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发展论文范文1
［关键词］短信文化；影响；剖析
短信文化是近来迅速崛起的一种新兴文化，它茁壮成长的发展态势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信文化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催生了“拇指经济”，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利益蛋糕”，形成了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短信文化的市场前景诱人，利润丰厚，本文尝试对短信文化及其影响进行初步剖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对短信文化的综合考察
1．短信文化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自觉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短信文化，是在有限的字数（中文70字，英文140字）内利用现代传播技术传递信息的一种新型文化现象。短信存在字数的严格限制，但是中国传统文学文字凝练、内涵丰富的传统使得它脱颖而出。它独特的优势和无所不在的涵盖范围，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人冠以“第五媒体”的称号。短信成为文字游戏的时尚平台，它融合了人机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种种优势，并以其特有的时尚号召力，成为维系亲情、友情、爱情的重要纽带。根据短信内容风格的不同，目前短信可分为三大类，即情意绵绵类，幽默诙谐类、哲理意蕴类［1］。
（1）短信努力挖掘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充分汲取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深厚内涵，巧妙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各种文学技巧，使得短信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美不胜收的审美效果和愉悦功能。如：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值此七夕佳节之际，谨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利用北宋著名婉约派词人秦观的脍炙人口的爱情名句，含蓄隽永，温情脉脉。不仅弘扬了传统文化，而且恰如其分，表达得体，令人心旷神怡，会心一笑。
笔尖耕耘桃李地，墨水浇开智慧花。桃李芬芳满园馨香，师生情长没齿不忘！值此教师节之际，祝天下所有的教师教师节快乐！
采取对联的形式，将师恩情深衬托得淋漓尽致，别出心裁。寥寥数语，充分体现了短信文化传情达意，节日祝福的表达功能。
白云从不向天空承诺去留，却朝夕相伴；
星星从不向夜晚许诺光明，却努力闪烁；
风景从不向眼睛说出永恒，却始终美丽；
我从不向你说出思念，却永远牵挂！
用排比、对比、拟人等修辞手法娓娓道出毕业分别时的深深依恋，情意悠长。
（2）短信由于其特殊的亲和力，使得它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动感，传递出了大众心态和百姓呼声，成为准确测量当今社会众生生存欲望与情感轨迹的晴雨表与体温计。如：
嫁到俺村吧，俺村条件不赖：穿衣基本靠纺，吃饭基本靠党，致富基本靠抢，娶妻基本靠想，交通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取暖基本靠抖。
利用排比的方式，将中国农民式的幽默表现得活灵活现，令人喷饭，读来让人拍案叫绝，个中蕴涵的无奈、渴望等心理状态由此可见一斑。
计划生育部长下乡普查，问农民：您知道近亲为什么不能结婚吗？老农憨厚的笑答：呵呵呵呵，太熟，不好下手。
采取问答的方式，将国计民生这样重大的问题用俏皮话来调侃，回答出人意外，深得相声小品个中三昧，足见短信的娱乐搞笑功夫。
2004年天气预报：你将遇到金钱雨，幸运风，友情雾，爱情露，健康云，顺利霜，美满雷，安全雹，开心闪，此天气将会持续一整年！
巧借电视节目形式，让人耳目一新，虽是祝福一类老套，却感觉不俗，没有了那种裸的铜臭宣传味道。这完全得益于作者对这则短信处理技巧的高超，令人欣赏叹服短信文化对现代文化的成功改造。
（3）短信文化作为一种雅俗皆宜的“土”文化，它集民间智慧与传统精华于一身，充分利用出奇制胜的创新策略，对传统文学进行大刀阔斧的艺术处理与文化设计，使得传统文化“柳暗花明”，枯木逢春。如：
台上讲话像孔繁森，台下做事像，见了群众像泰森，喝了酒像鲁智深，见了领导像和珅。
利用押韵的传统文学技巧，植入现代人们的情感心态，将贪官众生丑像描摹得活灵活现，实属“生吞活剥”，却“骂”出了文化，令人拍案叫绝！
生活中用纯善的心灵面对；用自我的方法支配；用皇帝的御饭养胃；用清洁的空气洗肺；用小猪的感觉去睡；用灿烂的阳光晒被，预祝元宵佳节月圆人圆事事圆！
采取了同字格的手法，体现现代人的思维，表达的是一种健康的人生姿态，不乏幽默、诙谐、机智。
生命中有你，感觉精彩；回忆中有你，感觉温馨；旅程中有你，感觉骄傲；失落中有你，感觉坚定；朋友中有你，感觉开心！
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感觉”一词反复使用，分别对应于“精彩、温馨、骄傲、坚定、开心”等一组表示心理状态的词，结构整齐，排列有序。
短信文化充分利用现代的传播方式，对象不分年龄层次，不受地域限制，方便、快捷、廉价、私密性好、通俗易懂。它整合了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形成了新的人际交往圈，成为加强人际关系沟通媒介，维系亲情、友情、爱情的重要纽带。
2．短信文化的不足也日见端倪，不利短信文化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短信文化也伴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功利性太浓，疏于管理等不利因素，降低了短信文化的文化色彩和欣赏价值。无视短信文化的健康和长远发展的“杀鸡取卵”做法，为短信文化的进一步走向市场和生活埋下了隐患，无疑对短信文化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产生负面作用。
(1)短信文化成为生活在现代社会重压下的人们舒缓压力的一种渠道，使短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病态宣泄，导致短信文化具有“另类文化”性质，形成对社会理性化趋势的一种反动。如：
心里测验：觉得自己智商挺高的往下按；
觉得自己还挺幽默的往下按；
觉得自己挺有魅力的往下按；
觉得自己相貌挺靓的往下按；
测验结果：非常不要脸。
这是一则典型旨在搞笑的短信，它没有积极健康价值，仅是消磨时光，打发无聊的笑谈。
考试如此多娇，引无数考生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胆子太小，
唐宗宋祖，不得不抄。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最后只把白卷交，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全部重考。
这显然是整篇模仿了的诗词《沁园春•雪》的片断。这则短信宣泄了部分大学生对考试所持有的消极态度，夹杂着调侃、诙谐、无奈等情绪。
此类短信作为真实自我的展示，向我们提供了一本全真的情感手册。它们的感性化的情感表现，调侃式的人生哲学，嬉皮士的搞笑风格，诠释了现代人生存现状和情感空间，其中蕴涵的诸多无奈、感伤、愤世嫉俗与游戏人生的态度，无疑值得我们认真面对，需要加以正确引导。
（2）短信文化与当今时尚息息相关，它避免不了时尚的前卫性和盲目性，无形中就会给短信发展的前景设置陷阱和增加不确定因素。时尚成为主流的生活节拍，引起越来越多人的仿效。不分“青红皂白”的附庸风雅无疑对短信文化的正确理解存在着片面性和狭隘性。
1）一等美女飘洋过海；
二等美女广州珠海；
三等美女留在上海；
四等美女乡下等待；
五等美女下放劳改。
2）你要钱没钱，要才无才，要貌无貌，已被本市列为三无闲杂人员。
3）从后面看我想犯罪，从侧面看我想撤退，从正面看我想自卫！
这几则短信勾画出了以貌取人的社会现实。短信文化受时尚影响较深，它的存在和发展就毫无疑问和时尚挂钩，但时尚本身带有超前性和盲目性，由于现代人对时尚和流行的追逐和亦步亦趋，使得短信文化染上了这种“富贵病”和“时尚病毒”，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这种主观上的盲从心理所左右，最终导致对短信文化的全面了解的缺乏和隔膜，造成短信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应有形象的偏差、倾斜或倒置。
（3）短信文化中的“精英”分子——短信们受利益驱动，且缺乏必要的监督，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杜撰信息，制造文化垃圾和灾难，犹如洪水猛兽，扰人视听。这种不负责任使得短信文化环境受到污染，对短信文化的合理性和生存空间构成了严重挑战。
把六十岁的男人思想搞乱，把五十岁的男人财产霸占，让四十岁的男人妻离子散，把三十岁的男人腰杆搞断，让二十岁的男人都他妈滚蛋。
这是一则黄段子，格调不高，流传甚广。这种话语用于短信文本中，很不得体［2］。
短信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人是短信们，他们是短信文化中的活跃分子和领军人物。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如今手机短信如此疯长，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专门创作短信出售的群体，而他们创作的内容是少人监管的。一位短信透露：现在的短信有两大特点——要么涉黄，要么开政治玩笑。手机短信息的发送几乎完全是个人的事，电信部门只提供技术支持，令短信息通过电信网络到达对方手中。对手机短信的内容，电信部门是不负责检查的［3］。由于存在这样一个监管真空，可想而知，一些短信为了使自己的短信赚钱，就充分利用某些人的不正常心理，使出浑身解数，大量编写一些黄色信息，吸引一部分人的眼球，这些文化垃圾，在校园和社会上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同时，也使得短信文化的文化品味和艺术质量大打折扣，短信文化的生存地位受到质疑。
（4）短信文化伴生了新的道德伦理问题，无疑对现代人的素质提出新的考验。不良短信腐蚀着我们的精神和道德，将引发道德和信仰危机。
1）当我狠下心扭头离去的那一刻，你在我身后无助的哭泣和撕心裂肺的痛苦让我刹那间明白我是多么爱你，我猛地转身哭着把你抱紧喊：这头猪我不卖啦！
2）你走！找一个值得你爱的去爱吧……我不够了解你和你的感情。我知道有些事不能强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就像昨天我真的无法相信为了根骨头你就跟人走了。
利用动物来调侃戏谑人，以满足某些人的猎奇心理。诸如此类短信超出了伦理道德底线，将引发新的问题，一些短信中过分成分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一些不良短信被一些喜欢猎奇的爱好者广泛传播，严重威胁着现代人的心理健康和道德责任感，如任其放纵自流，长此以往，会导致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精神的衰退甚至是集体滑坡，这绝非危言耸听，杞人忧天。
（5）短信文化处于一种隐性的位置，因此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将其作为实施其罪恶目的的重要场所。如：
尊敬的用户，你在我们活动中有幸获得了一等奖，请在月日之前去地领奖。
这样的诈骗信息已经屡见不鲜。不法分子利用一些人爱发横财的心理，大量发送许多虚假中奖信息，骗取巨额钱财，造成许多人被骗，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不稳定，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现代技术不能成为新的犯罪工具。
（6）短信文化给整个社会现实心态、信用评判、真实尺度等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一些未经证实、别有用心的“莫须有”信息，给人们制造恐慌，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严重干扰社会的正常秩序和长远稳定。
如“非典”时期，就有人利用当时的特殊情况，利用短信胡乱造谣，混淆视听。2005年的禽流感期间，就有人利用当时的特殊情况，同样有些人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弄得人心惶惶，真假难辨。
（7）短信文化是一种快餐消费，速食文化，它的快捷与营养不良同时并存。
上联：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下联：转过头吓退各路诸侯。横批：我的妈呀！
短信文化众多内容经不起仔细咀嚼，它的大众化的投其所好的创作方向，一次性消费的模式，使自身误入了庸俗化的歧途。不假思索的即兴发挥，追求流行的价值取向使得它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品位流于肤浅，成为不能持久的速食文化。
（8）短信的轻易模仿和简单克隆，发送廉价的温情和空洞的问候，会导致我们思维停滞和创新的弱化，个性的消失。
1）你帅，你帅，你天下最帅，拳打地痞无赖，脚踏妖魔鬼怪，心中却是无奈。你以为是东方不败，其实你是衰神二代！
2）你帅，你帅，头发像团海带，身披一条麻袋，腰系一根鞋带，没事就爱使坏！你以为你天下最帅，其实你是神经二代！
两则短信如出一辙。一则短信流行开来，马上引起众人仿效和复制，使其欣赏价值降低，让我们的自我创新能力逐渐缺乏，这种单纯的跟风形式会导致短信文化的贫瘠与荒凉。超级秘书网
二、短信文化发展趋势及促进其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针对短信文化目前所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为使短信文化发挥积极交流和正面教育功能，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树立新型的科学发展观，让短信文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议如下：
（1）信息提供商履行商业伦理道德规范，网站和电信部门不要唯利是图，应以诚信为本，提倡行业自律，以社会公共效益为重。
（2）提高个人文化素质，短信和手机用户增强社会公德意识。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在满足我们的正常交际和文化需求的同时，需要大家以身作则，提高自我约束能力。大家善意爱护，使它更具生命力。
（3）大力整顿文化市场，切实加强文化环保意识。为了让短信文化的健康发展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需要对文化市场进行全面整顿，树立全新的文化环保意识，促进文化的内外兼修，标本兼治。
（4）成立短信文化跟踪调查中心，随时掌握动态，及时作出正确评估。短信文化作为一种紧随时代的时尚文化，成立跟踪调查研究中心，防微杜渐，及时作出正确评估，有助于我们对短信文化作出全面评估，加强对短信文化进行指导和管理。
（5）短信文化需要社会各界积极配合，增强整体意识，形成集体优势，才能确保短信文化一方“净土”。短信文化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新型文化关系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需要群策群力，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和努力，形成整体力量，使短信文化能永葆青春，茁壮成长。
