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市场经济范文1
【关键词】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政府主导个性化利益驱动社会化利益驱动
市场经济的基本动力机制是利益驱动机制，它包括个性化与社会化两种利益驱动机制。其中，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经济繁荣，又成为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主要因素。把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同社会保证机制结合起来，逐步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化利益机制主驱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我国市场经济科学运行的关键。
实现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与社会保证机制的有机结合
科学运用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需要实现趋利避害。其根本途径就是坚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与和谐社会“四位一体”建设，综合运用法律、道德、文化教育、民间及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保证制度、机制，严格规范、纠正以牺牲消费者、社会公众利益来换取个人、小集团利益的盲目扩张、无序膨胀的行为，使其沿着服从他人、公众、国家等社会化利益的正确航道前进。
运用个性化利益机制驱动经济增长时，须通过政治、精神文明建设保证经济建设为广大民众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通过社会建设，改变在救死扶伤、人才培养以及文化传承等领域单纯依靠个体化利益驱使的制度、机制。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规范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唯利是图性。通过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伦理观念、民族气节、奉献精神，确立科学理想信念、荣誉感、爱国意识等核心价值观，遏制见利忘义、损公肥私的极端自私倾向。
严格立法、执法，始终对经济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健康运行的市场经济，不仅活力强劲，而且秩序井然。一方面，我们通过完善市场经济的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激发社会各阶层与一切生产要素的创造性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将其同社会稳定机制统一起来，实现经济秩序的协调稳定、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应始终对经济领域各种犯罪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扰乱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并突出解决由盲目的个性化利益驱使导致的公众关系扭曲与群体利益对立等问题。
缺乏规范与监管的个性化利益驱动，必然导致为富不仁、竭泽而渔式开发经营和弱势群体遭遇不公结伴同行。对此，首先，政府确保个人、企业等个性化利益须在维护与增进社会化利益的前提下增长。其次，在增加各类群体收入时，一律将收入调整与其对社会化利益贡献统一起来。想方设法将个性化利益驱动的负面作用降至最低，促使所有员工、企业都来关心社会化利益。
政府运用人们对名誉、地位的重视与追求，建立制度、机制，激励、引导先富者通过纳税、捐献、救助、扶贫开发等形式帮助后富者。通过财政等政策倾斜，或地方、部门、单位结对援建等途径，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困难行业和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逐步建立社会化利益公平保障机制，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把运用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与发挥传统政治优势、创新群众工作体制结合起来，形成长效机制。缺乏监管、放任自流的个性化利益驱动，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因此，我们需要建立灵敏、高效的监管制度、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保证我国公检法，工商、税务部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管理等领域的权力运行不受个人利益驱动规则干扰，有必要在它们之外成立一个专司监管制度落实与权力运行的监管机构，确保这些领域一旦出现权钱交易现象，就能得到及时制止，这样既能减少国家的经济损失，又能挽救一批领导干部。
健康运行的市场经济依赖的是国家权力与公众权力良性互动、国家行政管理与公民个人自主管理相统一的社会环境。在制度不完善、道德扭曲、诚信缺失、监管力度不够，公共、自我约束力较弱的社会环境中，个性化利益驱动最易暴露出阴暗的面目。对此，各级政府可通过村委会、社委会、行业协会等自治组织，以及社会、民间团体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形成社会管理和约束个性化利益机制过分自私的整体合力。
建立社会化利益机制与个性化利益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深化改革，逐步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化利益机制主驱动的，社会化利益机制与个性化利益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建立以公务员薪金报酬与群众每月考核挂钩为核心内容的长效机制。根据公务员对社会化利益的贡献，将其个人收入划分为若干块，分别按各自的履职标准由群众及组织部门进行考核，视考核情况确定是否发放全额薪酬。用完成社会化利益贡献指标方能拿到全额报酬的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取代或杜绝那种为群众办事图收受贿赂、好处费的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套包括科学的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有力的政治保障机制、顺畅的民意沟通机制、有效的矛盾调处机制、便民利民的服务机制、公正无私的司法机制、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灵敏的纠错机制与责任追究机制等在内的相互配合而又融为一体的长效机制。
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化利益机制主驱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乏国家政府主导和社会化利益机制驱动的市场经济，必然会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积聚和集中。当社会财富的分配朝着维护和增进企业、民众、国家等社会化利益的方向发展时，人民和国家利益就能得到应有的尊重，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占有才可能实现相对均衡与公平。
其一，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价格机制。国家不仅要控制价格的总体水平，还应掌握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定价的主导权。如果基本消费品由企业私自定价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价格虚高、物价飞涨，进而拉大收入差距，致使社会公平正义失衡。因此，关系国计民生商品的定价权应由政府来主导，通常可以让企业拿出预案，专家进行成本论证，消费者参与表决，最后再由政府拍板，这样的价格机制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要下大气力完善价格听证制度。国家还应保证拥有大量的农副产品储备，随时用于保障供给。这样，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能成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二，形成维护民众、国家利益的财税制度。通过严格的立法，健全监管制度机制，全面提高税收人员素质，进一步改革财税制度。终止税务部门依靠企业财务报表报税的制度。一切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都应纳入税务部门的网络管理体系，企业及其员工的收入以及应缴税款都能在网上看到，从根本上杜绝偷逃税款的现象。科学确定财政预算支出比例，重点解决缩小群体差距等方面的诉求和问题。
其三，建立起以社会化利益贡献作为尺度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首先，将各经济组织应有的社会化利益贡献量化为一系列的考核指标。通过考核分数、档次确定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工资奖金总额。相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中央政府是考核者和社会化利益的代表者。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的考核得分档次，分别确定国家财政拨付给各地方政府的工资奖金津贴总额和中央企业初次分配的员工收入总额。而相对于地方企业而言，地方政府作为社会化利益的代表者和考核者，按照社会化利益贡献考核指标对所属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进行逐一考核，根据各自成绩确定其员工薪金总额。在企业和政府人员贯彻按劳分配时，把每个人对社会化利益贡献之大小作为“劳”的重要内容，并以此作为确定个人收入的重要尺度。这样，就可以将企业员工、政府公务员的个人收入多少与其对社会化利益的贡献大小有机统一起来，在全社会范围内以社会化利益驱动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便得以确立了。
健康的市场经济范文2
关键词：健康体育；发展；消费；娱乐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物质文明和精神生活水平提高、工业化生产给人类带来的危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健康被人们认识并逐步得到重视。健康体育业则是在人类社会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健康与体育的有机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体育产业重要的一部分。
1健康体育的含义
