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1
一、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是指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单独或共同出资，在其他国家的境内创立新企业，或增加资本扩展原有企业，或收购现有企业，并且拥有有效管理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其分类如下：
（一）从子公司与母公司的生产经营方向是否一致看，可分为三种类型：
1.横向型投资：同样或相似的产品，一般运用于机械制造业、食品加工业。
2.垂直型投资：同一行业的不同程度的产品，多见汽车、电子行业；不同的行业有关联的产品，多见资源开采，加工行业。
3.混合型投资 ：生产完全不同产品，目前只有少数巨型跨国公司采取这种方式。
（二）从投资者是否新投资创办企业的角度，可分为：
1.创办新企业：又称绿地投资，分两种方式，独资、合资。
2.控制外国企业股权两种形式，外国投资者通过一定程序，渠道，购买东道国企业的股票达到一定比例，从而通过控制的权利。
（三）从投资者对外投资的参与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独资企业三种形式。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特点
国际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相比，具有实体性、控制性、渗透性和跨国性的重要特点。具体表现在：
1.国际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它不同于短期资本流动，它要求投资主体必须在国外拥有企业实体，直接从事各类经营活动。
2.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的国际转移和拥有经营权的资本国际流动两种形态，既有货币投资形式又有实物投资形式。
3.国际直接投资是取得对企业经营的控制权，不同于间接投资，是通过参与、控制企业经营权获得利益。当代的国际直接投资有以下几个特点：规模日益扩大、由单向流动变为对向流动、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日趋活跃、区域内相互投资日趋扩大、国际直接投资部门结构的重大变化、跨国并购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形式等等。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现状
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脆弱，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制约了增长，再加上欧元前景不明、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这些都影响到了2012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具体表现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出现的最大特点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角。自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伊始，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角。上世纪8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美国，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约占当时世界全部对外投资额的50%。而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很小，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更是微不足道。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局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的企业和公司加强了国际直接投资，积极向海外拓展。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了相当快的发展，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经赶上了美国。预计，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日本也很快会赶上美国。但是现在的很多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发展前景堪忧，这些都影响到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四、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复苏中缓慢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这种复苏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此外，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中短期前景持谨慎态度原因：贸易保护主义、工业化国家增长减速、一些主要国家的金融不稳定、全球恐怖活动、石油和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
（二）中国最具吸引力
在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区域选择方面，87%的跨国公司和85%的专家认为中国是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国，至少高出排名第二的美国30个百分点，其他排名依次为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前五位国家中有四位是按照专家和跨国公司的反应综合做出的评价，印度尽管比中国低近30个百分点的回应率，但仍然排名靠前。
（三）现在的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流向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和服务行业
二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石油、矿产资源的国有化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外国垄断资本对采掘业投资的比重逐渐下降，对制造业部门投资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在占国际投资绝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中，虽然投向制造业的比重仍然较大，比如1988年底，美国对西欧的直接投资44.6%集中在制造业，西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42.8%也集中在制造业。但随着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从传统的制造业逐步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如计算机、新能源、精密机械和生物工程等。除此之外，还继续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另外，第三产业中的一些行业，如金融、保险、不动产等也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部门结构中之所以占有较大比重，是与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密切关联的。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对国外第三产业投资的增加，既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果和表现，又将推动东道国乃至整个世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当今世界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其中多数国家都在采用新的不同的措施来吸引外资。这表明，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在加剧，而且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剧。
参考文献：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2
内容摘要：本文使用双寡头模型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中间产品海外生产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关税税率较高时，直接投资优于国际外包，企业建立子公司自己生产中间产品，然后从事企业内贸易进口中间产品；当关税税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国际外包优于直接投资，企业采取国际外包形式生产中间产品，然后通过企业间贸易进口中间产品。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 国际外包 直接投资 中间产品
研究背景