（6）未雨绸缪，德法兼治，建立完善有力的社会监督机制。形成德法兼治，多管齐下，相互协调的监管局面，还短信文化一片晴空。
三、结语
短信文化必须树立新型的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进一步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更宽广的用武之地。
［参考文献］
［1］李存．试论“短信文学”［J］．文艺评论，2005，（1）：26-31．
化学发展论文范文2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指导理论，充分认识和发挥这一理论对检察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必将对于完善我国检察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检察文化建设的意义
当今时代，文化建设重要性越发不言而喻。一个民族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根基，一项没有文化的事业同样没有发展根基。文化建设的规模及其国民素养的程度是综合国力的象征，它滋润和催生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党的十六大指出“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当前检察文化建设面临重要的机遇期。
1、检察文化建设保证检察权行使的正确方向。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提供保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是检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检察文化建设的价值所在，改革开放是检察文化创新的指导方针，也为检察文化建设开辟了广阔前景。检察机关肩负着维护宪法尊严和法制统一的神圣使命，检察文化不仅与经济和政治交融，而且塑造人，保证检察权的正确运行。当今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依然复杂尖锐，西方的法治观念、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断向我国渗透，良莠不齐，影响了人们的视线，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对检察工作的指导地位，就必须通过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检察干警，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把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些理念融入检察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强化检察官“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观念和“忠诚、公正、清廉、严明”职业道德观念，把“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转化为检察干警的自觉追求，自觉为经济建设的发展服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2、检察文化建设推进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科学发展需要和谐，和谐需要科学发展的基础，检察工作始终服务发展和稳定这个大局，检察文化的力量正是深深熔铸在检察事业发展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必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依照法律规则来治理社会，我们的社会才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才能减少矛盾，也才能使已经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广大群众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是国家法律的“守护神”，执法活动贴近人民群众，关系各个阶层，与社会发展和稳定大局息息相关，检察文化建设的教育引导功能、指导约束功能、激励协调功能、亲和凝聚等功能，不仅对于提升检察机关自身的形象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通过检察队伍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作风、规范执法行为，对全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凌所说：“公民是否信赖法律、遵守法律、服从法律，与检察官的形象相关；国家的法秩序状态如何，与检察官能否公正执法相连。检察队伍公正执法的形象一方面影响公民法治理念的形成，另一方面影响国家的法秩序状态。[3]”因此，加强文化育检，建设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业务精通、修养高尚的检察官队伍，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
3、检察文化建设提高检察官的执法能力。检察官的执法能力是综合素质体现，是一个由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检察文化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为检察实践提供支持，它们之间的影响是一个螺旋式不断上升的互动过程。检察文化建设是一种软实力，通过教育塑造检察官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法律、忠于人民、爱岗敬业、刚正不阿的精神，通过培训提高检察官的法律知识、办案技能、执法水平，通过健康活动增强检察官的体能、团结协作、和谐共进的品质，通过理论创新和机制改革解决制约检察执法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使干警政治上坚定、思想上敏锐、纪律上严明、作风上优良，业务上精通、办法上创新、工作上高效、效果上优质，通过努力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就能不断地促进依法办案、文明办案、讲究效率、追求质量、公正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重视检察文化建设就会给检察事业的发展造成无形的损害。
二、从科学发展观的深度探索检察文化建设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立足国情、总结实践，以开放的视野观察世界及其国内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远景，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1]。检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有丰富的内涵。检察文化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检察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它包括检察思想、检察规范、检察设施、检察技术等诸多方面，是支配检察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基本理念。从结构上看，检察文化是具有检察工作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检察文化作为新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形式，其特点是将检察机关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结合起来，将以往以物为重点的管理转变为以人为核心的管理。检察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特定检察机关长期的执法活动中，由其特有的执法理念，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在全体成员中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一种个性。这种独特的检察文化一经形成，便会在检察机关内部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并成为进一步促进检察机关发展的精神力量。检察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分支，是检察机关及其干警在履行职责和日常生活中创造，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以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为目的，以创新检察管理体制为途径，以营造良好人文环境为形式的具有鲜明检察特色的精神财富。因此，其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涵。
（一）检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检察文化，不能机械简单地认为就是检察理论和检察活动及其相关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检察宣传、文体活动等，腐朽和反动的检察理论及其活动载体不能称之为检察文化，应当被排除在外，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理解检察文化。自从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文化就愈来发展和丰富，既有不断支撑检察制度完善深化的先进文化，也同样伴随不相适应的甚至是消极的理论、观念不断被剔除和克服。检察文化的实质是与一定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哲学社会科学互动的强化法律监督的文化，有特定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是司法制度不断变革的产物。一般的认为，检察制度及其文化源于14世纪初的欧洲[2]，一方面检察文化是以由私人报复到国家行使刑罚权，再由自诉到公诉的变化为基础产生的；另一方面，检察文化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历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有着地缘差别以及自身发展过程中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影响的变化。因此，检察文化先进性、扬弃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内在固有的规律，满足一定社会的司法公正需求。
（二）检察文化反映了检察官的价值取向，是检察工作不断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检察文化意在创设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是检察机关主流精神与新形势新要求相结合的产物，检察文化通过培育干警集体主义思想、团结协作精神、团队意识等主流精神和基本理念，使其内化为干警的共同愿望和价值取向，外化为全体人员的追求和自觉行动，从而使检察人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趋向融会贯通，达到全面提升人员素质和文化品位，增强检察机关凝聚力、向心力，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目的。它反映了检察官的道德规范，是积淀于工作实践中的高尚精神境界。检察职业道德是检察人员在司法实践和日常学习、生活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从伦理上调整检察机关同国家、法律之间，检察人员同检察机关之间、检察人员之间相互联系的行为准则。检察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文化培育形式，使全体检察人员都能够自觉地追求、信仰和实践这些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精神和理念，并充分体现在履行检察职能、办案和个人的言行举止中。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检察官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精神体现。检察文化把人的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摆在了重要位置，通过发展先进文化的引导、凝聚、协调、教育功能，努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环境，使机关每个成员实现自身价值与检察系统实现自身价值融合统一。检察文化一方面使检察机关与社会公众处于一种沟通状态，另一方面使系统中的个人能与组织和谐发展。
（三）检察文化与检察权运行相交织。检察文化不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分支，与检察制度相联系，它不包括野蛮文化。检察文化也不是检察活动的无所不包，与检察实践活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联系在于检察文化渗透在检察实践之中，是检察制度的基础，反映检察机关的宗旨和形象及其检察官的价值取向、执法理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精神风貌，为检察实践活动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推动并保证检察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检察实践体现检察文化建设的效果，提升检察文化的魅力。区别在于检察实践是客观的、外在的、看得见的，它本身不是意识形态，检察实践的状况具有及时性、显现性，不仅受检察文化的影响，还要受制于立法机关的监督以及上级指令和长官意志的影响；而检察文化建设一般不属于立法机关监督职责的范围，它是检察实践的价值基础，文化建设的效果也一般不具有显现性、及时性，更多地体现长远性、坚定性。检察文化与检察权的行使相辅相成，这种交织既体现在检察文化及时为检察实践服务，也体现在检察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的是为了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虽然检察文化建设的内容、形式有些与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相同，但不能认为这样的文化不属于检察文化，只因这样的文化为了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就是检察文化范畴。所以说，检察文化既包括特质的检察文化，也包括检察机关孕育的大众文化。特质文化有检察理论研究、检察制度建设、检察业务培训和岗位技术练兵以及检察标志和符号等，检察机关孕育的大众文化有政治、思想、组织工作和时事政策宣传教育以及娱乐体育活动等，机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都属于检察文化建设的范畴。
