传播学的问题。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近几年学术界和教育界广泛热议，而学界教育界对传播学这个学科的认知仍尚待清晰。
学科认知影响着培养目标，而培养目标又直接影响课程体系的设置。高校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存在一定程度重合的现象，对于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对传播学课程和新闻学进行差异化细分。在细化课程方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传播学专业开设了传播研究方法、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传播与文化、传播与科技、网络传播等丰富的课程。
对于传播学教育改革的方向，除了明确培养目标、完善课程体系，教材的使用和师资结构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刘海龙对目前高校中使用的传播学教材作了如下概括：教材引进侧着大众传播理论；泛泛的概论介绍偏多，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考察还比较少；在理论范式的介绍方面也还不够开放，仍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总之，大众传播教育只是传播学教育中的重要部分，大众传播化一方面使教育界和学生对传播学的认知狭隘化，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化指导思想下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体系则不适应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
2 传统教学模式弊端显著。急需引入新模式
在传播学本科教育的研究中，教学模式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陈旧的教师一言堂教学模式与新时期下传播学人才培养的不适应。在学界已形成了共识。
传播学教学基本是介绍欧美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但经典的传播现象和实验则无法还原给学生，不仅理论与实践脱节，而且容易形成教师一人独讲的教学情状。由于传播学的理论知识面较宽且有一定的抽象性。在本科教学中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模式易演化成填鸭式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接触了大量的知识，从学科历史、学科人物、概念、概念区分到模式、理论、研究方法等等，而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则让学生疲于记忆。在较短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学生往往无法了解传播理论的由来，也无暇透过社会的传播现象去理解理论。
学者们深谙这种延续了几十年的教学模式的弊端，呼吁改进课堂教学和引人互动式教学模式。
1 改进课堂教学
传播理论的本质在于描述和解释传播活动与传播现象。对于本科生而言，有些传播学理论较为深奥，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这要求传播学教学重理解和运用，在与实际的联系中理解理论知识。对此，李薇认为，对一些比较深奥的传播学理论可以变换教授方式。通过举例法、阐释法做到深入浅出，让学生搞懂理论内涵；注意深与浅结合；同时要善于把抽象的问题具体化、理论的问题形象化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将理论与现实社会、生活相结合进行思考。在教学的操作方法上。陆桂生和黄丹主张要点面结合。突出重点理论，形成传播学基础框架理论；同时向学生介绍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引导学生从本土化出发批判思考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传播现象，学以致用。
张玲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传播学本科教学的“渐进循环”教学模型，将“经典理论解析”、“相应案例引入”、“传播实务实践”和“学术前沿启迪”作为以课堂教学为始端的递进式教学模式。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对于传播学本科教育而言，教学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应用能力，通过对传播理论的学习而实现对理论的活学活用。
2，引入互动式教学模式
学者们从国内国外的视角分别构建了三种互动式教学模式：开放动态的教学模式、建构性学习模式、工作坊式教学。
(1)开放动态教学模式
开放动态式教学模式是相对于传统静态的教师单向传播的教学模式而言，学者徐协认为。这种模式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内容和教学课堂的开放。传播学教学要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教师要积极创造机会让学生多动口动脑，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如提问与解惑相结合，这是教学方式上的开放。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和空间也要开放：教师和学生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还要注重课下的交流，从而促进学生的思考；空间的开放意味着学生要拓展第二课堂。
河南大学郭奇也论述并在教学中实践了相类似的参与式教学模式。作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整个过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对学生进行全面的问卷调查；2)组织学生参与教材的选定；3)鼓励学生搜集传播案例，建立案例库，并在课堂上剖析；4)创设课堂对话情景；5)完善教学评估机制。
(2)建构性学习模式
建构性学习模式强调为了理解而学习，通过问题式学习和协作式学习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让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与意义结构。这种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协助(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通过必要的学习资料，进行意义的建构而学到。
复旦大学谢静归纳出了建构式学习的两大程序：一是学生在课前必须进行大量的资料阅读，教学不局限于教材，教师比较注重论文和著作。=是重视个案研究，老师会提供很多个案。供学生课上讨论或课后分析，要求学生搜集资料、整理后在课堂上陈述与讨论。
建构性学习模式将传统的课堂演变为自由课堂，这是一种由教师确定主题并进行指导，学生课下准备资料、制作教案、组织课堂充当传授者的教学模式。自由课堂打破了教师的主导地位，教师的角色由传统课堂教学中的主导者转变
为引导和串联者。在自由课堂中，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情景，即自由的气氛；同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张扬自己的个性，课堂上充分讨论。
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协作学习模式已为南京医科大学的健康传播学教学所采用，并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设计和评估体系，这为其它高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
