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的概念范文1
关键词：口译者；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082-02
一、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跨文化交际的概念
跨文化交际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一种社会行为。这种社会行为可以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交际活动，内容可能涉及不同的政策、价值观、风俗、宗教、历史、礼仪等等。因此，即使是具备良好语言能力的人，在跨文化交际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例如不同的社会背景、历史、政治制度、价值观、、风俗学，跨文化交际者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两种文化并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难免在这种交际的过程中出现一些理解和处理方面的失误。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概念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即作为非母语的或第二语言的外语交际能力。它绝不是只限于口头的理解与表达能力，而理所当然地包括书面语的理解与表达能力。人们以前习惯上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只理解为前一种能力的说法或做法，是不完整的和有害的。也就是说，外语教学所培养的学生应具备用所学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各种素养。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分类
1.语言能力，掌握扎实、宽广的语言知识和言语技能；熟悉语言结构和语言单位所隐含的民族文化成分。
2.语用能力，能够识别所学语言文化特有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并能解释其功能；具备超越句子的语篇交际能力；懂得不同语境中语言使用的社会规则和话语的使用方式；了解不同言语行为的民族文化定型，熟悉话语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契约。
3.行为能力，了解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的语言特征，并能用适当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表达不同的人际关系；熟悉不同社会环境的言语行为习惯和方式，并能主动适应之。
二、口译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口译的概念
口译又称传译，指的是把一种语言口头表达的信息和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口头表达出来。作为翻译的一种工作方式，口译理所当然的具有翻译的一般性质，也是语际信息交流的交际活动，是人类跨文化、跨民族交往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媒介和桥梁。然而与笔译相比较，口译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从根本上说，口译是为想要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进行交际的人们提供及时及地的便利。
（二）口译的特点
口译是一项很特殊的语言交际活动。说其特殊是因为口头翻译工作有一些突出的特点。
首先，口译是一种具有不可预测性的即席双语传言活动。这就要求译员具有高超的即席应变能力和流利的现时表达能力。
现场气氛压力是口译工作的另一特点。译员的口译精神不可超脱现场气氛，更不应该凌驾于现场气氛之上。译员的口译神态应该是如实反映场景气氛的一面镜子。
口译的另一特征是个体性操作，译责重大。译员属单打一的个体工作者，其劳动具有很强的独立操作性。
口译是一种综合运用视、听、说、写、读等知识和技能的语言操作活动。口译属一种立体式、交叉型的信息传播方式。
信息交流的内容包罗万象，是口译的又一特点。坐在翻译席上的译员，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既是一名精通语言的专家，同时又是一名通晓百事的杂家。
（三）口译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
意识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只有充分并深入了解文化间的不同，人们才可以可以更好地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一个口译者要想得出高水平的译文，他就必须了解跨文化交际与口译之间密切的关系，并且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为口译是快速的双语交际过程。译员作为帮助他人跨越两种语言文化鸿沟，达成理解沟通的中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必不可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译员承担着语言转换和文化协调的双重职责，不仅要在言行上遵循特定文化的规约，还要尽力去预防、阻止和消除服务对象由于不了解对方文化习俗而可能出现的文化摩擦和交际障碍，帮助双方达成跨文化理解。因此，好的译员首先必须是合格的跨文化交际者，译员要培养这种能力就要树立起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了解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内涵，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口译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具体体现
在口译的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口译者的语用能力明显低于语言能力，在实际交往中总是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往往又是因为说话双方不了解对方的社会文化背景，或者是违反了其社会文化规约而造成的。大量例证说明，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是决定交际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为了使口译者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也是为了使跨文化交际变得和谐而富有成效，口译者就必须具备双方语言和文化差异的知识。这更加明确了跨文化知识的学习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的重要性，并在口译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具体体现跨文化交际能力。
语言能力体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语用能力体现在文化、国情、措辞领域；行为能力体现在副语方面。
（一）语言能力
对语言本身的掌握程度（собственн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指在掌握正确发音和相应语法规则的基础上，对语言的理解、表达和运用能力。通常体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举语言的变通表述能力（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перифразированию）一例来解释。一般来说，掌握所学语言的变通表述手段越多，其语言能力就越强。比如：
工厂十分重视树立企业的良好声誉，把人的精湛业务水平和全厂的团结稳定作为成功的最好保障。
Фабрика прида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укреплению высо-кой репутаци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все врем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м-обильность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считая высокую квалификацию техперсонал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коллектива лучшей гарантией успеха.
“十分重视树立”除прида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укреп-лению外，还可译为уделяет большое вимание укреплению；о-бращает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уделяет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укреплению...
（二）语用能力
对语境的掌握程度（ситуативныймуровень），能根据具体的交际情景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话语形式。言语行为通常要受到说者、听者、话题、交际方式、交际目的、交际地点、交际时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任何一种语境因素的转换都会导致言语行为的变化。比如：
我谨代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体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向新闻界，向一直关心、支持、帮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Разрешите мне от имени всего инженерно-технтческого персонала и ученых，участвующия в Программе пилотир-уемых космических полетов Китая，выразить сердечную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 прессы и друзьям за внимание，поддержку и помощь，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неизменно оказаны П-рограмме пилотируемых космических полетоыв Китая.
“载人航天工程”中的“工程”一词不宜译为объект或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根据词义译为прогрвмма或проект为好。其它的例子有：安居工程-Программа экономичного и удоб-ногожилия；“菜篮子”工程-Программа овощной корзины；希望工程-Программа Надежда ；幸福工程-Проект Счастие等。
（三）行为能力
对民族文化的掌握程度（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ый уровень）。主要指掌握语言及非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民族文化特点。举词语的非概念义素（непонятийны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доли слова）一例，即文化背景知识和文化伴随意义。如желтый一词在俄语语言意识（русское язык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中，有желтый-“工贼”，желтыйпрофсоюз-“出卖工人利益的工会”，желтая пресса-“无原则的刊物”等义素特征，含有贬义的色彩；розовый一词有розовая надежда-“美好的希望”，розовый день-“美妙的日子”等义素特征。在很多情况下，语言中许多词语的文化背景意义或伴随意义的褒贬色彩是不明显的，非母语者对此往往很难察觉和掌握。比如：
Студенты только в сессию становятся желтыми，а в обычные дни-ничего，розовыми.