（一）国际贸易领域的两个重要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间产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形式。据研究显示，在中美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的电子电器和交通运输设备进口中间产品比重发生重大变化。而中间产品贸易和中间产品的海外生产有重要的联系。随着交通运输和通讯成本的下降以及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将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分散在全球生产成为可能。一个企业发现将中间产品的生产从国内转移到国外有利可图，这可能是由于国外中间产品的生产成本比较低。这时企业有两个选择：第一，和国外企业签订生产合同，由国外企业生产该中间产品，然后进口该中间产品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第二，通过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在国外建立子公司自己生产该中间产品，然后通过企业内贸易进口这个中间产品。
国际贸易领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GATT/WTO 的多边协商机制下，国际贸易自由化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承诺降低关税水平。世界银行的《2008年世界贸易指标》报告指出，全球最惠国（MFN）平均关税水平从1995-1999年的14.1%下降到2000-2004年的11.7%，到2007年进一步降低到9.4%。
（二）当前研究的局限性
企业中间产品的海外生产组织形式可以采取国际外包和直接投资形式，国际外包和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企业应该如何选择中间产品海外生产的组织形式呢？Antràs（2003）基于不完全合同理论建立模型研究中间产品海外生产组织形式。在假定最终产品生产商能够分担的关系特定投资是资本投入的情况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产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该产业中跨国企业的垂直一体化程度会越高。Grossman 和 Helpman（2003） 从成本差异大小、合同不完全的程度、产业规模和相对工资率的角度研究企业海外组织形式的选择。他们研究发现，最终产品生产商自己生产中间产品的成本比专业的中间产品生产商高的越多，合同的不完全程度越低，产业规模越大，企业采用外包比例就越高；而出口中间产品的国家相对工资越高，企业采用外包的比例就越小。Antràs 和 Helpman（2004）从厂商异质性和不完全合同的角度研究企业中间产品海外生产的组织形式选择。研究发现，生产率低的企业外包中间产品的生产，而生产率高的企业内包中间产品的生产。
Antràs等从不完全合同、企业异质性等角度研究企业中间产品海外生产的组织形式选择问题，但是都没有考虑贸易自由化（比如关税下降）对企业选择中间产品海外生产的组织形式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对贸易自由化与企业选择中间产品国际外包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企业中间产品海外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是在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战略互动下做出的。本文运用双寡头垄断模型，有两个企业，一个是本国企业，一个是外国企业，生产异质最终产品和完全同质的中间产品。本国企业需决定是将中间产品外包给外国的竞争对手还是建立子公司生产中间产品。
模型分析
（一）模型设定
模型中假设有两个企业（本国企业D和外国企业F）分别生产两种最终产品D和F，产品D和F是不完全替代的。本国企业D和外国企业F都可以生产产品D和产品F的中间产品，但是本国企业D发现在外国生产之后再进口更有利可图，本国企业D要决定是通过直接投资在外国建立子公司自己生产中间产品，然后通过企业内贸易为最终产品D提供中间产品，或者是通过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给外国企业F，然后通过企业间贸易进口中间产品。
假定最终产品i（i=D,F）的需求函数为xi（pD,pF），这里，0。假定，即需求的自价格效应大于需求的交叉价格效应。
本文假定本国企业D和外国企业F在外国市场上从事贝特朗竞争。本国企业D和外国企业F使用一单位中间产品分别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D和F，且在外国市场上生产每单位中间产品成本完全相同为c。假定本国对进口的中间产品征收从价关税 t（≥0），而外国并不对中间产品征收出口关税。
本国企业D必须决定是通过直接投资在外国建立子公司自己直接生产中间产品还是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给外国企业F，现在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种情况：假定本国企业D通过直接投资自己生产中间产品，由于要在外国建立子公司，故还需要支付固定投资成本K（＞0），这时本国企业可以通过企业内贸易进口中间产品，假定内部转移价格为R（＜c），内部转移价格低于生产成本就可以降低本国企业D的成本，增加本国企业D的利润。这时，本国企业D和外国企业F的利润为：
（1）
（2）
第二种情况：假定本国企业D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给外国企业F，外国企业F向本国企业提出生产中间产品价格r（＞c），只有提出的价格大于c，外国企业F才会向本国企业提出外包请求。这时本国企业D和外国F的利润为：
（3）
（4）
（二）两种子博弈中纳什均衡利润分析
现在考虑一个三阶段博弈，博弈次序如下：
第一阶段，外国企业F向本国企业提出生产中间产品的价格r（＞c）。第二阶段，本国企业D决定是否接受外国企业提出的价格r（＞c），如果本国企业D接受，本国企业D要向外国企业F支付价格r（＞c）；如果本国企业D拒绝，本国企业只能通过直接投资，在外国建立子公司从事中间产品的生产，需要支付固定成本K（＞0）。第三阶段，本国企业D和外国企业F同时决定它们最终产品价格，使各自的利润最大化。
为了分析方便，本文假定：如果本国企业认为接受和拒绝外国企业F提出的价格r（＞c）是无差异的，那么本国企业D就接受外包请求。
本文在此分析第三阶段子博弈均衡。第三阶段的两种情况的子博弈依赖于博弈第二阶段。
第一种情况：直接投资子博弈。在第三阶段，每个企业选择各自的价格使自身利益达到最大化，纳什均衡的一阶条件为：
（5）
（6）
在这个均衡中，均衡价格为pD（t,c）和 pF（t,c），均衡需求量为xD（t,c）和xF（t,c），故均衡时的利润为：
（7）
（8）
第二种情况：国际外包子博弈。在第三阶段，每个企业选择各自的价格使自身利益达到最大化，纳什均衡的一阶条件为：
（9）
（10）
在这个均衡中，均衡价格为pD（r,t）和 pF（r,t），均衡需求量为xD（r,t）和xF（r,t），故均衡时的利润为：
（11）
（12）
（三）博弈结果分析
如果本国企业D没有接受外国企业公司F提出的价格r（＞c），那么直接投资子博弈中本国企业D的利润就是；如果本国企业D接受外国企业F提出的价格r（＞c），那么国际外包子博弈中本国企业的利润就是。假定固定成本K和转移价格R给定的情况下，存在r（t）＞c，使。由于外国企业F为本国企业D提供中间产品，只要r（t）＞c ，外国企业F在国际外包子博弈中获得的利润就高于外国企业F在直接投资子博弈中获得的利润，而本国企业在国际外包子博弈和直接投资子博弈中获得的利润完全无差异。这时，本国企业生产中间产品选择国际外包就优于选择直接投资。如果 r（t）＜c，外国企业F就不会提出外包请求，本国企业D只能通过直接投资在外国建立子公司自己生产，通过企业内贸易进口中间产品。这时，本国企业生产中间产品选择直接投资就优于国际外包。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中间产品海外生产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
用关税t的降低表示贸易自由化，假定本国和外国初始关税税率都比较高，研究在K和R给定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效应。
博弈的第一阶段，外国企业F向本国企业D提出价格r=r（＞c），选择国际外包和直接投资对本国企业D来说是无差异的。这时，本国企业就会选择国际外包生产中间产品。假定r（t）代表均衡时的外包价格，对于任意给定的K （＞0）和 R（＞0），r由决定，将等式的两边对t求导：
（13）
整理等式（13），可以得到：
（14）
其中：
无论本国企业采取国际外包或者直接投资，从等式（1）和（3）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关税税率下降都会导致本国企业D利润增加，所以，，；从等式（3）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国企业向本国企业提出的价格r增加将导致国际外包子博弈中本国企业D的利润降低，故 ；另外假定，则 。在关税税率下降的情况下，国际外包比直接投资能更多地增加本国企业D的利润，外国企业F可以通过将国际外包价格提高来吸收此利润差距，使国际外包和直接投资对本国企业D来说是无差异的。
由于关税税率t降低，导致本国企业进口中间产品的价格下降，从而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D的需求会上升，即关税税率和产品需求呈反方向变动。
假定存在一个关税税率t，使得r（t）=c，这时：
（15）
由（15）可以得：
（16）