健康体育又可称体育健身娱乐，是健康领域和体育领域结合产生的新领域。以健康和体育有机的结合，把健康包含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生活健康”等多种基本含义，在健康体育产业的“健康、体育、文化”的基本功能体现出来。即含有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目的，也含有休闲娱乐、陶冶情操的目的，还含有结交朋友、广泛社会交流的目的，进一步扩大了健康体育产业的经营范围，更进一步发展了健康体育事业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功能[1]。
2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业的发展现状
健康体育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类社会自身老龄化的趋向和社会闲暇时间的增多，特别是从单纯追求物质生活向注重追求精神生活的观念转移，追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质量而自然兴起。[2]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大批“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非体力劳动者超过就业人口的50﹪，体育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90年代中期，全世界体育市场年产值约在4000亿美元左右，并以每年20﹪左右的增长率增长，目前已经达到6000亿至7000亿美元左右。
其增长率远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1998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9﹪；1999年为2.7﹪；2000年为3.5﹪；2001年为1.7﹪；2002年为2.8﹪）。目前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占本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越来越大（见表1）。表1数据可以说明体育产业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已成为该国的支柱产业。【见表1】3我国健康体育业的外部环境3.1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经济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每年GDP增长率：1997年为8.8%；1998年为7.8%；1999年为7.1%；2000年为8.0%；2001年为7.5%；2002年为8.0%；2003年为8.2%[3]。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率近年来平均保持在8%左右，为健康体育业的发展，扩大市场规模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3.2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也不断优化和高级化。第一、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将会大幅度下降，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自我国加入WTO以来，第三产业逐步对外开放，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将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个亮点[4](见表2)。体育产业属于第三产业，体育产业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正在或已经成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行业，所占比重将会呈现持续稳定地增长的态势，为我国健康体育业的健康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见表2】3.3人民消费指数的改变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是反映国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水平之一。通常恩格尔系数60%表示贫困；50-60%之间表示温饱；40-50%之间表示小康水平；20-40%之间表示富裕；20%以下表示最富裕。我国近几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连续走低[5]（见表3）从表3可以看到，恩格尔指数从1991年的53.8％到2000年的43%左右，说明我国居民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在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满足的基础上，我国居民在服务领域的支出明显增加，尤其是满足精神文明方面的消费支出升幅最快。目前，我国每年消费实际增长率1996为8.4%；1997年为8.1%；1998年为9.6%；1999年为11.1%；2000年为12.2%；2001年为10.5%；2002年为7.0%；2003年为6.5%[6]。以上数据说明，人民消费指数的改变为健康体育市场扩大规模提供了必要条件。
近年我国居民呈现消费特征主要是：(1)消费多样化，多层次化；(2)人们的消费，由以数量扩张为主逐渐转变为质量提高为主；(3)人们的消费，由满足生存需要为主转变为追求发展需要、享受需要的满足。[7]4我国健康体育市场发展现状4.1健康体育消费朝着大众化、普及化方向发展我国健康体育发展的初期，消费者定位是以年轻人、高薪阶层为主。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行业竞争的加剧，健康体育业所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工薪阶层、各年龄人群也开始成为其服务对象。只有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良好社会效益，真正做到“双赢”。目前健康体育业消费形式由过去的散乱的、不定期的尝试性消费，向有规律的、定期的习惯性的消费，家庭消费集体消费和节假日消费。1993年，天津健康体育器材的个人购买率已经达到70%；广州达到80%；上海家庭健康体育器材当年营业额提高了200%[8]。到2003年6月底，上海共有各类营业性体育场所4400多家；广东省达到8000多家。这是由于居民收入不断增长、闲暇时间不断增加、体育健身意识的不断加强有关，“花钱买健康”、“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4.2我国健康体育市场发展区域的不平衡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我国健康体育的发展也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表现在：一.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健康体育产品较为丰富，高、中、低档并存的健康体育业网络结构基本形成。而中西部健身体育市场还在低水平上徘徊。二.结构和布局发展不平衡。表现为提供高档服务的体育健身娱乐企业不断涌现，而提供中低档健身体育服务的企业相对较少。没有经过科学的市场调查，盲目投资、一拥而上，造成恶性竞争，导致某些项目供过于求，投资无法回收，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而某些项目却处于供小于求的状况。
4.3健康体育市场呈现专业化趋势我国健康体育业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意识到，只提供单一的产品和服务是不能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必须向专业化、细分化方向发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为市场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避免了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市场专业化、细分化，体现在：一.为了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增强老龄人口的身体健康和社会交往提供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如我国传统的气功健身、交谊舞等。二.以满足人们健身、健美的需要，提供健美、形体训练等产品，特别是妇女和青年人的健美中心、康乐中心随处可见。三.各种运动技能培训长盛不衰。如游泳、散打、跆拳道等。
四.以惊险、刺激、回归自然的休闲娱乐项目迅速崛起，如登山、攀岩、漂流、极限运动、野外生存、水上、冰上运动游乐项目等。
5加速培育我国健康体育市场
从总体上讲，我国的健康体育市场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要加快健康体育市场发展步伐，必须坚持培育市场和管理市场并举的方针，走边培育边管理，在培育中加强管理，在管理中加强培育的道路[9]。
5.1逐步建立完善我国的健康体育市场我国健康体育市场从形成、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目前我国的体育健康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健康体育的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供求矛盾较大，市场还存在许多不足，势必会影响健康体育市场的发展。所以，要完善我国健康体育市场，市场结构要完整；分工要明确；功能要齐全，形成统一开放的组织体系。
5.2塑造真正的健康体育市场主体健康体育市场的培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场馆设施的建设，一部分要条件的经营者实行企业化经营的经济实体；二是加强健康体育产品的生产和经营者的培养。
5.3加强健康体育法律法规建设
目前我国健康体育市场还不成熟，没有形成规模，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相对制约和限制了市场的发展。加强健康体育市场法律法规的建设，是加快培育和开拓我国健康体育市场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客观需求；也是健全市场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
6结论与建议：
6.1健康体育是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良好，市场潜力巨大，应优于其他行业领先发展。
6.2我国健康体育市场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
在发展中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使健康体育市场的资源有效配置，发挥最大功效，促其市场规模健康发展。