(3)工作坊式教学
工作坊式教学是由高红玲提出的一种实践教学模式，并在教学中以“传播学研究方法研讨及实践操作”为教学主题的选修类课型进行了教改试点。这打破了课堂、教材和教师为中心的限制，实现“知”和“行”的对接，加速了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
工作坊式教学有这样几个特点：1)由科研项目带动；2)教学过程也是一个合作过程，即科研项目的策划、论证以及执行的全过程中进行分工合作；3)有明确的教学主题；4)参与项目的学生应该是通过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具有参加科研的理论准备；5)由多位不同方向的教师参与组成科研教学指导中心。教师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给学生带来立体的知识体系。
(4)科技汇流下的数字多媒体教学
台湾文化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周庆祥认为，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在科技汇流下亦面临了教学方法转向的冲击。如何将数字化的技术融入新闻传播教育中，设计出具学习成效的数字媒体教材，并将数字教材融入新闻传播教学课程中，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和解决的难题。
在WEB2，O的时代，如何应用数字多媒体教材于课堂教学以提升学习成效，也是特别提出研究的问题。教师的角色要由教导者转化为指导者，教学方式由教导转换为互动与分享。即由老师决定每周的课程主题，提供研习素材供同学参考，再由负责该主题报告的小组针对主题搜集相关数据，制作成数字多媒体教材简报，并引导同学进行课堂讨论。
一方面，数字多媒体教学具有典型的建构式学习特点，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教师角色的调整；另一方面，合理使用数字化技术设计多媒体教材会提高学生学习的成效；当然，新的教学模式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评鉴、反省和调整。这三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从传播学视角看教学模式在传播学教学中的应用
以上几类教学模式为中国传播学本科教学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但我们认为有一个特殊的视角：知识的传授从本质上是一种传播行为，无论课堂传授还是其他的教学方式都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因此对于传播学教学来说，教学工作又增加了一层含义，即教学活动本身便是一种传播现象，教学工作者理应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论证并依此选取最为有效的教学模式。
1 变化了的传播要素影响着传播效果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一种传播行为会产生相应的传播效果，当评价传播教学这种特殊的传播行为时，必须以传播效果为标准检视之。
当前高校本科阶段的课堂教学是一种显著带有5w特点的单向传播模式，大部分教学时间内教师是在传授知识，而学生或被动接收或选择不接收，传者与受者缺乏普遍的沟通。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高校经过十多年的大规模扩招后，传者和受者悄然间发生了变化。和十年前相比，传者在课堂教学中面对着更多的受者，小班教学已成为奢望，这直接导致课堂向公众性质的转变。如果说十年前教师还可以给每位学生发言的机会。那么在如今的课堂中教师已无法做到这一点。同时，学生的整体素质降低了，且一部分学生面对着专业调剂后对专业的排斥问题，而社会环境变化和信息多元化导致部分学生产生了对课堂的排斥感，于是在课堂教学中传者将面对更为复杂的受者群。
由于在课堂中更多的学生因得不到互动机会而可能降低对课堂的归属感以及现实存在的学生专业兴趣的问题，“噪音”便在课堂教学这一传播过程中产生了，无疑这影响到了传播效果。在不改变传播模式的情况下，传者会比十年前面对更多的难题。如果传者无法通过自身的权威度、传播技巧、传播手段等化解这些难题。那么整个传播过程便无法取得好的传播效果。
从上述传播理论中不难看出，由于教师在目前的课堂教学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取得好的传播效果便在很大程度上由传者决定，然而传者却不得不去面对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难题，这与扩招前大不一样。于是从理论上看，取得好的教学效果的可能性便显著降低，且不同高校不同学科之间会有差异性。
2 改良的课堂教学要与建构式实践教学结合
解决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低效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改变目前学生在教学中的被动地位，另一方面在于规避“噪音”及条件环境变化给教学带来的难题。针对传播学教学改革，学者提出了两个方向：1)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来增加学生参与教学的机会，如通过案例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2)借鉴国外建构性学习模式，彻底改变学生的学习习惯，学生在与同伴的写作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探索学习。
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可以改善目前教师、学生之间的不平衡。增加学生参与教学的机会和意识，缓解学生一味接受知识的习惯。可喜的是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建立了新闻与传播教学案例库，并在新闻编辑课堂上积累了成功的案例教学经验。作为此项教学改革的直接参与者，蔡雯认为探索情景式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对于讲求应用性的新闻传播学教学来说可以产生一流的教学效果。而案例教学正是情景式教学下的一种有效方法。0如果仅仅将案例教学引入传统的课堂中而不改变学生的被动地位和对教师的依赖，那么这只是对课堂教学的局部改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人民大学新闻编辑课的情景式案例教学模式则带有明显的建构式学习色彩：学生为学习主体、团队合作、教师指引、情景构建。
而建构性学习模式完全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将会遇到几个现实问题：1)建构式教学模式在美国主要为研究生教学所采用，而本科新生不具备研究生全面的基础知识，学生缺乏一定的知识做支撑；2)建构式学习模式下，教师的角色转变较大，不仅事先要对学生做全面的了解，教师还要在课堂中引导教学的开展，在课前学生的准备中发挥指导作用，还要对学生的学习作科学的评价，因此对教师的时间、精力和综合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加之目前大班教学的现状，显然无法整体推广建构式教学。