三、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创新检察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检察文化建设要雅俗共赏，喜闻乐见，形式多样，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践层面，既有大众化、又有特质性，既有传统再现、又有改革创新。检察文化建设必须读懂国情、放眼世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根植于民族土壤，发挥民族优势，注重民族特色，把世界优秀文化中国化，增进大家对检察工作的共识，形成中国特色检察制度体系。为此要以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积极探索创新检察文化建设的新途径。基层检察机关作为我们检察体系中的最小单位，它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工作具体性，决定了它是承担检察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加强基层检察机关的检察文化建设就是创新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积极开展以公平正义为灵魂的执法文化建设。我们知道，一个驰名商标的造就，无外乎过硬的产品质量、持续的推陈出新和优质的售后服务。脱离了商品或服务这个核心，一切将无从谈起。同样，以打击犯罪、护法为民为神圣使命的检察机关，如果脱离了公平正义这个内核去奢谈检察文化建设，也无异于舍本逐末。因为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期盼，更是检察文化的灵魂。当前，我国正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案件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维护和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因此，检察文化要运用其特有的历史创造和精神记忆，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渗透途径，铸造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检察队伍。基层检察院只有不断提升检察人员的业务素质，坚持公正执法，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与程序、质量与效率并重，做到实事求是，不枉不纵；坚持宽严相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才能以实际行动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以优异成绩开创法律监督工作的独特“品牌”，也才能切实体现检察机关与众不同的人本文化气息。
2、着力培养检察官的气质和精神，大力倡导以职业道德为核心的形象文化建设。检察职业道德是检察人员在从事检察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是调整检察人员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总和，也是正确行使检察权、防止司法腐败、增强检察队伍战斗力的保证。检察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被高检院概括为：忠诚、公正、清廉、严明。这八个字的内涵也正是检察文化的核心。其中，忠诚是新时期检察文化的政治立场、公正是新时期检察文化的政治核心、清廉是新时期检察文化的追求目标、严明是新时期检察文化的政治保证。因此，加强检察机关的职业道德建设，不仅是实践和传播先进检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更是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的重要载体。基层检察院要把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队伍建设的始终，坚持以职业道德深化检察文化，以检察文化滋养职业道德。要通过职业道德文化的培育，使干警不仅具备公正、廉洁、正派等高尚人品，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善良、同情、豁达、克己、奉公等宽广情怀，自觉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真诚地关怀人的自由和平等，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通过职业道德文化素养的提升，使干警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检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增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自觉性，切实做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树立检察机关良好的执法形象。3、注重以团结奉献为追求的团队文化建设。团队精神是一个集体在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来的为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是这个集体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的综合反映，也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这个集体中的具体体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是检察文化的精髓。因此，基层检察院要把锻造和弘扬以团结奉献为追求的团队精神作为推进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要用符合时展要求和历史进步潮流的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来规范、协调干警的思想认识，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把握时代要求，同时注重调动和发挥干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干警的活力和潜力。要通过鼓励和支持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个人之间的协助和配合，加强团结，减少摩擦，形成合力，共同完成任务；通过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体育活动和其他形式和内容的集体活动，陶冶干警情操，凝聚队伍向心力，增强集体荣誉感；通过激发干警奋发向上的进取心和迎难而上的斗志，努力培养一支士气旺盛、斗志昂扬的队伍；通过营造一个宽松、民主、祥和的工作氛围，使干警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而在思想、心态上高度整合，在行动上默契配合，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拼搏。
4、推广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建设。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普遍增强，冲破习惯思维模式，确立以人为中心，重视和关心人的发展和需要，已成为时展的主流理念。同样，促进检察干警的精神解放、心理解放，发展个性，提高素质，实现自我价值，充分发挥其潜能，释放其智慧也成为检察文化的主旋律。因为检察文化的实质就是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工作，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又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力求淋漓尽致地释放出人的巨大能量。而开启释放人的巨大能量的钥匙，就是文化的力量。
由于文化视野中的人，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劳动力，而是有感情，有思想，有个人价值追求的活生生的人，是有无限潜力的人力资源。这就要求基层检察院努力营造一个重视人的因素，尊重人、塑造人、信任人、关心人的人文氛围，营造一种清新和谐、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要以根植争先创优理念为指引,大力塑造成先进典型。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人民检察官，不仅为检察事业增辉添彩，还以自己的言行，典型的、集中的、全面地诠释了检察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通过开展系列典型活动，加强对干警的外部行为引导，培养干警争先创优意识。例如举办如“方工精神为我引路”等青年干警座谈会，方工检察长的人格魅力和先进事迹，会使青年干警深受触动，成才意识、公正执法意识明显增强。还可请来一些先进典型现场做报告，对干警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在先进典型的激励下，要掀起赶超先进的热潮，开展“十佳”公诉人、“十佳”办案能手、十佳接待员优秀组工干部等活动。举办“学习身边人，做好身边事”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扩大典型的辐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各项检察工作的发展。同时检察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致力于人事制度改革，推行竞争上岗的干部选拔机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职务职级晋升机制，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坚持“四不唯”科学人才观，摒弃论资排辈陈旧观念，珍视优秀人才，注重为年轻人的提供锻炼机会而加速其成长，使一批年轻有为的人才通过竞争走上中层干部岗位，全面提升中层干部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对于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但业务水平突出的人员，安排在主办、主诉、主侦等重要岗位发挥特长，让他们在检察职级晋升上与中层干部有同等晋升机会，最大限度的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人员管理上，要建立并实施绩效考核机制，把绩效考核与评优评先紧密挂钩，坚持凡晋必考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着力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各种人才成长管理机制，把人人可以成才和公平竞争理念根植于干警心中。
5、丰富检察官的娱乐生活，促进以健康向上为基调的业余文化建设的发展。机关业余文化建设，是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干警综合素质、强化队伍八小时以外管理、增强队伍凝聚力、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面对社会转型对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检察干警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引导和熏陶，而机关业余文化建设正是这样一种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因此，重视机关业余文化建设，在队伍管理中引入人文管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以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占据干警业余生活的阵地，有意识地对干警进行文化熏陶，不仅可以活跃检察干警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也是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植健康生活理念。坚持不断创新文化建设的载体，加强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巩固“五小阵地”（即：小夜校、小图书室、小荣誉室、小文艺队、小活动室）。要大力支持干警参与有益身心的文化活动，倡导健康、和谐、文明的生活方式。可组建舞蹈队、摄影书画小组、篮球队、羽毛球队、乒乓球队等文化小团队，培养文化骨干。检察长要带头参加，以有效带动干警的参与热情。在场地方面，要开辟专门的乒乓球室、健身室、多功能歌舞厅、图书室、电子阅览室、视频会议室等活动场地。在经费方面，积极为聘请专业指导、购买服装、用具等费用支出都“大开绿灯”。还要做到文化活动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例如通过开展“检察官进社区活动”，让干警们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圈子里，而是深入社会。通过积极参加“公民道德公约”和“学礼仪、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提升干警文明素养；通过组织干警参加植树、志愿者、捐助、献血等公益活动，提升干警道德情；通过文艺联欢、书画摄影展、联谊球赛、演讲、知识竞赛、歌咏、朗诵等各类文体活动，提审干警文化品味，潜移默化的激励干警的进取心。从而树立起健康、文明、高素质的检察官群体形象。
6、以网络建设为平台推进检察文化建设。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社会已进入到网络时代，网络应用的广泛性、多样性和高效性，给检察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要运用好网络平台，推进检察文化建设。一是搭建平台，形成法律博客群体。在正义网、人民网打造互动平台，形成全员参与的法律博客群体，营造文化强检氛围，推动各项工作创新发展。正义网是高检院主办的门户网站，汇聚了法学专家、学者教授、检察官、法官、律师，以及其他关心法律工作的社会各界精英人士，法律资源和信息丰富，学术氛围浓厚，文化底蕴深厚，对推动检察文化建设，培养干警学习思考习惯养成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建立法律博客，能实现与法律学者、检察专家零距离学习交流探讨，是提升队伍整体素质，推进各项检察业务的一条捷径。要为干警开博创造条件，制定相关《关于加强法律博客群建设的意见》等制度，明确博客群建设的指导思想、组织措施和奖励办法。建成电子阅览室，开通互联网，为干警上网提供物质支持，倡导全院干警人人参与法律博客群建设工作。二是要规范管理，确保深入健康发展。一方面加强管理，确保方向。要成立由分管宣传工作的副检察长任组长、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为副组长的博客群建设管理协调小组，加强对博客群建设的组织领导和管理监督。要求干警建立法律博客必须做到坚持政治原则，保守检察工作秘密。采取一系列奖励激励措施，对博客写作情况每月一调度，写作体会每季度一交流；博客文章被推荐为精品文章的，被有关报刊采用的，按院调研信息宣传奖励办法给予奖励；被评为优秀个人法律博客的，在评先树优、提拔使用上，优先考虑。三是注重强化引导，注重效果。创新培训模式，在检察内网开辟博客研讨专栏，通过干警撰写的精品博客、被推荐博客情况统计以及召开经验交流会等形式，以老带新，相互交流，从如何注册、如何发稿，如何通过博客进行学习交流，到如何修改模板、插入音乐和图片等，为干警提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引导干警从点滴入手，勤观察、勤思考、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检察文化新格局。