6.3健康体育市场的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发展的时期和统一的方法。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体育发展规划。
6.4尽快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培养一支高层次的经营管理队伍，用科学的方法和指导思想来保证我国健康体育市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6.5改变目前的经营策略和经营指导思想，把握未来健康体育产业与健康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2][8]曲宗湖.体育产业导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
[3][4][6]刘国光.2004年中国经济形式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17－318.
健康的市场经济范文3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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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健康的市场经济范文4
关键词：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健康设计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face of bad industrial city constantly bring survival challenge, the urban health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deformity. In keeping with the nature of the ecological balance, people have come to realize the ecology and seek survival adaptation. In the past painstakingly by human create beautiful city environment conditions, gradually began to give priority to health of landscape health environment.
Keywords: urban design, landscape design, health design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当前城市的健康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城市景观设计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城市规划设计是一项牵动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全方面系统工程。城市设计是城市发展的龙头，是城市发展的蓝图，只有将城市景观规划设计好才能逐渐把城市建设的更好。城市景观建设是一项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是利民惠民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城市形象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根本途径，也是构建现代化城市的核心保证。本文就如何从事设计健康城市做如下分析：
一、城市规划从景观到健康的设计原则
城市规划设计是一项项牵动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全方面系统工程。在设计中要坚持科学性，城市设计作为城市建设的龙头，其是前提，是有效建设城市的保证，因此城市设计的编制要坚持科学性。对每一座城市要进行科学的定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城市设计更富有战略性、广泛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竞争的需要，城市设计要具有超前性，本着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水平着眼于当今经济时代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全新挑战，更加技高一筹的规划城市发展格局。用先进的规划技术来指导城市的建设管理和发展，避免城市建设重复运行。
在城市景观设计中，要注意人与自然生态的相结合，使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达到优化目标，使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融。处理好城市设计与城市生态平衡关系，追求健康的生态城市。在做好生态平衡的思想指导下，建立以健康设计为理念的山水城市、园林城市、海滨城市。
二、从景观城市到健康城市的设计思考
影响城市健康的因素多种多样，就城市设计力所能及的范围而言，则主要集中在环境及形体环境因素上。如今，城市设计逐渐向城市建设过程的实施管理工具转变，对建设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城市设计成果的法制化建设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是保证城市设计全过程健康运作的工作重点，这同时也会对诸如社会参与、社会公平等影响城市健康的社会经济因素起到间接的促进作用。
1.健康城市的表现形式
健康城市本着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居和谐的设计理念。根据世界卫生组医疗保障场所；织的“改善城市健康”报告，营造一个由健康市民、健康城市生存环境和健康的社会机制联合组成的健康城市。
①城市市民在城市中树立起环保的意识，养成处处爱绿、护绿的环保修养；
②有一个强有力的相互帮助的市民群体，群体各成员能够为了改善城市健康而和谐工作，树立低碳生活观念；
③提供各种娱乐和休闲活动场所，以方便市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尤其是帮助老年人休息、交流的各种福利；
④市民对文化遗产保护觉悟高。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城市的界定是描述性的，而非公式化或量化的标准，通过对不同健康城市指标的分析，发现影响城市健康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与医疗卫生有关的变量、与社会经济状况有关的变量、与自然环境及形体环境有关的变量。
三、如何设计健康的景观城市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中所有的事物都相互联系，因此，造成问题的关键因素往往隐藏在一系列事件链背后，寻求深层次原因的努力使得我们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这就是：塑造一种有机的城市形态使得城市物质环境达到健康状态；创造一个有利于推进健康行为的城市空间，从而改善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然而，无论是有机的城市形态还是有效的活动支持，都有赖于一套强有力的保障机制使得城市设计构想在复杂漫长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得以实现。
1、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健康安全的生态环境是健康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破坏。美观的种植、和谐的搭配、面积的平衡离不开科学养护的强化支持。因此，塑造适合人类健康生活的城市环境应在保护自然基质的基础上对空间进行有效、经济地利用，控制适宜的建设密度，促进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互支持和渗透，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事实上，建立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环境是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反复强调和追求的境界。
2、功能布局的混合多样
机械的功能分区迫使居住在功能单一的区域内的人们使用有污染且浪费能源的汽车出行，这无论对于城市的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健康都极具破坏性。因此，在新的土地开发中增加多样性，在原有建成环境上置换和补充某些功能，将居住、工作、休闲与娱乐等土地使用在空间上集中起来，从而使得人们的各种需要就近得到满足，促进多样活动的发生，保证城市空间的持续活力与安全，而与之相伴的是更少的出行需求和通勤时间，更少的交通运输投资和清洁城市方面的花费，城市也将更大程度地向自然开敞。 法律法规的保障机制建立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模式转变，政府权力的宏观指导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同时制约着城市的开发建设，只有严格健全的法制约束，城市建设才能有序发展。城市设计作为旨在提高和改善城市形态环境的工具，是城市建设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管理建设过程的法律依据是城市设计成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城市设计意图和原则在城市环境形成过程中得以贯彻的基本要求，也是城市设计对建设活动具有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力的必要条件。
结语
城市景观绿化是保护生态环境、构建和谐氛围、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为了促进城市绿化建设与经济全球化的市场发展进程全面接轨，我们可将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思想与模式引入绿化建设实践中，从而促进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实现行业可持续的发展与绿化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追求健康是人类永恒的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和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建设城市设计将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主角。这就要求规划建设部门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做好新形势下城市规划设计编制工作，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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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市场经济范文5