大学生考试期间“苦一点”，平时都无所谓，一派轻松愉快的样子。
四、结语
作为不同文化间交流的活动，口译拥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口译员所面对的不仅是两种语言，而是两种文化，没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他就不能胜任之间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广泛学习，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尽可能多大额掌握跨文化交际中的技巧和方法，在实践中进行总结和反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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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的概念范文2
摘 要：汉语国际教育教授的是汉语，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汉语能力和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为达到这一教学目标，除了要进行最基本的汉语本体知识的教学，还需要进行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言语交际技能的训练。跨文化交际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一、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教学简介
1、学科性质
确定一门学科的性质，其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学科的基本属性，即该学科所独具的性质和特点；二是学科研究的对象与范畴。那么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是什么呢？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属性与内涵是语言，可见，其基本属性属于语言学范畴。再看其研究对象，“顾名思义，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也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全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可见，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同时也是外语教学，应归属于应用语言学。
2、教学内容
语言教学的基本目的是陪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而运用语言的能力主要包括“语言系统能力、得体表达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范开泰，1992）。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内容包括：
（1）基本的语言知识。
汉语基本的语言知识主要包括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语言要素及其相关理论基础知识。
（2）言语技能。
所谓言语技能就是指汉语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想要培养学生的言语技能，就需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语言要素与言语技能训练有机结合。
（3）言语交际技能。
在交际过程中，既要注意交际的正确性，也要注意交际的得体性。只注意到正确性却忽视了得体性，也会影响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
（4）相关文化知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语言中都含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印记。因此，在学习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必须要学习这种语言中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否则就无法正确掌握和使用这门语言。
二、汉语国际教育中的跨文化交际
1、当今跨文化交际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跨文化交际的活动自古就存在，只是近几十年来才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胡文仲先生认为，在当今之所以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其主要原因是“交通工具的进步”与“通讯手段的发展”使得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能够更为顺利地接触和交往。例如：互联网的发达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联系在一起，进行各种交流与活动。
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时下，就有不少对外汉语教师通过“网络汉语教学”来教授远在他国的外国人学习汉语。我有位同学在菲律宾担任汉语志愿者，今年刚刚回国，他在菲律宾的学生仍然通过互联网向他学习汉语。可见，网络等通讯工具的发达使得跨文化交际活动也日益活跃，并使得跨文化交际的活动具有持续性。
2、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内容
胡文仲先生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跨文化交际着重发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往中所产生的问题，并分析其成因，找出解决的方法。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不仅仅涉及到交际的内容，还涉及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
3、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因素
什么是文化？在胡文仲先生的作品中介绍了多位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于文化定义，这是因为众学者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其研究重点也各不相同。可以说，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大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小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传统习俗、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文化是人类所独有的，是社会的遗产，是后天习得的。文化的大部分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为人们所不自觉。在《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这本书中，采用了Kluckhohn对文化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型的和隐型的，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
胡文仲先生根据各位学者的观点，概括得出以下一些看法：
（1）文化是人们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是社会的遗产；
（2）文化既包括信念、价值观念、习俗、知识等，也包括实物和器具；
（3）文化是人们行动的指南，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
（4）文化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后天所学会的；
（5）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可以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念区分不同的文化。
在当今的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中，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交际研究还不能面面俱到，我们研究跨文化交际主要是研究那些与交际紧密相关的文化因素，研究文化、交际、文化与交际的关系，研究和解决那些直接影响交际，在交际过程中容易产生问题的领域，可造成交际失败的主要的跨文化问题，以及如何提高跨文化意识等课题。而贯穿这些课题的主线就是文化，可以说文化问题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由于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研究跨文化交际也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文化既包容历史又反映现实；既包括实物，更包含制度与观念；既有客观存在的稳定性，又有它的能动性；既有涵盖一个群体的特点，又包含地区差异与个体差异”。胡文仲先生认为，以下文化因素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影响比较大：
（1）一个民族的历史
（2）一个民族的传统
（3）宗教思想
（4）价值观念
（5）社会组织形式
（6）风俗习惯
（7）政治制度
（8）社会发展阶段（工业化程度、科技水平等）
同时，在研究跨文化问题时，应注意“主导文化”。如比较中美文化时，主要注意对比汉民族的主体文化和美国的主流文化。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学科的研究将建立在更加广阔，更加复杂，更加多样的文化背景之上。研究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中外文化交际这块狭小的天地里，也不仅仅局限于东西方文化交际，而要开拓一种“跨时空、全方位、多视角”的跨文化交际研究。
在跨文化交际中，主要是研究文化、交际、文化与交际的关系、在交际过程中容易产生问题的领域以及如何提高跨文化意识等课题。贯穿这些课题的主线就是文化，因此，可以说文化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文化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指导着人们的一切行动”。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
4、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活动
在《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中，着重介绍了传播这一概念。其实传播与交际表示的是同一概念，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术语。我们可以说传播是“信息传受的行为和过程”。传播按其性质可分为“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
那么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又包括哪些内容呢？交际包括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语言交际包含语音、词汇、语法等内容；非语言交际则包含体势语言、空间处理、声音变化、目视行为及面部表情等内容。《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中，还介绍了甲级活动中的社会交往、人际交往以及经营管理方面的内容。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交际无疑是最重要的交际活动，但在教授非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汉语时，也需要注意其他方面的交际活动。例如非语言交际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的作用就很大，非语言交际与语言交际不同，它“没有固定的规律和法则，也没有一套明确的符号”，它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在非语言交际领域，正如在语言交际领域一样，文化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例如：各个国家的体势语言也各有不同，以手势为例，各民族都用手势表达一定意义，而相同的手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表示的意义并不相同。例如，将手掌平放在脖子下面在中国文化中是“杀头”的意思，但是在英语国家的文化中却可以表示“吃饱了”的意思。