7、要重视以检察文学艺术为载体的宣传文化。检察文学艺术既是检察文化的典型内容，又是检察文化的重要载体。基层检察院要充分借助检察文学艺术“以先进的文化陶冶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作用，把检察文化纳入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从而形成与现实生活中的检察文化相对应的文学化的检察文化的动人景观。要注意发现和挖掘检察队伍中的文学艺术人才，发挥其专长，通过他们的作品宣传检察机关的典型，扩大典型的幅射作用，以各种生动的、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诠释检察文化的丰富内涵，使无形的理念有形化，以启迪人的心智，陶冶人的情操。通过他们创作一批具有感染力和广泛影响的时代精品力作，展现检察人员的内在素质和高尚追求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公正执法、为民执法的精神风貌，树立检察官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时代风彩。要充分发挥检察文化的渗透力和推动力，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检察精神，教育人民群众，提升检察干警的品位和素质，把检察文化的内容融入到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现实生活之中。
8、要向科技要效率，走科技强检推陈出新检察文化建设之路。在国际竞争正日益走向科技竞争的背景下，检察工作也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政治立检、业务树检、改革兴检的同时，科技强检之路是新世纪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文化建设新的课题。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基层检察院科技强检之路还达不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使检察文化建设上一个新台阶，就要抓好科技强检工作。首要就是抓好“硬件”及“软件”的建设。不言而喻，要顺利实现科技强检，“硬件”是基础，“软件”是根本。所谓“硬件”，自然是一个单位的技术设施的档次与完备程度，如果没有一定的设备为基础，科技强检就是一句空话。相反，如果一个单位人员的技术力量薄弱、技术运用程度不高，“硬件”就是空摆设，因此广大基层干警对技术的掌握程度这一“软件”，才是科技强检的根本。实现“软件”的更新，要提高广大干警的科技意识，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运用科技是做好新时期检察官的必备，是大势所趋。其次是要对检察干警进行科技培训，使他们充分掌握现代化办公办案的技能，这才能能使检察检察文化建设达到更高的层次。为此要加强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提高干警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内在要求，也是检察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基本前提。要增加投入，更新设备，积极争取党委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加大对检察工作的投入。在改善办公条件和行政装备的同时，尤其要突出计算机局域网、多媒体等的建设，提高检察文化的科技含量。同时要重视设备应用，充分发挥其效能。
在检察事业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检察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它的出现为检察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武器。检察文化建设是一个新事物，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法治精神，同时，检察文化建设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长期不懈地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必须从组织上、思想上、行为上和检察文化接轨，自觉摒弃种种不良习气和作风，以自己的检察实践来丰富和推动检察文化建设。总之，加强检察文化建设，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完善，在完善中前进，进而来推动检察工作的全面发展。[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3～14页；
[2]金明焕：《比较检察制度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3月第2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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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文化科学发展观创新
一、充分认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企业文化创新的重要性
科学发展观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体现了党中央对包括企业文化建设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基本要求，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企业文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贯彻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企业文化创新。企业文化，重在创新。企业文化体系，更是要靠不断的创造、积累、提炼和升华。在企业文化创新方面，不仅要注重形式，更要突出内涵和特色。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企业文化就是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与企业共同发展的企业文化，就是要避免一蹴而就、昙花一现、急功近利的企业文化。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要建设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必须具备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具有高度的战略性。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具有导向、激励和凝聚作用。企业文化建设既要反映企业的特点，又要体现责任心和主人翁精神。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新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思想创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当明显，以知识、技术为特征的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紧跟时展的潮流，创造出崇尚知识、尊重人才、推崇文明的价值观体系和企业文化体系。三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在激烈的竞争环境面前，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追求时尚、赶时髦的“装饰品”。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找准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的结合点，以企业文化促进企业管理，以企业文化管理带动企业文化，使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四是具有价值的统一性。企业文化建设是在领导者和广大员工积极参与下形成的，应体现企业价值与个人价值相一致。
二、在企业文化创新中注重做好三个整合
1.加强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整合
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整合需要使本土文化发生变革，增加新的内容，形成新的结构和功能，这也就是需要外来文化在本土发生变革，逐渐适应本土文化发展的要求。这一过程事实上也是文化共性与个性的辨证统一。不同国家民族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向其他文化学习，吸纳其有用于自身的成果，汇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于自身，然后在文化实践中，消化这些文化为“自身的”文化，同时也使自身的文化更具有人类共同财富的性质。
2.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
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企业依靠科学技术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理性取代神性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一切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问题都被纳入科学实证的范围之内，都要用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去加以解决。但是科学理性的过度扩张，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负面效应。在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的这种“霸主”地位必定引起人们的不满，他们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肯定人的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价值，以人本主义精神对抗席卷一切的科学主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其实就是要重新确立起生命的最高原则，重新找回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我的和谐，人类所生活其中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理性所设定的“自然的世界”，更是一个“历史的世界”，我们必须摆脱机械的认识论，去发现这个有机的、活生生的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发展，为各个文化共同体处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问题时提供了形成共识的可能性，而且技术、经济与文化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渗透和互补趋势越来越强。
3.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整合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它以代代相传的形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在人们的内心积淀成一种深刻的世代认同感。从时间上说，传统文化并不是一种过去了的文化存在，它总是以文化传承的形式存在于现在，又以求新变更的姿态向着未来，它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框架，而现代文化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出现的传统中所没有的新的文化要素，它体现着新鲜的时代精神，它在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并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化理念。因此，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文化现实，而是处于新旧过渡或相互交叉的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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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市委统一部署，我局结合全市文化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开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大讨论”活动，经过动员部署、学习讨论、查摆问题和巩固提高四个阶段的活动，系统完成了各项既定任务，初步实现了思想观念进一步突破，实际工作进一步创新，机关作风进一步好转的活动目标。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科学制定活动方案
市委《关于印发〈“落实科学发展观大讨论”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下发和全市开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大讨论动员召开后，局党组立即召开会议，认真学习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首先在班子中统一认识，明确指导思想，制定了《全市文化系统关于开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大讨论”活动实施方案》，及时召开全市文化系统“落实科学发展观大讨论”动员大会，局主要负责同志作为文化系统落实科学发展观领导组组长，在会上对活动作具体部署，要求把各单位不断树立科学发展的观念，增强科学发展的信心，把各项文化工作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制定方案时，我局统筹兼顾，把大讨论活动与创建“三型机关”，“领导干部作风教育月”等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制定了大讨论内容，划分了实施步骤，注重将大讨论活动与我市文化发展结合起来，与破解难题，推进当前工作结合起来。