关键词：职业健康安全；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协同规制
中图分类号：F406.8;F241.2;D0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01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 第25卷 第3期 王 忠等：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与职业健康安全规制
一、引 言
劳动力要素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和保障，劳动力产权的利用与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产权制度的设计与运用又是职业健康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制度基础。国内目前针对职业健康安全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而从劳动力产权的角度来研究职业健康安全问题的成果更是缺乏。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健康安全的经济贡献率,经济产出水平与生产安全关系的实证研究，劳动力产权的形态与归属以及劳动力产权的实现形式等方面。从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来讲，职业健康安全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尝试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问题。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职业健康安全被视为是劳动力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对经济增长具有相互协同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我们就需要从政治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和管制经济理论出发，对影响职业健康安全供给的劳动力产权问题和规制政策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从产权改革和协同规制的角度提出解决的方案。
二、一个产权要素的分析框架
产权，是西方契约社会有效运转的制度基础，它是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表现，它既可以是对物质资本（如，房屋产权）也可以是对非物质资本（如，知识产权）的占有与支配。德姆塞茨把产权定义为一个人或者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当权利规定发生变化时，人们的行为也往往会发生变化\[1\]。在产权理论看来，产权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形成与他人进行市场交易的合理预期，并以此提高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之间自由交往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运行规则是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它会影响到市场运行的效率，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市场交换活动的安全。按照巴泽尔的观点，产权的界定不可能是完整的，因为完全界定产权的成本太高。因而，产权的不完整便形成了该项权利的“公共领域”\[2\]，那么，类似职业健康安全这样的问题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因健康和安全产权的模糊而引起的“公共领域”治理的问题。产权界定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既可由正式制度安排即政府和法律的规定来界定产权；也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来界定产权。前者是借助国家公权对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外在干预，如国家所有制对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而后者是借助个体自身力量对个体权益的私人捍卫，它取决于捍卫的结果对个体所能起到的激励作用，如果预期收益大，捍卫的努力程度就强；反之则弱。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产权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劳动力产权；另一种是物质资本产权。这两种产权形态都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劳动力产权要素和物质资本产权要素关系的演进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实质，即是对人的依赖还是对物的依赖\[3\]。在对人的依赖阶段，单个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存在，人们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必须将具有个体属性的劳动力产权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自然的风险和外在的威胁，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劳动力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稀缺性，只有通过劳动力之间的相互联合才可以解决个人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而毫不相干的人之间基于对物质的占有或交换形成了社会交往的行为关系，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资本要素”的占有权和处置权具有稀缺性，通过物质资本之间的交换配置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利用。在自由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又回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形式上，“劳动力要素”中的“收益权”具有稀缺性，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幸福感受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社会阶段，如，中级或高级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劳动力产权是社会价值创造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要素。劳动力产权是基于劳动者全部生产要素而形成的一系列权利关系，它包括劳动力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与发展权等\[4\]。劳动力产权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其权利主张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生产力水平，这一点同时也是不同经济社会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逻辑基础。职业健康安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交换所能实现的健康安全收益，是劳动力收益权和发展权的具体体现。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恶化会降低劳动者对劳动的供给和边际产出，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合乎逻辑的判断应该是，经济增长应平等考虑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因为这两者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资本、劳动、技术”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要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力要素和生产资料要素是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不能创造价值；同时，没有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价值也无法实现。”\[5\]我们这里将生产资料要素与物质资本要素进行了概念的类化，实质上都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要素。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我们逻辑的判断相隔甚远，人们已经根深蒂固地把具有经济价值的有形物（如土地、货币等）和某些无形物（如商标、专利等）看作是产权，现有的和曾经出现过的一切社会制度法律都没有把人的劳动力当作产权来对待。
劳动力产权的残缺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伤害的制度根源。随着资本产权的发展壮大，劳动力产权的残缺不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之间最终会出现强资本产权而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结构\[6\]，并进而发展演变为“资本雇佣劳动”与“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契约结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实质上反映了这种契约关系中劳动力市场平等交换掩盖下的资本产权与劳动力产权之间权利不平等的实际情况，论证了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占有剩余劳动，原因在于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劳动者在理性资本面前几乎不可能具有劳动契约签定和退出的自由，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不足。在正式的劳动力产权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较强，它则可以与雇主建立有利于其个体的契约安排；而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不足，劳动者便失去了与资本产权或雇主进行谈判博弈的能力，劳动者的权益受损问题则不可避免。