如果t＜t，由于，故r（t）＞c，这时，本国企业生产中间产品选择国际外包优于选择直接投资；如果 t＞t ，由于，故r（t）＜c，外国企业F就不会向本国企业提出国际外包请求，这时，本国企业生产中间产品选择直接投资就优于国际外包。这个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贸易自由化将对本国企业中间产品海外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有决定性作用。当关税税率高于临界值t，本国企业将直接投资建立子公司自己生产中间产品，然后从事企业内贸易进口中间产品；当出现贸易自由化，关税税率降低到关税临界值t之下，本国企业将采取国际外包形式生产中间产品，然后从事企业间贸易进口中间产品。
综上所述，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企业中间产品海外生产的组织形式从直接投资向国际外包的转变，当关税税率较高时，本国企业将建立子公司自己生产中间产品，然后从事企业内贸易进口中间产品；当关税税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本国企业将采取国际外包形式生产中间产品，然后通过企业间贸易进口中间产品。
参考文献：
1.海闻，赵达.国际生产与贸易格局的新变化[J].国际经济评论，2007
2.Antràs P, Helpman E.Global Sourcing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3）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3
200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跌至560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2003年共为3670亿美元，比2003年下降了25％。在全球范围内，有111个国家的流入量增加，82个国家的流入量减少，其中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甚至下降了53％，跌至300亿美元，是12年来的最低水平。流入中欧和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比较疲软，由310亿美元减少到210亿美元。只有发展中国家一个群体呈现出上升态势，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已经开始复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了9％，共计达到172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出现增长，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则持续下降；50个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很少，只有70亿美元。
随着2003年底以来全球经济的回暖，2004年的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复苏迹象。各国经济增长情况的改善、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和股票市场的上扬都表明世界经济正在回升。与此同时，跨国并购在2004年的前6个月里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3％。反映着较高投资利润水平的以收益再投资形式（FDI的三种投资形式之一，另外两种形式是股权投资和公司间借贷）进行的直接投资在2003年已恢复增长，并创下了新的纪录。外国直接投资的另外两种形式―――股权投资和公司间借贷―――也可望在2004年有大幅增加。
同时，各国不断放开的外国直接投资体制也有助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复苏。2003年有244项法律和法规的修订会影响到外国直接投资，其中有220项更加开放，更加符合改革的发展方向。2003年达成了86项双边投资条约和60项避免双重征税条约。这些都更将促进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
二、国际资本的地区流向结构仍然呈现不平衡的态势
（一）亚太和非洲地区出现转机
2003年亚太地区的国际资本流入量触底反弹，上扬14％，达到1070亿美元，其中有34个经济体的流入量增加，21个经济体吸收的流入量下降。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国内的经济呈增长趋势、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并在政策上鼓励跨区域投资。在该地区内部，不同区域和行业的国际资本流入量也不均衡。总的看来流入量集中在东北亚（2003年达720亿美元）。除了卢森堡这一特例外（中转地），中国成为2003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吸收国，超过美国这一传统上最大的资本流入国。2004年达到606亿美元。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升了27％，达到190亿美元。尽管南亚吸收的资本流入量增长了34％，但只有60亿美元。流入资源丰富的中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则从2002年的45亿美元上升到了2003年的61亿美元，而流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则从2002年的36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1亿美元。
在政策方面，亚太国家继续放宽外国资本进入的政策，并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大多数国家已与主要的投资伙伴缔结了双边投资条约和避免双重征税条约，2003年缔结了若干投资自由贸易协定，并与投资者达成了其他投资安排。该区域的投资前景也值得期待：由贸发会议调查的近3／5的全球最大跨国公司预测，未来两年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将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印度和泰国的前景尤为广阔。但他们对西亚的前景并不乐观，有13％的受访者认为将来的流入量甚至会下降。
2003年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28％，达到150亿美元，但仍低于2001年200亿美元的峰值。主要原因是对天然资源的投资增加和购并浪潮（尤其是以私有化方式实现的购并）的兴起。所以该地区的资本流入量也主要集中于那些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如安哥拉、南非等。鉴于非洲巨大的天然资源潜力、日益繁荣的初级商品市场和投资者对该地区投资观念的改变，该地区今后的前景值得期待。
（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资本流入量继续下滑，中欧和东欧出现了骤跌
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连续四年持续下降，2003年减少了3％，降至500亿美元，这是自1995年来外国资本流入量最低的年度水平。在这个地区40个经济体中，有19个国家的外国资本流入量下降，尤其是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最大的资本吸收国的资本流入量大大下降，原因可能是私有化浪潮的减弱、欧盟经济的复苏乏力（欧盟是美国以外该地区最大的资本供应者）和区内阿根廷金融危机的爆发。
中欧和东欧的外国资本流入量在2003年出人意料地骤减，由310亿美元下降到21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两个主要的资本流入国吸收的资本量下降。总体上看，该区域有10个国家的资本流入量增加，9个国家的资本流入量减少。但中欧和东欧有着诸多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如公司税率相对较低又能获得欧洲补贴等良好的投资环境、拥有较高技能的劳动力、自由进入其他欧洲市场等。所以，中东欧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充满希望。由贸发会议调查的2／3以上的跨国公司认为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量在2004―2005年将会增加，这一比例在所有地区中是最高的。
（三）工业化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形势在各国并不均衡
2003年工业化国家中10个国家的流入量增加，16个国家的流入量减少。整体上看，流入量下降25％，降至3670亿美元。公司间借贷大幅下降，股权流量降幅较小。跨国并购的数目和价值连续三年下降。美国外国投资流入量从630亿美元下降至300亿美元，减少了一半多，落在了卢森堡、中国和法国之后。流入欧盟的总量下降了21％，降到2950亿美元。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出量增长了4％，达到570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美国的资本流出量大大增加，其增长幅度是1／3，达到1520亿美元，再度成为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来源国。其次是卢森堡（因商品流转之故）、法国和英国。美国的外国资本流入量降低，而流出量增加，相抵后有1220亿美元的净负差额。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04年之后的前景依然不错。2004年前6个月公布的并购数目上升，预示着下半年的前景看好。贸发会议对跨国公司的调查显示北美和日本的前景较之西欧更为乐观。
三、国际资本流动的产业流向由原来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倾斜