单一的建构式教学模式或经过改良的课堂教学均不能完全解决目前的问题。我们建议：以学期划分，将每学期的教学时间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采用经过改良的课堂教学，即通过改进传播手段和内容来增加学生的参与程度，引导学生结合社会传播现象来理解和学习理论，增加学生对课堂的归属感和学习热情。第二阶段，引入建构式学习的理念和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通过小组协作学习和教师的指导，通过必要的学习资料，在实践中将理论知识内化。较之于课堂教学我们称之为建构性实践教学。这里的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假期实践活动等有着根本的区别。建构性实践教学是正式的教学，同样依托于课堂开展教学工作，与课堂教学具有相同的地位，两者需要在学时上进行科学的划分。课堂教学在前，建构实践教学在后，学生在第一阶段课堂教学中了解一定的理论知识后，通过第二阶段的实践教学从而将理论知识真正内化，并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协作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两个阶段的学习相辅相成，从不同的侧重点展开教学活动。从而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由于本科生在不同的学年和学期所学的课程性质有一定的差异，比如一、二年级时公共课、英语课与专业课并存，而专业课的教学更适合于采用课堂教学与建构式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同时，由于每个学期的专业课均在一门以上，如传播学专业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了传播学概论与人际传播学两门专业课，那么第二阶段的建构式实践教学对以上两门专业课进行整合，包括对教师、学生和课时和教学内容的整合与协调。如果在传播学概论和人际传播学两门课程中分别进行实践教学，由于班级学生过多而导致单个教师难以应付，因此整合两门课程成立导师组，共同协调开展建构式教学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
教学模式做了调整就意味着对学生学习评价的模式也要随之变化，如果保持期末考试为主的评价模式，建构式实践教学则可能落于形式化。学生可能会有这样的理解：一切归根到底还是期末考试说了算。
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4
一、社会变迁与融合之道
对当今新闻传播教育所处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解读是与会院长发言的普遍起点。外部世界的变迁,特别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的“危”与“机”,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成为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需直面的问题。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教育者所面临的困境既有共同性又有地方性。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在演讲中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以及媒介生态的深刻转型向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空前挑战,他提出了四个“融合”加以应对:传承与创新的融合,本土与世界的融合,通识与专业的融合,教与学的融合。长期分管教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认为,经过多年讨论,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打好基础平台。在新技术媒介融合的态势下,新闻教育应在知识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加强培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则强调了“特色化”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Dean Mills在题为《新闻业与新闻教育中的失望与希望》的主题发言中首先检视了美国的情况,认为从今天美国的一些报道来看,现在既是新闻学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也是新闻界最糟糕的时刻,其表现是以报业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大幅削减岗位,新一代的受众逐渐抛弃传统媒体转而投向互联网的怀抱。“就业”成为很多人对新闻学的担忧。他驳斥了“新闻业已死”的论断,认为教育者要开发创新性的课程,要有更多的教材,不仅更好地服务于新闻学生,也让市民成为更好的新闻业消费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Charlie H. Beckett在《网络媒体下的新闻教育》的主题发言中认为,我们处于新闻业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首先有必要把新闻的生产和它的传播分开来看。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一是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二是“连接性”(connectivity)。网状的新型媒体结构改变媒体的消费和制作,而且影响深远。就欧美的情况而言,目前媒体的改变不仅是内容的改变,也是商业模式的改变,同时也是在公众领域,新闻从业状态的一种改变。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组织,他们很多公众职能都变成了媒体公司。我们新一轮教育是要不断地挑战新闻业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以及新媒体的本质。
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回应了新闻和传播研究的四个课题。第一,21世纪是一个新的百科全书时代,要构架出新的百科全书式的组织,汇集多种不同的知识,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百科全书研究网络。第二,面对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要与技术专家积极合作,应对技术革新的挑战。第三,对于大学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与各类机构合作,他认为新闻和媒体研究是社会的一个接点或者说是“契合点”,现有大学与社会存在一定的脱节,而在媒介化社会下,大学与社会的融合成为一种需要。第四,在全球化视野中亚洲新世纪已经到来,教育要用国际化的视野积极进行教育交流。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在主题发言《寻找未来的传播教育》中认为,我们可能正面临着古登堡革命之后400年来的最大挑战,进入了后Google时代。对台湾新闻教育而言,不仅有来自全球化、媒体汇流的挑战,还有来自商业化的挑战。他认为我们今天传播教育者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资讯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把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多年讨论的最基本问题总结为三对概念: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务、新闻与非新闻。从“面向”而非“矛盾”的视角去理解这三对概念更有助于我们摆脱当前新闻教育的困境。他还构筑了一个由三对概念构成雷达图,并给出了横向(院校间)和纵向(历时)比照的标准和建议。他认为各院校应该根据规模、需要、历史传统等建立平衡和协调的标准。
二、技术争议与专业本质
