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的含义范文1
在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段重要的论述为我们全面地、准确地、完整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关于“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见解启发我们，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重要的发展理论，其内部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理论端点，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反思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张力，以便做到统筹兼顾。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入手，深入地探索蕴含在科学发展观内部的这些重要张力。
“科学”概念中的内在张力
众所周知，英语中的science和法语中的science通常用来指称自然科学，但在德语中，Wissenschaft这个概念不但涵盖自然科学，而且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康德和一些大哲学家，如黑格尔、胡塞尔等，都喜欢把自己的哲学称作Wissenschaft。如果我们运用现象学的显现的方式对诸多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当代中国人思维的自然倾向上，通常是从science，即自然科学的含义上，而不是从Wissenschaft的含义上，来理解“科学”概念的内涵的。当当代中国人谈论“科学性”、“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话题时，这里言说的“科学”无疑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而当今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以及高校和研究机构只在理工科专业中设定院士的做法，实际上隐含着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资质”的否认。
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假如说，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并试图通过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来指导人们合理地改造自然，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现实，并试图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来指导人们批判并改造传统社会，以追求更为合理的社会形式，从而实现自己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任何自然科学的研究要想回避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以背景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澄明价值前提的。脱离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导向，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会陷入迷途。当今社会中自然科学研究的课题，如人体克隆、试管婴儿、遗传工程、器官移植、电脑网络、核能的运用等等，无不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伦理学为它们澄清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
何况，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技术和科学本身的性质也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0年出版的《技术之追问》中区分出两种技术：一种是“手工技术”，另一种是“现代技术”。前者如荷兰的风车、中国农村里的水车，它们不可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后者则不但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如火力或水力发电机、化肥和农药的大规模使用、围海造田和围湖造田、大规模使用冰箱和空调、工业和交通工具排放的大量废气和污水等等），也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如核武器和先进的常规武器、窃听器、定位仪、远程跟踪和摄影、电脑黑客、测谎仪等等）。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1968年出版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强调，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不但成了第一生产力，而且也成了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正在不断地排除像政治学、伦理学这样的实践科学，而用“合理性”和“效率”取代了诸如“民主”、“自由”、“正义”、“美德”这样的核心的人文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还蕴含着“科学主义”的兴起和蔓延。科学主义把仅仅适合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范围内的观念和方法简单地搬运到人文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比如，用数学上量化的方法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著的质量；用工科中的“工程”概念来称呼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如“希望工程”、“形象工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等等；甚至用“螺丝钉”、“工程师”这样的提法来比喻普通人和教师。其实，每个有生命的人都不是一颗被动的、被拧在某个地方的“螺丝钉”。把有生命的个人比喻为“螺丝钉”的做法，就是人被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最后消失在物的重压下。
总之，在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中，唯有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才能使“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思想所蕴含的人格尊严、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真正扎根于这一发展观中。
“发展”概念中的内在张力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众传媒和日常语言中，“发展”这个用语是出现得最频繁的用语之一。人所共知，作为动词，它译自英文中的develop，法文中的développer或德文中的entwickeln。细心的研究者很容易发现，西文中的这三个动词都具有双重含义，即既可以被解释为“改变”，又可以被解释为“显现”（这层含义是从胶卷冲洗中的“显影”的含义引申过来的，这三个西文字也都可以被解释为“显影”）。其实，正是这一双重含义勾勒出“发展”概念中蕴含着的两个重要的理论端点：
一方面，任何发展都蕴含着人们试图“改变”某个地区的主观上的态度和努力。比如，人们对这个地区未来发展规划的制定、对电脑效果图的构想等等。显然，“改变”这层含义更多地是从主观方面去设想并预期的，而未来发展规划的制定、电脑效果图的构想等等，体现出来的正是主观方面的臆想，因为人们通常是根据平均化的、完全顺利的进程来制定和构想这些东西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客观上“显现”出来的结果往往是不同于人们的主观臆想的，即不同于事先制定的发展规划和电脑效果图的。因为在任何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原来未曾预想到的种种偶然因素，如气候的突变、材料的匮乏、干部使用上的失误、资金投入的受阻、突发的灾祸、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冲突等等，会导致整个发展规划的停顿，甚至“下马”。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发展过程能否顺利地得以展开，还取决于事先制定的发展规划是否遵循这个地区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就是以直接地向我们的意识显现出来的现象作为合法的研究对象的，而现象学家提出的口号“面向事物本身”正是要引导人们去面对向他们显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现象。