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已由原来的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在1970年初期，该部门仅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1／4，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将近一半，而2002年则达到了60％的比例，约为4万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初级部门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比例由9％下降到6％，而制造业则由42％降至34％。平均而言，2001年至2002年服务业占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量的2／3，价值约为5000亿美元。尽管已占较高的比例，服务业仍有进一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巨大空间。
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发达国家为主，不过近期地区结构也在趋向多元化。几十年前，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外流存量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公司，但到2002年，日本和欧盟已成为重要的来源。来自发展中国家投向国外服务业的资本量从上世纪90年代也开始有明显上升，占全球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外向流量的份额已由1990年的1％攀升至2002年的10％，明显快于其他行业。在服务业中，与制造业相关的贸易和辅助贸易服务的扩张尤为迅速，而商务服务、旅馆、餐饮和金融服务也在增长。
从流入角度来看，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分布情况相对比较均衡，当然发达国家仍占有较大的份额。最快的增长出现在西欧和美国，反映出大部分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正在寻求市场。发达国家占全球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内流存量的比例约为72％，发展中经济体占25％，中东欧国家占其余部分。2002年，就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内流存量的规模而言，美国是最大的东道国经济体，但各个国家在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则很不均衡。
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主要集中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两者2002年占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内流存量的47％和流量的35％（相比之下，1990年分别占65％和59％）。供电、供水、电信和企业活动（包括IT业带动的商业活动）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例如，从1990年到2002年，发电和电力配送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值增长了14倍，电信、仓储和运输增长了16倍，企业服务增长了9倍。
四、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有所下降，购买资产组合形式的投资比例有所上升
虽然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约占全部资本流动的72％），但以购买资产组合为形式的资本流入近两年来又有快速增加。不过，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与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金融经济形势不稳定有密切关系。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渐复苏，以购买证券资产组合方式投资的流量也将逐步回升。
资产组合权益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明显不同点在于后者意在长期中控制被投资企业，而前者只是对金融收益有兴趣；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者是跨国公司，而新型权益市场上的投资者却主要是投资银行、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资产组合型权益投资的途径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购买企业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或美国存款证、全球存款证。有些资产组合投资者还会使用风险资本投资或可转换债券来进行这类权益型投资。
以购买股票、美国存款证、全球存款证和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的形式而实现的资产组合型资本流动从2002年的49亿美元急速上升至2003年的143亿美元。前20名国家在2003年获得的资产组合型权益投资流入量为161亿美元，而2002年的这一数额为71亿美元。这个数据的强劲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印度拉动的（中国次之）。2003年资本流入的这种扩张与新兴市场股票指数从2002年的低水平上涨了50％的趋势是相称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强劲恢复和全球的低利率共同促成了这一结果。当然，一些国家像阿根廷、土耳其、巴西和南非在经历货币贬值之后的汇率稳定也促进了资产组合型资本的流入。
藉着印度经济的飞速增长，以资产组合形式流入南亚的权益资本在2003年急剧增加。由于中国的一些企业上市活动如中国人寿超过30亿美元的股票，流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资产组合型权益资本也大量增加。这种形式的资本流入水平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与去年基本相当。流向阿根廷和智利的这类资本流入也在去年的负水平上有所增加，而巴西的这类资本流入量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可能是利率下降、汇率稳定、经济恢复的结果，还可能存在没有当地企业去海外上市的原因。同时由于流入俄罗斯联邦的这类资本流量的下降，流向欧洲和中亚的资产组合型权益资本只有稍许的增加，最后一个季度的尤克斯公司事件使国际投资者担心政府会介入私营企业的经营。南非良好的经济恢复形势使亚撒哈拉非洲地区的资本流入也上升了，而中东和北非仍然依赖于债务融资。
私有化通常会伴随着较大量的资本流动，对资产组合形式的权益资本流动有着显著的影响。事实上与私有化有关的资产组合型资本流动规模一直都比较大。在1990至1996年间，公共部门企业的权益发行超过了私人部门。继1990年代初期的资产组合形式的权益资本流动急剧增加之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种形式的资本流动又经历了几近崩溃的急剧下降过程，自此之后，这种形式的资本流动规模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另一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资信状况不佳，国际债务市场上的贷款人和借款人对于债务融资都非常谨慎。尤其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尽量避免在债务市场上发行债券。其他地区的国家也都引亚洲国家的惨痛经历为戒。而且，一些国际上的大银行也逐渐改变自己的贷款模式，而不再倾向于单独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私人部门提供贷款。所以，以银行贷款进行债务融资的渠道也逐渐缩小。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4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资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资源、享受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手段。两者应同步发展相互促进。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政府激励政策缺位是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税收激励政策的特点与效应，以及政策执行的成本收益，为如何制定税收政策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一大立足点，也的确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仅单方面引进外资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使我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必须建立资金流人和资金流出的双向循环机制，以期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有效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