二、丰富载体，强化学习，提高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活动期间，我局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按照“四有”标准（即有规范的学习制度、有严格的考评机制、有丰富的学习内容，有详实的学习笔记），通过中心组学习会、报告会，座谈会、知识竞赛等形式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进行学习。局领导切实发挥标杆作用，带头撰写理论文章2篇，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市委讲师团组织的全市理论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交流发言。为及时通报活动的进展情况，交流经验和做法，报送了大讨论活动专题信息4条，编印了“市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版权局）落实科学发展观大讨论活动”简报。
全面的学习使机关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所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作为文化部门，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研究问题，改进方法，不断推进和谐文化建设，使先进文化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大局。
三、明确主题，深入研讨，增强大讨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大讨论促进观念的大转变，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创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为推动和谐六安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建设小康六安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主要围绕“如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抓住发展第一要务，通过文化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如何解决制约我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如何加强文化单位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工作机制和考评机制”、“如何将中央、省委和市委文件中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我局工作相结合，抓住重点，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如何以良好的作风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如何实践科学发展观，使我市文化发展融入省会经济圈”六个方面的主题开展讨论。
四、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确保活动成果落到实处
落实科学发展观大讨论，关键是要将讨论成果落到实处，务求实效，力争做到各项文化工作的目标任务围绕科学发展观制定，文化工作的政策法规依据科学发展观来确立，文化工作的成效以科学发展观检验。我局通过开展大讨论活动，初步实现了思想观念有所突破，各项工作有所创新，机关作风有所好转的新局面。
第一、思想观念进一步提高
一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文化建设根本上是人的建设，关键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我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注重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崭新的知识充实人，在培养和集聚文化管理人才、文化经营人才、文艺业务人才方面下功夫。努力探索建立科学的进人机制和灵活的用人机制，逐步完善激励机制，培养创新氛围，让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形成各类优秀人才引的进，用的上，留得住，干的好的良好环境。
二是树立协调发展的观念。不断摒弃过去以文化抓文化，以文化管文化的老观念，我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积极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送戏下乡等，不断服务社会、服务群众，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规范和引导文化产业发展，不断提升社会文化的品位和层次。
三是树立以改革促发展的观念。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变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和规定，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制工作，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中，我们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较好的完成了电影公司的改制工作。
第二、实际工作进一步创新
一是在提供文化服务上创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提供文化产品服务不断创新。为改变农村公共文化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我们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的倾斜力度，不断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根据两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积极推进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开展农村文艺演出活动，发展农村特色文化，建设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截止今年6月，皖西庐剧团历时一年的“送戏到农家，欢乐你我他”第一轮文艺送戏下乡圆满结束，共为全市159个乡镇各送戏一场，真正实现了文化服务基层，服务广大农民群众。
二是在文化市场管理上创新。为规范网吧日常监管行为，我局出台了《六安市网吧管理八项禁令》，确保各级执法人员文明执法，严格执法。全市网吧监控制平台建设已经处于调试阶段，该平台的运行将使我市文化市场管理由被动的死看硬守步入科技规范的现代化轨道。
第三、机关作风进一步转变
一是提高服务效能。切实推行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实现行政审批“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站式办结”，有效的提高了服务水平。开展“党员模范先锋岗”和“和谐效能科室”评比活动，不断加强机关效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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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医学；文化；特点
1引言
医学是一门生命学科， 历史以来为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视人体解剖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西方医学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一度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西方医学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医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天然联系，因为医学的对象是人，文化关注的对象也是人，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医学的基础。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迷狂状态，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挤压，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相对薄弱。昝加禄，昝旺[1]提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医学教育，重科学技术轻文化内涵、重实用功利轻人本情怀的现象，缺乏文化的理性与自觉，尤其缺乏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医学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医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帮助人们重视认真其其各方面特点。
2 西方医学文化的历史哲学渊源和诊疗特点
医学现象十分复杂， 医学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西方医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为原始的两个源头来自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人曾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当时重要的医学文化成就包括较高的解剖学技术和生理知识如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血液循环理论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和著名的医学理论，也说明了希腊医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亚历山大达到顶峰，且不久即开始渗入罗马。罗马对健康和疾病的态度与希腊颇为相似，解剖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古罗马医学的高峰时期，在“神圣的医生”盖伦时代。
从西方医学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渊源看，西方医学文化也是对希伯来医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伯来医学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宗教与医学的密切结合。鉴于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知识水平， 希伯来医学文化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因素。马月兰[2]指出，西方医学文化是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伯来医学主要是僧侣医学， 经验医学作为补充而存在，《圣经》就是犹太教渗透到希伯来医学文化中的例证。其中，僧侣医学文化意识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只有信上帝， 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律法书的613 条诫命中， 与疾病有关的达213条，其中许多犹太教戒律和饮食禁忌对人体有益，可养生保健。沐涛，季惠提出，当时医学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药物疗法，这很类似于我国的中医疗法[3]。可见，希伯来医学文化是在僧侣医学和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的医疗理念对之后乃至现代西方医疗保健仍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医学哲学思想上看，西方人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 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余谋昌[4]指出，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失灵的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视作机器，从而将其分割成各种各样的部件。西方医学研究问题，偏重于结构还原、解剖分析和实验比较。西医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
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 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 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 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著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 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 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 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 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 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
4 结语
综上，西方医学文化从古代希伯来文化中的经典医学模式发展而来，经过近代哲学思想引导，逐渐嬗变为以解剖和实验研究的医学模式，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以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对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等优势，为人类医学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对于整体的人和社会的人关注不够，成为西方医学文化的缺陷，有待于在哲学层面和科技层面，进一步加强整体性和综合性医学创新，中国医学文化在很多方面的优势值得西方医学文化理性借鉴，这也是世界未来新型医学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建立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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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展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国哲学；科玄论战；文化与生命哲学；新理性主义；道德形上学；当代新儒家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哲学发生转变的新时期。一百年来，中国哲学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发展的，中西、古今之争成为这个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课题。其中既有“转型”与“重建”的问题，又有“继承”与“发展”的问题，错综复杂，万象纷呈。在世纪交替之际，我们进行一次简略的回顾。