这种现象学的思考方式深刻地启示我们，尽管任何自觉的发展过程都需要事先制定发展规划，但决不应该把发展仅仅理解为“改变”外部世界的主观臆想、主观意志和主观规划，而应该把它理解为客观的“显现”过程，在这一显现过程中，事物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它必定遵循的客观规律都会顽强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为动词，英文中的develop，法文中的développer和德文中的entwickeln也都具有“开发”的含义，而“开发”、“开发区”这样的概念也是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众传媒和日常用语中出现得最频繁的概念之一，其实，“开发”和“发展”都译自上面这三个西文动词。我们知道，“开发”这个用语一定会涉及到作为开发主体的人们与作为开发对象的环境和资源的关系。而在日常的现象世界中向我们显现出来的通常有以下两种不同的“开发”形式：一种是“破坏性的开发”，即以环境和资源的牺牲为代价的开发形式，某些地区的某些人常常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子孙后代的长远远益，这种“杀鸡取蛋”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保护性的开发”，即以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开发。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光辉的范例。无庸讳言，我们提倡的是后一种开发形式。事实上，也只有这种形式才能确保人类、环境和资源都以总书记所说的“可持续”的方式发展下去。
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张力
上面，我们考察了蕴含在“科学”和“发展”概念中的内在张力，下面，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在任何一个自觉的，即由人类自己积极地加以发动和推进的发展过程中必定会遭遇到的以下两组关系：
第一组关系是：“内在动力”和“全面协调”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内在动力？内在动力就是一个社会（包括不同的地区）得以持续地向前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显然，没有这样的驱动力量，一个社会就会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众所周知，不但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而且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思想路线，国民经济的发展几乎濒临崩溃。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路线，导致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中国社会的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内在动力”对于任何发展过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乍看起来，正是改革开放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原动力。其实，真正的原动力乃是人们的欲望和利益，而改革开放中采取的种种措施不过是对这些欲望和利益的肯定和激励。
然而，一个社会一旦在自己的发展中获得了持久的、充分的原动力，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产生了，即任何发展都是不均衡的。于是，在发展进程中就会显现出愈来愈大的贫富差异和地区差异。假如人们对这些差异的显现不加重视的话，就有可能引发各种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解体。因此，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做好“全面协调”的工作。什么是全面协调？按照我们的理解，全面协调就是根据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对整体结构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确保整个社会稳定地、持续地向前发展。总之，没有内在动力，任何自觉的发展过程都无法加以实现，但一旦获得了这种动力，就不光要通过全面协调，保持动力的持久性，而且也要对事物的结构做出及时的调整，以确保整个社会不至于在发展中解体。
社区文化的含义范文2
[关键词]老年人；健康体检；生化指标
中国65岁及以上的人占总人员的8.87%，比2000年人员普查时上升1.91%，人员规划大，添加快，高龄化严峻。因而，老年人的健康疑问已引起了极大重视。跟着全国各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服务设施和人员制造的完善和健全，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服务得到很大程度的进步。定时为老年居民供给全部体检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其有助于了解和追寻人体代谢情况，对疾病确诊、发展和预后做出精确判别。特别是进入老年人，机体推陈出新受到影响，致使体重添加而过于肥壮，血脂增高易致高血脂症、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有关疾病。在体检中，惯例体检只进行体重、身高与血惯例查看，比较少触及生化目标剖析。这篇文章详细探讨了社区老年人健康体检有些生化目标剖析的价值，现陈述如下：
一、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目标：人体细胞、器官和安排的构造与功用跟着年纪的添加而逐年老化，致使抵抗力降低、患病率添加。老年居民的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因而，把握社区老年居民的健康散布情况与规则，对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的防治和办理具有严重的含义。2013年9月～2014年8月挑选在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健康体检的社区老年人180例。归入规范：年纪≥60岁；知情赞同健康体检；寓居本大街≥3年。其中男100例，女80例；年纪60～89岁，均匀（69.33±3.13）岁；均匀BMI为（23.11±1.64）kg/m2；文化水平：文盲22例，小学38例，初中40例，高中与中专40例，大专及其以上40例。
（二）体检办法：选用统一体检表格，一切健康体检项目由专业人员依照操作规程完结。
（三）生化查看：一切病人在体检当时空腹抽取静脉血4～5ml，用生化剖析仪查看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总胆固醇（TC）、空腹血糖（FPG）、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等。
（四）确诊规范：肥壮情况：体重指数≥23为超重，≥25为肥壮；血脂异常：总胆固醇>5.7mole/L，低密度脂蛋白>3.1mole/L，三酰甘油>1.7mole/LL为规范；高血糖以空腹血糖>6.11mole/L；肝功用反常：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40 U/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40 U/L，高血压： 收缩压≥140 mm Hg（1 mm Hg = 0. 133 3 Pa）和（或）舒张压≥90mm Hg准。1.5统计学办法：挑选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剖析，计量数据选用χ2查验，以P
（五）统计学办法：挑选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剖析，计量数据选用χ2查验，以P
二、结果
（一）体检成果：在180例老年人中，检出肥壮32例，血脂反常78例，高血压45例，肝功用反常24例，高血糖34例。
（二）体检成果比照：老年男性中的肥壮、高血压与血脂反常检出率显着高于女人，区别有统计学含义（P
结论：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改进，社区老年人的健康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进，人均寿数得到了显着进步。但在社区老年人中也存在对健康常识的缺少、不重视合理膳食和不良的膳食行为习惯。体检是一种新的自我保健方法，它能够变被迫看病为主动查看，变消沉看病未积极防病。在惯例健康体检中，如血压、心电图、胸透、生化等查看，意图在于用各项身体目标来进行个人的健康评价，而生化体检是指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经过专业医师进行排查，意图是发现是不是存在高危要素，并采纳相应措施进行干涉。这篇文章在180例老年人中，检出肥壮32例，血脂反常78例，高血压45例，肝功用反常24例，高血糖34例。一起老年男性中的肥壮、高血压与血脂反常检出率显着高于女人，比照区别有统计学含义（P
[参考文献]
[1]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制定联合委员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7，35（ 5） ： 390-419.