表1和表2分别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的比率同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见表1、表2，下页)
表1的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仅很低，且与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极不相称。表2的数据则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引进外资规模之比，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比较，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只进不出”的资金流动状况，从微观上讲会使企业逐渐退出国际竞争舞台；从宏观上讲会使我国内部经济和国际收支失衡，并影响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二、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固然有企业发展战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政策支持的缺位。仅从税收政策的角度看，与我国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其他国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还不完善且效率较低。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吸引外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实行了广泛的优惠措施。首先是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来华投资的外商的税收优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用一些零星条款进行了规定。其次，从具体的税收优惠条款来看，名目繁多方式各异，予以外资企业以优厚待遇；而反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因避免对企业双重征税和企业在国外遇到某些风险时给予一定保护时才涉及，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也较少。显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的税收激励上，两者反差较大。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都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支持和鼓励。表3列举了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措施，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条件较为苛刻，手段比较单一，覆盖面较窄，而且虽有保护措施，激励作用却较小。
三、税收激励政策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国内投资，风险更大，收益更具不确定性，竞争可能更残酷。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主要考虑:一是收益与风险的预期和权衡；二是资金能力。这样，从政府角度讲，要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运用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成本收益予以特别照顾，使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率更容易形成稳定的高的预期；另一方面在资金上对企业进行支持，从而激发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需求。税收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投资需求的激发方面(见图一)。
图一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就是从税率、税基、税额、纳税时间等方面对投资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行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增加企业某项特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其中，直接激励措施是通过直接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来减轻他们的税负，从而增加他们的可支配利润；间接激励措施是用延长企业纳税期限或将企业应纳税额后转等办法，使企业能在一段时间里无偿占有政府税款，从而降低了企业纳税压力，间接减轻了企业税负。
(一)直接激励措施
企业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对生产要素的购买，因此我们可以把企业在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之间的选择视为其对国际生产要素和国内生产要素的选择，企业的生产投资决策也就是在企业的成本预算一定(资金供给一定)时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问题。政府运用直接税收激励措施可以影响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见图二)
图二中横纵坐标分别代表了企业选择国内生产要素和国际生产要素的数量，我们以此来说明企业进行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规模。当政府对该企业的所有投资行为征收同等税收时，该企业等本线为CB，等产量线为a。而如果政府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施税收优惠(极端假设为免税)，那么，一方面从企业角度看，国际生产要素相对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企业的等成本线由CB转动到AB位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得以扩大，同时，企业的产量也得到相应的提高(等产量线由a上移至b)；另一方面从资源角度看，线段AB到CD到AD的移动就是一个节约国内资源(OB到OD)，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的过程(OC到OA)。
具体而言，降低税率、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这三种不同的税收激励手段对于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与渠道。
1．优惠税率。它是指对于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或某种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采用较一般税率更低的税率征税，一方面直接减轻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可以引导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目标。
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国税率水平的差别会影响资本跨国流动的方向和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优惠税率时，要掌握一定的限度，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和国际平均税率水平，避免出现国家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使资本跨国流动具有效率并符合我国的整体利益。
2．税收抵免。它是指准许纳税人把其某种或某些符合规定的特殊支出项目(如在东道国已经交纳的所得税税款)，按一定比率或全部冲抵其应纳税额，以避免对投资主体双重纳税。税收抵免可分为直接抵免与间接抵免。直接抵免主要针对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总公司和分公司的组织形式，它一般适用于自然人的个人所得税抵免以及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公司所得税抵免和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预提所得税抵免。间接抵免适用于不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税收抵免关系，且其适用范围仅为股息一项所得。间接抵免较直接抵免复杂，两者适用的对象、范围不同。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对于企业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所得形式，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发挥不同作用。