三、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产权逻辑
按管制经济学的理论，职业健康安全的规制是基于职业健康安全的市场失灵，劳动交换的过程中广泛存在着作业场所风险和职业伤害外溢等问题，前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内部性问题，而后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问题\[7\]。无论其在劳动交换过程中是发生内部性问题还是发生外部性问题，其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产权的问题，反映了劳动者所遭受到的额外损失或外在成本，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产权界定不清而导致的。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和内部性问题都可以放在统一的产权分析框架之内，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劳动力产权界定的不明晰所引起的“公地悲剧”，雇主或生产厂商随意侵犯或剥夺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权利，让“资本雇用劳动”成为嗜血的工具。当然，产权的归属有两种极端形式：一种是共有制形式，即产权由所有成员共同所有，各成员将权利联合起来交由共同体（如，国家）来实施\[8\]；另一种是私有制形式，即共同体将产权界定给私人所有，并承认其所有者享有排斥他人行使该产权的权利，由所有者在私法保护下自由实施。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这类劳动力产权而言，其产权到底是属于公共所有还是属于私人所有？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所有”？如何界定职业健康安全的产权属性便成为我们进行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制度基础。
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从内容层次上来讲，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共同性产权，二是个性化产权。对于共同性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它是对劳动者为使生命延续而拥有的劳动权与使生命具有意义而拥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发展权的体现。洛克曾指出，人“没有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的自由”，“除非为了惩罚一个罪犯，不应该夺去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体或物品”\[9\]。因此，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拥有何种权利，我们都不能损害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共同性产权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应采取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实施供给，以实现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整体主义的价值正义和社会公平。而对于个性化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是劳动者基于个人收入、地区差异、工作差异、身份差异等众多原因而衍生出来的更高层次权利的体现，它反映了劳动者个性化的需求。因此，这些个性化的健康安全权利在性质上向私人物品靠近，但仍是公共物品，只是与纯粹的公共物品相比，它又具有了一定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个性化产权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其供给方式不能完全按照纯公共物品由公共部门无偿提供的方式，因为它还体现了部分劳动者对职业健康安全的特殊需求，这种产权特征决定了国家公权力依靠税收无偿供给的不公平。因此，应采用混合制的供给方式，主张私人供给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形式。
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手段而言，我们不管是选择政府管制，还是应该选择自由市场或者两者皆有的手段，它都体现了我们对劳动力产权保护的价值取向。科斯于1960年提出，针对职业健康安全的最佳公共政策是那种能够创设明晰、确凿及可让渡的且受私法保护的产权政策，私人谈判、私法执行都可以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有效措施。虽然私人谈判、私法执行也是有成本的，但这类成本可以在较为清晰明确的产权体系的安排下得以内化。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管制主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决定谁来进行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它体现了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效率性和经济性的价值取向\[10\]。而在随后的管制经济理论中，职业健康安全市场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雇主比劳动者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如对工作环境、工作风险等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劳动者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劳动者在与雇主订立劳动合约时常常成为被欺骗的对象，使得劳动者对劳动过程中职业伤害事件发生性的真实概率的了解处于劣势地位，而劳动者若需要通过自我搜寻的过程来获取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充分信息，则又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等等，劳动者需要权衡信息的“搜寻成本”和“搜寻收益”，并最终会在信息相对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职业劳动的交换行为。因此，劳动力产权的有效实现则依赖于政府管制的保护，它体现了对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公平性和社会性的价值取向。
职业健康安全与普通物品不同，它不能分割到适应于私有制的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劳动力产权的完整，政府也许可以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去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等问题，但通过政府干预所建立的管制机制，却并不能解决劳动力产权配置的效率性和经济性问题，同时也无法解决个性化产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问题。正如波斯纳所言“只要是因为排他性产权无法解决冲突性（或竞争性）使用的问题，其产权界定就永远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非排他性的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形成产权的“公共领域”，导致该产权的“公地灾难”。因此，对于劳动力产权而言，因“公共领域”而形成的模糊产权便成为政府对其进行管制的前提。而按照波斯纳给出的方案，模糊产权的冲突性使用问题可以通过财产法和民法的途径来加以解决，前者可将使用权转让给最能有效利用资源的团体，而后者则可使使用者承担义务\[7\]。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产权逐渐呈现出共同性与个体性的差异。共同性产权是基本人权的体现，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通过建立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应对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公平性和社会性；而个体性产权是个性化需求的体现，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建立相对明晰的个性化产权制度，让私权主体之间自由博弈相互调适，以形成有助于职业健康安全伤害成本消散的内部市场来应对健康安全保护的经济性和效率性。
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产权分析
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按现有经济发展理论，国家经济的发展须经历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三个阶段\[11\]，而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也会经历从低到高再到低的“抛物线”的演进过程。这意味着职业健康安全效益的改进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前将不断恶化，在中期阶段会出现“拐点”，而在中期阶段以后，伴随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职业健康安全状况将不断得到改进。当然，这只是我们一种经验判断上的假说，我们还需对波动出现的时间、形态进行实证检验，当然我们还希望这种经验判断是可以被证伪的，同时，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波动效应会在中国发生。因此，我们急需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即职业伤害从高发到低发的转折，究竟是因为经济增长中某些内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生产要素的结构变动），还是因为某些外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政府规制）？如果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劳动力产权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其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规制改革来成功跨越这一假说所揭示的波动“拐点”？另外，如果外生性的政府规制机制能够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产生影响的话，其具体的规制政策又应该是怎样的？