“技术”是众多与会代表关心的问题,同时也集中了较多的讨论。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Evgeny Zaytsev认为要把新技术当成工具而不是被其控制,好奇心和知识才是新闻教育的两翼。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理念比技能的培育更费功夫,技能要贯穿于理念之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等认为,把学习现代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受质疑的,过分的技术化取向对新闻教育是一种伤害。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香港电台训练及发展总监张圭阳等。张圭阳认为,这种迎合市场即时需求的教育实践被证明存在极大问题,毕业生们越来越擅长于播报即时短信息,而在分析性报道和深度报道方面颇为欠缺,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理事长杨志弘对媒介融合做了细致深入的介绍,他认为面临数字科技的这场革命,新闻传播学科首先要思考这场产业变革的本质,分析行业的关键技能何在,不能仅仅停留在担心的层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做了《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情况调查》的报告,他认为不能泛泛而谈新媒体与新技术,提供有说服力的事实可能更有利于问题解决。在他看来,技术是一种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对新闻传播学学科“专业”的讨论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热点。对专业性的挑战来自各个方面,既有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又有来自新媒介生态下诸如“公民记者”的挑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以重新审视新闻学教育的合法性为起点,对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何在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新闻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新闻实践所处理的是变化无常的复杂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专业体系能提供一种完整的理论知识及支持这种视角的理论分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闻学的专业程度又严重不足,与其他专业相比,新闻专业的人才缺乏专业独有的精神气质。
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Hugo de Burgh讨论了数字化时代新闻业所面临的一个悖论: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记者,那么专业的记者和采编机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新闻教育,而且需要一种与传统新闻学截然不同的,能够将研究和传播技术同知识与对公共世界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新型新闻教育,这将为许多职业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新闻学比其他学科更适合作为一种基础教育,新闻学是属于21世纪的学问。南加州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院长Ernest J.Wilson III在他的主题发言中也强调了向本学科外推广新闻传播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有一些必要的新闻学常识。
美国富乐敦加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Rick Pullen和Jeffrey Brody教授回顾了美国新闻专业教育的发源正是在煽情主义泛滥的年代,作为这场黄色新闻的教训,新闻学专业创立出专业化的课程计划。准确性不够和煽情主义是当时的一个很大困扰,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威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发展。同时,现在“专业”与“非专业”的壁垒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来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增加内容的附加值。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新闻学更适应于作为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加以推广,培养新一代的公民记者,以负责任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培养更多的公民记者、更多优秀的博主。
同样面对公民记者的挑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叶明德认为与公民记者相比,新闻学院培养的记者更要着重于:第一,要更熟悉数字技术,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第二,要有观点,有立场,大多数人要的是有意义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与成千上万的网民竞争;第三,要重新界定媒体的公共性,在培养人才时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否则对社会文明的提高没有帮助。
三、培养层次与教育创新
正如本次论坛中多位院长指出的,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从被定为一级学科,已经建立起多层次的培养体系。在体系日趋健全的背后挥之不去的是各层次到底培养什么样人才的疑问。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介绍了深圳大学实践教学理念变革和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在广告学专业实行实战性毕业设计代替本科毕业论文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做法搭建起从大学到业界的过渡桥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蒋晓丽对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进行了区分,并针对网络热炒的四川大学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进行了澄清说明。其本意并不是要取消毕业论文,而是想给毕业论文找出多种方式。她认为以往的毕业论文形式已经不大适应业界对新闻学科的需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在《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研究》中谈到在研究生层面计划从明年开始实行“3+2”模式,面向除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两年新闻传播硕士,从本科硕士跨学科的交叉来培养复合型的人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红则对高层次应用型国际新闻传播专门人才培养提出了她的观点。自2009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5所高校,试点培养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这一举措是当前加强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步骤。