[2]卢 燕，张 贤.上海市湖南社区 60 岁以上老人代谢异常现况分析[J].中华全科医学，2012，10（ 2） ： 254-255.
[3]刘巧芬，李 珊，张红丽. 丽水市机关干部高尿酸血症影响因素分析[J].上海预防医学，2009，21（ 11） ： 533-534.
[4]戚成兰. 健康体检者血脂检测结果分析815 例[J]. 中国医药指南，2009，7（ 16） ：28.
[5]周吉萍. 社区高龄居民健康体检部分生化指标分析及其意义[J]. 中外健康文摘，2014，21（ 9） ：295.
社区文化的含义范文3
关键词：景区品牌 城市品牌 景区传播 符号学
基于文化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城市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一个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的形象载体。城市品牌则是将城市中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等社会价值整合应用而发展成的综合性品牌。郭国庆、钱明辉与吕江辉（2007）认为，城市品牌是城市的整体风格与特征，是将城市历史传统、城市标志、经济产业、文化累积与生态环境等要素凝聚而成的城市灵魂。在这一过程中，景区品牌对城市经济、商业、文化、历史品牌等众多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景区品牌推动和构建城市品牌的例子不胜枚举。历史古城，如西安、洛阳、登封等，侧重其历史积淀和人文底蕴，通过兵马俑、白马寺、少林寺等景区，打造出文化源脉、历史重镇的城市品牌；风景名城，如宜昌、丽江、九寨沟等，则依托风景资源，通过三峡、玉龙雪山、九寨沟等景区，打造出观景休闲的城市名片；新兴城市，如烟台、青岛、深圳等，则借助商业力量与景区品牌的联姻，推出如张裕葡萄酒庄园、海洋极地世界、世界之窗等游乐型景区，打造出现代化、体验型的城市名片。
随着现代化城市聚集的快速发展，如何借助于景区传播来推介城市品牌、如何打造和延展城市品牌就成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学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
符号与符号学
在探讨景区品牌与城市品牌的符号学意义之前，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符号？广义来说，符号是用来代表或表示其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的任何物质存在。社会互动理论（social interactive theory） 认为，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符号的互动。德国著名美学家马克思·本泽 （Max Bense）曾指出：“人不仅与事物发生关系，而且与符号发生关系，人的意识与其说是对象世界，不如说是符号世界。在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中，符号活动是目的性对象活动的基础”。符号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人类的传播可以不再局限于物质载体，而进入以符号指代物体的抽象交流层面。这伴随着交流成本的降低和交流效率的提高，也伴随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
现代符号学最强大的源头和分支便是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以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符号学。索绪尔认为，任何符号都是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构成的，能指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所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这两部分的合体才是一个完整的符号。任何事物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随意的，无需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如动物“狗”和符号“dog"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仅仅是由于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才使得“dog"成为动物“狗”的符号）。符号表意的完成依赖于长期的社会互动和社会传播，将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想关系固定化，使得“任何一个语言实体的存在都只能通过能指与所指间的联想发生作用”。由于索绪尔研究的对象是西文体系（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这一原则更加明显。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指示法和分类法，应用到品牌传播的实践上，便对应了品牌定位、建构、识别的基本要求：即品牌的符号形象本身可以是任意的，但与物质实体相关化或相似化的符号具有更密切的能指与所指关系；品牌的意义在于它的差异化，在于它与其他品牌的不同程度，在于它的与“众”不同。
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符号”则更多的借用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符号学家皮尔士的思想，将符号视为对某种物体或可识别对象的指示、标志或象征。皮尔斯对符号系统的研究更偏重于符号在人类总体经验中的作用。他将索绪尔基于语言符号学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推广到所有的符号现象中，并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之外加入了“释读”这一维度。他认为，所有的符号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代表项 （representamen），指涉对象（ object） 和解释项 （interpretant）。这三者是符号化过程中的最小单位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符号都是这三者元素的三位一体化（见图1）。
皮尔士认为，符号自身无所谓指称和表达。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在于代表项（媒介）所代表的事物（对象）能够被（解释者）释读。代表项（亦称媒介）可以是文字、图形、声音，也可以是感官的印象或者思想，在符号中主要行驶表述功能；对象可以是实物或想象物，是引起符号表述的发轫端；解释是符号的意义过程，是符号在人脑中唤起的认知。解释项是一个过程态，包含了两个二元关系过程：从媒介到解释，从解释到对象。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符号的解读都是依赖于符号的。也就是皮尔士所提出的“无限符号过程”理论。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符号学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重要补充在于加入了解释者在整个符号构建中的作用，从而将符号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中解放出来，进入语义学的范畴。应用到品牌传播实践上，意味着品牌是由品牌符号（媒介）、品牌对象（产品）和消费者对品牌的解读共同完成的。消费者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形成品牌符号和产品对象之间固定化的联想就是品牌的要义之所在。
品牌、城市品牌与景区品牌
综合结构和实用主义符号学要义，本文认为，品牌是指人为建构的，能够对产品起到指示、标志或象征意义的文本、图像、标识，乃至人物、事件和活动，是品牌对象，品牌形象和品牌联想三要素的总和（见图2）。
城市品牌和景区品牌，尽管其所指代的对象不同，在本质上与商品品牌无异，都是人为构建的，包含着对象、想象和联想关系的三方要素的总和。综合本节综述可见，符号学理论为品牌、城市品牌和景区品牌的概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从符号学的角度而言，任何品牌的创建都涵盖了三个核心要素：创造品牌符号（代表项），赋予符号以内容和意义（对象），传播符号和意义使得消费者（解释者）完善从符号到对象的联想过程。
品牌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包含着品牌形象、品牌意象和品牌联想三个三位一体的要素。这三大要素构成了一个代表项、对象和解释者之间相对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形态。其代表项关联者，对象关联者和解释者关联者分别对应了营销学中品牌形象、品牌识别和品牌沟通三个过程要素。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则分别对应着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和传播渠道三个传播层次。