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从分析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实现条件入手。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综合利用的结果，两者间的相对稀缺程度是决定不同经济阶段所采取的不同产业模式的主要原因，而不同的产业模式或产业结构又是影响和制约职业健康安全的根源性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高风险特性的资本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安全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概率则较大；而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技术性、服务性特性的消费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的概率则较小，职业伤害事件发生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弱。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其劳动要素的供给也将随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出现由粗放型供给到集约型供给的转变，劳动生产将从高风险、高强度的重工业逐渐转向技术型、服务型的服务业，职业健康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将渐次降低。因此，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相对稀缺性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并进而引致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从职业健康安全倒U型曲线“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来看，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及其政府规制是实现其“拐点”转折的充分条件。劳动力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规制确权是劳动力供求双方进行自由博弈的制度基础，他们之间具体的责、权、利关系都可以通过各行为主体间的自由谈判或外在的政府规制来确定，劳动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非对称性信息、负外部性等问题都能够在双方合意的产权契约中得以解决。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者劳动技能低下，劳动者捍卫自身劳动权利的谈判能力不足等现象时，劳动者便失去了与雇主在订立劳动契约中保障其职业健康安全权益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劳动力市场的契约机制便无法自发形成对劳动力产权的保护，从而形成强资本产权与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产权结构。在此产权结构中，资本要素便具有了剥夺劳动者权益的合理动能，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内生性的市场环境。当政府在寻求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对劳动力产权进行保护时，若规制机制存在制度缺失、规制不足以及政策低效等问题，职业伤害的广度和深度都将较大幅度地提升，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出现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等特征，而这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外生性的制度环境。
中国正处于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职业健康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年均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单位GDP死亡人数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伤亡水平\[12\]。按前所述，导致这样一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则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都是围绕物资资本要素而展开的，对劳动力要素进行的产权改革还未开始。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物质财产得到了充分实现，劳动力产权没有或者只是部分得到了实现，国家产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基于企业低效率而形成的以物质财产产权为主导的单一产权制度，国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政治意志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的外在原因。二是中国人口众多，大量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和工业领域转移，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不足又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农村劳动人口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毫无竞争优势，工作选择性小，只能选择脏、苦、累、毒的职业安全风险大的行业，劳动力供给有限过剩和劳动者进行个体权利捍卫的谈判能力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内在原因。另外，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偏在问题普遍存在，劳动力产权的责、权、利关系并未形成清晰的界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伤害的频繁发生也就具有了现实的合理性。
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劳动力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又是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因此，一个社会劳动力产权的实现方式不能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它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均衡，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13\]。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引起的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实质上是对特定阶段生产关系的一种体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国家对产权的改革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首先是通过国家所有制的管制形式实现了生活资料异常匮乏的自然经济形态向物质供给日渐充足的商品经济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家面对市场发展的严重不足，通过实行干预程度最深，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完成了国家公权对社会生产所赖以需要的生产资料的配置，其间职业伤害事件也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波动，资本产权和劳动力产权尚未出现变革的需求。其次，伴随商品供给的不断丰富，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国家单一所有的公有制形式逐渐演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资本产权逐渐明晰，市场效率不断提高，但其间职业伤害事件频发，社会逐渐出现资本产权强与劳动力产权弱的等级产权结构。劳动力产权的保护在国家优先经济发展的战略下，不断受到经济理性的越界干扰和损害。
五、中国职业健康安全协同规制的应对策略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面临着两种低效率：一是源于政府规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管制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另一个是源于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捍卫自身权利的能力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这两种低效率本质上并非彼此孤立，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最终导致了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管制失灵和市场失灵。这两种低效率同时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所受到的潜在风险，即物质资本产权的过分张扬与劳动力产权的制度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剧烈分化，并进而撕裂社会系统的均衡，社会系统的失衡然后又会传导至政治市场，造成政治市场的失衡，并最终形成对国家现代化的阻碍。那么，对于中国职业健康安全所存在的这样一种低效率，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制度的重塑，并尽可能充分发挥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在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中所起的应有作用呢？