非语言交际手段十分丰富，但是，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与语言结合使用的，起着重复、加强、补充甚至替代或否定的作用。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我们缺乏敏感，常常容易忽视非语言交际这一重要方面。
5、跨文化交际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重要性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交际的工具。语言的这两种特性决定了语言与文化、交际有着密切的联系。邢福义在谈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也说：“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之密切，也许可以用‘水融’来形容”。
对外汉语教学主要是“对操不同母语，持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语言教学，语言、文化和交际的关系又是一种跨文化语言交际的关系”。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各种方法来解决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遇到的跨文化交际的问题。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无论他们学习的心态如何，要求如何，他们都希望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人进行交流。在跨文化交际中，有些障碍与其说是语言障碍，不如说是文化障碍，而且文化错误比语言错误所产生的后果更为严重。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引人跨文化交际研究，可以使学习者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始终重视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更为容易地排除跨文化交际的障碍，清除跨文化交际的误会，避免跨文化交际的冲突，更为得体地运用所掌握的语言知识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促使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研究这两门学科，各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但都涉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教学宗旨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目的有紧密的联系。对外汉语教学引人跨文化交际研究可以更好地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深人发展。帮助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培养他们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尊重不同文化，协调不同文化的能力，最终能运用汉语准确而得体地进行各种交际活动。作为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实习中也需要注重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跨文化方面的知识积累和探究。（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2]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有研究出版社，1994
[3] 刘珣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跨文化交流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流散 族群 移民 族群属性 跨国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
作者：朱敬才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国犹太裔与华裔流散文学比较及其译介研究”（20102226）的最终成果之一。
在论文的修改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匿名审稿人及编辑的指正，特此致谢。文责自负。
一、前言
“diaspora”（流散）一词的前身Diaspora在英语中是一个舶来词，词源始见于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版《旧约全书》第28章，原义指公元前586年犹太人在“巴比伦之囚”后被迫流亡的历史事件。自20世纪50、60年代起，“流散”这一历史性概念的含义開始越出特指犹太人族群的外延；进入70、80年代后，随着全球流动在人数、规模和距离等方面的空前拓展，跨境生存逐渐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由此，饱含着迁徙、别离、故乡、记忆等诸多丰富内涵的“流散”概念，成为了一个表征这种人群大规模跨境流动状态及其生存方式的极具涵盖力的学术术语。原本仅限于描述犹太人被巴比伦人逐出故土后沦落天涯的“流散”生存状况的词汇，即大写的“Diaspora”一词，在相关国际学术刊物上几乎不约而同地、并且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小写的“diaspora”所取代，学者们赋予了这种小写形式的“diaspora”以更多的现实含义，它一般指任何在自己传统家园之外生活的人或人群，其中既包括犹太人流散群体、亚美尼亚流散群体和非洲流散群体，也包括亚洲流散群体、爱尔兰女性流散群体，甚至同性恋流散群体，等等。不妨可以这样说，流散研究正是伴随着“diaspora”内涵的这种拓展而開始悄然兴起，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展成为当代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不过，这仅仅是有关流散研究兴起的一种词源上的解说，从根本上说，流散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与全球化语境密不可分，事实上，正如范可（2012：19）所指出的，只有在全球化语境和全球化视野的关照下谈论流散研究才有意义。他借用当代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的话指出，流散化（diasporization）本身就是全球化之扩散意义的隐喻（Friedman，2005），或许，更早从宏观历史视野关注这一问题的论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汤恩比根据其12卷本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改写压缩而成的同名著作。在该书中，汤恩比（1972[2000]）预言，在未来的世界里，民族国家将最终为流散社区所取代（参见Friedman，2005）。同样的观点，在阿帕杜莱（Appadurai，1996）的《消失的现代性》一书中也有所表达。总之，综观当今流散研究领域的大多数文本可知，类似的预言几乎成为一种主流话语。
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得益于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广泛影响，流散研究正在藉着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国际环境而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目前，流散研究已经体现在众多学科的关注之中，且逐渐演化成为一个内涵丰富、交叉性极强的研究领域，它覆盖了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及文学研究等诸多学科，在各领域中的相关研究彼此交织，互相影响。不过，总体上说来，流散研究具有社会学的基本学科特征，种种流散问题研究的分支领域都离不開社会学的视角，其主要概念如民族、族群、移民、身份、文化等，向来为社会学所关注和强调。尽管如此，这种跨学科、多角度、交叉融合性极强的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即“流散”一词本身，如同其字面上所蕴含的独特意义一样，因其现代性的所指和能指的流动性而导致学者们在关于它的定义问题上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流散”是一个含义丰富但无法定义的术语（a popular term with a weak definition），它的意义总是在多个领域中被不断予以重构，甚至催生了一系列与此概念相关的词汇，或者原本意义固定的概念在其研究中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这些概念互相关联却又有所区别，它们或者独立出场，或者混搭亮相。一般来讲，与流散研究关系紧密的概念有族群、外来移民、侨民、难民、族群属性（简称族群性）和多元文化主义、跨国主义，等等。其中的大多数概念原本是社会学流动研究、人口流动或文化研究中的主要概念，不过，其中一些概念在有关全球化的语境下逐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们或被进一步细化，如族群的概念被细化为古典流散族群和现代流散族群；有些则或被逐渐地边缘化，或演变成为主流研究的核心概念，如跨国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总之，流散研究与这些概念密切相关，辨析这些相关概念在流散研究中的独特意义，可以从深度和广度上了解流散研究产生的渊源、发展及其在各个时期的特点，甚至有利于我们把握跨国流动的未来发展趋势。
二、古典流散族群、现代流散族群：流散研究对象的基本分类
族群现象虽然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存在，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族群”（ethnic group）一词才被正式用来描述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特殊群体，这类群体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其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徐杰舜，2002：12）。族群概念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一方面，“族群”与“群体”或者“人群”的概念明显不同，“群体”和“人群”更多地是被用来表示松散的、共同特征不固定的人群；“族群”概念则强调语言、种族和文化方面的特征，处于同一族群中的人们通过认同和排斥异己的方式来维持共同的社会协作和生活交往，同时，伴随着族群成员普遍地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又需要有一套标准和规则来决定对本群体成员资格与外人作出区分。另一方面，“族群”与“民族”的概念也截然不同，它们虽然都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然而，从性质上看，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民族强调的则是政治性（如nation state）。
二战后，“族群”概念逐渐被用来取代以往英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部族”（tribe）概念和美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种族”（race）概念，其运用的范围也更为广泛。族群概念逐渐被用来指包含各种基于民族或种族而集聚结合并形成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且在不同族群之间呈现互相排斥或认同的社会心理特征，这恰恰构成了流散研究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族群现象存在的愈益普遍化为流散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没有多样化的族群以及它们之间的接触，也就没有流散研究；同时，因为族群概念更强调的是文化性，所以流散研究也离不開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样可以说，正是由于族群概念对文化性的强调，与蕴含着迁徙、离乡、记忆等文化内涵的“流散”一词不谋而合，从而成为流散研究的基础性概念。流散研究之所以在当今兴起，并且能够成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学科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其根源可以归结为：全球化的普及与发展、人口的急速流动造成了全世界各文化间的激烈碰撞，从而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相互频繁接触，随之在社会发展中不断产生大量冲突、受容乃至融合的种种现象和问题，由此催生了流散研究，随后这种研究又辐射到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乃至文学研究等诸多领域。