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主任濑川至朗介绍了日本在2008年才设立第一个新闻学硕士学位的背景。地处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创建于1882年,它以培养记者而声名卓著,但一直没有设置新闻学的系统课程。此前的日本新闻界一直坚持在岗培训(OJT,on-the-job training)的人才培养方式,新进人员像白纸一样直接被各个媒体涂上自己的“颜色”,已经带有“颜色”的记者并不受媒体的欢迎。而2008年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生院开始设立新闻学硕士学位,这也是日本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生院。这一转变与大众媒体自身不断变化有关:24小时新闻播报使时限更为紧迫,记者们不再能从容地书写故事,也不再有时间来训练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让人沮丧,媒体间的混战、媒介入侵私人空间和错误报道导致一般民众对大众传媒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时,新来者凭借对新闻业使命的认知、对法律知识的熟识,及实践经验为新闻界带了一股新风。
悉尼大学媒介与传播系主任Steven Maras对博士层面的教育提出思考。他首先对英国和澳大利亚关于专业博士学位(PD, Professional Doctorates)、专业实践型博士(Practice Based PhDs)及传统的博士学位(PhD, Philosophy Doctorates)的讨论进行了介绍,并集中介绍了国外对前两者的争议。与传统的以学术研究为旨趣的博士学位(PhD)不同,专业博士学位(PD)的诞生较晚,在英国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以市场为驱动满足于特定领域的需要,如工程博士、教育学博士等。PD与PhD的区分较为明显。而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则是近十年的事,主要针对与艺术、创意等相关专业,它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关于这类专业实践型博士的讨论集中了五种类型的话语:隔离主义的(Segregationist);PhD学位的堕落(Degradation of the PhD);包含主义的(Inclusive);(后)殖民主义的(Post-colonial);矫正或重整学术的(Disabusing/Reclaiming the Scholarly)。Steven Maras认同第五种话语,认为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是一个反思学术何为的契机,也是反思大学传统的契机。
本次论坛中多位来自英美的院长都强调了新的教育中要包含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Judy Turk认为大众传媒生态的变化将带来大量的外包业务,催生出个人工作者的职业模式,诞生不为任何一个雇主而为多个客户工作的技巧娴熟的自由职业工作者。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教育者要主动探讨出新的教育培养模式,为新的现实环境、新的职业市场和新的职业途径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加强调新闻传播基本的价值,但也要更加强调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毕业生们不仅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求职者,更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策划人,为一个企业问题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成为跨媒介和产业平台的独立工作者。
继续教育和培训成为新闻教育的新领域。新加坡传媒学院副院长Jackson Yip以新加坡的个案为例,介绍了《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和硕士计划》。Jackson Yip认为如今的媒体和创意产业正发生着结构调整,为就业准备的传统教育框架再也不能满足传媒业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套具有灵活性的全新的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与解决方案来满足不断演变的技术发展。而整合多种资源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则帮助媒体与创意人士的实践工作更专业化。
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5
【关键词】全媒体；新媒体；新闻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B
第十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10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本届年会共收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等十余所知名高校的来稿118篇，最终入选宣讲论文30篇。
2010年无疑是各种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一年，借着2010上海世博会的契机，报网互动、博客、微博、SNS、手机媒体、车载移动电视、移动互联等蓬勃发展。在这样一个媒体行业激烈的变革与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本次年会以“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为主题，特设学界和业界专家组成的高峰论坛，旨在推动全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对于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相关研究的关注，为全媒体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提供启发和思路。
一、全媒体时代：新闻生产与受众研究
在全媒体的新闻传播环境中，参会的嘉宾和入选的论文首先关注的都是理论部分的新闻生产与受众研究。
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理事长、原台湾铭传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杨志弘博士认为，数字信息传播的融合趋势包括内容融合和渠道融合，在人人都是导演、记者、专家的时代，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已经模糊，媒体已经走向公共理性，即由“中心控制”走向“协同服务”，由“同质竞争”走向“异质竞争”，由“利润最大化”走向“价值最大”。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王云娜把关注点着眼于符号学原理及叙事系统上，通过《新闻调查》中的“网瘾之戒”的例子，进行微观样本分析。