通常来讲，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对劳动力产权中的“模糊领域”进行清晰界定，并建立一种能有效促进劳动者与雇主之间通过自由谈判来订立劳动契约的产权规制机制，为劳动契约的产权纠纷和自我裁决提供外生性的制度环境；二是通过对经济增长中具有高风险性的重工业、采掘业及建筑业等产业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性规制机制，并配合运用职业健康安全社会性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形成产业进入的壁垒，为职业健康安全的改进提供内生性的市场环境。我们知道，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和政府规制是实现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拐点”时间和“拐点”形态进行有效调节的外在性条件，也是成功跨越其“拐点”的关键所在；产业结构的规制与变动是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发生的内在性条件\[14\]。因此，对于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治理需要综合运用针对劳动力产权的社会性规制和针对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性规制来加以应对。这就需要我们平等看待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避免出现前强后弱的等级产权结构，以大体实现经济增长中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对比中我们发现，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有效实现的形式具有多样性、权变性和可塑性等特征。从多样性的角度而言，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方式方法方面，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如英国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问题上倾向于以合作为本，强调政府、工会、雇主、劳动者之间对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共同责任；而美国则倾向于以法令为本，崇尚构建以私人保险为核心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机制，由市场的力量自发调节对健康安全产权的保护，政府的管制只是有限参与，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放任政策的特点\[15\]。从权变性的角度而言，西方国家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策略受到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其政策主张经历了由经济自由主义到社会自由主义的转变。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上的自由，并希望缩小政府干预的规模；而社会自由主义则强调社会机会的均衡，希望扩大政府干预的规模以保护公民免受经济造成的后果，对经济、社会进行适当调节，以保证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从可塑性的角度而言，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可通过对权益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目标解析来寻求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与辅管制等手段的协调运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其规制效率因手段选择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如瑞典鼓励劳动者与利益集团进行广泛的集体谈判和跨阶层合作，并配有辅的运行机制。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物质要素累积的外生型经济增长模式到劳动力要素累积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的转变之中，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增强。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它还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但是，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关系，经济增长既会造成对职业健康安全的伤害，同时也会带来劳动者的经济性收益。因此，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目标取决于我们实现劳动力产权经济性收益与社会性（或安全性）收益的均衡。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治理的目标是众多目标间的总体均衡，最小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失衡风险，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的有效实现又有赖于社会“产权制度”或 “权利秩序”的动态优化。然而，最小化或最大化并不是绝对的，它受到各制度、环境、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对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也不是没有利益冲突，它需要将不同系统间基于职业健康安全保护而产生的权利冲突或利益分化限定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需要以劳动力产权制度的改革为前提，解决经济增长引起的社会失衡等问题，这是实现从低效的政府干预到高效的多元互动转变的关键所在。
中国劳动力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实现应寻求劳动力市场中利益主体间的多元互动，并进而构建一种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维一体”的协同规制机制，这样一种机制应是体现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方参与、协商共管的社会共责机制，并以此取代政府主导型的职业健康安全管制模式。同时，理想状态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应试图改变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正式制度和单向威权来界定职业健康安全产权（或秩序）的方式，着眼于劳动力产权主体间的自我调整和自我适应。协同规制的真正要义在于通过政府规制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确立劳动力产权主体与物质资本产权主体之间进行自由博弈和相互协调的外生性环境，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可以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乃至政治系统之间自由灵活地相互调适，实现多元互动，将职业伤害的系统风险和成本予以内化。
借助美国学者黑夫兰对规制手段的分类\[16\]，我们可以对中国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三类划分：经济的、社会的和辅助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有效实现应寻求这三种手段的综合利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所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首先，从经济性规制而言，应对第二产业中产业规模小，集中度低，安全技术水平不足的生产厂商加以限制形成进入壁垒，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低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生产厂商实行价格处罚措施，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实行价格补贴，使单个生产厂商对职业健康安全的边际成本投入符合社会福利帕累托改进的原则，降低职业健康安全的劳作风险。其次，从社会性规制而言，应对劳动力产权所存在的负内部性问题，建立一种职业风险的信息公开制度，并对《职业健康安全法》（中国称为《职业病防治法》和《生产安全法》）、《劳动法》、《刑法》、《民法》等公法与私法保护机制进行调整，促进劳动者、生产厂商和政府规制主体之间就产权契约的订立进行自由博弈，以实现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平与正义。再次，从辅规制而言，政府规制者并非是天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者，他们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博弈者，他们也有可能被特殊的理性资本或利益集团所“俘获”，从而表现出弱化规制的行为。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社会性规制还需要借助并加强对政府规制的执法监督，通过健全职业健康安全评估机构，自律性行业协会，职业健康安全资信管理组织，公正和仲裁组织以及职业健康安全资质认证机构等辅组织，从而促进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民参与和程序正义，并努力使这些辅的力量摆脱国家规制部门意志的左右，以体现多元社会的共责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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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市场经济范文6
关键词：经济体制 "转、调、创"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 （2013）11-0052-02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健康协调发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措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要做好"转、调、创"，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为其提供保障。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做好"转、调、创"的基础