在有关族群问题的流散研究中，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系的加比·谢夫（Gabriel Sheffer）是众多先驱中耀眼的一位。多年来，他一直关注流散经历研究，尤其对现代社会中流散问题的政治学意义的研究贡献最大。他于1986年出版了一部被公认为是流散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国际政治中的现代流散族群》（A NewField of Study：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03年，谢夫（Sheffer，2003：65-73）又推出另一部流散研究的重磅之作《流散的政治》（Diaspora Politics），对流散概念进行了补充式的溯源研究，直至史前时期。在这两部文献中，谢夫对族群研究中的两大分类，即古典流散族群与现代流散族群的阐释和理解已经被主流学术界所普遍接受，成为流散研究中的经典概念。
由于Diaspora几乎就是古代犹太人在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劫难后迁徙流散于各地的悲惨经历的同义词，因此，以往“流散”一词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族群遭受了某种毁灭性的打击，迫使其族人四处离散，故流散族群总是与大规模“离家出走”和“流离失所”等负面的生活状态联系在一起而常常被理解为贬义词。又由于流散的主体在迁徙一再聚居的过程中一直保留着试图重建已沦丧的或是受到侵害的祖国的幻想和记忆，而这种希冀往往使得移入国统治集团对其保持警惕并时常压制他们，因此，在历史上，流散群体的社会地位往往十分低贱。一般而言，流散群体包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较为集中聚居且具有相同民族或文化背景的族人，对故国的记忆就是他们之间最基本的象征联系（Safran，1991：304-305）。谢夫认为，这只是世界经济秩序尚未開始全球化的前现代化时期或者也称之为封建社会中所特有的一种现象。这一时期的流散族群被谢夫（Sheffer，1986：6）称之为“古典流散”（classicaldiasporas）族群，他们一般是来自于被征服的国家、地区或部落的民众，其迁移及散居移入国的历史充满了血与泪的记载，如欧洲中世纪的犹太人、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希腊人以及亚美尼亚人便是代表性的古典流散族群。其共同特点是在移入国中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受到种种限制，往往被主流社会所排斥，职业活动的范围有明确的界限，只能从事被认为是社会地位低下的贸易、卖艺或苦力活动。究其根源，乃是因为流散族群所在移入国的主流群体的一部分具有封建贵族身份，这种身份使其成员不屑于参与经商等诸如此类被视为庸俗的赚钱活动；而另一方面，其他的大部分社会成员则是或多或少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或是依附于贵族阶层的匠人群体，或是其他同族群体，他们无需经商也可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或可以依靠俸给而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外来的流散族群与主流群体之间总是界限分明（Smith：1991：34-38）。因受到移入国社会排斥甚至隔离政策的影响，他们只能在同族中通婚，与同族人往来并在限定的社会范围和阶层内从事主流社会不屑一顾的工作。无论他们在贸易上取得多大的成功，或成为商人、放高利贷者，或成为独特的手工艺人甚至成为出色的学者乃至政治家，只要不被该社会的主流群体或阶层所接受或认同，无论他们在移入国居住的时间有多长，只要他们未获得移入国的“国民”身份，就依然被视为来自移出国的外来者（以往统称为外来移民）；即使已经取得移入国公民身份，甚至试图主动融入所在国文化的流散族群成员（以从中国移出的居民为例，已经取得了其他移入国公民身份的某籍华人），仍然难以改变其身处弱势且不稳定的社会和法律地位的状态，更不用说对其所予的社会地位有多大的超越了，而且每当移入国社会不稳定或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流散群体往往还会成为主流群体的替罪羊。此外，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对“难民”（refugee）的定义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将其内涵基本局限于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灾祸（战争或政治原因）所致生活无着、流离失所而大规模地流入某国、某地区的人，如为躲避连年战乱流落异乡的被称之为“战争难民”，为寻求政治庇护的被称为“政治难民”，或因环境因素变故导致的迁移人口被称为“环境难民”等等，但是，显然，在世界各地，依然还有许多当地人保持着将外来的流散族群视为难民的心态，如将纯粹出于经济计算的考量怀揣致富梦想而前往该国谋生的外来人群称为“经济难民”等。只不过，对于人为原因而主动移入某国的外来者，除了“政治难民”这一叫法还有所保留外，一般而言，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上開始逐渐普遍地以一个相对中性的名词“移民”或“外来移民”（immigration）来称呼他们。
然而，称谓上的一时变化，并不会马上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的实际状况并未很快有所好转，在他们期望被移入国所接受，希望被移入地社会群体所认同的幻想一次次破灭之后，更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仍然还是流散在当地的“少数族群”（ethnic group）。为了维持精神上的寄托，流散族群越发重视本群体固有的、传统的伦理观念，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流散网络的交织关系，这种流散网络成员的行为方式既不同于原来移出国的伦理观念，也不同于移入国的文化，在流散研究领域，这样的流散群体仍然被称为“古典流散族群”。当然，历史上各种古典流散群体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甚至有些流散族群的形成历史还相当特殊和复杂。譬如，许多在19世纪出国定居的中国人，并非都是因为族群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或出于政治压制或迫害的原因，因此很难说具有避难或流亡的特点，他们前往移出国，大多仅仅是因为不甘心于既有的生活环境，想通过在外寻求更大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甚至有许多人是被蒙骗出国的。在移入国，他们经历了种种歧视、盘剥，甚至长时间地受到所在国排华政策和势力的排斥，深深意识到现实的残酷，由此更进一步加强了海外华侨的认同意识。逐渐地，东南亚、北美等地的华人開始重新聚合起来，其群体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甚至还常常提出一些相关的政治诉求。概言之，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许多华人族群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渊源与特点。
然而，生活终将继续下去，移民在受到移入国的歧视和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后，会自觉不自觉地重新在所在国的文化中进行重塑“自我”的努力，这种重新适应的过程类似于后殖民理论家所说的“模拟”（mimicry），从而形成一种既不同于移入国文化也不同于移出国文化的混杂体。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最初所坚信的本流散族群文化在经受了移入国的种种歧视以及种种对抗之后已有所松动，另一方面，他们仍然试图努力保持母族群的语言和文化要素，以此继续在隐形的排斥和边缘化境况下保持自身相对的认同。
总之，古典流散族群文化折射出的是一个特殊化的世界，从客观上说，这类流散族群不可能完全融入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从主观上看，由于对融入当地社会（主要是主流社会）感到绝望，且无法忍受所在国主流文化那种居高临下的强势的同时却甘愿接受一种被别人怜悯施舍的心理体验，他们不想被他人所完全同化，却又要努力去寻求获得心灵解脱，母文化的记忆以及流散群体的共同认同无疑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心灵归宿；这种复杂矛盾的状态使得其移民文化又呈现出与其传统并不完全相同的面相。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此大背景下新一轮移民潮汹涌澎湃，席卷全球，人口学专家以前预计的到21世纪中期才会出现的史无前例的多民族大迁移现象，已经提前出现，当今全球跨境移民数量已超过一亿，世界总人口中大约有1.7%的人生活于非出生国（李明欢，2000：12）。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几乎都有了移民法案，“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各现代国家无法回避的新问题。近20多年来的移民狂潮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即古典流散族群悄然发生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重构。科恩（Cohen，1997）在《全球流散》（Global Diasporas）一书中依据每一类群体迁移流散的原因等因素划分了五大类流散族群，分别是受难型、劳工型、帝国型、商贸型和文化型。无论科恩的划分存在着多大的争议，这一划分本身实际上已经重塑了长期以来流散族群凄凉无助的形象，赋予他们积极正面的全新含义，除了“受难型”还符合以往古典流散群体的特点之外，其余四类流散族群已完全超越了流散概念的传统外延，具有了现代流散族群的概念内涵。
谢夫（Sheffer，1986：3）将“现代流散”（modern diasporas）族群定义为“由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少数族群，在移入国生活、工作，但与祖籍国保持着强烈的情感上和物质上的联系”。谢夫指出，这种集移出国、流散和移入国三因素为一体（triadic network）的研究是现代流散族群的核心内容。这一定义隐含了现代流散族群研究的两个特征：一是它强调移民在移入国的总体状态，而非强调其悲惨和长期寄人篱下的回忆。谢夫观点的重点在于，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趋势，任何一个国家不仅无法封闭生存，而且也都意识到了与他国合作及交流的重要性，由此，历史上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化的流散群体逐渐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他们或者因为在某一领域突出的特长而受到推崇，如在美国的中国厨师和中式餐馆的经营者，逐渐摆脱了华人为糊口而不得已从事地位低下职业的形象，甚至被赞美为弘扬中华美食文化的主体；同样地，还有像身居荷兰的意大利裔冰淇淋制造者也逐渐名扬世界，诸如此类评价方面的变化，都间接地体现出许多国家对流散群体在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桥梁作用的重视。当然流散族群在所在国的社会地位之所以能够不断提高，更宏观的原因还与长期以来各殖民地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国家形象不断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代流散”定义所强调的现代流散族群研究的第二个特征是，现代流散族群并非如古典流散群体那样，因受到歧视和排斥而自我封闭，既不得不处于一种永远在回忆之中却与移出国的母文化彼此隔离的状态，又游离于移入国主流文化之外的状态。相反，现代流散群体表现出了以下新的特点：既努力保持对移出国的记忆、回忆和想像，又主动地逐渐与移出国的社会群体恢复联系或建构起新的交往关系，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参与移出国的种种社会活动；既不渴望完全被移入国所同化，又能积极地参与到所在国的各项社会活动之中，与所在国的社会各阶层展開广泛的交流；既能与其他的移民群体进行開放式的接触和交流，又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和传统价值。三者构成了一种互不可分的全新的关系，显然，在现代流散群体背后所折射出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变化。除谢夫之外，长期致力于族群、流散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研究的萨夫兰（Safran，1991）总结了“现代流散族群”的6个基本特征：（1）以移出国为“中心”迁移到多个地区，（2）保持着对移出国的记忆和想象，（3）认为自己不会或不可能被移入国完全接纳，（4）能够往返于移入国和移入国之间，（5）愿献身于移出国的复兴，（6）对移出国的关注已经成为一种群体意识。萨夫兰的理论推出之后，虽不断有学者对他的上述定义进行补充或修订，但仍遵循了萨夫兰的基本观点和思路。