一、经学的终结与启蒙哲学的产生
中国传统哲学是以经学的形式发展的（冯友兰、冯契、张岱年都有此说），其特点是经典注释。即将进入20世纪的时候（清代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康有为等人重新举起“今文经学”的旗帜，以“托古改制”的名义为变法维新进行论证。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是为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与传统经学有重要区别。他根据《公羊春秋》提出新的“三世说”，表达了历史进化的观点。康有为还著有《大同书》，沿用《礼记》中的“大同”之说，赋予新内容，表现了新的乌托邦理想。
紧接着，章太炎又提倡“古文经学”，为辛亥革命进行论证，并与康有为展开争论。章太炎主编《民报》，发表文章，特别是出版《簋书》等著作，反对神化孔子，将孔子还原成一位历史人物，这是他的“古文经学”的重要内容。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接受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中的进化思想，特别是章太炎，已明显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二人得出不同的结论，前者主张渐进的改良，而后者主张激烈的革命（主要是种族革命）。这场争论在当时极有代表性。但从学术的层面而言，章、康二人的古今之争，实际上揭开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序幕，虽以今、古文经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内容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延续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从此宣告结束了。
当时，西学东渐已不可阻挡，成为时代洪流。中西之争，首先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中国命运之争。凡早期接受西方学说的思想家们，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革命实践家孙中山，首先吸收西方的政治学说，提倡“共和”，并付诸实践。他提出“知难行易说”，一反传统哲学中的“知易行难说”，并不是讨论纯粹的哲学问题，而是为革命实践提供舆论支持。他又在《孙文学说》中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其中却吸收了传统哲学的某些内容。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严复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翻译和介绍西学的启蒙思想家。但他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使中国富强。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意在倡民力，即民族自强；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主张划定群与己、社会与个人的权力界限，意在倡民权与民德，即个人自由、平等的权利。他翻译《穆勒名学》与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大力介绍西方的逻辑学，高度评价培根建立知识学的归纳逻辑，意在开民智，即开启科学的思维方法，为科学知识提供理论工具。他很重视《名学》之翻译，自称“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1〗这显然是针对中国哲学缺乏逻辑思维而言的。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是一般地翻译介绍西方学说，而是用加按语的方式，在各书中阐述了批判旧学、提倡新学的立场，尤其批判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主张。严复所做的工作，确实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启蒙思想家。
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影响的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第一个打破了经学方法，采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写中国哲学史，使人耳目为之一新。他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注重材料的考证，将中国哲学史看作是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的历史而不是对经典进行解释的历史。他的中国哲学史不再是从三皇五帝讲起，而是从老子、孔子讲起，孔子也不再是圣人，而是一位哲学家，而且在老子之后，胡适还通过对中国哲学中一些人物如墨子、李觏等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宣传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开了用西方哲学解释中国哲学以及中西哲学相结合的先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并未写完，而且并不成功，但他提出新的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却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把科学实验的方法运用到哲学史和历史的研究，力图使其变成科学的研究，这些努力对于转变传统的经学方法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影响到以后的学术发展。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新思潮不断涌现，知识界从总体来说尚未来得及消化，更无暇思考中国哲学的重建问题，但是已经进入酝酿阶段。特别是“五四”运动，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姿态，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中西之争推向高峰，也为重新思考哲学问题打开了思想大门。以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科学、民主与自由、人权的口号，猛烈批判旧纲常旧名教，认为中西文化如同水火之不能相容，只有打倒孔子偶像，才能建立新文化。在他们看来，新文化就等于西方文化。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的“德”、“赛”二先生，胡适发动的文学革命，鲁迅对“吃人”礼教的揭露，吴虞“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勇气……所有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五四”运动并没有按照文化学术本身的方向发展，而是转向现实问题的争论与解决。“五四”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出于现实问题的需要。正如胡适所说，现在中国“百事不如人”，根源在传统文化，要同西方平起平坐，只有推倒旧文化。也正如陈独秀所说，由社会问题之解决进到政治问题，由政治问题之解决进到精神文化问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至之势，并认为这是“最后之觉悟”。
“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毫无疑问是应当肯定的，科学、民主无疑是中国最缺乏而又迫切需要的，但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不能不说犯了“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错误，陈独秀说，“矫枉”必须“过正”。然而，在文化断裂的状态下，能否实现其理性目标，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其实，就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并不都是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平心而论，他们不同程度地进行过“历史”的分析，不如陈独秀就公开声明他“不反对孔子本人”，也主张“东西文明调和”，胡适回来也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改为“充分世界化”，这显然是自我反思的结果。
二、“科玄论战”中的哲学问题及其影响
“五四”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具有哲学意义的论战，即“科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场论战可说是“五四”文化运动的继续，也是对“五四”的第一次反思性回应。它的社会影响虽不及“五四”影响之大，因为它只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参加，而且时间很短；然而，这场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即科学与人文、知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正是现代哲学所要解决的重要课程。
其世界文化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引起了某种恐惧感，进而对西方的科学文化产生了以为，像斯宾格勒这样的学者甚至提出“西方的没落”这样的口号。这反映出对人文精神的某种呼唤。其中国的文化背景则是，“五四”以来对科学的普遍欢迎与接受，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哲学文化的反思。梁启超等人曾到欧洲考察，感受到欧洲人的情绪，写了《欧游心影录》一书，提出“欧洲文化破产”的口号，再加上“笔锋常带感情”（胡适语）的文字感染力，在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当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演讲〖2〗并发表后，科学家丁文江立即发表《玄学与科学》的批判文章，这场论战就从这里开始了。张君劢成了“玄学鬼”，而丁文江成了“科学派”的代表。当时，胡适、陈独秀、梁启超、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王星拱、唐钺、范寿康、朱经农、任叔永、孙伏园、章演存、陆志韦、菊农（瞿世英）等一批学者都参加了论战。
这场论战表面看来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但何为科学，何为人生观，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更不要说二者有何关系了。张君劢提出，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而科学则相反，是客观的、理论的、分析的、因果的、对象的。因此，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派则认为，科学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当然包括人生观问题。于是，他们提倡一种“科学的人生观”。但是，所谓“人生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既有科学的问题，又有价值的问题，因此，问题就涉及到科学认识与人生价值，进而涉及到一般认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上，科学有没有界限以及何为界限的问题。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科学究竟能不能究竟价值观的问题。当时所理解的科学主要是以因果论为中心的近代科学，而价值论则主要指自由意志学说（张君劢）和情感学说（梁启超等人）。
论战是混乱的。张君劢对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分，当然不完全正确，人生观与科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人生观”理应包涵科学认识的问题；但又不能等同于科学认识，它还有价值诉求的问题。在这方面，张君劢无疑提出了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真正问题。科学派捍卫科学的权威，推崇科学的作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究竟什么是“科学的人生观”？他们自己也没有说清楚。科学派批判玄学说，欧洲大战固然是欧洲文化的破产，但科学并不负责任，科学是“双刃剑”，既可以对人类有利，亦可以对人类有害。这显然是有说服力的。但是，科学本身正因为是“双刃剑”，所有并不能解决所有文化问题，科学需要价值的指导。
总之，这场论战很短，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结果。他们之中有人说，这是“胡闹一阵”（吴稚晖）。但是，这场论战的意义决不能忽视。这场论战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也是普遍性的问题，它反映了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时代课程，也反映了西方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问题。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些问题有关，甚至可以说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经过“五四”与“科玄论战”之后，学者们开始进行进一步反思，试图回答共同的时代课题，建立各自的哲学体系，一些哲学著作也陆续问世了。这预示着中国哲学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现代的中国哲学家，再不必引经据典，进行注释，而是面对西方哲学的挑战，重建中国哲学。他们根据其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或从批评与比较的角度，或从引入的角度，或从相互理解相互解释的角度，提出他们的学说。由此便有所谓“西化”与“本位”之说，“激进”与“保守”之说。方法问题也显得特别重要，但无论哪一种哲学，都改变了传统注经的形式，代之以独立创造与发挥，并且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西方哲学的某些观点与方法。在现代西方哲学家看来，新哲学的产生首先是新方法的产生，新的哲学就意味着新的方法，因此都很重视方法问题。新的中国哲学的重建，也有这个问题，既然传统的注经方法已经不行了，那就不能不考虑新的方法。但情况不尽相同，有的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讲中国哲学。其共同点是，在中西冲突中寻求、探索中国哲学的出路。一方面，要找到中国哲学本身的“生长点”；另一方面，又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的“照面”，因为西方文化包括哲学所造成的强势已经很难改变了。但尽管这样，中国的哲学家们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三、文化与生命哲学