3．税收饶让。即对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享有的税收优惠，视同已纳税，予以抵扣。税收饶让是税收抵免的一种延伸，目的在于让投资者切实享受到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措施。当对外直接投资享有东道国的税收优惠且作为母国的政府实行税收饶让时，投资者在对具有相同税前收益的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的选择一般倾向后者。因此，税收饶让是减轻对外投资主体税负，激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
但是，应当注意到，税收饶让减轻投资者税负的效应会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
首先，东道国对外资实行了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目前国际上有的国家主张税收中性政策，反对用税收优惠来干预经济，因此，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充分注意到这一动向。
其次，投资者对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国内税法必须进行充分了解，只有在对其认可并完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从税收饶让中得到实惠。
第三，对于实行税收饶让的母国而言，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母国的税收收入。如果东道国的税收优惠过多过滥，那么实行税收饶让以后母国的税收收入势必受到较大影响，所以，一国政府在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该考虑到本国的财政承受能力。
(二)间接激励措施
1．加速折旧和延期纳税。加速折旧是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从而使纳税人的税负得以递延。它和延期纳税一样，虽然不能减轻纳税人的实际税负，但其可以缓解纳税人的资金压力，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纳税人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的折旧额度，从而影响纳税人的投资行为。这种在税收制度中规定的可以计提的折旧被称作税收折旧。当税收折旧率高于实际折旧率的时候，实际上降低了企业应税所得，这种税收政策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就有刺激作用。
2．盈亏互抵和设立亏损准备金。这两项措施主要针对投资主体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遇到的风险，允许其在遭受损失时用以前或以后的盈利，或者用专设的亏损准备金来冲抵损失，从而降低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的税收负担。这样一来，虽然国家对企业征税是与企业共享了投资收益，但这种盈亏互抵和亏损准备金制度的实行又让国家同企业一起承担了风险，这就使企业有了更大的动力和兴趣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三)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讲，对投资主体的税收优惠必然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或者会把这些税收优惠转移为其他涉税主体的税收负担。
在很多国家，税收优惠被称为税式支出，在政府进行每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时，其会被列入财政支出的范畴进行预算编制，从而使税收优惠不管从项目上还是数量上都能有计划有步骤的执行。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实行税式支出制度，因此，在衡量各项税收优惠措施的效率时，我们还难以找到全面的数据和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只是从理论上分析税收激励政策在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方面成本和收益，全面审视税收激励政策对各个经济主体的影响，使税收激励政策达到最大效率，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方向上的指引。
1．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在生产要素层面，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起到节约资源、提高技术、积累资本的作用。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瓶颈，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一些对国内稀有资源需求量大、或在国内资源开发成本高的项目转移到国外，既可以节约国内资源，又可使企业享受到廉价充足的国际性资源，降低企业成本。同时，通过对购买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与发达国家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兼并收购发达国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等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予以特殊的税收优惠，可以刺激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给国内企业提高技术以外部压力。此外，由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这就可以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本积累效应。
在生产能力层面，对不同企业的不同投资行为实行差别税收激励措施可以重新有效配置社会生产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可以通过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企业把生产能力适当转移到国外，从而让渡出资源给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的行业，这样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我国生产能力，既可以在节约并有效利用国内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生产能力，也是国家保护和扶植幼稚产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同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别的税收激励政策也是利用国际上存在的需求差异，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实施与国家产业政策相一致的税收激励政策，不仅能在量上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而且能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转化为国家的经济绩效，实现国家的总体经济目标。
在对外贸易层面，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的出口，同时避开国际贸易、非贸易壁垒，抵制外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同时，通过在国外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我国企业可以较好地了解国际市场的价格状况、供求状况，降低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减少出口的盲目性，从而提高对外贸易收益。
2．税收激励政策成本。首先，从短期看，税收优惠政策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这一成本是政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固定成本，难以消除。但从长期看，有效率的税收优惠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远期经济效益能为政府收入创造更多的税源。
其次，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可能导致对国内投资和就业的替代。在企业资金状况一定的情况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必然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可能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增长水平。
从国内产业发展看，虽然很多学者否定了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但是，如果税收激励政策运用失当，引起企业为了享受税收优惠而盲目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确有可能造成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的流失，最后国内的企业成为一个空壳。
从就业情况看，我国负担着沉重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企业将生产转向国外，就业机会也流向了国外，这无疑给我国的就业问题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如果政策得当，相对过剩的产品生产移出，相对短缺产品的生产性资源将更充足，这样我们可利用国际分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既可避免产业空心化现象，又可促进就业。