总之，流散族群之所以被划分为古典流散族群和现代流散族群，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流散族群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集合体，而一直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并往往会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而被赋予新的特点。“古典”和“现代”流散族群的分水岭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普及时期，在此之前的流散族群属于古典流散族群，之后则逐渐呈现为现代流散族群，不过，二者具有许多相同点，并非互相排斥对立，而是互相交织、紧密不可分的。现代流散族群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古典流散族群的消失，而是扩大了其覆盖范围并对其所指意义进行的补充。目前两种族群同时并存，只不过现代流散族群稍占上风，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现代流散族群问题无疑将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流散研究的核心问题：族群性
流散涉及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绝不仅仅是人们简单地从移出国到移入国的空间位置的变换。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流入各国的诸多外来移民所组成的形形的流散族群各自的族群性（或日族群特性）。因为，不了解特定流散群体的族群性，所在国便无法对其作出适当的应对，不了解流散群体的特点，也无法制定有效的政策。总之，随着流散研究的深入，无论是在古典流散群体中还是现代流散群体中，族群性问题越来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
在1900年前后，族群性（ethnicity）概念往往与种族（race）概念相混同，甚至在更多的情况下直接等同于民族，或者说种族和族群性常常被视为同一事物的两面。种族的最初形成，是由于聚居世界各地的人类群体生态适应的结果。种族分化可以说是由遗传变异、地理隔离和社会文化三种因素共同塑造而成的（杨胜荣，2003：32-36）。种族概念也考虑语言、宗教、文化等社会属性，但更强调如肤色、体格、头颅特征甚至基因遗传等自然属性，因为，在过去，研究者往往认为，这些属性在一个固定的群体中总是比较稳定，具有显著的辨别性。与这种观念相应的社会反应，往往体现在一些社会中有人总喜欢用某种肤色作为定语的组合词来指称这种群体，由此，学界逐渐认识到，凭借肤色、基因遗传等自然属性来判断种族的做法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因为，这种观念往往与种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奥门，1995：100）。
相对于种族而言，族群性（ethnicity）的概念在把握不同群体特性时更注重通过语言、宗教、行为方式的特点、仪礼和习俗等文化属性来辨识，这些属性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群体形成后才得以表现（McKay，1982：395-420）。它强调的是族群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性质。人们被社会性地界定为一特定族群的成员，这种界定是由他人的认可及自身的认同共同完成的。族群性的定义并非是自言自语，也不仅仅取决于族群成员自身还取决于他人和其他群体。因为，人们从出生開始接受周围环境赋予他的属性，但是很少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属性使其是如何地与众不同，只有当他们与拥有其他文化属性的人往时，这些属性的区别功能才開始凸显。
族群是流散研究的基础，族群特性问题是流散研究的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族群的渊源、族群属性以及族群的地位等。作为族群性问题的前身，即以往讨论种族问题时所注重的因素固然仍然存在，但从根本上说，决定着人们社会属性的是影响人们社会交互作用的文化因素，其集中表现族群属性。流散研究的社会学旨趣毕竟是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倡一种平等的族往，这决定了它必然要反对种族主义。如果说种族是一种生物学上的事实，那么种族主义则是一种通过有意图地夸大这种生物学特性来为自己的支配性奠基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是造成古典流散族群广受歧视、排斥，长期无法获得起码的社会承认的思想根源所在。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类各族群之间相互依赖和交流程度的不断增强，种族主义的观念越来越失去了它的存在土壤。
应当看到，族群性问题得以凸显，与规模日益扩大的移民运动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移民运动并不是从偏僻的乡村迁移到繁华的大都市，而是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的流动，它导致了不同族群之间直接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随着不同族群之间交往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必然会给移入国主流群体的心理带来各种影响，也会导致其在与不同族群之间的评价、交往等的种种选择性。所有的族群在与其他族群尚未进行广泛的接触或交流时，往往都存在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一般说来，在展開这种接触和交流后，当主流群体并不感到自己的中心地位受到威胁时，他们会容忍和接受，而当许多社会成员感受到某种威胁时，则会产生排外心理，这种情况，在现代突出地表现为逐渐发展起来的以排外心理为基础的文化中心主义（曹丽，2010：79）。另一方面，当族群成员从移出国来到移入国，种种保持在个体身上的或体现于群体中的属性開始与所在社会的文化相碰撞，并逐渐产生矛盾和冲突，由此，也对这些流散族群本身所固有的朴实的自我中心倾向构成了挑战，其焦点问题就是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流散族群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种集体身份认同，作为对自身族群属性的感知与表达，族群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身份，而是在较长时期的流散生活中形成、演变而成的。特别是族群性的认同问题一直以来被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群体及从属群体作为用来达到强化他们自身社会身份的正统化，并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化的工具，因此也成为社会权力结构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各流散群体对自身族群性的集体身份的表达，常常成为少数族群在日常对抗和政治斗争中的核心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一般存在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移民群体已经完全地被移入国所同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以往的族群特性，但是对族群性的认同已经不再是判断身份的唯一标准，诸如职业、教育水平、居住地点或者伴侣的选择也往往被纳入判断身份的参照性因素的考量中，这些属性也不再由族群的单一归属所决定；二是移民群体既保持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也逐渐地融入了移入国主流社会；三是整个移民群体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在移入国的社会地位得不到提升。第二种结果如同谢夫所描述的状态，即“身在异乡，却如同在家”（at home abroad）。这是流散族群的最佳状态，经过几代移民，他们已经融入了移入国的主流文化，但是又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族群属性（族群性）。
然而，并不是来自每一个国家的移民都能形成特定的流散族群，也不是所有的移民群体都能形成一致的族群属性。在移民过程中，移民群体会不约而同地创造出他们独特的属性来捍卫自己的文化。在移民的最初阶段，所有的属性大致上说来都是固有特质，这些属性因为以强调他们自身的优越性而具有很强的防御特质，或者也称之为封闭的、排他性的特质，与外界联系极少。但是，一般而言，这只是初期阶段的特点。在接下来的阶段中，移民个体或流散群体会逐渐地加强与移出国社会成员的联系，缩短与他们的距离。而到后来，在移民群体方面，往往会体现出在族群文化与所在社会的文化、甚至与其他族群的文化之间存在矛盾、冲突和斗争，当然同时也伴随着选择、特质融合等主要特征。这是因为，对流散群体来说，如果吸收了太多所在社会的，或者其他族群的文化特质，那么，其自身的族群特性便会逐渐被削弱、隐形化甚至消失（这将威胁到其成员对自身族群的认同）；但是，如果不吸收其所在社会的文化、或其他族群的文化特质，那么流散群体则永远不能融入当地社会，要么仅仅维持在边缘的位置，要么也无法与其他族群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因此，既保留本族群的主要文化特性，又积极地吸收所在社会的文化特质以及其他族群的优良特质，是现代流散群体在对待族群性问题上的主要方向，唯有如此，流散群体才能达到前面所提到的较为理想的第二种存在状态。显然，这种重塑族群性的策略是与现代流散群体的演化趋势相符合的。
四、跨国移民及跨国主义：当代流散研究的关注重点
流散研究的发展也与跨国主义视野的形成及其理论发展密不可分。在19世纪，远程通信和旅行交通手段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这直接加速了跨国社会空间的出现。远洋汽轮、电报等经过改善的新型运输通信方式，为跨国联系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效的舞台。从此以后，不断发展的通信运输革命大大降低了远程沟通及移动的费用，互联网的革命性进程更使得跨国现象快速蔓延。
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类学家在研究美国拉丁美洲移民时发现，在这些移民的流动经历及实际生活中并不能严格地限定其移出国和移入国的空间属性，为此，他们提出了“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概念。琳达·贝丝（Linda Basch）、尼娜·戈里珂·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和克里斯蒂纳·桑东·布兰克（Cristina Szanton Blanc）将“跨国主义”定义为：“跨国主义表达了移民群体与他们的移出国和移入国三者之间的支撑关系，借以维系与移出国家间的、经济的、社会的、组织上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等关系。它是移民建立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场景的社会过程，跨国移民被理解为建立和维持跨界的家庭、经济、社会、组织、宗教和政治的多重联系的群体，他们用这些多重联系来调适或抗拒其移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Basch，et al，1995）。
跨国主义视野的形成及其理论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以跨国移民的大量出现为基础的，后者恰恰是现代流散族群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从1991年起为推进流散研究创办了期刊《流散：跨国研究杂志》（Diaspora：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该期刊自从创刊后一直是流散研究与跨国主义研究相结合的风向标，其创办者兼主编卡托洛里安（Tololyan，1991：4）曾明确指出：“流散一词是具有跨国主义性质的词汇”。