首先从批评的立场重建中国哲学的是梁漱溟，其哲学形态是文化哲学，其主要方法是中西比较法，同时也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某些方法。在“科玄论战”之前，梁漱溟就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提出中国文化是“玄学的”，西方文化是“科学的”。他从人的“意欲”出发，说明文化的特征，将文化界定为“生活样式”。意和欲本来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且“意”字既有意念的意思，又有意志的意思，“欲”则既有“从心所欲”之欲，又有“物欲”之欲，这些都视其具体语境中的意义而定。梁漱溟所说的“意欲”，既继承了中国哲学的某些意义，又吸收了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欲望这一意义，因而更具有感性特征。由此出发，他提出中、西、印文化“三路向”说，认为西方顺着“意欲”一直向前，因此是奋进的、改造自然的，但又是太低的。印度逆着“意欲”向后看，因此是无我的，但又是太高的。只有中国文化是居中的，最合于人生，而代表中国文化的就是孔子儒学（他对宋明儒学有些批评），其核心就是以仁为基础的家族伦理。但梁漱溟决不是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是主张“全盘接受”〖3〗，问题只在于文化价值取向。
从哲学的角度而言，梁漱溟认为，中西哲学的区别是“情意”与“理智”的区别，“西洋人是要用理智的，中国人主要用直觉的——情感的”。〖4〗他在后来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更加明确提出，中西哲学的区别是“理性”与“理智”的区别，而“理性”是建立在“情”之上的，“理智”则是建立在“知”之上的。〖5〗重视情感的地位和作用，是梁漱溟文化哲学的一大特色，具有重要意义，只是他并没有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而是转向社会实践。他晚年修改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也说明了这一点。
梁漱溟所关心的，始终是文化价值的问题，并且从人的心灵问题入手求得理论上的说明，他被尊为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儒学之所以为“新”，就在于它是在中西比较中建立起来的，并吸引了西方人文主义的某些方法。特别是生命直觉的方法。
接着，从批评的立场重建儒学的重要哲学家是熊十力。他的哲学可称之为新的生命哲学或“变易”哲学，因为他强调生命过程及其创造变化的意义。熊十力哲学带有更多的传统色彩，但决不是与古代哲学毫无区别。除了时代内容和特点之外，其哲学不仅吸收了近代佛学的思维方法，而且吸收了西方生命哲学（柏格森）与过程哲学（如怀特海）的某些方法。尽管他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有限，但在当时西学大量翻译、介绍的情况下，他也有所了解，有所选择，有所批判。熊十力著《新唯识论》，提倡新的“唯识”即“唯心”之学，虽用传统的体用、能所等范畴讲主客、心物关系，但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心性之学，而是强调在更大范围内能够转变现实的主体能动的主体，也是本体，是刚健的，向上的，物则随心而转，故有生命意义。其“色心无实”、“只有此变”之说，则突显了“转变”的观念，不仅要“转识成智”，而且要“裁成万物，辅相天地”，完成生命本身所负的使命。
熊十力晚年又著《体用论》、《乾坤衍》，强调“体用不二”、“心物同体”和“翕辟之变”，自称是“新易学”。其“新”就在于突出了生命活动的过程及其感性力量。它不是使中国哲学改变其基本精神，也不是改变其基本形态（生命哲学），而是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熊十力哲学在方法上强调直觉，或以直觉为其主要方法。这既是儒佛进一步融合的结果，也是受西方直觉主义影响的结果。为此，他对西方的科学方法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科学与哲学是有区别的，不能用科学方法讲哲学。如此明确地提出哲学与科学的区别，这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是很少见的。“我们认为，科学、哲学，原自分途。科学所凭借的工具即理智，拿在哲学的范围内，便得不着本体。”〖6〗本体是要靠直觉的，直觉则不是主客对待的。这里不仅指出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而且指出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在认同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哲学，而不是跟在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后面抹杀中国哲学的特性，这是熊十力的重要贡献。
四、新理性主义哲学
以中西互释的方式重建中国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冯友兰和金岳霖。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在重建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冯友兰自觉地意识到，他生活在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他的任务就是为这种冲突提出一个解决。他认为，在他之前，学者们多采用“相互批评”的方式建立中国哲学，这自然包括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他现在要用“相互解释”的方式建立新哲学。他所说的“相互解释”解释将中西哲学看作是时代的差别，某种形式的差别，但二者之间能够“通约”。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概念明晰，逻辑清楚，而中国哲学则有“拖泥带水”的毛病。因此，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运用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重新分析中国哲学，使那些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他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冯友兰受过西方哲学的系统训练，他在建立“新理学”体系（以“贞元六书”为代表）的时候，吸收了新实在论的观点，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由分析经验开始而达到绝对“空灵”的形而上学的结论，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新理学”的材料来自宋明理学，但“新理学”的特点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其区别就在于运用了新的分析方法。他提出的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概念，都来自宋明理学，但意义确实不同。这四个概念是由四组逻辑命题得出的，而四个逻辑命题都是“分析命题”，因此，这四个概念具有普遍性。其中，理是纯粹的形式，气是纯粹的质料，道体是理气合一之流行，大全是“一切底有”或全体之有。而且，在他看来，有是存在的。
冯友兰所说的“分析命题”是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分析命题，这是另外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就有人指出，他的四个命题并不是真正的逻辑命题）。他的根本任务是重建新的形而上学即“好底形而上学”，逻辑分析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只是工具，并不是哲学本身。但是，为了建立一个不同于旧哲学的新的形而上学，又不能不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确实走了一条很独特的路。即便他的“逻辑分析”并不成功，但是作为一般的概念分析，仍有其价值，而且具有理性主义特点。
冯友兰的“新理学”，最终归结到人生境界的问题。这一点确实体现出中国哲学的精神。他在《新原人》中提出四种境界说，其中的“天地境界”确实是中国古代哲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境界本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安身立命”的问题，对于这一主题，冯友兰在《新原人》和后来的论述中作了充分说明，直到晚年都一直强调。但是，如何实现最高的人生境界？冯友兰强调“意义”的认识（“觉解”），最后落到概念的认识。这同《新理学》不无关系，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现代化的发展与解释。但是，从《新理学》的概念分析如何过渡到《新原人》的境界论，以及如何说明境界的特点，其间仍有值得商议的问题，因为境界并不是单纯是认识的问题。他在晚年提出直觉的重要性〖7〗，就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方法问题始终是冯友兰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在“贞元六书”的最后一书《新知言》中，他专门总结了方法问题。他提出可说与不可说，即正与负两种方法，并讨论二者关系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可说是发展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中国哲学确实很重视负的方法。不可说也要说，只有说了之后，才能保持“沉默”。不可说也是一种“说”，如同“烘云托月”。真正的哲学应是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创见。
金岳霖对西方哲学有深入了解与研究，是完全有资格同西方哲学家就西方哲学而不是中国哲学进行对话的一位中国哲学家，但他最关心的仍然是中国哲学的重建问题，他著有《论道》，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提出“式”、“能”等新概念，解释一切可能与现实的关系，与传统哲学迥然不同。但他又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概念“道”将“式”、“能”统括起来，成为他的哲学的“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在他看来，只有“道”才能体现“元学”的精神，也只有“道”不仅能“求理智的了解”，而且能“求情感的满足”。因为作为“最高境界”的“道”，是要解决整个人生的问题，而不是要获得某种知识。在这一点上，金岳霖和冯友兰是完全一致的。
金岳霖运用了严密的逻辑分析，其一系列推导完全是形式的，但这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也是建立中国的形而上学。与冯友兰不同的是，金岳霖在“理智”上更多地表现出西方哲学的特点，因此，他认为哲学是“概念（语言）游戏”。他在《论道》中所使用的绝大部分概念都是西方的。但他对“情感”问题特别重视，认为哲学不能只求“理智的了解”，还要求“情感的满足”。〖8〗也不能只求“推力、论证”，还要“传道”。只有“道”才能满足情感的需要，因此他说，在情感上他是中国的。这种要求情感与理智的统一，以“道”体现这种统一的诉求，正是金岳霖哲学的特点，也是他融合中西哲学的主要思路。应当说，他看到了中、西哲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即情感与理智的区别，但他也没有就此展开进一步研究。
金岳霖又著《知识论》一书，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新领域——认识论领域。西方近代哲学有所谓“认识的转向”，认识问题成为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成为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基础，但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未能开创自己的认识论。金岳霖可说是第一个自觉而又有系统地建立中国认识论的哲学家。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以“论道”的形而上学为前提和基础的，其根本目的是承认本然世界的存在，从而求得对本然世界的认识，其中，包括实在论的共相及其关联。但在方法上，他运用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从经验开始，而经验内容就是“所与”。认识从感觉经验开始而达到客观的理性化认识，既要靠“正觉”（即正确的感觉），又要靠意念对“所与”的接受与安排，其中包括抽象的思辨。“有知识就是有真命题”，真命题是表达事实的方式，而事实是“所与和意念的混合物”，是与客观的本然世界对应的。
金岳霖的知识论对中国哲学而言是全新的，他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都是西方的，但他力图摆脱西方哲学的心物、主客二分法，并批评了西方在认识问题上的人类中心论，从“道”的观念出发讨论认识问题，不仅弥补了中国认识论的“缺失”，而且为吸收西方哲学建立中国的认识论学说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建立认识论学说的哲学家还有张东荪。张东荪在“科玄论战”中就对科学派、西学派的一些混乱说法进行过批评。他对西方哲学有广泛了解，并进行过大量的传播与介绍。在金岳霖之前，他就出版《认识论》一书成为最早在中国建立认识论的哲学家。但他的认识论是一种多元的认识论，对西方各种认识学说都有所讨论，并认为各有其地位，他自身缺乏一以贯之的主张与体系。在初创阶段，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五、中西结合的其他尝试
重建中国哲学的另一位重要哲学家是贺麟。贺麟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有精深研究。在复兴民族文化的潮流下，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与哲学的复兴。但要复兴儒家文化，他认为必须大量吸收并转化西方思想，用西方哲学发挥中国哲学。在他看来，中国的儒家文化有以“格物”为标志的智慧之学，有以“礼教”为核心的意志之学，有以“诗教”为中心的艺术之学。中国哲学的开展，就是使儒家思想向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方向开展，并且重视为新科学奠定“精深基础”。这些工作都要在中西结合的过程中进行。