第一，品牌形象是指消费者对有关品牌的特定“联想”、“知觉”或“态度”。这一概念从提出以来就一直是市场营销研究和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目前关于品牌形象的界定很多，但基于消费者心理要素来界定品牌形象概念的做法在品牌形象研究中基本上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国外研究者们往往直接采用心理学术语来对品牌形象进行定义，如将其定义为消费者有关特定品牌的“联想”或“知觉”、“想法”和“情绪”（Bullmore，1954）、“观念”（Gardner and Levy，1955）、“理解”、“知觉”或“评价”（Friedlnann and Lessig，1987）、“印象的总和”（Herzog，1963）或者“态度”（Bird，Channon and Ehrenberg，1970）等。
第二，品牌识别可以看做品牌形象的传播和营销效果，是消费者能够将该品牌与其他品牌形成差异化认知的程度，也是品牌行销的关键。所谓品牌识别（Brand Identity），就是一个品牌在目标消费者心目中被认同的形象，是一个综合的选择、认知、再现的心理体验。它包含了企业所期待的品牌的理想状态，代表的产品及企业最本质、最具特色、最能对目标公众产生极大吸引力的象征要素，是产品得以与其他产品形成差异化区分的核心价值。美国著名品牌管理和品牌营销权威大卫·艾克在《品牌领导力》一书中指出，现代企业品牌打造的发展趋势是品牌识别驱动而不是销售驱动，也就是说，未来商业品牌的建立不仅仅是依赖传统的战术性的方法，如标志设计和传播、媒体广告、促销等，而应更侧重于品牌识别战略。
第三，品牌沟通是一个多方的、双向的过程。企业品牌本身不仅仅是企业对品牌的自我规定，也包含着从消费者角度所生发的品牌体验，以及竞争对手或市场竞争状态所规定的品牌位置等概念。在品牌形象定位的过程中，品牌沟通包含着企业产品与竞争对手产品的沟通比较，从而确定差异化定位；在品牌传播的过程中，品牌沟通包含了传播渠道、传播方式和传播体验的三者结合的传播形态；在品牌识别阶段，品牌沟通则是集传播效果的检验和回馈为一体的信息反馈过程。可惜的是，由于传播学与营销学的学术分野，以品牌沟通为对象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传播学论述更是寥寥。尽管其基本理论框架在传播学的内容研究、渠道研究和效果研究方面都能找到相应的支持，但却鲜少综合化的论述，更遑论以传播学的视角考察品牌形象、品牌识别等商业行为。本文尝试以传播学视角切入，来观察和论述营销活动中的品牌传播行为，以期为此研究空白聊做抛砖引玉之功。
同产品品牌构建一样，城市品牌建构的首要条件是科学合理地进行城市品牌定位。城市品牌定位包含对城市既有形象与未来发展之描绘，可以是巩固、拓展、乃至转型。但是，同产品品牌不同，城市品牌所营销的商品并非实际的产品，故无法明确的定义清楚（Ashworth & Voogd，1990）。城市品牌建构不是一个空中画饼的过程，而必须以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条件为立足点，兼顾城市的传统优势与地方特色，结合城市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规划，打造成具有差异性、可行性、发展弹性、与可持续性的城市品牌。所谓差异性，是指城市品牌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实现独特的品牌定位；所谓可行性，是指品牌策略必须与现有条件相结合，具备品牌操作性；发展弹性是指品牌定位不能局限于某一或某几个有限的模式，而应该具备一定程度的兼容性，能够随着社会发展与变化，适时的发展或改变城市营销定位，实现品牌边际效应最大化；可持续性，是指城市品牌的定位不但要结合当前的社会局势，更能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趋势和方向，使得城市品牌能够在充足的时间内实现循序渐进的品牌增长和持续性的品牌经营。
建立在差异性、可行性、发展弹性和可持续性基础上的城市品牌能够极大的扩大城市影响力，形成城市的无形资产，为城市在多元竞争中赢得更多机会。城市品牌化的目的首先在于其功能性意义。定位明确、清晰、独特的城市品牌能够提高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对其所能提供的服务、资源、环境的信赖，使其在决策过程中可以迅速加以评估，进而将特定的决策与特定城市品牌相连，形成消费忠诚度，使消费者愿意不断造访该城市。
景区品牌与城市品牌之间享有诸多共通性，如景区品牌同样包含历史、现状、未来等要素，远远高于一般性商业品牌的涵盖范畴；良好的景区品牌同样受到既有客观要素，如景区资源、景区区位、景区区域消费能力和景区竞争力等条件的制约；景区品牌建构同样需要通过不同形式的、多层次的景区体验来建构和巩固。但另一方面，景区品牌较城市品牌而言，具备更多的商业化可行性空间。尽管景区品牌一定程度上受所在城市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但商业营销手段与景区品牌的结合所缔造的成功先例也屡见不鲜。
景区品牌与城市品牌的符号学传播意义
景区传播从形态上看是传播学的分支，是指利用各种媒介手段对景区对象及其符号意义进行推广、传递、广播的过程。在符号学意义上，传播加速并推动着能指和所指关系在社会层面的扩大和固化。具体到景区传播而言，就是以传播为手段，加速景区符号与景区对象之间的指代关系，使得潜在消费者（解读者）能够迅速的实现从景区符号到景区本身的联想。
从符号学的角度而言，所指对象本身的具象化程度与符号能指和所指间联系的稳固程度有极大的贡献作用。景区品牌符号比城市品牌的符号所指更加具体，因而也更容易将经营者所希望的品牌定位与景区本身的物理存在结合为固定化的景区符号。如理论框架所述，索绪尔符号学的一大贡献在于指出符号的本质在于符号间关系。既定的符码系统是由一系列互相联系的符号组成的，并各自勾连，以节点网络的形式存储在人的记忆和认知系统中。固定的景区品牌符号能够首先在消费者的脑海中形成为景区的特定记忆节点，并同时由于景区符号与城市符号之间的勾连关系，实现从景区到城市的符号联想。从这意义上而言，对景区的体验本身就包含了景区符号与城市符号之一体化的过程。
基于前文的概念界定，本文认为，鉴于我们绝大多数景区在物理空间和行政管辖上都归属于其所在城市的总体战略布局，因而，就我国国情而言，景区传播是城市品牌的直接组成部分。其传播行为往往是由城市宣传部门参与或者规划，隶属于城市传播的大框架下。因此，从景区传播角度切入的城市品牌构建，不仅仅提供了景区品牌如何以点带面的视角，同时也可以从景区传播的角度窥见城市整体传播的宏大格局。
结论
景区品牌和城市品牌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景区独特的资源优势能够打造标志性的景区品牌，进而塑造具有差异化特征的城市品牌；固有的城市品牌也能够助力景区的打造和景区品牌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景区传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联系者和推动者的作用。这一互相推动的过程的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城市品牌的最优化，使社会受众能够明确的了解和知道某一区域，并将某种符号形象和联想与这个城市的存在自然联想在一起，从而引起人们的意识、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改变，进而带来行为方式的转变，以移居、投资、旅游、消费等各种形式最终促进城市的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郭国庆，钱明辉，吕江辉.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象.人民日报，2007.9.3
2.马克斯·本泽，伊利莎白·瓦尔特著.过亿符号学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费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
4.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著.皮尔斯文选.涂纪亮，周兆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Bullmore，J.（1984），"The Brand and Its Imag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3
6.Gardner， B.， & Levy， J. The Product and Brand[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55，3（4）
7.Featherman，S.and A Paul Pavlou，" Predicting e-services Adoption： A Perceived Risk Facets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59，（2003）
8.Herzog，H.（1963），Behavioral Science Concepts for Analyzing the Consumer，Marketing and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Perry Bliss e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9.Bird，M.，Channon，C.， & Ehrenberg， A. S. C.（1970）. Brand image and brand usag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7
社区文化的含义范文4
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受到文化的约束和影响。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文化词汇在颜色、社交礼节、日常生活、称呼等方面的差异，说明不同的文化对语言尤其是词汇方面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深刻了解文化差异,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语言,更有效地运用语言,提高语言交流能力。
关键词：
文化；语言；词汇