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傅盛裕则以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的历史分期为时间规制，将深度报道作为分析对象，透过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视野对深度报道由“启蒙”到“监督”再到“记录”的功能转型进行了宏观研究。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生郑恩重点关注借由新媒体造势而发展起来的新媒体，在研究中提出，新媒体作为与传统媒体互补的媒介渠道，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首先提升“公共性空间”，强化“言论平台”。
同济大学传播学硕士生陈慧琳认为公民媒介素养的高低，不仅影响到传媒业本身的发展，更关系到公民科学正确地使用传媒，由此建立了一个科学的有关媒介素养测量指标的测量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验证了其正确性。
山东大学传播学硕士生张夕从媒介环境入手，分析阐述了全媒体时代的受众特点、受众研究的核心以及跨学科的研究视角，进而得出了“在全媒体时代，受众研究的最大成果，可能是颠覆‘受众’这个词本身”的结论。
二、全媒体时代：媒介报道与社会责任
在全媒体时代，如何使媒介报道与社会责任达到和谐统一，是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全媒体时代中的媒介报道因其影响力增大，应当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阐释。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阐释了公民新闻的几种形式：新闻评论、另类编辑、事实核查、草根报道，并总结了公民新闻在“政治责任”“信息政治”“抗争政治”和“象征政治”等方面的独特创造和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董晨宇、黄彪文将关注点集中在了大众媒体在公共事件报道中的叙事逻辑，并且试图利用叙事学视角解剖这一逻辑特点。他们发现，在新闻故事的叙述中，新闻文本偏爱寻求事件背后的“母题”，将某一社会冲突事件与公众熟悉的民生、民权、民族等故事母题相结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刘烨鑫和吴薇通过研究对比上海世博会的报道，看到了党性统一原则下不同媒体，由于地域不同、特色各异以及媒体级别的高低，地方媒体在报道中也会灵活处理，各有侧重，关注程度和新闻着眼点都有不同。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周豪从分析历史语境的角度，在还原提出“政治家办报”背景的基础上，考察了其思想脉络和主要所指，沿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轨迹，赋予其时代创新元素和不同政治承载。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博士生王建磊运用框架理论对收集的公民视频新闻样本展开了试验设计，通过各种假设及实验，最终证明了公民视频新闻的传播结构引起了受众信息接受量（认知层面）的变化；公民视频新闻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传播的价值观点能够引起受众态度和看法（心理层面）的改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硕士生庄孜运用制度经济学原理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交易成本、囚徒困境等理论框架，对新闻腐败现象原因及对策的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寻租方与新闻从业者间存在一种“合理”的交易成本，这种个人或集体的历史寻租的错误元行为，成为后期行为的依赖路径与行为惯性，并最终成为一种无效的锁定状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硕士生卢江南把关注点放在了传媒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上，认为根据社会的新变化，及时调整经营体制，熟悉市场运作法则，更新报道理念，方能重塑党报在传播市场中的主流地位。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生樊中华对知识分子在《南方周末》评论版上的新闻实践进行了系统分析，考察了知识分子对网络等新兴媒介的利用，发现了新媒体对知识分子独立性言论的扩散及影响力建设，以此呈现全媒体时代知识分子影响力的全生态景观。
三、全媒体时代：媒介发展与媒介变革
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介的发展是全媒体时代不变的规则，媒介发展到一定程度导致的媒介变革是全媒体时代的常态。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刘兆明认为传统报业在数字化方面的种种探索，基本上都是以“报”为核心、为基础形态来展开的。他通过研究传统报业应对新媒体冲击下的不同数字化转型模式选择及其得失，探寻到了建立适应于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环境的报业运作模式：以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为依托，反周期出版、受众中心与个性化定制。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马海燕认为中国社会应当构建弱势群体话语权有效表达的诉求和保障机制，对特权阶层的话语权要进行必要限制以及扩大知识阶层的表达权，这样才能使媒体话语权做到更好地再分配。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单颖文从全媒体化情境下手机媒体所展示的特性出发，分析了手机媒体在全媒体中所承担的功能，主要包括了与传统媒体更有效融合以及使传者与受者间迅速进行了角色转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常惠惠、刘烨鑫、吴微、方兆玉选择了“世纪佳缘”这一交友网站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卡兹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得出这类的交友网站主要是因其网络相亲特性、网站品牌服务、方便有针对性等优势吸引着单身男女，越来越成为婚恋市场上的主流。但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比如隐私信息的泄露、信息审核不够严密等。
四、全媒体时代：媒介呈现与大众文化