现在，跨国主义已经成为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方兴未艾的一种新理论，它注重移民的机动性和跨界性，强调移民的生活取决于跨国社会场景，是与民族主义相对的一种研究进路（陈丽园，2003：71）。民族主义，简言之是指民族共同体成员在民族意识基础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忠诚和热爱，认为自己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致力于促进民族利益和提高民族文化，对抗其他民族的利益和文化，属于一种对维护本民族生存和发展权益具有大规模动员效应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与基于强调本民族优越性的民族主义视野来看待移民问题不同，倡导将移民问题置于跨国主义视野下来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跨国主义”概念提出后不久，阿里加诺·坡兹（Alejandro Portes）、路易斯·噶尼祖（Luis Guarnizo）和帕储西亚·兰多特（Patricia Landolt）等又对其进行了新的补充定义，以期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们认为“跨国主义”定义的第一个首要限制条件就是移民群体和他们移出国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的形式必须是一种长期并且持续的关系。因此，跨国移民群体应当是几代移民的连续集合体。也就是说，跨国流动的移民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民，而是具有跨国特色的移民，他们已经在移入国立足，但又维持着与移出国的多重联系。他们认为，这样的移民最好被理解为“跨国移民”（transmigrants），或者“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nts）。
的确，与跨国主义时代的移民不同的是，早期的移民是对不发达状况的回应（塔皮诺斯，2001：47），为了生存，他们被迫离開经济不发达或者战乱的国家。移民生活往往成为一种个人或家庭解决其贫困生活状况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而传统移民的模式一般是指从移出国向移入国的单向流动过程，移民者自身一般经历迁移、定居、适应、同化或融入等一系列的线性过程，最终被移入国的文化所融合。美国曾经引以为豪的“大熔炉”理论就是基于传统移民模式而形成的，“大熔炉”理论断言来自全世界的各民族移民都将最终在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中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群——“美国人”。但是这种传统的移民模式在目前全球“大熔炉”的面前已经開始逐渐瓦解。从20世纪80年代起，新一轮的移民浪潮席卷全球，但却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征：第一，移民与再移民之间的缘由变得没有界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再是为生活所迫。做出跨国生活的决定对他们而言也许已成为一种拓展自我更多空间和生活的策略，而不再是一种无奈的举动；第二，跨国联系可以以非官方形式存在，诸如像家庭内部或家族之间的联系；或是制度化的，如在移民入境国和出境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各政党或组织机构、企业等。毫无疑问，现代流散族群显然是一种具有“跨国主义”特点的群体。
但是，现代流散族群的“跨国主义”特点和其他的跨国群体又有所不同，跨国群体虽然在移民化的过程中与移出国分离開来，但却依然保留着来自于移出国的各种风俗习惯，这些习惯并不捆绑或者受约于国家及其政策。同时，也不是所有的跨国群体都是流散族群，如全世界的罗马天主教徙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跨国群体，但是它们却不是流散族群。也就是说，只有当身处国外的流散者群体成员与移出国（甚至是移出国及移入国以外的国家）之间发展出某些重要的社会联系和象征联系时，他们才可以被称之为一种跨国群体，否则无异于流亡或偷渡。尽管在流散的原因方面，现代流散族群也是或主动或被动地离開移出国，定居乃至入籍移入国，但对于该群体的成员而言，他们耿耿于怀的却依然是自身所隶属的民族或者国家。当这类群体还仅仅是移入国中少数的“异类”群体时，移入国主流社会的精英们或许还能对其不屑一顾；但如果这种流散群体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持久且成为一种常态的话，尤其是当这种流散群体的人数达到或可以数百万计的情况下，其潜在的影响必然就会引起人们的深思。如亨廷顿（Huntington，2004）在《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Who are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将大量操西班牙语的移民族群视为可能从根基上瓦解美国的致命挑战。一些国际移民学者也一再指出，以货物、资本、人口日益高涨的跨境流动而体现的“跨国主义”移民现象，已经并将不断地削弱民族国家的。
在当今世界上，移民以空前规模在全球流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移民的影响。据统计，十年前世界人口中移民的比例为2.8%（Zlotnik，1998：429-468）；今天，全球跨国移民的人数达到2.14亿，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跨国移民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数量的3.1%。换言之，全球大约每30人中就有1人是跨国移民，而在发达国家中，这一比例高达10%（李明欢，2011：1）。跨国移民大潮使得流散研究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其研究领域也被进一步拓展到理解各种跨国的社会文化构成因素。
五、结论与展望
当前，方兴未艾的流散研究涉及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学研究等诸多学科，这些学科在流散研究中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但是，从总体上说，流散研究更多地具有社会学的学科特征。就现实基础和时代背景而言，它的兴起与全球化的演化趋势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流散研究的一系列论述与全球化语境密不可分；就理论基础或思想背景而言，它的发展与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广泛影响密切相关。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一种关注弱势群体，主张尊重差异，追求多元文化平等共存的重要思潮，堪称当代西方民主进程中最广泛的、最有争议的文化和政治思潮之一。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扩散是流散研究蓬勃发展的思想背景，不仅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寻求平等权利，要求对不同群族、不同宗教以及不同性别群体予以承认的理想与流散研究的价值追求在旨趣上基本相同，而且这一理论在流散研究中有着独特的意义指向。多元文化理论催生了许多文化研究的枝干，流散研究同样是在它的影响下得以迅速发展的。从20世纪50年代開始兴起的民权运动与60年代出现的新移民运动，乃至世纪之交在全球化语境下出现的各种流散族群间的广泛接触、密切交往的状态，使得少数族群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迅速提升，要求平等对待流散身份的诉求也愈加强烈，这一切的出现大多都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但是，反过来说，现代流散研究也有力地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如果说少数流散族群是推动多元文化主义的主体的话，那么，要求正确对待族群性的问题，具体而言即少数族群身份的提升问题则是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动力（金里卡，2005）。
当今的流散研究，还与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全球对话主义理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流散研究领域的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往往具有多重身份，譬如，对流散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及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先驱之一的詹明信是一位“文化批评家”，除前文提到的谢夫、科恩等以外，诸如保罗·吉洛伊（Paul Gilroy）、沃特维克（Steven Vertovec）、阿帕杜莱、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等，或是文化理论批评家，或是人类学家，特别是后三位学者还是著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当前，活跃于流散领域的学者一般都来自于印度半岛、中东和拉丁美洲，他们出生于第三世界国家，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后接受西方（比如美国、英国等）的教育，并在学术研究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同时还任职于知名大学。他们在流散研究中的学术成就往往与他们个人上述丰富的生活和求学经历密不可分，这些背景与经历使得他们在跨文化比较视野的流散研究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他们的文章和著作中，对移民到西方社会的同乡的悲惨境遇的描述极为生动而敏锐，往往把握到了当代世界中个人、族群、主流群体以及社会结构方面的深刻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思想广泛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流散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反映全球化时代跨族群互动空前活跃之现象的“流散”概念，还由此派生出了流散政治、流散认同、流散主义（diasporism）、流散文化等相关术语，近期还出现了将流散视野与一些“另类”群体结合起来的研究倾向，如酷儿飘浪研究（the queerdiaspora）（Yue，2011：11），将有关酷儿和流散这两个研究领域结合起来，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理移动的情境和条件如何生产出性和性别身份的全新经验和理解的问题；另外，还出现了诸如聋人流散（the deaf diaspora）和流散研究（the terrorist diaspora）等（Brubaker，2005：1-19）不同的主题。
总之，流散研究已经日益展现出对当代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巨大的潜在影响，各种相关的流散群体问题不仅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又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同时也是当前各种理论与现实变迁的一面镜子。由于流散研究涉及真正意义上的“熔炉”问题，因此，需要研究者们具有包罗万象的广阔视野，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
跨文化交流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电影； 文化差异； 文化定势； 碰撞与融合
文化是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与精神产物的综合表现，中西方文化无论从饮食、语言、礼仪、信仰、家庭观、价值观、道德标准、社会规范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和商业行为，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电影是反映各国文化的一道窗口。由于各国文化渊源和历史背景的不同，电影无论是在传统文化价值的传承还是现代文化内涵的呈现上，都展现出丰富的文化面貌。
随着世界电影的交流与发展，电影已从展现本民族文化逐渐过渡到反映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对异域文化理解和认同。电影的这种文化交融是经济时代商业驱动的结果，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必然趋势。