对儒家哲学，他尤其关注陆、王心学。如果说，现代中国哲学有“新理学”与“新心学”之分，而冯友兰提出并建立了“新理学”，那么，贺麟应当是“新心学”的真正提出者。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他特别突出陆、王心学的发展，就是为此作准备的。贺麟认为，陆、王心学重视自我意识，对个人与民族自觉都有意义，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对于求得心之所安很有价值。为此，他主张将新黑格尔主义与中国的陆、王心学相结合，建立新陆王哲学即新心学。但他后来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而是转向西方哲学的译介与研究了。
在30年代，随着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也有学者主张并宣传唯物论哲学。唯物、唯心之说是从西方近来的，在知识界也有反映，张申府、张岱年就是重要代表。张申府对西方哲学很有研究，他主张将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以及孔子的仁学结合起来，建立一种综合的哲学。他虽然没有写出专著，但他的这种主张不失为一种新的观点，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岱年则发表《论外界的实在》、《谭理》、《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等许多文章，主张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固有的唯物论传统结合起来，并建立唯物论的认识论学说。他还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的文章，正是提出运用“综合”的方法建立中国哲学，其具体作法是“将唯物、理想与解析综合于一”，即将中西唯物论、中国的理想主义、西方的解析即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中国哲学，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综合创新”。
从哲学本体论与方法论上说，所谓“综合”，主要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是在本体论上将近现代西方唯物论与中国古代唯物论的传统哲学相结合，二是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法相结合。这里除了引进西方的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之外，重要的是要重新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与辩证思想。在后来的研究中，他除了对张载等人的思想进行系统论述之外，很好地运用了解析的方法，对中国哲学中的观念范畴进行了精深的解释。
六、道德形上学的重建
在这些哲学家中，除了金岳霖具有道家的某些特征之外（其实他所说的“道”不全是道家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的哲学及其主张，都与儒家哲学有关，因而被称为当代新儒家。50年代以后，熊十力的弟子们在海外发挥熊氏学说，推动了当代新儒学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回到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在中西对话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人有鉴于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世称新儒家宣言。他们针对西方某些人的中国文化观，指出中国文化虽有病但未死亡，而且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的心性之学，就是中国文化生命力之所在，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之所在。他们共同举起中国文化的旗帜，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此后，不断出版著作，阐明儒学的当代价值，重新建构儒学体系。唐君毅出版多卷本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提出“九境”之说，按照主——客——合的模式，将世界上的各种哲学统统纳入“九境”之中，而以中国的“天德流行”之境为最高境界，表现出他的宇宙情怀。徐复观则通过对先秦哲学与两汉思想的研究，发掘现代人所需要的理念。
其中，在哲学上最有建树的是牟宗三。牟宗三开始是从认识论、逻辑学入手，后来研究康德，发现康德哲学，特别是康德的道德形上学，最能与儒家哲学相结合。因此，“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就成为他发展新儒学的主要工作，并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
牟宗三建立了一个道德形上学的体系。他把康德的自由意志、道德自律与儒家心学中的良知、仁体、心体性体结合起来，将道德本体提升为宇宙本体，以此区别于康德仅由道德讲形而上学（即“道德底形上学”），而是变成由道德“进至”形而上学（即“道德的形上学”），成为“既道德又宗教”的哲学。其关键是“智的直觉”的提出。康德认为，人是有缺陷的，不可能有“智的直觉”，只有上帝才有“智的直觉”。但牟宗三提出，儒家哲学主张人有“智的直觉”，这就是良知、仁体。因此，人“既是人又是神”，可以达到形而上的最高点。他还提出两种存有论（即“有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的学说，试图解决“转识成智”的问题。晚年又出版《圆善论》，试图解决“德福一致”的问题。这些沟通中西哲学的工作，都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牟宗三也运用西方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讲形而上学，提出“分析命题”的问题，但基本上是思辨理性的讲法。
牟宗三也想解决科学与民主的问题，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他提出“良知坎陷”、“返本开新”的方法，即良知“退让”一步，实现一次“辩证”的曲折，让知性得以发挥其作用，但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难行得通的。
牟宗三之后的新儒家们，已经开始发生分化，他们以更加开放的心胸对待中西哲学与文化的问题，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探索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途径。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从儒学中吸取有价值的精神资源，而不是建立儒学体系。在开放与多元的时代，儒学已不可能占主导地位了。
七、中国哲学的新阐释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哲学的研究及其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出现了活跃气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中西之争又被重新提出。随着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不断进行，中西对话的条件不断成熟，不仅西方的哲学与文化走进中国，而且中国的文化与哲学也开始走向世界。但究竟如何解决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
就一般文化问题而言，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收西方文化，特别在价值观上主张保持本民族的自尊与自信，振兴民族精神，不能也不可能离开本民族文化的“根”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对“五四”进行了重新反思，尤其对“”及其严重后果进行了反思，认为文化的“断裂”决不是建设现代文化的出路，而是完全相反。这类学者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反对文化虚无主义，有的用东亚现代经济发展与崛起这一事实证明儒家文化有新的生命力，至少不是与现代文明相冲突，而是能够适应的。这当然不以为着全盘承受，而是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与“转化”。
另一种倾向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文化，已经过时，不仅与现代工业文明不相适应，而且起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只有将传统文化彻底扔掉，接受西方的现代文化，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类学者认为，“五四”精神不是继承多了，而是发扬不够，所有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这两种倾向，前者被归结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本位主义，后者被归结为文化激进主义或西化主义。与此相关的，有“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争，有“民族性”与“时代性”之争。这种争论带有“五四”时期的回声，都与中国的现代化这个主题有关，但是又有新的时代特征，其最大特点就是在世界经济与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进行争论。这种争论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具体成果，但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就中国哲学而言，首先是冲破了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即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束缚，能够自由地多视角地进行研究，开拓出许多新领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研究方法也有新的开展，除了西方传统哲学之外，还吸收了现代的新方法。比如有的与存在主义哲学进行比较，有的引进现象学的方法，有的试图建立中国的解释学，有的则与后现代主义哲学进行比较。同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能运用西方的某一种哲学及其方法研究或建构中国哲学？也就是说，能不能超越前辈学者而有新的前进，新的创造？这决不意味着不需要了解和吸收西方哲学，而是需要更多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哲学。只有这样，才能在相互比较中重新思考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及其精神价值，从而在多元化的格局中进行对话，至于“融合”，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我们认为，人类有共同的本性，也有共同的问题，但是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因而显出了不同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不同特质。只有首先真正了解中国哲学的个性与特殊性，才能了解共性与普遍性，才能有相互对话、相互理解与吸收、融合的可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理解西方哲学的精神及其发展走向，还要有现代的问题意识，更重要的是，要从更深的层次上重新理解与诠释中国哲学。因为在历史的阐释中，中国哲学不仅有丰富的多层面的内涵，而且永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现在又有人提出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在西方，中国哲学一般被归入“汉学”，这本身就意味中中国似乎没有哲学。有些中国学者也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实际上并不具备“哲学”的要素。这个老问题重新提出，说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冲突依然存在，而且更具有挑战性，它关系到能不能以及如何重建中国哲学的问题。“哲学”一词固然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我们讲中国哲学，也使用西方哲学的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问题，也不意味着中国的哲学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与独特性，关键是要作出符合中国哲学义涵的界定以及在特殊语境中的特殊意义。揭示出这种独特性，用现代语言讲出来，就是中国哲学。只有立足于这一点，才能讨论吸收西方哲学，重建中国哲学的问题。
我们承认，中西哲学各有特点，各有贡献。中国哲学有丰富的人生智慧（不等于“知识”）和生命意识，但缺乏概念化、形式化、理论化的系统，往往以诗化的语言表示出来而缺乏精密论证，富于生命体验而缺乏知识化的形态，长于解悟体知而缺乏逻辑推导。西方哲学概念明确、逻辑清晰、论证严密、注重方法，有知识学传统，但又过于知性化。西方哲学重视人的智性、理性（后现代哲学则对此提出了批判），而中国哲学重视人的情感、德性或性理（是一种特殊的理性）。这些不同特点，不能简单地用“是”与“非”、“好”与“坏”取评价。我们之所以必须了解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及后现代哲学文化，是为了更好地重新反思与估价中国哲学，阐明其精神特质，发掘其精神资源，而不是用西方哲学套解中国哲学。未来的中国哲学，决不可能简单地靠移植西方哲学来建立，它只能在中国哲学的根基上吸收融合西方哲学而生长出来。
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时期，要发展中国哲学，就必须提倡理性精神。这不仅是推导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也是重建中国哲学的需要。因此，我们要以开放的心胸，积极吸收西方哲学的一切成果。问题在于，不能由此否定中国哲学的成就与贡献，正好相反，应当在现代视野的关照之下，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中国哲学的精神义蕴及其内在价值，进而在中西“对话”中，在“综合创新”的过程中求得发展。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将是艰难的，也是光明的。
注释：
1、《严复集》，第54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清华周刊》，第272期。
3、4、《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28、47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38页，路明书店1949年版。
6、熊十力《新唯识论》，第248－24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