社会的产物为语言，同时它也是承载文化的物质，是浓文化信息的浓缩，它反映着一个国家在文化方面的发展与进步。每个社会都在使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角度来进行自我观察，这些方式必然是由语言来表达的，而词语又是组成语句的基本单位，人们所表达的语言一般都是由不同的词语来组成的。语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的表现形式，同样能够产生不同的表达效果，本文通过对比词汇在中、英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下反映在颜色、社交礼节、日常生活、称呼等方面的差异，来表现不同的文化对语言尤其是词汇方面会产生哪些不同的影响。
1.颜色
英文中“greenwithenvy”是什么意思？人们在产生忌妒或羡慕等情绪时脸色真的会变成绿色吗？又例如：英语中说paulwasinbluemood；paul(保尔)的情绪是什么？开心、兴奋、忧伤、或是其他情绪？在上面两句话中，green(绿)和blue(兰)并不是代表颜色，而是具有其他的含义。在词典中，green这个词具有“(脸色)变绿”的意思，但greenwithenvy是个固定的词组，所表示的含义为“十分妒忌”，代表妒忌的情绪达到一定程度。而blue这个词与mood之类的词进行搭配时用来形容某种情绪，例如“沮丧的”、“忧郁的”，第二句话的含义为保尔情绪忧郁。上述两个例子就分别反应了词语的字面含义及内部含义，这也是语言在文化上的差异。在西方国家中，红色（red）主要是指鲜血（blood）的颜色，而blood在西方人心目中是人体内奔腾的生命之液，它与生命具有极大的关联性，一旦鲜血流尽，生命之花也就同时凋谢。因此在西方国家中，“red”很容易与“暴力”或“恐怖”等词语联系在一起。著名汉学家霍克斯在对"红楼梦"这一名著进行翻译时，提前就意识到使用red可能会使欧美阅读者联想到“恐怖”、“血腥”等画面，因此还是采用原著书名《石头记》来进行翻译，译为Thestoryofthestone。但是中国历经了数千年封建思想的洗礼及教育水平的落后，在中国文化中，每一种颜色都具有不同的神秘感，它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2.社交礼节
中国人历来认为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人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则。其中，“中”是儒家所向往的思想境界，我们在待人接物时必须注意言行举止方面的温、良、恭、俭、让等细节，对待任何事物都应表现出虚心与谦虚的态度。因此，中国文化的精髓之处在于不提倡个人价值超出集体价值。西方国家更倾向于个体文化，他们高度崇尚个人价值，并超出一切集体利益。对某些单词所具备的褒义含义，中西文化就持有不同的态度。例如ambitious一词，本身就有褒义与贬义两种含义。中国人取其贬义，用来表示“野心”，而欧美人则认为它是褒义词，代表“雄心”；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常用来表示“挑衅”，而美国人则取其褒义用来形容“上进”。由此可见，文化不同会造成一词多义，并对应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例如old一词，由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倡导“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老”在中文里代表尊敬的意思，例如老专家、老前辈等。“老张”“老王”也代表尊敬。中国人往往认为越老越应被尊敬，在相互交谈的过程中，年龄越大就越容易得到对方的尊敬。但是在西方国家中，很少有人愿意将“old”一词用在自己身上，在他们严重，“old”并不代表“资格老”，而是代表着“懦弱无能”的含义。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
3.日常
生活中国人常常在用餐前后使用“吃了吗”作为见面语，而美国人则习惯于使用“Hello”或“Hi”。若对此处的含义不理解，美国人会将“吃了吗”理解为：“你如果还没吃饭的话，就到我家去吃吧。”总而言之，在美国人眼中，这种招呼语代表着邀请的含义。又如，中国人常说的“上哪去啊？到哪儿去啊？”这些中文若直接译为英文是Whereareyougoing？和Wherehaveyoubeen？当美国人听到这两句招呼语时，内心会产生不愉悦的想法，他们的第一反应多数为：这并不管你的事。由此可见，同样的一件事物，不同的文化背景，看法大相径庭。
4.称呼
英文中中“brother”这个词汇所包含的意思十分广泛，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哥哥”与“弟弟”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而对于欧美国家的人来说，是否区分“哥哥”与“弟弟”并没有实质性意义。每个国家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对其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英语学习只需要掌握听、说、读、写技能及语法、词汇的规则，便可以轻松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际，而实际上常常会出现由于对文化背景缺乏了解而产生的交际误会。通过对文化差异进行比较，我们学习中真正领悟到词的含义，并能够正确使用英语词汇开展日常交际，从而实现英语学习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教学与语言研究出版社,1999.
社区文化的含义范文5
关键词：实践社区，礼貌，不礼貌
在西方，针对语言与性别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和成熟的时期,研究者将语言和性别看成动态的、微观的和在特定场景下的构建,即从传统的变异论者认为的性别差异研究转向语言与性别的后现代社会性别建构主义的研究。而我国在语言与性别的研究方面开展的比较晚, 将实践社区理论应用到言者身份、性别话语的研究还处在初步的阶段, 因此,作者希望通过本文为汉语的语言与性别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博士论文，礼貌。
在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中，语用学中的礼貌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综合使用为了在具体的，特定的场景中更好的解释言语意义和言者身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框架。在交际中，使用礼貌策略通常可以看做是一种间接指代普遍意义上的具有女性性别特征的交际方式，相反，如果没有遵循礼貌原则或规范，或不礼貌，则可被看做是一种间接指代普遍意义上的具有男性性别特征的交际方式。Mills (2003) 也曾说过礼貌已经是被看成是一种具有女性性别特征的产物了。博士论文，礼貌。
一 实践社区理论
实践社区理论(Community of practice) 是有Lave & Wenger 在1991年作为知识社会理论基础首先提出的，后由Wenger在1998年将其进一步发展。Eckert&McConnell-Ginet 在1992年将实践社区理论应用于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从此，实践社区理论在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Holmes & Meyerhoff (1999) 也指出实践社区理论与从社会结构主义角度看待性别的方式更具兼容性。
Wenger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实践社区理论，即相互参与契合，联合的沟通机制，能达成一致的能使自己提高的技能。由于性别不是事先已经存在的,它是人们在实际讲话中所产生的,是人们在参与具体的交际活动中建构而成的。性别也不是静态的,它是通过在不同的实践社团中,个体的语言表现不同,性别也随之相对的产生。由于实践社区理论一般采用定性的方式关注某一特定场合的社会实践，从而与早期的变异论研究相区别，形成自己的明确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二 Brown& Levinson（1987）的礼貌理论及存在的问题
1礼貌礼貌及其存在问题
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主要基于Goffman（1967）对面子的看法。以前的有关性别与礼貌的研究大多深受Brown& Levinson的礼貌理论的影响。我们知道，礼貌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为各社会群体所共有，作为一种个性化的交际原则，又受制于不同语言群体的不同文化背景，因此，礼貌原则在言语交际中具有灵活和多样的特点。
但是，Brown &Levinson的礼貌理论中最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它对于不礼貌的忽视，不礼貌言语是指，在言语交际中言者所说的话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到了听者的面子（包括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而使听者感到尴尬，不快的话语。博士论文，礼貌。而这种忽视是由于该理论对Grice (1975) 合作原则的过分依赖，这使得它把精力都关注在避免面子威胁行为的策略上了。这就导致一方面礼貌理论和合作原则相辅相成的运用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是人们在会话中力求遵守和维持的一种策略。，而另一方面，在真实的言语交际中，人们却大量的使用被忽视的不礼貌原则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徐盛桓（1993）认为该理论未对其准则的具体内容及相互联系，层次做出说明，各次准则的规定均较含糊，笼统（方式准则的各次准则除外），未建立会话含义的推导机制；主要注意了非规约性会话含义的产生和理解，而对规约性现象未给予充分重视；对会话含义的区分有不够严密之处，对含义特征的说明过于一般，个人特征的说明不够恰当。