一、电影中呈现的文化差异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以主张仁爱、尚贤的儒家思想为中国统治思想。传统的中国文化注重的是伦理道德，铸成了中国人平和、忍耐、保守的民族文化观念。西方文明也叫“爱琴海文明”，海洋民族的文化性格比较外向，表现为开拓进取、征服自然，铸就了西方人敢于冒险、崇尚个性的文化特点。
电影记录着历史，反映着文化。西方电影总是把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揉进电影里，用其背后的文化来吸引观众。美国人对回归家庭的认知，在《廊桥遗梦》里有所体现；《泰坦尼克号》呈现给我们的是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的真爱。中国的武打片曾占领着一定份额的国际市场。特定时期的中国电影则以外在、表层形态上的中国文化来展现自己，比如《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
摄于1995年，由梅尔・吉布森主演的《勇敢的心》，展现的是公元13世纪的苏格兰人民大起义，以宏伟壮阔的气势为影片赢得了史诗巨片的称号。片中主角华莱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他的心向着独立和自由，在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败犹荣。在片中，统治者始终以小丑的身份出现，他们用各种方式维持自己的政权并夸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电影中权力阶级猥琐的形象是深得人心的。
影片《英雄》根据我国古代荆轲刺秦的故事摄制，它表现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顺应历史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所有英雄们的反秦活动都是愚昧的。无名在最后意识到了错误并甘心死于秦兵的乱箭之下。在《英雄》中，历史被几个大人物操纵着。什么是英雄？英雄不仅是指为了某种事业能够英勇死去的人。英雄还要有人格魅力，有魄力。华莱士算是个英雄，死之前还高呼自由，让人激愤万千。而《英雄》中无名也死了，但死之前他承认了错误，承认了自己不懂历史发展规律。
在西方的文化中，英雄表达的是对命运的不屈不挠，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抗争与宿命挑战。而在中国，英雄则替天行道，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西方的英雄个人色彩强烈。但是，中国的英雄对于命运有一种变通和妥协。长期大一统观念下的中国文化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影片中都有体现。
二、文化定势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中西方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会产生碰撞与冲突，文化定势为我们交际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能。
定势――Stereotype――原指排版印刷时用的凸模字版。Lippmann（美国政治评论家）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首次提出了定势这一概念。他解释说，由于人类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太复杂了，无法依次亲身体验和认识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为了在短时间内更好地认识世界，人们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群人或任何民族、种族塑造成一定的形象。简而言之，定势就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在人们头脑中的形象”。
文化定势就是把定势理论运用到跨文化交际之中。它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对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和民族中个体的普遍概括的看法。文化定势分为两类，“自定势”和“他定势”。自定势是指某个社会文化群体对本身价值和行为特征的普遍性概括性的认识。这种共同的自我认识被称为“自我图像”。而他定势则是指某个社会文化群体对其他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特征的认定。这种认识在跨文化交际中被称作“他者图像”。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定势主要是指他定势。
由于各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交际中需要有文化定势。定势概括了一种文化的共性，有利于人们在交际中迅速理解掌握其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物质精神产物的综合体，人们很难了解每个细节。但是文化定势将复杂的文化简单化，使我们对不同文化形成总的印象。通过使用文化定势，人们对其他文化有了大致的了解，可以减轻交际者的紧张焦虑，能够促进我们进行积极的交际，文化定势还有助于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
然而，文化定势集中的是群体中共同的特点，并把它抽象概括成为一个总的概念，仅仅局限于某种文化定势中的交际，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碰撞。文化定势对交际的影响是双面的。文化定势既然是对某种文化认识的累积，随着交际的进行，认识的改变，定势也会发生变化。通过不断地再认识再判断，文化定势会形成跨越和超越，不断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三、电影中呈现的中西文化的碰撞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电影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元素，或是借用中国文化的外壳诠释西方文化，或是运用西式的故事结构反映两国文化之间的交融。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也频频融入西方文化，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两种文化表现的主要是在家庭、婚姻、医疗、法律、道德伦理、价值观等诸多领域的差异，展现出激烈的正面冲突和尖锐的矛盾。
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婚姻以严肃的历史使命和传宗接代的庄严责任。《礼记・昏义》写道，婚姻是“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而西方的文化使他们对待婚姻的看法与中国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他们认为婚姻不属于道德问题，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不能干涉。这两种自定势的形成必然会对跨文化交际产生影响。中西两种文化观念之间巨大的冲突还表现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与西方同性恋取向之间的矛盾。前者注重传统的束缚，后者注重个体存在的自由；前者为了种的繁衍牺牲个体的幸福和个人情感，甚至用权利运作的方式对个人生活实施全面统辖，后者宣扬个体解放，尊重并以法律保护个人私生活的一切领域。
电影《喜宴》中冲突的焦点就是中西文化关于婚姻的观念。片中伟同是家里的独子，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儿子担负着延续家族香火的重大职责。但是，伟同天生同性恋取向，这种性取向是在西方文化极度开化的环境下，人们思想解放带来一种自由追求，这明显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相背离。《喜宴》在此基础上展示了中西文化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碰撞。
在家庭观念方面，中国文化是家庭本位，血缘关系、亲情伦理根深蒂固。而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本位，高度重视个人权利、个人隐私，要求自我的空间和独立，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处于尊敬礼貌体系中。电影《推手》很好地展现了中西文化关于家庭观念的冲突。《推手》里的主角是一位从小练习太极拳的朱老先生，退休后被在美国当电脑工程师的儿子从中国内地接到美国同住。由于在语言、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朱老先生与美国儿媳妇玛莎产生了许多矛盾。一个原本安宁的家庭，在这种文化的冲突下逐渐变得争吵起来。影片中后来朱老先生离开了儿子，自己去唐人街的餐馆洗碗打工。而惟一能给朱老先生一点安慰的是有着颇为相似经历的陈老太。最后两位老人都选择逃离原本期望全家团圆的天伦之乐，无可奈何中又带着些许凄凉。影片中玛莎本是一个充满创作激情的自由作家，但是朱师傅的到来却打断了她所有的创作欲望。她认为这是对她的不尊重。虽然儿子朱晓生是在国外生活的华人，适应了西方文化，但骨子里的中国传统家庭观点和孝顺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当父亲与妻子的生活习惯发生尖锐矛盾时，朱晓生坚决站在了父亲一方。
四、电影中呈现的中西文化的融合
比较经典的影视作品中，关于文化差异体裁的大多是描绘从大陆到美国的留学生或移民的心路历程，其中有辛酸、无助、挣扎以及东西方两种文化价值观的碰撞。而这种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碰撞，在人们形成一定的文化定势后，会逐渐理解和认同。
在电影《推手》中，朱师傅最终与儿子和解，搬出家庭独居，同时与儿子和玛莎的家庭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美国媳妇也最终逐渐理解中国老爷的想法，家庭重归平静。在《刮痧》中，昆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刮痧神奇的功效，并意识到了刮痧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所在，明白了背红即虐童的荒唐性。同时，许大同不顾生命危险爬上高楼为儿子过圣诞节的举动，让美国人深深体会到他对儿子的爱，虐待儿童控诉最终撤销。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不同文化的互相渗透已让年青一代在尊重文化差异方面成为共识。如今，随着文化定势的不断超越和跨越，跨文化交际也减少了很多冲撞和矛盾，更多的是和谐共存。
电影《再爱一次好不好》（又名《烟台・莫里斯》），讲述的是中美两个不同国度的年轻人，从各自国家的城市出发，来到对方国家的城市――一个是中国烟台，另一个是美国小镇莫里斯。他们怀揣着不同的梦想和期许，在跨文化大背景下，展示新时期一段温婉多情的异国情缘。《再爱一次好不好》不再表现国人在国外挣扎生活的故事。它所表达的是中美两国人民不同的生活习俗和人类情感的共鸣。让观者看到来自中美两国不同的主人公，在文化价值观的相互碰撞中，通过彼此的视角审视异域文明的不同和交融，还有就是更多展示两种文化相互的了解和认同。
五、结语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会形成文化定势。文化定势对跨文化交际也有着一定的影响。文化定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旧的文化定势在一定时间之后会解构，那时，个体会以全新的角度对文化进行再认识，再判断，继而形成新的文化定势。人类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化和准确，呈循序渐进不断上升的走势。文化定势对交际的影响在不同时期的电影中都有所表现。我们从电影中呈现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能够感受到不同文化交流和对话日趋频繁与融洽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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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跨文化 大学英语 交际
前言
跨文化交际是语言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依据《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对大学英语教学中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要求，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进行跨文化交际教学是必要的。
一、跨文化交际的概述
（一）什么是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这个概念是从英文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