经济体制是指在一定区域内（通常为一个国家）制定并执行经济决策的各种机制的总和，通常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及运行方式，是一定经济制度下国家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具体形式。简言之，经济体制就是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或制度模式。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参与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单位、各个个人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是通过这样的体系表现出来。经济体制除了指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外，还包括各行各业如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等各自的管理体制，此外各个不同企业确 的企业管理体制也属于经济体制的范围。
经济体制是规范经济活动的基础，引导着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等所有经济的运行方式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就影响着"转、调、创"工作的科学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依法引导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提高，许多行业的经济社会活动已基本上由市场来依法进行调控，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事业的高速发展。但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得到科学完整的发挥，有些不科学的体制因素，如不科学的行政干预等制约着"转、调、创"工作的健康运行。必须继续科学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转、调、创"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保障经济社会事业的健康协调平稳发展。
二、科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转、调、创"健康发展
1.科学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是无政府经济，任何社会制度下，政府对经济的依法科学干预是必不可少的，但不科学的干预会造致市场运行不畅，不利于经济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
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房地产等现代市场体系，切实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市场协作调节作用，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科学实行政企、政资、政事、政社分开，提高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科学、有效性，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科学干预，从体制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能够运用市场调节的事项，就交给市场自主进行资源配置；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等事项坚决取消，依法让市场来通过创新发展方式、引导经济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科学合理的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经过长期科学的清理，目前中央政府层面有3000多项、地方政府层面有15000多项，共计18000余项行政审批事项。虽然合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市场正常秩序所必需的措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变化，有些行政审批事项已经不适应市场环境的需要了，阻碍着各类经济主体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大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力度，能够废止的坚决取消，尽量下放行政审批权限到基层，缩减审批的时间与资金等成本；严厉惩处借行政审批等行为，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正常发展提供健康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
政府应该重点通过政策措施的引导，依法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让所有市场参与主体进行平等的竞争，在竞争中激发各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自愿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断提高产品、服务等的质量，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事业的健康良性发展。政府必须加大对市场违法违规等活动的治理打击力度，鼓励扶持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维护好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市场竞争主体提供良好的服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各市场主体自主调整能力，运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功能，引导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与战略性调整。
2.科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公有经济不是中国独有的，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公有经济虽然有效率低下、效益不高、市场竞争力弱、浪费贪腐等大量的弊端，但如果关系国计民生重要的一些领域，政府不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进行掌控，在当前的中国很多宏观调控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科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是要通过发行股份等方式吸引社会各界的投资者，向社会开放部分主要由公有制经济垄断经营的领域，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元化；完善公有制经济的体制机制，加强对公有制经济的监管与惩治腐败的力，度围绕政府的宏观调控设想，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同一市场环境下进行自主平等的竞争，依法利用公平的市场竞争，提高公有制经济的运行效率、经济效益、减少和杜绝贪腐等行为；通过公有制经济的科学运行与发展，引导全体市场主体在竞争中走向依法、规范、有序、协调发展的轨道，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推动公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减少甚至于退出市场竞争活跃度大的一般性经济领域，不断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3.科学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60%以上的份额，中国50%的上缴税收、60%的进出口总额和75%的城镇就业机会都来自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成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的大发展是充分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的方式实现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体现者。在公有制经济的弊端不断暴露，发展动力有所不足，对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的促进能力有所降低等的情况下，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成为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进步的重要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许多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2005年初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近年来各级政府据此做出了艰巨的努力，全面落实这些政策措施，并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创新完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科学发展。但仍有一些市场准入、行政审批、财政金融支持、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不科学因素，制约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必须采取科学措施进行鼓励、支持和引导。
依法合规的吸引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所有可以进入的领域市场，得到依法可以得到的市场份额，让其与公有制经济在同一市场下进行平等的竞争，在竞争中相互提高竞争力，不断发展壮大。合理确定市场准入的条件，包括经营场所、资本数额限制等，尽量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科学合理的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财税减免、补贴，融资数额、利率、发行股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强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为他们提供诸如融资担保、创业辅导、人才培训、技术服务、信息管理咨询、法律维权、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支持，为非公制经济的发展提供好服务。
总之，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提高社会各界依法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的自觉性、主动性，才能激发人们创新发展的意识，为科学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