比如，Holmes于1995年出版的 Women，Men and Politeness 肯定了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及研究成果。而Mills 认为Holmes 没有将其定义的礼貌行为与判断这种行为和人礼貌的社区有机的结合，而导致这一缺陷的原因正是由于Holmes过分依赖Brown& Levinson的礼貌理论，Mullany, Spiers 和Harris 也肯定了Mills的观点。Mullany同样认为在以后的性别与礼貌的研究中，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应适当的调整补充从而关注对言语交际的特定场合进行适当的分析。博士论文，礼貌。
2 实践社区理论能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关于实践社区的特点，许多研究学者，如Culpeper (1996, 2005), Eelen (2001), Mills(2003) and Watts (2003)，反复强调礼貌理论只有涵盖不礼貌理论模式的时候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不）礼貌理论。博士论文，礼貌。而实践社区理论在研究性别与礼貌方面是有强大的优势的，因为它为全面的展现言语礼貌与不礼貌提供了平台。
三 通过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优势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1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
Mills（2003）认为在实践社区理论看来，礼貌应被看做是在实践社区中发展，认可和竞技的一套实践或策略。同时，她认为在女权主义语言学研究中，对言语礼貌任何方面的研究都应在实践社区的理论框架下解读。Mills (2002) 提到“女权主义语言学应更多的关注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研究性别和言语行为的关系，而不是关注对个体的言语行为的研究。因为从实践社区的角度，不同的群体对礼貌的不同功能和意义有不同的认识。”
2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的优势
一般来说，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主要有三大优势，第一，是实践社区本身的优势，由于其关注的是微观的，当地的，特定场合的语言与性别，性别与礼貌的关系，这符合当今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趋势。第二， 过去的研究过多的在词，句子等微观层面分析礼貌，通过从实践社区的角度，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话语语篇角度去解释礼貌 (Harris 2001, Mills 2002, 2003)。第三，通过从实践社区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礼貌动态的看成是说者与听者言语交际中制定，产生的行为，而不是像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那样单一的，静态的从说者的角度去阐述。
3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通过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原则时，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 那就是谁来定义一行为时礼貌或者不礼貌。Mills 认为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的同时，要完全将研究者的在实践社区中的作用最小化，她认为只用属于某实践社区中的群体才有资格和能力去解释发生在这一实践社区中的特定的话语是礼貌的或者不礼貌的。博士论文，礼貌。Mills 主张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的看法，我是支持的，但她过分夸大实践社区中组成群体的作用是值得商榷的，正如Holmes and Schnurr (2005) 和Mullany（2007）所说的那样，由于语言具有多功能性，因此解释某一实践社区中某一段言语交换在一般情况下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仅仅从社区成员的角度去解释，而忽略研究者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与社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根本目的相违背的。
参考文献：
Brown, P. and S.Levi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社区文化的含义范文6
德、英、美等国的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同样缺乏深入研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论述没有全面把握，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误解。本文仅对此作些剖析。
一、德国学者的上层建筑定义之缺陷
1998年，德国学者柯尔希纳、米夏利斯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是这样界说的：“上层建筑(nberbau)：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这个词条指出上层建筑是“比喻性”名称，但从中可以看出词条编写者没有悉心研究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予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之间曾发生过转变，因而导致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大杂烩式的说明且具有随意性。词条把马克思并没有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列举其中，又根本忽略马克思曾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信用与虚拟资本这类内容，因而它貌似全面但实际存在缺陷。
其实，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时灵活多变、赋予它复杂多样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有三种：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还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喻指思想、意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著作中则赋予“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柯尔希纳、米夏利斯的上层建筑定义中不仅未提及信用与虚拟资本方面的内容，也根本没有说明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只是将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概念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比喻性的集合名称”。这显然失之笼统而缺乏精确。
只要具体分析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所喻指的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含义，就可以知道其缺陷何在。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思想、观念，他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他们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还有“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提法。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思想家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说在农民的“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更多的是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或政治行为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这里引述一些典型的论述作为例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则是在“国家的政治形式”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他写道：“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是用政治上层建筑概念喻指国家政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他写道：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政治结构的意义，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的提法。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也是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尽管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tiberbau译为“上部结构”，但该概念用于揭示社