在全媒体时代，不同的媒介形式呈现出不同的媒介图景，进而影响到不同的大众文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陆晔教授认为，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介对应的社会空间分别的个人的、家庭的，而大屏幕将对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她以纽约时代广场、香港旺角商业区、上海五角场等拥有大屏幕的区域为例，归纳了大屏幕的私人表达、集体消费等功能，并尝试探索“新媒体技术对物理空间的重塑折射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及其互动过程？”这一问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邱悦通过分析《斗牛士》和《色，戒》这两部电影的表现手法，并结合当代心理学对片中人物与情节设定进行初步的心理分析，力图探讨西方与东方视角下的这一共同主题的内涵及其异同点。对这两部成功先例的研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李想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来比较《淹没》与《沿江而上》，从主题、视角、导演情感表达和镜头运用四个方面阐述两部影片的异同，考察中西方镜头里的中国样貌，并进一步探讨两位导演的拍摄动机、立场和身份意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生罗雪晴以《成都商报》、《湖南日报》、《羊城晚报》自199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的所有报纸为样本框研究，认为媒体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议题呈现中的偏向以及一系列的媒体排斥行为，最终造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在媒体的视野内被代言、被边缘化的社会处境。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刘金丽以《人民日报》对于政府形象的报道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十六大大以来的政府报道进行框架分析和内容分析，考察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转型期,我国主流媒体如何构建政府形象，并揭示在宏大叙事和简单概括的理论背后，政府形象再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阴良以“使用与满足”为理论背景，以“人人网”为例，通过各种数据分析得出孤独感和SNS使用之间是有正向相关关系，社会认同的某些方面和SNS的使用也是有关系的，而和“娱乐”、“搜集信息”等相比，“孤独”、“社会认同”能否被确定为网络使用动机的一种，还有待验证。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硕士生陆国静对准了在网络发展下不断壮大的同人女群体与耽美文化，运用了内斯特•鲍曼（Ernest Bormann）的“幻想主题修辞批评”方法，对网络场域中的耽美文化进行观察和诠释。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许静波通过三十年代中期香港的《工商日报》，文本中存在着大量对于上海都市文明的描绘和想象，呈现出两个不同的趋向，指出一方面来自于《工商日报》管理层和编辑层自身对于上海文化的观感，另一方面则更深反映了香港社会凝聚过程中的“无根”状态及对都市化及其所引发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附加影响的复杂心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硕士生毕琳选取《申报》社会新闻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认为不仅要关注媒体塑造了怎样的女性形象，还要探究媒介塑造出此种女性形象的影响和深层原因，论证大众传媒在两性平衡发展中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做到及时地反映社会现实，创造积极的舆论导向的作用。
五、全媒体时代：人际传播与健康传播
除了大众传播以外，人际传播和健康传播也是当下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的热点，在全媒体时代的今天，论文的入围作者也把关注点投向了它们。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何睿、任德举认为寝室空间作为大学生日常的生活、学习等综合区间，对大学生人际传播以及心身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董依明从人际传播学角度出发，以“人人网”为研究对象，解析了在Web2.0时代，中国SNS社交网络之所以能吸引用户眼球，不断提升用户对社交网络的粘着度与忠诚度，主要是因为它确保了虚拟交友网络的真实性，更新加强了人际互动，满足用户情感与心理需求以及其高效率的传播信息渠道。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李怡认为人际传播是在培养与维持目标受众关系时，一种可控性强且双向对称的、利于达到树立组织形象以及危机管理目的的公共关系手段。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陈思认为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迫使传者机构进行自身的调整，引入全新的媒介组合方式和信息的渠道，需要一个能包含数字化特质的研究模式。她采用AISAS模型，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传播效果进行了一个评估，并对以高学历和较高社会地位人群为对象的战略传播策略提出了建议。
新闻传播学认知范文6
目前，国内新闻院系的基本做法是开设《新闻学概论》课，但这种课程安排又与高年级的《新闻理论》课有所重复，这样一来，老师教着累，学生学得也吃力。近年来，伴随新闻教育改革的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新闻院校开始通过创设《媒介素养》课程来解决这个问题。2004年秋，上海交通大学在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开传媒素养教育课。除了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外，首批七百多名电子工程、农学和其他理工科的学生参加了这门课程的学习[13。2005年9月，中国传媒大学正式开设了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媒介素养课程。2006年9月，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也在全院2006级新生中开设《当代媒介素养》课程。
一课程设置突出“阶梯式”观念
从课程设计的角度看，新闻基础课程的目的就是“要构建本专业与其它专业相区别的标准，使本专业的学生掌握这些规律。”-3基于此，大一新生对于专业知识的普遍缺乏是我们设置专业课程体系必须首先考量的因素。我们提出的“阶梯式”观念实质就是寻求新闻传播专业课程之间的内在关联，按照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设置专业课程。
具体来说，我们将《当代媒介素养》定位为面向新闻传播专业大一新生的专业“入门课”——既是关于媒介知识的“普及课”，也是培养其媒介接触兴趣与习惯的基础性课程——设置这门课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切实提高当代大学生在“媒介化社会”中的生存能力，亦即认识媒介、理解媒介和使用媒介的能力。为此，我们设计《当代媒介素养》的课程内容几乎涵盖了传播者、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新闻、评论、娱乐、广告)等新闻传播专业的所有重要领域，切实“降低”高中与大学专业之间的对接门槛，让大一新生能够平稳有效地完成过渡阶段的学习。另一方面，本课程最终的定位是面向不同学科、专业的大学生，将媒介素养视为现代公民基本的文化素养之一，进而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高校“公选课”序列，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