跨文化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美国。把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跨文化交际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接触的地方就会产生跨文化交际，甚至可以说，跨文化交际的历史，就是人类本身的历史。近年来，它更加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外语教学中需要导入相关文化学习的主张也日渐受到支持，“跨文化“越来越多地成了外语教学中的一个关键词。
二、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一）大学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
当代美国语言学家克拉姆斯基说“语言教学就是文化教学”。“文化教学”就是对学生进行跨文化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养成尊重、宽容、开放跨文化心态和客观、无偏见的跨文化观念与意识，并形成有效地跨文化交往、理解、传播等能力。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目的是积累英语国家文化知识、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和意识。从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教育”观念逐步渗到大学英语教材中，越来越多的教材和编者认识到语言和文化的紧密联系。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则明确规定了英语教学应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文化意识的重视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设对人才的外语素质的要求正在逐步提高。
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必不可少的文化教学内容，跨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内容中所不应和不能脱离的文化因素的教学。所以，大学文化教学的根本原则是在语言教学的同时必须教授所谓的交际文化或跨文化交际的知识。
（二）跨文化交际意识及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跨文化意识是对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异同的敏感度，以及在使用外语时根据目标语的文化调整自己的语言理解和语言产出的自觉性。大学英语教学不仅是传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培养他们应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所以说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渗透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是必要的。
第一方面：国家间文化、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本世纪,我国已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国际接轨的喜讯使国人振奋。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交际必然会出现障碍。及时有效地克服这些交际障碍是跨文化交际取得成功的关键。这对促进国际间的文化、政治、经济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注意加强我国英语教学中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促进对使用英语国家文化的理解和重视，应当是英语教学的目标之一。
第二方面：生活交流需要。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乎在每个大城市都可以看到不同肤色、不要语言的人。人们生活在一起就需要相互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是基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即跨文化的交流。在跨文化的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进入同一种文化背景，就容易产生不解和误解，从而使交际失败。
托马斯（Thomas）指出“语法错误从表面就可以看出，受话者很容易看出这种错误。这种错误一旦发现受话者就会认为对方缺乏足够的语言知识，因此可以得到谅解。语言失误却不会被像语法失误那样看待，如果一个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出现语用失误，他很可能被认为缺乏礼貌或不友好，他在交际中的失误不会被归咎于语言能力的缺乏，而被归咎于他的粗鲁或敌意。”
不同的语言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不同的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不同的语境因素，造成人们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因此，在交际中，人们总是喜欢用自己说话习惯和方式去解释对方的话语，这就可能对对方的话语作出不准确的推论，从而产生误解或障碍。就这要求广大英语教师要把跨文化教育列入英语教育的重要环节。
三、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我们英语教师应该是促进跨文化交际的使者，与以往把掌握语言基本知识和技能放在课程任务或教学目的的首位不同，英语教师应该让学生尽可能多地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应把介绍外国的文化渗透到每一节外语课堂的教学中。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知识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因此，设计大学英语课程时也应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充分认识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学生对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相应的了解,提高学生对中外文化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可以从下面几个具体方面着手进行：
①利用现行教材，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当代流行的大学英语教材不再是一个知识面单一的独立个体，而是赋予了很多文化因素。从教材中，可以使学生了解和培养外国文化、政治、经济等意识。
②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除了使用内容比较丰富的教材外，课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课堂教学的基本形式，也是学生进行语言交际的模拟舞台。通过这个模拟舞台，学生可以带着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直接走向社会，投入到真正的跨文化交际中。
③利用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英语老师应该充分利用课外活动，给学生创造了解英语文化，培养交际能力的机会。如举行一些英语演讲比赛，英语辩论赛，组织学生就某一个文化现象、文化内容进行英语演讲、辩论，举办戏剧表演活动，可以以课本剧为依托，鼓动学生大胆想象、大胆创新。还可以举办英语角、英语沙龙、专题讲座和外语影视或音乐欣赏会。让学生更多地了解英语国家的学习、生活、工作等状况。从而能真正感受西方文化，进入跨文化的欣赏和交际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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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的概念范文6
最近，读完另外胡文仲教授的那本《文化与交际》，让人颇为心潮澎湃，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来记录其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作为自己对跨文化交际方面的额一些理解吧抑或是自己的一些愚见。至于什么是跨文化交际，在读完胡教授的这本书后，我想，其中的定义也就变得颇为简单了。根据胡教授的定义，跨文化与交际，顾名思义，就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人所进行的一种交际活动。另外一位著名的学者RON认为，其实跨文化交际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在许多的情况下，我
们都处于这种环境之中－———不同的国家的一种主流文化之下。而，在我个人看来，我还是倾向于第二种解释，跨文化交际无时不在，无时不有，我们大家都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虽然，一直以来，关于对跨文化交际的讨论在一直持续着，但是要轻易地去定义这个概念却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而根据长期以来大家所达成的共识，我个人觉得，可以作如下的定义: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人类最为本质的体现。文化作为人类和动物最为本质的区别，其实是人类的产物，是人类所独有的。而从交际的角度来看，其实，交际又是文化最为本质的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交际就没有文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生产力，一种智慧，一种信息，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符号系统。总而言之，文化在人类历史中，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例如，有隐型文化，也有非隐型文化。而在某些特别的时期，也有用合理与不合理来判断我们的行为表现，从而折射出文化的差异性。在人类发展过程当中，文化并不是孤立发展的，它还受一国的历史，习惯，宗教，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等的影响。
如上，就是我关于对文化概念，或者定义的理解。接下来，我们的谈论重点就在于交际了。交际，从广泛的角度理解，其实也就是一种结构或者系统———通过某些选择性的符号，使某些信息影响于某种结构或者某些系统，也就是说，信息的最终目的。因此，通过这些符号，我们就可以使着两种系统连接起来。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交际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个人交际或者非个人交际，所谓的个人交际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向传播，也就是说在大脑中自己和自己交流;而非个人交际就是一种人际传播，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交流;最后一种就属于集体传播，也就是在不同的集体之间进行传播。除此之外，大众传播也包括在其中。社会学家杰克莱尔认为，交际其实就是社会中的一个过程，它对整个社会都产生影响。不同的群体，包括某些小的或者某些大的在整个交际圈之间进行互相的交流。
以上就是我对于文化和交际概念方面的一些理解，接下来，我将阐述我具体的一些看法。交际的第一个阶段当属于语言交际。正如语言学家所说，语言就是我们行为的一种言语准则。有人就认为，无论语言方面的研究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或者支持有多大，它对我们社会中的问题还是有足够的影响力。我们人类不仅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也生活在一个情感的世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有某些特殊的语言所掌控的世界。如果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里，要去解决或者商议某些问题简直是天方夜谭。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语言所控制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