转贴于
会的政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写道：“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政治行为，是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议论英国时政，其意义具体指的是“内阁的擅权”。其行文是：“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就是指继承权：“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例如，马克思在《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在信贷与虚拟资本如银行券、债券类的意义上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主要是引述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的文字：“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的话：“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是在信贷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本文由收集整理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
由上可见，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主要包含三种喻义：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变化，显然，说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是不周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只是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
二、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种种误解
柯尔希纳等人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的界说不周全表明德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缺乏系统全面的阅读，因而对上层建筑概念的理论造成误解。
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存在误解甚至连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也不能免。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也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片面地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做文章，他们在用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观照马克思的学说时走人了否定这一学说的境地。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即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书中，哈贝马斯这样指出：“自19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basisideologie)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私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哈贝马斯在这里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他由此而出发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上层建筑概念误解的情况在英国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认为还存在“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英国学界自20世纪30－80年代，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这类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也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乔治·莱尔因(jorge larrain)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具体侧重“讨论意识形态与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莱尔因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的三维表现必须在意识的生产中得到检测。虽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似乎限定在法律的政治的层面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上层建筑概念则包括政治和意识两者。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维表现想要表达的理念是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自主的，它们不是来自于自身，其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然而“不难看到，三 转贴于
维性比喻的一些喻含意义有可能导致混乱，也确实引起与它想要说明的意义正好相抵捂。”在1986年出版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莱尔因对一些否定马克思“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声称：对于“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他已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作过论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批评家们的观点”。莱尔因写道：“也许，对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普兰茨认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普兰茨，1971年，第42页)。海伯罗尔也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海伯罗尔，1981年，第48页)。--莱夫坚持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总的说来，‘基础——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莱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第172、174页)；在费尔恩和阿克顿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费尔恩：《马克思的历史概念》，1939年，第101页；阿克顿：《时代的幻想》，1955年，第164—165、167页)”。从莱尔因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是因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意识，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社会存在而得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本身无法分离。不过，莱尔因接着指出英国学者科亨从两个方面反击了这些指责：“第一，他说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区分是可能的，因为无需借助法律概念就可对经济结构作出规定；第二，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区分开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存在的定义中，不包括思想要素的运用”。但莱尔因认为科亨“把意识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确实消除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中的某些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怎样认识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科亨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成功，“但收效甚微”。莱尔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也没有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因而陷入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中难以自拔。