第三，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可能造成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很多企业可能以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企业”的角色回到国内投资以享受税收优惠。结果，资金的流出并没有形成投资的效果，而资金流回以后却享受了税收优惠，使财政收入蒙受损失。其实，如果是以产业政策等政策为依据的有选择的税收激励，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
综上所述，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其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是税收优惠政策给社会经济其他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虽可设法抑制，但很难完全消除，因此政府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使政策的收益提高，成本降低，即用收益消化成本，使税收激励政策的净收益达到最大。
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安排
根据以上对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纵横向比较以及对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相对应，尽快制定完整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法律条例，明确规定各项涉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以显示政府目前重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倾向，同时也能够让企业在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涉税问题时有法可依，从而给予企业充分的法律保障。
第二，适当处理税收优惠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关系，权衡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一方面要控制税收优惠的适度规模，将政府收入的减少控制在财政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另一方面要使税收激励政策所促进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最大程度的节约国内资源，利用国际资源和技术，使经济得以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远期税源的扩大，补偿近期政府收入的损失。
第三，依据产业政策，制定体现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导向和产业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适应我国经济从传统的低层次、粗放型平面扩张发展模式向集约化高度化的发展模式跃迁的趋势，一方面引导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进行直接投资，实现我国某些产业逐渐向国外转移；另一方面重视对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引导企业瞄准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将对外投资重心放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类型。根据这一产业选择原则，在税收政策的安排上，就应该对那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高度化，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营造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如给予他们特别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同时，对于那些通过购并国外高新技术企业，以控股方式获取了先进技术，并将先进设备运回国内以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企业，可以对他们的设备进口免征进口税。
第四，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税收优惠方式和国际惯例，使各项税收激励措施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并且节约政策的执行成本。
例如，目前国际上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抵免通常是采用综合限额抵免办法，而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却采用分国不分项的抵免办法。这种抵免办法在操作上比较繁琐，而且难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所以，将税收抵免办法从分国限额抵免法逐渐转变成综合限额抵免法，应该是我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很好的税收激励措施。又例如，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间接抵免办法，同时，在我国目前和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议中，多数协议也规定可以运用间接抵免消除双重征税，但我国现行国内税法中却只有对直接抵免的规定，没有涉及到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方法，这就给对外投资企业在进行税收缴纳和抵免时造成无章可循的局面。再加上一旦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发展起来，就必定会产生多种投资方式，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尽快在税法中补充对间接抵免办法的规定，使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有很好的衔接。
第五，必须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机会流失现象。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是劳动力数量多、成本低，而生产技术相对发达国家落后。因此，税收激励政策应处理好承接和转移的关系，鼓励企业一方面充分运用国内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如引导企业在国内生产劳动力消耗大的产品和部件，同时在国外建立高技术的全自动装配线，这样的内外分工既可以使企业绕开贸易壁垒，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又可以避免国内生产的停滞和就业机会的流失。
第六，要注意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严格性，并与其他经济、税收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是应当与我国现行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起来考虑，硏究和设计相应条款，以避免国内资金利用税收优惠而外逃；二是明确对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税源的界定，并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加强对税源的审核，保证只有真正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税源才能得到税收优惠。此外，我们还应该重视国际间的税收协调和合作，打击跨国偷逃税，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2003》，中信出版社，2003年
[2]周斌:《国际直接投资教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
[3]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研究所:《2002中国投资发展报告:迈向国际化的直接投资框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4]李东阳:《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5]刘红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与国际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6]伍舫:《中国税收优惠指南》，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年