与此同时，大一上学期分别开设了《新闻采访》、《中国新闻史》两门专业基础课，下学期又分别开设了《新闻写作》、《外国新闻史》课程，这些专业课程与二年级以后开设的《新闻理论》、《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作品评析》等专业核心课程在难度系数与专业深度方面形成了很好的梯度，便于学生理解和切近本专业。经过5年的教学实践，我曾经为1100名新闻专业的学生讲授了《当代媒介素养》课程，这一“阶梯式”教学改革尝试得到了同学们的普遍欢迎，很多同学表示这一教学方式对其迅速融人专业学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安徽省内许多兄弟院校也纷纷向我们“取经”，已经或拟将开设《当代媒介素养》课程。譬如，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不仅开设了这门课程，而且还选用了我们编写的教材。安徽财经大学新闻系则派老师与我们联系，准备开设这门课程。浙江工商大学更是开设了全校范围的人文公选课，并且也选用了我们编写的《当代媒介素养教程》作为课程教材。
二教学理念变革与教材编撰彰显“打通”意识
教学改革首先体现为教学理念的变革。传统的新闻教学基本分为新闻理论、新闻史与新闻实务三大领域，这种分类方式确实为新闻教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一个问题即在于新闻学原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分割过细且不同领域的界限过于泾渭分明，则势必会影响整体的教学效果。为此，我们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努力贯彻“打通”意识，即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将新闻史、新闻理论与新闻实务三大领域“融于一炉”，强调“论自史出，史从实践来，实践靠理论指导”，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应用新闻学教学的理论色彩与历史质感，拓展教学的深度与广度，也有助于加强应用新闻学教学对于具体新闻实践的指导性和针对性，更有效地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大新闻”概念以及个人立体网状的知识结构。
教材革新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出版的《当代媒介素养教程》也是“打通”意识的产物。该书的撰写理念完全跳脱了单纯的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实务的划分界限，将媒介素养视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之一，依此理念，以媒介素养关涉的三个基本能力(亦即对不同媒介的特质、功能的认知能力，对媒介传播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以及运用传媒及其信息为个人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能力)为主线架构全书，章节设置上基本涉及到了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诸多方面。比如：第一章“媒介素养概说”着重阐释了媒介素养的基本内涵和其对于现代公民的重要意义，第二章“新闻”介绍了新闻的定义和特点，并运用具体报道案例分析了新闻价值的含义和主要内容，剖析了新闻报道建构的全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并从新闻专业主义的维度探讨了产生新闻商品化和低俗化现象的根本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等等，全书十章内容中一以贯之的就是“打通”意识。
此外，该书还尽可能多地参考了国内外的相关著述，体例安排上也尽可能兼顾到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诸多方面以及这门课在专业学习中的基础性定位，力求通俗易懂，同时确保基本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案例的选择也尽可能贴近实际，接近当下。具体教学中，在充分发挥教材的新颖性特点的基础上，笔者还努力将“媒介素养”——这一西方土壤上的产物——进行本土化“移植”，用西方的理论武器剖析国内最新新闻事件，并且有选择地引入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丰富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的理论视野。
三教学方式呈现多样化
人们常常用“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来形容新闻工作，同样道理，新闻传播学的教学方法也应该常变常新，我们在当代媒介素养课程中就尝试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其一，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为双向互动式教学，加大课堂讨论的比例。新闻工作灵活机动的特质要求我们的新闻教学必须相时而动，推陈出新。同时，伴随大学的扩招，新闻专业的学生日益增多，而学生人数过多势必很难取得良好的课堂效果，更不宜在课堂开展大型活动。针对这些现实状况，我们有意识地在课程中加大了课堂讨论的比例。每年新学期伊始，我们都会将学生按照1O人一组分成若干小组，并随着教学进度的展开，定期举行课堂讨论。每次选择1-2个话题(内容多是专业问题或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可以由老师出题，也可以由学生自拟题目)，从主持人的选择、评委团的设置到评分细则的设计，所有细节都由学生自主决定，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讨论中，每组选派2名代表阐释本组观点，并且这2名同学还必须说明本组其他同学的具体分工，以确保所有同学都能参与其中。最后，由主讲教师逐一评点同学们的观点。实践证明，这一方式对于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均大有裨益。
其二，在加大传统体系式教学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进行一些专题式教学。传统新闻学教学基本按照既定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来推进。对于专业基础课程而言，这种教学方法的好处是脉络清晰，使学生易于从整．体上把握学习的重点和难点，但这种方法往往很难深人地剖析具体的专业问题。为此，我们又尝试将专题式教学方法引所教课程中。我们选择以理论教学为“经”，以专题讲座式教学为“纬”，教学中既有必要的概念厘清和理论分析，又有具．体专业问题的深入解析，几年下来，效果明显，很多学生称这门课程对培养其专业兴趣、深入理解某些专业问题都具有很大的帮助。
其三，强化案例教学，突出基本训练。我们在教学中始终遵循新闻学应用性强的特点，给予案例教学和基本训练相当大的重视。我们特别注重引入新近发生的新闻案例，有的时候，课前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即刻就会成为媒介素养课上老师评点的案例。与此同时，在每年新学期的第一次课上，我们都会为同学们开列《人民13报》、《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10多种国内报纸以及诸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西方报纸的网站，要求同学们每天必读其中的3份以上，然后针对报纸上新闻报道的好坏优劣进行专业性的评点。此外，我们还按照不同媒介形式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比如：报纸组、广播组、电视组、网络组等，要求以小组为单位，结合具体新闻事件、新闻现象定期举行讨论，老师则每学期至少安排一次课堂讨论，分组汇报讨论结果。这样的教学设计不仅充分体现出应用新闻学的基本特质，也有利于学生迅速找到专业学习的“抓手”，进而有的放矢地提升个人的专业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