美国有些学者对上层建筑理论亦存在误解，一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美国学者更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例如，约翰·麦克莫策(john mcmurtry)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意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麦克莫策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一政治的上层建筑以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麦克莫策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由于他持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最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说明，反而从他手中溜走了。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杰姆逊也是因为误解上层建筑理论而认为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典式的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这一理论属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尔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社会自身发生改变的今天，“马克思经典式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似乎可以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绝然分开”。
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概念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网络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地位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或溶解于另一个子系统经济基础中。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等说法，其原因是未在政治结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未仔细辨别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苏联理论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莱尔因所说的那种理解困难。同样，杰姆逊也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等同为上层建筑理论，才会产生“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看法。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他看到了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入生产力的实施之中，却从此出发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在相关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一面，可惜却得出了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归结起来看，国外学者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 转贴于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对“观念的上层建筑”关注较多，又受苏联理论界尤其是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个所谓的难题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然而，这些学者在没有弄清问题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混淆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重构的问题。
三、西方学者误解上层建筑概念的其他因素分析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意义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息息相关，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学界争论的问题，也是苏联和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这种情况，首先可从语言学寻找原因。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比喻而引起的。比喻即使用得十分恰当，也永远是不完全的，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考茨基指出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的看法十分正确。
确实如考茨基所说，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已造成历史性误解。这也许是语言文字的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表述上层建筑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话语，但他使用的是传统人工语言之一的字符语言(又称书面文字语言)。这种语言虽然能够突破时空定位限制进行表意传情，但它毕竟不是数学语言(如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e＝mc2)或数码语言(数字和代码语言，如计算机语言)那样内涵精确、极度抽象并呈中性化、能够完全突破时一空定位的约束。传统字符语言虽然每一独立的意符及引申外延一经约定俗成其所指意义就明确无误，有一些能够长期保持不变，但也有许多有关人类社会的意符却会随时而变。这就会造成读者对作者的误解，尤其当读者面对那些超时空的书面文字语言时，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故此，当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著作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字符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带有情感色彩，而且还有比喻、隐喻、讽刺、影射、反语等非字面含义。如果读者与作者不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或只按字面意义去进行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作者在文字中的表意传情，准会发生误解。
当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没有全面、系统阅读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没有把握上层建筑的全部喻义。上层建筑概念包括信用和虚拟资本、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政治权力等含义，在争论中西方学者基本没有关注或涉及。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些属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上层建筑概念具体使用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地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政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的第31个脚注中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作了删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 转贴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