[7]刘剑文:《国际所得税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8]刘心一:《税式支出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9]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下)》，商务印书馆，1995年
[10]陈浪南:《国际投资学: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融资及环境分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深圳市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鼓励内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税收政策》，《涉外税务》2003年第11期
[12]罗良文:《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财政研究》2003年第6期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发展路径：实证检验、
90年代以来。我国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年递增，特别是近几年来，增长的速度很快，几乎每年都成倍增长。在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长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比率效率并不高，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都有一定的差距。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何种发展阶段?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对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一、投资发展路径理论
80年代初，邓宁将国民生产总值(GNP)纳入到国际直接投资各阶段的分析中，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旨在从宏观的、动态的角度解释各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相关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NP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将经历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往往只有少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而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因而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零或是接近于零的负数；第二阶段对于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度明显增强，外资开始大量流入。但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十分有限，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表现为负数且不断增加。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快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为负值，其绝对数呈不断减小的趋势；第四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快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增长，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大于、等于零且不断增长；第五阶段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但是由于直接投资流出的增长速度低于直接投资流入的增长速度。净投资额已经开始下降，并且逐渐回归至零。
二、我国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从上面的IDP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出，该图形是一条由U形曲线(1―4阶段)与反U形曲线(3―5阶段)相衔接起来的整合曲线，所以模型需采用二次函数形式。Namla(1996)和Dunning(1981，1986)也分别用了一个二次方程函数来描述投资发展路径曲线。在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中。自变量为人均GNP，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我们在这里用人均GDP加以代替。因此，我们将以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为因变量。建立起以人均GDP为自变量(包括人均GDP及其平方项)的二阶非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这样，模型形式就可以表示为：
NFDI1=β0+β1PGDP1+β2PGDP2i+ui ①
其中，NFDI表示净对外直接投资额，PGDP示人均GDP，β0、β1、β2表示待估参数，i代表不同的年份，u为随机误差项。
(二)回归检验
国内的统计数据与国际统计数据在口径上不一致，这里采用联合国贸易与经济发展会议(UNCTAD)提供的各国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由国际统一统计口径编制。UNCTAD数据库中的投资数据来源结合了各个国家权威统计机构的数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数据，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因而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参考数据。
将从国际数据库中搜集整理的数据代人模型①，利用Eviews5.1版统计计量软件，用最小二乘回归(OLS)得出的结(如表1)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检验值非常显著，拒绝了PGDP和PGDP2同时为零的假设，且t检验值也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R2值较高。更重要的是，模型中的回归系数β1为负，β2为正，满足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中的U字型特征。拟合出来的回归模型为：NFDI=3429.55-9.918PGDP+0.003PGDP2(2-2)从模型可以预测，当我国的人均GDP达到1653美元时，该模型所代表的U型曲线达到最低点，此时我国流出的对外投资速度将快于流入的外资速度，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开始上升，我国由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
三、结论与预测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的F值和t值均十分显著，能较好地拟合我国过去十五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模型中的回归系数β1为负，β2为正，满足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中的U字型特征，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符合邓宁提出的IDP理论。
模型以人均GDP作为自变量，人均GDP随时间的变化逐年增长。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实际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5年我国的人均GDP始终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根据以上中科院的预测，本研究给出三个人均GDP增长方案以便用模型预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第一套方案是乐观估计，即2006年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每年仍以10％的增速持续高速增长。第二套方案是基本估计。即随着时间发展，我国人均GDP增速放缓，2006到2020年人均GDP增幅为年均7.5％。第三套方案是悲观估计，即2006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增幅为年均5％。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6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
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
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
[3]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
[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
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